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可惜我非選民。
【參選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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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此宣布,參與2020年立法會功能組別教育界選舉。我將會是首位本土派代表參與該組別選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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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因為反送中運動參與去年北區區議會選舉,當選後利用公務探訪形式為DSE手足補習。我在中大中文系的碩士和學士論文,均以粵語研究為題,加上作為前線中文科導師,促使我在區議會提出動議,要求保留DSE中國語文科口試和聆聽卷,讓考生可繼續在香港中文科考試中使用粵語。我亦聯同多區區議會共同動議〈要求即時成立教學專業議會〉,目前已有三區通過動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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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界面對前所未見的存亡之秋。我心目中的敵人並非另外兩位候選人,而是肆意執行政治任務的楊潤雄,傀儡特首林鄭月娥,進而直指中共。我已簽署墨落無悔協議,堅定秉持抗爭路線,篤信堅持抗爭,才是解救香港的唯一出路。我亦選擇不會簽署確認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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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學讀歷史時,最令我津津樂道處,莫過於拿破崙並非純正血統的法國人,卻能帶領法國,宣揚法國大革命思想。我是一位准用教員,補習學校導師,承蒙一直以來,教育界同工信賴支持,讓我可以走到這一步。當手足在街頭抗爭中忘身於外,我們抗爭派陣營團結一致,不論地區直選或各個界別,在議會中亦不懈於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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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旻正
2020年7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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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集提名🎈
懇請各位認同我理念的教育界選民,可提名我參與是次選舉。煩請inbox本人,以便約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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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工招募🎈
需要大量志同道合的手足加入選舉團隊,進行選舉工程。不論你對教育政策是否認識,亦歡迎加入。有志者請inbox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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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革命 #蔣旻正 #忘身於外 #不懈於內 #出師表 #立法會 #教育界 #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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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舉廣告 自行製作 2020年7月23日 數量:1
中文系出路香港 在 男孩媽媽的育兒手記 Facebook 的最佳解答
記「手足」-香港的抗爭者
鄧小樺
「手足」,在2019年的香港抗爭運動,抗爭者就是這樣互相稱呼的。這是一個十分重要的詞語,在慣常蒙面,互不相識,即使以性命相護亦可能不通姓名的狀況下,「手足」這個聽來有古風、平常不見得十分流行的稱謂,竟可讓示威者能瞬間拉近距離,建立著一種共同體的信任。
開始時是怎樣的呢,七月二十一日在上環,我見到上一代的學運領袖L走近行動者群中磋商,他本是政治明星,但這一代的示威者反而對他產生質疑;本來生性孤傲的L說了一句:「師兄你不用那麼毛躁——」這麼一叫師兄,對方的火氣就下了不少,我頓覺L已成長了。
另有一次是立法會議員鄺俊宇(他同時是個暢銷愛情書作家)在立法會一帶,四處向散落並佔領狀態的數千示威群眾演說,他非常專業每次演講都一模一樣,開口就是「手足,我可不可以叫大家手足?」群眾便歡呼拍掌,因為他之前多次與示威者一起面對催淚彈,他可以使用這個稱呼。那天他叫大家要守護身邊的人,不受傷不流血不被捕,一起來一起走。群眾高聲和應。在我心目中,那是一個「手足」的定義性場景。
「手足」本以身體手腳之不可分離,借喻同胞兄弟之情;以前香港中學文學科要讀的,唐代李華〈弔古戰場文〉:「誰無兄弟?如手如足。」又如《三國演義》十五回:「古人云:『兄弟如手足,妻子如衣服。』」這句太出名了。再以兄弟姊妹的同胞之情,轉向比喻同伴、同袍之情的正面義,倒好像是粵語口語及近代文本所獨有,在古書中例證不多——有時是作「黨羽、爪牙」的負面義。
不過我們面對的「又唔做嘢,又唔讀書」(又不做事,又不讀書)的香港黑警,可能沒有足夠墨水去以此來進行詆譭……及至於看到文化研究學者汪民安說,手和腳可以用來觸摸自身及身體其它部分,因此更能象徵自由、表達意志——而我則想到,手腳觸摸自身時,所有的關愛憐惜,一旦對象超越自身,則呈溢出與漫衍狀態。
「手足我走了」
我喜歡叫喚「手足」,常常在現場,或張或弛,我有建議、詢問或者想提供物資,只要柔聲稱「手足」,都十分順利。有一次與百餘示威者在一個封閉了的商場內,我看著被索帶綁著的大門、濕滑的地板,火警鐘聲尖嘯刺耳,心中浮起災難片場景,於是馬上轉身去找出路,推開重重幾扇門,某火警出口,一望出去左方大批黑衣人在前方公園入口,心一安,回去奔走相告:「出門口轉左,我們的手足在那裡。」人們立即信任,迅速撤離。也有調侃的使用方式,我和相熟的示威者有句切口:「手足的心聲我已經聽到了」,以調侃對方口是心非的表達。前線衝組是不容易表達內心的。S沒有上過前線但一直在後方發揮巨大作用,他使用「手足」一詞則常是指一些遙距的同伴,但我心領神會,在他接送我離開戰場時會說「手足我走了」,好像我不知他姓名一樣。
手和腳可以觸碰自己的身體,但其實前線衝組不喜歡被人碰觸身體(而在和理非或傳統示威者來說這是表達親切無嫌隙的方式)。我試過拉住一個暴怒的前線手足,他抑制下來,但說「講歸講,不要碰我。」看來單純的好意可能還不足夠構成「手足」關係,必須有共同的方向、共同的行動模式,「手足」的連結魔法才能生效。比如說,早期示威者以保鮮膜包裹手腳以防催淚彈,常有女示威者轉動大卷保鮮膜為前線包裹,一方溫柔,另一方默默領受,畫面動人。這個運動時常有羞澀抑制的真情。
一種救護員和傷者的親密關係。為輕傷者擦拭傷口,搽上蘆薈,貼膠布棉紗。傷者經常是沉默乖順的,那時會覺得他們是小動物,不知為何會落到這樣殘忍的世界裡來,單純天真,而被迫在傷害中成長。
香港警方其中一個殺著是水砲車,發射淺藍色混了胡椒成份的辣水,令本來像蝶豆花一樣美麗的淺藍色,在近日香港成為了一種恐嚇的顏色。藍色是為了在示威者身上留下印記便於追蹤抓捕,迫令他們馬上撤離。處理藍色水,一般最便捷的方式是以酒精加肥皂液清洗,醫療用酒精濕紙巾及卸粧濕紙巾可派用場。一次在大學裡,從前線換班回來的手足手腳染藍,虛脫攤著,我便送上食物,在他們休息時替他們擦拭手腳上的藍跡,聲稱在做實驗看哪個牌子的濕紙巾最好。這說法免除一切抗拒,手足在並不示弱的狀態下可以放鬆,發散柔和之氣,像一首小小的音樂,在苦難的空氣裡悠揚。
次日醒來走出中庭,大學裡的人數明顯減少。我心一驚,不見了的手足,包括我為他們擦過手腳的,是成功脫走了,還是被捕了?憑常識可以推斷,應該不可能全部成功脫逃了,也許被抓時會遭遇暴力,被打得很慘吧。腦中浮起示威者被壓在地上滿口鮮血的景象,當下即覺傷心劇痛,不可抑止。我們連姓名都不曾互通,此後也都可能不會再遇到,但已經完全稱得上是手足——對於手足的遭遇,我當時完全無能為力。只想我們倘真是兄弟親人,乃不至於此。
黃碧雲《媚行者》寫過失去身體手足肢體者,仍會有身體該部分存在的幻覺,那是幻肢,幻肢上仍感受到的痛楚感覺就是幻痛。對不知姓名、生命中只有一點相交,甚或只在熒幕上或新聞裡見過的手足之苦難,感覺到強烈的痛楚感,可被稱為一種幻痛嗎?我想這種幻痛,許多香港人都曾真實感受過。「守護身邊的人,不受傷不流血不被捕,一起來一起走」,這微小的願望,如今竟然那麼難達到。你的年齡或預設的能力愈大,反可能遭遇愈大的痛苦。
受極權打壓的同命感
在七月一日佔領立法會行動中,摘下面罩讀出香港人抗爭宣言的梁繼平說,「真正連結香港人的,在語言、價值之外,是痛苦。」他的訪問裡說,想像他人痛苦,甘願彼此分擔,共同體才得以形成;而要參與、維繫共同體,靠的是不懈行動。「痛苦反而令你活得更加真實:這份政治主體性,是對港人尊嚴的體認,是今次運動最深遠的特質,亦將形塑未來的反抗。」這其實是我一直秉持的信念,而它竟真的得以擁有一個舞台,去公開闡釋它的意義,讓大量的人自然地信靠,不必靠硬性理論教育灌輸,這斷乎是一種歷史的契機,我們如此幸福,不免時常淚流滿面。
粗淺讀過一些關於共同體的理論,乃說共同體的關鍵,在於劃界與分殊,沒有與外部及他者之對照區分,共同體難言穩固。而這區分劃界,也可能就是共同體的理想陷落之時,乃歸於國家的框架,具有封閉性質。但尚盧南希《解構的共通體》,還有布朗肖《不可言明的共通體》,卻指向一種不固定、在溝通中敞開、「綻出」、分享(分離)、變化的「與共」存在關係,一再溢出我們原來為共同體所劃的界限。這是不可能的溝通之奇蹟完成。
運動中,港人對居港少數族裔的手足之情,對被逐印尼作家Yuli的聲援,對穆斯林、加泰隆尼亞、智利、廣東示威民眾、維吾爾族的聲援,都可見一種在戰爭期間,出於受極權打壓的同命感;香港人與世界上其他的受打壓者「與共存在」,逾越自己原來的邊界,包括日夜追看直播為我們傷心憂煩的台灣朋友,見面或也可稱手足。
我在被捕期間,托朋友帶訊在網上報平安,只寫了:「無事,與手足感覺親密。奇妙的經歷。」 三句,可能令不少人都感覺大惑不解。回頭想來,或許我又下意識地不落註腳地引用了南希。董啟章笑問我是否與手足戀愛了,其實只是這種共通體的感覺,很接近布朗肖所說的,不可言明的「情人共通體」(他同時用來分析1968年法國「五月風暴」中的抗爭者群體之關係)。
很多前線衝組手足,與我或大部分和理非,很大程度上沒有共通性——手足的某些激進行為我們做不出來,因為不是抱有同樣的思維及生活背景,信仰和反應也截然不同。但當手足們被捕、被暴力對待,卻讓我們有錐心刺骨的手足之痛,覺得可以為他們付出一切;誠如布朗肖所言,沒有共通性,根本無法發展愛情關係的人,卻在某些瞬間,分享一種共同的感覺,超越一切功利主義的計較得失,如同不求回報的愛情,卻又不是愛情。「那不可共有之物的陌異性,恰恰奠定了這個永遠臨時的,總已荒棄的共通體」。這原本難以說明,但在整個香港逆權運動抗爭中,卻是被廣泛體驗著;許多人因此而改變,成為不再是自己的自己,用哲學的語言說,是否一種「存在的完全敞開」?
在迅速失去自身的同時得到實現
當我們被驅逐如野狗,或者高貴地上善若水Be Water,我們體驗著一種臨時、流離的共通體之感。最親密的感覺,可能是「街坊」、「家長」不動聲色地運走全身勁裝black bloc的示威者,帶他們脫離險境,還叮囑他們不要提自己姓名、不要提及行動細節,兇兇地吼著「沒人想知」,讓相遇在之後無跡可尋,並全然不理警方說「暴力份子不介意傷及無辜」的分化說辭,任何被捕者,都是我們的手足。這就是我們,流離的,痛楚的,親密的,不可言明的,共通體。
「在迅速地失去自身的同時得到了實現。它不得持續,它不得參與任何形式的持續。這在那個例外的日子裡得到了理解:沒有人必須下達解散的命令。但出於那把無數人聚集起來的相同必要性,人們分開了。人們瞬間分開了,沒有任何的殘留,沒有任何感傷的後續:那樣的後續會通過假裝保持戰鬥隊形,而讓真正的示威變質。人民不是這樣。他們在這裡,他們再也不在這裡:他們忽視任何能把他們固化的結構。在場和缺席,如果沒有混同,至少也發生了實質的互換。對那些不願承認它的掌權者而言,這正是其可畏之處:它不讓自身被人把握,它既消解社會現狀,又倔強固執地用一種不受法律限制的至尊性來重新發明現狀,因為它在否認現狀的同時,也把自身維持為現狀的基礎。」——布朗肖,〈情人的共通體〉
書我沒有讀完,卻能在現實裡找到了完美的闡現;這既是抽象的激情,也是與具體的人的連結,我願以最大的慶幸提到它們,確感歷史乃是一種祝福。而運動尚未完結。一切仍在流動生長。緜繁的理論與知識,盡可歸於手足一詞,乃便銀碗盛雪,明月藏鷺。
※ 作者為詩人、作家、文化評論人。香港中文大學中文系畢業,科技大學人文學部哲學碩士(主修文學)。大學時開始寫作,後於各大報章及雜誌撰寫專欄、訪問及評論。著有詩集《眾音的反面》、散文集《若無其事》、《恍惚書》、訪問集《問道於民》等。另編有文學合集及個人著作數種,包括《自由如綠》、《一般的黑夜一樣黎明——香港六四詩選》等。香港文學館總策人,文學及平台「虛詞」及刊物《無形》、《方圓》總編輯,文學節目「文學放得開」主持人。
#作者鄧小樺今早凌晨眼角中了催淚彈受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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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周專欄:摘星的一代
新加坡的華文文壇常有後繼無人之憂。資金與推廣活動不絕,但就是沒法引起年輕人的興趣。對青少年來說,華文只是學校裏的一個科目,日常生活以英語或Singlish溝通,喜歡文學的會看英文書,用英文寫作。華文文學活動常常看到滿場蒼蒼白髮,青春臉孔缺席。給學生的華文文學獎,得獎的都是大陸來的新移民。我一直很好奇,新加坡還有以中文創作的本地年輕作家嗎?
那次和從馬來西亞來探我的翁菀君和龔萬輝逛中峇魯,無意間逛到了獨立英文書店BooksActually。一進門就看到地上堆了一大疊我的小說。在剛剛過去的年度大型文學活動新加坡作家節,場地售書服務由BooksActually代理,想必因此進了很多貨。書店老闆Kenny Leck認得我,過來跟我打招呼,我卻覺得有點對他不起。閒聊間,他問我有沒有興趣認識本地的新一代華文作者。我很驚訝專門經營英文書的他,對華文文學也很關心。他建議請這些年輕作家來和我做一個對談,我想也不用想便答應了。
與談對象是新文潮文學社,成立已有六年,由南洋理工大學中文系畢業生組成。他們出版了一本叫《不為甚麼》(Why Not)的文學雜誌,每期都有關心社會問題(如性小眾和性工作者權利)的專題,有作家專訪(前輩作家、同輩英語詩人),也有大量的投稿。編輯角度具批判性,就如雜誌名稱一樣,質疑社會上人人都習以為常的現象。他們也積極策劃文學活動,曾經於二零一五和一六年,兩次舉辦「一首詩的時間」,以網絡社交媒體為平台,邀請公眾連續一個月發表詩作。策劃者每天定出題目和指引,令投稿有聚焦點,但變化多端的創作意念和形式,又確保了作品的多元和開放。計劃發掘了很多新作者,有人從此愛上了寫詩。作品過後編選成書,當中可以見到年輕人不拘一格的大膽嘗試,在尋常的生活中創造不尋常。
和新文潮文學社的對談在BooksActually書店舉行,主要發言者有汪來昇、陳文慧和洪均榮。汪來昇是新文潮文學社的發起人和領軍人。正在當教師的他因為放假,穿一身黑色T恤和短褲,一副陽光青年的氣息,談吐溫文有禮,內容準備得十分充足仔細。對談之後大家一起吃晚飯,汪來昇才露出憤怒青年的真面目,忍不住對社會制度和政策痛加批評。難怪聽說他因為說話直率而曾經得罪文壇前輩。談到新加坡的富足和安穩令年輕人缺乏獨立思考和敢於偏離主流的勇氣,我猜想可能是機會成本太高所致。相反在香港年輕人反正都沒有出路,做自己喜歡但不賺錢的事情代價較低。
來昇送我一冊詩集《消滅眾神》,單看題目便已先聲奪人。黑色封面上有詭異的圖騰似的設計,極有離經叛道的氣勢。他取筆名孤星子,有孤獨奮戰,但光芒不熄之意。讀他的詩作,可以感到年輕人不肯妥協的猛志,但也有突破無門的鬱悶。「眾神」之「眾」,無處不在;「眾神」之「神」,無所不能。一顆「孤星」,要與「眾神」對抗已不容易,還談何「消滅」?可見來昇給了自己一個不可能的任務。聽他說正在猶豫之中,要不要放棄穩定的工作,全力投入寫作一搏。坐在他旁邊的我,真有點不忍心把他推下懸崖。
另一位年輕詩人郭詩玲,也執意地以自己的方式,抵抗華文文學的「沙漠化」。我早前拜訪周星衢基金會的時候,碰到在那裏工作的詩玲,她被同事介紹為本地文壇的新星。看詩玲一副娃娃臉,我以為她年紀比來昇小,但原來她是南大中文系大師姐。又以為她是新加坡土生青年,但原來家鄉在隔岸的馬來西亞新山。不過,她南大畢業後留新工作,寫作題材兩邊兼顧,甚至以新加坡較多,而且書也是在新加坡出版的,所以也可以算是新華文壇的一股新力量。當然,說是「一股」好像有點誇張,因為郭詩玲比孤星子汪來昇更加孤立,沒有組織或加入羣體,和文壇也少有來往,完全以個人之力去創作。她連詩集都是自己繪圖,自己抄寫,自己出版,採取了前現代的手工藝方式,完全拋開了體制的規範。
郭詩玲的產量驚人,從二零一四年到一七年,連續出了四本詩集(《我走在我之上》、《穿著防彈衣的我們怎麼擁抱》、《當你靈感塞車》、《得不到你時得到你》),每本集詩百多首,即總共幾百首。雖然有好些是短詩,短至兩三行的也有,但是,怎麼說都表現出創造力的噴湧。她的詩誠實而機靈,不避直白,捕捉生活當下的感想,而非隔着距離的經營,所以寫來好像隨意,卻往往有強烈迫切感。單獨來看好像有點簡單而輕盈,但因為大量的緣故而變得複雜而沉重。在俏皮逗趣的插圖之下,隱藏着情感的糾結,生活的壓抑,以及對社會甚至是對政治的反抗。這樣的猶如一個小女孩的塗鴉般的小手作,在台灣詩人鴻鴻的序言中,提升為「郭詩玲現象」,可見其背後深遠的意義。
孤星子的《消滅眾神》是BooksActually的附屬單位Math Paper Press出版的。Math Paper Press多年來出版了大量本地英語文學作品,捧紅過許多年輕英語詩人。近年嘗試出版華文文學書,對於連結一直各自為政的中文和英文文壇,產生一定的促進作用。老闆Kenny送我好幾本自家出品,都有某種另類的視覺,其中一本Call and Response: A Migrant/Local Poetry Anthology,收錄了從事各行各業的合約外籍勞工和新移民的詩作,並邀請本地詩人作出回應,讓文學與社會現實對話。這說明了就算是邊緣和少數,只要抬起頭,伸出手去摘星,便會發現吾道不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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