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將新枝攜手
力爭東奧最後一張門票
李政達/大學體育講師(台南市)
遭美國隊逆轉敗陣,中華隊總教練洪一中(中)賽後面露惋惜,仍與球隊向球迷致意。特派記者侯永全/攝影
直至十六日止,中華隊已結束世界十二強的賽事,以第五名作收。雖然無法進入四強決賽及取得二○二○年東京奧運的參賽資格不無遺憾,不過中華健兒在球場上的表現與拚勁,是令國人驚豔與激賞的。包含張奕、江少慶兩位先發投手在內的許多新生代球員,不僅打出了身價,也讓人看到台灣棒球的明日希望。當然老將如陳鴻文、胡金龍、林哲瑄、陳俊秀…等人穩定軍心的表現,也必須於功勞簿記上一筆。現代棒球分工細膩,打的是團隊合作的默契,老幹新枝缺一不可。
然而在球隊整裝歸國之際,傳出了總教練洪一中請辭的震撼彈,不免讓對中華隊拚奧寄予厚望的球迷們感到憂心忡忡。截至目前為止,已取得明年東京奧運參賽資格的,除了地主日本外,還有在歐非區資格賽獨占鰲頭的以色列,以及此次十二強賽事中成績居亞洲、大洋洲之冠的韓國隊,和居美洲之冠、在季軍賽廝殺至延長賽獲勝的墨西哥隊。其餘兩張門票,一張是在明年三月舉行的美洲區資格賽冠軍的國家。最後一張門票,則是明年四月在台灣舉辦的六搶一第一名的隊伍。
而已取得六搶一參賽資格的除了我國之外,還有歐非區資格賽第二名的荷蘭隊,代表大洋洲的澳洲隊,及亞錦賽第三名的中國隊,及美洲資格賽屈居二、三名的兩國。爭取東奧最後一張門票的六強均非泛泛之輩,在一級國際賽事上與中華隊對戰也都互有勝負,特別是出產大聯盟球星的美洲兩大傳統勁旅絕非省油的燈。再加上明年四月各國職棒都已開打,旅外球員的徵召難度提高,僅靠國內棒界一時之選撐場面,所謂巧婦難為無米之炊,在難度不亞於十二強的賽事上,調度困難應是洪總請辭的原因之一。
但主辦國具有主場優勢,全場觀眾的加油聲浪是球隊奪勝的後盾,且年輕球員肯纏肯拚的鬥志,往往能創造「逆轉勝」的奇蹟,這也是不容抹殺的優勢。期待各界慰留洪總可以得到善意的回應,更希望返國後的中華球星們能積極準備,在明年四月初調整至巔峰狀態。而求好心切的球迷們也盡量不要給予過重的負擔和壓力,讓全隊能拋開束縛盡情發揮,為台灣棒球打出新的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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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完, 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身價最高的華人畫家常玉,最終走的時候只是一塊水泥板,板上寫著編號,因為他連自己的墓也買不起。
文/李舒 /《山河小歲月》
在巴黎的某一天,我刻意起了個大早。
橫穿這座城市,四十分鐘之後,我到達了北郊。剛從地鐵出來,便感受這裡的蕭條。迎面走來的每個人都行色匆匆,臉上充滿倦怠和緊張。
經過兩個溫州人開的超市,躲過一個黑人,他迎面朝我走來,似乎想和我說點什麼,我嚇得掉頭走掉。我一度懷疑自己是不是走錯了,直到看到那個做墓碑的工匠,我才確定,今天的目的地應該不遠了——
Pantin公墓。
我從沒見過這麼大的公墓,許多墳連名字也沒有。
這裡有許多都是租用墓地,租約期滿,遺骸就會被挪去另一個公用墓穴之中。
編號1296 TR 1966的墓穴主人,就曾經面臨過這樣的危險。
1966年,是常玉去世的年份。下葬時,沒有一個親人。付錢的是一個叫Jean Toan的越南人,他是法中社區服務協會的會員,和死者沒什麼交情,他付了三十二年的租金。
三十二年,1998年8月20日到期。
1997年,距離租約到期還有一年。一年之後,那墳冢中的亡魂,將要再次被打攪,他的遺骸要被送去別處——也許徹底湮滅,沒有人知道。
而這時,死者在大洋彼岸的朋友,正四處尋找他的墓地。
這位朋友便是赫赫有名的攝影師羅伯特·弗蘭克(Robert Frank)。他寫了一本叫《美國人》的書,被稱為現代攝影的「聖經」。
弗蘭克多方打聽,終於找到了Pantin墓園,他為墓地續費,並出錢雇人修葺已經荒廢坍塌的墳地——那其實稱不上是墳地,因為只有一塊編號為TR/1296/1966的水泥板。
如果沒有弗蘭克,那常玉也許只有這個編號,可以作為證明他曾經存在於世的痕跡。
我站在這墓碑前,距離弗蘭克修復這塊墓碑,又過去了19年,光陰荏苒。
終於這一次,他恢復了自己的名字——中文和法文都有。
他的名字叫「San Yu」,常玉。家鄉中國四川一個叫南充的小縣城,那𥚃的人們會把「常」念作「San」。
在很長一段時間,這個名字是一文不名的。他的畫作,在巴黎的市場里成捆出售,不過數百法郎。
1971年之前,我查到的台灣美術雜誌《雄獅美術》,席德進寫了寥寥數筆的常玉,評價還是「終生失敗的畫家」。他向常玉要了兩張素描,這時候,他肯定不會想到,常玉的畫作,在日後的拍賣市場上可以賣出1.28億人民幣的天價。
常玉的作品,初看是稚拙的,然而卻總讓我眼眶一熱,稚拙的背後,隱藏著畫家一顆最純淨的心,靜悄悄地在那裡。我愛他那雅致的設色,粉是不一樣的粉,藍也是不一樣的藍。
他愛畫女人,席德進的文章,揣測常玉是被女人和性毀掉的。我並不這麼認為,他更像是女人的密友,充滿真誠地贊頌著她們的美。只有徐志摩懂得常玉,《巴黎的麟爪》的文章,大約是常玉唯一一次袒露心聲:
「不錯,我真是窮,飯都吃不出,衣都穿不全,可是模特兒——我怎麼也省不了。這對人體美的欣賞在我已經成了一種生理的要求,必要的奢侈,不可擺脫的嗜好;我寧可少吃儉穿,省下幾個法郎來多雇幾個模特兒……美的分配在人體上是極神秘的一個現象,我不信有理想的全材……人體美也是這樣的,有的美在胸部,有的腰部,有的下部,有的頭髮,有的手,有的腳踝,那不可理解的骨胳,筋肉,肌理的會合,形成各不同的線條,色調的變化,皮面的漲度,毛管的分配,天然的姿態,不可制止的表情——也得你不怕麻煩細心體會發現去,上帝沒有這樣便宜你的事情,他決不給你一個具體的絕對美,如果有,我們所有藝術的努力就沒了意義……說起這藝術家審美的本能,我真要閉著眼感謝上帝——要不是它,豈不是所有人體的美,說窄一點,都變成了古長安道上歷代帝王的墓窟,全叫一層或幾層薄薄的衣服給埋沒了!」
他喜歡做四川菜,並且認為,中國菜餚之所以不能在世界嶄露頭角,是因為「外觀不夠美」。所以他做的中國飯,擺盤和造型都是藝術範兒的。他的法國朋友達昂吃過他的釀魚,還有豬腳湯,都大為贊嘆。他還建議常玉把自己的手繪菜譜寄給ELLE雜誌,常玉照辦了,然而石沈大海。
如今,在我們津津樂道於airbnb這樣的「分享經濟」時,他很早就和紐約的朋友約定,互相交換各自在巴黎和紐約的藝術工作室。
這位朋友,便是為他重新修復墓地的弗蘭克。
時間回到1948年。
24歲的羅伯特·弗蘭克已經在Harper’s Bazaar雜誌工作了差不多一年,他對為這份時尚雜誌拍攝時裝毫無興趣,於是決定辭職,打算去歐洲發展。
弗蘭克的目的地是巴黎。
他開始籌備自己的歐洲之行。芭莎雜誌的同事告訴他,有一個從巴黎來的叫常玉的藝術家準備到紐約尋找一個住所,可以和他交換工作室。他覺得這個想法很不錯。
這一年,常玉48歲。
常玉敲響了羅伯特·弗蘭克位於東11街53號的家門,兩位日後將會在各自的領域中載入史冊的藝術大家,就這樣成為了室友。
弗蘭克喜歡常玉,他驚訝的發現,這個中國畫家在生活中,其實很少談及藝術,他更願意談一種自己發明的運動——「乒乓網球」。這是常玉發明的一種結合乒乓球和網球特點的運動,其規則同網球,但是用一隻類似羽毛球的球拍來擊打比乒乓球稍大的球,球場面積要小於壁球場地,全場漆成紅色,以白線圍邊,在室內和室外進行皆可。弗蘭克曾描述過常玉在工作室內開闢「乒乓網球場」的情形:「首先常玉要求把房間所有的東西都搬空,接著他非常認真地乾了幾天,房間被漆上顏色,非常漂亮,可惜當時我忘記拍下來了。」常玉對這項運動真心熱愛,他四處推廣,雖然和他投稿給ELLE的菜譜一樣,失敗了。
弗蘭克和常玉在一起的時候,做飯是常玉的事,因為他喜歡烹飪。據說,有一次,常玉在哈林區花1.25美元買了一副豬腰和捲心菜、土豆一起煲湯,作為兩人的主食。這樣吃了幾天後,他們兩人的臉部和身體都起了水泡。「我意識到廉價的中國生活是危險的。」弗蘭克評論道。
最終,弗蘭克沒去成巴黎,但和常玉一起共用工作室的兩年,他真心欣賞常玉的作品,並傾盡全力幫助常玉出售這些作品。
弗蘭克曾經試圖說服自己的表哥,一個法國商人,買常玉的一幅小畫。法國人不想出錢,只想用一台小打印機交換。常玉當然拒絕了,他說:「我不需要一台打印機。」1950年,弗蘭克還曾為常玉在紐約曼哈頓區的巴撒朵畫廊(Passedoit Gallery)舉辦了一次個展,展出常玉從巴黎帶來的那29幅畫作。
然而這次展覽的作品,一幅也沒能賣出去。
二
弗蘭克覺得很內疚,然而對於這種現象,常玉早就習以為常。
他已經48歲了,幾乎經歷了人生可以經歷的所有的挫折。
1921年,風華正茂的常玉和徐悲鴻、林風眠等一同赴巴黎「勤工儉學」。「勤工儉學」四個字放在常玉身上有點不太合適,他和其他人不一樣,他有做絲綢生意的長兄常俊民——常家大哥經營著四川最大的絲廠,為他在巴黎的小資生活提供一切經濟支持。
常玉的生活被其他留學生所羨慕,他穿著講究,除了繪畫,還喜歡打網球。大家最常見到的常玉,是一個人坐在穹頂咖啡廳後面的位置,面前的咖啡杯已見底,他和每個人說的第一句話總是:「你們今天好嗎?」
他有錢,於是經常請大家吃地道的中國菜。錢花光了,他也從不窘迫,朋友們記得,他會帶著一抹奇特的微笑說:「我今晚有個約會,能去你家借瓶伏特加嗎?」
與徐悲鴻等進入國立巴黎美術學校接受正統美術訓練的中國畫家不同,常玉選擇了進入一家私人學院「大茅屋畫院」。無論什麼人,買了門票就能進入畫院參加速寫班,每天下午2點到5點,或坐或站,對著模特畫畫。第一小時慢寫一次,第二小時慢寫兩次,第三小時畫速寫,模特每五分鐘換一次姿勢。學院裡沒有老師,只有負責掐著時間號令模特換姿勢的班長。常玉在這裡非常出名,他用毛筆作畫,有時不畫模特,專畫周圍的人,並且無論男女老少,一概畫成裸體,所以大家一遇到他,就會圍上去。
那時的常玉,可謂春風得意。
常玉的作品,也最早進入了歐洲主流社會。
1929年,巴黎大收藏家H·P·侯謝注意到了常玉的作品,他在日記里誇獎常玉「真是了不起,而且才正在起步中」。侯謝是畢加索、杜尚等人的經紀人。侯謝的大量購買,使常玉的作品開始被法國畫壇注意及收藏,並多次參與秋季沙龍及獨立沙龍展,特別是在歐洲地位很高的法國杜勒里沙龍(Salon des Tuileries),常玉在巴黎有了不小的影響,他的名字亦開始登錄在《法國藝術家名人錄》之類的年鑒中。侯謝經常在他的日記中記他與常玉的社交活動,例如與西班牙裔藝術家貝德魯·潘納一起射飛鏢,在常玉的畫室吃中國菜等。
侯謝在1930年4月7日的日記中提到:「在常玉家中吃飯。他從材料的準備開始,精心烹調出一桌色香味俱全的中國菜餚,真是迷人。他出示了數件於塗滿色彩的畫布上刮出圖案的新作品,我買了兩小件。」
這時,無論是徐悲鴻,還是林風眠,都遠遠沒能達到常玉的程度。他看上去,將成為第一個進入巴黎主流藝術界的中國人,乃至亞洲人。
三
可惜,時間不能永遠停留在1929年。
1931年,是常玉一生的轉折。
這一年,他的妻子「馬姑」因為懷疑他出軌,而與他離婚。這當然是最後的一根羽毛,瑪素對常玉大手大腳花錢的態度早有不滿,他甚至曾把妻子母親留下的遺物首飾送去典當行。
也是這一年,他的大哥常俊民罹患肝病去世了。常玉回了一趟四川老家,根據大哥的遺囑,他分到了一筆錢。但回到巴黎,他似乎忘記了,這是最後一筆錢,於是很快,這筆錢被他花光了。
沒有了大哥,他以為侯謝會成為他的新支柱。然而沒有。
1932年,侯謝給他寫信說:「好像我們彼此都要多佔對方一點便宜。」
然後,兩個人結束了合作關係。
常玉不願意巴結那些畫商,也不願意為了客戶們的要求改變風格。日本人藤田嗣治雖然比常玉早來,畫的也是東方風格的裸女,他的作品一直被人視作不及常玉。然而,藤田在處理畫商的關係上很有一套,很快,他的作品開始流行了。而常玉依舊保持著一個藝術家的獨立個性,他曾經立下一個規定,來買畫的人,不准對創作風格指手畫腳,不准更改,畫前付錢,他甚至拒絕和畫商合作,聲稱「千萬不要上畫商的當」。
因為常玉的堅持,我們今天見到的常玉作品,是一以貫之的,從沒有一點一滴的媚俗,做他自己:
「我的生命中一無所有,我只是一個畫家。關於我的作品,我認為毋須賦予任何解釋,當觀賞我的作品時,應清楚瞭解我所要表達的……只是一個簡單的概念。」
四
1950年,常玉離開了紐約,返回巴黎。臨走時,他把那沒有賣掉的29幅畫都留給了弗蘭克,以答謝這位朋友的慷慨支持。
弗蘭克和他的友誼並沒有中斷,只要去巴黎,他都會去探望常玉。弗蘭克也介紹了一些朋友給常玉認識,這些朋友成了常玉晚年的摯交。
但常玉仍舊是孤獨的。
回到巴黎的常玉並沒有擺脫窮困,應該說,他已經習慣了窮困。他雇不起模特兒,於是剪下雜誌上模特兒的圖片,按照圖片中的姿態繪畫。他印不起名片,於是收集用過的地鐵車票,在票面上貼以小紙條,再寫上他的名字。
1966年夏天,常玉對好朋友達昂說:我開始畫一張畫。
達昂:是什麼樣的畫?
常玉:您將會看到!
達昂:那要等到幾時?
常玉:再過幾天之後……我先畫,然後再簡化它……再簡化它……
過了幾天,常玉邀請達昂去觀看,那是一隻極小的象,在一望無垠的沙漠中奔馳。他用手指點著這只動物對達昂介紹道:這就是我。達昂說,說完這句話,常玉笑了,那是中國人特有微笑。
這幅畫,叫做《奔跑的小象》,這是常玉最後一張畫作。
8月11日,常玉邀請幾位朋友來住處吃宵夜,照例還是常玉做飯。他用的是瓦斯爐,朋友離開之後,他沒有把爐子關好。
第二天早上,常玉曾經打工過的翠華樓老闆侯成庚去見常玉,敲門不應,又發現屋子里散髮著奇怪的氣味。公寓管理員打開房門,滿屋瓦斯味,而常玉已經躺在床上去世,胸口還橫放著一本書。
他一直戴著的那枚翡翠戒指,也不翼而飛了。
達昂的記事本里留下了常玉最後的地址:Ségur-67-11,沙坑街28號。我也去看了,一個標記也沒留下。
席德進介紹常玉的那篇文章,是重新發現常玉的開始。儘管,他對於常玉的評價並不高,令我印象深刻的是其中這樣一句話:
由徐悲鴻時代,經過趙無極時代跨越到了我們這一代,不知期間有過多少美麗的夢,美麗的愛情,這些都像巴黎的春天一樣悄悄逝去了。
……
1997年,距離常玉與弗蘭克的第一次見面已經過去了整整半個世紀。在這一年,弗蘭克把常玉留給他的畫作在台灣拍賣,所得捐給耶魯大學成立了「安德烈·弗蘭克基金會—常玉獎學金基金」,用於每年資助兩名中國藝術青年在耶魯大學藝術學院學習。
想想年過七旬的弗蘭克終於找到了常玉的墓穴,站在那塊水泥板前,他的感想什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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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回中國!” 中國正經歷民族史上罕見的人才歸國潮】
這是一個民族史上罕見的人才回流潮: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正形成最大規模留學人才“歸國潮”。截至2016年底,中國留學回國人員總數達到265.11萬人。僅2016年就有43.25萬留學人員回國,較2012年增長15.96萬人,增幅達58.48%。
“大磁場”的引力
“我想回中國”,不做巨變的旁觀者,要做巨變的創造者
“你想回中國?”
“對,這個機會很有吸引力。”
“你這個方向系里缺人,終身教職何其寶貴,有人夢寐以求卻沒有拿到。”
“謝謝您的好意。我去意已定。”
美國東部時間2017年1月26日,已獲弗吉尼亞理工大學終身教職的副教授鄧巍巍向系主任請辭回國。
4月27日下午。在美國講臺上完最后一堂課后,鄧巍巍拍拍手上的粉筆灰,與學生作別。此時,他在美國居住15年,任教已整整7年。
是留還是走?鄧巍巍不是沒有糾結過、徘徊過。“你從哪里來?”在美國的那些年,這個眾所周知的終極問題時常拷問著他的內心。
2016年9月15日,中國“天宮二號”成功發射。曾經的大學同學坐在發射指揮大廳里參與發射,而身在美國的鄧巍巍只能靠刷朋友圈,來了解發射的情況。
那是一種游離于家門外的感覺,這感覺撞擊著他的心,也讓他找到了那個終極問題的答案。
飛速發展的祖國,有著強大的磁力,吸引著他踏上歸國的路。
“梁園雖好,非久戀之鄉!”早于鄧巍巍5年回國的袁軍華喜歡用錢學森的這句話詮釋他的離開。
“我怕再不回來就晚了!我不想當祖國發展的看客!”
2012年,袁軍華受召于“千人計劃”青年項目,結束哈佛大學的博士后工作,回到位于合肥的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兩年后,他的夫人,同樣就讀于加州理工學院的張榕京回國。
……
歸去來兮,許多人遵從的是內心的呼喚。
“希望廣大海外學子秉持崇高理想,在中國人民實現中國夢的偉大奮斗中實現自身價值,努力書寫無愧于時代的華彩篇章。”
2014年初,一封習近平總書記給全體留德學子的回信從中南海傳遍全球:“走,回中國!”一時間,歸國成潮。
國際大咖回來了——
2017年,蜚聲中外的“大師”、世界著名計算機學家姚期智放棄外國國籍,轉為中國科學院院士。姚期智長期從事計算機科學和量子信息科學研究,是迄今為止世界計算機科學領域的最高獎項“圖靈獎”得主中唯一一位亞裔專家。
實際上,姚期智早已“歸心似箭”——十余年前,他辭去普林斯頓大學的終身教職。在清華,他先后創辦計算機科學實驗班、理論計算機科學研究中心、交叉信息研究院和量子信息中心,親自授課,指導學生論文,其計算機科學實驗班被外界稱為“姚班”。十余年間,一批批拔尖創新人才從這里邁向世界學術舞臺。因為“分量重”,姚期智回國被視為海外高層次人才回歸中國的“風向標”。
領軍人物回來了——
國際著名的結構生物學家施一公、單分子酶學的奠基人謝曉亮、高能物理王貽芳、人工智能甘中學、新藥創制丁列明……他們的回歸使中國在各自領域的科研水平在世界上提高了10年到15年。
夫妻雙雙把家還——
從加拿大歸來的一對夫妻何理、盧宏瑋,丈夫入選國家“千人計劃”青年項目,妻子入選國家“萬人計劃”青年拔尖人才。
“回到祖國我們現在已經參與到國家級重大工程建設中,覺得特別有成就感,這在國外是很難想象到的。”盧宏瑋說。
同門團隊把業創——
量子物理學家潘建偉率高徒陳宇翱、陸朝陽先后回國,三人三奪世界量子電子學和量子光學領域最高榮譽——菲涅爾獎。他們在回國后組建了一支中國物理界的“夢之隊”。
潘建偉主持研制的世界上首顆量子科學實驗衛星“墨子號”成功發射,圓滿完成了包括在國際上率先實現千公里級星地雙向量子糾纏分發在內的三大既定科學目標……英國《自然》雜志評價:量子通信領域,中國用不到十年時間,由一個不起眼的國家發展成為世界勁旅。
“80、90后”登場了——
《麻省理工學院科技評論》雜志評選的2015年度全球杰出青年創新人物(TR35),中國“80后”青年科學家戈鈞躋身其中。
從美國斯坦福大學博士后一畢業,戈鈞即選擇回到他的母校清華大學,回來時,帶著懷孕的妻子。“中美之間的科研條件在迅速縮小差距。”戈鈞說。
從第十二批“千人計劃”青年項目開始,而1980至1984年齡段成為絕對主力,“90后”首次闖入“青千”榜單。
潮涌東方,勢不可擋。
“改革開放以來,尤其是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們迎來了史上規模最大、領域最多、范圍最廣的留學潮和歸國熱。”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歐美同學會會長陳竺說。
中國留學人才的加速回流形成態勢成為“現象級”:1978年,歸國人員僅以數百人計;2009年回國人員數量首次突破10萬人,2012年27萬人,2016年突破40萬人……
人員結構從“高精尖”向多層次擴展。從業領域從科研向創業、公共服務等多元化擴展,堪稱全方位“登陸”。“尤其是最近5年呈現規模化、常態化,一直保持在較高水平,形成‘不落潮’。”中央組織部人才工作局局長孫學玉說。
“大磁場”的魔力
歸國人才找到了創新創業的大舞臺,“迎來了黃金時間”
2009年,不平常的一年。
那時,中國航空發動機集團的燕紹九博士正在美國懷俄明大學做訪問學者。“只有身臨其境才真切體會到,對美國而言,肇始于華爾街的那場金融危機比當年的14級颶風‘比爾’更恐怖。”
危機的寒風迅速吹到科研領域,經費投入青黃不接。“很多研究中斷了。項目批不下來,研究生縮招。”燕紹九回憶說。
此時的中國,一個傾全國之力的引才聚才計劃正在醞釀。2008年的12月,中共中央辦公廳轉發《中央人才工作協調小組關于實施海外高層次人才引進計劃的意見》,主要是圍繞國家發展戰略目標,引進海外高層次人才。
孫學玉表示,海歸主要是被“吸”回來的。
這是一個充滿魔力的“大磁場”。
在中央人才工作協調小組指導下,中央組織部會同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教育部、科技部、國務院國資委等部門組成海外高層次人才引進工作小組。各地各部門建立引才工作小組或辦事機構。
人才項目推動引才聚才。繼中央啟動國家“千人計劃”后,各省區市、高校、大型企業及社會組織的“海外引才計劃”全速推進。北京的“海聚工程”、江蘇的“雙創計劃”、陜西的“百人計劃”、廣東的“珠江人才計劃”、深圳的“孔雀計劃”……多地把引才辦事處設在了國外,有的甚至把引才聯絡辦公室開設到了美國知識密集度最高的硅谷。
10天,輾轉3國5個城市、參加24場公務活動和人才座談會;拜訪3名諾獎級、院士級戰略科學家以及10余個海外產業領軍人才團隊……這是累倒在工作崗位上的武漢市委組織部長楊漢軍生前的“招才”時間表。“引進一名高端人才,就能集聚一個創新團隊,甚至帶動一個創新產業。”這是楊漢軍生前心中的急迫……
現年60歲的崔平曾是中科院寧波材料所的所長,但是在同事們眼中,她更像是一名“知心大姐和大管家”。
2013年12月11日,美國硅谷。寧波材料所的兩場招聘會分外熱鬧,每場近百名海外高層次人才慕名而來。
與7年前相比,崔平的感受是“冰火兩重天”。第一次赴美國招才,她拉著幾十公斤重的宣傳冊,穿梭在不同的會場,問津者寥寥。
崔平率領招聘團隊四面出擊,開展全球“相馬”大行動。連美國硅谷都設立了人才聯絡處。如今,寧波材料所云集了800余名科研人員,其中院士1位,海外高層次人才200余位。寧波材料所平地起高樓,站在了科研的領先位置。
為促進歸國科學家安心工作,中央和地方不斷完善政策。為海外高層次人才落戶、入出境、稅收、醫療待遇、社會保險、子女入學、配偶就業、項目申請、經費補助等提供政策支持。
這是中國“大磁場”的魔力,歸國人才在這里找到了創新的大舞臺——
哈佛“八博士”共聚合肥科學島建起世界上最先進的強磁場實驗裝置的故事,是近年來“歸國圈里”的美談。
“強磁場有強魔力。”“越比較越自信。”率先回國的“頭雁”、強磁場中心副主任王俊峰說的感言,道出了這8位博士的共同心聲。國內的科研條件今非昔比,在這里可以擁有“獨立實驗室”,而在美國是很難實現的。
他們看到,位于貴州山區的“中國天眼”、安徽合肥的“人造太陽”、廣東東莞的中國散裂中子源、北京懷柔的“北京光源”……一個個大科學工程或相繼完工,或即將上馬。
數據顯示,2016年,我國研發經費投入總量為1.57萬億元,比2012年提高52.5%,年均增長11.1%,成為僅次于美國的世界第二大研發經費投入國家。調查中有81%的留學歸國人員認為,國內創業機會比國外“要更好,甚至好得多”。
這就是中國“大磁場”的魔力,歸國人才在這里找到了創業的大天地——
龐大的市場,為歸國人才創業提供廣闊的舞臺;升級的需求,讓歸國人才所掌握的高技術得以施展。他們創辦的環保、新能源、生物、金融等領域公司,如雨后春筍在中國大地上快速萌生、成長。
“二維碼居然已經取代了大媽的零錢筐。”讓全球頂尖的人工智能專家、美國普渡大學計算機系終身教授漆遠沒有想到的是,一次回國的經歷,讓他對中國創新刮目相看。
“萬萬沒想到,中國市場的魔力如此強大。”漆遠告訴記者,他回國后加入的螞蟻金服團隊已經在100多個國家和地區提供普惠金融服務,公司形成了獨特的“硅谷幫”現象。
中科合成油公司總經理、首席科學家李永旺這樣感嘆:“我要是留在國外的話,一輩子只能給國外的‘大牛’打下手、當跟班。”如今,中科合成油與神華集團合作在寧煤投產成功煤制油項目,已占據世界全面領先優勢。
七月的黃淮平原,太陽頂著天高。連續襲來的熱浪,焦烤著中科院“百人計劃”專家吳麗芳和她“80后”“90后”的學生們。
為了搶建一個移動羊棚進行農牧耦合改土技術試驗,他們的衣服濕了干,干了又濕。“我們有3個核心試驗示范區,在懷遠、渦陽、太和縣,走一遍得三四天。我是基本上兩周去一次,車上放個袋子,里面放著球鞋、膠鞋、草帽。”吳麗芳說,現在化肥能撒,農機能開,有時在農村一待就是幾個月。
自上世紀六七十年代起,袁隆平帶領團隊攻關“雜交水稻”技術,幫助解決中國人吃飽飯的問題。如今,從新加坡歸來的吳麗芳,依托中科院合肥物質科學研究院技術生物與農業工程研究所,作為中科院“第二糧倉科技工程”總協調人,求解“從‘吃得飽’到‘吃得好’”的“糧食安全方程式”。
小麥赤霉病,多見于黃淮海平原,被稱為“小麥癌癥”。吳麗芳從新加坡回國后,與它對陣了三年。團隊通過交叉學科研制出一種隱性納米防護膜,噴一次,就像是給小麥涂一層防曬霜,赤霉病的發病率可降低50%至70%。項目目前已進入產業化商談階段,計劃明年上市。
談起歸國的感受,吳麗芳說:“中國這個‘大磁場’的設置是為科學家的未來發展提供了無限可能,我們因此迎來了科研的黃金時間,想干啥就能干成啥。”
“大磁場”的活力
做偉大復興“生力軍”,助力祖國實現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
穿越歷史的星空,總會發現那相似的足跡——
一部百年中國留學史,就是一部推動中國近現代化的變革史。
150年前,容閎、詹天佑、茅以升等中國早期留學生,成為推動中國近代化的先驅;
60多年前,錢學森、錢偉長、錢三強、鄧稼先等留學歸來,成為建設新中國的棟梁……
時至今日,中國留學生遍布世界100多個國家和地區。他們經過多元文化的熏陶、全球化視野的歷練,有著強烈的創新意識和創業意愿,是全新的國際化人才群體。
他們將帶給我們怎樣的世界?
“海歸科學家作為知識技術轉移的人才力量,正逐漸成為中國學術發展與科技創新的生力軍、高新技術應用的推動者、推動中國創業發展的領跑者。”中央人才工作協調小組有關負責人指出。
——促進基礎科研水平大幅提升。
據不完全統計,我國70%以上的教育部直屬高校校長、80%以上的兩院院士,都有海外學習或工作經歷。“千人計劃”分13批引進7000余人,絕大多數來自美歐等科教發達國家知名高校、科研機構和跨國企業,包括6名諾貝爾獎得主、80余名美歐等發達國家科學院、工程院等院士。
清華大學生命科學學院在施一公等海外回國人才帶領下,自2009年以來,已在《自然》《科學》等世界頂級期刊上發文70多篇,國際影響力迅速提升。
8年前的一天,潘建偉在北京國家博物館參觀完“復興之路”主題展后,給大洋彼岸的學生們分別發去短信:“希望努力學習,早日歸來,為民族復興作出貢獻!”
這條信息,他的學生,“80后”的青年科學家陸朝陽在手機里存儲至今。陸朝陽與老師潘建偉有一個“心靈契約”:老師推薦他去英國劍橋大學學習量子技術,他承諾學成回國效力,把最新理論和方法帶回來……
記者在采訪中了解到,潘建偉分赴海外學習的弟子,以極高的“歸巢率”陸續回國。正是這樣一支隊伍的歸巢,使得中國近年來量子科研異軍突起,連續在量子理論、量子通信、量子計算等研究領域涌現世界級成果,在量子革命的發展史上,標注下新的印記。
——助推科技創新創業大潮。
海外留學人員回國后創建了大批高新技術企業,促進形成創業文化,為中國經濟帶來新的活力。
如李彥宏創立百度公司等,國家“千人計劃”專家創辦的企業已有73家掛牌上市。“千人計劃”專家、浙江貝達藥業公司董事長丁列明,成功研發出世界第三個、中國第一個小分子靶向抗癌藥“凱美納”;同為“千人計劃”專家的信達生物制藥(蘇州)有限公司董事長俞德超,回國后帶領團隊開發上市了我國第一個具有全球知識產權的生物創新藥“康柏西普”,是我國近10年批準上市的第一個大分子藥物。
“十二五”以來,我國科技進步貢獻率由50.9%升至2016年的56.2%,科技創新能力顯著增強,發明專利申請受理躍居世界首位并保持領先地位,其中海外留學人才做出積極貢獻。目前,全國共有留學人員創業園300多個,入園企業2.4萬家,2015年技工貿總收入超過2800億元。
——攻克一批關鍵核心技術。
2017年5月,我國南海海域天然氣水合物(可燃冰)首次試采成功,將對推動能源生產和消費革命產生重要影響,國家“千人計劃”專家盧海龍擔任試采工程首席科學家。載人航天、“天河”高性能計算機、北斗衛星導航、“蛟龍”系列深海潛水器等戰略高技術突破背后,留學人才身影頻現。
2017年9月25日,中國“天眼”落成啟用一周年。而在10天前,最懂“天眼”的南仁東,卻永遠地閉上了眼睛。對于這個“世界獨一無二的項目”,他一直在跟自己較勁。24年,8000多個日夜,500米口徑球面射電望遠鏡首席科學家、總工程師南仁東心無旁騖。這位清華大學無線電系高材生,放棄日本國立天文臺客座教授職位,將生命燃燒在崇山峻嶺間的中國“天眼”,在世界天文史上鐫刻下新的高度……
——促進國際交流和對外開放。
一些專家參與國際規則制定,在全球治理中提出“中國方案”,推動重要國際性學術會議在中國召開,提高了我國在相關領域學科的國際地位。隨著越來越多的留學人員回國,人才集聚效應日益凸顯,為建設科技強國、質量強國、航天強國、網絡強國、交通強國、數字中國、智慧社會提供有力支撐。
——撬動人才體制機制改革。
“千人計劃”的實施,推動各單位在人才和科研機制上大膽突破、先行先試、新人新策、特事特辦,實現“出人才、出成果、出機制”。許多專家帶回先進科研管理理念和經驗做法,對國內人才體制機制創新產生積極影響。
北京生命科學研究所實行“科學家為主”的管理機制,較短時間內實現科研成果和人才培養雙豐收,成為國內科研機構改革的“試驗田”。
“中國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形成了重視人才、吸引人才、使用人才的良好氛圍,形成了從政策到落地的系列人才保障。”歐美同學會黨組書記、秘書長王丕君說,抓住祖國發展的難得戰略機遇期,當代留學人員不斷書寫復興路上的精彩篇章。
“大磁場”的偉力
從“索我理想之中華”到“興我理想之中華”,把“我的夢”融入“中國夢”
2017年9月12日,G81次,一趟開往中原的“人才列車”,滿載著海歸學子。這一天,歐美同學會在鄭州召開年會,海歸大軍吹響集結號。
美、德、英、法……他們的足跡遍布世界每一個角落;學術前輩、先進青年,他們帶回來最先進的知識、最前沿的理念。
“讓我再講幾句好不好?”“請再給我五分鐘,五分鐘就行。”……他們爭先恐后地發言,傳遞著綠葉對根的情意。
104年前,顧維鈞等人發起歐美同學會,希冀用國外先進的科學文化和進步理念,為國家強盛貢獻力量。可在積貧積弱的年代,多少人報國無門,抱憾終身。
今天,歐美同學會的命運發生了驚人的逆轉。歸國對于留學生們而言,不再是“毅然決然”的抉擇,而是擁抱希望的“欣欣然”。他們成了中國創新創業的領跑者和生力軍。
百年潮,中國夢。
歷史的大潮逐夢浪高。
“從上世紀美國、日本、韓國3個國家的成功趕超看,實行人才優先戰略,是其成功的秘密武器。”孫學玉表示,誰搶占了人才培養、吸引和發展的制高點,誰就贏得了未來。
西方媒體評價認為:世界上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像中國一樣,如此重視吸引流失在外的人才回國。中國將其視為令其站在科技前沿、促進國家經濟發展到新水平的關鍵捷徑。
“科技強、產業強、經濟強、國家強,這些強盛的起點在于人才。”科技部黨組書記、副部長王志剛說,面對“兩個‘一百年’”的目標,我們對人才的渴求超乎尋常,我們需要做得更多。
在中科院院長白春禮看來,人才需要“掐尖”。
作為上世紀80年代的公派留學生,1987年底,白春禮結束在美國的留學返回中國。“回國不需要理由,不回國才需要理由”。他說。
白春禮把當時國際最先進的納米技術研究帶到了國內。29年后,已經成為中科院院長的他,又把王中林——國際上研究納米最優秀的科學家之一,引回國內。
王中林是美國佐治亞理工學院終身教授。他研制出世界上最小的發電機——納米發電機,又因在納米技術領域的基礎貢獻,當選為歐洲科學院院士。
這是中國緊缺的拔尖人才。對比美國20多人的實驗室,中科院為他提供了200人的團隊,相同的文化背景、良好的合作氛圍——王中林舍不下如此優厚的科研條件。“回國吧”,2016年,王中林做出了決定。
“人才計劃不是拔苗助長,也不能‘請來女婿氣走兒子’。”在白春禮看來,用好現有人才、引進急需人才、穩定關鍵人才、培養未來人才,是引才聚才的理想路徑和良性循環。
“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越來越重視柔性引才。尊重人才流動規律,但求所用,不求所有。回來,我們歡迎;再走出去,再回來,我們還歡迎。”孫學玉說。
不拒眾流,海納百川。引才、育才和推送人才并重,中國不斷為全球人才競相在華創新創業提供沃土。
中國仍處于引才“黃金機遇期”,正在以識才的慧眼、愛才的誠意、用才的膽識、容才的雅量、聚才的良方,把黨內和黨外、國內和國外各方面優秀人才集聚到黨和人民的偉大奮斗中來。
2017年的一個夏日,太湖邊的演播廳內座無虛席。一場由國家“千人計劃”專家聯誼會主辦的海外歸國留學人員主題音樂會在這里舉行。
著名海歸小提琴演奏家呂思清演奏的《梁祝》、吉林大學黃大年先進事跡報告團的散文朗誦、演奏家鄧建棟領奏的二胡曲……
“請別忘記我,永遠不變,黃色的臉。”一首《東方之珠》,也是一部“赤子曲”,每一個音符、每一個字眼無不叩響在人們心間。
百年前,也是透過這水與天的相連,求學海外的學子們從海上歸來,共同凝聚起全民族千千萬的智慧和力量,去戰勝千難萬險。大海,隔不斷一位位游子思念祖國的赤誠之情;海浪,寄托著一代代海歸始終不渝的強國之夢。
“不論樹的影子有多長,根永遠扎在土里。”習近平總書記用的比喻,形象而又深情。
有一種海魚名鮭,不管游到何處,成熟后都會踏上逆水返鄉的旅程,只為心中唯一的夢想——回到生于斯、長于斯的故鄉。
歷史車輪滾滾向前,時代潮流浩浩蕩蕩。中國夢激蕩最大“海歸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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