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認真聽】 爆頭就對了 !| 從《#屍戰朝鮮:雅信傳》到《#惡靈古堡》| 晚期資本主義社會的屍檢 | 後人類未來 // 李長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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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完《李屍朝鮮:#雅信傳》只有一個想法—「欸為什麼沒有可以按下一集的地方!」。真的很喜歡《#李屍朝鮮》,自從2019年看了第一季,那種「公路電影」般的一路跋涉,加上詭秘的政權鬥爭,還有寫實又魔幻的戰爭,重新定義了活屍文本的特徵與內涵。我們今天就談談「活屍」(#zombie)及其文本,活屍在大中文化中的意義,還有活屍也有社會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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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上,我們認為,活屍電影、電玩、小說等,尤其在2000年後的興盛,是一種對晚期資本主義的屍檢。這些文本從政治、經濟、科學等領域,迂迴地提出「反-社會結構」的批評,並在倖存者身上,賦予某種「#後人類」式的期待。這種Ulrich Beck的「#解放性災難」,使我們思考新的社會型態與人類存在,並開啟未來的可種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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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的節目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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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屍朝鮮與雅信傳
▶ 每個人心中都有一個活屍
▶ 活屍的系譜
▶ 活屍文本的基本解析
▶ 巫術所控制的活死人
▶ 活下來的人有這三種
▶ 作為一種後人類
▶ 爆頭就對了
▶ 對晚期資本主義社會的屍檢
▶ 末日重生—解放性的災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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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整論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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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屍朝鮮與雅信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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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到2019第一次看到Netflix上的《李屍朝鮮》,非常驚豔,居然可以將活屍與歷史、政爭、戰爭混合在一起,創造一種全新的視野。第一季的片頭,令人頭皮發麻,逐集釋出的片段,你可以一集一集地慢慢發覺這是養屍的陰翳詭譎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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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大概的背景是,16世紀末日本入侵朝鮮數年後的朝鮮王朝,王世子李蒼想見臥病在床十多天的父王,卻一直被宮人阻撓,直覺宮中有不可告人秘密。為追尋真相,李蒼微服暗訪醫治其父王的醫員,卻發現一場恐怖瘟疫正全國擴散,染疫的人會死而復活,變得非常嗜血及人肉,整個朝鮮正陷入一場滅亡危機。整個《李屍朝鮮》虛構地表現著真實的史實,包含16世紀的國際政治、政府治理、人民生活、飢荒與瘟疫,那些人吃人的殘酷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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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信傳,運用了朝鮮與女真之間的緊張關係,架構了一個「生死草源起」的場面。其中全智賢以及她的部族,是夾在朝鮮與女真之間歸順政府的「城底野人」,以來往探密為生。活屍在這裡,指向某種「他者」,是一個民族傷痛的隱喻,本篇裡並沒有太多的謀策或活屍趕殺,更多的是在恨意上的不斷加深,這個被賤斥、賤踏的他者(沒有認同、失語、赤裸、遭受暴力),最終反撲成為一種灰滅性的瘋狂與災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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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不是在最後活屍感染全滅軍隊時,感到內心充滿快感呢。你也可以藉雅信,明白前兩季的諸多橋段,包含生死草的來源、為何會出現、朝鮮的政爭、第二季結束時全智賢的詭異微笑。並且,藉由雅信這位女性角色的賤斥主體反撲,整個顛倒了前兩季的所有「皇權」(kingdom)統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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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屍朝鮮》大概是近年K-zombie中,最典型又精彩的作品。它之所以好看,是因為其脫離了20-21世紀裡,成為重要的反烏托邦類型的活屍文本,獨樹一格。不過,我們還是回過頭來談談這整個影視發展中的活屍文本,其是對晚期資本主義世界的一種反映與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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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個人心中有一個活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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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句導演李安的句法,每個人心中都有一個活屍。活屍電影已然成為當代最重要的電影類型之一,是一種結合怪物、恐怖、與科學幻想的文本。從1932年的《白殭屍》(White Zombie)開始,1968年George Romero執導的《活死人之夜》(Night of the Living Dead)興起,「活屍」一社會想像在40年內逐漸成為主流,時至今日已然有577部相關的活屍電影作品發行,尚未包含電玩、小說等其他傳播媒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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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1事件後,活屍文本更蓬勃出現,成為當代流行文化中的重要類型。這些血腥恐怖的情節背後,與一般鬼片不同,其隱含著複雜的、預設式的、假設式、未來式、較積極的負面烏托邦,用通俗的方式探討著「反結構」(anti-structure)的趨勢,甚至可以說,活屍文本就是某種「社會科學的科幻」(Reed and Penfold-Mounce, 2015),是一種社會學的想像。後面就來漫談活屍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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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屍的系譜—海地活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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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宛瑄(2017)回顧了活屍的系譜。她認為,當代習稱活屍的怪物依其所從出的歷史脈絡與形象變遷過程,可以區分為「#海地活屍」與「#美國活屍」,兩種活屍形象各有所對應的社會情境及衍生的政治文化意涵,兩者之間的關聯與差異則是揭示活屍的理論潛能所在之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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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言之,「海地活屍」為巫毒教的產物,例如「白殭屍」,海地人相信巫毒教巫師能夠藉由含河豚毒素的特定毒物與儀式,讓活人處於假死狀態,之後再藉另一種藥物使之復甦;但甦醒過來的受害者會失去許多心智功能,淪為受巫師操縱的奴隸。由於海地的歷史充滿被帝國殖民為奴的記憶,海地活屍逐漸演變為一種政治社會壓迫的象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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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屍的系譜—美國活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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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地活屍在1920年代傳入美國,並在電影中,幾經轉變,最後由喬治羅米洛的活屍系列,將活屍由巫術型轉換成「感染型」。二十世紀西方大眾文化想像中的喪屍已從「#傳統神祕傳說中沒有心智且相對不具威脅性的奴性機器」轉變為「#兇惡且自我驅動的吃人機器」;活屍研究者不應將「海地喪屍」與「美國喪屍」的發展史混為一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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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一提的是,喪屍擺脫巫師或奴隸主甚或殖民者支配後,始得成為所謂「常人怪物」(行屍走肉),方能夠代入各種社會脈絡與問題情境,凝聚吸納其間的想像與焦慮,羅米洛的活死人系列因此可說是活屍作為一種大眾文化史上重要的轉捩點。(林宛瑄,2017)所謂的「感染型活屍」。不論性別種族階級,任何人都可能轉變為活屍,人與喪屍之間的界線不再牢固,人無法輕易將活屍斥逐為與己對立之他者。只要有心(?),人人都可能是活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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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屍電影的基本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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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將557部活屍電影名稱做文字分析,可以得到一系列的詞彙,如邪惡(Evil)、重返(Return)、活死人(Undead)、黑暗(Dark)、屋舍(House)、居民(Resident)、啟示錄(Apocalypse)、戰爭(War)、變種(Mutant)。這些片名用字指向大眾對「人」(human)之常態的質疑與恐懼。活屍象徵著,道德人性的變質、資源稀缺的搶奪、社會集體歇斯底里的害怕、全球戰爭的末日想像、對傳染病的恐懼、與基因科技的深層不信任。簡單來說,即是在技術、風險、生命權力、恐怖主義等等概念力量將社會質變後,活屍電影重新定義了「人」的存在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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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倖存者的隱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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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分析活屍文本時,我時常將重點放在「活屍」本身,以其作為一種對當代社會的隱喻與批判視角,但事實上,那些在災難中倖存的人類,也是很重要,他們可能是反映人類在世界存在的方式,與社會重建的未來。倖存者的分類,依賴原本的社會資源,純淨的社會結構。倖存者可以分類成「#群眾」(Multitude)、「#超人類」(transhuman)、「#後人類」(post-hu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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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群眾」的情況下,大眾被與活屍連接在一起,你可以在大部分的電影中看到這樣的場景,人口過剩的新自由主義社會中,一方面不幸成為活屍的大眾在社會結構中無腦的重複動作,另一方面,倖存的群眾則試圖恢復舊秩序,或是,衝破各種機構的框架,例如種族、性別等。這樣的集體大眾合作,也表現在活屍路跑的活動場面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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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超人類」,是一種思考未來的方式,許多超人主義理論家與倡導者希望運用理性、科學和技術,並在此基礎上減少貧困、疾病、殘疾和全球各類折磨人的疾病。在《惡靈古堡》電影中,女主角Alice受感染又轉基因,變成一個超越人類界限的賽博格(cyborg),如Donna Haraway在《賽博格宣言》裡說的一樣,女性的暴力是對所有中心主義的一種超越與破壞,拋棄了所有人的從屬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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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後人類」(post human)狀態,少了超人類的超越,更多的是重新思考與風險共處的例外狀態,然後形成一種生命風格。是對未來人類個體趨勢的一種觀察、推測與想像,最著名的經典是Francis Fukuyama的《後人類未來-基因工程的人性浩劫》,他強調技術革命將帶來人類社會的終極改變,其中包含了道德界線的瓦解,與社會集體暴力的來臨。Ira Livingston與Judith Halberstam則描繪「後人類」是科技的設計,是藏有符碼傳染的軀體,是致命的肉身,人類不再屬於「人族」(the family of man),而是後人類的一員。諸多學者對人類個體的未來狀態有著不確定的憂慮,但也隱含重新思考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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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爆頭就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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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電玩《惡靈古堡》中,第一次將「生化武器」、「傳染病」、「病毒」等元素加入活屍文本。「這場流行病的傳染速度,比現代歷史上的任何疾病要快得多了。」在Covid-19的時代,在《惡靈古堡3》重製版(Resident Evil 3,2020)詭譎緊張的開場序曲中的這句話,令每一個身處在現在的玩家深深感到遊戲文本與現實生活之間的巧合。從1996年誕生於日本Sony公司的遊戲開發部的《惡靈古堡》(Resident Evil),以大規模傳染與生化實驗為故事基礎,展開第一代成人玩家恐怖科幻視野,也是幾十年來活屍類型文本(zombie genre)的重要原型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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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惡靈古堡》的核心是T-virus病毒,這種將人類變異成活屍的虛構感染,讓玩家無論是通過歐式豪宅、非洲村落、亞州公寓,每一集都有。就算到了《惡靈古堡:村莊》(Resident Evil Village)的羅馬尼亞風格民間故事中,都還是可以碰見邪惡集團Umbrella Corporation,因為製造生化武器,而開啟的活屍末日。但對於《惡靈古堡》而言,一開始幾代你還會期待是有解藥的,可以回到末日前的社會。但最近的幾代,主角與活屍的距離開始混淆不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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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屍就是對晚期資本主義的屍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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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或者是《屍速列車》裡,列車上的病毒傳染末日最可怕的敵人除了活屍之外,還包括各種延伸出來的危機狀況,像是對糧食、飲用水、衛生的不信任,大量流竄的、囂張的、與恐慌的活人才是真正致命的對手。這些由活屍想像延伸出來的情境,全都指向全球化晚期資本主義下的災難,社會失序、病毒感染、生化戰爭、病毒疫苗突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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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屍速列車》是一部很特別的電影,它的成功,正是奠基在韓國的徹底失敗上,的確,電影中所提及的「世越號沈船事件」、「MERS疫情」等真實事件,都體現了導演在韓國社會中的生活經歷,看見了韓國階層文化的不公平、國家體系的失常、經濟壓力下,人們渴望「逃跑」。所以我們看到《屍速列車》裡有不同群體之間的權力關係,例如資本家對雇員的指使、社會對高齡的排擠等;也看到軍隊體系的暴亂之力;一節節的車廂裡的失序場景,反而在極端的條件下將韓國的社會秩序表現了出來。而失速的列車也逃往向釜山,一個韓國經濟的重量級災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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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的電影如《活人生吃》、《毀滅倒數28天》也時常描繪「商場裡的消費活屍」、「倖存者的險惡競爭」、「資源的匱乏」、「極具才能的才德至上英雄」、「巨大邪惡的企業(與科學家)」、「失能又極權的軍政複合體」,也時常是活屍電影的重要場景。都很像是對晚期資本主義的一場場屍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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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與非人的共生的遊牧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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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屍片通常很短,觀眾看到的只是一個傳染的展開片段,但如果像是《陰屍路》這種發展很長的篇幅,就可以看人們開始嘗試展開新的生活。有趣的是,活屍科幻電影看似悲觀,這些倖存者卻總為未來社會帶來希望,追尋一個新的社會結構。例如《屍速列車》,電影中主角孔劉與其他人物的關係描繪得十分飽滿。一個故事由主角構成,主角本身卻又由許許多多的其他人構成,互動來去,在情緒、情感、合作策略的各種人際關係行為中,維繫了「人」存在於這個世界末日的價值。又或者是超級長篇《陰屍路》、被罵翻的《最後生存者2》,到後來已經展開各種活屍末日的生活共同體實驗,活屍末日是新世界的開始,在這個世界中「沒有強而有力的中央政府或傳統的社會建制,只有一群剛強的倖存者」(林宛瑄,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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剝去感官主義的票房刺激,我們可以思考,在當代流行文化中被大量產出的殭屍文本,也許並不是我們恐懼上述的「後人類怪物」,而是我們每個人心中都有一個具殭屍,他提醒著當代人類身上存在著「跨界性」,我們必須要在無法可管的條件(社會變動太過劇烈)下創造新的律法。這是「後人類」的啟蒙,在最狂暴卻又極度管制的的區域中重新創造「人」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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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放式災難的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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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可以用哲學家Giorgio Agamben的「例外狀態」(state of exception)來解釋這活屍延伸出來的後人類思考。在活屍科幻電影鋪成的過程中逐漸展開視域,可以發現空間與政治、生命與法律、混亂與正常之間已經失去清楚界線,這種「例外狀態」標示著當代社會型態的狂暴與管制、安全與風險的共存。而就是因為《李屍朝鮮》、《陰屍路》、《屍速列車》、《惡靈古堡》以及其他的活屍類型文本中,存在著活屍的暴力性、動物性、去道德化,反而強化了主角與其他角色之間社會關係,那些是人性的脆弱、難得的尊重與無私的互動,這些是維護「人」所存在的最後理由。「最後生存者」,這種新的存在方式,不純然是對非人狀態的拋棄恐懼,更可以是一種共振、共活(想想看這兩年的全球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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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活屍文本可以反映Ulrich Beck(周桂田、徐健銘,2016)提出的「解放式災難」,災難的風險可能帶來變革與解放的契機。「活屍」給我們一種壓力,一種啟事,一種警告,告訴我們自己即將面臨(或正處於)例外世界,承認當代人類個體已然是各種跨界性的混合體,但我們依然盡力地維護著人性的價值與個體安全的保證,在可能是最壞的未來情境裡,持續重新定義人類存在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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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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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周桂田、徐健銘(2016)。進擊的世界風險社會挑戰。二十一世紀雙月刊。
2. 林宛瑄(2017)。我們就是喪屍:《 陰屍路》 中的喪屍末日與再創生。英美文學評論。
3. Fukuyama, F. (2006). 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 Simon and Schuster.
4. Halberstam, J. (1995). Ira Livingston, eds. 1995. Posthuman Bodies.
5. Reed, D., & Penfold-Mounce, R. (2015). Zombies and the sociological imagination: The walking dead as social-science fiction. In The zombie renaissance in popular culture (pp. 124-138). Palgrave Macmillan, London.
同時也有1部Youtube影片,追蹤數超過8萬的網紅VOX 玩聲樂團,也在其Youtube影片中提到,玩聲樂團睽違三年,推出第二張專輯〚VOX 2〛 第二波強力主打〚PLAY/大藝術家〛 突破華語A Cappella框架,顛覆人聲的無限可能 記得戴上耳機,才能100%享受A Cappella音樂! VOX玩聲樂團-Facebook粉絲專頁 http://bit.ly/2e0JQ6Y VO...
judith中文 在 Facebook 的精選貼文
▍Viento Museo 碧安朵 ‧ 晚安故事 017 ▍ 《來喝下午茶的老虎》
#留言抽碧安朵翻譯中英操作繪本
好久沒有更新,因為在思考換一種開場形式,想著想著就卡住了,狼爸要我不要想太多,還有好多小聽眾想聽我說故事。
剛好兩天前不經意看到Youtube上媽咪的留言,說好期待更新,於是...我前天就在深夜裡錄下這個故事,這篇故事的開頭是第一次嘗試不同風格的開頭喔!
podcasts 稍後也會上架囉!🙂
#碧安朵晚安故事podcasts
➡️ https://reurl.cc/GVzj9W
一直很想跟大家分享這本經典繪本,自從1968年在英國出版後,53年來沒有因為時空的轉移而改變它受歡迎的程度。
我喜歡它乾淨簡潔的畫面與細膩的筆觸,想像力十足又大膽的童趣節奏。
到底有沒有老虎來吃下午茶呢?還是媽媽和女孩之間的遊戲呢?我跟艷寶都真的相信會有老虎來吃下午茶喔!
想更了解繪本推薦閱讀:《不熄的純真之光:傾其一生說故事的圖畫作家朱迪斯.克爾(Judith Kerr)》/莊世瑩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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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插畫家: 朱迪絲.克爾 (英國)
★出版社: 遠流
★出版日期:2018/08/29(繁體中文50周年紀念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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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籍版權屬於出版社所有,倘若寶貝喜歡碧安朵說的故事,可以購買實體書籍搭配音檔一起閱讀,美好的繪本需要大小讀者一起支持。
judith中文 在 Roger Chung 鍾一諾 Facebook 的最佳貼文
今早為Asian Medical Students Association Hong Kong (AMSAHK)的新一屆執行委員會就職典禮作致詞分享嘉賓,題目為「疫情中的健康不公平」。
感謝他們的熱情款待以及為整段致詞拍了影片。以下我附上致詞的英文原稿:
It's been my honor to be invited to give the closing remarks for the Inauguration Ceremony for the incoming executive committee of the Asian Medical Students' Association Hong Kong (AMSAHK) this morning. A video has been taken for the remarks I made regarding health inequalities during the COVID-19 pandemic (big thanks to the student who withstood the soreness of her arm for holding the camera up for 15 minutes straight), and here's the transcript of the main body of the speech that goes with this video:
//The coronavirus disease 2019 (COVID-19) pandemic, caused by the SARS-CoV-2 virus, continues to be rampant around the world since early 2020, resulting in more than 55 million cases and 1.3 million deaths worldwide as of today. (So no! It’s not a hoax for those conspiracy theorists out there!) A higher rate of incidence and deaths, as well as worse health-related quality of life have been widely observed in the socially disadvantaged groups, including people of lower socioeconomic position, older persons, migrants, ethnic minority and communities of color, etc. While epidemiologists and scientists around the world are dedicated in gathering scientific evidence on the specific causes and determinants of the health inequalities observed in different countries and regions, we can apply the Social Determinants of Health Conceptual Framework developed by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team led by the eminent Prof Sir Michael Marmot, world’s leading social epidemiologist, to understand and delineate these social determinants of health inequalities related to the COVID-19 pandemic.
According to this framework, social determinants of health can be largely categorized into two types – 1) the lower stream, intermediary determinants, and 2) the upper stream, structural and macro-environmental determinants. For the COVID-19 pandemic, we realized that the lower stream factors may include material circumstances, such as people’s living and working conditions. For instance, the nature of the occupations of these people of lower socioeconomic position tends to require them to travel outside to work, i.e., they cannot work from home, which is a luxury for people who can afford to do it. This lack of choice in the location of occupation may expose them to greater risk of infection through more transportation and interactions with strangers. We have also seen infection clusters among crowded places like elderly homes, public housing estates, and boarding houses for foreign domestic helpers. Moreover, these socially disadvantaged people tend to have lower financial and social capital – it can be observed that they were more likely to be deprived of personal protective equipment like face masks and hand sanitizers, especially during the earlier days of the pandemic. On the other hand, the upper stream, structural determinants of health may include policies related to public health, education, macroeconomics, social protection and welfare, as well as our governance… and last, but not least, our culture and values. If the socioeconomic and political contexts are not favorable to the socially disadvantaged, their health and well-being will be disproportionately affected by the pandemic. Therefore, if we, as a society, espouse to address and reduce the problem of health inequalities, social determinants of health cannot be overlooked in devising and designing any public health-related strategies, measures and policies.
Although a higher rate of incidence and deaths have been widely observed in the socially disadvantaged groups, especially in countries with severe COVID-19 outbreaks, this phenomenon seems to be less discussed and less covered by media in Hong Kong, where the disease incidence is relatively low when compared with other countries around the world. Before the resurgence of local cases in early July, local spread of COVID-19 was sporadic and most cases were imported. In the earlier days of the pandemic, most cases were primarily imported by travelers and return-students studying overseas, leading to a minor surge between mid-March and mid-April of 874 new cases. Most of these cases during Spring were people who could afford to travel and study abroad, and thus tended to be more well-off. Therefore, some would say the expected social gradient in health impact did not seem to exist in Hong Kong, but may I remind you that, it is only the case when we focus on COVID-19-specific incidence and mortality alone. But can we really deduce from this that COVID-19-related health inequality does not exist in Hong Kong? According to the Social Determinants of Health Framework mentioned earlier, the obvious answer is “No, of course not.” And here’s why…
In addition to the direct disease burden, the COVID-19 outbreak and its associated containment measures (such as economic lockdown, mandatory social distancing, and change of work arrangements) could have unequal wider socioeconomic impacts on the general population, especially in regions with pervasive existing social inequalities. Given the limited resources and capacity of the socioeconomically disadvantaged to respond to emergency and adverse events, their general health and well-being are likely to be unduly and inordinately affected by the abrupt changes in their daily economic and social conditions, like job loss and insecurity, brought about by the COVID-19 outbreak and the corresponding containment and mitigation measures of which the main purpose was supposedly disease prevention and health protection at the first place. As such, focusing only on COVID-19 incidence or mortality as the outcomes of concern to address health inequalities may leave out important aspects of life that contributes significantly to people’s health. Recently, my research team and I collaborated with Sir Michael Marmot in a Hong Kong study, and found that the poor people in Hong Kong fared worse in every aspects of life than their richer counterparts in terms of economic activity, personal protective equipment, personal hygiene practice, as well as well-being and health after the COVID-19 outbreak. We also found that part of the observed health inequality can be attributed to the pandemic and its related containment measures via people’s concerns over their own and their families’ livelihood and economic activity. In other words, health inequalities were contributed by the pandemic even in a city where incidence is relatively low through other social determinants of health that directly concerned the livelihood and economic activity of the people. So in this study, we confirmed that focusing only on the incident and death cases as the outcomes of concern to address health inequalities is like a story half-told, and would severely truncate and distort the reality.
Truth be told, health inequality does not only appear after the pandemic outbreak of COVID-19, it is a pre-existing condition in countries and regions around the world, including Hong Kong. My research over the years have consistently shown that people in lower socioeconomic position tend to have worse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status. Nevertheless, precisely because health inequality is nothing new, there are always voices in our society trying to dismiss the problem, arguing that it is only natural to have wealth inequality in any capitalistic society. However, in reckoning with health inequalities, we need to go beyond just figuring out the disparities or differences in health status between the poor and the rich, and we need to raise an ethically relevant question: are these inequalities, disparities and differences remediable? Can they be fixed? Can we do something about them? If they are remediable, and we can do something about them but we haven’t, then we’d say these inequalities are ultimately unjust and unfair. In other words, a society that prides itself in pursuing justice must, and I say must, strive to address and reduce these unfair health inequalities. Borrowing the words from famed sociologist Judith Butler, “the virus alone does not discriminate,” but “social and economic inequality will make sure that it does.” With COVID-19, we learn that it is not only the individuals who are sick, but our society. And it’s time we do something about it.
Thank you very much!//
Please join me in congratulating the incoming executive committee of AMSAHK and giving them the best wishes for their future endeavor!
Roger Chung, PhD
Assistant Professor, CUHK JC School of Public Health and Primary Care, @CUHK Medicine,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香港中文大學 - CUHK
Associate Director, CUHK Institute of Health Equ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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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INAAS CHARITE VIKEN/PUNTERVOLD ALEKSANDER
編曲/VOX玩聲樂團 洲洲
錄音/VOX玩聲樂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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妳無需忍受他的人在曹營心在漢 要學會放下不甘戒掉母性氾濫
他要妳讓讓妳就讓讓Yeah 說的愛妳只是嚷嚷
他的博愛始終沒有極限 複製謊言瓶頸不曾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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妳自我催眠他是藝術家 妳給他色盤去拼貼背叛
他不是梵谷也不是莫內 他的模特兒卻都從來不缺少
面對妳他裝的乖的乖的 背對妳卻亂來壞的壞的
Ne…… Never Stop 他只想蒐集更多芭比娃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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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不美麗不是安迪沃荷能決定 大藝術家要有屬於自己的感性
愛過就要擁有勇敢放手的淡定 大藝術家要讓愛情再文藝復興 Do It Now
Wake Up 妳是大藝術家 妳真心創作的愛無價
Wake Up 別再做慈善家 妳其實沒有那麼愛他
愛是繆思女神的吻 誰都應該被寵愛紋身
Go Get It Go Get It 那種美能讓 維納斯誕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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