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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滿足面面的民意代表的心酸
每年此時，真的招架不住！
老人敬老活動餐會、土地公聖誕千秋、各里、社區大樓、各組織、社團中秋晚會、社團交接、各種形式的晚會，統統一起來。
今晚的行程15個，要在短短3、4個小時完成，若處處要求看到本人參與是有困難的，還要加上交通車程因素。
今晚15個受邀夜間行程只是前菜、小菜而已，中秋一日節慶，照往例，都會變成一個月，從前周開始已陸續登場，還有明天、後天、下周、下下周……，截至目前統計超過230場、處。

我最記得去年的正日，也就是中秋節前夕的假日9/7，白天表列行程38個、晚間中秋以上各項活動邀請63個，全日是101個，是非常誇張。

為了滿足，已卯足了力又要兼顧助理們的安全，請多體諒吧！
除了體諒，也希望人與人之間秉持尊重。
今晚我差點要變臉，除了要跑行程，更要服務。
受託服務從龜山回來，又逢星期五下班通常更塞車，行程當然是走順暢動線，到一個餐會也不過19:30已近結束，這不是我的錯吧?
雖然如此，還是習慣性道歉，誠實說有事耽誤，行程也剛跑第三處，今天有多處，言下之意還一人被質疑說謊，這感覺讓人不舒服，致使我差點變臉。
我說:若我拿出來那麼多，你要怎樣?還好有人緩頰。
前陣子我才抒發，需要做得那麼委屈嗎?
我認真盡責，於公、於私人服務我都戮力以赴，幾乎沒有自己的事，每天面對、處理的都是大衆的事。

我不搞工程、不沾利益，還必需要說明的，議員沒有任何一毛錢特支費，只有議長、副議長有。
薪水很高嗎?沒有喔，一年連出席費全數加總就近230萬元而已
(事務費補助每月2萬，對我而言辦公室是租的，上屆租金28000+管理費+水電電話費，即透支10000多，本屆請房東降3000，一樣一張租金就核銷掉了)
，薪資還要課綜所稅的。
#夠用嗎?
#當然不夠。
太多太多的人情事故，捐助、寄付、摸彩品、瓶水……等都要的都很理所當然。

我自己總結上一屆任期下來，不含選舉連任的開銷，4年薪資全花掉，透支了約近120餘萬元，加上連任的選舉開銷總數透支約250萬元，大家會問:蛤?這樣是在幹怎樣的?
#這真的是一個好問題，當然一般人也會質疑、不信這都沒關係，我的資產財務很簡單，都歡迎檢調來查。
有些人我曾經聊過我深層經歷，我任公職前我工作與事業上努力過，老天也疼惜，才有一點攥積。

這條公職路證明是不好走，一個機緣我爭取上了，基於閒時2年多時間之間，一個閒閒的人閒到生病差一點死去的不好經歴，那是民國98年的事。
#因為這樣~
這條路上我有沒有想要得到什麼?
#正確說法是，我要一個重心活下去而已。
平心而論，少有像我這樣願意付出與謙恭潔白的。

#有我應該是鄉親之幸

＃神父的鹽
　
「其次，刻意操作省籍對立剝削意識．他認為２２８事件是『中國高官、逼台灣民』的省籍對立剝削．他表示，１９４７年２２８事件爆發，當年國民黨接收台灣，外省人壟斷了所有的權位．果若外省人壟斷所有權位，他的父親怎能有此機會擔任官派首長？」
　
「陳建仁的這場演講，刻意偽裝家族是２２８事件受難者、操作省籍對立剝削意識、隱滿家族豐厚成長背景，以及誇張了威權時代國民政府為反共、護國、保台所造成的過失，而刻意不論政府在二戰以後戮力建設台灣，免於中共統治的功勞．這場謬誤不實的演講，不但扭曲了２２８事件及威權時代的真相，也彰顯一個知識分子袒護當權者的墮落，更著實豎立蔡政府的新威權．」
　
這什麼墮落文章？提及事實叫做操弄族群對立？要戰陳建仁祖宗八代就算了，順道扭曲二二八真相？
　
二二八本來就跟省籍衝突脫不了關係，國民政府來台就是實行殖民統治，「中國高官、逼台灣民」、「外省人壟斷所有權位」，這本來就是事實，說是實行殖民統治，怎麼會讓本省人位居高位？就算讓本省人當官，其動機為何？難道不是效法清廷以番制番，來個以台制台？這不就是過往外來獨裁皇權對於本土居民的高壓手段？不就是為了靖綏所以採取的統治方法？如同中國共產黨在人大安插的台灣省代表，藉以加強殖民統治與侵略他人的正當性？
　
難道說，港人林鄭擔任特首，就等於「中國政府沒有排斥香港人，重用香港人？」林鄭鎮壓反送中運動，是站在香港的人角度著想，還是站在中共的立場？林鄭的自主性有多少？能代表香港人嗎？她是當作樣板宣傳，還是讓香港人自己當家作主？我們可以用林鄭來合理化中共對香港的暴政嗎？可以用香港本土警察攻擊香港民眾，說明他的行動是自願的？他們樂意這麼做？可否將真兇中國政府下的明明白白的指令，扮演的角色徹底去除？香港人自己殺死自己？說中國政府制定的國安法是為了「護國、保港」？
　
如果不行，怎麼會拿陳建仁的父親當過官派首長，所以沒有「中國高官，逼台灣民」，沒有「追究台灣人民的政治忠誠，剝奪他們參與公職的權利？」
　
真敢摸著覽趴說，二二八「外省人沒有壟斷權位？」、「沒有中國高官逼台灣民」？　
　
不如這麼說，要是陳的父親有所抵抗，或者說，拒絕擔任，違背黨國意志，會有什麼樣的下場？
　
本土人士擔任國民黨的官，就不會面臨到黨國的壓迫？　
　
難道要效法李敖的說法，因為有少數外省人被毆擊，所以變成「臺灣從光復 以後，從日本人手裏，我們中國重新把它拿回來以後所發生的一個政府和人民之間的一個嚴重的衝突」、「台灣人殺外省人」、「軍人並不知道誰該殺誰不該殺，有一些臺灣的人，張三跟李四的不對，張三就鼓動軍隊去殺李四，所以嚴格的說起來，最後的殺來殺去的局面是臺灣人殺臺灣人」、「台灣人自己殺死自己」？
　
這是部分替代整體的謬誤．
　
按照李敖的說法，外省人被殺了十天，死了數萬，但警備總部紀載的的外省人死亡人數為５２人，然後李敖說本省人死亡數字是炒作，所以把受害者的數字驟減，被波及的人數誇大，所以整體就變成「元凶是台灣皇民日本兵」？
　
這種被害者當成加害者，加害者變成被害人，國民黨無罪，蔣介石鎮壓暴民的黨國史觀，不就跟陳儀的記者會和黨國報紙專門強調外省人傷亡，遮蓋自己暴行無異？
　
迫害外省人的又是誰？不分本省外省一齊鎮壓的始作俑者又是誰？不就是外來殖民政權嗎？警備總部之下的忠義服務隊，在台灣實行反間工作，專門燒毀外省人商店、毆打外省人，利用黑道流氓在各地製造混亂、燒殺擄掠，製造派兵的藉口，這怎麼不提？所以忠義服務隊利用黑道或吸收台灣學生，滲透台灣民間，可以說成是讓本省人當官，「外省人沒有壟斷權位」？因為忠義服務隊隊長許德輝是本省人？林頂立這個「半山」是軍統裡的本省人？
　
誰收買他們的？誰指揮他們的？誰下達命令讓他們去殺害手無寸鐵的學生？
　
「柯遠芬引導監察委員兼監察院特派臺灣監察使楊亮功到圓山陸軍倉庫前面廣場，指遍倒在廣場上的數百具屍體說：這些就是昨晚進攻這個倉庫，被國軍擊斃的奸匪暴徒．楊亮功無言．後來楊亮功對他的跟隨人透露：倉庫附近並沒有戰鬥過的跡象，死者都是十八、九歲的中學生，又沒有攜帶武器……這數百名十八、九歲的中學生，就是昨晚在市內各派出所維持治安，而機槍步槍齊響以前，被憲警，林頂立的『行動隊』和許德輝的『忠義服務隊』所拘捕、押到圓山倉庫前面廣場，被國軍擊斃的．」
　
誰使百姓為了自保互相舉報？誰用利益誘惑他們讓他們互相殘殺？
　
警備總部接收了西本願寺，以「整理情報」、「收集情報」之名，進行逮捕、監禁、拷問之實，結果把外省人歐陽可亮給捉進去，稱他為「３４號」．
　
「一種叫做『跪鐵鍊』的拷問，是教犯人坐上鐵鍊，讓鐵鍊的凹凸不平，叫人疼痛不已．還有一種『踏木桿』，教人跨坐到一根削尖的木材上，然後由二個人用力從肩膀下壓，屁股嵌入木桿，痛的連尿都會閃出來．也有人陰莖被通電流，因而喪失生殖能力。聽說在詢問室的隔壁，一些被判死判的囚犯還被用來練習空手道呢．甚至曾經謠傳，死去的人的鬼魂經常出現．」
　
「他們說我和台灣共產黨的林樑材同謀造反，無論如何，都不能教我心服口服．我抵死抗辯．於是，他們從另一個角度詰問我：『不然，你清楚地交代你的經歷．』」
　
「我父親是外交官，我在北京出生，到國外留學過一段時間．回國後，任教於各大學」．
　
歐陽可亮在獄中，和其他獄友相識，旁邊有一人和他搭話，
　
「我叫王育霖，是建國中學的老師，也擔任『民報』的法律顧問。我有個弟弟在台南．如果你可以離開這裡的話，能不能請你告訴他，我最後被關在西本願寺的事．」
　
「沒問題，我叫歐陽可亮．我們大概沒救了吧？不過，像你說的，我也要拜託你，如果是你離開這裡的話，請把我的事情轉告大同的林挺生．」
　
「林挺生，他是早我一年的高中學長．」
　
「我不記得王育霖到西本願寺是十四日或十五日，不過確定是比我晚進去的．他什麼時候死的，我也不知道．到我離開西本願寺的三月底為止，他應該都還活著的．」
　
歐陽可亮不久就被釋放，他的太太向上海的吳元黎告急，吳元黎再向南京的父親吳鼎昌求援．吳鼎昌便直接打電話給陳儀，要求他「不要殺歐陽可亮．」
　
但是其他同在獄中的人，可就沒那麼幸運．
　
歐陽可亮出獄了以後，又被姚虎臣勒索，即是當初關押他的警備總部第二處處長，他身兼三個職位，訓練總隊長和綠島集中營主任，專門懲戒流氓，本身的行為卻跟流氓沒兩樣－甚至比流氓還惡劣，他把放出去的人又捉了回來，向他們勒索贖金．
　
和歐陽可亮一同被姚邀請的，還有林挺生、林子畏，林子畏是「全民日報」的社長，批評陳儀被威脅，於是將全民日報頂讓給林頂立．
　
「你們都是台灣有名的大企業家－」　
　
姚虎臣說，　
　
「和你們比起來，我不過是一介武夫．台灣呢，比我想像的還難治理，而且物價又貴．只靠陸軍少將的薪水，不容易生活的喲．」
　
「所以，要和你們打個商量，」、「能不能請你們各別寫張借據給我？」
　
我們四人互相看來看去．

「借據？是說我們向姚處長借了什麼東西嗎？」林挺生問，
　
「沒錯，中國的作風是以黃金幾兩計算的．物價波動這麼厲害，金錢是會貶值的．」
　
於是被關押出來的人們，又紛紛被勒索黃金，簽下借據，可謂將一條牛剝兩層皮，歐陽可亮被迫要繳交一百兩黃金，其他人兩百兩．
　
「這話真是欺人太甚．不正面向我們勒索，變成是我們償還向他告貸的債務，真是狡滑」
　
書中如此形容，
　
在這個勒索完成後，姚心滿意足地找來樂隊唱戲，聲音太大，驚動了隔壁的台灣仕紳劉明，他不認識姚虎城，卻認識歐陽等人，他不知道他們正被這群「阿山兵」綁架著．
　
「像這樣咚鏘吵雜，一點也不像你們的樣子．隔壁的人根本無法談事情．我正在招待教育廳長許壽裳，討論成功大學昇格登記的重要事情．你們能不能安靜一點，拜託！」
　
姚虎臣聽了，勃然大怒，他跑去隔壁討面子，對著劉明吼「劉明，你知道有天，不知道有地嗎？知不知道我是誰？警總第二處處長姚虎臣，就是我．」
　
「聽好，明早十點之前，來中山堂給我謝罪，否則，給我小心你們兩人的狗命！」
　
最後，劉只好找歐陽、林幫忙說情，諷刺的是，這兩人也是被威脅的對象．
　
姚在中山堂羞辱了劉一番，稱看在歐陽、林的面子上，饒他一命．
　
「然而劉明並不就此平安無事．沒多久，不知因何罪名，他被警總逮捕，判了十年徒刑．此事報紙也曾刊登過，相信還有人記得吧？他一日不少地在砂石場整整服刑十年．
　
教育廳長許壽裳更可憐，竟被暗殺了．」
　
姚虎臣就是典型「中國高官、逼台灣民」、「外省人壟斷所有權位」的代表，他囂張跋扈的嘴臉，連同為外省人的教育廳長許壽裳都不放在眼裡，連歐陽可亮都能加以威脅，至於同為他眼中羔羊的人們，顯然也有差別待遇，至少在西本願寺被關押的本省人，不一定等得到打給陳儀的一通電話．
　
所以，若要將當時被迫服從的人們，或者被當作工具，有利用價值的本省人，為了自保而屈從，服務於外省權貴的仕紳階級，反而當作一種證明，稱陳建仁的父親擔任官派首長，所以「當年國民政府不但沒有排斥曾在日本時代總督府任職的台灣人反而更加重用」，而把數百數千被殺台灣菁英當作不存在，這是去語境的謬誤，陳建仁的父親當然很幸運，他能生存下去，不代表國民政府屠殺壓迫，實行階級剝削的事情不存在．
　
接著將責任轉嫁到陳建仁身上，說他「操作省籍對立剝削意識、隱滿家族豐厚成長背景」，以及「誇張了威權時代國民政府為反共、護國、保台所造成的過失」、「而刻意不論政府在二戰以後戮力建設台灣，免於中共統治的功勞．」
　
這種就是黨國文宣看太多，才會產生的去語境的謬誤，維護真兇，合理化暴行的見解．
　
只有白癡才會在香港人被中國鎮壓以後，說香港人講中共的暴行是誇張中共的過失，故意不提中共建設香港的功勞．
　
簡單直白問一句，你會在看到被害者被強暴以後，要他提起加害人曾經多愛自己？為他做了多少事？
　
噁心透頂．
　
這篇墮落的文章透露出許多謬誤，實在讓人難以吐槽，居然會有媒體刊登這種謬論，並且指稱他人犯了謬誤，所以都是假的，並合理化自己的謬論為真，簡直是謬論謬論，謬誤學家的謬誤．
　
「他父親只會講台語，不會講國語(普通話)…」，說陳的家族經商，是漢語化家庭，陳的父親不會中文，怎麼當官？
　
這依然是個謬誤，陳說的是語言，不是文字，外省族群來台灣，來自中國各省，就不是使用同一種語言了，蔣介石的母語也不是北京話，就連蔣介石帶來的官兵，也不少聽得懂台語，陳所敘述的原文是，
　
「陳建仁也提到，１９４５年起，父親陳新安擔任官派的旗山鎮長，有一天鎮長辦公室突然遭許多軍人闖入，配槍軍人還將刺刀對準陳新安，要求『搬出去！』但陳新安只會說台語，不會說普通話，因此以台語反問『什麼叫「出去」？』不料對方回嗆『我槍斃你！』一度引發緊張對峙，所幸後來找上軍方長官溝通，才順利化解僵局．」
　
聽得懂不代表會說，會說不一定說的很流利，會聽不一定聽得懂全部，說陳的父親是漢語化家庭，不會中文怎麼當官，這就是訴諸純潔的謬誤，北京話不等於中文，漢語化家庭不一定會說北京話，至於陳父所當的土官，實際上是為了統治者方便統治台民，那顯然會台語的實用性大於北京話．
　
我們看看歐陽可亮所敘述的另一個情境，
　
「學生當中有人對軍隊明白表示不滿，和他們起了衝突而被毆打．我連忙趕去道歉，教訓學生，平息軍隊的怒氣．那種情況之下，不這樣做，就無法救那些學生．另外有些學生不知事情原委，看到軍人打開倉庫拿米，大叫：『阿山兵搶我們的米』
　
從福州調來的二十五師獨立旅團，有不少士兵聽懂台灣話．就在學生大聲喊叫的時候，一個士兵突然拔出手搶，當場射殺那名學生．那種殘酷的景象，至今仍在我腦中揮之不去．」
　
就可以知道，當時使用的語言情境，十分複雜，如同姚虎臣聽不懂台灣話，身邊卻有可以當翻譯的軍官，他依此跑去問責仕紳，陳父如果做官，應也有類似會北京話的同僚，而陳所稱「找上軍方長官溝通」應也是凸顯這個語言衝突的實際情境．
　
而如果不會中文，就不能當官，這不就是「外省人壟斷權位」的最佳例證？依此邏輯，台灣人不會中文，當不了官，那多數權位不就由會中文的外省人擔當？
　
簡直通篇自打臉．
　
說國民政府重用日本時代總督府任職的台灣人，不曾排斥，不如說，日本時代總督府任職的台灣人，被殺死、冤枉關押的有多少？當官存活跟被殺的比例為何？
　
光講幾個例子，當到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教育處副處長的宋斐如被拖去大直槍殺，依據歐陽可亮所述，
　
「台灣大學文學院院長林茂生也是在大直被槍殺．淡水中學的校長、副校長、教務主任、體育老師等多人，也都被載到大直槍斃．花蓮出身的國大代表張七郎，他的台北住宅遭受襲擊，全家遇害．蔣渭川被便衣收押時，利用機會從後門逃走，可是，他女兒卻當場被射殺身亡。此外，遭受毒手的人數，難以估計．在三月十三日這一天被逮捕的人當中，大概只有我倖免於死吧．」
　
所以這個「重用」到底怎麼個重用法？這些當官、不當官的，是如何死的？怎麼會用「國民黨重用台人」、「陳建仁父親當過官派首長」一筆畫帶過去？
　
被迫害過的人當不了官？當官的一定不會被迫害？這又是一個簡單邏輯，光講文中的蔣渭川，國民政府派武裝警察攻擊宅邸，謂「我們奉命要來槍斃你」其女蔣巧雲當場慘死，兒子松平則重傷，此後一年蔣渭川逃逸，直到丘念臺向政府作保，蔣渭川方才出來．
　
蔣渭川在吳國楨擔任台灣省政府主席後，被聘為民政廳長，甚至當到內政部次長，吳國楨，外省人，以公開大膽地與蔣經國激烈爭執而著稱，他是親美派，蔣介石任命吳國楨，「以利用吳國楨『民主先生』的形象，全力爭取美援」，吳國楨擔任臺灣省主席期間，致力於推動台灣地方自治、農業改革，允許某些地方官員職位由普選產生，可以看出二二八屠殺後，外省統治集團內有其他派別對台灣人有不一樣的態度，事實上，屠殺完後，蔣隨即派白崇禧來台「宣慰」，然後嘉獎屠夫彭孟緝，這也是獨裁者的雙面手法，也意味著他們害怕台人再次反抗，一群外省集團要以單純的鎮壓來治理台灣，或者在政治上完全隔離台灣人，那是不可行的，因為這是台灣人的島，島上都是台灣人，而且還要看外國的臉色，必然要有其他分化、懷柔的手段，而這些手段不會是擦拭血跡的白布－全世界都知道，二二八屠殺是不義恐怖統治，就連統治者自己也知道，他們心裡有鬼，他們畏罪，害怕暴行被揭穿，公諸於世．
　
吳國楨作為實質建設台灣的人物之一，不久就被控以貪汙批鬥下台，吳公開批評政府「一黨統治」，指出臺灣當時政治的六大問題：一黨專政、軍隊政戰部門、特務問題、人權問題、言論自由與思想控制．吳在美國雜誌用英文發表《在台灣你們的錢被用來建立一個警察國家》的文章，「在台灣每年的預算中，美國人提供了３０-４０億美元，用來創造一個極權國家」、「國民黨之經費，非由黨員之捐助，乃係政府，即國民之負擔，這種國庫通黨庫做法，除共產集權國家外，實為今古所無．」
　
曾有作家劉宜良欲寫「吳國楨傳」，卻被蔣經國下令國防部情報局局汪希苓指派台灣黑道刺殺，此即著名的「江南案」．
　
所以我們可以知道，這個壟斷所有權位的外省統治集團，為了確保自己的獨裁統治，連外省人也不放過，至今仍有人把被他們驅逐出去的人所做的事，當作獨裁統治的建樹，說什麼「二戰以後戮力建設台灣，免於中共統治的功勞」二二八是「威權時代國民政府為反共、護國、保台所造成的過失」，這種諂媚威權統治的言語，企圖將暴行除罪化，堪稱知識分子的恥辱．
　
事實上，沒有這個外來殖民政權，台灣也有本事能獨立建國，台灣本身經日治時代的洗禮，早有超越中國本土的進步和現代化，以及自己治理自己的台籍菁英，掌握經濟的仕紳階級，是蔣介石敗逃到台灣，壟斷所有權位的外省統治集團使一切都變了調．
　
當時美國亦可以扶植其他本土勢力，或者是讓較為開明的如吳國楨之流掌權，這都能避免蔣介石一干外省統治集團荼毒台灣的現況，而他們留下的迷思，依然在統治某些人的腦袋，企圖搬弄是非．
　
到底是台灣確保了外省族群以及外省統治集團的生存，還是他們在「反共、護國、保台」？是台灣保護他們還是他們保護台灣？平心而論，你突然闖入別人花園將草木踐踏殆盡，這會是「保護」嗎？將國共爭端帶到台灣，用反共之名屠殺台灣人，樹立權威，這叫「反共」還是「毀台」呢？
　
然後「護國」是護哪個國？鬥爭的是哪些「國民」？哪些人被劃定於該國之外慘遭殺害？
　
「陳建仁竟然附和台大獨派教師陳翠蓮的 『中國高官，逼台灣民』的主張」
　
如今看來，實在可笑，中國人反台獨，滯台中國人亦反台獨，從１９４５年至今，當真沒學到一點東西，一點教訓，一點懺悔，自外於台灣之外？
　
我只看到，當初姚虎臣囂張跋扈的嘴臉，到現在還浮現在進步的台灣社會．
　
壟斷所有權位的外省統治集團，把反抗的人殺光了，留下了「順民」，強迫他們服從自己，為其所用，否則便死，現在，「順民」的後代不願服從了，開始述說真相，就開始批鬥他，說他的祖輩也拿了黨國的好處，怎麼能不服從，說黨國的壞話？
　
好像當過奴隸，就必須當一輩子－連連子子孫孫都必須當下去，世世代代陪他們一起說謊．
　
一旦提及事實，就說他在操弄族群對立．
　
「日本人投降撤出台灣後，滿懷期望的臺灣人原本認為應該有更多自治與參政的機會，但是在台灣政治方面，行政長官陳儀本人不僅集行政、立法、司法三權於一身，還身兼軍事大權，權力之大較過去的日本總督有過之無不及，而政府的中高級職位幾乎由外省人壟斷．行政長官陳儀以下九個處的十八位正副處長之中，只有一位副處長是自大陸返台的臺籍人士（即宋斐如，歿於二二八事件）十七位縣市長中，僅有四位臺籍人士，且均為自重慶返台的「半山仔」，並不受台灣人歡迎．根據１９４６年１１月由長官公署發表的統計，簡任及簡任待遇級官員，臺籍僅占０.８２％；薦任及薦任待遇級官員，臺籍僅占６.６３％，而且在極少數的薦任、簡任級臺籍人士當中，大陸返臺的半山就占據裡面的７０％．」
　
最後我們要問的是，到底誰在操弄省籍對立？
　
恐怕不是陳建仁，而這些１９４７年至今，仍然揮之不去的威權遺緒，只要有人提及２２８，他們便跳針２２８是人們取之不竭的提款機．
　
至於他們是什麼？恐怕是獨裁者的殺人硬幣．
　
獨裁者每殺一個人，就投一枚硬幣，這些硬幣會大聲歌頌獨裁者的美好，並強調他們殺人如何合理，台灣人如何不知感恩，嚷嚷著扭曲真相去扭曲真相．
　
就像硬幣上那一抹微笑一樣，他們凝視著那一毫釐的慈悲，而歡愉．
　
他們在萬人塚裡尋找一枚完整的指節骨，盛讚獨裁者的溫柔，在那些堆疊的屍首的後代裡，尋找數不盡的邪惡，用以憎恨，ｂｒｏｔｈｅ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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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連線成面、集面成體
-\-\-\-\-\-\回應吳明峯【氣象學家與冷血殺人魔的一線之隔】文

二二八事件七十三週年，世界上又多了一篇把外省人描寫成冷血殺人魔的文章。

我們就來看看這位冷血殺人魔，能不能在七十四週年的時候，看起來更立體一點。

闢謠會跑斷腿，我們就集中看他寫的這一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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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四日《民報》報導，當時市副議長楊元丁的質詢：

「一、市府接收時，本省人有一三四名，據十一月二十一日報紙上的統計，外省人七十六名，本省人七十四名是何故？二、公營事業也是外省人佔多數。三、市長前對林兩成的答覆說：因為土地生疏不知，有能相信的找本省人不到（找不到可信任的本省人），所以採用知己的外省人……有人說，現在市府採用人員，像是日本帝國主義一樣的奴隸政策。」

-\-\-\-\-\-\-\-\-\-\-\-\-\-\-\-\-\-\

外省人石延漢真的把台灣人當奴隸用嗎？事隔七十多年，我們就來分析一下，基隆楊元丁老先生這話說得公道不公道。

陳儀時代的公務員任用，基本上我們可以用三個概念做一個快速地理解，就是：掐頭、去尾、不看中間。

「掐頭」，是要論一個迷思，這個迷思是認為陳儀接手台灣後「政府中的台籍公務員不增反減」。之所以得到這個結論，是因為大家，選擇性地，把日本時代的台籍比例掐頭掐掉了。

日治末期台籍公教人員的比例佔全體的55.53%，這個數字，無論和長官公署的任何時期相比，都是遠遠不及。

你只要不掐頭，長官公署時代的台籍公教人員比例，比起日本時代，根本是爆量增長。

陳儀接手政權後，台籍公教人員比例，在接收初期突然暴衝到76.06%，但在幾個月之間又暴跌到62.11%，之後緩慢爬升，最終穩定在72-73%之間。換句話說，如果你拿後面的任何一個數字和最初的76.06相比，當然你只會得到雇用台灣人越來越少的結論。

問題是這個最初的爆量是怎麼來的？這個76.06%是1946年4月的統計，1946年4月是一個很重要的時間點，因為從此時開始，長官公署才大致完成了機關接收的工作，正要開始做組織重劃。在這個時間點之前，除了極少數的事項，大部分都是日本時代是怎樣、就繼續怎樣運作，就是邊運轉、邊接管的不跳停心臟手術啦。

換句話說，如果你是一個記者，在好比說1946年3月來到台灣，看到台灣如何如何，然後你就下結論：「中華民國剝削台灣人民！」抱歉，你看到的其實是日本怎麼剝削台灣的。不要笑，大記者Harlow M. Church就犯過這個錯誤。

台籍公教人員為什麼會在4月爆量？很簡單，就是因為新舊人並存嘛，就像每個月沒有付水電瓦斯電信費之前你的薪水一樣。拿這個過渡期間的數據當作比較的基準，根本沒有意義。

過渡期之後呢？別急，我們先看第二個概念。

第二個是「去尾」。

「去尾」主要是要論另一個迷思，就是認為在外省人政權統治之下「台灣人只能當低階公務員」。

和數據無關，我們單純是要說一個造假被抓到的事情。如果你去查維基百科的二二八事件條目，裡面引了一段李筱峰在《解讀二二八》的說法：

「奉命抵台調查二二八事件的監察委員何漢文，在1947年的調查報告中即指出：
簡任官之214人中，外省人佔了202人（94.39%），本省人僅12人（5.61%）；
簡任待遇者228人，外省人佔204人（89.4%），本省人僅24人（10.53%）；
薦任者1704人，外省人佔1385人（81.28%），本省人佔319人（18.72%）；
薦任待遇者，1438人，外省人佔951人（66.23%），本省人佔487人（33.87%）；
服務機會不均等，如各機關高級人員以外省人居多，而臺灣同胞每多屈居下僚，所得待遇高低尤不公允。」

很糟糕的是，這是一筆造假的資料，因為有人把何漢文原文的最後一段去掉了，還移花接木加上自己的評論。

原文在引用數據後，其實是說：

「由此可知高級公務員本省人所佔者過少，此固較之日本統治時代十一萬公務員中，僅有台胞簡任者一名、薦任者六名，已顯有進步，然此後台省既重歸我國國土，自應設法培植其本省高級幹部人才，以求糾正過去之偏頗現象也。」

卻被有心人刪改成了完全相反的意思。

換句話說，比起日本時代，台籍公教人不但整體數目上爆量，每一個官等分別去看，也全部都是爆量。

我們稍微看一下這個爆量是怎麼來的。

日本時代有著「玻璃天花板」。官制中所謂的「高等官」，指的是除了最低階的「判任官」外的「親任、敕任、奏任官」。親任官只有台灣總督一人，我們就不談。剩下的敕任、奏任官兩種，目前的研究，一般都認可整個日本時代五十年，台灣人只出了1位敕任官杜聰明。硬要說的話還可以再加上1人，即劉明朝，但他只當了一天就退休。而曾在總督府服務的高等官的總人數，僅僅在三十人左右。

這就是陳儀來台之後遇到的問題：台灣人好可憐！

你是陳儀你怎麼辦？

你想的就是陳儀想的：台灣人全部無條件升官。

方法大致如下：

日本時代「敕任、奏任、判任」，比照中華民國時代的「簡任、薦任、委任」。判任官依日本時代原有級數無條件調高一至三級，最高調到委任封頂。

中階薦任官的資格門檻，從大學畢業降為專科畢業。

低階委任官的資格門檻，從專科畢業降為高中畢業。

委任幹五年以上的就直接給薦任資格。

雇員幹三年以上的就直接給委任資格。

從事公益活動（是的，我沒寫錯、你沒看錯）滿五年的，就直接給你委任資格。

就是這樣，我們就得到了高等官數十倍的瞬間大爆量，此時不過是中華民國在台灣的區區第一年。

但你或許也注意到了，這個政策是有「排富條款」的，把零拉成低階、把低階拉成中階，但這個政策並不希望把原有的中階直接拉成高階。

為什麼？

如果你是真正的菁英，明知道這裡有玻璃天花板，你會硬要去闖嗎？沒那麼賤骨頭吧？最高階的簡任官，當然不能從原有的台籍公教人員直接升，而是要從外部拉新的台灣人進去！

懂這個邏輯，我們就來看第三個概念。

最後是「不看中間」。

前面我們提到了，台籍公教人員的比例，歷經初期的大爆量，後來暴跌約15個百分點，最後才拉回。這中間發生了什麼事？

由於日本人在統治的最後階段，突然大量印鈔，把公教人員的薪水，一次性發到了1946年3月才離開。這就導致了原有的台籍人員，在1946年的4月後開始出現離職潮。離職的原因當然各人不同，但最主要的原因，還是因為公教人員的薪水實在追不上戰後的物價上漲，並且經常有欠薪的狀況。

這時候就出現了一個非常、非常、非常有趣的歷史場景。

看過「圍城」嗎？外面的要殺進去，裡面的要殺出來。1946年的台灣就發生了這樣的場景，一方面，參議員大聲痛罵政府不給台灣人機會當公務員，但另一方面，身在公門的台灣人卻大量離開公職跑道。而那些留在公部門的人，也有很多人因為偷偷兼職被抓到而開革。

這裡面的最大宗，正是公部門中的「醫療人員」。這道理不難理解，醫療人員在民間都能有很好的待遇，他當然沒有對這種低薪又欠薪的狀況逆來順受的誘因。由於醫療人員離職情況實在太嚴重，還引得陳儀發布署令，聲明醫療人員未經合法手續辭職即棄職者，不發給開業執照。

在這種狀況之下，你是機關的主管，你的單位沒人了，你會怎麼辦？

將將～～～是的，沒錯，凹自己人嘛！

把自己親朋好友拉下水，用情感的力量，合力撐起搖搖欲墜的公共服務。

這裡面凹最大的人是誰？也不意外是台灣人自己，一方面是地緣關係，另一方面是因為日本時代末期的皇民化運動，在台灣建構了一個以親族為單位的，在公務員任用上有優待的特殊階級。一個優秀的公務員，當然就容易拉他也有行政經驗的親戚來幫他度過難關。

再去看一眼維基百科二二八事件條目吧，裡面提到「外省人牽親引戚」所舉的證據：

「如臺中法院之大部分職員為該院院長的親戚，佔全法院職員過半數。」

這位拉了二、三十個親戚在自己單位當公務員的「外省人」，名叫饒維岳，苗栗竹南人，日本名為宮崎峰明，在日本時代就是法官，可說是台人菁英中的菁英。（資料來源：《台灣紳士名鑑》頁267、興南新聞《台灣人士鑑》頁386、新民報《台灣人士鑑》頁497）。從台中地方法院院長的任期來看，陳儀接收臺灣司法機關的第一時間，饒法官即獲得留用，並升任該法院院長，任期從1945年12月17日至1946年12月4日。（《司法院史實紀要》，第三冊，頁312）在任期到一半左右，就被《民報》報導了他在自己的單位中任用親戚的「醜態」（無奈）。（資料來源：〈長官禁令哪裡去？索親引戚比比皆是！各地方法院之醜態〉，《民報》，1946年7月6日）

開不開心？意、不、意、外～～？外省人哪來那麼多親戚在台灣啦。

但無論如何，我們還是要幫饒法官說話的，他在當時的決定，那是沒有辦法的辦法，這麼做的，在當時也不只是他。

這個青黃不接的狀況，後來逐漸改善了，因為長官公署的財務狀況漸漸好轉，大量開辦的短期訓練班，結業的台灣民眾也陸續放缺任用。這就是1946年整年，台籍公教人員比例先下滑、再逐漸上升的由來。最終的比例大致鎖死在外省1、本省3的比例，這大概是陳儀心中的底線吧。

回到當年的基隆，我們再看一眼楊元丁老先生對基隆市長的質詢。

「一、市府接收時，本省人有一三四名，據十一月二十一日報紙上的統計，外省人七十六名，本省人七十四名是何故？二、公營事業也是外省人佔多數。三、市長前對林兩成的答覆說：因為土地生疏不知，有能相信的找本省人不到（找不到可信任的本省人），所以採用知己的外省人……有人說，現在市府採用人員，像是日本帝國主義一樣的奴隸政策。」

有沒有不一樣感受了？

為什麼接收時（1946年4月）本省人有134，到了11月，本省人只剩74名？

為什麼基隆市長要報告議員，因為我人生地不熟，在這裡找不到可以相信的台灣人，只能先用知己的外省人？

楊元丁老先生當年說外省人和日本人一樣把台灣人當奴隸，這話公道嗎？

隔了七十三年，你能跟我一樣，看到當年的基隆石延漢市長回答時，那個尷尬又不失禮貌的笑容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