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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要如何不被矮化取得 BNT 疫苗？ https://wp.me/pd1HGm-lg

重點整理來了，順手轉發好人一生平安♡

【直播重點整理EP24】🥜台澎小堅果🌰

時間：7/17（六） pm8
講者：臺澎國際法法理建國連線創辦人－黃聖峰 ＋皮筋兒
主題：
1. PRC 政權如何利用 BNT 疫苗買賣矮化台灣？
2. 此次台積電、鴻海買 BNT 疫苗有避免矮化嗎？
3. 台灣要如何不被矮化取得 BNT 疫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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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PRC政權如何利用 BNT 疫苗買賣矮化台灣？

謝志偉先生曾發過的文章指出跟BNT購買疫苗從今年一月就開始，有一定的進展，眼見約要簽成功後，突然就發生意外，BNT對”我國”二字有意見，後來這事情就停擺，最後BNT與上海復星簽大中國地區獨家代理。

大中華（中國）地區涵蓋範圍中國大陸地區、港澳台。

PRC政權讓上海復星跟BNT簽獨家代理契約，只代理大中國地區，地理涵蓋範圍包含台灣。

BNT（德國藥廠）主要是負責生產，對外銷售是上海復星代理大中國地區，其他地區則是輝瑞（美國藥廠）來負責。

PRC政權如何利用 BNT 疫苗買賣矮化台灣？就是做了這個動作讓上海復星去簽獨家代理的契約，把台灣放在大中國地區。

在商務的契約，特別是製造、販賣的契約，如若製造商跟經銷商或代理商簽獨家代理的契約，這個法律效率非常強，會對違約列出強大的懲罰條款。裡面會嚴格限定獨家代理的範圍地區是哪裡，還會嚴格限制非獨家代理的業者不得進入獨家代理區域內。因此，即使是製造廠也不得與獨家代理商進行競爭關係。

換句話說，BNT與上海復星簽訂獨家代理契約關係後，只要在大中國地區裡銷售疫苗就絕對只能找上海復星，BNT不可以略過其他代理商去販售大中國地區內的銷售。

契約關係通常會有保密約定，所以我們並不知道BNT與上海復星實質簽約完整的內容。但我們可以合理推斷，通常代理契約會有嚴格的懲罰性的賠款。

疫苗是用施打人數作為潛在銷售的量，大中國地區如果以14億多人口，若加上台灣給他算15億，一人兩劑就需要30億劑。

因此違約金會計算預期可販售出去的數量乘以一定倍率價格的違約金，可以合理推斷懲罰性賠償違約金金額會非常大。

所以在此情況下BNT原廠也不可能鼓起勇氣來與中華民國政權進行交易。

PRC政權除了透過上海復星簽訂代理契約，限制BNT不准與台灣簽買賣契約外。

在輝瑞的部分，輝瑞是除了大中國地區以外的銷售代理商，如果有業者想透過三角貿易方式，例如某國醫藥業者想跟輝瑞買來再轉售給台灣，最終疫苗使用在台灣人身上，則在BNT跟輝瑞的契約內，也可能會寫上相關條款來防範上海復星「大中國地區」代理權因為第三方轉售輝瑞賣出的疫苗而受到實質侵害。

因此若有業者要透過三角貿易方式轉售給中華民國政權也是會遇到卡關的狀況。

即使輝瑞不在意上海復星代理契約，直接跳過上海復星與ROC政權簽約，可能會有的問題是：輝瑞不只是為了BNT而存在，輝瑞是美國很大的藥廠，販賣的不只是BNT疫苗，如果透過賣ROC政權疫苗給PRC政權難看，可能會讓輝瑞在PRC政權治下地區販賣藥物的許可證被刻意取消。

矮化就是把台灣放在大中國地區，並讓BNT跟輝瑞不敢不甩上海復星。

契約關係主要是確保彼此買賣利益，避免被其他外力介入分一杯羹。

PRC政權矮化台灣的手段，在法律上是讓上海復星與BNT簽涵蓋台灣的大中國地區獨家代理合約，在政治上則是利本身核發用藥證許可證的權限，去威脅想在中國做生意的輝瑞跟B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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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此次台積電、鴻海買 BNT 疫苗有避免矮化嗎？

無論是台積電還是鴻海他們都不是藥商，是沒有資格去進口疫苗，他們必須要委託一家醫藥業者去洽談，他們都是委託裕利醫藥 （這不是台灣的公司是瑞士公司），台積電、鴻海與裕利醫藥簽約，由裕利醫藥與上海復星醫藥集團設在香港的公司復星實業簽約。

換句話說台積電、鴻海簽約的對象是上海復星醫藥集團設在香港的「復星實業」。

這與裕利醫藥是瑞士公司是不是國際契約無關喔！裕利醫藥是受台積電、鴻海的委託，但仍舊是跟上海復星醫藥集團簽約買疫苗，疫苗最終用在「台灣地區」，上海復星醫藥集團是中國獨家代理商，所以這也還是矮化，也仍舊沒有掙脫中國代理商的問題。

如果喔！如果裕利醫藥是買來用在瑞士地區上那它不可能跟上海復星簽，因為上海復星只賣使用在大中國地區的疫苗，所以用在瑞士的疫苗不能跟上海復星買，它只能夠跟輝瑞買，這就是獨家代理契約的限制。

昨天有個新聞提到 …說用醫藥免責保障台灣主權等等。這有存在許多錯誤，需要大家了解。

其實上海復星代理的「大中國地區」有權給予醫藥免責權的單位，其實有四個: PRC政權（負責非港澳地區）、香港特區政府、澳門特區政府、ROC政權。

所謂的「藥害免責權」跟EUA（緊急醫藥使用授權）連結在一起。

通常藥品完成檢驗確認安全有效方可取得合法販售藥證，關於商品責任的部分，如果有超乎合理範圍外的副作用就由廠商負責。那如果副作用是仿單上寫清楚的，醫師或藥師對這個藥品性質、副作用也很清楚，並開處方簽給病人，則藥商對仿單上寫出的副作用就可以免責。

也就是說倘若出現超乎仿單上合理範圍的副作用甚至導致死亡的情況才會由藥商負責。

但因為武漢肺炎疫情太嚴重，疫苗開發時沒辦法完成三期試驗，在三期試驗進行中就開始申請緊急使用授權，對某些地區（無論是主權國家政府或者是治理當局）來說在這時會權衡利弊，如果這疫苗已經證明有效了，只差三期還未完成，又因為疫情太嚴重所以需要先使用疫苗，就會核發緊急使用授權EUA，給藥商提出責任豁免(訴訟豁免)的權利，因為太過緊急民眾需要使用，如果有超乎合理範圍的副作用、死亡出現，買方就會向廠商擔保它不會向廠商求償，一切由買方（主權國家政府或者是治理當局）負責，由買方承擔這個藥品風險，這是疫苗藥品責任的轉嫁。

訴訟豁免就是EUA所產生的法律效果，EUA就是讓廠商可以免去藥害責任，核發EUA的治理當居會說「出了事情我負責」，所以民眾不會去告藥商，只會找治理當局。

之前說過販售疫苗的業者本來可以交易的對象並不只限於國家政府，而是只要可以進行醫藥進口的單位就可以，但因為武漢肺炎疫苗還不到合法上市的情況，還未完成三期試驗，這時候藥害責任就需要有單位可以來承擔這個責任。能夠負擔藥害責任的就是國家政府或者治理當局，它們會針對藥物超乎合理範圍的副作用或者死亡制定相關規定給予補償。

因此武漢肺炎疫苗就只能賣給可以承擔這個責任的國家政府或者治理當局，所以廠商不能如同其他藥品一樣隨便賣給別人，只敢賣給願意承擔藥害責任的單位。

ROC政權有買AZ跟莫德納，買不到BNT，原因是大中國代理權的問題。

回頭來談緊急使用授權的事情，EUA不是只有主權國家政府才可以開出來的授權。

大家看香港是跟上海復星買BNT疫苗，叫做復必泰疫苗，雖然盒子上印復必泰，但這個是德國BNT製造直飛香港的BNT疫苗，香港特區政府有發EUA給BNT。

在這情況之下，如果說藥害免責權是可以拿來保護、保住台灣主權的話，那香港特區政府發EUA那它保障了什麼嗎？保障香港主權嗎？香港還是中國的領土啊，澳門EUA也是澳門特區政府發的，有發EUA才可以在核發EUA單位的地區施打。

科興中國自己做的，在中國本土 PRC政權北京當局的地區可以用，好像在香港不能用，我記得好像香港地區這邊並沒有發EUA（香港特區政府已在2月18日核發 EUA 給科興，所以香港人在這之後可以施打科興疫苗）。

台灣就法理上來說不算大中國地區，不屬於中國的一部分，包含ROC政權想代表的中國。

中國PRC政權治下範圍分三個地區發EUA：一是可以使用的地區就是中國PRC政權自己主要控制的地區（就是PRC政權稱的內地，而ROC政權稱的大陸地區），二是使用在香港特區，三是澳門特區。

核發EUA的權利跟你是不是個主權國家跟保住主權無關。

很遺憾要告訴大家台積電、鴻海買 BNT 疫苗並沒有避免矮化的現實，國際合約跟德國廠商直送或者藥害免責權都沒有避免台灣矮化的事實。

台灣只要路徑透過上海復星就是矮化，這就是現實。

光是沒辦法以一個主權獨立國家的身分來購買疫苗，光是這件事情就可以知道沒有台澎領土主權的中國ROC政權，讓台澎處於被一中兩政權矮化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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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台灣要如何不被矮化取得 BNT 疫苗？

困難的路線是皮筋在粉專曾發過的文「用盟佔代管者身份」來購買。另一個有可能的路線是用贈送的方式。

如果大家都有了解清楚法理建國論述，就可以知道台澎領土主權歸屬未定的客觀史實，跟ROC政權是受盟軍《一般命令第一號》來台受降並軍事占領代管台澎，沒有台澎領土主權。盟軍佔領執行者的身分是不會受到一中兩政權框架限制，如果ROC政權願意老實承認沒有台澎領土主權，並以盟軍佔領執行者的身分購買疫苗就可以與輝瑞購買BNT，但現實上ROC政權不可能在現在走這個路線。

當我們在推廣法理建國論述時，有許多人不能接受，還認為台灣是主權獨立的國家名字叫中華民國，在這個情況下ROC政權不可能承認盟軍佔領執行者的身分，還會繼續拿台灣名義在國際上招搖撞騙。

比較有可能使用的方法就是「贈送」。現在不是就有美國、日本、立陶宛、斯洛伐克送疫苗給台灣？他們都會提到感謝台灣在防疫期間送口罩給他們禮尚往來等等。

疫苗到買方手上就是買方的東西，它要怎麼處理都是買方可以決定的，如果今天有個友台國家跟輝瑞買BNT疫苗，然後拿來回贈給台灣感謝台灣曾經的幫忙，那這樣就不會是矮化了，因為沒有透過上海復星。

ROC政權目前仍舊有15個承認它是中國主權國家合法代表政府的「邦交國」，ROC政權可以善用這15個邦交國來進行外交上的禮尚往來。ROC政權給的禮也不一定要是跟防疫有關，醫藥、農業、投資方面的協助都可以是「禮」。

（註：直播結尾我們也說了，從頭到尾就是中華民國政權的問題，台灣人切莫把中華民國當成台灣人的國家，盡早完成終止代管自決建國，這才是真正的保家衛國）

【宋魯鄭: 美國病了，西方病了，病根都知道，但就是還沒有解藥】
作者宋魯鄭 · 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研究員研究員
一場疫情和一場大選，把歐美的無能、低效、混亂展現無遺。歐洲已經成為全球第一大疫情中心，累計1200萬例。美國則一舉超過1千萬，占全球的20%。

這麽突出的癥狀，誰都知道西方病了。哪麽它的病根何在？是否還有藥可醫呢？

西方共用四大病根，都源於它的制度設計，違反常識和人性的先天性致命缺陷。

一是認為大眾永遠是正確的。而一旦民眾做出錯誤選擇，就再也無法改變。

英國的脫歐公投就是如此。當時的首相卡梅隆自以為脫歐是如此的不理性，危害是如此的嚴重，民眾一定會支持留在歐洲。以致於投票開始後，他已經在唐寧街十號首相府準備慶祝儀式了。結果卻爆出了本世紀首個重大黑天鵝事件。雖然全世界都認為脫歐是錯誤選擇，但政治人物也只能跟著繼續錯下去，而無法糾正。否則將直接危及現行體制的合法性。

類似的事件還有西方第二大黑天鵝事件：特朗普被美國人民選為總統。盡管很多美國人都認為這是一個錯誤的選擇——美國首位黑人總統奧巴馬在選舉結果出爐時曾一度懷疑這個制度，著名的政治學者福山則直接聲稱美國制度已經失敗。但整個社會除了接受，沒有任何解決之道。因為如果否定選民的錯誤選擇，就等於直接否定這個體制。

按說，沒有誰是萬能的，都可能犯錯本是一個常識。中國1949年的革命以農民為主，革命勝利後農民也占國家總人口的80%以上。但毛澤東在建國前夕就在《論人民民主專政》提出“嚴重的問題是教育農民”。但在西方這種制度下，誰敢承認選民主體是需要教育的？不但不敢承認，還一定會竭力迎合。特朗普就是迎合落後地區、受教育程度不高選民反全球化、反自由貿易甚至排外的想法才贏得選舉。在今天的印度，許多政治人物知道農民不會使用電腦，就幹脆提出禁止使用電腦的競選口號。

我以前曾總結過，在西方這種制度下，大眾必須是理性和充滿智慧的，既關心國家整體利益和未來，也深諳復雜的國際關系，更有必要時能為了他人和國家犧牲自己的切身利益。但這樣的人民是不存在的。一個建立在不存在基礎之上的制度，怎麽可能不百病叢生走向危機呢？

第二大缺陷是權力和責任無法保持一致。

按說，權力和責任一致也是很普通的常識。但在西方這種制度設計下，大眾擁有決定誰是國家領導人，國家實行什麽政策的巨大權力，但卻沒有與行使這一重大相關權力的責任。或者說這種責任只是口頭存在，但卻無法監督和衡量。

比如是不是每一個選民都應該去投票。投票的時候是不是應該了解每一個候選人和他的政策。如果是公投的話，應該對議題充分了解，還要知曉其利弊。

以這次英國公投為例，投票率只有72.2%，也就是說有近三成約一千三百萬選民沒有出來投票。即支持者、反對者和棄權者各占三分之一！要知道支持脫歐的只比反對者多出122萬張票。結果就是這122萬人決定了一個6600萬人國家的命運。投票率之所以重要，是因為任何一個政黨都有鐵桿支持者，如果投票率低，極端的、活躍的少數就將代表多數。2017年法國議會選舉，投票率竟然只有42.6%，連一半都不到。這不僅僅結果是否真實反應民意的問題了，而是直接令人質疑這個結果是否有合法性。

更令人震驚的是，英國很多選民連歐盟都不知道是什麽就投了票。結果出來後，在英國竟然如現如此令人不可思議的現象：查詢什麽是歐盟竟然升到網絡使用第一名！

類似的現象也出現在法國。2005年法國公投否決了歐洲憲法《裏斯本條約》，重創歐洲一體化進程。但否決的原因並不是選民對這個條約多麽不滿，相反他們很多人根本看都沒有看過這個條約。他們只是因為對政府不滿而投了反對票。一個影響自己國家和歐盟重大利益的事件，就如此兒戲以對。

我在很早的一篇文章就指出法國公民社會的“黑手黨化”：只要權利，不要責任。甚至借國難之機而向國家發難，謀取個人利益。2003年，法國出現罕見的高溫，造成上萬人死亡。2006年，當高溫再現法國的時候，本來就應該吸取教訓的法國醫療界居然因自身待遇等問題發動罷工！向政府施壓，以滿足其要求。

2005年，巴黎申辦奧運會進入倒計時一刻，當國際奧運會到巴黎考察時，交通部門就選在這一天進行總罷工，因為他們認為只有這個時候才最有效果。最後巴黎申辦失敗顯然與此有關（畢竟奧委會擔心如果舉辦奧運會時也如法炮制，後果將是災難性的）。

2016年特朗普勝選，但投票率只有55%。特別令人費解的是，堅決反對特朗普種族主義立場的黑人投票率大跌，特別是許多搖擺州黑人投票率大跌。要知道在這些搖擺州特朗普都是以微弱多數獲勝，他們的投票完全可以左右大選的結果。更令人嘆息的是，當初是無數民權先烈的生命才換來今天黑人的投票權，卻被白白浪費掉了。

三是去專業化。

人類發展到今天，社會越來越復雜，分工也越來越細致。專業化成為必須遵守的原則和常識。即使是一個單位的招聘，也明確要求要有三到五年該領域的工作經驗。然而，西方這種制度卻逆歷史潮流而動，出現了去專業化的現象。

特朗普是政治素人，他勝選後任命的政府中實際的二號人物、主要負責外交的國務卿蒂勒森同樣是一個從未擔任過公職，也從未從事過外交工作的商界老板。其他內閣成員也大都沒有相關領域的歷練，都是外行領導內行。有相關工作經驗的僅有兩人：退伍軍人事務部由副部長大衛·J·舒爾金擔任、交通部長是曾擔任過副部長的趙小蘭。

雖然不能絕對說沒有相關經驗就一定不勝任，但這和官僚體系專業化、國家治理專業化的趨勢相違背。絕大多數人既缺乏政界也缺少自己主管部門的經驗和知識儲備，而由於年齡原因，既很難避免過去領域形成的思維方式和經驗的影響，也很難再重新學習。

法國也同樣。馬克龍總統缺少從政經驗（大選時他的政黨才成立一年、他從未參加過選舉、僅擔任過兩年多經濟部長），他任命的總理愛德華·菲利普僅擔任過邊遠小市的市長和國會議員，其經驗比馬克龍更少。其組成的22人內閣，第一次擔任部長的就高達18人，其中9人是純粹來自社會：有民間環保人士、記者、奧林匹克擊劍冠軍、醫生、出版社首席執行官。

由於非專業化，也由於體制因素，內閣成員往往缺乏不穩定性。

奧朗德政府五年中換了三位總理。重要的內政部長和經濟部長分別五年內四次、三次換人。外交部長是兩次換人。如果從整個法國而不是某個領導人的任期來看，哪麽從2011年到現在，法國這個國家從總理到外交部長、勞工部長、教育部長、文化部長、體育部長都已經更換了五次，最短的任期僅有4個月23天。

特別是法國面臨經濟和安全兩大迫在眉睫的挑戰，結果極為重要的經濟部長竟然更換了六次，內政部長更換了7次！雖然說法國經濟長期低迷的原因很多，但主管經濟的部長如此頻繁的更換，一個國家的經濟怎麽可能好呢？在恐怖襲擊如此嚴重的情況下，負責安全的部長如走馬燈輪換，這個國家的安全還能有保障嗎？

特朗普則不到兩年間內閣基本更換一遍，多達22位官員被更換，42起人事異動。多達65%的離失率。平均每二十天有一人離職。上至國務卿、司法部長、國防部長、幕僚長、FBI、總統顧問下至白宮發言人，可以說數都數不清了。到現在，四分之一的內閣首長都僅是代理。

第四大缺陷就是政黨競爭的設計初衷違背人性。

西方這種多黨民主的制度設計是希望通過政黨競爭促使執政黨更好的治國理政，希望通過在野黨的監督，確保執政黨少犯或不犯錯誤。通過這種設計建立問責制。

然而任何一個政黨都想成為執政黨，而執政黨犯的錯誤越多，越嚴重，越不得人心，是在野黨能夠成為執政黨最重要的條件。於是良好的初心就演變成今天的政黨惡鬥，政黨利益超越國家和民族的利益。

法國黃馬甲運動發生了許多空前的暴力事件，甚至國家文物、法國的象征凱旋門也遭到損汙。應該說不管立場如何，反對暴力應該是各政黨最基本的共識。結果除了馬克龍政府反對外，其他在野黨卻完全相反。它們或者譴責馬克龍導致了暴力，或者譴責政府故意放大暴力來汙名化黃馬甲運動，或者指責政府是轉移視線。

比如“法國站起來”黨魁譏諷內政部長，本來屬於放火政府，現在卻扮演起救火隊的角色。他甚至指責政府有意識在星期六讓暴力膨脹，從而讓人民運動失去信用。共和黨也譴責暴力，但譴責的是“自我封閉在這一暴力中的共和國總統和政府”，稱是因為他們沒有聽取人民，沒有向人民伸出援手，才引發人民的憤怒，把責任全推到執政黨身上。

而極右和極左政黨都公開支持黃馬甲的一切行為，稱之為是愛國者，是人民起義。極右翼領袖勒龐女士甚至“詩興大發”，發推稱贊：“英雄啊，黃背心，妳們把自己的身體變成壁壘，高唱馬賽曲，保護無名英雄紀念碑，以免遭到打砸。妳們是站起來與小流氓勇敢鬥爭的法國人民”。在野黨趁火打劫、火中取栗發國難財的味道非常濃厚。

美國政黨惡鬥更為嚴重，其直接後果就是政府關門。除了無政府主義者，任何理性的人都知道政府關門是極其嚴重的政治危機，是矛盾無法解決、各方絕不妥協全面沖突的結果。特朗普上臺以後，政府已經關門三次。這一次由於民主黨控制眾議院，雙方勢均力敵而創造了美國歷史紀錄。

表面上看，雙方對立之處是要不要為美國和墨西哥邊境建墻撥款，但被後則是雙方的戰略對決。一是特朗普要連任就必須建墻。這是他最主要的選舉政見，而且也是少數至今仍然沒有兌現的政見之一。而民主黨要想重新執政，就必須全力阻擊。這也才會出現美國歷史上政治最高層鬥爭中從未有發生過的極其罕見的先例：議長取消總統到國會發表國情咨文，總統取消議長外訪！如果說佩洛西提前十三天通知特朗普還算是保持了基本禮貌的話，一向粗魯的特朗普則是在代表團出發前幾分鐘才告知對方。

二是雙方的理念南轅北轍，根本就沒有妥協的可能性。西方這種制度必須社會主流或者政治精英對重大問題有基本共識，才能在一些具體的政策差異上進行妥協。如果是根本性的問題沒有共識，哪就只能是妳死我活的零和遊戲，民主就成了鬥爭的工具。民主黨從自己的政治理念出發，對外來移民持歡迎立場，並認為這是美國這個國家的責任和道德力量所在。而特朗普則把很多問題如安全、就業等歸罪於移民。皆盡全力限制或者清除而後快。當然理念的背後也同樣是利益。眾所周知，移民多支持民主黨，傳統白人多支持共和黨。在選票為王的制度下，這意味著什麽不言而喻。雙方廝打的如此慘烈，如此不擇手段，原因就在這裏。

三是中期選舉過後，政治版圖重新劃分，對立雙方都希望通過某件事立威，確立於已有利的行事規則。如果一方率先妥協，以後就很難再壓倒對方。

於是在這種種考量之下，美國歷史上最長政府關門紀錄誕生了。整個國家成為政黨博弈的人質和籌碼，成為政黨利益的犧牲品。

事實上，這種違背人性的制度設計不僅影響到國家大政，就是民生議題也一樣。比如奧巴馬2008年第一次競選總統時就許諾效仿中國修建高鐵。但八年過去了，卻寸鐵未成。一個是民眾不願意拆遷，二是利益受損的航空集團、高速公路集團、能源集團以及酒店業反對。三是相關議員要求高鐵必須在自己的選區經停，否則就給予否決。四是共和黨執政的州反對來自民主黨執政聯邦政府的決策。除了民眾和資本因素外，政黨利益博弈就占了兩條。

西方全面政治危機是內因和外因的結合

毫無疑問，正是先天性制度設計的致命缺陷，才是今天西方民主全面危機的真正根源。西方出現的所有問題如短期行為、不能制訂長遠規劃、無法選出合適的人才、不能進行痛苦和必要的改革（比如經濟困難時消減福利）、政策缺乏延續性、不能在問題處於苗頭階段解決、低效率等等均和此有關。

當然一個制度的先天基因缺陷要想全面爆發還是需要外因的，這就是全球化、以機器人自動化和人工智能為代表的科技進步、互聯網信息時代的來臨。它成了西方陷入全面危機的外部條件。

歷史發展的新時代對西方的影響主要有二。

一是中產階段迅速萎縮，成為少數。今天的歐美都降到50%以下。根據西方民主理論，沒有中產階級就沒有民主，西方民主制度產生、運行和維系的基礎正面臨崩潰。

全球化導致發明創造帶來的巨大利潤只能被少數人獲得。本國民眾無法分享。比如蘋果手機是美國的發明，但生產制造全在第三世界國家。蘋果公司獲得巨額回報，美國廣大民眾卻無法從中分得一杯羹。

自動化技術的發展導致大量中產階級失業。特朗普雖然指責中國等發展中國家的崛起導致美國失業率上升，但研究數據表明，90%的失業是由自動化造成的。從自動化技術獲利的也是少數精英。

二是網絡助推民粹主義崛起。當一個國家最窮和最富的群體超過中產階級，政治極端化、民粹主義就會崛起。過去由於政治參與和信息傳播的成本，它們都會受到技術性制約。但在互聯網時代，卻一切都成為可能

比如從傳統政治角度，特朗普所做的一切都是政治自殺。但他卻一路高歌猛進，笑到最後。其原因就在於網紅政治時代的到來和他個人特質的有效結合。

在電視和報紙傳統媒體時代，政治素人根本沒有表達機會，自然也沒有辦法對選民產生影響。但在互聯網時代，和網民互動的成本幾乎為零。只要妳能博眼球，能引起爭議，就有了知名度。特別是在信息爆炸時代、求新求變時代，傳統政治人物謹言慎行的風格越來越令人厭惡，那種不講道理、激進、偏激、處處說錯話、挑戰傳統的政治人物反而更易引起關註和轟動。可以說越無賴越能打動平民。西方民主制度在互聯網面前正面臨著感性打敗理性的嚴重挑戰。

由於長期的政治歷練，這種網紅品質在傳統政治人物中根本不可能存在，而只有特朗普這樣的人物才可能具備。所以特朗普就靠一個推特打敗了所有媒體。

這也是采用西方制度的國家和地區頻頻出現政治素人以及民粹主義可以迅速崛起的原因。

如果說中產階級還是相對理性和穩健的話，哪麽當一個國家失去這個主體、民粹主義崛起的時候，其制度性的先天缺陷如假定大眾永遠正確、權力和責任分離、政治的非專業化、政黨競爭違背人性的設計等都會共同爆發出來。

只是全球化、以機器人自動化和人工智能為代表的科技進步、互聯網信息時代的來臨都是歷史的必然，無可逆轉。西方的制度模式即使僅僅難以適應就要會被歷史淘汰，更別說還由此引爆了自己的基因性缺陷。中國革命的先行者孫中山早在一百多年前就指出：世界潮流，浩浩蕩蕩，順之者昌，逆之者亡。這將是西方無法跨過的歷史之門。 所以，西方有病，病根誰都清楚，但到目前無藥可解。

最近一堆柯粉或是偽裝成柯粉的不明者，主張若政府說謊，那和左岸中國有甚麼兩樣? 主張政府應該要全面公開透明，又開始在網路上發起應該要公布感染者的全面身家資料。

昨天經濟學人發了篇文章《武漢肺炎這類的疾病在不民主國家更致命》，舉了自1960年來的專制國家，在傳染病所導致的人命損失上，較民主國家為多。我想這應該是常識中的常識才是。

不民主的專權國家，由於權力來源不在於民眾上，所以不具備應該充分告知透明資訊的義務，政府更不需要對人命負責。今天死幾個人，對領導權力根本不具備威脅，那政府為何要將幾條人命放在心上?

民主國家，權力來自於民眾，當民眾死了人。這個人他有言論自由，可以將自己受到的待遇公布，讓其他擁有投票權的民眾思考，政府是否有妥善盡到應盡的責任。由於每條人命都有人權，也都有言論自由，因此政府的第一目標，永遠都會是確保每個人有受到最妥善的對待，即便是有許多無奈之處，也都是盡心到最後一刻。

當然，我不否認在傳染病的防治上，民主國家的第一目標，若放在防疫上，則肯定會侵犯到人權、隱私和自由等民主國家的根基。說真的，若事事都講求民主程序，怕是錯失太多良機，也可能下了太多錯誤決策。防疫這件事情上，無法完全的民主自由，這點認知我還是有的。

只是在防疫之外保有的民主和自由，將能使得那些不民主的環節，仍能保有民主機制將人民放在首位的意義。因為除了防疫之外，我們仍有言論自由，仍能針對政府施政做批評，也仍能討論各項政策的利弊得失，導致防疫指揮中心即便在不民主的狀態下，仍然受到民主制度的牽制，並期許能將人民安危放在首位。

總的來說，民主和專制國家在防疫這件事情上最大的差別，便是專制國家並不受到人民監督，人民是國家經濟的生產工具，所有的人命損失都可以換算成經濟損失。而在民主國家，雖然人民依舊是生產工具，但也是一張張選票，並且因為政權會因選票更迭，所以當權者得想方設法討好人民。即便是無奈的欺騙選民，也得是出自善意，而非惡意的將人命換算成金錢。

這樣應該夠清楚了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