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estion 1

古羅帝精力霸健吾 在Facebook 的評價

Accepted Answer

練先生，太樂觀了。六桶冷水會令人清醒？不，我都說過幾個類似的觀點，結果惹來什麼？泛民打手連登招呼呀。因人廢言，乃方塊字文化。見你可以棒打再有利益之時，那些賤貨一定會不留情面的拿著你的文章說「剩係識潑冷水」、「咁叻你做過咩？」來招呼你。有些說話都是自己私下說好了。香港人要死，就由得他們尋死好了。

#流亡就是無能
#不是我說的
#我quote練生quote㗎咋
#這些人在槍林彈雨之下願意拋頭顱灑熱血
#卻頂唔順安全流亡生活裏冇奶茶魚蛋雲吞麵。

//今天和大家談香港社會運動的海外翼。當本土翼遇到前所未有的壓阻力之後，不少香港人寄望海外翼有所作為。一些響叮噹的社運骨幹透過各種途徑離開香港到海外立足，這些人物帶着不少港人祝福飄洋過海到異域，矢志做外國政府和民間的游說和解說工作，也盡力在香港人社群裏發揮影響力，壯大各方對香港民主自治運動的支持。游說似乎真有用。近月歐美政府的一些作為，包括對若干「鎮壓有功」的中港黨政幹部制裁、為香港人提供「救生艇」、犧牲若干自身經濟利益同香港攬炒等等，反映了國際線上的汗馬功勞。不過，我認為香港人看了先別高興，倒應該也很快看到，儘管各國有所行動，但中港軸心政權並沒有絲毫退縮，反而加倍鎮壓、氣勢如虹。

如果這個全景象令人有點泄氣，那麽我還可以給大家澆幾桶涼水清醒清醒。

一、人權說帖不是符咒
首先要明白，國際游說有個限度，而這個限度，在一些最賣力、最同情香港人的國家裏，已經幾乎觸碰到了，往後難再有甚麽突破；也就是說，游說已經到了經濟學說的收益遞減區，事倍功半無可免。游說存在極限，因為事實上各國是為了你香港人在捱義氣──看到你的人權受壓，引發了他們的同情心，對中港軸心政權作出制裁，但制裁對他們而言是有經濟和其他各方面代價的；他們要對自己的國民負責，包括在經濟方面負責，不可能無限度付代價替你打人權仗。這不能怪人家。

說到底，你若要民主要自治要光復，主要還得靠你自己付出，人家不可能代你去搞這個那個革命，國際政治的餐牌上，沒有這一道免費午餐。辛亥國民革命成功推翻清帝國，關鍵恐怕不是英法日俄等國的道義制裁罷？美國獨立革命，法國在旁支持，最後還是十三州殖民地的建國者拿了槍炮把英國人的十倍兵力打垮了。中共打敗國民黨，有蘇俄的强大支持，但關鍵還是他們的三大法寶特別是最後階段的那張王牌解放軍。三十年的香港民主運動從政權那裏爭取不到絲毫讓步，說明了一個事實：面對的原來是專制極權，香港人的付出因而遠遠不足；現在大家清楚了，光是磨損幾雙鞋底磨不出民主雙普選，哪怕是幾百萬人都經年纍月在那裏磨。

那麽，2019年的勇武又如何？不少手足流血了，還死了幾個人，於是有人罵政權麻木不仁──怎麽你特府黑警可以那麽無動於衷？換作是民主國家政府早倒台了！誠然。問題是大家面對的是專制極權；過去二十多年北人搞韜晦，所以大家錯覺了。所以，不光是「飯民」搞錯了，勇武和他們的支持者也許還是搞錯了；原來，香港人2019年的付出還是遠遠不足；光是流幾灘血死幾個人，別說換不來民主，連送中也阻止不了，12人的遭遇不是說明政權給大家「加倍奉還」了嗎？

好了，這邊廂的搞錯了就搞錯了，但如果舊運動的名人、新運動的骨幹，都跑到海外面對民主國家的政府搞游說，以為以人權民主價值寫在說帖上，人家就會超限量給你支持、中港政權就會讓步，那就依然會是「搞錯了」。幾十百個人磨嘴皮不會比幾百萬人磨鞋皮有效。說帖不是符咒，沒有神力。

但有人會說，游說可以很有效啊，你看當年基辛格不是成功游說中國聯美抗蘇？《左傳·定公四年》不是記載有超級楚國說客申包胥「哭秦廷」哭了七日七夜，結果秦國答應出兵攻吳救楚嗎？

游說在某些條件底下當然可以非常有效。中蘇當年已經撕破臉，中國便是在社會主義陣營裏也非常孤立，朋友只剩東歐兩個小國；文革搞到後期，中國經濟已非常惡劣，基辛格於是有機可乘。秦國答應出兵救楚，絕不是被申包胥磨眼皮感動了；秦楚本來就有姻親關係，而且如果吳滅了楚的話，秦的頭號敵人晉就能夠坐大，秦稱霸中原的目的就難似登天。這些都是赤裸裸的大國利益關係算計，游說的內涵不涉絲毫道義。況且，游說者都帶了手信。基辛格準備好要出賣台灣。楚國答應秦國，事成之後讓出六百里商於之地。國際線上的流亡人光用人權反共等道義理由游說，不是沒有作用，而是力量很有限。如果沒有新的形勢突變，西方國家的現有反應，幾乎可說已接近他們的道義極限。

二、流亡組織十居其九泡沫化
西方學術界於二次大戰之後興起了「播遷學」（diaspora studies；也有譯作「離散學」）及「流亡政治學」，其中不少結論相當悲觀。1972年，匈牙利猶太裔作家 Paul Tabori 寫出了第一本流亡學專著《The Anatomy of Exile: A Semantic and Historical Study》, 指出一個大致規律：絕大多數流亡或播遷者當中的反抗運動，一代人光景就消失。這一點我有親身體驗。十年前我每到加拿大省親，常會應當地港僑團體邀請座談香港民主運動和政經狀況，聽眾九成以上是上了年紀的香港移民，特別多是89年離開的那批次。主持者給我指出，較年輕港僑關注的是當地社會和生活；在那邊出生的不用說，便是在香港出生和上過學的年輕移民，也很快對香港的事務淡忘，支持香港民主的意識薄弱得幾乎可說沒有。這當然是人之常情。2014年之後有變化，座談的聽眾以年輕人居多，而且人數比之前幾年的暴增。不過，我不認為這個變化可以持續；一代人（25-30年左右）之後，如無意外，那時的新一代又會忘情。Tabori 的結論放在香港人身上是對的；香港人不是猶太人。

比利時天主教魯汶大學歷史教授 Idesbald Goddeeris 於2007年寫了一篇關於流亡研究的文獻綜論，劈頭第一句就說 “Exile is the experience in impotence.” 這幾乎把「流亡」和「無能」畫上了等號。他列擧二十世紀一系列流亡經驗，包括1917年的俄羅斯反革命流亡、1930年代的西班牙反法朗哥流亡、二次大戰期間的德法等國的反納粹流亡、大戰後東歐國家的反共流亡等，不是流亡者客死異鄉就是流亡組織無聲無色急速泡沫化，就算最後流亡者所針對的政權消亡了，也主要不是由於他們的在外吶喊和努力。文章指出，政治學文獻對流亡者的貢獻通常認定得比較大，但那是因為不少那些文獻是出自流亡者手筆，而所謂貢獻，通常是難以量度的。至於歷史學文獻，總的來說則是對流亡者的貢獻認定低得多。

Goddeeris 的文章還指出了非常有意思的一點：如果流亡運動產生代表性或正統性爭論的話，那這個運動就無可避免一事無成，因為正統性的爭論不僅佔據了他們的主要精力，還往往導致運動的最惡意分裂再分裂。要大台，終歸連小台也沒有。據我所知，八九六四那批中國流亡者的運動泡沫化了，爭大台是一重要原因。香港的2019批次的流亡者在這個問題上的表現可能好一些，因為2014年之後就批判、摒棄了大台主義；但一個問題是，流亡運動在海外沒有强大的公民社會監督，會不會重新掉進大台、正統之爭而虛耗精力？大家不要忘記了，大一統觀念在中國文化裏出現得特別早，自宋朝以後，中國人就普遍掉進大一統裏意淫；歐陽修《正統論》說：「《傳》曰：『君子大居正。』又曰：『王者大一統。』」那個《傳》指《春秋公羊傳》，戰國時期的東西。正統思想活在我們的部份文化基因裏，根深柢固，所以運動裏的人，就算主觀上反對大台，也容易「以我為中心」，彼此為之打個半死。

三、流亡團體多是道德糞坑
馬克思是流亡界的常客，一生流亡三次，第一次兩年在巴黎，第二次三年在布魯塞爾，第三次在倫敦最長，達34年，直到他去見上帝。前兩次他都被當地政府請走；當時最先進的資本主義民主國家英國對他仁至義盡最寬大，他卻最憎恨資本主義民主。他的流亡經驗豐富，因此對流亡團體的種種惡習十分熟悉。1848年巴黎二月革命失敗幾個月後，恩格斯寫信給他，痛駡流亡團體的內部失德，他十分以為然：”...(it) is an institution which inevitably turns a man into a fool, an ass and a base rascal unless he withdraws wholly therefrom, and unless he is content to be an independent writer who doesn’t give a tinker’s curse for the so-called revolutionary party. It is a real school of scandal and meanness in which the hindmost donkey becomes the foremost saviour of his country.” (...除非你徹底從那所謂的流亡革命黨抽身而去搞單幹，否則它一定會把你變成一個儍瓜，一頭笨驢，一個低等壞蛋。那是一所不折不扣的出產醜聞和習得尖酸刻薄的學校，最屁的驢子在那裏給認作最一品的救國者。）（《馬恩全集卷38》）

熟識中共黨史的人都知道，中共「長征」（內流亡）到了三不管的延安，高幹生活腐化不堪，給王實味、丁玲、艾青等文人黨員寫文章捅破，毛惱羞成怒，找個特務罪名把王秘密處決。不只共產黨如此，同盟會人士在日本的時候，醜聞耳語不少，孫大炮志大才疏獨裁專橫而且不是正人君子的一些說法已經傳開，只不過後來的人寫黨史都為尊者諱。

如果用理論分析，流亡革命黨因為多是地下組織，便是終極主張民主的，也不免在運作層面採用高壓一元化領導，但在革命階段，組織運作就是一切，權力於是極度集中，又因為沒有法治和社會監督，於是出現各種弊端；如果再加上不同派系之間的矛盾、十分有限的資源的爭奪、個人作風的近距離衝突、執行「家法」時的種種不公，等等，狀況的確可以非常惡劣。這僅僅是就那些尚未喪失革命鬥志和初心的流亡團體而言。換作是一些喪失了鬥志、徒具虛名不事生產而以欺騙所在地政府和NGO津貼度日的那些團體，當然就更不堪。

四、勇武無法適應流亡日常
流亡者離鄉別井，舉目無親到一個異文化裏生活，若無法適應，會產生難以承受的心理壓力。2019離港的那批次當中，就有不少如下事例：流亡者到了目的國，人家慷慨接收，居留手續和基本生計都給苦心安排好，但因為流亡者飲食不習慣，於是沒多久就回流，寧願送頭。看官，這些人在槍林彈雨之下願意拋頭顱灑熱血，卻頂唔順安全流亡生活裏冇奶茶魚蛋雲吞麵。當然，那也並不奇怪，因為大家都「真係好撚鍾意香港」。不過，做出那種取捨，心理因素方面是否欠缺了甚麽？西方心理學家已經做了不少研究，證實流亡者當中，或深或淺患上各種精神病的比率偏高，自殺傾向更明顯，而香港的流亡者對此束手無策。

2014年的佔運日子裏，我在佔領現場和一些年輕抗爭者交談。他們有一些告訴我，今後要進行嚴格的體能訓練，以備日後抗爭時「打得應、掟得遠、走得快」，令我大吃一驚。回想，原來勇武抗爭的體力本錢，幾年前就開始累積。不過，2019之後，我卻覺得，心理質素方面的弱點，可能更加致命，而克服這些弱點的本事，則更難練就，不是舉舉重、跑跑圈就可以。出身於港式大都會的抗爭者被迫要面對的，是兩種截然不同卻一樣沉悶的環境和孤獨的長時間，其一就是流亡，其二就是坐牢，所包含的心理挑戰，並不是有了勇武所需的體格就能具備。

十多年前，我的老友程翔先生出獄回港，久別重逢，我問他受刑期間最難挨的是甚麽，他說：「係冇人同我傾偈，幾乎發癲。」因此，培養堅强意志力和在大異環境裏的中長期心理適應能力，對抗爭者非常重要。歷史上為了達到政治目的而刻意鍛煉心理質素的最著名故事，就是春秋時代越王勾踐為了光復己國而强迫自己睡不舒適、吃不甘美，即「卧薪嘗膽」的傳說。我不知道今天的抗爭青年當中，有多少人能夠對自己作出這種鍛煉要求；也許很多，或足以令我再次感到驚訝，但我估計其實很少很少，少到接近零。

五、學猶太人窩囊復國？
近聞海外各派抗爭者的中生代有一共同點，就是非常欣賞猶太人的堅忍承傳，播遷世界各地幾乎兩千年之後最終復國並實行民主。這種欣賞，擺在 Paul Tabori 說的「流亡意識一代即消亡」旁邊看，非常有理。不過，要兩千年才能實現一個理想，凡事慣即食的香港人，真是難以認同；莫說兩千年，就是兩百年，對那些嘴邊常掛一句「希望有生之年乜乜乜」的老一輩民主派而言，也是不可想象、遙不可及。因此，以猶為師，文化上不對號。

猶太人自公元初給羅馬征服乃至驅散之後，很快喪失鬥志，變得窩囊怕事，膽小如鼠；千百年來世界上排猶、猶太人遭殘殺、財產被掠奪的事例不可勝數，但它們只會逆來順受，受不了就走，好死不如賴活着。二十世紀猶太建國，也很大程度是英國開綠燈並撐腰。這種性格容或不足以稱道，但頗值得留意的是他們有信仰的軟硬件，後者指遍佈世界各地每一猶太人聚居處的教堂（synagogue），那是他們發揮軟力量即信仰本身力量、達至文化承傳和民族凝聚的物質建設。支持這種物質建設的，就是猶太人的雄厚經濟實力。他們認為勤奮賺錢是本分，但同時認為所得財富不過是神託付給你今生管理的東西，死的時候應該盡量捐出。他們流亡，代代堅守信念，而且相信自食其力，不靠政府救濟或NGO施捨，和很多八九六四的中國流亡人不一樣。

還值得留意的，是他們對信仰的執着，香港人看簡直是到了病態的地步。猶太人的信仰規條以及由之而來的行為守則多如牛毛，例如單是安息日不可點燈着電發熱的規矩和例外規定就有好幾十條，電燈泡不可用但LED不發熱卻比較認為可以，安息日之前就已經開着的就可以，如此等等。規條多得連他們自己也吃不消，於是各教派和地方都會發明一些巧妙理由去盡量繞過、取得方便但名義上不違反這些規條。儒家會說那是沒有了仁的內涵的禮，徒具形式，但從他們寧願辛苦挖空心思將就也要保留那些規條，倒可看出他們的一種極度執着。大概就是這種執着讓他們窩囊地死守着復國信念近兩千年，最後神推鬼擁之下成功了。香港人很難效法猶太人復國（那是違反國安的）；但有些人認為能夠從猶太民族身上得到啟發，例如不靠正規學校教育而能夠有效作語言文化承傳。我則認為香港人連這一點也難學到。別說流亡在外國，就是在香港，大部份家長也以子女習得英、法、德、日、普通話等外來語為尚。

學猶？算罷啦！

六、流亡者不懂流亡學
香港人一向輕視學術，凡事靠直覺扭計精乖高轉數，所以縱有大批人流亡移民搞海外抗爭翼，卻鮮少有人提出要學懂弄通流亡學。本地翼搞民主抗爭，一代人光景下來，才發覺搞錯了，因為未弄清抗爭對象政權的本性，遂以磨鞋底抗爭三十年一事無成。海外翼現在一窩蜂搞國際游說，我估計一樣錯誤，因為未弄清楚民主國家政客要對投票人負責、包括要保障他們的經濟利益，因此不可能以人權為武器與中國周旋到底。若又因此磨破嘴皮一代人一事無成，那麽海外翼也是無效的，知道的時候，如 Paul Tabori 所說，已經夠鐘消失。我估計在西方很多幾十年一事無成的流亡運動，包括西藏獨立、古巴復國等，都是糊里糊塗抗爭幾十年，最後又糊里糊塗地夠鐘消失。前車本來可鑑，但香港人很可能缺乏必要的文化資源去解決這個問題。

一口氣給大家淋了六桶涼水，估計會清醒，然後迷惘，因為不知路在何方。指路不是我的角色，我也無此能力。沒有大台了，也沒有唯一的正確途徑，找路因此是每個人的獨立責任。讓我改寫一位法國哲人的一句話：當你感到完全迷惘，也許就是你觸到了智慧的邊沿。

練乙錚//

全文：https://hk.appledaily.com/local/20210102/76ZXRNCDZNCQRGCFFIG3JRLV4I/?fbclid=IwAR1q3J3VgMPs-zx4YFmL24wFh6oUf7h8ydOfjeWX_vIhW2-x3R3ccXEjyHw

Question 2

古羅帝精力霸馮智政 在Facebook 的評價

Accepted Answer

【對華政策的範式轉移】絕對是歷史性講話.#成萬字 #萬言書 #頹譯都譯死人----小弟頹譯------蓬佩奧：謝謝。謝謝你們。州長，您的慷慨介紹。的確是這樣：當您在那個體育館裡散步時，說出“蓬佩奧”的名字，人們就會耳語。因為，我有一個兄弟，Mark，他是一個非常好，一位非常出色的籃球運動員。請為藍鷹榮譽衛隊（Blue Eagles Honor Guard）及飛行員Kayla Highsmith下士對國歌的精彩演繹給多一次掌聲如何？ （掌聲）也要感謝Laurie牧師那動人的祈禱，我還要感謝Hugh Hewitt和尼克遜基金會的邀請讓我在這個重要的美國機構發言。很高興能受空軍人員演唱，由海軍陸戰隊介紹，讓個一個陸軍傢伙站在海軍傢伙的房子前面。 （笑聲）（按蓬佩奧曾在美國陸軍服役 ）一切都很好。很榮幸來到Yorba Linda，尼克遜的父親在那裡建立了他出生和成長的房屋。在這困難時刻，使今天成為可能的尼克遜中心董事會和工作人員，感謝，感謝我和我的團隊使這一天成為可能。我們很幸運能在觀眾中見到一些特別的嘉賓，包括我認識的Chris Nixon (尼克遜的孫，Christopher Nixon Cox)。我還要感謝Tricia Nixon和Julie Nixon Eisenhower　（尼克遜兩位女兒）對這次訪問的支持。我還想提一提幾位勇敢的中國持不同政見者，他們長途跋涉並出席。其他尊貴的客人-（掌聲）-尊貴的客人，謝謝您的光臨。那些在帳篷下的人，您們必須支付額外的費用（笑）。以及那些正在觀看直播的人，感謝您的收看。最後，正如州長所說，我在Santa Ana出生，離這裡不遠。今天有我的姐姐和她的丈夫在聽眾中。謝謝大家的光臨。我敢打賭，您從沒想過我會站在這裡。我今天的講話是我在一系列中國演講中的第四組講話，我請國家安全顧問Robert O’Brien，聯邦調查局局長Chris Wray和司法部長Barr陪同我發言。我們有一個非常明確的目標，一個實在的任務。這是在解釋美國與中國關係的不同方面，數十年來這種關係中出現的巨大失衡以及中國共產黨所計劃的霸權。我們的目標是明確指出，特朗普總統的中國政策正在解決的對美國人的威脅是明顯的，並且我們正確立保障自由的戰略。Robert O’Brien談到了意識形態。聯邦調查局局長Wray談到了間諜活動。司法部長Barr談到了經濟學。現在，我今天的目標是將這一切匯總給美國人民，並詳細說明中國的威脅對我們的經濟，我們的自由，乃至全球自由民主國家的未來的衝擊。自基辛格（Kissinger）博士秘密訪問中國以來，到明年已經過去了半個世紀，而尼克松總統訪華50週年也就在2022年。那時世界大不一樣了。我們以為與中國交往（engagement）將創造一個帶有友好合作前景的美好未來。但是今天—今天我們仍然戴著口罩，看著疫性的死亡人數仍在增加，因為中共對世界的承諾沒有兌現。我們每天早上都在讀到鎮壓香港和新疆的新聞消息。我們看到的中國貿易濫用行為的驚人數字使美國失去了工作，並給整個美國經濟帶來了沉重打擊，包括南加州。而且我們正在看著一支越來越強大，甚至更具威脅性的中國軍隊。從加利福尼亞州到我的家鄉堪薩斯州以及其他地區，我都有著與美國人心中的疑問：從與中國交往至今，美國人民這50年見到了什麼？領袖們曾說過的中國邁向自由與民主發展的理論是否正確？這是中國對 雙贏 局面的定義嗎？實際上，從國務卿的角度來看，美國更安全嗎？我們是否有更大的可能為我們自己實現和平，並為我們之後的子孫後代享有和平？看，我們必須承認一個硬道理。我們必須承認一個硬道理，它將指導我們在未來幾十年中發展，如果我們要擁有一個自由的21世紀，而不是習近平夢想的中國世紀，那麼與中國盲目交往的舊範式坦白說是沒有贏的機會。我們決不能在此繼續，也絕不能重返。正如特朗普總統已明確指出的那樣，我們需要一項保護美國經濟乃至我們生活方式的戰略。自由世界必須戰勝這一新的暴政。 The free world must triumph over this new tyranny.現在，在我似乎不太希望拆除尼克遜總統的遺產之前，我想明確地說，他做了當時他認為最適合美國人民的事情，而且他很可能是對的。他是中國的傑出學生，冷酷的勇士和中國人民的偉大仰慕者，正如我們一樣。他意識到中國太重要而不能忽視，即使國力由於自身的共產主義野蠻行為而被削弱。這值得尼克遜給予極大的讚譽。1967年，尼克遜在一篇非常著名的外交事務文章中解釋了他的未來戰略。他的話是這樣的：他說：“從長遠來看，我們根本無法永遠把中國留在國際大家庭之外……在中國改變之前，世界不會安全。因此，我們的目標是 —在可能的範圍內，我們必須作出影響，而我們的目標應該是促使改變。”我認為這是整篇文章中的關鍵詞：“促使改變”。因此，在歷史性的北京之行中，尼克遜總統開始了我們的交住戰略。他崇高地尋求一個更自由，更安全的世界，並希望中國共產黨能兌現這一承諾。隨著時間的流逝，美國決策者越來越多地認為，隨著中國變得更加繁榮，它將會對外開放，它會在國內變得更加自由，而實際上在國外所面臨的威脅卻越來越小，它將變得更加友好。這一切似乎都是不可避免的。但是那個必然的時代已經過去了。我們一直在進行的這種交往並沒有帶來尼克遜總統希望所引起的中國內部的變化。事實是，我們的政策以及其他自由國家的政策使中國經濟從衰落得以恢復，但北京反咬了養活它的國際力量。我們曾向中國公民張開雙臂，只是看到中國共產黨利用我們的自由開放社會。中國派宣傳員參加了我們的新聞發布會，研究中心，高中，大學，甚至參加了家長教師會議。我們將台灣的朋友邊緣化，後來台灣蓬勃發展為積極的民主國家。我們給中國共產黨和政權本身以特殊的經濟待遇，只是看到中共堅持以對其人權侵犯保持沉默作為讓西方公司進入中國市場的代價。前一天，Robert O’Brien大使舉了幾個例子：萬豪，美國航空，達美航空，聯合航空都從其公司網站上刪除了對台灣的提及，以免激怒北京。在荷里活，這裏的不遠處，距離美國創作自由的中心和自命為社會正義的仲裁者，他們的自我審查可說是對中國發展最不利的參考。公司對CCP的默許也發生在世界各地。這種企業忠誠度如何運作？奉承會得到獎勵嗎？讓我引述Barr總檢察長在講話。他在上週的一次演講中說：“中國統治者的最終野心不是與美國進行貿易。是要略奪美國。”中國剝奪了我們寶貴的知識產權和商業機密，損失了在美國各地了數百萬個就業機會。它從美國吸走了供應鏈，然後添加了一個由奴隸制度製成的小工具。它使世界上主要的水路對國際貿易而言變得不那麼安全。尼克遜總統曾經說過，他擔心自己通過向中共開放世界而創造了一個“科學怪人”，這正是如此。現在，有誠信的人可以辯論為什麼自由國家允許這些年來，這些不好的事情發生。也許我們對中國的惡毒的共產主義幼稚，或者在我們在冷戰勝利後變得自大，或者軟弱的資本主義者被北京所說的“和平崛起”所愚昧。無論出於何種原因—無論出於何種原因，今天的中國在國內都越來越專制，並開始對其他地方的自由作出干預。特朗普總統說：夠了。我不認為兩派的人對我今天所說的事實提出異議。但是即使到現在，也有人堅持認為，為了對話而對話。現在，要明確地說，我們將繼續討論。但是這些對話的意義是不同的。幾週前，我去了檀香山，與楊潔篪見面。這是同樣的古老故事—說了很多話，但實際上沒有任何改變任何行為的提議。楊的承諾，就像中共在他面前做出的許多承諾一樣，都是空洞的。我想，他的期望是我會屈服於他們的要求，因為坦率地說，這是許多前任政府所做的。我沒有，特朗普總統也不會。正如O’Brien很好地解釋的那樣，我們必須記住，中共政權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政權。習近平堅信這已破產的極權主義思想。正是這種意識形態，正是這種意識形態反映了他數十年來對全球共產主義中國霸權的渴望。美國再也不能忽視我們兩國之間的根本政治和意識形態差異，就像中共從來沒有忽視它們一樣。以我在眾議院情報委員會，然後擔任中央情報局局長，以及擔任美國國務卿兩年多的經驗，使我對這種中央理解成為可能：唯一的方式　—　真正改變共產主義中國的唯一方法，不是對中國領導人聽其言，而是觀其行。您會看到美國政策對此結論做出了回應。列根總統說，他是在“信任但要核實”的基礎上與蘇聯打交道的。關於中共，我說我們必須＂不信任和核查＂。 （掌聲）我們，世界上熱愛自由的國家，必須像尼克遜總統所希望的那樣，促使中國發生變化。我們必須促使中國以更具創造性和果斷性的方式進行變革，因為北京的行動威脅著我們的人民和我們的繁榮。我們必須首先改變我們的人民和我們的伙伴對中國共產黨的看法。我們必須說實話。我們不能像其他任何國家一樣，把這個假象視為正常國家。我們知道，與中國進行貿易不像與一個正常的，遵守法律的國家進行貿易。北京威脅將國際協議視為—將協議視為建議，以作為主導全球的渠道。但是，通過堅持公平條款，就像我們的貿易代表在獲得第一階段貿易協議時所做的那樣，我們可以迫使中國考慮其知識產權盜竊和損害美國工人的政策。我們也知道，與擁有CCP支持的公司開展業務與與一家加拿大公司開展業務不同。他們不回答獨立委員會的問題，而且其中許多是由國家贊助的，因此無需追求利潤。華為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我們不再假裝華為是一家無辜的電信公司，它的出現是為了確保您可以和朋友聊天。我們稱其為真正的國家安全威脅，並為採取了相應的行動。我們也知道，如果我們的公司在中國投資，他們可能會有意或無意地支持共產黨嚴重侵犯人權的行為。因此，我們的美國財政部和商務部已批准並將那些危害和濫用世界人民最基本權利的中國領導人和實體列入黑名單。多個部門已就商業諮詢機構合作，以確保我們的CEO了解其供應鏈在中國境內的工作。我們也知道，我們也知道並非所有的中國學生和僱員都只是來這裡賺錢和積累一些知識的普通學生和工人。他們太多人來這裡竊取我們的知識產權並將其帶回自己的國家。司法部和其他機構已對這些罪行進行了嚴厲的懲罰。我們知道，解放軍也不是正規軍。其目的是維護中國共產黨精英的絕對統治，擴大中國帝國，而不是保護中國人民。因此，美國國防部加大了工作力度，擴大了在東，南海以及台灣海峽以及整個海峽的航行操作自由。我們還建立了一支太空部隊，以幫助阻止中國對這一最後邊界的侵略。同樣，坦率地說，我們在美國國務院制定了一套與中國打交道的新政策，推動特朗普總統實現公正與互惠的目標，以改寫幾十年來不斷加劇的失衡。就在本週，我們宣布關閉在休斯敦的中國領事館，因為它是間諜和知識產權盜竊的樞紐。 （掌聲）兩週前，我們在南中國海扭轉了過去八年忽略的國際法權益。我們呼籲中國限制其核能力以適應當今時代的戰略現實。國務院- 在世界各地，各個層面- 都與中國同行進行了交流，只是要求公平和互惠。但是我們的方法不只是要變得強硬。那不可能達到我們想要的結果。我們還必須與中國人民互動並賦予他們權力，他們是一個充滿活力，熱愛自由的人民，他們與中國共產黨完全不同。首先是面對面的外交。 （掌聲）無論我走到哪裡，我都遇到了有才華和勤奮的中國人。我遇過逃離新疆集中營的維吾爾族和哈薩克族。我曾與香港的民主領袖進行了交談，有陳日君樞機到黎智英。兩天前，我在倫敦會見了香港自由戰士羅冠聰。上個月在我的辦公室裡，我聽到了天安門廣場倖存者的故事。其中之一今天在這裡。王丹是一名關鍵學生，他從未停止為中國人民爭取自由。王先生，請您站起來，以便我們見到您嗎？ （掌聲）今天與我們同在的還有中國民主運動之父魏京生。他在中國的勞改營度過了幾十年的時間。魏先生，你能站起來嗎？ （掌聲）我成長及服役於冷戰時期。如果我學到一件事，共產黨人幾乎總是撒謊。他們告訴我們的最大謊言是，他們認為自己能代表14億被監視，壓迫和害怕說出來的人。恰恰相反。中共比任何敵人都更擔心中國人民的誠實觀點，失去對權力的控制。試想一下，如果我們能夠從武漢的醫生那裡聽到他們的來信，並且允許他們對新疫病的爆發發出警報，那麼世界會變得更好—更不用說中國內部的人了。幾十年來，我們的領袖一直無視，淡化勇敢的中國異見者的話，他們警告過我們所面對之政權。我們不能再忽略它了。他們與任何人一樣知道我們永遠無法回到現狀。但是改變中共的舉動並不單單是中國人民的使命。自由國家必須努力捍衛自由。這不是簡單的事情。但是我有信心我們可以做到。我有信心，因為我們以前做過。我們知道這是怎麼回事。我有信心，因為中共正在重複蘇聯犯下的一些同樣的錯誤-疏遠潛在的盟友，破壞國內外的信任，拒絕財產權和法治。我有信心。我之所以有信心，是因為我看到其他國家之間的覺醒，他們知道我們無法回到過去，美國亦如是。我從布魯塞爾，悉尼到河內都聽說過。最重要的是，我相信我們可以捍衛自由，因為自由本身是漂亮的。看看香港人因中共加強對這個驕傲城市的控制，要移居海外。他們揮舞著美國國旗。是的，確實有差異。與蘇聯不同，中國已深入融入全球經濟。但是，北京對我們依賴，甚於我們依賴他們。 （掌聲）瞧，我拒絕相信我們生活在一個不可避免中國的時代，某些陷阱（按：修昔底德陷阱）是預設的，中共至上是未來。我們的方法不是注定失敗的，因為美國正在衰落。正如我在今年早些時候在慕尼黑說的那樣，自由世界仍在勝利的一方。我們只需要相信它，就明白它並為此感到自豪。來自世界各地的人們仍然希望加入開放社會。他們來到這裡學習，來到這里工作，來到這里為家人謀生。他們並不想留在中國。是時候了。今天很高興來到這裡。這是完美的時機。現在是自由國家採取行動的時候了。並非每個國家都將以同樣的方式對待中國，也不應該。每個國家都必須對如何保護自己的主權，如何保護自己的經濟繁榮以及如何保護自己的理想不受中國共產黨的觸碰而有所了解。但是我呼籲每個國家的每一個領導人—如美國所先行的—簡單地堅持互惠，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透明度和問責制。這些簡單而強大的標準將取得很大的成就。太長時間了，我們讓中共制定交往條款，但不再這樣做。自由國家必須定下基調。我們必須遵循相同的原則。我們必須在沙子上劃出共同的界線，而這不能被中共的討價還價或他們的野蠻沖走。確實，這就是美國最近所做的事情，因為我們一勞永逸地拒絕了中國在南中國海的非法主張，因為我們已敦促各國成為廉潔國家，以免其公民的私人信息落在手裡中國共產黨。我們通過制定標準來做到這一點。現在，這確實很困難。對於一些小國家來說很難。他們害怕被人欺負。因此，其中一些人根本沒有能力，沒有勇氣暫時與我們站在一起。的確，我們與北約的盟友並未以其對香港的立場站起來，因為他們擔心北京會限制中國市場的准入。這種膽怯會導致歷史性的失敗，我們無法重複。我們不能重複過去幾年的錯誤。中國面臨的挑戰要求民主國家發揮作用和精力，民主國家包括歐洲，非洲，南美，尤其是印度太平洋地區。而且，如果我們現在不採取行動，那麼中共最終將侵蝕我們的自由，並顛覆我們的社會努力建立的基於法規的秩序。如果我們現在屈膝，我們孩子的孩子可能會受到中國共產黨的擺佈，中國共產黨的行動是當今自由世界中的主要挑戰。習近平總書記註定不會永遠在中國內外施暴，除非我們允許現在，這與圍堵無關。不要相信這策略。這是我們從未遇到過的複雜的新挑戰。蘇聯與自由世界隔絕了。共產主義中國已經在我們的邊界之內。因此，我們不能獨自面對這一挑戰。聯合國，北約，七國集團國家，二十國集團，我們的經濟，外交和軍事力量合力，如果我們清楚明確地並勇往直前，無疑足以應付這一挑戰。也許是時候讓志趣相投的國家組成一個新的團體，一個新的民主國家聯盟了。我們有工具。我知道我們可以做到。現在我們需要意志。引用聖經經文，我問“要警醒禱告，免得陷入試探。你們心靈雖然願意，肉體卻是軟弱的。”如果自由世界沒有改變 —沒有改變，共產主義中國一定會改變我們。無法因為舒適或便利而返回到過去的做法。確保我們脫離中國共產黨的自由是我們這個時代的使命，而美國完全有能力領導它，因為我們的建國原則為我們提供了這一機會。正如我上週在費城站立時所看到的那樣，注視著獨立廳，我們的國家建立在所有人類都擁有不可剝奪的某些權利的前提下。確保這些權利是我們政府的工作。這是一個簡單而有力的真理。它使我們成為全世界人民的自由燈塔，包括中國境內的人。確實，尼克遜在1967年寫道“除非中國改變，否則世界是不安全的”是正確的。現在我們該聽他的話了。今天的危機已經明確了。今天，覺醒正在發生。今天，自由世界必須作出回應。我們永遠無法回到過去。願上帝保佑你們每個人。願上帝保佑中國人民。＇願上帝保佑美利堅合眾國人民。謝謝你們。（掌聲）Thank you. Thank you all. Thank you, Governor, for that very, very generous introduction. It is true: When you walk in that gym and you say the name “Pompeo,” there is a whisper. I had a brother, Mark, who was really good – a really good basketball player.And how about another round of applause for the Blue Eagles Honor Guard and Senior Airman Kayla Highsmith, and her wonderful rendition of the national anthem? (Applause.)Thank you, too, to Pastor Laurie for that moving prayer, and I want to thank Hugh Hewitt and the Nixon Foundation for your invitation to speak at this important American institution. It was great to be sung to by an Air Force person, introduced by a Marine, and they let the Army guy in in front of the Navy guy’s house. (Laughter.) It’s all good.It’s an honor to be here in Yorba Linda, where Nixon’s father built the house in which he was born and raised.To all the Nixon Center board and staff who made today possible – it’s difficult in these times – thanks for making this day possible for me and for my team.We are blessed to have some incredibly special people in the audience, including Chris, who I’ve gotten to know – Chris Nixon. I also want to thank Tricia Nixon and Julie Nixon Eisenhower for their support of this visit as well.I want to recognize several courageous Chinese dissidents who have joined us here today and made a long trip.And to all the other distinguished guests – (applause) – to all the other distinguished guests, thank you for being here. For those of you who got under the tent, you must have paid extra.And those of you watching live, thank you for tuning in.And finally, as the governor mentioned, I was born here in Santa Ana, not very far from here. I’ve got my sister and her husband in the audience today. Thank you all for coming out. I bet you never thought that I’d be standing up here.My remarks today are the fourth set of remarks in a series of China speeches that I asked National Security Advisor Robert O’Brien, FBI Director Chris Wray, and the Attorney General Barr to deliver alongside me.We had a very clear purpose, a real mission. It was to explain the different facets of America’s relationship with China, the massive imbalances in that relationship that have built up over decades, and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s designs for hegemony.Our goal was to make clear that the threats to Americans that President Trump’s China policy aims to address are clear and our strategy for securing those freedoms established.Ambassador O’Brien spoke about ideology. FBI Director Wray talked about espionage. Attorney General Barr spoke about economics. And now my goal today is to put it all together for the American people and detail what the China threat means for our economy, for our liberty, and indeed for the future of free democracies around the world.Next year marks half a century since Dr. Kissinger’s secret mission to China, and the 50th anniversary of President Nixon’s trip isn’t too far away in 2022.The world was much different then.We imagined engagement with China would produce a future with bright promise of comity and cooperation.But today – today we’re all still wearing masks and watching the pandemic’s body count rise because the CCP failed in its promises to the world. We’re reading every morning new headlines of repression in Hong Kong and in Xinjiang.We’re seeing staggering statistics of Chinese trade abuses that cost American jobs and strike enormous blows to the economies all across America, including here in southern California. And we’re watching a Chinese military that grows stronger and stronger, and indeed more menacing.I’ll echo the questions ringing in the hearts and minds of Americans from here in California to my home state of Kansas and beyond:What do the American people have to show now 50 years on from engagement with China?Did the theories of our leaders that proposed a Chinese evolution towards freedom and democracy prove to be true?Is this China’s definition of a win-win situation?And indeed, centrally, from the Secretary of State’s perspective, is America safer? Do we have a greater likelihood of peace for ourselves and peace for the generations which will follow us?Look, we have to admit a hard truth. We must admit a hard truth that should guide us in the years and decades to come, that if we want to have a free 21st century, and not the Chinese century of which Xi Jinping dreams, the old paradigm of blind engagement with China simply won’t get it done. We must not continue it and we must not return to it.As President Trump has made very clear, we need a strategy that protects the American economy, and indeed our way of life. The free world must triumph over this new tyranny.Now, before I seem too eager to tear down President Nixon’s legacy, I want to be clear that he did what he believed was best for the American people at the time, and he may well have been right.He was a brilliant student of China, a fierce cold warrior, and a tremendous admirer of the Chinese people, just as I think we all are.He deserves enormous credit for realizing that China was too important to be ignored, even when the nation was weakened because of its own self-inflicted communist brutality.In 1967, in a very famous Foreign Affairs article, Nixon explained his future strategy. Here’s what he said:He said, “Taking the long view, we simply cannot afford to leave China forever outside of the family of nations…The world cannot be safe until China changes. Thus, our aim – to the extent we can, we must influence events. Our goal should be to induce change.”And I think that’s the key phrase from the entire article: “to induce change.”So, with that historic trip to Beijing, President Nixon kicked off our engagement strategy. He nobly sought a freer and safer world, and he hoped that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would return that commitment.As time went on, American policymakers increasingly presumed that as China became more prosperous, it would open up, it would become freer at home, and indeed present less of a threat abroad, it’d be friendlier. It all seemed, I am sure, so inevitable.But that age of inevitability is over. The kind of engagement we have been pursuing has not brought the kind of change inside of China that President Nixon had hoped to induce.The truth is that our policies – and those of other free nations – resurrected China’s failing economy, only to see Beijing bite the international hands that were feeding it.We opened our arms to Chinese citizens, only to see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exploit our free and open society. China sent propagandists into our press conferences, our research centers, our high-schools, our colleges, and even into our PTA meetings.We marginalized our friends in Taiwan, which later blossomed into a vigorous democracy.We gave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and the regime itself special economic treatment, only to see the CCP insist on silence over its human rights abuses as the price of admission for Western companies entering China.Ambassador O’Brien ticked off a few examples just the other day: Marriott, American Airlines, Delta, United all removed references to Taiwan from their corporate websites, so as not to anger Beijing.In Hollywood, not too far from here – the epicenter of American creative freedom, and self-appointed arbiters of social justice – self-censors even the most mildly unfavorable reference to China.This corporate acquiescence to the CCP happens all over the world, too.And how has this corporate fealty worked? Is its flattery rewarded? I’ll give you a quote from the speech that General Barr gave, Attorney General Barr. In a speech last week, he said that “The ultimate ambition of China’s rulers isn’t to trade with the United States. It is to raid the United States.”China ripped off our prized intellectual property and trade secrets, causing millions of jobs[1] all across America.It sucked supply chains away from America, and then added a widget made of slave labor.It made the world’s key waterways less safe for international commerce.President Nixon once said he feared he had created a “Frankenstein” by opening the world to the CCP, and here we are.Now, people of good faith can debate why free nations allowed these bad things to happen for all these years. Perhaps we were naive about China’s virulent strain of communism, or triumphalist after our victory in the Cold War, or cravenly capitalist, or hoodwinked by Beijing’s talk of a “peaceful rise.”Whatever the reason – whatever the reason, today China is increasingly authoritarian at home, and more aggressive in its hostility to freedom everywhere else.And President Trump has said: enough.I don’t think many people on either side of the aisle dispute the facts that I have laid out today. But even now, some are insisting that we preserve the model of dialogue for dialogue’s sake.Now, to be clear, we’ll keep on talking. But the conversations are different these days. I traveled to Honolulu now just a few weeks back to meet with Yang Jiechi.It was the same old story – plenty of words, but literally no offer to change any of the behaviors.Yang’s promises, like so many the CCP made before him, were empty. His expectations, I surmise, were that I’d cave to their demands, because frankly this is what too many prior administrations have done. I didn’t, and President Trump will not either.As Ambassador O’Brien explained so well, we have to keep in mind that the CCP regime is a Marxist-Leninist regime.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 is a true believer in a bankrupt totalitarian ideology.It’s this ideology, it’s this ideology that informs his decades-long desire for global hegemony of Chinese communism. America can no longer ignore the fundamental political and ideological differences between our countries, just as the CCP has never ignored them.My experience in the House Intelligence Committee, and then as director of the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and my now two-plus years as America’s Secretary of State have led me to this central understanding:That the only way – the only way to truly change communist China is to act not on the basis of what Chinese leaders say, but how they behave. And you can see American policy responding to this conclusion. President Reagan said that he dealt with the Soviet Union on the basis of “trust but verify.” When it comes to the CCP, I say we must distrust and verify. (Applause.)We, the freedom-loving nations of the world, must induce China to change, just as President Nixon wanted. We must induce China to change in more creative and assertive ways, because Beijing’s actions threaten our people and our prosperity.We must start by changing how our people and our partners perceive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We have to tell the truth. We can’t treat this incarnation of China as a normal country, just like any other.We know that trading with China is not like trading with a normal, law-abiding nation. Beijing threatens international agreements as – treats international suggestions as – or agreements as suggestions, as conduits for global dominance.But by insisting on fair terms, as our trade representative did when he secured our phase one trade deal, we can force China to reckon with its intellectual property theft and policies that harmed American workers.We know too that doing business with a CCP-backed company is not the same as doing business with, say, a Canadian company. They don’t answer to independent boards, and many of them are state-sponsored and so have no need to pursue profits.A good example is Huawei. We stopped pretending Huawei is an innocent telecommunications company that’s just showing up to make sure you can talk to your friends. We’ve called it what it is – a true national security threat – and we’ve taken action accordingly.We know too that if our companies invest in China, they may wittingly or unwittingly support the Communist Party’s gross human rights violations.Our Departments of Treasury and Commerce have thus sanctioned and blacklisted Chinese leaders and entities that are harming and abusing the most basic rights for people all across the world. Several agencies have worked together on a business advisory to make certain our CEOs are informed of how their supply chains are behaving inside of China.We know too, we know too that not all Chinese students and employees are just normal students and workers that are coming here to make a little bit of money and to garner themselves some knowledge. Too many of them come here to steal our intellectual property and to take this back to their country.The Department of Justice and other agencies have vigorously pursued punishment for these crimes.We know that th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is not a normal army, too. Its purpose is to uphold the absolute rule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elites and expand a Chinese empire, not to protect the Chinese people.And so our Department of Defense has ramped up its efforts, freedom of navigation operations out and throughout the East and South China Seas, and in the Taiwan Strait as well. And we’ve created a Space Force to help deter China from aggression on that final frontier.And so too, frankly, we’ve built out a new set of policies at the State Department dealing with China, pushing President Trump’s goals for fairness and reciprocity, to rewrite the imbalances that have grown over decades.Just this week, we announced the closure of the Chinese consulate in Houston because it was a hub of spying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theft. (Applause.)We reversed, two weeks ago, eight years of cheek-turning with respect to international law in the South China Sea.We’ve called on China to conform its nuclear capabilities to the strategic realities of our time.And the State Department – at every level, all across the world – has engaged with our Chinese counterparts simply to demand fairness and reciprocity.But our approach can’t just be about getting tough. That’s unlikely to achieve the outcome that we desire. We must also engage and empower the Chinese people – a dynamic, freedom-loving people who are completely distinct from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That begins with in-person diplomacy. (Applause.) I’ve met Chinese men and women of great talent and diligence wherever I go.I’ve met with Uyghurs and ethnic Kazakhs who escaped Xinjiang’s concentration camps. I’ve talked with Hong Kong’s democracy leaders, from Cardinal Zen to Jimmy Lai. Two days ago in London, I met with Hong Kong freedom fighter Nathan Law.And last month in my office, I heard the stories of Tiananmen Square survivors. One of them is here today.Wang Dan was a key student who has never stopped fighting for freedom for the Chinese people. Mr. Wang, will you please stand so that we may recognize you? (Applause.)Also with us today is the father of the Chinese democracy movement, Wei Jingsheng. He spent decades in Chinese labor camps for his advocacy. Mr. Wei, will you please stand? (Applause.)I grew up and served my time in the Army during the Cold War. And if there is one thing I learned, communists almost always lie. The biggest lie that they tell is to think that they speak for 1.4 billion people who are surveilled, oppressed, and scared to speak out.Quite the contrary. The CCP fears the Chinese people’s honest opinions more than any foe, and save for losing their own grip on power, they have reason – no reason to.Just think how much better off the world would be – not to mention the people inside of China – if we had been able to hear from the doctors in Wuhan and they’d been allowed to raise the alarm about the outbreak of a new and novel virus.For too many decades, our leaders have ignored, downplayed the words of brave Chinese dissidents who warned us about the nature of the regime we’re facing.And we can’t ignore it any longer. They know as well as anyone that we can never go back to the status quo.But changing the CCP’s behavior cannot be the mission of the Chinese people alone. Free nations have to work to defend freedom. It’s the furthest thing from easy.But I have faith we can do it. I have faith because we’ve done it before. We know how this goes.I have faith because the CCP is repeating some of the same mistakes that the Soviet Union made – alienating potential allies, breaking trust at home and abroad, rejecting property rights and predictable rule of law.I have faith. I have faith because of the awakening I see among other nations that know we can’t go back to the past in the same way that we do here in America. I’ve heard this from Brussels, to Sydney, to Hanoi.And most of all, I have faith we can defend freedom because of the sweet appeal of freedom itself.Look at the Hong Kongers clamoring to emigrate abroad as the CCP tightens its grip on that proud city. They wave American flags.It’s true, there are differences. Unlike the Soviet Union, China is deeply integrated into the global economy. But Beijing is more dependent on us than we are on them. (Applause.)Look, I reject the notion that we’re living in an age of inevitability, that some trap is pre-ordained, that CCP supremacy is the future. Our approach isn’t destined to fail because America is in decline. As I said in Munich earlier this year, the free world is still winning. We just need to believe it and know it and be proud of it. People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still want to come to open societies. They come here to study, they come here to work, they come here to build a life for their families. They’re not desperate to settle in China.It’s time. It’s great to be here today. The timing is perfect. It’s time for free nations to act. Not every nation will approach China in the same way, nor should they. Every nation will have to come to its own understanding of how to protect its own sovereignty, how to protect its own economic prosperity, and how to protect its ideals from the tentacles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But I call on every leader of every nation to start by doing what America has done – to simply insist on reciprocity, to insist on transparency and accountability from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It’s a cadre of rulers that are far from homogeneous.And these simple and powerful standards will achieve a great deal. For too long we let the CCP set the terms of engagement, but no longer. Free nations must set the tone. We must operate on the same principles.We have to draw common lines in the sand that cannot be washed away by the CCP’s bargains or their blandishments. Indeed, this is what the United States did recently when we rejected China’s unlawful claim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once and for all, as we have urged countries to become Clean Countries so that their citizens’ private information doesn’t end up in the hand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We did it by setting standards.Now, it’s true, it’s difficult. It’s difficult for some small countries. They fear being picked off. Some of them for that reason simply don’t have the ability, the courage to stand with us for the moment.Indeed, we have a NATO ally of ours that hasn’t stood up in the way that it needs to with respect to Hong Kong because they fear Beijing will restrict access to China’s market. This is the kind of timidity that will lead to historic failure, and we can’t repeat it.We cannot repeat the mistakes of these past years. The challenge of China demands exertion, energy from democracies – those in Europe, those in Africa, those in South America, and especially those in the Indo-Pacific region.And if we don’t act now, ultimately the CCP will erode our freedoms and subvert the rules-based order that our societies have worked so hard to build. If we bend the knee now, our children’s children may be at the mercy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whose actions are the primary challenge today in the free world.General Secretary Xi is not destined to tyrannize inside and outside of China forever, unless we allow it.Now, this isn’t about containment. Don’t buy that. It’s about a complex new challenge that we’ve never faced before. The USSR was closed off from the free world. Communist China is already within our borders.So we can’t face this challenge alone. The United Nations, NATO, the G7 countries, the G20, our combined economic, diplomatic, and military power is surely enough to meet this challenge if we direct it clearly and with great courage.Maybe it’s time for a new grouping of like-minded nations, a new alliance of democracies.We have the tools. I know we can do it. Now we need the will. To quote scripture, I ask is “our spirit willing but our flesh weak?”If the free world doesn’t change – doesn’t change, communist China will surely change us. There can’t be a return to the past practices because they’re comfortable or because they’re convenient.Securing our freedoms from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is the mission of our time, and America is perfectly positioned to lead it because our founding principles give us that opportunity.As I explained in Philadelphia last week, standing, staring at Independence Hall, our nation was founded on the premise that all human beings possess certain rights that are unalienable.And it’s our government’s job to secure those rights. It is a simple and powerful truth. It’s made us a beacon of freedom for people all around the world, including people inside of China.Indeed, Richard Nixon was right when he wrote in 1967 that “the world cannot be safe until China changes.” Now it’s up to us to heed his words.Today the danger is clear.And today the awakening is happening.Today the free world must respond.We can never go back to the past.May God bless each of you.May God bless the Chinese people.And may God bless the people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Thank you all.(Applause.)

Question 3

古羅帝精力霸半瓶醋 在Facebook 的評價

Accepted Answer

【當秋生與黃帝都不姓黃，老子都不老子啦！】

或

【黃安難題與炎黃子孫：兼論中國信史前的中華民族神話誤導與姓氏來源】

.

一、中國歷史幾千年？

小時候被灌輸的黨國教育，總是說中國歷史五千年，從愛國歌曲到開國神話總是不斷地強調五千年五千年，作為中華好兒女的我總是為祖國五千年歷史感到驕傲。

後來小時候有兩套啟蒙書籍進來了，糟糕了，中華無菌室被小日本地下啟蒙刊物給偷渡了：一個是《七龍珠》（還沒有出現一大堆莫名其妙的外星人與超能力，還是本格派中國武術格鬥漫畫的時候）、一個是《七笑拳》（如果你聽過你應該跟我一樣是轉個頭脖子很容易就扭到了的年紀了，沒錯，就是辣個完全沒有在管版權的年代，《亂馬1/2》就這樣給翻成七笑拳）。

這兩部漫畫都是以中國為主題，而且兩部漫畫都提到了「中國四千年歷史的古拳法」，後來《聖鬥士星矢》的紫龍一樣是繼承四千年古拳法的廬山昇龍霸，看到這裡身為中華好兒女的我就不能不做聲了。你們日本人也欺人太甚了！八年抗戰跟南京大屠殺蔣委員長都已經寬大為懷以德報怨了，沒想到咱們中國人五千年的歷史你們硬是要吃我們豆腐硬生生減掉一千年，是可忍孰不可忍？！

總之一路到了高中時期，遇到了一位很厲害的歷史老師，成功高中的姜公韜老師（幾年前聽說老師一向身體不好，多年前已仙逝，令人扼腕不已），在他妙語如珠的歷史課程中，我才終於知道以前被洗腦的中國史有多少問題。

姜老師課程中令我至今印象深刻的其中一點，就是中國史（或華夏地域史）的信史，是從具體確定編年的一個事件開始：公元前841年的周召共和，起因是周厲王（諡號是厲就知道這個人有問題）在國人（國人具體地說就是居於城中之人，勉強比喻可以算是有公民權的人）暴動之後逃離鎬京，國內大政由周定王與召穆公共同主持，因非王政、故曰共和。

姜老師很明白地告訴我們，在周召共和以前，史家無法具體確認編年的歷史事件，不管是三皇五帝、堯舜禹湯，都只能算是傳說，或是野史，必須要有相當充分的史料證據互相辨明，否則都不能算信史。

換句話說，所謂的中國史（或華夏地域史）以最嚴格的定義來算，就是2020+841=2861年，也就是將近三千年，日本人稱呼中國史有四千年，已經算是相當給面子。

不過前面也提到，雖然有許多歷史並未能具體確認編年，但是藉由多項史料的交叉辨認與交互證成，我們還是可以確認這樣的歷史可信度很高，只是在最嚴格的定義下，我們會抱持一定程度的懷疑。

舉例來說，武王東征、直抵朝歌，擊潰「大邑商」的部落共主局面；周公二次東征，擊敗管叔蔡叔與商人領袖武庚的聯軍，而後藉由封建制度徹底瓦解大邑商在河南以東的控制勢力，讓周人的勢力首度跨越陝豫邊界，有效控制整個黃淮平原，成為西周的立國基礎，這些事情是史書中有明確記載，我們有很大的信心水準可以確定是信史的部分。

另外，二十世紀甲骨文的大量出土，以及中研院學者董作賓花費了一生的研究精力完成的《殷曆譜》，以及其他的考古證據，將殷商的歷代帝王系譜整理完成，並且精細到能夠追出每位帝王的在位時間（主要是藉由卜辭中的干支紀年），並與司馬遷史記的殷商帝系吻合（在沒有甲骨文考古證據的年代，司馬遷如何得以完成殷曆帝系譜也是個耐人尋味的謎），從而確認了殷商，或是「大邑商」，這個由東方進入中原系統（有一說是殷商來自東北草原，經由河北山東進入中原），曾經有效統領中原諸部落，成為部落共主大約五百多年，並透過高科技（鑄造青銅器與卜筮技術），使他們可以與祖靈保持寬頻通信，在資訊戰上取得優勢，永遠搶先敵人一步維持競爭優勢，並且透過商業貿易賺進大筆資源的政治實權共同體，是具體存在的事實。

但在殷商以前，比如說歷來史書皆載明之夏（我不用朝的原因等會兒解釋），除了二里頭文化之外，相關的考古證據便非常稀少，更遑論一般史書中大禹以前的諸多領導者，其真實性都必須細細考究。

所以，從周召共和往前推，假設補完西周的歷史，再加上將近五百多年的殷商史，用一個寬鬆的標準來估算中原地區「諸夏」的歷史，真的很寬鬆也只能算到將近四千年，在那之前的大致上都只能視為傳說。畢竟日本的中國史學家是非常嚴謹認真的，而且他們也沒有甚麼民族大義的愚蠢考量，而能做出相對公允的評判標準，四千年是相當尊敬的說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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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信史以前的時代：傳說的推理與還原––禪讓制

換句話說，在殷商之前，一直回推到新石器時代晚期，在中原大地上到底發生了甚麼事，那些仰韶文化、龍山文化中開始發展農耕技術、而後部落組織壯大，開始有了文化、有了階級分化，而後成為農耕武裝團體，並且開始部落征伐、部落聯盟以及聯盟間的巨大會戰，這些就只能從極其稀少的文字史書線索當中去推理還原當時的可能歷程。

舉例來說，堯舜禹的禪讓制度，回推到一個比較合理的情境，應該是在中原地區（具體地說應該只有山西南部與河南省中北部、頂多加上河北省南部或山東西部這樣一個小範圍）的諸多部落中，各部落族長從彼此中挑選出一個共主，是為部落共主制。

早期由「堯」這個部落族長取得聯盟首領的地位，後來，堯的年齡漸長，威望與統治能力逐漸衰弱；於是，一個年輕的族長「舜」就暗中開始吸納同年齡的其他部落領袖，等到時機成熟，就跳出來挑戰堯的領導地位，年老的堯為了活命，只好讓出部落共主領袖的位置，政權就這樣順利完成轉移。

但這只是一個較為文明的版本，非常有可能的是，在堯統治的末年，以「舜」為首的部落聯盟，與繼續擁戴共主「堯」的部落聯盟在中原地區展開一場大會戰，結果由舜集團勝出，部落聯盟共主因而轉換。但是經由後世（多半是東周）的大夫史家（多半是孔子）為了強調恢復封建秩序，所以把政權轉移過程美化為禪讓制。

在傳說中，堯禪讓舜、舜禪讓禹，而禹終止了禪讓，把領導者的位子傳給了自己的兒子啟，於是部落共主改為世襲制。但說不定也有可能，堯、舜並不是一個人，而是一支特定部落領導集團的代稱，他們可能並不一定是父傳子的世襲制，但是在堯部落當共主的年代，傳來傳去一定都是這個集團的人，直到政權被舜集團取代。所以攤開禪讓制度這個神話一般美好的理想政治情境，我們可以對部落共主制的年代有比較具體合理的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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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夏商周的部落統治集團權力移轉

接著我們來聊聊，為什麼不要把夏商周視為「朝代」。

夏商周這三個政治存在，與其說是朝代，不如應該視為「特定地域的部落聯盟統治集團」。夏的勢力範圍，大致在今天的山西省南部與河南省西部；商的勢力範圍，從安徽省北部淮河流域一直到中後期政治實體的重心在河南省中部；周的勢力範圍，在周公二次東征前，一直都在陝西省的渭水盆地一帶。

為什麼不視為朝代？原因是夏商周三個統治集團沒有一個曾經確實地支配整個中原。即便是藉由封建制度而統治範圍大大擴增的有周一代，也只能說控制範圍大抵抵達黃淮平原的邊緣，甚至還沒進入華中，遑論華南。

直到秦朝實施中央郡縣制，我們才可以勉強地寬鬆定義所謂概念中的中原諸夏地域，被一個中央集權帝國藉由人口、地籍、兵員、稅收的統計與掌握，大致上具有「統一管理」的系統性思維。

但實際上是秦朝太短無法有效落實，漢代又採封國郡縣雙軌並行制，整個魏晉南北朝更遑論甚麼大一統，唐代安史之亂之後就藩鎮割據天子出不了京畿，接著是遼金元大對峙分裂......。仔細想想，中國歷史的兩千多年中，所謂「國家機器確實掌握帝國的每一個角落並納入系統性生產」的時刻，加起來真的不到五六百年。

其次，一個很重要的理由，朝代是革命產生的，有你無我。但夏商周三個實體，有很長時間是並存的。

換句話說，在夏人的統治集團還在掌握中原地區實權時，商人可能正從東方崛起，一開始他們分布在安徽北部的淮河流域，與夏的統治集團並存，雙方可能有商業貿易交流往來，直到後來商開始壯大，並且以各項優勢（技術、財力、軍力）逐漸取代夏的共主地位，雙方可能經過聯盟大會戰，夏人敗北，逐漸退出河南省的中原區域，回到山西省南部的範圍。

商與周也是並存的，周文王的「文王」乃是追封的諡號，是周公在封武王的諡號之後，追贈自己的父親為文王，即便父親從未稱王。周文王在世的身分是「西伯」，是統領中原地區的共主大邑商贈給西方部落領袖聯盟族長的一個象徵性地位，也就是「我敬你是個人物」、但潛台詞就是「我會防著你」。因為西伯勢力巨大，影響到商的統治地位，所以紂王才會忌憚他的實力，將西伯囚於羑里。

所以從堯舜禹的禪讓制，還有夏商周的部落聯盟共主權力轉移，我們可以大致拼湊出一個中原諸夏的權力轉移過程，從這個法則來去解讀熱情奔放、創意無限的史前創世神話，建立一個有所本的歷史事件還原推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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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涿鹿之戰：兩種糧食作物生產文化的部落聯盟大會戰

堯舜禹湯各朝，追自己系譜的時候，都要說到自己跟過去的三皇五帝有關連，要嘛連結到少昊、要嘛連結到顓頊，都是為了要連結自己是炎黃子孫。

為什麼要強調是炎黃子孫，主要是為了統治中原的正統姓。我們從小就聽過在在上古傳說中，炎帝與黃帝的聯軍在「涿鹿之戰」中大敗蚩尤的軍隊（小時候漢聲出版的《中國童話》還把九天玄女以及指南車這些傳說全部加進來好不精彩，構成我童年時期的七彩幻夢），黃帝斬殺蚩尤，而蚩尤的部落潰散，部分降於炎黃聯軍，部分則退出中原。

這個精采的神話故事要還原成比較符合現實的歷史推理，一樣先把怪力亂神的部分都先拿掉。黃帝與炎帝，可以理解成是兩支不同的部落聯盟，而且從史家的推論，非常可能都是由西方（可能是河西縱谷地區或是隴西高原地區）進入中原的。

進入中原後，黃帝集團控有山西南部至河南北部的區域，炎帝集團則偏東南，控有河南南部一直到山東西部，隨著部落活動範圍的重疊與衝突，兩支部落聯盟因此發生過「阪泉之戰」，黃帝集團打敗炎帝集團，其中集團聯盟中的炎帝系統降於黃帝、夸父集團逃往東方、刑天集團則繼續反抗。後來炎帝部落在東方的勢力範圍與在中原東方及南方活動的九黎部落產生衝突，遭到部落聯盟首領蚩尤的驅逐，而有了這場炎黃部落聯軍大敗九黎聯軍的跨部落集團大會戰。

假如這些記載屬實，那麼涿鹿之戰可以視為是來自西北方的部落聯盟與來自東南方的部落聯盟的一次決定性戰役。我大膽地假想西北方部落聯盟的立國基礎來自旱作，種的是高粱、玉米與大麥、小麥；東南方聯盟的部落則活躍於北緯三十度以南的濕潤地帶，種的是稻作與小米。這場可能發生在距今四千多年前到五千多年前的大會戰，很可能間接引發黃土高原北方旱作民族的大規模南侵與東侵，而位於中原南方的稻作民族則被迫放棄家園南遷，從山東南部、安徽北部、湖北省等地繼續遷到湖南、閩浙、嶺南與四川廣西等地。

這樣的大擴遷，也一直與千年以來往復的東亞層級式大擴遷循環有關。這個層級循環依序是：北方遊牧民族南下，中原人南遷，原本的百越人與南方民族只好南遷東南亞，而更早的住民南島語系則是從五千年前就從中國大陸南方開始了跨越太平洋與印度洋的海上大擴遷，東達復活節島、西至馬達加斯加。

但至於黃帝與炎帝到底是不是美索不達米亞來的？我覺得太跳躍了，容我保持質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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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從氏到姓：封建制度與中國人「姓」的由來

史書記載中，舜姓媯（念作規）、禹姓姒（沒錯，褒姒的姒，念作似）、殷商諸帝姓子、周朝列王姓姬。除了殷商其他人的姓都是女字邊，表示當時為了釐清血源，姓都是由「你媽媽是誰？」來確認的，因為常常「父不詳」，所以問爸爸是誰沒甚麼用。這是為什麼禹的世襲制如此重要，那個時代（假設鯀、禹、啟這祖孫三代皆有其人），父系社會的組織架構開始壓過了尊崇母系社會的部落，而父系社會部落則明顯在武力上、組織架構上、部落總體產能上勝過了母系社會的部落架構。

我們現在概念中的姓，絕大多數來源於周代的封建制度。封建是周公給一個姬姓宗族人，比如說你是昭王的弟弟好了，我命令你帶著姬姓的族人，還有一批其他非姬姓的宗族，比如說跟姬姓友好的姜姓宗族，還有一批是你原本封地上的殷商舊貴族，你們這些人都不同姓，但是你們現在要成立一個新的國，叫做「陳」，你們以後都是陳國人，陳就是你們的「氏」。

而在東周以後，隨著國與國的兼併、各國人的跨國交通大大增加，於是「氏」取代了「姓」成為「新的姓」，從現在開始，我們雖然會四散各地，但我們都是世世代代的陳國人，我們都姓陳。

這是中原諸姓的由來，我們可以確定，管、蔡、陳、宋、齊、韓、衛等等大約都是封建時期以來就存在的姓（也就是原本的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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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華夏開放系統與北方游牧民族

但是，我們千萬不要忘了一件事，中原華夏系統看似封閉，但其實北方門戶一直大開。從前面提到，黃帝與炎帝從西方來，進入中原後壓制了南方民族然後成為黃淮平原新主人，這樣的歷史在中國不斷不斷地發生。

漠北草原，我們把它想像成一個機場裡面的人行輸送帶，從長白山的山腳，一直向西到匈牙利大平原為止，所有的遊牧民族在此間行動自由、來來去去，只要今天你的騎兵有經過訓練，武器系統不至於太爛，基本上整個歐亞大陸你是愛去哪就去哪，想打誰就打誰，一個得來速的概念。

中原這個系統，東方南方有大海、西方是世界屋脊青藏高原，唯獨北方防禦近似真空。自古以來，侵略者皆是由北方來。兩千多年來，匈奴、鮮卑、突厥、契丹、党項、女真、蒙古、韃靼、瓦喇，最後還來了俄羅斯人。這些外來民族的侵略，中原系統有效檔下的極少；最常發生的狀況，就是內亞一有新情勢，中國馬上換主人。

換句話說，在這兩千多年來的過程中，北方遊牧民族大舉南下，成為中原新主人，然後慢慢漢化，取中國姓、學中國字，然後統治者的子弟全都被中原人感染了貪腐逸樂的習氣，徹底成為中國人。然後下一批精壯的遊牧民族又從草原誕生，然後再徹底經歷成為中國人的歷程，成為永劫循環。

舉例來說，整個魏晉南北朝到唐末，就是鮮卑統治集團長達六百年的漢化史；大遼、大金、大元、大清，各自花一百年到三百年不等的時間。在這段一兩千年的時間裡，北方遊牧民族變成了姓李、姓楊、姓王、姓趙、姓高、姓馬都不意外，反之只剩下極少數的宇文、耶律、完顏、愛新覺羅、紐祜祿，殘存一些過往祖先馳騁在蒼穹下、馬背上得天下的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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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華夏邊緣

除了北方民族的融入以外，中原帝國一次次向南方侵略的歷程，都是將南方各民族強制漢化的過程。從西周的東夷、東周的楚人、吳越、三國的巴蜀、秦漢的交趾，還有唐宋的大理、南詔、明清的琉球；這些語系、信仰，甚至遺傳特徵本來就不是漢人的民族，除了某些退居湘桂黔山區，維持傳統信仰與部落組織的少數民族，絕大多數還是被漢化了。他們一樣可能姓吳、可能姓張、可能姓錢、可能姓鍾，他們都不是原本西周分封諸姬姓家族時賜予國號而為姓的漢人，但在兩千年後，他們半自願、非自願地，成為了廣義的漢人。

北方遊牧民族也好、南方少數民族也好，雖然不是漢人，好歹也是黃種人，但在唐代，有大量的西域人到長安生活、做買賣，來自西域的粟特人、來自西亞的景教傳教士、來自波斯的祆教傳教士，來自印度的佛教徒，甚至是來做生意的猶太人，他們都在時代變遷中得到了漢姓，原本深邃的輪廓在幾代的混種之後逐漸與黃種人無異。

元代的市泊司亦是如此，世界第一大港泉州月港，集合了阿拉伯人、猶太人、印度人、波斯人，他們都是為了在這世界最繁忙的十字路口討生活；有人一生存不到錢回家，有人因為時局變動無奈留在中土。就這樣，一代代的混血淘洗，他們都被動成為了中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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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大海賊時代

時間一晃眼來到了十七世紀，縱橫台灣海峽的大海賊鄭芝龍降服於大清國，嫡子鄭成功與之恩斷義絕，他收攏了效忠於鄭家可以有效控制的艦隊，將指揮基地從廈門轉移到了海峽對岸的大園。

那個詭譎多變的海上大博弈當中，有為了明朝海禁假扮成倭寇的泉州人、有父祖在關原之戰選錯了邊、不見容於新興的江戶幕府，只好脫藩成為浪人，在薩摩與琉球的沿海做起海賊勾當的日本人，有海上勢力全面衰退只剩下傳教士活躍的葡萄牙人、有努力維持日不落封號的西班牙人，還有十七世紀新近崛起橫掃全世界的荷蘭人。

一條海峽，萬千帆影，人人都豪氣萬千、人人都身不由已。江湖不再是江湖，成了浩瀚翻湧的黑水溝。

打退了荷蘭人，在大園灣倉皇落腳的東寧王朝，從台江內海向內陸輻射的固定範圍內，設置了多個兵營，取明代衛所兵制精神，平時開墾、戰時充兵。這些男丁皆無女眷，因此開始與原居於台島上的平埔族通婚。及至施琅攻台，大清國領台，一只禁海令仍然令唐山人只准男丁來台工作，不准舉家遷徙。嚴重的男女不均衡，使得平埔族大量女性在漢人半欺半騙的情況下強制漢化，化身中國好媳婦，冠上了夫姓、告別了祖靈，從此三從四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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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有唐山公無唐山嬤

這些在半自願與非自願的過程中接受漢化的平埔族女性，不管變成姓陳、姓林、姓廖、姓蔡、姓施、姓王、姓許、姓吳、姓江、姓劉、姓謝......，她們的族裔的歷史被漢文化與一個天上掉下來的姓一舉抹去了。

她的族人曾經沿著山麓拓荒、在某條溪邊的豐饒平原成立他們族人世世代代居住的社，簡單地務農、有時獵殺水鹿，剝了鹿皮滑著小舟去海濱地帶與外來者交易的歷史，她的爸爸用粗壯的手臂收割小米，拉開弓箭抵禦外來的高山族，她的媽媽熟練地織布，在夏天燠熱的晚上唱歌哄著年幼的她睡覺，這些記憶都在她嫁入了一個漢族家庭中逐漸抹去了。

取而代之的是開墾、找水源、耕作、為全家人縫縫補補、清明祭祖、過年拜拜、端午、中秋......，她對這塊土地的互動、她的時間感、她對著大自然祈禱、對話的對象也改變了。她從祖靈的後裔，變成了媽祖的女兒、觀音菩薩的女兒、三山國王的信女。

幾個世代之後，她所繁衍的後裔，都對自己是漢人這件事深信不疑。

而她的祖先，原是前面提到南島民族五千年前大遷徙時，不知因為何種原因沒有隨族人揚帆遠去，而是繼續留下大遷徙起始跳板的島嶼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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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代稱結論：中文使用者、中文姓氏者、中華民族與中國人之間複雜理不斷的關係

一個故事莫名其妙講了好久，其實重點只有一個，中華民族本是一個矛盾、虛幻的想像體，以同姓來攀親帶故更像是聊星座血型，相當有趣好破題但很難找到科學證據。

一百多年前，梁啟超等人為了革命肇建新中國，開始以中華民族這樣一個統合性想像體概念來指稱一個政治實體中其實存在各異的億萬個體，俾使帝國的疆域與統治實權不因為帝國的崩解而四散流失盡入列強之手，方便在政權轉換過程中持續過渡這些統治正當性。但這個虛無飄渺的概念通常是經過幾個殘酷的提問就會被打到面目全非的，比如說在大蒙古治下怎麼布達佩斯不是我大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中文的使用更是一個奇特的孤例，現今埃及人無法解讀古埃及文，伊拉克人基本上沒人會使用楔形文字，唯有中文這樣一個奇特的書寫系統，它的「以型辨意」的基本原則迥異於世界上所有其他文字的拼音原則。

中國文字一開始的目的並不是為了拚寫語言，就只是為了紀錄世間萬物的「象」，因此解讀權力也被嚴格把持在少數卜筮祭司階級與王公貴族手裡；中國文字可以讀，還可以跟日常語言聲韻結合是《詩經》以後的事。

所以，即便在兩千年後，一個識字的國中生可以完全理解明清小說，也能大致透過註釋讀懂《論語》、《孟子》、《詩經》的內容，即便我們幾乎可以百分之百的肯定，孔孟等人在他們那個時代講的語言，現在幾乎沒有人聽得懂。

這個奇特的習慣讓所有讀得懂中文，說著各種漢語方言的廣意上的華人們，至今還是可以想像自己是一支古老民族的後裔，標榜自己是「炎黃子孫」，即便他們有更大的可能性是「蚩尤子孫」、「東夷子孫」、「百越子孫」甚至「南島子孫」。

在二十一世紀的認同政治中，中國人的認同陷入了有史以來最尷尬的境地。尤其是發源自中國的瘟疫爆發以來，自我認同是中國人這件事，從來沒有如此地丟臉、千夫所指，以及變成全世界人人喊打的街頭鼠輩境遇中。

認同是一種選擇，而語言與文化是建構認同的最主要趨力，超越了膚色、基因等等自然遺傳條件。中國人、華人、漢人，這些字詞所涵蓋的複雜的語源、語境與區辨的方法，其精細與複雜的程度，相較於本島媚共者強制將中文使用者及中文姓氏者一律打為中國人的粗暴邏輯，實乃雲泥之別也。

但這何嘗不是一個好機會，試想下次有人指著你大罵：「你敢說你不是中國人你就不要講中文！去給我姓日本姓！」的時候，你能夠辯才無礙地舉例分別出中文使用者、中文姓氏者、中華民族與中國人的差別嗎？

讀書與思辨真的好重要，不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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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漢聲中國童話——二月的故事》，〈二月一日　黃帝大戰蚩尤〉，圖畫局部。漢聲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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