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上的秩序大抵依賴自治(道德風俗)與他治(政府法制)來維持的某一種規律。
而"治理"又不外乎是"允許"與"禁止"兩端交互運用，再輔以延伸的"獎勵"或"處罰"來試圖構成天秤兩端的平衡。
但相對於"禁止"來說，"允許"是很容易的；所以法律沒說不能做的事，你就可以做。
但"禁止"很容易嗎?
禁止行為容易，禁止想法困難；而禁止不了想法，那行為也將慢慢脫離控制。
所以1549年，朱紈自殺了。
誰是朱紈?
我盡快簡單的說給你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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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心、思想與錢流，向來是很難掌握的三個要素；它們都與"慾望"有關。
而慾望無法被看見，所以無法被具體的管束；但有沒有人試著去管束?
有。男尊女卑觀念強烈形成的兩宋時代稱得上一次；明清以來無數的文字獄，算得上一次。1942年起，中共在延安的整風運動，一路拉到現在在中國網路上一堆關鍵字不能被查閱，其實也都很廣義的算在裡面。
這些行為都成功了嗎?
如果要說的是"行為是否被禁止了"，或許算成功。
但對這些事件有點了解的人其實都知道真正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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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早期有一種東西叫做"愛國獎券"。
如果你知道，別說你知道；因為那會讓人家知道你有點年紀了。
這是政府為了找財源而讓臺銀發行的一種獎券；從1950發行第一期時，一張5塊，彩金是20萬；到1982年的最後一期時，一張來到100塊錢，獎金已經上看1000萬了。
後來為什麼廢了?
因為開始有人用愛國獎券的末兩碼組織起"大家樂"。玩法很簡單，00~99中間選兩個數字，只要數字跟愛國獎券第八獎的後兩碼相同，就中獎。
對當時經濟起飛、很多人有錢了，但投資管道很少的台灣人來說，這是一個增加財富的好機會(另一方面，當鋪跟地下錢莊也因為游資太多而暴增)
而有點年紀的人都會知道當年大家樂到底有多瘋狂，害多少人妻離子散、家破人亡；這讓政府有個非常好的理由取締"大家樂"，但也因此被迫在1987年(12月27日)結束愛國獎券的發行。
#政府可以發行賭博性質的獎券_但禁止民間賭博行為(我微笑不語啊)
大家樂沒了大家就不賭了嗎?
沒有，他們從香港找來了同樣性質的六合彩，照樣在玩；而它的範圍小一點是49個號碼裡選6個。
我還記得我爸會在那些香港開獎日的晚上，打開電視看第四台很後面的不知名頻道，旁邊跑馬燈會有奇怪的字串：“通知分機38、43、17、02.....的工作人員馬上跟總機18聯絡。 ”
(怪了，有分機號碼不直接打去 ，而要昭告天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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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隨著股市的發達與各種投資管道的漸漸暢通，台灣人的游資有了去處(但諷刺的是隔年股票就上萬點，之後的事大家也都知道了......)
六合彩不死但也沒有大家樂這麼瘋狂了。只是台灣人照樣在賭，而且越賭越大；政府抓賭博，抓到同一個空間裡面開兩個博奕遊戲又有現金，就能把人帶回警局；而且從我小時候到現在都還是這麼搞。
這意味了兩件事，一是人的血液裡真的留著賭博的因子。二是大家都愛賭，就能製造出極大的金流。
光是1950~1987的愛國彩券都能夠累積689億元的銷售額，你猜猜檯面下的各種賭博能有多少?
你知道、我知道，連獨眼龍都知道的事，政府會不知道嗎?
政府當然知道，於是2004年政府開始販賣只有當年愛國獎券半價的大樂透，玩法正是49個號碼裡選6個......覺得這個玩法很熟悉嗎?
再次證明了兩件事 :
一是人心似水，弱的時候你再怎麼禁止，它們也能找到出路外流；而強的時候，你攔也攔不住。
所以既然人心嚮往，你禁止了也禁不完全；而既然有利可圖，你跟人民對著幹，也是吃力不討好。
所以另一件事就是既然吃力不討好，那就開放；那不就既能討好人民，自己又大作其生意了。
但再度證明了，#就算法律規定違法的事_只要政府來做就是合法。
也是在這個背景下，朱紈他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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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在朱元璋時期就至少下了五次海禁令。
命令中，人民不得私通東西；不能私通，自然也就不能貿易。
但在"#法律規定違法的事_只要政府來做就是合法"的前提下，明朝政府是允許各國前來朝貢的；而前來朝貢的各國，只要上貢一點東西，就能得到好幾倍的回禮；而且途中還可以進行各種交易。
這難道不是貿易嗎?
當然是。所以中國還是有跟外國人做生意的。
那民間呢?
政府說不能做，就是不能；所以要偷偷來.......
但為什麼法令都禁止了，沿海人民(廣東、浙江、福建等)為何要冒著殺頭危險來從事這種被稱為"走私"的行為呢?
一方面是利潤很大；但更重要的是 : 中國沿海的很多省份縣市都是山多田少，在天然資源缺乏下，靠海的人自然不是當漁民，就是跑船做生意，這是他們維生的手段跟千年來的傳統。
結果呢，在日本人自己商隊勢力內鬨的情況下(加上中國主事的官員也沒處理好)，結果引發了一場流血衝突；這讓皇帝非常不高興，下令關閉朝貢管道。
如此一來，唯一的貿易通道都斷了，中國皇帝覺得自己處罰了這些不聽話的外國人；卻沒想到這是助長了原本就屢禁不斷的走私貿易。
-----這次講不完，只能等下次作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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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來故事不很長
#但加上彩券跟大家樂就變長很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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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樂家破人亡 在 追查大家樂次文化的前聲－《台灣百年樂透》讀後感 的推薦與評價
書名：《台灣百年樂透》
作者：張敦智
出版社：博揚文化
出版時間：2006年三月
頁數：250頁
一、 人類的原罪
賭博，是人類自古的原罪。所謂的賭博，就是事先約定好某種方式，藉此分出勝負，使得
投注者的金錢或其他抵押品在彼此之間轉移。它所帶來的樂趣極大，危害亦深。每到農曆
年節，台灣人總不免與親朋好友小賭一把，藉此溝通情感，打發無聊的漫漫年假。正所謂
小賭怡情，勝者雖不免眉開眼笑，輸者也不至於捶心頓足。但是若賭金過大，則可能互相
呲牙咧嘴、怒目相視。更別說那些在職業賭場上揮金如土，導致傾家蕩產、家破人亡的人
倫慘劇。
鑑於賭博的危害，許多國家的政府皆採取禁絕的方式。中國在戰國時期，魏國李悝所著的
《法經》即記載：「博戲罰金三幣；太子賭博戲則笞，不止，則特笞，不止，則更立。」
這段話是說魏國對於普通老百姓，犯了賭罪則予以罰金，太子則需更為嚴厲，就算更換太
子也在所不惜。類似的禁令從戰國到延續中華文化的台灣皆有，只是在漫長的兩千多年裡
，賭博從未真正根絕過。
根據戈春源的研究，會參與賭博的人有以下幾種類型：
1. 消遣娛樂型；這種完全是為了好玩或消磨時間而進行的賭博，前面提到台灣人
過年過節的賭博行為，如打打衛生麻將，即是此類。
2. 炫耀型；為了表現自己有錢，下再多賭注都無所謂。香港上層社會以參與「馬
會」為榮，即是這種心態的反映。
3. 消愁解悶型；利用緊張的賭戲來使心靈上獲得抒解，如梁慶通在《我的妻子》
裡，描寫當他寫完一份稿後，他的老婆便會為他安排一場麻將，讓梁把「滿腦子的文字符
號、人物形象全拋之九霄雲外」。
4. 別有用心型；參與賭博不是為了錢、或是當作消遣用，而是做為交流感情之用
。
5. 好奇型；顧名思義，單純為了好奇而嘗試。
6. 上癮型；這類型是本文要探討的重點。這種人的自制力較差，輸了就想翻本，
贏了還想再贏。原本只是想找個刺激，或是當作消遣，亦或好奇使然，結果卻越陷越深，
甚至不惜變賣家產。有一句中國的賭徒順口溜挺有意思的：「上班不如擺攤，做小生意不
如愛司老K」說明了這種類型的賭徒之心態。[1]
上述六種類型中，以上癮型最引人注目，報章雜誌上也常披露類似的社會事件。如果賭博
能夠以政府統一管理，那不僅能增加稅收，更能減輕社會治安的壓力。如中國的澳門、美
國的拉斯維加斯等。台灣雖然沒有開放賭博，但是其發行的彩券亦是賭戲的一種。它除了
能提供購買者一絲中獎的希望，也能增加政府的財政上的收入，或是用於國家建設、民間
公益之上。台灣彩券風潮從清治時期即有，菲律賓馬尼拉的「天財票」、「呂宋洋票」以
及中國兩廣地區的「白鴿票」等都在台灣島上流通過。正式由統治者發行是從日治時期開
始，至今也已有百年的歷史。從日治到戰後的彩券雖爭議不斷，對社會造成許多影響，但
仍是政府增加收入的良方。
《台灣百年樂透》為作者張敦智的碩士畢業論文改編而成，是一篇敘述台灣彩券發行的編
年史。作者首先描述了台灣移民社會「趨利、冒險」的性格；再談到日治初期，總督府為
了發行增加收入開始發行彩券，卻因有太多不良影響，以致於發行五期即告終。直到日本
對華戰爭開打，才又發行公債支付戰爭開銷。戰後的國民政府在1950年發行了愛國獎券，
卻在1987年因為「大家樂」的風靡而停辦。之後除了台北市銀行在1989年發行三個月的刮
刮樂獎券，以及1999年發行的台灣銀行公益彩券，其他並沒有辦連續數期的彩券[2]。
2002年才開始由台北富邦銀行發行樂透彩[3]。這本書不僅介紹台灣彩券發行的歷史，也
敘述從台灣彩券衍生出來的文化，以下純就彩券帶來的次文化討論。
二、 台灣人的社會性格
台灣戰後所發行的愛國獎券共1171期，為期37年。它除了帶給政府極大的收益之外，也影
響社會的治安。根據民族學者胡台麗的研究，「大家樂」一詞最早在1985年出現在報紙上
，之前稱為第八獎。這種賭博方式由「愛國獎券」的獎券行發行，並且引發了瘋狂的鬼神
祭拜求「明牌」的活動。大家樂並沒有隨著愛國獎券的停辦而消失，反而轉為「六合彩」
繼續運作，追求明牌的方式也持續存在，從愛國獎券到大家樂，直到現在的樂透彩，民間
追求明牌持續不歇，從傳統的求神問卜，亦或電腦、特異功能者、紫微斗數，可說是無所
不用其極。這即是我想要探討的次文化，但是是彩券本身即會造成次文化的發展呢？還是
台灣固有文化驅使彩券發展次文化？這是個大哉問，也值得吾人深思。
或許這樣的文化源自於台灣多數人的原鄉－中國福建與兩廣地區。張敦智認為16世紀中葉
（1632－1566年）35年之間，閩南地區平均每一、二年就有一次亂事，動亂的頻繁造成經
濟的惡化，天災亦頻傳。到了明中葉後，國內商業發達，葡萄人與日本人也來到閩浙沿海
地區試圖與明帝國貿易。閩南地區的困苦農民就常無視明帝國的禁海令與日人、葡人貿易
，當地的富豪更不能放過這種機會。因此明嘉靖以後，漳州海澄縣的月港成為富饒的走私
中心。從農業到商業，福建的經濟系統起了很大的變化。明鄭若曾的《籌海圖編》記載：
「沿海地方，人趨重利…漳泉為甚」說明了這個現象。
這樣冒險與趨利的精神隨著閩南移民到了台灣仍持續發展，成為台灣社會的主要性格。張
敦智在書裡描寫了台灣在清治時期的社會，並引述康熙年間巡台御史黃叔璥《台海使槎錄
》「赤嵌筆談」中的句子：
…千倉萬箱，不但本郡足食，並可資瞻內地，居民止知逐利，肩販舟載，不盡不休，所以
戶鮮蓋藏。
這段話說明了當時台灣島內農產豐富，不僅能讓島內居民食用，還可供給中國大陸，居民
皆為了利潤奔走，即使是要給自己食用的稻米也拿去賣了。如此的風俗讓台灣成為了「台
灣錢淹腳目」的寶島，錢財累積的過快，也讓住民產生奢侈的風氣，賭風盛行。清帝國朱
景英的《海東札記》裡，海東札記券三的記氣習裡談到：
無男女老少，群然好博。有壓寶、壓字、漫抓攤、簸錢諸戲。洋錢，大者一博動以千計。
日本開始在台灣進行殖民統治後也對台灣盛行賭風的問題感到棘手。張敦智指出，台灣人
民對呂宋洋票情有獨鍾，鉅額的資金屢屢向海外流出，雖然總督府始政時制止，但私底下
買賣彩票的情況依然嚴重。張根據鶴見佑輔的《後藤新平傳》認為，台灣總督府決定「使
賭博合法化，防止資金流失」，決定自行發行彩票，這項決策出自民政長官後藤新平的「
生物學政治」，後藤新平認為「處在競爭的社會中，如果要展開個人的前程，唯有遵循生
物進化的原則。它的要件有二：一是順應或同化周遭的事務；二是保持自我，發揮個人特
長。」
因為抱著這樣的理念，1900年8月總督府派遣淡水稅關長官宮尾舜治到南洋群島及印度考
察西班牙、英國與荷蘭的殖民成果，順便調查菲律賓馬尼拉的「富簽」[4]，1906年9月28
日正式發行，名稱就叫「台灣彩票」。
台灣彩票發行之初反而是台灣島內的日本人較為狂熱，連日本內地的人都為之著迷，紛紛
發函向台灣銀行訂購彩票，可是在日本此屬違法行為，銀行只好回寄刑罰規定（明治十五
年五月第二十五號佈告），信件之多差點台灣銀行癱瘓。台灣人起初多持觀望心態，第二
期之後才漸漸風靡。因為關於彩票的犯罪行為頻頻發生，諸如變造彩券、侵佔、日本內地
的違法購買與持有等等，台灣總督府遂在1907年，彩券發行第五期後宣布終止發行彩票。
照這歷史看來，彩票對於當時的台灣人與日本人仍過於前衛，台灣島上的人對於彩票帶來
的利益趨之若鶩，也似乎證明了台灣人的社會性格。
台灣人的社會性格到了1980年代，台灣的經濟起飛後更加凸顯。根據張敦智的調查，1980
年愛國獎券的銷售量逐年成長，到1985年達到最高峰，經建會預估當年的經濟成長目標，
成長率為8.25％，外貿將突破六百億美元，國民生產毛額到達3389美元，社會上到處游資
充斥。張敦智以為，「大家樂」的形成最早是在萬華地區[5]，彩金的比例高達90％，遠
多於愛國彩券的45％。從台灣經濟發展面來看，1985正是台灣經濟快速成長之時，國民所
得快速攀升，台灣人也有閒錢能更參與「大家樂」，滿足以小搏大的慾望。在這樣的背景
之下，大家樂的次文化焉然而生。
三、 彩券帶來的「明牌」次文化
討論「明牌」次文化之前，先為次文化做個定義。次文化是指在一個較大的母文化中，與
母文化有不同行為或信仰的文化。次文化的社會團體與主流意識不同，他們對自己的服裝
、興趣、音樂喜好等都有自己的取向。次文化追求的是一種小眾的風格，如地下搖滾樂團
即是一例[6]。至於大家樂的次文化，即是指追求「明牌」的行為。其中如看香灰、神明
的「賜圖」、算機率等。
胡台麗以信仰為主，研究大家樂帶來的「瘋狂」行為，以中部報紙為研究方向，但考慮到
新聞多喜好強調奇特的事例，且缺乏社會心理層面，另外在台中市南屯區做田野調查的研
究。在她的《神、鬼與賭徒－「大家樂」賭係反映之民俗信仰》中，列舉了1986年部分關
於大家樂的新聞，茲摘錄如下：
（10）「七壙古墓午夜人鬼同樂，八方賭迷排山倒海而來，萬人祭拜裸舞助興瘋狂至極」
：彰化市的「七壙」古墓的大家樂迷昨日凌晨瘋狂程度達到頂點，至少一萬人擠在墓前祭
拜，全裸脫衣舞康樂節目在旁助興，飲食攤販排滿，自用車近千輛，包括高雄賭徒包乘的
二輛遊覽車，場面熱鬧，交通堵塞，令人咋舌（《台灣日報》，七十五年六月二十二日）
（中略）
「大家樂」賭徒祭拜孤魂野鬼的新聞共出現二十五則，以七十五年五月及八月最多，由例
七～十可見盛況之一般。其中以彰化七壙墓聚集了上萬人最為驚人。…自從傳出「大家樂
」賭徒在該處拜求靈驗的消息，連續數月吸引大批人潮，甚至有商人在該處搭建啤酒屋（
《台灣日報》，七十五年六月二十二日，七月二日）。農曆七月十五（鬼節）之夜則有成
千上萬台中市民前往市郊各處公墓祭拜無主荒墳及萬善祠中的孤魂野鬼。有的拿沙盤、米
盤仔細觀察，有的膜拜求籤，有的靜坐觀四方景象希望悟出號碼…[7]
大家樂帶動了民間祭拜鬼神以求明牌的文化，甚至迷信新聞事件中的數字。張敦智即舉一
例說明幸運號碼的迷思：
追求明牌及幸運號碼早在愛國獎券時期就有了，人們會針對某幾個號碼而遍訪全省各地的
獎券行，購買有類似號碼的彩票，但這也只是少數人的行為。直到民國七十五年（1986年
）「大家樂」興起之後這種追求「明牌」的行為，以逐漸成為全民運動。大家樂的樂迷們
為了求明牌，求神、拜佛、祈夢、尋求生活有關數字暗示的號碼，幸運簽中者，則酬神演
戲、送金牌、捐香油錢，不一而足…
明牌發熱的效應發展到最後為省議員牌、立委牌、臺銀牌，最後甚至懷疑定期開獎的愛國
獎券之公信力…在省議會公報中，當時任省會議議員的廖泉裕，在省議會質詢報告中就說
出議員牌的由來：「…愛國獎券從1166期開始，很湊巧（台灣銀行）通知我的公文，很多
人跑來要看我的字號，我說你看這個管用嗎？他說廖議員這管用、管用，他們就抄下來了
…」[8]
大家樂除了這些看似瘋狂的行為，也帶來一些商機。當賭徒求得明牌，碰巧讓他簽中了之
後，賭徒高興之餘「還願」給神明，因此諸如脫衣舞、布袋戲、歌仔戲業者皆受益。亦有
未簽中者，憤而遷怒於神明。如《台灣日報》在1986年9月22日的報紙上便報導一位住在
員林的賭徒，因向土地公求得一支明牌後，將所有財產簽賭，結果未如所願，氣憤之餘買
了除草劑去祭拜土地公，還說：「你既然要讓我死，我就讓你去死。」令在後頭跟蹤的親
友啼笑皆非。
求明牌的行為從愛國獎券時期到大家樂時到達高峰，然而並沒有隨著大家樂的消失而停止
，六合彩接續了這樣的次文化，明牌文化雖然較低迷，但從未消失過。到了2002年的樂透
彩，又開始了另一波求明牌的熱潮。明牌文化的表徵以「明牌報」最能清楚表現。這種只
在個人經營的雜貨店（或超商）才買得到的明牌報[9]，裡頭有近幾期的樂透（或六合彩
）開獎數字，還會把下一期可能產生的數字「算」出。除此之外，還有某某宮、廟的乩童
以神明之名畫一些圖來讓信徒自己「參悟」，看起來真是讓人非常不可置信。雖然只是少
數人的行為，然而就筆者到台北縣新莊市中正路與新泰路交叉口一家雜貨店觀察的結果，
一份要價三、四十元的明牌報仍有一二十種。雖然只是小眾文化，但仍是台灣整體文化中
的一環。在現今多元文化的社會中，有其研究的必要。
四、 結論
大家樂時引發的數字迷思是否只有台灣才有？還是為普遍現象？撇開求明牌時的瘋狂行為
不談，數字的迷思應是世界上普遍行為，如歐美國家忌諱的數字「十三」，以及華人社會
忌諱的「四」、以及國人喜歡的「一六八」。至於是否是民族性格造成台灣人趨利，甚至
迷信鬼神及生活周遭的數字，目前還未看到學者對此研究。胡台麗也思考過相關的問題，
她認為許多國家都有類似大家樂的彩券測號賭戲，但並沒有如同台灣這樣發展成與鬼神祭
拜關係密切的活動。是不是台灣民眾特別不理性，特別迷信鬼神？她曾經詢問過住在馬來
西亞的朋友，馬來西往政府發行「萬字券」，猜四個字，結果只有在華人社會裡才產生問
鬼神求字的情形，是否這就是中國文化的特色，還有待調查。
然而，大家樂瘋狂追求「明牌」的迷思真的只有台灣才有嗎？根據筆者詢問張敦智的結果
，他認為在西班牙這個國家應該也有類似的行為。西班牙在地的天主教不同於傳統，非常
重視有關「宗教過渡儀式」，如驅魔或占星術等。尤其是在十五、十六世紀大航海時代，
西班牙艦隊外出開疆僻土之時，每一條船上都會有傳教士。而傳教士在船上不外乎有兩個
功能：一是跟隨艦隊到外地傳教、二是當需要祈福禱告求平安時，傳教士在船上就會進行
「宗教過渡儀式」，以求船隻航行及船員的平安，之後荷蘭、英國等國家都比同辦理。也
因此西班牙人對於占星術、卜卦之類的迷信程度非常的熱衷。張敦智之前曾經收集到美國
彩票發行單位的統計數字，當電腦彩票在世上開賣時（以美國本土為例），西班牙裔的人
雖然不是中特獎最多的種族，但卻是整個中獎比例最高的民族。西班牙人對於這種占卜彩
票號碼的儀式十分熱衷，這種情況跟臺灣大家樂風靡時求神問卜的情形很類似。
筆者預計在這學期的寒假開始進行《大家樂背後的次文化－以1985～1987的中國時報與聯
合報為主》的研究，雖然以中國時報與聯合報為主，但仍不放棄找尋1985至1987年間的明
牌報，畢竟這才是明牌文化的具體表現。希望這樣的研究能夠讓我們瞭解「為什麼人會追
求幸運號碼」，以及台灣人求神拜佛為明牌的瘋狂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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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戈春源，《賭博史》（台北：華成圖書，2004年出版），頁22～26。
[2] 作者雖有提到謝長廷市長在1999年6月15日力推的高雄市銀行愛心彩券，但因為與中
央無法達成共識，只發行一期就結束。
[3] 至2007年時，改由中國信託商業銀行發行至今。
[4] 指彩券
[5] 胡台麗則認為「大家樂」發源地在台中。見其論文〈神、鬼與賭徒－「大家樂」賭戲
反映之民俗信仰〉，《第二屆國際漢學會議論文集》，頁401。
[6] 此定義根據維基百科，網址：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AC%A1%E6%96%87%E5%8C%96&variant=zh-tw
搜尋時間：2007年12月18日下午兩點。
[7] 胡台麗，〈神、鬼與賭徒－「大家樂」賭戲反映之民俗信仰〉，《第二屆國際漢學會
議論文集》，頁406～408。
[8] 張敦智，《台灣百年樂透》（台北：博揚文化，2006年出版），頁207。
[9] 至今筆者尚未看過任何一家連鎖超商，如7-11、全家、萊爾富販賣過明牌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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