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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美經濟與商業對話」背後的政經啟示

美國國務次卿柯拉克（Keith Krach）於9月17日至19日訪台，成為1979年台美斷交以來訪台層級最高的美國國務院閣員。他也是自從美國國會於2018年通過「台灣旅行法」（Taiwan Travel Act）後，美方對於台旅法精神的具體實現。姑且不論柯拉克的業務職掌（經濟成長、能源與環境）是否完全符合此行的主要訪台旨趣（出席李登輝前總統告別禮拜），單就美國提高訪台閣員層級一事來看，殊值肯定，此點殆無疑義。

然而，在肯定之餘，本案仍有諸多環節值得探討，無涉政治口水。例如，應該要如何看待「台美經濟與商業對話」一事。

駐美代表處政治組組長趙怡翔日前臉書所說「柯拉克次卿訪團的到來，無論是從日期、訪團成員或其他相關規劃來看，非常明顯就是以參與李前總統追思禮拜為主要目的」，坦白說較難令人信服。例如，美國在台協會（AIT）在8月31日即已於官網發布新聞稿稱「美國和台灣將舉辦一場『經濟與商業對話』，並由美國國務院主管經濟成長、能源和環境的次卿凱斯‧克拉奇（Keith Krach）主持」。當然，AIT聲明可以解讀成這場經濟與商業對話將在「日後」發生而非現在。

「台美經濟與商業對話」原文是US-Taiwan economic and commercial dialogue，之所以用economic跟commercial兩字，為的就是避開trade（貿易）談判的爭議。「經濟、商業與貿易」三個概念，在台灣政府組織架構對外談判的分工概念中，其實向未有細緻的區分。以事後之明來看，這也許是整起爭議最根本的癥結。

駐美戰貓代表蕭美琴及相關駐美同仁為了本案戮力與美方協調，辛勞之處已無需贅言。蕭代表在9月1日與華文媒體茶敘中強調「台美經濟與商業對話」與台美BTA或TIFA並無衝突，蓋前者係著重戰略面，而後者係由USTR（美國貿易代表）主談。這番談話正可以證實，台美雙方一開始就試圖將「經濟與商業」與「貿易」切開，在美國國務院意志之下新創一個台美政策對話平台。惟此作法是否在美國政府內部遇到來自USTR的官僚本位主義阻力，似已不言可喻。

就台灣而言，撇開藍綠政治攻防不談，最值得我們省思的是，「台灣政府在親上對外經貿談判戰場前，有沒有先與國內產業進行充分溝通協調？」

國內工商協進會理事長林伯豐及工業總會理事長林文淵等工商大老不願出席與柯拉克會議，背後動機無從證實，儘管已有媒體指出上述兩人在中國相關的市場、投資及房地產等擁有巨大利益，似以此隱涉為何渠等對於「台美經濟與商業對話」及轉移供應鏈一事有所顧忌。

但姑且不論上述猜測的動機是否屬實，企業大老有其產業佈局天經地義，縱使政府希望企業配合政府戰略進行必要調整，也應該充分與企業進行溝通協調，而非一味指責。

請容我強調，我並非肯定台灣企業因為自身在中國市場的利益而不願與柯拉克會晤。相反地，我認為台灣企業應該積極與美方晤談，了解美方想法，況且在當前美中對抗國際格局之下，台商的確應該要思考屏棄過去的西進思維，重新進行全球佈局調整。錯失這次與柯拉克會晤良機，對台灣企業並非好事。但即便如此，我們仍應該要問：在「台美經濟與商業對話」這個構想一開始出現迄今，政府花了多少努力與民間溝通？抑或只是政府單方著眼於外交突破，而少了匯集民間共識？此點我無從得知，只能甘扮烏鴉為文提醒。

就政府的組織架構來看，長期而言我們是否應該將外交與經貿兩部進行整併？這並非新的構想，過去已有相關討論。以加拿大為例，加國以Global Affairs Canada整合外交部、貿易部及發展部，而澳洲也是將外交及貿易整合成為外貿部。台灣的對外經貿談判，過去的尷尬狀況是：名義上以外交部為首，但技術細節係以經濟部國貿局。未來我們是否可以思考外交及經貿兩部會的整併，以更整合的戰力來面對國際經貿談判戰場？

以上提醒，希望台灣社會能在政治口水之外，針對國務次卿訪台一事，有更務實的討論。

https://tw.appledaily.com/forum/20200919/2USZFFMN6ZD3DMCBUQZQDMP55Q/?fbclid=IwAR3wZF-3NXlbqGse3am_fo1AYwUpbQWMmGpLoA0eLVfIgh7AAsjw2t_y91g

【為何中國黨派出的市長候選人都是這等貨色？】
文：李雨蓁 Lí Ú-chin

被民意唾棄的「被罷免人」韓國瑜，今晚將回到高雄，推薦李眉蓁為他的繼任人選。


很多高雄人都很好奇，為何中國黨在高雄，只剩下這樣的貨色能競選市長？


言必稱庶民的韓國瑜，當然不是「菁英」，但頂多是「墅民、土豪」，而不是「庶民」，他象徵了黃復興黨部與數股非主流利益的合流。然而在中國黨打倒在高雄執政二十年的民進黨，爽的要死的時候，背後顯示出來的警訊，卻是中國黨人才培養系統的徹底崩潰。因而在韓國瑜被罷免後，只能推出學歷造假，連話都講不清楚的二流派系政二代李眉蓁。


全台第二大黨，把高雄人藐視到這種程度，恐怕連在地的一些中國黨支持者都不一定能接受。


這篇文章又是一篇長文，但若你是「解嚴後」一代，我們邀請你花點時間，了解中國黨是怎樣在高雄政治佈局，怎樣培養地方到中央的行政人才，卻佈局佈到全盤敗退，連在地市長的人選都派不出來；又是怎樣不得先用叛將，再被一個養出大批親衛軍的黃復興鐵藍+雲林土豪挾持的？


#省轄市時代的派系政治

這個故事當然很長，最關鍵的那年，還是1979年。


當年7月1日，高雄升格院轄市，資源變多同時，其實很重要的就是「#再也不用選高雄市長了」，每一屆市長，從此都會由中國國民黨直接指派，在選舉制度改變前永無政黨輪替可能。這招，在台北升格時中國黨已經嚐過甜頭。中國黨在台北市長的選戰中，先是意外輸給黨外的高玉樹，好不容易做票贏回來，卻又被美國警告首都市長作票試試看而再輸。在台北升格後，終於可以無後顧之憂，任意的安插自己人。


在1979年以前，高雄市長大致上是派系輪替的格局，由於高雄是1920年代後才快速成長的移民城市，因此在早期，高雄的地方政治由外縣市移民基於同鄉情誼產生的派系維繫，大致分為澎湖派、台南派，和本地政治家族三大勢力。


在實施地方自治後，第一、二任市長謝掙強是澎湖派，第三任市長陳武璋是台南派，但在陳武璋任內，由於十全路開闢工程、愛河原木浸泡等案圖利岳父，而被議員巫義德發動高雄史上的第一次市長罷免，但中國黨動用國家機器，硬是透過威脅利誘，讓已經連署罷免的市民紛紛放棄，巫義德也被列為重點觀察名單，但他仍然繼續爭取「真普選」（國會改選）而被警備總部以「中（華民）國版國安法」逮捕，判處十年徒刑，顯示雖有選舉，但沒有人民表達政治理念的空間。


然而，中國黨也發現陳武璋的施政引發眾怒，因而第四任市長提名本地派的陳啟川參選，並連任到第五屆。陳啟川家族實力、名望都足夠，震得住各方，但在他卸任時，中國黨因再次提名過了風頭的台南派陳武璋，引發認為應「派系輪替」的澎湖派不滿，導致中國黨分裂，雖然在選戰過程，中國黨不斷打壓政敵，黨外的楊金虎（也是台南出身）仍意外當選第六屆市長，成為第一位非中國黨籍市長，亦是戰後學歷最高（台大醫科，日本醫科大、南洋大學博士）的市長。


不過，楊金虎並非堅持民主改革的堅定反對派，在中國黨統治的環境下，也受到「中央」種種政治干擾，不得不妥協求生，在任內將壽山和愛河改名「萬壽山」與「仁愛河」來諂媚蔣介石，但又涉及市府顧問洪劍鋒「賣官鬻爵」案，詳情如何雖不得而知，但結果就是楊金虎一屆任期結束就被收押，官司纏訟17年，至死都未定案。


1973年，中國黨提名本地出身，政商雙棲的前市議會議長王玉雲競選，擊敗已退黨的「澎湖派」謝掙強成為第七屆市長，這顯示了兩點：


一、派系與中國黨的結合大抵只出於利益，而若得到黨的加持，一對一廝殺大致都能獲勝。
二、到了1970年代後，高雄成為人口近百萬的工商大城，早期同鄉移民的「人親土親」影響力漸漸減弱，地方的家族取而成為政壇要角。


有趣的是，王玉雲原本僅小學（公學校）畢業就出社會發展，但擔任議長後，竟然取得「日本產能短大工商管理系」學位，引起對手謝掙強質疑。謝掙強敗選後還一狀將王玉雲告上法院，控告偽造文書（學歷），並向庭上表示，如果王玉雲能從頭到尾把26個英文字母寫完，他就不姓謝，改姓王。當然，在當時的環境下，揭發中國黨籍的政治人物偽造學歷還是不了了之，眉蓁若活在當時可能會很羨慕吧！


#官派時期

在王玉雲連任第八屆高雄市長就任期間，高雄升格直轄市，「高雄市長」這個職缺在升格後，與台灣省長、台北市長並列，成為層級最高的地方行政首長職位。由於中央部會官僚和行政首長政務性質仍有不小差異，因此當時黨國想培養的重點對象，大多要經歷「院級地方首長」歷練。但對中國黨來說，高雄在他們眼中最低下，因此也成為一個「入門級」職務。


在高雄升格院轄市之前，中國國民黨的選舉要擺平各方不同的派系勢力，還要抗衡黨外逆襲，升格之後就沒這種煩惱，因而王玉雲當完任期後，中國黨不再讓地方派系出任市長，在院轄市官派時期，前後共指派四位市長，分別是楊金欉、許水德、蘇南成和吳敦義接掌高雄，其中楊金欉和許水德卸任便升任台北市長。以下我們就簡單介紹為何是這四位。


楊金欉是「台電幫」出身，典型的「技術官僚」，他能獲派素無淵源的高雄市，是因為擔任行政院長的老長官孫運璿力挺。楊金欉剛進台電時，被派到水力發電廠，就曾讓前來孫運璿留下好印象。因在台電表現優異並曾赴沙烏地阿拉伯擔任技術團團長，1978年在台電協理任內被拔擢擔任台灣省建設廳長，又以黑馬之姿出任高雄市長。但僅做不到一年就「升任」台北市長，是史上任期最短高雄市長，看來只是來高雄過水，但孫運璿中風後，楊金欉身體亦有狀況，政治道路最高止於台北市長。


接下來三位，許水德、蘇南成、吳敦義則是延續蔣經國「催台青」風潮下，逐漸成為中國黨主流的「本土藍」地方政治菁英。


在1970年代，中國黨政權在長期堅持僵化與脫離現實的外交政策下，最終走進死巷，退出聯合國，也和美國漸行漸遠。當時蔣介石的生命已如風中殘燭，稍微務實一點的中國黨人也都知道「反攻大陸」無望，自己的命運和他們佔領的這個島嶼再也分不開，於是實際領導人蔣經國，在1973年掌握大權後，一面繼續鎮壓反對運動，一面把把中國黨加入本土化的成分，推動了「催台青」政策，提拔台灣籍的官僚進入政府較高層位置，讓台灣菁英有支持政府的誘因。


在蔣經國統治下，台灣人能做到最大的實權行政長官職位是「台灣省長」，而在內閣裡面只能做到「內政部長」，而與外交、國防無緣。這隱含著你們台灣人跟英國統治下的印度、馬來人一樣，地方可以給你們族人「自治」，提拔你進中央政府已經是極大恩惠，但我們「中華民國」的法統還不能直接給你。至於打破這點的人叫李登輝，其政治手腕實在無人能及。


1931年生的許水德，教育界出身，歷任高雄市、屏東縣、台灣省教育，社會等公職，在王玉雲任內擔任市府秘書長，自創「水車哲學」，認為現實與理想要兼顧，屬於處事圓融之官僚，卸任後出任台北市長。


1936年生的蘇南成，曾退出中國黨，在1977年參選台南市長當選，其貼近民眾，舉辦活動，大興土木的風格，已是嫻熟於選舉的一號人物，當選後被蔣經國再度「收編」回到中國黨，於1985年空降高雄，任期中和地方家族派系為主的議會頗多摩擦，在1990年卸任後轉任國策顧問，侯任國大代表與議長。


接下來這位，大家就很熟悉了，他是年輕許多，1948年出生的吳敦義。


台大畢業，由中國時報記者從政，歷任台北市議員，南投縣長，當時是中國黨培養的新生代政治人物，成為末代官派市長，他和議會的關係稍微圓融，也順利當選第一屆民選市長，然而，吳敦義任內市政格局突破不大，無法解決市民關切的交通、環境等議題，而在1998年敗選。


吳敦義在1998年的敗選，以及接下來2000年中國黨失去政權，李登輝被趕出黨內，讓中國國民黨地方的發展，從此走上另一條道路。


最大的直接影響，就是中國黨差不多忘了有高雄這個地方。


#後李時代的地方崩潰

在後李登輝時代的中國黨，黨內保守勢力復辟，排擠所謂本土藍，先是造成一波親李登輝人士出走，仍有強大勢力的黃復興黨部等死硬組織，從此對「台籍人士」充滿戒心，並將中國黨路線帶向極端化，在李登輝之後，20年間，竟然沒有所謂「本省人」再度代表中國黨參選總統！


當「高雄市長」不再是個可以培養領導人的方便空缺，而天龍人也不願意「下」高雄深蹲打辛苦選戰，中國國民黨在吳敦義的副市長黃俊英兩戰皆墨後，只能再次由派系中擇人出戰高雄市長。


然而，在長期地方勢力缺乏向上發展機會的狀況下，地方派系以佔領議會，鞏固地盤為優先，在高雄經濟快速發展的年代，幾大家族紛紛跨足地產、金融等多元產業，形成政商複合集團，既然中國黨殖民體系不容許本土派進入層峰，那對政二代而言，守護家族的地方利益，就比起政治上的專業更加重要。


再者，由於中國黨既失去地方執政權，又不願意從頭培養專業素人參政，在沒有一套世代交替的遊戲規則下，地方黨部放任小諸侯政治分贓，割據一方，卻又沒有一個明顯霸主。在金權政治影響下，2002朱安雄議長賄選案中，許多家族雖被牽連其中，包含李眉蓁父親在內，但都隨即派出妻子兒女出馬競選，更令年輕一代選民感到厭惡。


因此，當中國黨要從地方政治人物中挑選市長候選人，不是自己有案底、就是家族或樁腳涉案，就算我們看本人就好，這些地方議員的學經歷或談吐，大多一看就是靠爸才有辦法從政的。


在2010年黃昭順慘敗，首次落居第三後，中國國民黨迫於無奈，只能在2014年啟用叛將楊秋興出戰。可以看出，在韓國瑜出現之前，中國黨地方人才庫已經山窮水盡。


#中國黨引狼入室

韓國瑜的背景特別之處，是作為黃復興鐵桿深藍出身，但又娶了雲林地方砂石派系的女兒，成為中國黨「外省權貴」和「本省派系」的匯流，因而能調動許多高雄境外資源參與選戰。


但在韓國瑜靠著矇混詐騙的風格獲勝後，沈溺在勝選中的中國國瑜黨，不知耕耘地方，治理能力一塌糊塗，把高雄當墊腳石落跑，惹惱93萬高雄人，進而將他罷免成功。


韓國瑜任內，其實也沒有培養任何人才，一幫挺韓市議員在議會荒腔走板的護航，一下唱歌，一下追蹤器，當主子被罷免後，要從這其中挑人出戰，還真是不容易的任務。


因此，我們就看到李眉蓁，一個二流政治家族，講話講不清楚，比韓國瑜還草包的地方政客，竟然雀屏中選。在短短一個多月的選戰中，鬧出申辦已經截止的亞運與世大運，用抖音拍片侵權，發明丹丹沒有的食物，論文整本抄襲還不誠懇道歉，主張全民種甘蔗釀蘭姆酒，全市引海水沖馬桶.......除了給予市民一些樂趣外，只是讓中國黨難堪而已。


中國黨在高雄提名這些人選，等於在羞辱全部高雄市民。


事實證明，中國國民黨永遠沒有下限，而且從來都輸得不夠慘。明天再一次出門投票教訓中國黨，讓他們連陳其邁的1/3票數都拿不到，早早瓦解進入墳墓，才是唯一正途。

從歷史角度分析中美貿易戰第三篇

　　晚安，今天總算能聊到主題了，在這篇文章下筆之前，其實讓我大傷腦筋，考慮了非常久的時間，由於蔣鄧兩人的歷史其實也不短，而且又卡到老美全球布局，要如何濃縮並提出重點，讓大家簡單又清楚了解到美中台三方關係是如何演變，這點實在頗費工夫，必須反覆思量，礙於篇幅一定會有許多不齊全之處，若各位有興趣，後頭若有觸碰到現今時勢的部分，我再另外撰文。
　　在閱讀本文之前，一樣先提醒各位，請用看故事的角度去看待就好，歷史其實沒有對錯，歷史總是照著人性的每個決定去發展，只是累積的結果，最終影響到了現在的政治格局，影響到生活在台灣這塊土地上的你我而已。
（先說這段歷史故事有點震撼，各位放輕鬆看就好）

沒讀過第一集的朋友，請點　👉　https://reurl.cc/zMxaa

沒讀過第二集的朋友，請點　👉　https://reurl.cc/7Dy35

➡️　先了解一下兩人的共同背景

　　在聊蔣鄧兩人之前，我必須先介紹一段歷史課本中從沒講過的背景，早在1925年時，15歲的蔣經國在老蔣安排下，登上一艘蘇聯貨輪，前往蘇聯留學，至於為何跑到共產蘇聯去，那是因為當時黃埔軍校的成立，其實是蘇聯背後全力支持的，而老蔣是第一任校長，蘇聯為了確保軍隊能被自己控制，所以不受人疼愛的小蔣於是變成了質子，美其名是求學，但其實生死一瞬間。

　　而當年21歲的鄧小平已經在巴黎住了五年，1922年，小鄧加入中共青年團，1924年轉爲中共黨員。1926年到蘇聯留學學習，他們倆個人在1926開始，鄧小平與蔣經國是蘇聯中山大學的同窗，由於鄧大了蔣６歲，因此小蔣對這位同是東方臉孔的鄧小平十分仰慕，兩人常聚在一起討論課業，並聊巴黎風光，也在異國培養出深厚的同窗之誼，時間長達兩年，你沒看錯！當年鄧小平是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的小組長，而歷史課本從來沒告訴我們，小蔣最早其實是研究馬克斯與恩格斯的社會主義，而且後來人家他還是以全校第一名畢業呢！＃好寶寶章蓋。

（至於列寧、史達林、托洛斯基三人，如何把社會主義漸漸演變成極盡殘暴的共產主義，有興趣各位可以自己查ＸＤ）

➡️　歷史的洪流產中產生了奇妙的連結

　　我在上一篇文中有提到，老美在1953年就開始栽培蔣經國，十幾年下來，小蔣終於在夫人派與各軍頭環伺下，逐漸站穩了腳跟，而在1973年，被尼克森親訪中共，看到美中簽訂了上海公報後，以為即將被世界拋棄的老蔣，由於刺激太大有了健康問題，終於開始把大權都陸續交給兒子蔣經國。而同樣在1973年，用十年文革搞死幾千萬中國老百姓性命的毛澤東，眼看自己一手創立的政權即將被自己玩死，於是下旨決定，將文革中被四人幫鬥慘的鄧小平，提拔上來戴罪立功。

（歷史上的傳奇人物，起初都是從扮演擦屁股的角色開始，所以想做大事不要怕手弄髒，懂嗎？）

　　而1973年的此時，全球正經歷第一次石油危機，OPEC為了打擊對手以色列及支持以色列的老美，宣布石油禁運，暫停出口，造成油價上漲。當時原油價格曾從1973年的每桶不到三美元漲到接近12美元（還是他娘的有夠便宜阿><），這一個事件後，也讓世界各國紛紛成立自己的石油公司，老美更在隔年於華盛頓，召集１３個國家開會，創立了現在大家都熟悉的名詞　＃戰略石油儲備　的相關組織規定。

　 而同年美國著名的布雷敦森林體系也正式宣告終結，擅長玩貿易金融的美國，全球貨幣由固定匯率，改成了浮動匯率，但從1944年-1977年間，美國靠這個體系，用政治與經濟手腕幹掉了前任的全球霸主英國，不只協助歐洲從二戰經濟破敗中站起，也讓美元成為一統天下的全球霸主。而因為要讓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美元開始刻意不斷加強貶值力道，而且一降就是8.57%與10%，引發國際金融危機，合併兩次的石油危機（1973年與197年），國際景氣與金融整個上沖下洗，這對後來冷戰末期的蘇聯垮台，當然某方面來說是種額外幫助，這也是為何我總說老美找中共打貿易戰玩法太高端，中共沒底氣能跟他玩，回頭想想，當毛澤東在搞文革喊口號，人人揮舞毛語錄時候，人家老美已經用體制與健全的法律，確認了美元為不可挑戰的世界根基了。

　　而老美一方面跟第一次石油危機周旋，另一方面也騰出手來在1974年開始用美援幫助小蔣建設台灣，而中共在1976年毛澤東去世，華國鋒跟四人幫內鬥了兩年後，1979年才由鄧小平逐步接掌大位，試圖拚經濟，來挽救凋零的中共政權，而台灣受惠於美國援助與後續的經濟規劃，由於政府的背後，有美國直接嚴厲盯著計劃執行，加上一幫有理念的年輕技術官僚當政，那段時間國民黨內腐敗的舊有勢力比較沒機會分食利益，因此較沒有重蹈老蔣在中國時期貪汙腐敗的現象，於是經濟成長果實便落在了台灣人民的身上，台灣人的人均收入於是由1961年的153美元，一路上升到接近2000美元，而中國人此時的人均收入不到200美元，雙方差了近十倍。

➡️　　窮則變變則通，兩岸看對眼早在美國預料之中

　　而剛上台的老鄧，面對滿目瘡痍的中國，急需要挽救頹敗的經濟，束手無策的他，眼看台灣經濟在老美幫助下順利起飛，於是當年透過當時中共的財政部長王炳乾秘書的關係，找到了當時已住日本的同學－台灣經濟學家劉建仁，請他回台拜託當年同窗的蔣經國，能否看在同窗之誼上搭把手，於是劉建仁很快地飛到台北面見了蔣經國，蔣經國看到時機成熟，故意躊躇沉思了一會兒，然後用濃厚鄉音，開口對他說：「對岸滴同胞們，也是要吃飯啊！」，接著指示他開始蒐集台灣這些年來的經濟建設與數據，只要對中國經濟發展有利的都送去，內有當初老美交辦的各項經濟建設計畫，國營企業創立與相關辦法、經濟特區設立與獎勵辦法，完完整整六大箱，就由劉建仁準備好後，秘密帶往中國面交給鄧小平，並送上故人舊友的一份祝福，但由於兩岸尚處於死敵階段，台灣也尚未解嚴，小蔣與美國的這步棋只能在檯面下走，直到三四十年後，當年對岸保守派痛罵鄧接受蔣幫忙的史料，才漸漸在兩岸被流出。

　　可大家若回頭推想邏輯，就會懂美國的布局，老美如果真要放棄台灣，為何要花錢從1974年起在台建十大建設，而1979年建設幾乎完成，美國若又真要放棄台灣，當年其實已經跟中共建交，為何又要透過國會，來通過台灣關係法，並實質保障小蔣能延續政權呢？而依照美國CIA當年掌握台灣情資的能力，為何會默許小蔣暗助老鄧的經濟改革計劃？而剛被斷交的小蔣，甚至放在台南基地的護身符－核武器，都被美軍強制清空拿走，正常推理應該是暴怒回絕，為何又會很快答應呢？

　　當年我自己在讀這段歷史時候，發現其中很多不合常理的決定，這中間很多的蛛絲馬跡，後頭我再一一為各位分析，但唯一肯定的是，台灣是老美管得沒錯。

➡️　　美國的第四步棋，由台灣釋出善意讓中國承一份情

　　由於台灣暗中幫助中國經濟改革，我想很多人都知道，在後來中共教科書版本底下，都幾乎把台灣稱為寶島，而且是極盡的美化與讚揚，這跟過去毛澤東時代的極盡醜化版本簡直是天壤之別，而當年由劉建仁親自備妥資料去面見了鄧小平，與鄧小平會面後兩人長談了很久，劉轉達了小蔣對老鄧釋出的善意，並且轉達了小蔣提醒鄧小平這位兄長，關於政治改革必須緊接在經濟改革之後的想法，他希望鄧小平能理解當經濟改革走到一定程度，政治若不改革走向民主，則經濟改革終將因為政治體制而受限，因為兩者是有關連性與協調的。

（當時還保持威權的小蔣，跑去叮嚀老鄧要走民主道路？
　這照邏輯推想，也知道當然是照老美的計畫去交代的啊！ＸＤ）

　而後鄧小平與劉建仁單獨會談後，他又安排鄧穎超跟財政部長王炳乾一起會談，甚至之後劉建仁被邀請參加鄧小平主持的中共中央第一次經濟改革會議，在會中劉建仁闡述了台灣經濟發展成功的過程與策略、自由市場的經濟功能，並強調經濟改革一段時間後，一定要進行所謂的政治體制改革，否則經濟成果終將破滅。

　　關於小蔣在政治改革的叮嚀，我的判斷是來自於美國對鄧小平還有布局與期待，那另一段驗證是，我自己偶然在中國共產黨黨史中找到線索，在1985年4月15日，鄧小平在會見坦桑尼亞副總統姆維尼時曾公開說：
「就國內政策而言，最重大的有兩條，＃一條是政治上發展民主，＃一條是經濟上進行改革。」

　　中共領導人公開的宣稱政治上要發展民主？各位看到想必跟我當時一樣震驚吧！？這番話當年不只是講小蔣聽的，更是講給背後的美國人聽的。

　　而１９７９年此時的美國與全球，正面臨伊朗爆發伊斯蘭革命，而後伊朗和伊拉克爆發兩伊戰爭，幸好之前老美建立的戰備儲油機制，但第二次的石油危機，還是讓當年的老美ＧＤＰ增長掉了3%。（沒建立制度前的第一次掉了4.7%，美國靠制度偉大再次得到明證。）

➡️　老美的第五步棋，扶植台灣半導體產業作為民主防護盾

　　早在1965年，由於老美深陷越南戰場，財政負擔加重的情況下，美國便開始積極扶植台灣經濟自立。於是在1967年起，政府就在高雄市前鎮區，設立了台灣第一個(高雄)出口加工區，而後美國通用儀器(GI)也開始在高雄設廠，從事晶體管裝配，於是開啟了美國向台灣轉移電子代工業的序幕。
　
　　而在1967-1970年間，台灣當時的工資極其便宜，工人平均月薪才20美元，僅為美國同等職位薪資的5%。低廉的人工成本，吸引大批外商如：美國德州儀器、美國艾德蒙(AOC)、荷蘭飛利浦建元電子、日立電子、三菱等在台設廠，於是台灣人從勉強溫飽，開始踏上邁向小康道路。
　　而在1973年，實際大權已經在時任行政院副院長小蔣的手上，他囑咐了時任經濟部長孫運璿，成立了台灣工業技術研究院(簡稱工研院)。由於台灣的電子產業毫無技術根基。1974年，台灣工研院成立了電子工業研究中心，由　＃政府扶植　台灣電子產業基礎技術研究。1975年　＃由台灣省政府出資，推動“積體電路示範工廠設置計劃”，直到1980年代，聯華電子在　＃官方持股70%的情況下成立，進駐新成立的新竹科學園區，由電子所副所長曹興誠負責，從美國引進4英寸晶圓生產線，主要生產電子錶、電子樂器、程控電話等民用產品IC部件。到1985年聯華的營業額達到12.89億元(約3200萬美元)，獲利2.17億元，成為台灣產業新貴，儘管豐厚的利潤立時讓人眼紅，但台灣在後面幾十年來，半導體產業面對官股慢慢撤出，開始走向民營的路途，其實走的異常艱辛痛苦。

（看看現在的貿易戰，仔細看一下中國現在的民營大企業，老闆都必須得是共產黨員，背後金主就是中共，扶植產業的手法，起初雖然都一樣，但真民營跟假民營，走民主制度與共產制度，最終在現在受貿易戰的政治力影響後，結果就大不相同。）

　　而值得一提的是，其實中共早在1973年，毛澤東趁着中美關係緩和和世界石油危機，歐美經濟衰退的機會，就計劃耗資1億美元，從歐美國家引進七條當時世界最先進的3英寸晶圓生產線。
　　這比台灣工研院要早2年，比韓國早4年。但是由於　＃政治體制不同，＃歐美國家採用技術封鎖政策，直至1980年，3英寸晶圓廠已經逐漸落後淘汰，中國大陸才得以進口二手設備，在北京建成第一座3英寸晶圓廠，但時間已經比台灣晚了三年。而後數年間，在美國刻意扶植下，台灣積體電路產業，僅用十年時間，迅速反超中國大陸。

（看到這史料，然後看看現今老美用禁止高科技產品輸出，來制裁中興與華為，你我就知道民主能不能當飯吃了，知道要跟誰站同一邊才有飯吃了吧？ＸＤ）

　　而對岸在1980年5月，中共中央和國務院決定將深圳、珠海、汕頭和厦門這四個出口特區改稱為經濟特區，其實就跟台灣的加工出口區是一樣的設計，主要吸引外資進來投資建設，複製像台灣模式一樣，在一定時期內通過中央政府給予的政策優勢和區位優勢二者合力，來快速拉高經濟成長力道與速度，提醒大家一下，中興與華為就是在這段期間陸續在深圳設廠的。

　　但經濟起飛也就僅僅成長了5年，在1985年，中國各級地方政府、企業機關有點錢後，開始進口了10.6萬輛小轎車，挪用了29.5億美元鉅額資金，主要就是要讓官僚體系，能大肆吃喝享樂。貪污腐敗的後果，耗費了鉅額資金，也抽乾了當時中國工業體系，進行技術升級的血液，最終導致中國汽車、電子、紡織、機械、航空工業，在1990年代因為蘇聯垮台影響，中共內部全國幾十萬家　＃國有企業破產倒閉，超過4000萬人下崗失業。

（是不是印證了小蔣對老鄧的叮嚀呢？經濟改革要伴隨著政治改革一起做，否則腐敗就先讓你的經濟發展成為一場空ＸＤ）

　　因為文很長，今天先暫時先聊到這邊，下一篇再從比較不同的角度，來聊聊小蔣在人生的最後幾年，所做的重大決定，然後你就會更清楚看到美國人對於台灣的未來，用人性與制度去設計並解決的方略了。

＃這才是最早的兩岸一家親

恭喜老共，除了《台灣旅行法》，聽說又多了《西藏旅行對等法》，哎呀～果然要老美要認真拿中共官員開刀了
　　
＃先休息再寫下去我家美帝會給我經濟制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