預科的時候最喜愛的課文是殷海光教授在台灣政大的講辭《人生的意義》。多年後見到他當時的學生，今天的大師陳鼓應教授才了解到，他們當年是如何在國民黨白色恐怖的非常生活下，仍然堅持講真話的勇氣！台灣在他們一代人的堅持下，終於建立了令不少中、港兩地青年人羨慕不已的Dreamland ，令到這頭當年凶猛如狼的國民黨變成溫馴如羊。教授在晚餐時不斷告誡我，不必急於一時，要小心保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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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海光：自由的悲劇徵象- 自由主義在近代中國（23、24）
作者: 陳奎生
一、
殷海光本名福生，湖北黃岡人，他自稱“後五四時代” (postMayfourthian) 人，
是上世紀下半葉中國自由主義的中流砥柱，一位特立獨行不見容於世的悲劇思想者。
殷海光早年即對邏輯與哲學深深著迷，高中二年級十七歲時即翻譯了《邏輯基本》一書。
1937年“七七”事變後，殷海光於次年進入昆明西南聯大就讀，師從金嶽霖，1949年到臺
灣，在台大哲學系任講師，幾年之後升任教授。殷海光演講邏輯透徹，廣博清晰，激情洋
溢，富於魅力，以至他在台大的演講總是擠滿了聽眾。學生們之所以喜歡他，“是因為他
不但有學問，而且有自己的思想，同時待人又非常熱誠坦白”。自此，台大哲學系遂成為
中國自由主義在五、六十年代的思想重鎮，他成為20世紀五、六十年代臺灣青年最崇拜的
精神領袖、抗暴旗手、民主鬥士、啟蒙大師，哺育了一批英才，對臺灣的思想變遷乃至社
會、政治變遷都產生了奠基性的影響。
1949年11月，殷海光與胡適、雷震等人在臺北創辦影響巨大的綜合性半月刊《自由中國》
，任編委兼主筆。這個雜誌的發行人雖為胡適、雷震，因胡適不在臺灣，雷震以負責行政
事務為主，靈魂人物卻是殷海光。每有文章，人皆矚目。他用言論、思想給《自由中國》
雜誌導航，使該雜誌聲望日隆。在這段時期，殷海光對於現實政治極為不滿，不斷與國民
黨威權政治發生激烈的言論衝突。在雷震因組黨被捕、《自由中國》被查封的“雷震案”
爆發不久，為減輕其發行人雷震先生的所謂“罪嫌”，殷海光不顧個人之安危，與友人共
同發表了轟動一時的《〈自由中國〉言論撰稿人共同聲明》，大義凜然，共同承擔言論責
任，在黑雲壓城的危急時刻，凸現了他的嶙峋風骨與道德勇氣。
殷海光對自由主義的理解最初是從邏輯實證主義切入的。在求學于金嶽霖期間，他對數理
邏輯、分析哲學、科學哲學以及社會學理論下過相當大的功夫。因此，對於羅素一脈的自
由主義曾經相當服膺。同時，他以五四的傳人自詡，也曾是反傳統主義的中堅人物。這是
他大半生信奉的思想主軸。但是這一思想傾向，在其晚年，有了一些轉變。他在回答他人
自己何以致此時說：“人的思想是有階段的，而且是會轉變的。我之所以轉而喜歡中國文
化，有四個原因：（一）從思考反省中所得的瞭解：中國文化對於生命層域的透視，對於
人生活動的安排，我漸漸地有較深的認識；（二）從生活的經驗中體會出來的：回味以前
的鄉居生活，這種生活給人帶來清新、寧靜、幽美、安然、自在--這才是人的生活，才是
人所應過的生活，這種生活是產生中國文化的根源；（三）我受了Eisenstadt, Parsons等
人影響；（四）最近受了張灝和徐先生的刺激，引起我對於中國文化的一番思考。”
（《春蠶吐絲》，陳鼓應編，增訂版，頁86）
殷海光臨終前，東海大學的徐複觀去看望他，他對徐承認自己以前的某些說法不對。後來
甚至在信中對徐複觀這樣說“相識二十多年來，先生常為海光提到時厭惡的人物之一，但
亦為海光心靈深處所激賞的人物之一”。這一自白，呈現出殷海光為人的坦蕩胸懷以及服
膺真理的氣度。
殷海光對於中國自由事業的影響，與其說是思想理念方面的，不如說更重要是在其人格
風範和道德勇氣上。他的政論發言權被剝奪，專書被禁，出國權利遭褫奪，但他的凜凜風
骨，他的悲劇抗爭，他的責任擔當，他的滿腔熱誠，使他在臺灣成為自由主義的殉道者和
理想標杆。
二、
在某種意義上，殷海光與徐複觀之間的戲劇性關係，象徵了中國現代自由主義與中國傳
統價值（特別是儒學）之間的分分合合的戲劇性關係。
由於自我認同為五四傳人，在很長一段時期內，與胡適、魯迅等人一樣，殷海光對中國傳
統是持激烈批評態度的。但是，離開了書本，殷海光通過自己一生的經歷，深切體驗到：
"中國的自由主義者先天不足，後天失調。"他指出，中國版的自由主義與西方原版的自由
主義不可能一樣。像西方自由主義者那樣的自由主義者，在中國真是少之又少。一個真正
的自由主義者，至少必須具有獨立的批評能力和精神，有不盲從權威的見解及不依附任何
勢力集體的氣象。他批評胡適本人及胡適以降的知識分子，思想根基淺薄，心智麻木，失
去了獨立思考的判斷力，缺乏道德勇氣、擔當精神和批判精神。殷先生為什麼要對賦有浩
然之氣孟子倍加讚揚，原因即在於此。殷海光晚年愈來愈認定：孔仁孟義所代表的道德價
值，是傳統儒學與自由主義重要的相契之點。所謂中國自由主義者如殷先生舉出的嚴複、
譚嗣同、梁啟超、吳虞、胡適、吳稚輝等，先天不足，後天失調，乃在於他們得了資源匱
乏症。
殷海光晚年思想轉向最重大的意義，是啟發後人思考自由主義與傳統思想資源的關係問題
。他說："中國的傳統和西方的自由主義要如何溝通？這個問題很值得我們的深思。"這雖
是他在臨終前正式提出的，然而關於類似問題的反思，我們亦可追溯到1965年。殷先生在
《中國文化的展望》中批評五四以來影響甚巨、附和甚眾的陳獨秀的議論--"要擁護那德先
生便不得不反對孔教、貞節、舊倫理、舊政治；要擁護那賽先生，便不得不反對舊藝術、
舊宗教；要擁護德先生又要擁護賽先生便不得不反對國粹和舊文學"。殷先生說，類似影響
大的言論不一定正確。"一種言論如因合于一時一地的情緒偏向和希望而形成了所謂
'時代精神'而被普遍接受，那麼錯誤的機會可能更多。這類'時代精神'式的言論，等到時
過境遷，回顧起來，加以檢討或分析，往往發現是'時代的錯誤'。“我現在要問：如果說
必欲倒孔才能實現民主，那麼西方國邦必須掃滅基督教才能實現民主。但是，何以西方國
邦實行民主和信奉基督教各不相傷呢？我現在又要問：如果說必欲反對舊文學和藝術才能
提倡科學，那麼現代西方國邦科學這樣高度發達，是否同時停止究習古典文學和藝術了呢
？”殷指出這種非此即彼、二元對立的思考在邏輯上完全不通。他又說：“也許有人說，
基督教義與孔制不同。基督教義涵育著自由、平等和博愛，所以容易導出民主政治。孔制
裏沒有這些東西，所以無從導出民主政治。因此，中國要建立民主，必須排除孔制，另辟
途徑。我現在要問：孔仁孟義，再加上墨氏兼愛，為什麼一定不能導出民主？”這是對整
個現代中國知識界的天問！
中國自由主義者的現代課題，不是對中國傳統的全面否定，而是對傳統創造地改進。
就民主政治所需要的公共空間、道德社群而言；就消極自由層面的分權、制衡、監督機制
和積極自由層面的道德主體性而言；儒家和傳統諸家都有可供轉化和溝通的豐富的精神資
源。
1966年12月1日，殷海光在給林毓生夫婦的信中無不悲傷地說：“你知道我在這個島上
是島中之島。五四以來的自由知識分子，自胡適以降，像風捲殘雲似的，消失在天邊。我
從來沒有看見中國的知識分子像這樣蒼白失血，目無神光。他們的亡失，他們的衰頹，和
當年比較起來，前後判若兩種人。在這樣的氛圍裏，懷抱自己的想法的人之陷於孤獨，毋
寧是時代的寫照。生存在這樣的社群裏，如果一個人尚有大腦，便是他不幸之源啊！”
這是殷先生個個人悲劇，也是中國自由主義的時代悲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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