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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秦始皇的功過是非 ｜知史百家

歷史春秋網

秦始皇的功過是非，永遠是一個說不盡爭不完的話題。兩千年前，他創建了一套「中央集權制度」，不知什麼原因，竟觸怒了今天的一些學者，又再次被指責為「暴君」，並扣以新制的大帽子——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制的始作俑者。當然，這樣的觀點有人讚成，但也有人反對。反對者認為：中央集權制應當肯定。因為它適應了當時中國的國情，所以為歷代天朝所繼承，而且行之有效。至於「暴君」問題，似失之片面，不能攻其一點，不計其餘。今將淺見述下。

　(一)

秦始皇的第一大功績，是「消滅六國，統一中國」。有人認為此話是老生常談。雖是老生常談，但不能就認為是人云亦云，其實是各有見解的。如一位歷史循環論者看此話，就會「話說天下大勢，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用此觀點評價秦始皇，其功業必然不甚了了。但請一位歷史發展觀者看此話，其議論可能大大不同。他會說：秦始皇消滅了一個舊時代，開啟了一個新時代。不僅如此，還會說：秦始皇又「廢封建，置郡縣」；繼續開疆拓土，為後代的帝王樹立了「天子經略，諸侯正封」(《詩·小雅·北山》)的好榜樣。

所謂「舊時代」，是指秦朝以前的夏、商、週三代。所以言其「舊」，是因為三代時的所有國家的制度都很落後，而且疆域從未統一。就其制度而言，當時的大小國家都是由原始社會末期的氏族、部落演化而來，依託於血緣宗法，建立其政治制度。夏、商、週三個王朝原為三個大國，文化比較發展。中等國謂之方國或諸侯，小者以族屬為名，星羅棋布。其生存狀態，一直處於融合與兼併的過程中。史稱：夏時諸侯，號稱萬國，至商而有三千，至周而有八百，至春秋，存者僅百餘國。春秋與戰國是社會轉型時期，戰爭之多，惡性循環。至有「春秋無義戰」之說。戰國時期之七雄，都號稱「萬乘之國」，每逢大會戰，雙方出兵都以十萬計。「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孟子·離婁》)其慘烈之狀，難以言表。以致更加劇了社會混亂，經濟凋敝，壯者散至四方，老弱轉死溝壑。事實說明，這個舊時代已經走到了盡頭。

梁襄王的魏國雖相當落後，但還是個大國。他為長期戰亂而憂心，曾向孟子請教。他問：「天下惡乎定？」答：「定於一。」又問：「孰能一之？」答：「不嗜殺人者能一之。」(《孟子·梁惠王上》)兩人都希望天下安定，可是怎樣實現天下安定，梁襄王「好戰」，孟子「反戰」，兩人的主張，南轅北轍；而且都不切合實際。但當時的秦國卻為「舊時代」找到了一條比較可行的新出路，就是通過「商鞅變法」，破舊立新，以農養戰，富國強兵，逐步吞併六國，走「海內一統」之路。秦經過孝公、惠文王、武王、昭王、孝文王、莊襄王六代之經營，至秦王政時，誅其君，吊其民，只用了十年時間(前230-前221)，就「消滅六國，統一中國」。結束了紛紛擾擾長達數百年的舊時代，開啟了天下大一統的新時代。

關於舊時代的疆域，文獻記載不多。夏朝的疆域跨今黃河中游的南北兩側，商滅夏朝，疆域擴至黃河中下游兩側，但均無明確疆界。西周滅商之後，號稱「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詩·小雅·北山》)據春秋前期王室大夫詹桓伯曰：「我自夏以后稷，魏、駘、芮、岐、畢，吾西土也；及武王克商，蒲姑、商、奄，吾東土也；巴、濮、楚、鄧，吾南土也；肅慎、燕、毫，吾北土也。」(《左傳·昭公九年》)周王室在這個範圍之內仍未統一，王室只佔據邦畿以內地區，其他皆為大小封國，都處於獨立或半獨立的狀態，春秋時期，王室衰微，大國爭霸；戰國時期，七雄並爭，都談不到統一。只是到秦始皇時，才「六王畢，四海一」，(杜牧《阿房宮賦》)從根本上改變了原有的疆域形勢。然而，秦始皇的可貴之處還不全在於此；而又在於他已滅六國之後，並不停止前進的步伐，而是命滅楚的軍事統帥王翦繼續向東南進軍。東越投降，將其疆土劃入會稽郡(治今江蘇蘇州)。閩越投降，就地設閩中郡(治今福建福州)。又命尉屠睢等進軍嶺南，在南越北區設南海(治今廣東廣州)、桂林(治今廣西桂平)、象(治今崇左)三郡。又命常頞向西南夷進軍，開五尺道，自今四川宜賓南通雲南曲靖。始皇三十二年(前215)，又命將軍蒙恬率士卒30萬北逐匈奴，收復河南(今內蒙古伊克昭盟)，置34縣。又北渡河，據陰山，連接舊時秦、趙、燕長城為一，西起臨洮(今甘肅岷縣)，東至鴨綠江，延袤萬里，以北防匈奴，這就是著名的萬里長城。此時，秦之疆域「東至海暨朝鮮，西至臨洮、羌中，南至北向戶(今越南中部)，北據河為塞，並陰山至遼東」。(《秦始皇本紀》)比西周時之疆域至少要超過五倍，為今天祖國之疆域奠定了基礎。

(二)

秦始皇第二大功績，是「廢封建，置郡縣」。此「封建」一詞不是指社會性質，而是指政治制度。即「封諸侯，建藩衛」之省語。有人理解：這只是改變了地方行政制度，如說：「改國稱郡，罷侯置守。」這一理解過於膚淺。其實際的內容很多，包括了從中央到地方所有政治制度的全面徹底的改革，其中包括了對人事制度的改革等。

改革以前的舊的政治制度是依託於血緣宗法關係建立起來的，始行於夏朝，發展於商朝。至西周前期，已形成較完善的制度。此制度的核心價值為：嚴格嫡庶的權益分配；以嫡統庶，以庶輔嫡。時稱：「封建親戚，以蕃屏周。」(《左傳·僖公二十四年》)西周前期，就是用這一制度統治天下，王室和諸侯國都獲得了穩定和發展，證明此制在當時是有效的。可是，二百年後，此制日益腐朽，不為人所遵守。首先嚴重破壞宗法政治的事件發生在周王室。如周幽王廢申後，另立妾褒姒為後；又廢申後所生太子宜臼，另立褒姒所生伯服為太子。此事惹怒申後之父申侯，他聯合犬戎，攻破西周國都鎬京(今陝西西安西)，殺幽王，西周滅亡。太子宜臼立為平王，東遷洛邑(今河南洛陽)，史稱東周。東周王室和諸侯們似未從幽王事件中得到應有的教訓，從平王之子桓王開始，幾乎代代都有廢嫡立庶之事發生，而且都引起戰亂。諸侯大國如齊、魯、衛、晉、鄭等莫不如此。春秋前期，王室大夫辛伯曾警告曰：「並後，匹嫡，兩政，偶國，亂之本也。」「並後」就是「妾如後」；「匹嫡」就是「庶如嫡」；「兩政」就是「臣擅命」；「偶國」就是「都如國」。(《左傳·桓公十八年》及杜注))由於這些原因，致使春秋二百數十年間，「弒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史記·太史公自序》)至戰國時期，宗法政治因腐朽而內鬥更加嚴重，異姓卿大夫乘虛而入。春秋末年，晉國異姓韓、趙、魏三家已經控制了姬氏的國家大權，並三分其國土。公元前403年，周威烈王賜三家為諸侯。前376年，三家滅晉。齊國國君本姓姜氏，而異姓的田氏卻早已控制了姜氏的國家大權，前386年，周安王賜田和為諸侯，取姜氏而代之，仍以齊為國號。關東，包括燕、楚兩個舊國在內，新舊六國都曾進行過一些改革，但成效甚微。基本上是舊制度、舊勢力在垂死掙扎。一旦強秦進攻，即丟盔棄甲，束手待斃。

秦始皇所創新制，可以說比較徹底地消除了舊的宗法制的羈絆和模式，從當時的政治和社會的實際需要出發，創建了一套系統完整的國家制度。本文為了說明的方便，分中央和地方兩級，各舉兩例，略述於下。

一、中央——以皇帝為首，由三公九卿組成中央機構

1. 皇帝為國家元首——秦始皇敢於「壞先王之制」，廢「王」號，稱「皇帝」，這是出於全面改革的需要。皇帝已非舊制本族之「大宗」，而是至高無上的國君。與之相應，皇后已非舊制國王眾妻之正，而是執掌六宮、母儀天下的女主。皇太子已非舊制本族之「宗子」，而是儲君，法定的皇位繼承人。此新制創行，將降低舊制時發生「並後、匹嫡、兩政、偶國」的幾率，清除亂政之源。

2. 由三公九卿組成中央政務機構——廢除舊時之世卿世祿制或謂之世官世職制，由命官三公九卿組成中央政務機構，以處理日常政事。三公為丞相、太尉、御史大夫。丞相為「百官之長」，但非舊時之宰衡，只是皇帝的助手。故曰：「掌丞天子，助理萬機。」(《漢書·百官公卿表上》，下引此表不再注)太尉掌軍事，御史大夫掌副丞相兼監察。九卿分掌庶政，如兵、刑、錢谷等事。九卿不足，因事設列卿主之。公卿皆非世職，由皇帝任免。

3. 秦朝是多民族國家，九卿中之典客與列卿中之典屬國分掌民族事務。《百官公卿表上》曰：「典客，秦官，掌諸歸義蠻夷，有丞。……屬官有行人、譯官、別火三令、丞及郡邸長、丞。」「典屬國，秦官，掌蠻夷降者，……屬官，九譯令。」秦之中央僅有十六卿，而以兩卿掌民族事務，說明瞭秦始皇對民族問題極重視。

二、地方行政——地方政區分郡縣兩級，基層分鄉、亭、里

1. 地方行政為郡縣兩級制——秦始皇徹底廢除舊的分土封侯制。初分天下為36郡，後增至40郡，郡直屬中央，置守、尉、監三長，分掌行政、軍事、監察。郡下設縣，置令(長)、丞、尉三長，分掌行政、文獄、軍事。郡縣主要長官由命官充當，由皇帝任免。

2. 鄉亭里——歸併自然聚落為基層政區鄉亭里。縣下設鄉，鄉下設亭、里。基層官吏有鄉三老、亭長、里正等，均推舉本地殷實戶主充當，各有執掌。

3. 秦始皇所創新制是一套比較完整系統的多民族、大一統、中央集權的國家制度。這套新制度的創建，是中國古代政治制度發展到更高階段的標誌，也是中國古代政治文明的典範。自「漢承秦制」(《後漢書·班彪傳》)直到明清，歷代王朝都以秦製為國家制度的基本模式。這套制度是中華民族的守護神，兩千餘年以來，疆土的保衛，國家的統一，社會的穩定，民族的團結，經濟的發展，文化的傳承，都有賴於這套制度得以實現。

(三)

秦始皇的第三大功績，是「統一經濟制度，統一文字」。舊時七國的經濟制度和文字的形狀有很大差別。東漢學者許慎曰：「(戰國)分為七國，田疇異畝，車途異軌，律會異法，衣冠異制，言語異聲，文字異形。」(《說文解字·序》)這些問題的存在，對統一的國家極為不利。秦始皇下令統一的事項很多，今擇其中最重要者簡述如下。

1.「使黔首自實田」，實行土地私有制度——所謂「田疇異畝」，不僅謂畝積的大小不一，還有土地所有制及與之相關的問題在內。問題長期積累，形成了老大難。西周時期行土地國有制，名井田制。至春秋時期，此制已過時了，以致發生了「無田甫田，維莠驕驕」(《詩·齊風·甫田》)的情況。反映出當時的社會生產關係與新的生產力不相適應。亦影響到國家的賦稅徵收。在此情況下，各國多在進行「稅改」。前645年，晉國首先「作爰田」；繼之為齊國「案田而稅」，或曰「相地而衰徵」；魯國「初稅畝」；楚國「書土田」，「量入修賦」；鄭國「作丘賦」；秦國的稅改最晚，於前408年「初租禾」。但是僅僅稅改不解決根本問題。秦國又在「初租禾」之後50年，用商鞅之法，「除井田，民得賣買。」(《漢書·食貨志上》)秦國率先比較徹底地廢除了舊的土地國有制，實行土地私有制。秦始皇滅六國之後，於三十一年(前216)，又下令「使黔首自實田」，(《秦始皇本紀》集解引徐廣語)就是在全國範圍廢除土地國有制，實行土地私有制，農戶據實登記田地，按畝納稅。秦始皇此令的頒行是我國古代土地私有制確立的標誌。

2.統一貨幣、度量衡、車軌——此事是由左右丞相隗狀和王綰主持，以原秦製為基礎統一之。此舉對穩定社會秩序，改善人民生活，方便國家稅收，促進民間貿易，形成較大的共同市場等，都起了積極的作用。

3.統一文字——漢字同源，傳至商代的甲骨文階段，已相當成熟。到戰國時期，列國長期分立，「言語異聲」等各種因素影響到文字的發展，出現了「文字異形」現象。秦滅六國後，授命廷尉李斯主持統一文字事宜。李斯以原秦國字體為基礎，創製字形固定，筆畫簡省，書寫方便的小篆(或稱秦篆)作為規範化文字，推行於全國。統一文字對於鞏固國家的政治統一，促進經濟、文化的發展，都起了巨大的作用。

(四)

秦始皇的錯誤也是嚴重的。最主要的錯誤有兩項：

1. 焚書坑儒——秦始皇燒盡民間藏書，坑殺大批無辜的士人學者，嚴重摧殘了我國古代文化，這是一種政治暴行。

2.繇役太重，不恤民力——秦始皇在滅六國之後，應立即實行輕徭薄賦政策，給人民以「休養生息」的機會。可是他卻好大喜功，內則大興土木，外則勞師遠徵，使廣大人民群眾苦不堪言。於是陳勝、吳廣揭竿而起，天下響應，推翻了秦朝的統治。

總的說來，秦始皇功大於過。他的功過都是我國的寶貴文化遺產。好的，我們應當珍惜，批判繼承，發揚光大。壞的，也應當總結，作為教訓，永遠引以為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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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古一帝：秦始皇（三） ｜　知史百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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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

【駕崩沙丘】

始皇三十七年（公元前210年），被稱為「千古一帝」的秦始皇死於他第五次東巡途中。或許秦始皇注定是一名歷史上的爭議頗多的人物，他的死如他的身世以及此雄才大略，同樣引起了後人的爭議。目前史學界有兩種截然不同的觀點，一說死於疾病，一說死於非命。　　

邢台廣宗·沙丘平台持第一種觀點的人認為，關於秦始皇之死，《史記》記述很多，分別見於《秦始皇本紀》、《李斯列傳》、《蒙恬列傳》等處，死因已明，無可置疑。公元前218年，秦始皇東巡時遭人行刺，身後的一輛副車被刺客用重錘砸得粉碎。隨後，又發現了刻有「始皇帝死而地分」的隕石和出言「今年祖龍死」的「仙人」。秦始皇很迷信，這些現象使他感到恐懼不安。為了消災避難，尋找長生不老藥，秦始皇聽從了一名相卜者的建議，準備第五次巡遊。然而由於一路勞頓，秦始皇到平原津(今山東平原附近)就病倒了。趙高奉命寫遺書，給受命監軍河套的秦始皇長子扶蘇：「與喪命咸陽而葬。」信還未發出，秦始皇就死在沙丘行宮(今河北邢台市廣宗附近)。

有的學者認為，秦始皇自幼有疾，所以體質較弱。他為人又剛愎自用，事無鉅細都要親自裁決；每日批閱文書一百二十斤，工作極度勞累；加以巡遊中七月高溫，以上諸因素並發，促使他在途中病發身亡。至於他死於何病，有人認為他死於癲癇。癲癇發作一般分四個時期：起初頭暈、胃部不適，繼爾突然意識喪失，隔肌痙攣，面色青紫、瞳孔散大、呼吸暫停，然後全身肌肉抽動、口吐白沫，最後數十分鐘才能清醒。郭沫若根據《史記•秦始皇本紀》記載「秦王為人蜂准，長目，鷙鳥膺，豺聲，少恩而虎狼心……」推測秦始皇幼時患有軟骨症，時常患著支氣管炎，所以他長大後胸部和鷙鳥一樣，聲音似豺狼，後來由於政務繁重，引發腦膜炎和癲癇等病症。後來秦始皇渡黃河，癲癇病發作，後腦殼撞在青銅冰鑑上，加重了腦膜炎的病情，人處於昏迷狀態；當車趕到沙丘後第二天，趙高、李斯發覺秦始皇已死去多時。

持第二種觀點的人從幾篇有關秦始皇死亡情況的史書推敲，發現了可疑之處。這次出遊隨從人員主要有趙高、李斯、胡亥等人，上卿蒙毅也在隨行之列。蒙毅是蒙恬的親弟弟，扶蘇的親信，可是當秦始皇在途中病重時，蒙毅被遣返回邊關。從突然的人事變動來看，這似乎是趙高等人的計謀。因為蒙恬領兵30萬隨公子扶蘇駐防上郡，從秦始皇的身邊遣走蒙毅，也就是去掉了扶蘇的耳目；加之趙高曾被蒙毅治罪而判死刑，後因秦始皇赦免，趙高才恢復官爵，趙高從此對蒙毅恨之入骨，發誓要滅掉蒙氏一族。趙高在秦始皇遣病重時遣走蒙毅，也為自己後來計謀的實施清掉了一塊絆腳石。

秦始皇死後，趙高採取了說服胡亥威脅李斯的手法，三人經過一番密謀，假造秦始皇發佈詔書，由胡亥繼承皇位。同時，還以秦始皇的名義指責扶蘇為子不孝、蒙恬為臣不忠，讓他們自殺，不得違抗。在得到扶蘇自殺的確切消息後，胡亥、趙高、李斯這才命令車隊日夜兼程，迅速返回咸陽。為了繼續欺騙臣民，車隊不敢捷徑回咸陽，而是擺出繼續出巡的架勢，繞道回咸陽。由於暑天高溫，秦始皇的屍體已經腐爛發臭。為遮人耳目，胡亥一行命人買了許多魚裝在車上，迷惑大家。到了咸陽後，胡亥繼位，是為秦二世，趙高任郎中令，李斯依舊做丞相，但是朝廷的大權實際上落到了趙高手中。趙高陰謀得逞以後，開始對身邊的人下毒手。他布下陷阱，把李斯逐步逼上死路，李斯發覺趙高陰謀後，就上書告發趙高。秦二世胡亥不僅偏袒趙高，並且將李斯治罪，最後將李斯腰斬於咸陽。趙高昇任丞相，由於他可以出入宮禁，特稱「中丞相」。

趙高的最終目的是要做皇帝，而他不能支配活的秦始皇，秦始皇第五次出巡途中病重，對他來說是天賜良機，只有在秦始皇死後，他才能假傳遺詔，一步一步實施他的計謀。秦始皇是病死還是被害，目前尚無定論，如果是被害，趙高又是如何使秦始皇致死的？

【總結作為】

秦始皇對中國的統一，做了許多前無古人的業績，將影響較大的幾項羅列如下：

1. 統一文字，使其成為一個民族的基礎，並延用至今；

2. 廢分封，立郡縣，成為以後中國統一後管理的標準模式，歷時數千年之久；

3. 統一貨幣和度量衡，在商業上大大便利國內交流.；

4. 車同軌，道同距，修建秦直道大大便利國內交通；

5. 焚六國史書，客觀來講統一了思想，避免因為歷史問題而導致國家分裂；但是毀掉的各國古籍使得中國相當部分古文化斷層、古代史斷代，這點確是遺憾；

6. 修建靈渠，加強了對珠江流域的控制，並使該地區永遠成為中國的版圖；

7. 修建長城，使其成為農業民族與遊牧民族的天然分界，長城長期成為國界；

8. 北擊匈奴，奪回河套地區，並使該地區永遠成為中國的版圖。

【歷史評價】

他是中國第一位皇帝，也是皇帝尊號的創立者，同時也是中國皇帝制度創立者，使中國進入了多民族中央集權帝制時代的人。他也使中國第一次完成了政治上的統一，形成了「車同軌，書同文」的局面，為其後各朝代謀求統一奠定了基礎。但自古以來，秦始皇一直是一個倍受爭議的人物。

【正面評價】

秦始皇在位之時，吞併六國，並發兵南徵北討，史載「百越之地，盡皆俯首」、「北擴千里」「秦王掃六合」。按戰國地圖看，領土幾乎比戰國七雄控制範圍擴大了一倍。而且秦始皇「設置郡縣」，對征服後的土地注重統治和制度建設，不似其它同時代的征服者如馬其頓的亞力山大，或羅馬的凱撒只重征服，不重制度建設；因此使統一的土地統治穩固，這才為中國現在的版圖奠定了基礎。後人認為，「功莫大過秦皇漢武」。意指秦始皇在功績方面，排在漢武帝之前，歷史上無出其右。　

秦國自商鞅變法以來重視以法治國，秦始皇繼承了這個傳統，十分推崇法家人物韓非，曾自嘆「若與其同遊，則無恨矣」。對將領賞功罰罪，皆依法。秦始皇雖專制，認為「朕即天下」，但有秦一代，仍是依法治國。陳勝、吳廣起義，其理由也是「秦法嚴苛」，其罪當死，不得不反，乃是法逼民反。而並非如後世「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那般因嚴重腐敗，而官逼民反。後世儒家倡導人治，治國不依法，由君主一言而決，而至今日人治之風，馬屁之風猶在。

秦始皇首創驛站制度，並修驛道。為龐大帝國的政令通達以及由此而來的郡縣制皇權國家奠定了技術基礎。「修驛道，設郡縣」，這是中國能夠採用郡縣制這種先進制度，而非類似西方的分封制的一個必要條件。同時期的羅馬不能有效控制佔領區，只能設權利極大的總督（總督總攬一地的軍政大權，都是貴族，基層組織都依靠當地的原有組織），仍舊類似於分封制，這是羅馬帝國後來分裂的一個很重要的原因。郡縣制是一種平民製度，其軍政首腦都由皇帝任命，依政績軍功可上可下，可平職調動，這就導致了職業官僚和職業軍人的出現。職業官僚和職業軍人都可以來自平民，郡縣官僚制有效的保證了平民（布衣）參政議政的權利（如李斯，蒙驁等等都是布衣，依軍功政績才出將入相），相比分封制這種貴族政治，無疑是一大歷史進步。現代國家的文官制度和軍隊制度就是起源於此。

秦始皇建立的秦帝國為之後近一千七百年的時間，中國在政治制度上先進於西方，從而比西方發達奠定了基礎。所謂「漢承秦制」，「自秦以來，其制未變」，「百代都行秦政法」。兩千年的皇權時代的中國，在政治制度上基本上沿襲了秦朝的制度。

（三之三，續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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舟舶來往，惟以指南針為則｜　知史百家

安煥然

眾所周知，指南針是中國四大發明。早在春秋戰國時期，中國人已懂得利用磁石的指極性，製成「司南」。大概到北宋時期，中國人領悟到把鋼鐵在磁鐵上磨過後也能產生磁性的原理，製成了人工磁鐵，並把這種技術應用在航海導航，遂使指南針的使用具有了劃時代的使命。

姚楠、陳佳榮和丘進合著《七海揚帆》一書指出，1044年（北宋初年）曾公亮主編的《武經總要》記載了「指南魚」的製法。據說，這是世界上利用人工磁鐵製作指南儀器的最早記載。

北宋科學家沈括在《夢溪筆談》介紹了水浮、縷懸等四種製造指南針的方法。沈括甚至還發現了地磁偏角常常偏東的怪現象。這比1492年哥倫布到達新大陸時對磁偏角的類似發現早了四百多年。

世界上最早記載指南針應用於航海事業的文獻，是北宋朱彧的《萍洲可談》。該書作者朱彧追述其父親朱服在北宋元符、崇寧年間(1098─1102)在廣州當官時，對航海活動的見聞。《萍洲可談》記曰：「舟師識地理，夜則觀星，晝則觀日，陰晦觀指南針。」其意即是說，北宋時期中國人在航海的時候，夜晚以觀看星星的方位，白天看太陽來辨認方向，遇到陰雨天（無法觀星）就使用指南針來導航。這則文獻說明早至11世紀末，指南針已在中國航海上使用。

13世紀，南宋福建路市舶提舉趙汝适《諸蕃志》更是記說：「舟舶來往，惟以指南針為則。晝夜守視惟謹，毫厘之失，生死繫矣」，說明當時指南針在中國遠洋航海上的重要作用。

指南針在使用之初，只是一枝會搖擺旋轉的磁針，沒有固定的方位盤。北宋宣和五年(1123年)，徐兢奉命出使高麗，在《宣和奉使高麗圖經》中指說，船隻在夜晚航行時，除視星斗前邁；晦冥時，則靠「指南浮針」來分辨南北。這種浮針，當是指水浮針。

為了讓指南針有固定的裝置，方便船隻的定向航行，中國人後來就把堪輿學家用來看風水方位的經盤，運用在指南導航上來。最初這種東西叫「地螺」（亦即「地羅」）。

根據王冠倬《中國古船》的說法，宋元時期乃至明初鄭和下西洋，中國航海所用的針盤都是水浮式的，俗稱「水羅盤」。它是把磁針橫貫浮置於水上，再增添一個刻有八卦四字、十二地支，分別標明（共48）方位的圓形經盤結合而成。南宋咸淳年間(1265-1274)，吳自牧《夢梁錄》記錄中國人航海「風雨晦冥時，惟憑針盤而行」，此處之「針盤」是為中國航海文獻中使用羅盤的最早記錄。該文獻更指說，這種分辨方向，掌司羅盤的船員，是由稱作「火長」經驗豐富的專門人員來負責的。

宋元中國海商就是靠著羅盤這種導航儀器，勇敢沖向大洋，開拓了東洋和西洋針路的海上貿易航線。明代鄭和船隊也是靠著這種水浮羅盤，在茫茫大海中，晦冥陰雨時，仍能辨別方向，完成七下西洋的壯舉。

李約瑟《中國科技史》高度評價了中國人的智慧。他說，指南針的應用是航海技術的巨大變革，它象徵著原始航海時代的終結和航海新時代的開始。只有在掌握了指南針後，大洋才不再是人類不可逾越的障礙。

近代科學家弗蘭西斯．培根更指出，中國古代的印刷術、火藥和指南針，這三種東西改變了世界事物的面貌和狀態。這種變化是如此之大，以至於沒有一個帝國、沒有一個教派、沒有一個赫赫有名的人物，能比這三種機械發明在人類的事業中產生更大的力量與影響。

把話題拉回本次的主題系列書寫來。在中國海洋事業發展與古代馬來西亞的關係史上，我感興趣的是，自宋元以來，除了順風相送的馬來半島，中國海商亦勇敢地開拓了東洋航線。羅盤的導航，使他們得以早在一千多年前，就把遠洋海外貿易的焦點，投向古國渤泥，亦即今之北加里曼丹的汶萊和東馬來西亞來了。

（原刊《古代馬中文化交流史論集》，新山：南方學院出版社，2010，作者授權轉載，特此鳴謝。）

作者簡介：
安煥然，馬來西亞南方大學學院中文系教授，華人族群與文化研究所所長，原副校長。廈門大學歷史學博士，台灣成功大學歷史語言研究所碩士。《星洲日報》專欄作者。著作有《小國崛起：滿剌加與明代朝貢體制》（2019）、《文化新山：華人社會文化研究》（2017）、《古代馬中文化交流史論集》（2010）、《本土與中國學術論文集》（2003）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