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r. Jones 普立茲記者(Agnieszka Holland,2019)
Country:Poland
Score:7/10
真實故事改編,前英國記者Gareth Jones曾與希特勒共乘飛機,成為最早親身採訪到希特勒的記者之一,也預見第二次世界大戰可能因為這號人物而爆發。而德國東方的蘇聯,因為史達林的五年計畫而在全世界經濟蕭條之際創造出奇蹟,軍事工廠、國家經濟飛快成長,爲了能夠與史達林結盟,驅使了Jones前往蘇聯採訪史達林,也是第一個不用化名,直接向西方世界報導烏克蘭大饑荒 (Holodomor) 的記者。
背景是一戰後,全球經濟蕭條,全球經濟陷入困頓,包括蘇聯在内。史達林開始發展「農業集體化」,不斷打壓富農,並將私人農場整併成大型農莊,期盼藉由機械化提升產量。害怕自己被歸為富農的農民們,不敢辛勤耕作,全國農作產量大降1/3。此時蘇聯更激進地將農具、機械、農地收歸公有,徵收農產品,禁制買賣,糧食統一運送到莫斯科,原本號稱「歐洲糧倉」的烏克蘭在1932-33年發生嚴重的大饑荒,據估計死亡人數高達數百萬人,甚至出現人吃人的慘劇,迫使官方下令立法禁止食用自己的孩子。除了最為慘重的烏克蘭外,其他地區,如:北高加索、伏爾加地區、哈薩克斯坦、西伯利亞等地也發生嚴重的饑荒。
蘇聯完全掌控且封鎖消息,威脅利誘地讓外國記者只能正面報導國內的消息,如1932 年曾獲得普立茲通信獎 (Pulitzer Prize for Correspondence)的《紐約時報》莫斯科分部主任 Walter Duranty宣稱「Russians Hungry, But Not Starving.」,既得利益者,早已失去了記者的清高,甘願為莫斯科當局粉飾太平。歐洲各國面對納粹德國的野心與再次崛起的強大軍備,以德國為假想敵,作為鎮守東面戰線的蘇聯,是英美為首的國際聯盟不可或缺的盟友與戰力,即便各國耳聞饑荒消息或發現端倪,也不願揭陋蘇聯與其撕破臉,在政治上的考量下,烏克蘭大饑荒成了換取利益的犧牲品。
在詭譎的國際氛圍中,雖然Jones的這篇報導沒有辦法拯救數百萬人的生命,也著實引起了不少人的關注。勇者 Jones在年滿 30 歲的前夕在蒙古遭到謀殺(據説他當時的導游與蘇聯有關)。2002年起烏克蘭政府將每年11月第四個星期六定為「饑荒紀念日」,波蘭與美國參議院也都公開聲援這個歷史事件,譴責蘇聯政府的不當政策,同時緬懷受難者。
同時也有1部Youtube影片,追蹤數超過3萬的網紅羅比頻道,也在其Youtube影片中提到,當一個記者走進烏克蘭的真實情況是飢荒和人禍,面對國家的打壓和威脅。他應該做出對的事情嗎?描述二戰前30年代 一名記者揭露蘇聯大饑荒事實驚人真相 羅比頻道訂閱者募集中👉 http://goo.gl/4YzOjF 我的IG帳號👉 robbie_ins #普立茲記者 #瓊斯先生 #羅比無雷影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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烏克蘭大饑荒 在 The News Lens 關鍵評論網 Facebook 的最讚貼文
【他是一個最失敗的記者,也是最成功的記者】
Gareth Jones是一個典型的孤獨天才,像梵高那樣被誤解,甚或被當作「黑記」。他不擅交際,不像同行在觥籌交錯之間獲得情報,卻又勇敢果斷,在蘇聯民間親歷饑荒真相。
回到家鄉威爾斯,他還要被頑童當作「怪人」取笑,在寒風中痛哭。1935年他在內蒙古採訪被槍殺身亡,沒有人能確認,他是不是蘇聯政治報復的受害者,但他選擇以自由之身,獨自對抗這個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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烏克蘭大饑荒 在 李怡 Facebook 的精選貼文
一分鐘閱讀:向極權主義邁進
當錯誤的代價由別人承擔
這個星期我會介紹一本書,今天先談談書作者、美國經濟學家湯馬斯‧索爾在書中的一句話:
「當錯誤的代價由別人承擔時,犯錯是容易的,堅持錯誤也很容易。」
湯馬斯‧索爾(Thomas Sowell)生於1930年,是當代美國經濟學家、社會理論家、政治哲學家。
1930年出生在紐約哈林區黑人家庭。高中時因家境輟學,之後被徵召參與韓戰。退伍後憑著自學,先後畢業於哈佛大學、哥倫比亞大學,並在芝加哥大學取得經濟學博士學位。除了經濟議題之外,他經常針對國家的角色、種族問題等主題發表文章,著書20餘種,他最重要的作品,則公認是《知識份子與社會》。
這裡引用書中的這句話,適用於社會普遍的職業。不論做什麼工作,任何人都會犯錯。阻止人們犯錯的主要原因,就是做錯了要承擔後果,要付出代價。因此而促使人們做事謹慎。常見的職場現象,是人們做錯了會把犯錯的責任推卸給別人或下屬。而好的領導者就會主動承擔下屬做錯的責任,即使他對錯誤並不知情。
如果一個人做錯了事而不須承擔責任的話,他就不會謹慎從事,就會輕易犯錯,而且不會承認過錯,反而堅持錯誤,持續犯錯。這樣,對工作,對社會,都會造成越趨嚴重的後果。
但索爾上述這句話所指的,不是一般人,而是被稱為知識分子的特定的人,包括著名的學者、作家、意見領袖等等對社會的發展有實質影響的人。在《知識分子與社會》中,他形容知識分子往往就是一些對造成社會傷害而不須負責的人。
《新聞守護者》的原型
不久前有一部電影《Mr. Jones》上映,中文名譯作《新聞守護者》,是根據真人真事改編的。
加雷士.鍾斯(Gareth Jones)是1932年首次實地採訪報道蘇聯烏克蘭大饑荒實況的英國記者。他的報道被當時西方媒體和政界指為無中生有,《紐約時報》莫斯科分社社長華特.杜蘭迪(Walter Duranty),知道真相卻發表文章暗示鍾斯是一個騙子:「這裡沒有饑荒,也不可能有這樣的事情。」杜蘭迪被蘇聯和知識界奉為座上賓,並獲得了普立茲獎。杜蘭迪更連結其他同行一起打壓抹黑鍾斯。西方知識界認為蘇聯縱有不足,但在追求平等的偉大理想下也要給它時間。西方政界基於必須與蘇聯打交道,一廂情願地相信蘇聯的宣傳。鍾斯的報道被掩蓋在一片歲月靜好之中,受到西方主流社會和媒體杯葛,只能在非主流媒體刊登。但報導真相帶來的後果是,他在1935年前往中國東北採訪時遭到懷疑是蘇聯特務所暗殺。
掩蓋真相的杜蘭迪就活到1957年73歲,他的普立茲獎一直沒有被取消,儘管蘇聯的暴政和烏克蘭大飢荒的真實存在已在西方廣泛報道。直到1990年,《紐約時報》才承認杜蘭迪發表的否認饑荒的文章是「本報史上最糟糕的報道之一」。然而,普立茲委員會拒絕收回給予杜蘭迪的獎項。 ——這個真實且諷刺的故事,就是電影《新聞守護者》的原型。
知識分子的禍害
索爾在《知識分子與社會》(Intellectuals and Society)一書中,用大量事實,批判知識分子在兩個世紀以來,以他們不須負責的言論引導社會,而造成的禍害。他認為,「人類絕大多數的災難,恰恰是由這些自以為最聰明的群體造成的。」
知識份子指的是產製觀點的人,而一旦知識份子所產製的觀點,由他們身旁另一大群人士加以向外傳播——這些人士包括教授、老師、作家、記者、官員議員及其助理或其他「知識界」(intelligentsia)成員等,便會對社會產生巨大、甚至關鍵的影響。
他認為,要列出知識份子的貢獻有點難,但要舉出這群人從過去到現在對社會的破壞,就容易多了。許多人為災害——兩次世界大戰之間歐洲獨裁政權的興起,1930年代經濟大蕭條的延長,甚至當今校園內缺乏言論自由、只容許知識份子主流意見的情形,這些災害背後都有難辭其咎的知識份子。
但現實與知識分子的斷言往往有很大差距。例如,在槍枝管控議題上,知識份子常認為「槍枝管控鬆散,導致殺人犯罪率增加」。因此美國殺人犯罪率高的原因,就是槍枝管控鬆散。可是統計數字顯示:
巴西、俄羅斯的槍枝管控比美國更嚴格,殺人犯罪率也比美國更高;德國、比利時、法國不禁槍,殺人犯罪率卻低於禁槍的盧森堡;墨西哥人民擁槍率低於美國,殺人犯罪率遠高於美國;20世紀初英國不禁槍,二戰後開始管控槍枝,殺人犯罪率於1963年躍升為20世紀初的2倍;1960、1970年代美國殺人犯罪率持續竄高,1990年代大幅下降,同一時間區段內,私人擁槍率一直成長,可見槍枝管制與殺人犯罪率之間沒有關連。
但最早讓鍾斯的故事廣為人知的,不是這部電影,而是湯馬斯‧索爾於2010年出版的一本書。《知識份子與社會》出版後,波蘭女導演阿格涅絲卡·霍蘭(Agnieszka Holland)才將這件事改編成電影。
人類左傾的代表
索爾的文筆優美且犀利。在《知識分子與社會》中,記述了比電影更精彩的故事,堪稱「20世紀知識份子的翻車史」:
1930年代,大作家蕭伯納、羅曼‧羅蘭訪問蘇聯後,為史太林唱讚歌;存在主義哲學大師沙特考察納粹德國後,評價希特勒統治的第三帝國 「和法國差不多」,此時,猶太人已經被關進了集中營;二戰前夕,哲學家羅素極力推動英國單方面裁軍、削減軍備;左派理論大師喬姆斯基(Noam Chomsky)曾為赤柬辯護…… 。索爾得出的一個結論是——知識份子有一種讓人驚訝的特權,就是他們可以隨心所欲地極度愚蠢。
知識份子,通常被大眾視為「智力超群、富有擔當」的群體。但是,許多大名鼎鼎的知識份子,為什麼會在人類命運的關鍵時刻「全軍覆沒」、甚至判斷力還不如常人呢?
原因是知識分子有左傾的淵源,又或者追求平等是人類的驕傲,是人類的天性。 任何人從出生開始,不用接受任何理論教育,都會自然而然產生左派的烏托邦的平等構想:妄想知曉和掌控一切事物,期待盡善盡美的社會制度,渴望無微不至的保障……。
要克服這種天然的左派衝動,幾乎一定要經過「從左到右」的觀念轉變,養成消極的政治觀——對世界保持謙卑、審慎,對人性保持警惕、悲憫,從而接受「有限政府和自由市場」的右派價值觀。 但是,知識份子作為掌握專門知識的群體,本身又擅長表達、傳播觀點,於是在他們身上,人的驕傲往往就來得更強烈、更明顯,不易改變。 即便有左派哲學的加持,知識份子的左傾在每一個時代都沒有什麼新意。
向極權主義邁進
知識份子的研究通常是制度和環境,他們迷信「制度和環境」, 輕視世俗的「觀念和民情」。 因為迷信制度,他們拒絕相信「民主國家也可能發生選舉舞弊」、 「自由媒體也可能不公正」。他們固執的相信,一個國家只要有了人民的民主權利、三權分立,制衡權力的法治就會水到渠成、永不褪色,人民自然就會趨善避惡、永享太平。
因為輕視觀念,知識份子只反對看得見的極權制度,卻對產生極權的觀念和民情視而不見。他們認為「適當比例的財富再分配」以實現平等, 「有利於形成互助互愛的社會氛圍」。這些觀念因知識分子的傳播而造就民情,正挑戰私有產權的倫理,也不斷擴大政府管理權力而不再是「有限政府」。私有產權和有限政府不斷向社會和權力妥協的後果,就是向極權主義邁進。
由於輕視觀念的後果,左派知識份子在傳播可能有害的觀念時,可以毫無顧忌。在觀念的後果產生後,他們也心安理得。
一個醫生如果出現嚴重誤診,一個工程師的設計如果出現嚴重誤差,通常都需要付出慘痛的代價,在職業上身敗名裂。 但是,當那些「社會工程師」在知識上出現嚴重誤判,導致成千上萬人死亡的後果時,他們卻無需付出任何代價,甚至照樣充當知識教主、社會良心。
索爾提醒大眾,少一些對知識分子的盲目崇拜和道德綁架,他們反而更能謙卑、清醒。另一方面,知識份子也要明確自己的道德責任——不僅要敢盡言責,還要善盡言責,考慮和顧及到自己的言論和理念對社會產生的影響和後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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