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本一期一会:與田辺寿一郎老師論和平】
前言:
昨天「神推鬼使陰差陽錯地」透過在熊本定居的廣西梧州朋友認識了熊本大學社會科學學院的和平學(Peace Study)田辺寿一郎老師,趁着今天一個人在熊本去打擾老師請教「和平」這個詞語。
接受老師的指導後我個人有很多想法,所以寫成了這篇一點都不有趣也不開心的熊本遊記。

朋友曾這麼跟我說:「『和平』和『暴力』這些概念並不是單純是物理上面的肢體傷害。『結構性暴力』。是兩個嬰兒因為出生在地球不同的國家,本來生而平等的人類就可能會有完全不一樣的命運:例如出生在足夠的醫療以及營養的國家,嬰兒可以存活到80歲的可能性遠比戰火洗禮的國家為高。」
正因為覺得有趣所以再次去拜訪朋友以前的大學老師,希望聽到更加多相關的學問。幸運地得到田辺老師抽空指教,獲益良多。
[和平的定義]
根據老師指出,和平的定義因人而異,但絕對不是說沒有戰爭表面太平盛世就是和平。例如說表面上日本是個和平的國家,沒有經歷戰爭就是最基本的和平。
但是日本現在年輕人以及兒童的貧困比例非常高,而且不同地區出身的人得到的資源以及福利也有着天淵之別:例如老師曾經訪問過住在福島受影響地域的小孩子,對於小孩子來說能夠回去家鄉已經是人生最大的幸福。
聽老師的一席話我理解如果因為各種理由年青人無法回去自己的家鄉安居樂業,其實也不是和平。例如香港的年青人實在沒有辦法在自己出生的地方生活就是我們所謂的「只有暴政」—政府的暴力早就根深蒂固,香港市民飽受折磨年生育、教育、居住等等的基本人權都受到剝削就算表面上風平浪靜解放軍沒有入城依然是水深火熱的社會。
老師同時提出和平的定義通常都會被賦予政治的角色。擁有最多核武的美國聲稱自己是維護世界和平、天安門事件鎮壓民主人士的政府深信這是繁榮安定必然的犧牲。
當親中人士或者中立人士強調警察只是執行職務維持社會治安,卻忽略了本來香港欠缺的就是深層的「和平」—可以坐地鐵買東西吃晚飯的和平是最。表面的和平,但是社會深層的矛盾以及危機沒有得到解決令到人民的生活困難、甚至對未來人生沒有保障年青人不敢生育都是不和平的明顯象徵。
[日本年青人為什麼怕政治]
相比起自己推測,我認為這個問題請教老師會得到更加有理據的答覆。曾經在英國以及現時在日本大學任教多年的老師認為現在的年青人對社會完全沒有歸屬感以及投入感,尤其覺得接觸政治的都是「変人」(怪人)這種年青人之間的觀念讓他們無法理解垂手可得的投票權其實對其他國家的人來說彌足珍貴、也不會了解民主自由需要爭取、美好的未來需要付出。
老師看到這個現象亦很痛心,所以他能夠做的只是繼續在教育上着手希望能夠讓年青人醒覺。
[失敗的嘗試是播下的種子]
我跟老師講到五年前的雨傘革命令香港年青人醒覺,老師非常欣賞並且說失敗並不代表什麼,因為所有的啟蒙運動都會經過失敗的階段。但是播了的種子並不是白費,總有一日會在未來開花結果。我告訴老師明天便是中共建國70周年,今天夜晚或者明天香港一定會有激烈的示威運動,很多年青人可能會被拘捕、受傷、賠上前程。老師說現實是很殘忍也很令人傷感,但是這些東西在外國從來都是要爭取回來,就好像推翻君主制的法國大革命。
老師的的學生裏面也有很多來自其他國家的學生,就算是中國的年青人亦有願意嘗試接觸自由民主等等資訊,如果這樣的年青人能夠增加的話長遠來說中國這個封閉的保守的國家可能也有明白普世價值的一天。
其實介紹我認識老師的朋友就是來自廣西的女孩,她非常明白香港年青人心目中追求的普世價值。雖然她是啟蒙過後的「中國人」但亦因為這樣她離開了中國大陸—講到這裏也真有點傷感了。
網路上可以找到老師上課的時候使用的PDF講解和平和暴力,有興趣的朋友可以到以下連結參考:
http://kumamoto.boy.jp/myanmar/?info=混迷する現代世界において平和学の役割を考える
圖:今天早上起床開電視看見的畫面
後記:
慶祝成立70周年歌舞升平並不和平,連基本人權都沒有的國民在洗腦教育的影響下連自己基本人權被剝削都不知曉已經是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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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生不做中國人pdf 在 方志恒 Brian Fong Facebook 的最佳貼文
香港要重返「華南文化圈」。
【文章推介@香港革新論】
「華南文化圈」一詞,最先由《Disappearing Hong Kong/ 消失中的香港》Blogger吳勁憲提出,描述了香港流行文化産品在澳門、台灣、新加坡和馬來西亞等地的受歡迎地位;《香港革新論》作者之一鄺健銘,將「華南文化圈」一詞加以擴充,寫成<華南文化圈 — 重建被遺忘的區域腹地>一文,論述香港的海洋城市性格和與南洋等地的傳統聯繫,提倡重建「華南文化圈」作為香港腹地的區域發展戰略。
最新一期香港大學學生會學苑 Undergrad, H.K.U.S.U.,特別收錄了黃國強導演的專訪,進一步探討香港流行文化重返「華南文化圈」的可行性,值得香港人細閱。
伸延閱讀:
《學苑》八月號
ISSUU版:
http://issuu.com/undergrad2014/docs/august
PDF版:
https://goo.gl/J9EIU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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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返華南文化圈——與黃國強導演談香港電視業】
文/陳凱螢
受訪者簡介:黃國強自八九年從香港浸會大學社會學系畢業後,就加入了無線電視(TVB)工作,及後轉到香港電視(港視)成為總導演。黃導演過去參與多套電視劇製作,包括無線電視的《天與地》、《巾幗梟雄之義海豪情》,以及香港電視的《歲月樓情》、《選戰》等。
「香港人,係值得一人一票,去決定佢哋心目中嘅特首。」葉晴在《選戰》中字字鏗鏘地說出的一句話,似乎曾為雨傘革命的抗爭者燃起一絲希望。在《選戰》中,港人雖能一人一票選特首,卻遭少數人掌控提名權,跟香港現實中的「假普選」方案如出一轍。《選戰》的對白言猶在耳,但港人實現普選的願望卻不了了之。《學苑》訪問了《選戰》的總導演黃國強,談香港電視業與香港人主體塑造的關係,分析香港電視業的限制,以及香港流行文化聚焦於華南文化圈的重要。
從電視劇中尋找「香港人」
自七十年代起,以本土導向的流行文化迅速興起,當中包括粵語流行曲及港產粵語片,而電視文化的影響則最為廣泛。英國殖民地政府對本土文化發展採取不干預政策,以致當時香港的媒體擁有較大的自主空間。香港學者如馬傑偉、吳俊雄及曾仲堅指,七十年代電視的普及化,造就電視節目成為文化搖籃,以及確立身分舉足輕重的影像來源,香港人得以藉此建立共同想像及確立群體。黃導演微笑點頭,他說:「以前沒有其他娛樂,大家又很少出夜街,因此觀眾會鎖定電視機。《網中人》中的程緯(周潤發飾)讀香港中文大學工商管理,而劇中描述的香港大學是『精英學校』及『有錢人讀』的。我會想:我跟程緯一樣住公屋,因此不可能入讀香港大學。當時很多電視劇男主角都從商,更令我相信男生長大後一定是做生意。」可見普羅大眾會將電視劇角色的生活與自身經驗扣連,久而久之有助塑造香港人的價值觀。
英格蘭作家Baker Hugh指香港人的生活習慣及生活經驗,與深圳河另一邊的相去甚遠,故香港普羅大眾會視香港人為獨特的命運共同體。在建構身分的過程中,往往預設了「他者」的存在,透過排斥他者以確立自己的身分。若將這邏輯套用至香港的電視業,亦不難發現中國新移民被視為「他者」。
不論是無線電視《網中人》的阿燦,還是今天港視《來生不做香港人》的梁美田,中國新移民與香港人的價值觀均出現衝突。早於七十年代,當新移民來到現代化的香港後,更因難以融入本地文化而顯得格格不入。隨著主權移交,電視節目對中國人的負面描述相對減少,主流媒介傾向「再國族化」,開始逐步與中國整合文化。黃導演在訪問中點頭而笑說,若觀察過去二十多年電視劇所刻劃的中國人,將是十分有趣的對比。在七十、八十年代期間,中國人常以反派的形象出現,但在九十年代初起媒體不再強調「他者」與香港人的對立關係(如《真情》的好姨)。我們追問黃導演,港視的《來生不做香港人》又有否從七十年代的電視劇借鑑,將香港人塑造成別樹一格的群體呢?他坦言《來》沒有刻意作此安排,但港視的創作空間較大,容許他們拍攝這些較具爭議的題材。
電視業界的限制
步入九十年代,中英兩國就香港前途談判,政治辯論此起彼落。在六四事件後,香港人抗共心態日益高漲,進一步視中國人為外來者。當時的商營電視進行自我審查,加上媒體容易受政治及和經濟權力所籠絡,令反抗中國的觀點備受壓抑。然而,當時抗衡中共的文化想像,仍可見於電視業之中。早前重播的《大時代》,不少人大讚演員的演技及故事編排出色。雖然《大時代》看似沒有政治論述,但觀眾卻有另一番政治化的解讀。例如有觀眾認為丁蟹像共產黨,橫蠻地入侵香港。該劇隱晦地表達當時在社會廣泛的反共意識,對劇情的想像亦反映了香港人的自我觀感。
民間史家徐承恩指出,即使當時有不少以中國為題材的電視劇,但只是描述虛擬的中國(如古裝的武俠片),甚少涉及一九四九年中共竊政後的事,對英國殖民時期的香港描述更是少之又少。黃導演不畏言解釋,在七十年代時,大多投身電視業的都是大學畢業生;到了九十年代,已經甚少大學生願意加入,因此昔日電視劇的題材相對較有內涵。他以無線電視《巾幗梟雄之義海豪情》為例,即使劇中談到民國時期、抗日戰爭及中國現代化,但不少情節只是輕描淡寫。「TVB當時用『新政府』和『舊政府』來代替國民黨及共產黨的字眼,雖然我有參與拍攝,但仍然覺得那時的製作很畏首畏尾。」
電視劇創作上的限制,跟無線電視的管理不無關係。在以商業利益為先的框架下,創作團隊只能避免爭議的題材,選擇較能掌握觀眾反應的內容,結果拍出多套「師奶劇」。黃導演嘴角上揚諷刺說:「在TVB工作時,我們拍節目不是給觀眾看的,而是給老闆及管理層看的。但在港視,編劇、導演覺得好看的內容就可以開拍,這裏的創作空間比較大。」黃導演多次強調港視的創作空間比無線電視多,原因是老闆王維基在中國大陸沒有投資,即使拍攝如《警界線》、《選戰》等較敏感的題材,他也沒有任何包袱。
電視劇中的「獅子山下精神」
香港電台曾製作《獅子山下》處境劇,描述草根階層逆境自強及拼搏精神,及後更被港人歌頌為反映「同舟共濟、刻苦耐勞」的「獅子山下精神」。「獅子山下精神」多年來與「香港精神」劃上等號,巧妙地,黃導演加入港視後其中一套的作品-《歲月樓情》,同樣以香港人的「獅子山下精神」為軸心。
《歲月樓情》以公共屋邨為背景,描寫跨越三十多年的家庭故事。黃導演莞爾而笑,自豪地說出他很欣賞自己成長的歲月,這套劇正是他成長背景的寫照。聽起來,他的確跟許多上一代人一樣,懷緬昔日的港英時代。「我覺得香港人、香港社會和政府都有很多問題、很多缺點。但是,不知道為甚麼,我總覺得港英時代的香港的確不錯。那時候雖然有左右派,但大家從來不會打架。在讀書的時候,我會為了不同福利而到左派和右派的學校玩耍。雖然我知道去左派學校要聽《毛語錄》,去右派學校要唱梅花國歌,唱完還要分享對中國未來的看法,但當時十分open-minded(開放)。現在總有人逼迫你選擇黃絲或藍絲,如果要表露身分,似乎很尷尬,但以前沒有所謂。」他笑言。
然而,在黃導演眼中,即使上一代人為「獅子山下精神」感到自豪,也不應將自己的價值觀套在下一代人身上,甚至批評年輕人破壞香港的繁榮穩定。雨傘革命過後,有人稱新獅子山下精神是對民主的渴求,黃導演沒有為此下定義,但他在年輕人身上看到尋根究柢的精神。「不論年輕人的政治取向是甚麼,他們會主動問為甚麼事情會這樣發生。但我們這一代,很多事情不會過問,只懂得人云亦云,讀書、買樓才是人生的目標。」
「香港製造」的電視劇
在八十年代,無線電視每年製作二千到三千小時的節目中,當中有一千小時的節目向二十五個國家輸出。然而,近年香港的文化軟實力下降,不論是音樂、電影或電視劇對外輸出的產量均大幅減少,逐漸失去其影響力。香港與中國合資拍攝電視或電影非近年的事,兩地合作跨境取材亦為大勢所趨。若要找到全以本土資金為主,又富有香港特色的及迎合港人口味的作品,更是難上加難。我不禁質疑,在現時缺競爭的市場之下,香港電視業會走向沒落嗎?黃導演沉默地思考良久,未敢肯定香港電視業日後的出路。「香港電視不獲發牌的時候我曾經這樣想過,但後來又覺得未必。一來其他電視台發牌後亦要製作節目,二來有傳樂視(Letv)及美國福斯廣播公司(Fox)會大舉投資收購香港的電視節目,因此未必會沒落。」
然而,黃導演對電視業另一方面的發展卻不樂觀,臉上顯露擔憂神色。他以雙指作出括號的手勢,指「香港」電視業將會衰落,並嘆道:「主要原因不在投資,而是整個市場傾向中國。電視節目內容和口味不再以本土為基礎,遑論拍攝政治題材。日後可能沒有香港劇集,只有中國電視劇。假如在國內投資,回報一定比在香港高,因此不少商家傾向在內地投資。雖然那些電視劇是『香港製造』,但內容已經不再關於香港了。」
世界的香港 重返華南文化圈
昔日香港流行文化發展蓬勃時,香港一度成為東南流行文化的主要輸出地,香港電視劇、粵語片及粵語流行曲在華南文化圈更是大受歡迎。這龐大的外銷市場有助推廣香港的文化,將香港的本土特色及價值觀輸出至世界各地。
香港學者鄺健銘分析,若論文化及社會經濟的連繫,香港理應靠近南方海洋,而非北方大陸。華南文化圈由香港、台灣、新加坡、馬來西亞和澳門形成,它的構成可追溯至十六世紀。新加坡、馬來西亞和澳門亦深受粵語文化影響,粵語在馬來西亞的吉隆坡、霹靂州和雪州更是主要語言。香港向來有其海洋文化的特性,亦如日本漢學家濱下武志所指橫跨東南亞八大腹地,因此更應向南望,放眼世界。香港電視業重返華南文化圈正是以主動姿態擴展海外市場,無須委曲求全寄望獲得中國投資者的青睞,更不必因政治考慮而自我設限。
那麼,香港重新聚焦華南文化圈,又應否與中國市場切割?香港的本土文化又有機會透過影視業向中國輸出嗎?黃導演堅定地回應:「要視乎投資者自己本身的理念。以古天樂為例,他的電影公司『天下一電影製作』十分支持港產片,甚至有演員願意為拍港產片而減片酬,可見仍然有人有心做。同樣道理,如果想拍攝香港本土劇集,就必先有人堅守理念。另外,由於港產片以廣東話拍攝,廣東省一帶較容易接受香港的文化。也許不談政治,只談文化,輸入中國是有可能的。」
國際關係學者沈旭暉在《信報》的專訪中曾說:「我們不應為『中國的香港』而遺忘或捨棄『世界的香港』這個身分,而且香港本來就是個國際城市。在21世紀現實環境中,亞洲近年也吹區域整合風,促使香港有必要積極面對和處理跟區內其他國家、城市的互動。香港要重拾國際城市這個身分,再次適應和活躍於國際生態,軟實力是重要的裝備和本錢。」
香港不但要對外輸出本地文化,鞏固在華南文化圈的地位,更要擴大在世界中的影響力。在商言商,中國座擁龐大的影視市場及資金,香港要與中國切割合作並不可取。然而,如果香港只求迎合中國市場,放棄香港的特色與價值觀,最終只會削弱香港電視業的主體性,甚至被中國市場吞併。全球以粵語為母語的人數接近七千萬,在中國市場以外,香港電視業仍有如星、馬等地的市場,故商家不必大舉投資在單一市場之中。此外,香港電視業可從電影業借鑒,發揮香港在華南文化圈的優勢。二零一四年,香港演員杜汶澤與跟馬來西亞導演鄭建國合作,在當地開設名為Dream Moon的電影公司,力攻星馬市場。學者鄺健銘及何偉倫均認為此舉為香港流行文化提出新想像,證明了香港影視業在東南亞粵語區內具備優勢。
香港人除了要如香港電視、天下一電影製作等支持本地影視文化,更應積極拓展國際市場,透過電視劇集將香港的文化軟實力--廣東話、香港歷史、飲食文化、香港精神等傳開去。香港的本義正是多元化,既聚居了不同國籍的人,又包含了各種族的文化及語言。香港不必再將視野局限於北方,更不應拋棄國際身分。若只將目光投放於中國市場,他日香港電視劇將會換上中國演員,播放不屬於香港人的故事情節,變成不折不扣的中國電視劇。
法國社會學家Frédéric Martel曾提醒港人:「香港,保留你的軟實力,你仍然有機會。」他指香港要保持軟實力,要堅守五大特質:自由、保護知識產權、法治、平等,以及一國兩制中的「兩制」。這裏指的不單是中國和香港體制上的差異,更是兩地推行文化軟實力的分別:中國以為軟實力等於硬實力,以為可以透過審查、控制去經營中國,卻忘了軟實力的核心不是允許(consent),而是權力下放(descent)。香港要面對世界,應保留文化多元性,對外推銷香港電視劇、粵語片、粵語流行曲等流行文化,而非卑躬屈膝放棄自身的優勢。若不想香港變成中國,不想港劇淪為品味低俗的中國劇,一如黃導演的精神 — 香港人,堅守你的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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