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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博士生的就業困境怎麼解？

#中研院社會所第三屆博後論壇圓桌座談報告

#中研院社會所第三屆博後論壇圓桌座談報告

【博士「生」之後：中研院社會所第三屆博後論壇圓桌座談報告】
文/朱峰誼（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
　
#社會學博士出路的危機
　
　台灣博士就業困境是近年來廣受注目的問題，2010年陳東升與陳也楨「博士『生』了沒？」一文推估在2017年社會學領域博士畢業生與教職缺額供需間的差距為180人；同年蔡瑞明亦對此提出策言，認為解決台灣高學歷就業問題，除了消極地減少博士班招生數量外，還至少可以有五項積極作為：一是鬆綁大學的組織法規，以增加半薪或2/3薪資之方式增加兼任教師之聘用；二是在大學內成立研究機構，聘用博士人才進行研究；三為鼓勵博士組成研究團隊，參與各級政府及民間機構的研究計劃；四是開放流浪博士進入公務體系；五為鼓勵產業界多引用博士研究人力。
　如今已屆2018，台灣博士生們的就業困境似乎沒有舒緩的跡象。我們該如何看待此一問題？又有什麼可能的解決辦法？中央研究院社會所第三屆博後論壇於5/8舉辦一場圓桌討論會議，由陳志柔（中研院社會所副所長、臺灣社會學會理事長）為主持人，安勤之（中研院社會所博後研究員）與筆者分別做初步的調查報告，並邀請陳東升（臺灣大學社會系所專任教授）、蔡瑞明（東海大學社會系所專任教授）前來與談，以台灣社會學相關科系博士生就業及應聘狀況為例，尋找突破困境的可能性。
　
＃兼任鐘點師資常態化、＃博士教育養成的落差
　
　安勤之的報告首先闡述高學歷供過於求的就業困境似乎是全球性的問題；在美國2010年只有不到一半的博士畢業生能立即找到一份全職工作，日本亦有補助博士人力進入企業職場的獎勵政策。勤之進一步整理2010年後台灣大學、政治大學、清華大學、東海大學社會學博士之就業情形，指出52名畢業生裡有34位任職於學界，而其中不到1/3（10人）為專任教師，其他則為專案或兼任教師、講師、博後或研究員，顯示出當前專任教職兼任化、鐘點化的問題。目前53所國立大學裡高達21所未足額聘用專任教師，而近半數國立大學裡兼任教師佔半數以上，私立大學情形則更為嚴重。現今教育部之標準是私校鐘點費每小時625元、公校735；兼任教師若一週上十學分，備課、上課、改考卷至少要44小時，以私校鐘點標準，換算下來時薪只有107元。
　而此經濟掛帥之營運邏輯亦顯現在系所評鑑的績效追求上，不僅造成教師龐大的升等與發表壓力，甚至犧牲了教學品質，更影響了各系所應徵用人時的單一標準，例如期刊的發表量以及國際化（英語發表及英語授課等）的要求。然而，增加期刊發表量及國際化其實都不是各系所訓練及培育博士學生的核心宗旨（核心宗旨是培養具社會學素養的獨立研究人才），其亦不符學界及系所欲發展在地特色、發展「台灣」社會學的目標。綜合安勤之的報告與整理，台灣社會學博士生之就業困境，更應該從台灣博士養成教育 、當前學界以績效為主之評鑑標準等的層面進行討論。
　
＃生師比與少子化論述的反思
　
　筆者的報告進一步探討源起的結構問題，指出台灣長期以來過高的生師比（目前約為25.3）是造成目前流浪博士過多、教師過勞、研究與教學品質低落三大問題的主要癥結點。目前台灣高教的生師比為 25.3（只計專任教師），遠遠超過 OECD 的平均值 14.1（只計專任），也就是說台灣的專任教師必須比 OECD 國家的教師多面對、指導十位以上的學生。過高的生師比不僅造成台灣教師過重的教學負擔，也同時壓縮研究時間、降低研究品質；而學生也得不到應有的學習與指導品質，因受教權受損而傷害其未來競爭力。
　另外，從各國高教專任教師與兼任教師數據的比較也可以看到台灣學術工作兼職化、鐘點化的問題。在英國，專任教師人數與兼任人數比值約為2:1，而台灣卻為1:1。換句話說，有一半的台灣學術工作者僅是兼任或專案職，工作權益及待遇均未獲得相對應有的保障。
　長久以來支持台灣過高生師比的，便是「少子化」論述。然而，根據教育部資料，過去九年裡台灣公立大學與專科學生總數實際上是「增加」了一萬六千人。受到少子化衝擊的，大多是當初廣設大學政策脈絡下新興成立的私立與專科大學。而近年來新生註冊率低於 60% 的學校，的確是以私立專科大學為多數。故台灣少子化所帶來的高教衝擊，其實更應該放在當年廣設大學的政策脈絡下來看，而不能做為今日支撐過高生師比、壓低專任教師比值、進而犧牲教師工作權及學生學習權的理由。事實上，OECD 多國皆有少子化的問題，但甚少國家便因此而犧牲高等教育的發展。然台灣卻反其道而行，不僅將傷害台灣未來國際學術競爭力，更直接衝擊台灣往後二十年的社會與經濟發展。
　綜合以上分析，筆者認為解決目前台灣高教發展困境，方向至少有三：（1）降低過高生師比；（2）推動大學分流；（3）協助新生註冊率過低的大學及專科學校退場及轉型。而其中則以降低生師比最為重點。若要使當前台灣高教專任與兼任教師比提升至2:1，需至少有13,000位兼任教師應轉為專任。若一位專任教師年薪以100萬計，則約需年經費130億元；若政策分五年執行，則為一年26億的經費預算（逐年增加）。以上數字當然都有討論的空間，重點在於：過去政府每年皆支出百億餘的經費預算補助各校，如今亦有一年支出160餘億「高教深耕」計畫、再加上一年56億的「玉山計畫」，其實質效益究竟如何？不如重新檢討歷年的補助方式，直接以經費補助各系所（而非學校）增聘專任教師（或協助兼任教師轉為專任）、提高專任教師比例，更能夠直接處理當前高教最重要的燃眉之急、解決流浪教師與博士、專任教師過勞、教學品質低落的三大問題。
　
＃博士的轉型：提高兼任待遇、設立研究機構、鼓勵博後的研究計畫
　
　座談會裡，蔡瑞明認為即刻大幅降低生師比將衝擊當前的高教結構；提高專任教師人數，代表各校經營成本的增加，將使目前新生註冊率低於60％ 的私立專科及大學恐怕將出現倒閉潮。比較可行的作法，或許還是提高兼任教師們的待遇，讓學術工作者即使是兼職也能維持基本的生活開銷。此外，設立能長期聘請博士後研究員的研究中心智庫，或是開放博士後互相組隊或與專任教師合作申請研究計畫之資格、讓博後研究員能有研究經費繼續進行學術研究及發表論文，也是解決當前博後就業困境的方法之一。最後，蔡瑞明也提醒，與其漫長地等待制度上的改變，當前博士畢業生也需要儘可能地以論文發表、研究成果與教學經驗提高自己的競爭力。
　陳東升認為少子化趨勢仍然是目前校方決定員額缺的主要考量；降低生師比的建議以博士畢業生的立場來看或許合理，但若以校方立場而言、或是考量到私校財力負擔，實際的推行則是困難重重。即便教育部當前諸多的經費補助計畫也要求增聘專任教師，但因缺乏適當的審查及苛責機制而無法確實執行。相較而言，提升兼任人員待遇可能是較為可行的方案。此外，陳東升也提到，大學的分流或許有可能減輕私校在面對少子化時所承受的競爭壓力，但與其是由國家界定的研究型或教學型的差別，更重要的是各校必須發展自身的（在地）特色。陳東升也認同設立研究中心並以此聘用更多研究及教學人員的可行性，但更重要的是建立一套適當的人才留用制度，讓學校能審慎明察研究中心的學術效益，以長久維持其健全的運作。
　
＃可以即刻改變的建議
　
　除了上述較為巨觀、較為困難達成的制度建言外，在座談會裡筆者也提起幾個各系所能隨即施行的簡單建議，例如應徵資料電子化、免除外館學歷證明、簡化第一輪應徵資料（如免除推薦信）等等。教育部事實上已於2014年時即免除外館學歷認證的強制要求，若系上真的有認證學歷之必要，其實可以要求錄取者（或面試者）提供證明即可。而簡化第一論應徵資料及電子化作業，不僅能減少行政與資源耗費、減輕應徵者的負擔，也便利國際籍研究人員應徵。這些一舉數得的建議，敬供各系所在未來應聘人才時參考。
　
◎本文將刊登於《臺灣社會學會通訊》第88期

#聯合筆記

沒了願景的台灣高教

許俊偉

調查發現，高教自由化應優先鬆綁的項目，以學費和招生方式最獲大專校院校長重視，比率各占6成6及5成8。報系資料照

聯合報系願景工程推出「高教十字路」專題，調查發現逾七成大學校長憂心，若高教政策無法鬆綁，台灣高教將只剩不到五年的競爭力。

這些年來，政府高教政策給太少、管太多，確實成了高教發展瓶頸。但不論是教育部還是各大學，早已喪失對未來高教願景的想像，恐才是更嚴重的問題。

台灣高教發展近一世紀，原本穩定菁英的高等教育，在一九九○年代開始變革，內有一連串教育體制改革和少子化浪潮襲來，外有日趨白熱化的全球化競爭。

卅年前，台灣高中生不到兩成可進入大學就讀，一九九○年代教改喊出「廣設大學」，願景是要讓台灣能有半數以上學生可進大學，進而有助產業和國家轉型，擺脫低階廉價代工廠的形象。

「廣設大學」政策到了第一線，政府無力新設大學，於是鼓勵五專變大學、技術學院變大學，人人都成了大學生，畢業後卻仍是領有大學畢業證書的作業員。從結果論回顧，當時教改顯然失敗了。

隨後面對全球化時代，如何培養頂尖大學成為高教政策主流。台灣喊出「拔尖」，推動五年五百億元的「邁向頂尖大學計畫」，但資源分配不均成了亂象之一，有的大學錢多到可蓋大樓、翻修老建物、鋪草坪，有的大學卻連專任教師都聘不起。

五年五百億元確實推升大學排名，但就在頂大計畫退場之際，高教面臨少子化危機，中後段大學的註冊率讓人怵目驚心，包括高鳳數位內容學院和永達技術學院已先後退場。大學校長出身的教育部前部長吳思華甚至曾預言，未來恐有五十所退場。

如今大學高喊要自由化、反對公共化，但大學數量太多、素質良莠不齊，政府一旦全然放手，迎來的恐是無上限的學費和無下限的教學研究品質，每年拿走納稅錢補貼的大專校院，真能完全不顧公共性？

實況是許多學生背負學貸壓力，出社會後面臨低薪環境；而學校聘用大批低薪無勞動保障的兼任教師維繫教學能量。若大專院校完全無視公共性，一味想節省成本追求最大利益，恐會成了利用弱勢師生成就高教光環。

過去幾次高教改革，不論是廣設大學或頂大拔尖，儘管結局不算成功，但推動之初至少擘劃出未來藍圖，或多或少帶領台灣向前一小步。

但現今高教政策，不論是馬政府後期的「新世代高教藍圖與發展方案」，或蔡政府上任後推動中的「高等教育深耕計畫」，若只剩下想著如何讓大學活下去，政府和大學不再對高教方向和出路存有願景和想像，才是最大高教危機。

高教應切合社會發展
張惠博／退休教授（彰縣員林） #高教 #科技部

教育部公布一○五學年度大專校院各校註冊率，共一百五十一個所系科註冊率為零，更有六十四個碩博士班註冊率抱蛋；高等教育海嘯已然來到。

上月媒體才披露，二梯次的五年五百億計畫，明年是最後一年，且經費將由一百億縮減為六十億，已引發相關大學不安。教育部並說明，明年將成立大學轉型及退場基金，首編廿五億、四年編足五十億。高教政策另將定位在「發展創造價值」，檢討大學定位與評鑑，且將研訂高教創新轉型專法，推動「大專校院試辦創新計畫」；同時，預計在一○七年推出新的「高教深耕計畫」。

其實，大學是時時在發展中，政策不能停，固然需要面對少部分大學的退場，其餘大學全面品質的提高，更為重要。

政府更替，教育部經費資助與發展計畫難免有調整，但是具持續發展價值的學術研究，仍應排除萬難給予支持，以免前功盡棄。科技部（先前的國科會）長期支持學術研究，學者除發表學術論文外，亦有機會申請專利，甚或技術移轉，也培育碩博士生及博士後研究人員。教育部補助則多以學校整體為補助對象，但這些計畫最終仍得由各院系，甚或個人來完成。

以研究實質面而言，同一學者在某時期內，須專注於同一主題，才能得到成效，未來有關學術研究的補助，建議由科技部主導，有關學校整體教學發展與學生學習成效的計畫，則由教育部辦理補助；若能如此，不僅中央政策領導與權責區隔將更為明確，學者亦將更能集中心力研究，成果自然較佳。

大學發展攸關社會進步至鉅，教育部為因應林林總總的高教問題，勢必得成立許多任務型的委員會，邀請對大學治理與發展有卓越經驗的人士，協助研擬可行的高教政策，並據以協助各大學的發展，例如：一○七年即將推出的「高教深耕計畫」，其規劃內容，必須適用於各大學，各大學亦須在各自基礎上提出突破的遠景。

一位擁有工程博士學位且熟悉業界的老闆常說，縮短學用差距是最迫切的事，他說，經過職訓中心訓練之後的人馬上可派上用場，然而大學畢業生卻連基本的工廠實作都有困難；他極力主張大學階段的理論課酌減，加強工廠實習，此外，他亦說，產學合作成果甚微主因在學者僅著力於論文研究的產出，卻未能在限期內交出業界需要的成果。

教育部必須參酌各界意見，適時提出切合社會發展與未來趨勢的高教政策，以協助各大學全面發展與重點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