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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敗者回憶錄0928）
有用則取，無用則棄
（非常有用的白痴之二）

法國《世界報》以「非常有用的白痴」來形容斯諾和某些特定的中國境外人士，真是恰當和妙於形容。「白痴」是指這些人很天真，容易輕信，不過就不是懷有個人利益目的去扭曲事實。「非常有用」是因為這些人沒有明顯的中共背景，不屬於中共宣傳機器中人，故較有公信力。中共數十年來，儘管在世界各地辦了許多隱性的「外宣」，但組織上、財務上隸屬中共，都受中共意識形態束縛，不敢大膽直面事實，難取信於讀者。「非常有用」還因為報導敘事的態度坦誠，生動並有可讀性。說是「白痴」，是作者自己被中共誤導、講自己相信的事，但其實是不了解專權政治的特質和內情。

斯諾1937年的著作《紅星照耀中國》（Red Star Over China），令全世界讀者對中國共產黨改觀。抗戰開始後這本書以《西行漫記》的書名在中國風行，無數懷著愛國救亡心志的青年因讀了這本書而奔赴紅色根據地。中共以槍桿子和筆桿子兩大武器打贏內戰，建立政權，其中的筆桿子即輿論戰，得力於「非常有用的白痴」至大。但斯諾這本書在1949年中共建政後，在大陸長期都沒有出中文版。原因是書中所述與中共建立政權後此一時彼一時的政策不符。比如書中指中共政權是某種民族主義形態，與斯大林式社會主義不同，這不符合中共宣稱是正統社會主義，尤其建政初期「一面倒」向蘇聯的國策；書中描述的革命史和毛澤東形象，與中共的歷史記敘也有偏離。在要求「絕對正確」的宣傳方針下，這本書的中譯本，只在斯諾1960年訪華時出版了「內部發行」版，目的自是要讓斯諾看到自己著作在中國出版，出自統戰需要。到21世紀，這本書才再在大陸發行。

從《西行漫記》在中共奪取政權之前的廣泛發行、推動閱讀，到建立政權後對此書的冷待，就可以看到，對中共來說，「非常有用的白痴」最關鍵是「用」，也就是說，所有的文化產品、歷史記述、作者的認真寫作、個人的道德尊嚴，都抵不上一個「用」字。有用則取，無用則棄。

2020年6月24日，時任美國國家安全事務顧問的奧布賴恩（Robert O’Brien）在一次演講中，承認幾十年來，無論是美國政界、商界、學術界，還是新聞界，都對中共有誤判，即「相信中國共產黨會變得開明，會滿足中國人日益增長的對民主的渴求」。並說「這個想法被證明是非常幼稚的。我們已經大錯特錯了。這種誤判導致了自上世紀30年代以來美國外交政策上的最大的一次失敗。」他所說的上世紀30年代這個時間點，正正就是斯諾的《西行漫記》出版的時候。可見這本書對美國政策、對國際局勢有多大影響。

1971年中美關係的突破，其國際局勢的背景，是美蘇兩個超級大國建立在核恐怖平衡上的冷戰。美國面對主要對手蘇聯，又陷入越戰泥沼，而恰好中蘇對抗在1969年發展到珍寶島武力衝突的階段。蘇聯甚至向美國試探，如果以核武器向中國的核子基地進行一次「外科手術」式的襲擊，美國會否保持中立，而得到的反應是美國堅決反對動用核武，不會袖手不顧，並立即向蘇聯本土134個城市、軍事要點、交通樞紐、重工業基地發出進行準備核打擊的指令。美國的反應遏制了蘇聯的盲動。而蘇聯對中國要進行核打擊的企圖，也促使美國在國際戰略上選擇與較次要的敵人聯手對抗主要敵人的策略。這是中美關係突破的時局背景。

中國在得知美國對蘇聯核打擊的反應後，在1971年四月邀請美國乒乓球隊訪問，並同意斯諾發表與毛澤東的談話。美國國務院同時間宣布解除對中美往來的封鎖。於是，隨著中美關係的突破，帶來了美籍中國學者接二連三訪問中國的潮流。走在最先的是物理學家楊振寧。

他在美國解除封鎖後就到中國訪問了四星期，同周恩來進行了五小時的宴會。1971年9月21日，他在任教的紐約州立大學石溪分校作了一次「我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印象」的英文演講。《七十年代》很快地取得了談話錄音帶，並翻譯刊登在同年的十一月號。對中共的統戰來說，這個談話也真是「非常有用」。它帶頭引導了旅居外國的學者、作家、名人的訪華潮，以及紛紛在《七十年代》上發表他們在大陸被刻意安排的訪問中所得到的印象和感想。

這些學有專精的人物，不敢說他們是「白痴」，但卻肯定是在中共刻意安排引導下的見聞。在當時的風潮下，刊登這些訪問記亦有新聞價值，但在中共國內局勢翻覆變遷之下，專權政治的特性暴露，我覺得應該對讀者作出認識上的糾正，才是一份負責任的雜誌應有做法。（69）

圖1，楊振寧任教紐約州立大學期間，於1971年首次訪問中國，圖為他在紐約州大的辦公室；

圖2，《七十年代》早年，與老闆方志勇和督印人黎榮合攝。

（《失敗者回憶錄》在網絡媒體「matters」從頭開始連載，網址：https://matters.news/@yeeleematter）

（失敗者回憶錄0927）
非常有用的白痴

1971年4月30日，美國《生活》雜誌發表了名記者斯諾（Edgar Snow，1905－1972）的文章《同毛澤東的一次談話》，當時一位親中的大學講師對我說，不要相信斯諾這篇東西，全篇都是假的。這位老兄一面在港大任教，一面也同我們聯繫，想為愛國事業做點事。他算是對西方文化有點了解的人，但受文革的宣傳洗腦，也無法接受毛澤東所講的不那麼符合文革宣傳的話。那麼更不要說當時香港和海外的一般左派盲眾了。

斯諾所記的毛澤東說了什麼呢？他說他雖不否定有個人崇拜，但搞得過分了，「四個偉大」（偉大導師，偉大領袖，偉大統帥，偉大舵手）「令人討嫌」，那些喊「萬歲」的人，有真心實意的，有隨大流的，也「打著紅旗反紅旗」的。他說，歡迎美國總統尼克遜來訪，中美的問題必須同尼克遜解決。他說美國科學技術、工業發展領先世界，教育普及。中國應該學習美國把責任和財富分散到五十個州那種做法。他盛讚日本侵華，說「那些日本人實在好，中國革命沒有日本人幫忙是不行的。」日本佔領大半個中國期間，「我們搞了一個百萬軍隊，佔領了一億人口的地方」。他說中國的核彈只是一個小指頭，美蘇就各是一個大拇指。一個小指頭怎麼敵得過兩個大拇指呢？但據說蘇聯對中國還是有點怕，就像房間有幾隻老鼠，還是有人會怕的。

這些說法，今天看來不是什麼高論，但在文革極左思潮氾濫下，卻讓人難以置信。不是一直說日本侵華如何罪惡，中國如何無敵，美國如何是紙老虎，美國如何是中國不可妥協的敵人，毛澤東這樣的偉大人物千年一遇嗎？

斯諾是1970年8月到中國，10月1日在天安門城樓與毛澤東站在一起，12月18日同毛進行5個小時談話，12月25日《人民日報》刊登毛與斯諾在天安門的照片，稱斯諾為「美國友好人士」。斯諾延至71年四月才刊出談話文章，表示「最近才能夠證實他（毛）不反對在不直接引用原話的情況下發表他的一些談話。」也就是說，斯諾的文章是在毛同意下發表的。

與此同時的71年四月，中國邀請美國乒乓球隊來訪，這是打開中美外交僵局的第一波——乒乓外交。斯諾文章預告了中國有意與美國修好，這是第二波。7月9日，美國國家安全顧問基辛格秘密訪問中國，會見毛澤東，與周恩來詳談，決定了美國總統次年對中國的訪問，是第三波。

這些事態的急劇變化，《七十年代》都緊緊掌握機遇，作大篇幅的報導和評論。其中最精彩的，是在九月號全文譯載了美國《紐約時報》副社長、專欄作家賴斯頓（James Reston，1909－1995）同周恩來的談話。賴斯頓是美國一流記者，他以尖銳的詞峰，與周恩來就聯合國席位、中美關係、台灣問題、印支局勢展開舌戰。不能說周恩來的回答令賴斯頓滿意，但至少對答如流，沒有迴避問題，也沒有被難倒。重看這個訪談，只能慨嘆在五十年後的中國，已經沒有一個外交人員可以達到周那樣的水平了，更何況他當時是處於毛澤東和極左思潮的擺布下。

西方和日本關於中美關係突破的深入報導及評論文章很多，《七十年代》倚靠《大公報》的曹驥雲（陶傑父親）幫忙選擇及翻譯。當時香港左派和右派的報刊，仍然未見有這方面的大量文章，去滿足讀者急切需要了解形勢的求知欲。右派因為對台灣國府不利，少碰這話題還可以理解，但左派就可能仍然擺脫不掉極左思想框架，而不敢大膽去報導與評論中國與「美帝國主義」趨友好。就像保釣運動開始時那樣。

這一年的九月，旅美留學生的五人保釣團經香港到中國秘密訪問。我被通知去同他們見面。這個後來被稱為「保釣第零團」的五人，是李我炎、王正方、王春生、陳恆次、陳治利。五人獲周恩來接見並長談。中國也是在這時候正式肯定了保釣運動。

據後來了解，周恩來是早前在《七十年代》上看到關於保釣運動的報導和評論，從而認識保釣和《七十年代》雜誌的。保釣和《七十年代》獲中共掌權者的青睞，改變了保釣的性質，也使《七十年代》更接近中共權力。保釣在海外，向親中的「統一運動」路線發展，是從知識人對體制和權力的對抗，轉為對權力的依附。《七十年代》獲中共重視之後，就更難以獨立輿論的姿態與中共的意識形態保持距離了。

這既是《七十年代》的「成功」，也是我困惱的開始。

2021年5月3日，法國《世界報》說北京正在尋找「非常有用的白痴」以成為「新時代的斯諾」來宣傳形象。我在當年，可能也是「非常有用的白痴」。（68）

圖1，1970年10月1日，斯諾與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上；

圖2，1971年基辛格秘密訪華，與周恩來會談。

（《失敗者回憶錄》在網絡媒體「matters」從頭開始連載，網址：https://matters.news/@yeeleematter）

（失敗者回憶錄0924）
覺醒，誤知，連結

前文談及《七十年代》創刊，想不到還有不少讀友留言說是創刊時的讀者，有的還說一直讀到休刊號。一位讀友說，「七十年代創刊，帶動雜誌界百花齊放。」這是溢美之詞，不符合當時的情勢。

實際上，在六十年代的後期，因左派暴動的平息，港英對認同香港的推動，文革極左思潮在中國氾濫，但對西方追求社會主義平等的青年卻帶來正面幻想，這些複雜的思潮，使香港大專學生開始思索起生計以外的問題：我們活在怎樣的世界？我們是什麼人？我們往何處去？

這些話題在大專界非常活躍。中文合法化運動，對中國人的身份認同，是當時進步學生的思想傾向。逾百本青年刊物噴薄而出。1998年在藝術發展局贊助下，由吳萱人、何良懋主責編輯出版過一本書《七十年代青年刊物回顧專集》，收集、介紹和評述七十年代近百本青年刊物，刊登各書影，重刊各「發刊詞」。大致上說，早在五十年代出版並曾經引領風潮的《中國學生週報》，這時已有落後時代之感，終於在1974年停刊。代之而起的有港大的《學苑》、中大的《中大學生報》，中學生為主的眾多文社刊物，宗教機構出版物，這些刊物大都論及政治傾向與身份認同；專注於政治思想的，有《盤古》、《70年代雙週刊》、《知識分子》、《南北極》。《七十年代》只是其中一份，而且是唯一有影響力的左派背景的刊物。當時也有其他左派刊物，比如《新一代》《學生哥》《海洋文藝》等，但這些刊物因為走不出左派意識的局限，因此很快就辦不下去了。《回顧專集》認為是有親中背景的《七十年代》「辦得出色」，「覷準時機，出版策略勇進」。

回想當年，真的不是我有什麼能耐，而只不過是正統左派機構的思想框框太多，一方面敵情觀念強，顧忌多，另方面背後管家多，意見多，因此遇到一些新形勢新變化，一般都寧可謹慎從事，沒有中共當局的明確表態，就不去碰比較穩當。《七十年代》早期許多文章都出自《大公報》的才子之手，但他們反而無法在自己報紙上發揮。出版界的情況也一樣，有一位在中區左派出版大樓工作的編輯人員私下說，凡是這個大樓辦的雜誌，是一定不會被市場接受的。

此外，在左派單位工作的人，在工作、生活、娛樂、休閒甚而購物、醫療等各方面都自成系統，與香港一般市民的生活有區隔，那些蜂擁而出的青年刊物，和大專學生的思潮，他們都沒有接觸，懵然不知。我那時就香港眾多新出刊物的狀況，寫了一個報告給香港的左派領導，他們的反應是嘖嘖稱奇。

1971年1月29、30日，以台灣留美學生為主力的保衛釣魚台運動在美國六個城市爆發示威，反對1970年9月美日協議在1972年將冲繩交還日本，其中包括1968年被探測到有大量油田的釣魚列島。我從留學生出版的眾多保釣刊物中得到資訊，為此我就報導這樁事情詢問過左派領導，他的回答是「慎重處理，不要被人利用」。

這回答很可笑。但也反映了在敵情觀念主導下的中共心態。撇開保釣其後的走向，當時這是發生在留學生中的一樁大事，不能視而不見，更莫說要在留學生群中爭取讀者了。因此，我果斷地作了報導，摘錄了大量留學生刊物的文章，也請一位在《大公報》資料室工作的寫手，寫了關於釣魚台的油田和主權問題的長文。這樣的文章不會在正統的《大公報》刊登。事實上，保釣運動早期在所有香港左右派報刊中都沒有報導。左派要防止「被人利用」，右派就要維護台灣國民黨政權。

關於釣魚台歸屬問題，及日後保釣的發展，中國、台灣和海外知識人的角色，這幾十年來我已經有了不同的看法。但當時，純粹出自愛國保土的意向，認為美國將有爭議和有豐厚石油資源的領土，私相授受給日本，是應該抗議的。參與保釣的留學生，也是出自單純的動機，當然也夾雜著從封閉的台灣到了開放的美國之後的思想改變。那是台灣留美學生的左派思潮的萌芽時期，既代表覺醒，也代表誤知，但珍貴的是追求真理的精神。《七十年代》與他們契合，並共同探討國是，一起走著思想探索的道路，好多人都成了我們的作者和朋友。我對自己認識不斷解剖，在心路上同行的作者和讀者也一樣。保釣是我們連結的開始。

《七十年代》大幅報導和評論保釣運動，使雜誌在美加歐澳各校園的銷路激增。接下來是中美關係的突破，帶來了海外知識人的親中思潮。這思潮未必由我們帶動，但無可否認《七十年代》提供了載體，至少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這是後來我們認為應該檢討和改正的。（67）

圖1，1998年出版的《香港七十年代青年刊物回顧專集》；

圖2，1971年4月30日在華盛頓的保釣示威現場，學生領袖正發表演講。

（《失敗者回憶錄》在網絡媒體「matters」從頭開始連載，網址：https://matters.news/@yeeleematt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