逗點說:
講座一開始,伊格言說起兩則新聞。其一是,小虎鯨死去了,牠的虎鯨媽媽帶著牠的屍體,游了1600公里,總共17天,終於才放手。這是動物的哀悼行為,一名母親對孩子的漫長送別,溫柔得令人心碎,一種前所未有的哀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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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是,在西雅圖機場,名為理查德的地勤人員,孤自竊走一台飛機,他的夢想是當機師,起飛操作則是在電玩遊戲學會,但降落就是另一回事了,所以塔台持續和他溝通,引導他降落。但理查德兀自盤旋著,最後甚至表示要去附近海域看那一頭哀悼小孩的虎鯨媽媽。「我很享受這一刻的寧靜,一切都很美。」理查德這麼說:「我本來就沒有打算要降落。」最後,飛機墜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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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開連結,閱讀伊格言從哀悼談到最深刻的愛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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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座紀錄》神性之人,無邊之愛──伊格言的失戀講座
林夢媧
是詩人也是小說家的伊格言,已出版詩集《你是穿入我瞳孔的光》,與睽違數年的新詩集《與孤寂等輕》,小說則有《甕中人》、《噬夢人》、《零地點》以及《拜訪糖果阿姨》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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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品台大店入口櫥窗與R79店的獨立出版聯盟專區,規劃有特別展示區。本次的策展單位是逗點文創結社,主題是「從失戀到世界末日」。5月19日星期天的午後,伊格言在誠品R79以「據說失戀平均要傷心半年?真的嗎?」為題進行深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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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所未有的哀悼,以及生活的樣貌
講座一開始,伊格言說起兩則新聞。其一是,小虎鯨死去了,牠的虎鯨媽媽帶著牠的屍體,游了1600公里,總共17天,終於才放手。這是動物的哀悼行為,一名母親對孩子的漫長送別,溫柔得令人心碎,一種前所未有的哀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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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是,在西雅圖機場,名為理查德的地勤人員,孤自竊走一台飛機,他的夢想是當機師,起飛操作則是在電玩遊戲學會,但降落就是另一回事了,所以塔台持續和他溝通,引導他降落。但理查德兀自盤旋著,最後甚至表示要去附近海域看那一頭哀悼小孩的虎鯨媽媽。「我很享受這一刻的寧靜,一切都很美。」理查德這麼說:「我本來就沒有打算要降落。」最後,飛機墜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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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兩則新聞讓人聯想到《與孤寂等輕》的〈31〉:「為了理解你昨夜的夢/學會其他物種的語言/為了嘗試飛翔/而墜落」。而教人無由思議的是,事後,親友同事說理查德並無反社會人格,其行動也強調不想傷害任何人,沒有什麼巨大的人生困擾,也沒有罹患憂鬱症跡象。伊格言認為,從各種跡象判斷,理查德的自殺行動,非常奇怪地,源頭之一,可能是一種他對這個世界、對生命巨大而無邊際的愛。而這樣的想法,體現在他對虎鯨媽媽的同情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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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接著,伊格言提到理查.葉慈的小說《真愛旅程》,也改編成電影,由李奧納多.狄卡皮歐與凱特.溫斯蕾主演。凱特的角色是一名失敗的劇場演員,李奧納多則是白領職員,他們夢想著要去巴黎尋找人生的方向。然而,最終他們還是失敗。「生活往往就是這個樣子。」伊格言再次強調,「並且婚姻是如此的恐怖。電影探討著,你並不孤獨,因為還有更多的人和你一樣慘,但如果不是呢?萬一你身邊有個人就是拒絕一起沉淪,或者突然鼓起勇氣想要改變現狀──這令你失去了在生活中『一起持續下沉』的同伴時,該怎麼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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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格言一邊講述新聞與電影,一邊也讀起自己的詩歌,如《與孤寂等輕》的〈33〉:「沒有比在黑暗的電影院中被偷親/更恐怖的事了。愛情顯為一/巨大而難以擺脫之恐怖電影/不要相信情人」、〈44〉:「愛情終究比一副撲克牌/更不可測嗎/不要再相信他們了/穿過牆壁是會瘀青的/詩與玫瑰/終究是徒勞的/把我切開是毫無意義的/每天醒來打開箱子/誤以為能將自己重新組裝/但事實上/我就早死了」等句子,以詩意呼應眼前人們現實生活的樣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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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憂鬱症:無對象、持續莫名的、廣泛性的哀悼
而究竟為什麼有些人失戀難過半小時就好了?有些人卻要半年?甚至到半輩子呢?伊格言以佛洛伊德發表於1917年的〈哀悼與憂鬱〉,切入本場講座重頭戲。佛洛伊德對兩者的定義不同,哀悼是失去所愛之人或抽象物(理想、自由等)的反應;而憂鬱症則是有病態的氣質,必須經過長期治療,其症狀有痛苦的沮喪、對外界無有興趣、喪失愛的能力、自我批判與譴責,追求虛妄的懲罰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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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洛伊德認為,兩者最大的不同在於自我價值的失調。亦即,哀悼的人並不會貶抑自我;但憂鬱症則會將自我降到最低的位置,認定自身是個爛人,不值得活的,極其厭惡自我,乃至於去除生存的本能,引發失眠和厭食現象。佛洛伊德在研究中發現,憂鬱症患者痛罵自身的措辭,往往是將對戀愛對象的譴責,轉移到自身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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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格言說:「簡單來講,哀悼是有特定對象的、是可以放下的。就像科學家原本非常擔心虎鯨媽媽的狀況;但後來卻發現在哀悼結束後,她似乎一切如常。她終究回到了自己原本的生活中。但憂鬱症則是相反:根據佛洛伊德的說法,它是『沒有特定對象的、不知道在哀悼什麼的、廣泛性的』哀悼。那樣的貧困與空虛狀態,自然必須經過治療。」亦即,失戀的傷痛與走出去,是哀悼的表現,人的自然心理反應,無論長短,一般都不會被界定為「精神不健康」。但如果被長久的困在某種悲苦裡,對一切失去興趣,對自我的評價降低,則就已趨近於憂鬱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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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寫《你是穿入我瞳孔的光》,伊格言還未有閱讀到佛洛伊德的相關論述,但奇妙的是,如〈61〉:「許久以後,我已習於黑暗/習於偶然侵襲的光害……/我睡了,我醒了/我又睡了,我又醒了/在零度以下的清晨/扭開開關,水龍頭流出一張張黑色的臉/它們保持沉默,每一張都/像我,模仿我」,對他來說,其實可能相當符合佛洛伊德對憂鬱症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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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達爾文主義演化的角度來說,憂鬱症或哀悼好像都沒有益處,都應該被淘汰。」伊格言有這樣的結論:「如果是在自然的演化之路上,或許自私無情、不懂憂傷的生命更有利於演化。但人類發展出文明以後,我們就活在文明的演化歷程裡,基本上就部分脫離、超越了自然演化。我們會關心弱者的傷病,會認同、需要情感的發生與維護。」於是,哀悼也就有了更深的價值,憂鬱症則是文明演化中所附加的傷害,必須被善待與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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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聖感的存在,這一切都是愛
而藉由佛洛伊德的定義,伊格言復又延伸兩種頗具啟發性的探問。其一是,如果憂鬱是某種「沒有特定對象的,廣泛性的哀悼」;那麼,有沒有一種「不知道在快樂什麼」的「廣泛性的快樂」呢?伊格言說:「不就是幸福嗎?你吃個冰也快樂,看個風景也快樂,反正就是歲月靜好的感覺,除了是幸福,還能有別的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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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是,有沒有不曉得在愛什麼的、廣泛性的愛?「那種滿腔的愛,不知道要怎麼付出去。愛,太多了。我個人相信,剛剛提到的理查德,就是這樣子人。他有太多莫名其妙的愛,實在太滿了,不知道如何是好,所以才必須以那樣的姿態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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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格言說:「佛教說人有佛性,要領悟人生全部都是幻象,不動心不動情,最終得以脫離苦海與輪迴。我也覺得,人有神性;但有趣的是,似乎與佛性相反:那是一種無邊無際的愛,是人的內在心靈裡所生成的神聖感,可以無止盡的付出。」
佛洛伊德是無神論者,他對文明與人類精神的探討是傑出的,比如他認為文明的起源,是人試著適應自然所建構的一整套秩序。而在這個秩序裡也生出了神。伊格言講道:「神是人造的,透過各種希望神施予保護的祈求動作,驅除人對自然的恐懼,讓自己心安。所以佛洛伊德認為宗教都是幻覺。但是佛洛伊德有一個東西沒討論到,就是人自身的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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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格言提及《悲慘世界》、《幸福的拉札洛》、《令人討厭的松子的一生》。《悲慘世界》是偷麵包賊如何變成聖人的故事。《幸福的拉札洛》是主角將所有真誠全數付出,縱然活在殘酷的現實中。《令人討厭的松子的一生》亦然,不管遇上怎麼樣的渣男,毆打她背叛她,松子依舊愛著,沒有盡頭、廣泛性地愛著。伊格言認為,這部電影其實不是在講女性與愛情,它是在談人裡面的神性,類似理查德那樣,漫無邊際的愛。「而耶穌呢?」伊格言說:「對,『神愛世人』,我認為,那種漫無邊際的愛,就是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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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有沒有可能變成神?」伊格言最後說:「無有止境的愛,讓人如若神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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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場照片:誠品R79提供。
玫瑰塔小說評價 在 華人民主書院 New School for Democracy Facebook 的最佳解答
【文學專業、政治任命與綿谷昇】
(此文為修改版,修改處與理由請見文末說明)
前天我早上打開電腦,收到一封來自「賴和文教基金會」的信,主旨是「請以台灣文學專業說服我們」,信件訴說的對象是現任文化部部長龍應台。仔細讀了信我才知道這個令人驚訝的消息,原來龍部長請了一位幾乎沒有文學經歷的行政官員「翁誌聰先生」來擔任台灣文學館的館長。
這事跟一個寫作者或許未必有直接關係,寫作者只管寫好自己的作品就行了。但我卻感到一種不安。這種不安來自於我另一個專業,我突然覺得,啊,文學終於被視為不是一項專業的事業了。而且,這樣的評斷,還是來自於「文化部長」。她的任命,給了我這樣的印象。
龍應台的每部作品我都讀過,但現實生活中,我完全不認識,也沒見過她。是故,我想先談談我對龍應台的印象,順道也評論一下龍部長的文學品味。
十年前我剛開始教書時,系上給了我一門課叫做「應用文」。我當時認為,公文、輓聯、囍帖的寫作不該是這門課的重點,於是將此刻仍具有「應用性格」的文案寫作、書評寫作,排成這門課的重心。談書評寫作時,我特意用了王禎和《玫瑰玫瑰我愛你》為例,來討論一部小說的不同評價。其中最主要的一篇,就是龍應台的書評。
1985年以評論《野火集》席捲市場的龍應台,同年稍早還出版了一本《龍應台評小說》。龍應台對自己評論小說自信十足,她說:「我在默默的、很認真的,為你做一件事;但是你一直不知道。....而你如果一直不知道,我會一直寂寞下去,那對我不公平,對你,更是損失。」這部作品評論了白先勇的《孽子》、張系國《昨日之怒》、陳雨航《策馬入林》、蕭麗紅《千江有水千江月》……,使用的語言直接、透明,也造成了不少話題與爭議。
書中當然不乏有見地的評論,但多數評價今天來看卻令人懷疑。比方說,她在評論《玫瑰》時說這部小說有兩個重大缺陷:第一,小說的情節過分誇大,「使讀者不能與故事認同。」其次,她反駁姚一葦與蕭錦綿,認為這是一部「不好笑的喜劇」,是受到錯誤的鼓勵而語言「走火入魔」的小說。龍應台說《玫瑰》:「語言的賣弄、玩弄取代了所有其他的技巧。作者似乎就為了表現他在語言上的小聰明而寫這本小說:小說所需要的深度、發展、人物的雕刻,全都不顧了。」更尤甚者,她認為「如果王禎和不是《嫁粧一牛車》的作者,《玫瑰》這本書就根本不值得一評。但是他曾經寫過那樣優秀的作品,我們就憂心忡忡,不願他走錯了路,成為中國文學的損失。」(1985:77-82)
把台灣文學直接說成中國文學的損失,我們暫時接受那是那個時代某些學者的錯誤認知,但對小說裡使用俚俗語言的評價,龍應台的分析準確嗎?
當時還是年輕學者的王德威寫了〈王禎和走錯了路嗎?〉反駁,他說「對《玫瑰玫瑰我愛你》這類小說我們無法用普通「教化性喜劇」(normative comedy)的尺度來衡量…..《玫》書有太多的線索是在「諷刺」那些專事正經八百的寫作或找尋諷刺意義的作者與讀者。」他認為,這部小說最具魅力的地方就是在於某些人害怕之處,因為在王禎和的語言中,「許多人念茲在茲的法理尺度均在笑鬧中面臨土崩瓦解的威脅。」這種對法理道德的挑釁,「暴露了人生複雜曖昧的一面」,因此,王德威認為《玫》書不但不矯情,反而是〈嫁粧一牛車〉中人道精神更上層樓的表現。
而小說家張大春也針對龍應台的評論寫了文章,他直接質疑龍應台評小說的「玉尺」標準不一,他舉了實例來說明龍應台既認為人物對話可以反映「現實社會」,又認為「語言要一致」,並且明白王禎和表現了一個「鄉俚世界」。卻矛盾地認為《玫瑰》「樂此不疲的一再把酒名說成『幹伊娘』,把『早安』說成『摸奶』,把『人民』說成『屁股』不但令人生厭,而且是很廉價的笑料,和二十年前粗製濫造的台語鬧劇設計沒什麼兩樣。」張大春說,「小說語言──尤其是對話語言──不是要『反映現實社會』嗎?不是講求『一致』嗎?王禎和不是很『一致』地『反映』了一個『鄉俚世界』的『現實』嗎?王禎和又何嘗『髒化』、『醜化』了什麼呢?如果龍應台要指責閩南語鬧劇,指責『逗笑的髒話』,那是社會批評,它含有什正確的主題意識,可是用這一套來宰割《玫瑰玫瑰我愛你》,並且戴上一項『語言的賣弄、玩弄取代了所有其他的技巧』的帽子,則是不知所云。」
我舉這個例子跟學生說明眼光得靠長久的時間來考驗。事實上,龍應台還認為無名氏的《北極風情畫》及《塔裏的女人》,不會比瓊瑤好到哪裡去。而張愛玲的《半生緣》則被她判斷為「只是引人入勝的言情小說而已,沒有什麽深度可言」。二十多年之後再打開《龍應台評小說》,我們幾乎可以肯定,龍應台評小說離「有眼光」較遠。文學確實是有專業的,這專業不只建立在知識上,還在於對文學的判斷能力上。
我得承認,年輕時真的被《野火集》部分的內容啟發過(我不願懷疑她當年的初心)。一九八五的龍應台,應該還未曾料到有一天她會坐在文化部長的位置上。她曾提及自己的犀利評論可能斷了「學而優則仕」之路,而在接受田新彬女士的訪問時,面對她「會不會出來組織團體或發起運動,來發揮更大的力量?」的問題,斬釘截鐵地說「不會」。她的理由當時還很像一個知識份子:「每個人都該量力而爲,做他最擅長的事。我愛讀、能寫,卻不見得有什麽組織長才,而且我也不喜歡曝光。」
如今的龍應台恰恰好跟她當時的預期相反,她在面對眾多議題時,提到擔任官員要和過去的思維不同,也很難想到她面對政府許多錯誤的決策再發質疑之聲。而就我的觀察,她顯然是喜歡曝光的。比方說在「普安堂拆除事件」中,部長沒有解決歷史建物最終被拆得不成樣子的結果,面對靜坐抗議的民眾,她攬著一位絕食者(李榮台),在她耳邊說了話,親了她的頭,就離開了。最令人不安的是,她又回頭把自己的圍巾圍在抗議者的脖子上。這明顯地是類似「鏡頭前表演的行為」。做一個民意代表或許可以勉強容忍,但她此刻卻是這個國家最高的文化官員,理應以決策來下判斷,她卻只表演了一個寒冬送圍巾的演員舉動。(龍部長後來說明,她並不是因有媒體而表演,純粹是認為李女士身體虛弱。我將她的說法同時置於此處。)
這讓我不禁想起幾周前在課堂上和學生討論村上春樹的《發條鳥年代記》,裡頭有一個讓人印象深刻的角色「綿谷昇」。他是光鮮亮麗、外表出眾、談吐得體的政治新星,卻也是令人感到黑暗可怕的體制象徵。小說裡是這樣描述他的:「那確實是一張做得很好的假面具。那也許像是一種新的皮膚一樣的東西吧……我忽然想到,簡直像在看著電視畫面一樣嘛。他像出現在電視上的人說話那樣地說話,像出現在電視上的人舉動那樣地舉動。我和他之間可以感覺到經常隔著一片玻璃似的。我在這邊,他在那邊。」又再過一陣子,綿谷昇顯然「已經獲得一張更洗練更嶄新的假面具了」。而做為政治人物侃侃而談的綿谷昇的意見裡,看似繁複卻總不能讓人明白「以個人或以政治家來說到底在追求什麼?」
當天討論小說時,我問學生在現實生活裡有沒有人讓你感覺如綿谷昇?學生提了一些政治人物,我也提了一些,當時我腦中確實浮現了龍部長此刻的形象。
媒體報導龍部長解釋她的館長人選,考量的是「兼具藝術家的野馬性格與行政人員的耕牛性格,是一個搭建舞台而非自己走上舞台的人,館長是代表政府的行政者,是要很會搭舞台打燈光、讓文學家上台的人。」而「翁誌聰正是這種人。」這句話等於否定了原本台灣的文學專才中,具備這樣人才的可能性。我個人本對翁誌聰一無所知,查詢了相關資料也沒有發現他對台灣文學的獨特貢獻之處,也未見相關他曾關心的資料,史學與藝術的貢獻也很勉強。難道真的沒有別的人選了嗎?
這個任命也讓我不禁想像,要不然就是龍部長沒有魅力請出文學圈子裡有能力的人才,或者就是龍部長藉由任命紮紮實實地羞辱了文學這個行當。再者,會不會這只能算是一個政治算計上的佈局,而非對文學發展的考量,因此選一個心腹要比選一個至少有文學專業知識的官僚還來得重要?
薩伊德(Edward W. Said)同意、但不滿意葛蘭西(Antonio Gramsci)對知識分子的定義,也不樂見和世俗完全隔絕的「專業者」。他認為「知識份子是能夠清晰的代表著一個觀念,並向大眾宣說;不為社會上的許多組織所收編,而是超然獨立於這些組織之上,對於所有既有的事實加以質疑與批評」的人。他認為「知識份子的最大價值在能對權威進行監督,使人不致被權威的政治性話語所瞞騙」,而要成為「流亡者和邊緣人、業餘者、對權勢說真話的人。」而知識分子一旦進入體制,服侍權勢並從中獲得獎賞後,就根本無法運用批判和獨立的分析精神了。
我過去偶爾會覺得這樣的定義或許太嚴苛,總有那些想為「公眾服務」而進入政府體制的知識分子吧?我希望龍應台不是「綿谷昇化」的另一人。
幾天前,我接到一通來自文化部的邀請電話。電話那頭說明今年的國際書展邀請了一些國外作家,詢問我是否願意參加龍應台部長的晚宴?我大概思考不到一秒鐘就捏造了一個謊言,把這個邀約推掉了。在解除對龍部長對待一些文化事務的疑慮之前,我實在沒有辦法在她面前談文學或文學願景。
照片來源:「台灣大百科全書」網站。黃賢進攝影。
【關於本篇文章的重要補充說明】
各位,本來我可以不說這件事的,但敢發言就要承擔責任。既然這篇文章公開,且被轉發了上千次,我對文章有責任,對讀了這篇文章的人也有責任,所以理應向這篇文章的讀者報告。
今天下午我在花蓮離開菜園後,接到龍應台部長的電話,我很意外第一次和她的對話,竟是因為一篇在臉書的貼文開始。她先聲明並非要我改文章或解釋,但想對我文章裡的幾點做說明。由於當時我正要開車去趕火車回台北,我們共通話十七分鐘,多數時間我在電話這頭聽她的說明。
她的說明主要有三點,第一點是關於我個人,她邀請我參與餐會的原因。(這點涉及個人因素,我就不特別深入說明)第二點關於文章中涉及普安堂的部分,第三點涉及台灣文學館的館長人選。以下我以盡量不加入自己意見的方式,陳述龍部長說明的內容。
我們並沒有實際談到對普安堂事件的意見,她說明的重點在於,她並沒有「預期表演」而為李榮台圍上圍巾。她說她的觀察中那天晚上並沒有媒體,可能是參與抗議的群眾拍下照片,她認為後來媒體會報導出來,不是她所預設的。
關於台文館人選,龍部長的解釋是她努力徵詢過一些文學、文化界人士,但都被婉拒了。原因很可能是台文館館長的職等過低,薪資不高,沒有宿舍,若要從學界借調,也要有副教授以上資格。種種原因,尋找人選過程並不順利,她認為翁誌聰先生的行政經驗適任這個職位,能為台文館爭取最大預算。但如果真不適任,她也會調整。
對話中我只有提出一次詢問,就是為何不持續徵詢更適合的對象,而讓翁擔任代理館長,或直接由原副館長擔任代理館長?並且把部分文學界的疑惑提出來。龍部長表示,她不能用代理館長的方式去徵詢對象,有失尊重。
基於不隱瞞,我還原以上對話,給這篇文章的讀者。以下是我的意見:
一、我仍然認為選擇翁誌聰先生,是不適當的選擇。台文館此刻定位未明,根基仍淺,卻推動了許多跟台灣文學相關業務,且也肩負定位台灣文學、收藏文獻等多元責任,得有一位至少有相當背景的人士來擔任才合宜。(這點是我向龍應台的反映)
二、我寫普安堂的那一段我再查證。經過詢問一些朋友,以及閱讀各篇報導,確實當時並未有「眾多媒體」,我原文用詞不當,所以我願意承認錯誤,進行修正。但我仍認為部長沒有實質面對問題,並不允當。至於普安堂的議題也是我關心的,日後我會將它與近年各個文資保存相關議題,一併表達我的看法。
三、關於她邀請的餐會,我仍選擇不參加。
綜合以上,是以我修正文章裡的局部修辭(如上文所述普安堂一段),但對這件事我仍秉持以上看法,對龍應台部長的評價,則負全部言責,因為那是我綜合各個層面的跡象、訊息,所進行的個人判斷,如果有誤,時間也會審判我。我不會因一通電話,就片面接受龍部長的說詞,也會繼續關心此事。我也會持續鍛練做為一個文化觀察者的能力,並盡一己之責。
●關於龍應台部長與普安堂絕食者李榮台女士的互動訊息,我主要來自以下報導,及部分私訊。普安堂事件事很重要的文資議題,也希望各位若有機會關心。
孫窮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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