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人的號外
踏入《號外》四十年,前輩們都說《號外》離他們生活好遠。
我不以為然。我這種被視為有能力帶領一點思潮的人,都好像對很多事情不以為然。
所謂「帶領潮流」的人,往往都會顧盼自豪。
某天我看黃偉文的面書,他貼了鄭中基的《人若然忘記了愛》的改詞版,說:「現在有人喜歡的事情,他二十年前已經喜歡了!」(Everything you like I liked twenty years ago!)這句印在很多T恤上的說話,引證了某種「自豪」感。的確,大概二十年前,我還是會聽著電台,看著收音機傳來什麼。是彭羚唱「其實我想結婚,橫掂有鋪結婚癮」(彭羚唱寄調《讓我跟你走》),還是「帶你老豆入廚房,我餵佢食橡皮糖,原來棚牙爛晒,帶佢放係大會堂。你有你入自由黨,我有我食話梅乾~」(黎明真人演繹《情深說話未曾講》之廚房版《帶你老豆入廚房》)……那時候,收聽的瞬間,還是有一點那一刻共享秘密壞事的快感。那個時代,電台仍是某種「瞬間的快感」的提供者,錯過,就沒有了。那時候的人,交往的時候會一起聽《嘩嘩嘩》,還會打給那時候的男/女朋友,邊聽邊笑。而且,有很多「傳奇瞬間」,過了就沒有了。比方說,以前卡拉OK剛流行,903會找來歌手交換唱歌,那主題叫「星星相惜交叉剔」。而我人生中,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聽到楊采妮版本翻唱蘇慧倫的《我一個人住》,不知道現在903的前輩們還有沒有留著。就算有,也不容易找出來再聽一次吧。
如果《號外》是一個人,不論他願不願意,時代也向前走著了。正如我願意也好不願意也好,我在做電台,而電台的角色和功能都跟以前不同了。
以前電台是「微妙瞬間見證」的工具。你有聽,就是有聽。沒有聽,你聽同學、朋友覆述,也不是那麼一回事。所以,Radio magic 在這個世代已不復見。你這一秒不看,不聽,不理一件事,如果網路上有人留下了足印,你還是可以下載收聽。現在我的朋友聽《光明頂》,當然有人聽Live的。但有更多人,是加入了一些Line/ Telegram的群組,每天早上上班的時候聽四十五分鐘陶傑的發言。做電台節目,由一秒感動,變成傳世的傳奇。你的東西只有時效性,不能傳世,也沒有花時間的必要。網路上搶著要給你娛樂要你笑要的哭要的感動要你驚要你怕要你可憐的人,恆河沙數。你看,最近有一次連中東黎巴嫩有一個家務助理打嬰兒的短片上載了,香港的媽媽群組都群起攻之要尋個真相,找出那個打嬰孩的毒婦。我現在才知道香港人對中東嬰兒,都那麼大愛無疆。愛不愛不是重點,重點是媒體變了,生活方式變了。我們很多人在網路活得像一個身份,在現實世界可以是另一種模樣。而這種表裏無一性,造就了無謂的紛擾。當人人都有機會是媒體,人人都有機會做trendsetter(潮流製造者)。
當然,有機會不代表可以做到。《號外》給我的,不是一種「那時候流行什麼」的能力,而是一種「如何令某種東西流行」的力量。《號外》的原型是什麼呢?大抵是在香港經濟發展的時候,一群中產覺得現在香港的本土口味不夠「有品味」,現存的雜誌也不能再給他們滿足。大概創作原點有點像現在的「翻唱歌手」或 YouTuber 一樣,是別人做的雜誌不夠好看,所以自己捋起衫袖做吧?而在前網路時期,雜誌有著「建構社群」的功能。中學會考的時候英文科的老師一定會教我們寫 Letter to the Editor。寫稱謂的時候一定要用上Dear Editor,Editor要有大楷的E。老師說Editor是一個人,是帶尊稱的。原因是,每一本雜誌,也是一個族群的延伸。
某次在香港的大學聽到,建立「個人新聞台 PCHome」的創辦人,現在在台灣寫《國宴與家宴》賣到世界滿堂紅的詹宏志先生曾說:「雜誌是一個族群」。就像新聞群組、聊天留言板沒有出現之前,雜誌就是有著共同趣味的人交換訊息的地方。亦舒的半自傳體式小說《女記者手記》中也有提及,有些讀者,以前會像現在的網路噴子hater一樣,看到不滿的文章,如她寫過一些對某位外國歌手的辛辣批評,都會收到如雪片撒落的投訴信。而Letter to the Editor就是讀者與編者交流的接點。你讀的如果是釣魚雜誌,在某地方,那季節釣著某一條魚,那條魚用那個魚鉤比較好?如果你讀的是摔角雜誌,那個地方什麼時候有大賽,大賽有什麼選手參與,參與過後又有什麼後著,之後的發展若何?這些都是以趣味分割的族群建構,也是市場分割的部份。常聽人說,香港的雜誌以前是Trendsetting的能手。以前讀《yes!》,你真的會相信某個歌手是理應被稱作「毒瘤明」的。而讀《號外》的人又在追求什麼呢?從很多個《號外》留下的身影看來,有一群追求著更好、更潮、更時尚的人,是《號外》的追隨者。錢瑪莉的人生除了穿Kenzo,他們代表著精英族群的生活。他們看不起中文大學的人,他們會看《明報月刊》,他們會認中關社,他們不知道生活的趣味,穿著打扮也無聊透頂。從錢瑪莉的眼中看來,時尚的女人需要晒很多的太陽,以黑珍珠皮膚代替我們現在深信不疑的白就是美。錢瑪莉更不會明白,為什麼平庸的人只希望自己在「德福花園」供完房子就當自己完成人生的使命(我相信現在很多八、九十後也在想如何供完他們的三百多萬房貸吧?)錢氏代表的,是一種香港欣欣向榮,大家開始有餘裕的生活態度。四十年前,我們應當這樣。三十年前,大抵是《號外》族群的性取向使然吧,他們的生活也有介紹當時仍未「非刑事化」的同志生活指南。在同志作家葉志偉的筆下,《號外》給了他和他的族群朋友的同性戀生活啟蒙。那時候的同志,往往扉徊在即若離之間,究竟自己是不是?這種對同性的性慾是對抑或錯?葉氏筆下的主角,就是在這種賀爾蒙和道德對錯之間,在《號外》中找到救贖,穿著那時候很流行的Dr. Martens 皮鞋,戴著過多的手繩,按圖索驥的在《號外》的同志生活指南中,尋找那個在主流媒體隱形的生活空間。再過一段時間,當《yes》介紹的衣褲鞋衫都在幾百元的價位,潮流雜誌開始滿地開花,《號外》還是那個「生活品味」的重鎮。那時候還是電台節目主持的黃偉文在中學時代,據說也會購讀《號外》。而他曾在《號外》封面那一季,做「猿人襲地球」那一期,曾提及那時候買《號外》,是需要在午飯時間買的。還會有意無意的跟同學說「這雜誌的字很難懂的,你不會讀」。也許,每間學校都有一種這樣的人。那時候我的學校需要在屋村,我的父母雖不算目不識丁但也只是一天到晚擔心錢不夠用那種人。對我出身的那種家庭,所謂品味是遙遠的。讀物也只可以是老師介紹的「讀好書」書單,才會有機會讓我借讀。對,只是借讀,而不是購閱(說過了,家貧是事實)。那時候那種文化窗口,跟今時今日不同。我要讀村上春樹,也得要等圖書館的老師買回來,然後才有機會放出來給我們讀。對愛情的想像,來來去去都是梁望峰或是張小嫻。這些都不會是母親理解的世界。母親最希望我讀的,只是教科書:「你考試又唔係叻過人讀咩閒書。」對,因為我在班上永遠只是考第二、三的名次。陳浚旌(中學時代永遠考第一那一個人)永遠都比我優秀,而母親也會說「為什麼我沒有辦法考第一」。但那時候,在母親不知道的世界和空間中,也有一兩個同學會讀《號外》和他們的周邊人士寫的東西,如那時候的903會談及英倫流行音樂的潮流,Sex Pistol 是什麼?我當然不會知道。我只會聽陳慧琳的《誰願放手精選十七首》和許美靜的《靜聽精彩十三首》去完成我需要做的十五年會考Past Paper。那時候,卻有一個叫鍾思漢的同學,知道Sex Pistol,會在Past Paper 中掏出林奕華的《太多男人太少時間》,那本講北海道強生故事的那本小說。至於鍾思漢和陳浚旌在做什麼,我已沒有聯絡也不會打探了。只是依稀記得,那時候的自己,看著一群有閒錢讀《號外》,有樣貌空間交女朋友的朋友的生活,覺得自己很渺小,很遙遠。
進了大學,好像都沒有那麼認真的想像生活品味是什麼。一九九七年的時候會考,一九九九年的時候進了大學。那時候我們好像要進入新時代。我曾經在一家網路電台工作的,叫Radiorepublic。那時候寬頻仍沒有那麼快,網路電台也不知道自己在想什麼。大概,我們都好像要做一些節目出來,然後要大家去聽。但由於沒有廣告,所謂網路電台也不知道如何生存。我做了大概半年就走了。那時候要做很多東西,要做清談節目,要做音樂節目。生活是什麼也不知道,有什麼態度可言?也像錢瑪莉的所言,我進的是中文大學,那兒的人相對比較簡單,比較直白,比較樸素。那是地理環境使然的:當你身在大學區,從宿舍走到超級市場都需要二十分鐘的腳程,要一排巧克力一個即食麵也需要努力,什麼中環,什麼同志,什麼生活品味,其實都會暫時放下。因為要完成課業生活,已不簡單。
再過一段時間,我去完日本唸書回來,遇上了好幾個奇怪的機會。如《號外》的前總編輯黃源順因為在《信報》讀過我的文章,就找我寫一月一次的人物專訪。那時候還有又一山人拍照,寫的人都是我選,而做的東西都很厲害。當時還沒有很多人在乎的何韻詩、陳淑莊、王貽興,我都好像有寫過。現在這些人,我是有手機,但也不再聯絡了。各種理由吧。是什麼都不再重要,也許我仍維持著某種在錢瑪莉身上感染的直白:看著曾經是朋友的人轉變,我會慢慢挪開身影。而為著寫稿子,我也需要下很多苦勁。其中一個啟蒙我的同代朋友,是大秀。你也許沒有很聽過他的名字,但他在《Milk》的文化欄目這些年,教了我很多事情:他說作家的態度就是吸收和輸出。要讀書才有東西可以寫。這跟也斯教學生的方法有類同的地方:也斯生前也教過學生,說「冇野寫唔好搞人,睇多D書」。直至今天,我也絕少在專欄中論另一個作家。像電影《小親親》中那個應可被現在的人稱作「文青女神」的吳秋月不一樣。寫專欄要讀書,是我一直相信的事。而大秀也教我讀很多台灣中生代的作家。他說黃國峻好看,黃春明的孩子那些傳奇事,都是他告訴我的。為什麼這些以前理應在《號外》中出現的人,卻到了《Milk》呢?黎堅惠在世之時,曾在書展跟梁文道、黃偉文搞講座,談的是「時尚書寫」。梁文道想切入的點子是,如果香港的作家要找下一個市場,《號外》式的、《Ameoba》的時尚書寫,會不會有一定的市場呢?可惜或可恨的是,那時候去書展趁的人,也許是粉絲,問黎堅惠或黃偉文的問題,大概都是問他們會不會有機會再做《Ameoba》之類啟蒙人心的刊物,我很記得黎氏說:「要搞都搞過了,以前搞的時候就被人家說我們搞小圈子。」的確,以前的《Ameoba》有著「年輕感覺《號外》」的氣味。找來當時得令,在903的舞台上撐一字馬的謝霆鋒做封面。找來 Dry(是雷頌德和馮德倫)起封面叫 Dry Wet Wet,淋濕了不苟言笑的馮德倫先生。那些傳奇,仍是歷歷在目的。只是,這十多年,誰在建構潮流呢?
也許,我玩面書這些年,都是在想像究竟什麼事情會令我生活好過一點。如果你認為《號外》曾做過trendsetter的角色,倒不如看看我這些年試過,有成功有失敗的 KOL 個案。如果你記憶比較好,「#如果你工作累鳥」這幾隻字,是什麼時候出現的呢?網路上看奧運,集中看體育運動員胴體這「潮流」,是誰射入網路的呢?當時我在想,大家看奧運,為什麼要看誰贏?贏了又如何?跟我有什麼關係?很簡單,體育運動自從加入了商業贊助,那大家就直白一點說,其實運動員也只是在娛樂大家。為什麼歐鎧淳會比李慧詩更多媒體曝光機會?為什麼方力申司徒端祈可以成為藝員?那也不過是「你的樣子如何,你的身材如何,你的命運也必如何」。那網路的出現,只是把人的慾望更輕易的放大,更輕易的射到人類的體外。手機閱讀是私密的。以前看電視,你的家人必會跟你分享電視的內容。你聽收音機,如果被母親知道你偷聽《聖馬田寶貝紀念夜校》,她一定會罵你。但她自己背著丈夫聽顏聯武的《霎時衝動》,她就是對的。那時候唸男校的我有女同學打電話給我,電話由姐姐或父親聽,他們會叫我聽電話,老豆也會有意無意的說一句「阿仔呀,有個女仔搵你呀」,之後母親就會煞有介事的出來說「你求學時期不準談戀愛呀」。但現在你看看小孩的手機?誰知道他們的Tumblr在看什麼人性交的畫面?他們的Snapchat有幾個炮友群交的群組?總之他們看手機,父母很少機會知道他們在看什麼。因此,你不難發現,在網路上,關於性、交往、感情、港女港男糾結的事情,是最多人看的。因為香港人都愛面子,沒傳奇,大氣候要清淡無味。在這個喜愛用性和「交往人數」論斷人是否一個好人的「民族」,網路上對性或 「#又有性暗示」的需求,是「#唔可以原諒」地被需要的。那從2012年起,你應該明白為什麼Tom Daley越來越多人報道,阮馬素無端平白無事會變成某個商場特意要邀請他來為那元旦倒數的嘉賓,而他所得到的名錶及保健食品的廣告合約,也許都是網民在「#如果你工作累鳥」這遊戲下所衍生的副產品。
一次的出現,是偶然。那如果再出現一次,又如何呢? C Allstar 由旺角街頭走到叱吒大頒獎台再成為紅館歌手,那可以是現實世界的實力。而我也不相信《摘星天梯》和我時任的上司們看完後對他們四人讚不絕口是其中一個令他們那年獎運亨通的原因。他們要有實力,才可以上到那個位置。那吳業坤呢?2016年我曾經被一個網民恐嚇要淋我鏹水,而那網民已在留言說過她想去買但找不到。警察們聲稱他們會查但直至執筆之時什麼都沒有,也有很多朋友好像很關心我的在Whatsapp Line 和面書Messager中問我需不需要介紹定整容醫生給我一次過把我的樣子弄好。而那時候,我最脆弱的時候,吳業坤就在他要出去做運動之前,特意送我一程。這一點,我永遠都記得。吳氏是不是唱得很好,不知道。見人見智。但至少他在台上,態度清晰地告訴大家他很想也很願意唱歌,聽他唱歌的時候不需要像聽很多流行歌手一樣要提心吊膽。在他年頭一次過得到我最喜愛男歌手、新人獎金獎和我最喜愛歌曲《原來他不夠愛我》的時候,我已知道那是我們在網路上延綿慎密的努力就得到好報。首先,不論你相信或不相信也好,903的頒獎禮,要投票就是來真的。從多個証人給我的証供,他們都說商台的「網路投票」是真的。如果有些歌手覺得他們的歌不能得獎,是因為大傳媒「唔支持、唔播」,我倒真的是不可以接受的。如有一年,有一首歌叫《撐起雨傘》,有一些歌手說大傳媒不播。不播的話,商台又為什麼會讓他變成可投票選取的一隻歌,最後還要冒著這麼大的風險把一首跟佔領運動關係密切深刻的歌放到大台,變成那個頒獎禮「註腳」?自那次之後,我就知道如果網路是來真的,有些事情就可以做了。大家記得「#食好西」這件事是如何發生的嗎?是有一次,吳業坤開工過後,說自己「工作累鳥,要食好西」。大概他是想打「好東西」,而我卻截了他Instagram的圖,說:「現在的小孩說話真直接」。當然,「#食好西」是一種性暗示。究竟他吃飯之後會去那兒,他也不知道。但結果這三個字,現在仍跟著他,和很多的「廣告文案」都有挪用。當時 100毛的編輯朋友,仍對娛樂圈的人共事有點興趣,就知道「#食好西」這三字「有得玩」,但電視台的大員做訪問談這些「無聊事」不會有成果,結果 100毛的朋友就用了 Whatsapp短訊訪問的形式再炒大了這件事一次。之後,大家就留意了我和坤氏之間的交流。很多人以為我們很好朋友。對不起,我真的不會說。究竟一個人要做過什麼才是朋友呢?我想,在現實世界調侃一下大家,是朋友會做的事。但由於我的一點狡猾,令我和坤氏的面書都在互利的狀況下得到更多人關注。他現在做廣告的機會都比我多,收的價碼也比我高。我是高興的。因為,至少他成功了,沒有忘記我。而我再一次證實「#食好西」三隻字的力量,和我加瓊姐這些在網路上被視為廢青廢人的人,在各式各樣的制肘和冷言冷語之中,改變現實世界。
還有很多很多的。如藥妝店的新品介紹,最近是不是多了?關於讓座和世代之間的爭拗是不是長看長有?關於香港遊客在外地的「品格」問題,為什麼好像大家都很在乎?另外,有很多人在我回來時都告訴我:不要只做日本的資訊,現在都是韓流了,為什麼要寫日本。那為什麼各大網媒都在做日本的資訊?《逃避可恥但有用》這支舞,為什麼好像很多人在看?星野源是誰?大抵是以前903《是日本人鄭家輝》講的Luna Sea那種級數的「流行資訊」吧?
所謂KOL Key opinion leader 是什麼,老實說,我不知道。至少我不覺得我可以脫衣服上載一兩張照片就會很多人讚好。我也不會叫人食屎,或叫自己食屎。更不會自稱XXKOL然後廠商給你難喝得要死的薰衣草茶還要讚好,明明自稱文青的人都要舉高雙手脫腋毛。
意見領袖要帶起潮流,首先要問幾件事:你可以令現實世界有改變嗎?改變了你又會高興嗎?而要令現實世界改變,我要又付出什麼代價?所講意見領袖,首先你要有意見。以前我聽903會聽 Fool’s Garden、會聽Suede,因為他們會說那個好聽那個不好聽。那時候903的音樂節目,會有音樂人,唱片公司,DJ的人討論會將流行曲像《城市論壇》一樣,把《一生最愛就是你》和《濃情化不開》拿上檯面討論,誰比較好聽。當然,觀點角度見人見智,但總有點爭執點:「那有一天不想你的chorus那個hookline 是『是你嗎?是愛嗎?是你出於真心日日夜夜彷彿漆黑中說話~』和『情越濃越會化不開』比較……」現在呢?人人都是評論人了。李蕙敏再出來新歌寫得若何?鄧小巧的《強弱》、《煩可寧》、《荒唐》一次比一次來得精彩,為什麼沒有人留意?盧巧音也回來過,《哲學家》夠厲害了吧?可是卻也沒有了《垃圾》那時候的驚為天人。你去Clockenflap了沒?我覺得Chemical Brothers 不會給 Sekai no owari 來得精彩……人人都好像知道很多事情,而人人都好像想以「自己比別人知道得多」為榮。但問題是,知道又如何呢?
再者,以前的 Trendsetter 大抵比我們幸福。他們製造潮流的時候,不會被問及究竟你是黃絲抑或藍絲,你是撐警察還是屌警察的人。政治不動盪,才有閒心閒情。未來五年,我們會安定嗎?香港不安,世界也不特別寧,那要走到那兒去?
回看這些年,我好像被視為 KOL ,也有很多學生問我如何才可以做到 KOL。感覺就好像以前阿 Bu 看著電台的同事,只是回去做兩小時節目之後就可以去玩去滑水一樣愜意。對期望著 KOL 這份工作的人,大概只會覺得我可以坐在淺水灣畔的餐廳,喝著日本茨城縣運來的手工啤酒,邊寫稿子邊抽一抽水就可以有飯吃有日本可去,倒是一件樂事,right?可惜的是,當我嘗試把我的工作簡化傳達,我的學生都不相信。抽水不是很容易嗎?為什麼要想那麼多事情。
對,一次爆發,是意外。我是一次又一次的爆發,連續兩年被視為是「最有傳達力的香港面書專頁」,在我上面的是 100毛,在我下面的是富可敵國也可以殺我於無形的「蘋果日報面書專頁」。他們的資源,絕對是我的一百一千倍。我也只是量力而為的想像,究竟這個遊戲可以玩多久。畢竟我清楚知道,世道變,有些事情不變。酸人的事情不變(很多歌手本來以為自己很捍衛言論自由,到他們知道我在做黃昏節目,一個他們以為是很重要的言論自由橋頭堡的時候,已是我做了兩年的時候。他們如果真的很在乎一個電台的電台節目是不是言論自由的捍衛者,是不是應該在某些主持離開後,天天聽著那些節目然後告訴大家我是不是在維穩?他們沒有。因為他們只知道用新聞去為自己沾光的重要性),變的只是在媒體民主化(democraization of media)之後,逐臭愛醜的中國人基因性,在香港的網路會發揚光大,我們會見到更多不好看的女孩cosplay 露事業線,又或是有更多人在做自稱「社會實驗」的事情去證實香港人愛「睇人仆街」的根性去收割面書的那些engagement數字。KOL,說到底,只是虛渺的代詞。你看看你的面書,那個 KOL 真的對世道有很多意見?
有意見的人,如我,本早被視為瘋子,孤獨而卑微的一直在做自己一直在做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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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刊於 2016年 《號外》雜誌。大家都在聊報紙,雜誌,閱讀之時,我在podcast 及以前的專欄都說過一丁點這些事。希望大家讀到。
長文?正經的?沒有人看的。都是轉發一條新聞,寫三個字(好似「咁都得?!」),就會有好多反應了。
同時也有1部Youtube影片,追蹤數超過23萬的網紅2分之一強,也在其Youtube影片中提到,最新【2分之一強】節目收看►►https://goo.gl/xxKMJU 00:00 德國男人婚後變化大?一切以家庭為重?! 01:39 德國學生常擔心戀愛問題,最在意對方年紀大小?! 08:33 德國朋友聰明頭腦好,線上博弈從興趣變專業?! 11:40 從前德國職場職缺少,寄再多履歷也找不到工作...
中東男人戀愛 在 盧斯達 Facebook 的最佳解答
【盧斯達:龍緯汶之亂 — 為甚麼戀童都有人沉默或轉移視線?論意識形態的威力】
其實多年前我在 facebook 上就有加龍緯汶。去年他被捕之前,早已看過一些他上載的童女合照。龍緯汶被捕的時候,香港示威新聞最多,一般人似乎無從消化;界別內則多數噤聲,突然「無罪推定」起來,跟 metoo 話題「先相信女人」的取態完全不一樣。
當時甚至有個別左翼人士應聲撲出,說無證無據不要亂說;或者退後一步,支援者性侵受助人當然不對,但是要擴闊大家對戀童的想像,然後又說起激進性解放論述,甚麼兒童性主權性自主;「跨年戀」被妖魔化;社會對戀童需要更多聲音云云,不要散播「戀童恐慌」。
進步的末端 — 對戀童也要「更多想像」
我回想以前看到龍緯汶和南亞女童的親密合照,內心是有一刻覺得異樣,但手指一掃又過去了。大概這便是說明,社會和我們不是對戀童問題太過恐慌,不是太過不恐慌,而是太過欠缺敏度感。如果我們任何一個人早一點介入,也許這件事就會早點完結。
對龍的事情,為何會有這種怪論?因為我們的社會是一個解構浪潮下的產物。在古代,沒有「兒童」這個概念。以前中國人也是十幾歲就結婚,很多南亞中東地區則盛行童婚 — 怪叔叔與女童的組合。後來大家將某個年齡之下的人類,定義為「兒童」,認為他們需要有特殊需求和保護。鐘擺了一次,後來鐘又往回擺。戰後「人權」概念高唱入雲,大人開始覺得「兒童」需要更多人權、更多自主。論述慢慢又將「兒童」的特殊性瓦解,例如兒童也要有性權 — 為甚麼你們說兒童就沒有自主能力?為甚麼兒童不能真心誠意覺得喜歡那個怪叔叔?弔詭的鐘擺就是如此,「兒童」概念一開始是以「人權」的觀念設定,但在近代又因為「人權」的觀念而遭到瓦解。
戀童鼓吹者的論述進路
戀童亦然,在前現代社會,一開始並沒有成為一個獨立和生死相關的概念。中國的文人雅士就有一個系統化的戀童習俗,視為一個社會時尚。因為某些時代,政府提出了公務員不能嫖女娼,於是京城的妓寨就換上年輕男子,穿女裝應客。這個時候究竟是尤如監獄的「境遇性同性戀」、真正的同性戀,還是童戀,似乎很難分別;
日本的武士階級就充滿童戀味道,既是同袍和保鑣,也發展出性色關係;年紀輕的小姓長大之後,就可能離開主人自立門戶。到了德川幕府的中後期,才有地方政府開始取締「眾道」,甚至設置死刑。不管是中國還是日本,各種異樣的情色關係,跟男人和女人傳宗接代、組織家庭的社會建制,楚河漢界,平行發展。到了現代,很多事情都開始「罪行化」,包括戀童。於是又有一班人會爭取各種事情的除罪化,包括戀童。
美國在 70 年代就有人成立爭取戀童合法化的組織,叫做「北美男人男童戀愛協會」(The North American Man/Boy Love Association, NAMBLA)。該會主張,任何年齡的人都有性自主權利(Sexual freeom for all),要求除去性行為年齡限制法律,並高喊「釋放戀童犯」。他們的論述進路是將人權概念無限擴展,創造出「兒童性自主」的講法,因此他們和男童性交也就屬於合意和有共識。NAMBLA 除了自身很想實踐戀童的男人之外,也有一些普通外圍人支持,可想而知他們也被「人權至上」的講法說服了。
NAMBLA 也曾經有意識地將自己捲入北美的同志運動以增取更加支持,他們認為,男童愛和同性戀其實都是一樣備受剝削,都應該有一樣人權:正如同性戀,戀童都是一種「性傾向」,應該受包容。很快的,同志運動的組織也開始割席,而 NAMBLA 則反駁戀童人爭取人權,都是同性戀運動一部份。雙方爆發口水戰。NAMBLA 本來是「國際男女同性戀聯合會」(ILGA)的會員組織之一,後來 ILGA 在聯合國得到了諮詢機構地位,這使 NAMBLA 也等於跟聯合國官方有了關係。於是當年有共和黨人提案,要美國不交聯合國會費,直至聯合國和 NAMBLA 沒有關係為止。ILGA 後來也投票將 NAMBLA 逐出組織。
從歷史可見,戀童者組織起來,並且利用人權、進步思潮來爭取自己性剝削兒童的權利,有悠久歷史。而極端的進步主義者又會傻傻的被吸引過去,用中國話來說就是左翼較容易被戀童者「忽悠」。
兒童青少年是不是完全沒有自主能力?一定會有自主力和心智的千萬種高低;但最有趣的是,你永遠只見大人幫兒童爭取性權,這代表了似乎是某些大人希望兒童有性自主,而遠多於兒童自己本身覺得有需要。
遍地遊行 尋找可以吞吃的羊
而聯合國又是甚麼東西呢?其實以提倡人權為宗旨而成立的聯合國,可能也是「性剝削是人權」的散播源頭之一。「性權」就被定義為兒童人權的一部份。聯合國兒童基金會(UNICEF)近年就有一個重量級領袖 Peter Newell 被發現曾性剝削兒童,他承認在 1960 年代曾五度性侵一個 16 歲以下的兒童。更妙的是,Peter Newell 本身就是聯合國兒童基金會出版的《兒童的權利》(Rights of Child)的作者之一。
聯合國的維和部隊、各種知名的慈善機構,在世界上的人間地獄執行慈善和維和任務時,近年終於出現有人用物資換小孩、高層開戀童性愛派對的新聞;真實情況一定嚴重得多,這些新聞可想而知是被淡化的。因為國際組織、慈善組織,與各國政府有關,可能是有合作、或者有撥款關係;這些組織幫國家和政府解決問題,雙方是非神聖同盟。所以香港去年至今出現人道災難,大家發現為甚麼每年伸手向自己拿錢的慈善機構,對香港事情絕口不提,中間便都是這一層利益考慮。
政府又跟傳媒有合作關係,於是政府、慈善、傳媒之間形成的相隱關係,便是用常識和邏輯都可以想到的事情。這都是高層大茶飯,而本地的那些相隱者、沉默者,其實都是實際考慮。龍緯汶是社福機構的人,他本身是輔導者服務者,他服務的對象包括受害女童一家。女童家人據報與他十分相熟,相熟到讓女兒長期跟龍單獨相處。女童的家人究竟是否知情?是否因為需要服務和援助,而放任龍的行為?這些事情抖出來,完全跟慈善組織用物資換性服務一樣。是有組織的剝削、利用弱勢社群的弱勢,其實更加值得關注和憤怒;但有一些人想到的,卻是人們會因此抗拒社工、服務機構,也就是他們的權威和位置會受損。影響 case,就是影響捐款和撥款。道德很重要,但產業鏈更是生死利害。
所以你們總是看到,人權、性權、兒童性自主、瓦解傳統家族觀念,總是一套打出來的拳法。因為普天之下,只有家庭和血親較有可能告訴兒童一些傳統智慧:不要相信隨便陌生人、如果有人觸碰自己某些位置是不正常。由官僚、傳媒、社福產業鏈組成的官僚社會,雖然打著保護弱勢的旗號,但弱勢還是永遠裸命。因為產業鏈和弱勢要保持永遠的依存。你不裸命,我還有甚麼存在價值和操作槓桿?
所以你最後還是會同意,傳統家庭雖然很多問題,但是重要的,因為社會只靠官僚、教育機構操持,弱勢只會更加弱勢。教育是可以改變的,因為他們就像世衛一樣,擁有權威和影響力,說戴口罩沒有證據顯示有助防疫,白人就傻傻的信了。教育傾向鬆動主流的意識形態,方便掠奪者掠奪,加劇「性的貧富懸殊」,甚至令一些保守派相信,全球的統治階級是有計劃有意識地推行性解放,因為這個風潮最後受益的是他們。現在開戀童派對的意識形態阻力,肯定少過「兒童性自主論」未發明出來的那個時代。
龍的 case,是他用機構刺穿了那個弱勢的家庭,用援助買起家庭的保護。在一般情況,如果你是一個戀童犯,你樂於看見兒童管理機構較大控制權的社會,而多於家庭較大控制權的社會。因為你可以混進去社福機構、你可以混進教會、你可以買下機構或成為大金主,但你較不可能混進他的家族。
中東男人戀愛 在 無待堂 Facebook 的最佳解答
【盧斯達:龍緯汶之亂 — 為甚麼戀童都有人沉默或轉移視線?論意識形態的威力】
其實多年前我在 facebook 上就有加龍緯汶。去年他被捕之前,早已看過一些他上載的童女合照。龍緯汶被捕的時候,香港示威新聞最多,一般人似乎無從消化;界別內則多數噤聲,突然「無罪推定」起來,跟 metoo 話題「先相信女人」的取態完全不一樣。
當時甚至有個別左翼人士應聲撲出,說無證無據不要亂說;或者退後一步,支援者性侵受助人當然不對,但是要擴闊大家對戀童的想像,然後又說起激進性解放論述,甚麼兒童性主權性自主;「跨年戀」被妖魔化;社會對戀童需要更多聲音云云,不要散播「戀童恐慌」。
進步的末端 — 對戀童也要「更多想像」
我回想以前看到龍緯汶和南亞女童的親密合照,內心是有一刻覺得異樣,但手指一掃又過去了。大概這便是說明,社會和我們不是對戀童問題太過恐慌,不是太過不恐慌,而是太過欠缺敏度感。如果我們任何一個人早一點介入,也許這件事就會早點完結。
對龍的事情,為何會有這種怪論?因為我們的社會是一個解構浪潮下的產物。在古代,沒有「兒童」這個概念。以前中國人也是十幾歲就結婚,很多南亞中東地區則盛行童婚 — 怪叔叔與女童的組合。後來大家將某個年齡之下的人類,定義為「兒童」,認為他們需要有特殊需求和保護。鐘擺了一次,後來鐘又往回擺。戰後「人權」概念高唱入雲,大人開始覺得「兒童」需要更多人權、更多自主。論述慢慢又將「兒童」的特殊性瓦解,例如兒童也要有性權 — 為甚麼你們說兒童就沒有自主能力?為甚麼兒童不能真心誠意覺得喜歡那個怪叔叔?弔詭的鐘擺就是如此,「兒童」概念一開始是以「人權」的觀念設定,但在近代又因為「人權」的觀念而遭到瓦解。
戀童鼓吹者的論述進路
戀童亦然,在前現代社會,一開始並沒有成為一個獨立和生死相關的概念。中國的文人雅士就有一個系統化的戀童習俗,視為一個社會時尚。因為某些時代,政府提出了公務員不能嫖女娼,於是京城的妓寨就換上年輕男子,穿女裝應客。這個時候究竟是尤如監獄的「境遇性同性戀」、真正的同性戀,還是童戀,似乎很難分別;
日本的武士階級就充滿童戀味道,既是同袍和保鑣,也發展出性色關係;年紀輕的小姓長大之後,就可能離開主人自立門戶。到了德川幕府的中後期,才有地方政府開始取締「眾道」,甚至設置死刑。不管是中國還是日本,各種異樣的情色關係,跟男人和女人傳宗接代、組織家庭的社會建制,楚河漢界,平行發展。到了現代,很多事情都開始「罪行化」,包括戀童。於是又有一班人會爭取各種事情的除罪化,包括戀童。
美國在 70 年代就有人成立爭取戀童合法化的組織,叫做「北美男人男童戀愛協會」(The North American Man/Boy Love Association, NAMBLA)。該會主張,任何年齡的人都有性自主權利(Sexual freeom for all),要求除去性行為年齡限制法律,並高喊「釋放戀童犯」。他們的論述進路是將人權概念無限擴展,創造出「兒童性自主」的講法,因此他們和男童性交也就屬於合意和有共識。NAMBLA 除了自身很想實踐戀童的男人之外,也有一些普通外圍人支持,可想而知他們也被「人權至上」的講法說服了。
NAMBLA 也曾經有意識地將自己捲入北美的同志運動以增取更加支持,他們認為,男童愛和同性戀其實都是一樣備受剝削,都應該有一樣人權:正如同性戀,戀童都是一種「性傾向」,應該受包容。很快的,同志運動的組織也開始割席,而 NAMBLA 則反駁戀童人爭取人權,都是同性戀運動一部份。雙方爆發口水戰。NAMBLA 本來是「國際男女同性戀聯合會」(ILGA)的會員組織之一,後來 ILGA 在聯合國得到了諮詢機構地位,這使 NAMBLA 也等於跟聯合國官方有了關係。於是當年有共和黨人提案,要美國不交聯合國會費,直至聯合國和 NAMBLA 沒有關係為止。ILGA 後來也投票將 NAMBLA 逐出組織。
從歷史可見,戀童者組織起來,並且利用人權、進步思潮來爭取自己性剝削兒童的權利,有悠久歷史。而極端的進步主義者又會傻傻的被吸引過去,用中國話來說就是左翼較容易被戀童者「忽悠」。
兒童青少年是不是完全沒有自主能力?一定會有自主力和心智的千萬種高低;但最有趣的是,你永遠只見大人幫兒童爭取性權,這代表了似乎是某些大人希望兒童有性自主,而遠多於兒童自己本身覺得有需要。
遍地遊行 尋找可以吞吃的羊
而聯合國又是甚麼東西呢?其實以提倡人權為宗旨而成立的聯合國,可能也是「性剝削是人權」的散播源頭之一。「性權」就被定義為兒童人權的一部份。聯合國兒童基金會(UNICEF)近年就有一個重量級領袖 Peter Newell 被發現曾性剝削兒童,他承認在 1960 年代曾五度性侵一個 16 歲以下的兒童。更妙的是,Peter Newell 本身就是聯合國兒童基金會出版的《兒童的權利》(Rights of Child)的作者之一。
聯合國的維和部隊、各種知名的慈善機構,在世界上的人間地獄執行慈善和維和任務時,近年終於出現有人用物資換小孩、高層開戀童性愛派對的新聞;真實情況一定嚴重得多,這些新聞可想而知是被淡化的。因為國際組織、慈善組織,與各國政府有關,可能是有合作、或者有撥款關係;這些組織幫國家和政府解決問題,雙方是非神聖同盟。所以香港去年至今出現人道災難,大家發現為甚麼每年伸手向自己拿錢的慈善機構,對香港事情絕口不提,中間便都是這一層利益考慮。
政府又跟傳媒有合作關係,於是政府、慈善、傳媒之間形成的相隱關係,便是用常識和邏輯都可以想到的事情。這都是高層大茶飯,而本地的那些相隱者、沉默者,其實都是實際考慮。龍緯汶是社福機構的人,他本身是輔導者服務者,他服務的對象包括受害女童一家。女童家人據報與他十分相熟,相熟到讓女兒長期跟龍單獨相處。女童的家人究竟是否知情?是否因為需要服務和援助,而放任龍的行為?這些事情抖出來,完全跟慈善組織用物資換性服務一樣。是有組織的剝削、利用弱勢社群的弱勢,其實更加值得關注和憤怒;但有一些人想到的,卻是人們會因此抗拒社工、服務機構,也就是他們的權威和位置會受損。影響 case,就是影響捐款和撥款。道德很重要,但產業鏈更是生死利害。
所以你們總是看到,人權、性權、兒童性自主、瓦解傳統家族觀念,總是一套打出來的拳法。因為普天之下,只有家庭和血親較有可能告訴兒童一些傳統智慧:不要相信隨便陌生人、如果有人觸碰自己某些位置是不正常。由官僚、傳媒、社福產業鏈組成的官僚社會,雖然打著保護弱勢的旗號,但弱勢還是永遠裸命。因為產業鏈和弱勢要保持永遠的依存。你不裸命,我還有甚麼存在價值和操作槓桿?
所以你最後還是會同意,傳統家庭雖然很多問題,但是重要的,因為社會只靠官僚、教育機構操持,弱勢只會更加弱勢。教育是可以改變的,因為他們就像世衛一樣,擁有權威和影響力,說戴口罩沒有證據顯示有助防疫,白人就傻傻的信了。教育傾向鬆動主流的意識形態,方便掠奪者掠奪,加劇「性的貧富懸殊」,甚至令一些保守派相信,全球的統治階級是有計劃有意識地推行性解放,因為這個風潮最後受益的是他們。現在開戀童派對的意識形態阻力,肯定少過「兒童性自主論」未發明出來的那個時代。
龍的 case,是他用機構刺穿了那個弱勢的家庭,用援助買起家庭的保護。在一般情況,如果你是一個戀童犯,你樂於看見兒童管理機構較大控制權的社會,而多於家庭較大控制權的社會。因為你可以混進去社福機構、你可以混進教會、你可以買下機構或成為大金主,但你較不可能混進他的家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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