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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開放40週年 ：回顧中國人赴美留學史

1978年7月某天凌晨3時許，美國白宮的電話驟然響起，總統吉米•卡特從睡夢中被叫醒。

電話來自北京，打電話的人是總統科學顧問弗蘭克•普雷斯博士，他正在中國訪問。 除了遇到危機，卡特擔任總統期間很少在半夜被叫醒。

卡特問，為什麼這麼早打電話？

普雷斯向他報告說，此時正和鄧小平會見。

卡特問，是有什麼壞消息嗎？

對方說，不是，他問了一個我無法回答的問題，他想知道能不能送中國學生到美國留學。

“當然可以。”

“他問能不能派5000人。”

“你告訴鄧小平，他可以派10萬人。”

那時中美還沒正式建交，十一屆三中全會還沒召開，一窮二白的中國面臨著一堆亟待解決的問題。

“美國戰略智囊”布熱津斯基對鄧小平當時的做法很驚訝，他在回憶錄中曾發出疑問：把中國最聰明的孩子送到美國去，難道他不知道當時中美兩國生活條件的差距 嗎？

鄧小平不那麼認為。

早於這通電話的1978年3月18日，在全國科學技術大會開幕式上，鄧小平說：“任何一個民族、一個國家， 都需要學習別的民族、別的國家的長處，學習人家的先進 科學技術。我們不僅因為今天科學技術落後，需要努力向外國學習，即使我們的科學技術趕上了世界先進水平，也還要學習人家的長處”。 那一年的６月23日，針對留學生派出工作，鄧小平有說：“我贊成留學生數量增大，主要搞自然科學”， “要成千成萬地派，不是只派十個八個”，而且，派出 留學生“要千方百計加快步伐，路子要越走越寬。”

鄧小平在全國科學技術大會開幕式上講話

那是一個一度封閉的大國，在特殊歷史時期再次推開國門。

此後，乘著改革開放的東風，湧動著中國人熱情、智慧和鬥志的留學大潮拍天而起，以不可阻擋的力量向海外世界卷去。

1978-1979 破曉

1978年12月26日晚八九點，小雪，一架飛機靜靜地停在首都機場停機坪上。 52名中年人穿著黑大衣和黑皮鞋、帶著黑色手提包，順序登上飛機，他們要途經法國巴黎轉機去美國留學。 當時，中國經濟落後，外匯奇缺，這麼多人一共就只有50美元，被領隊揣在兜里。

彼時的中國，剛剛開始從革命的狂熱中醒來，貧窮如一根芒刺穿透剛剛甦醒的肌膚，讓人感覺疼痛。

1978年12月26日，首批52名赴美留學人員到達美國

登上飛機的一剎那，這52個人還有些恍惚，在此之前，沒有一個人想到自己能得到去美國的機會。 這是因為，很多人來自“剝削階級家庭”，這種包袱彷彿也有萬鈞之重，足以影響一個人求學的自信心，甚至將他壓垮，大家因此也心有餘悸，害怕萬一去了，國家 的路線改了，就倒霉了，要么回不來，要么回來了又要被戴帽子。

教育部告訴他們，這是國家的需要，是鄧小平的命令！ 到美國去學習他們的科學技術，回來給國家做貢獻，這樣大家才得以安心。

1978年12月底，國務院副總理方毅在人民大會堂為首批52名赴美留學生送行

柳百成，第一批出國留學52人的總領隊，在停止教學的日子裡被打發到鑄造車間勞動，他白天扛沙子，晚上堅持閱讀英文專業書籍，邊看邊做筆記，筆記本積累了一尺多 厚。 開始第一批留學生選拔時，他已經45歲，當時機械工程系分得了一個名額參加清華大學的選拔，系主任親自面試，他得了第一名。 接著學校、教育部也組織了統一考試，他連闖三關後最終入選。

1978年12月26日，飛機萬里西行，滿座的中國學者難抑心中興奮，當時大家對美國就像對月球一樣陌生。

這52名公費留學生學成後，悉數回國，成為了各個領域的佼佼者，個人命運的軌跡也因此發生急速轉折。 1981年初，柳百成回國。 當年清華赴美的9人中，如今已有3人當選為中國科學院院士或工程院院士。 柳百成也在促進信息化技術與先進製造業深度融合上作出了自己的貢獻，使愛國奉獻、報效祖國的夙願得以實現。 改革開放確實為知識分子帶來了春天，使知識分子有了充分發揮聰明才智的平台。

52名首航留學生名單

1980-1983：生長

70年代末的中國留學生所學專業主要集中在科技領域，而到了80年代，更多的留學生選擇了經濟學、企業管理等專業。 這種微妙的變化跟改革開放的深入推進分不開。

52人去美國留學的次年，中美建交。

在金門島，聽到這個消息的27歲台灣陸軍連長林正誼，站在一塊巨石上，凝望著對岸，內心正翻騰著大海一樣的波濤。 林正誼當即判斷出，腐敗的國民黨當局“反攻”大陸是零概率事件，日後的中國一定會更加開放的走向世界舞台。 在一個夜深人靜的晚上，他悄悄下水，遊了三個小時後到達大陸，隨後就讀於北京大學經濟系，林正誼還給自己改了個名字叫“林毅夫”。

1980年，還在北京大學讀大三的22歲青年易綱被派往美國學習經濟及管理，初到時，他揣著2美元，一邊留學一邊靠給學校食堂洗盤子賺生活費。 兩年後，林毅夫被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舒爾茨看中，推薦到芝加哥大學學習農業經濟；曾睡在易綱上舖的海聞從北大畢業，但沒能拿到公費留學，只能 考慮自費，他騎著自行車往返於學校與北京圖書館，從北圖抄寫下美國大學的地址，一封封信寄向美國，最後被加州長灘州立大學錄取，成了改革開放後北大“自費出國 第一人”。 10多年後，這三個命運軌跡若即若離的海歸聚在一起，創立了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也就是後來的國家發展研究院。 從創立到現在，越來越多的留美、留英學者加入其中，他們認為這是研究中國問題最好的地方。

1994年中國經濟研究中心成立初期合影（左起：張帆、易綱、林毅夫、德懷特•帕金斯、帕金斯夫人、海聞、余明德、張維迎）

1984-1991：大潮

80年代的中國依然不富裕，但改革開放無疑給予了人們通向未來的信心。

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和“商品經濟”的合法地位被確立，無數願意用雙手創造財富的人一頭扎進神秘莫測的“海”，開始了一場改變命運的探險。 社會大環境在不斷改變，國人生活的細枝末節也在悄然變化。 “板磚”單卡收錄機、鄧麗君在甜柔的歌聲，崔健“平地一聲吼”，一首《一無所有》，爆炸型的燙髮， “離經叛道”牛仔褲、T恤衫……

在那個特殊的新舊交替時期，長時間的精神壓抑之後，國人發現所有的事物都是前所未有的新鮮，而被新鮮事物包圍的自己是從未有過的年輕！

當時，倍感年輕的還有中國的企業，1984年被很多人稱為“公司元年”。

越來越多不甘庸碌的人，用“下海經商”取代了“拿鐵飯碗、掙死工資”，一大批日後馳騁一時的公司，諸如“海爾”、“健力寶”、“蘇寧電器”、“聯想 ”、“万科”等得以誕生。

同樣是在1984年，留學這件事也迎來了大潮，這一年，國家頒布了《國務院關於自費出國留學的暫行規定》，打開了人們自費留學的渠道。

龍門陡開，江鯽飛躍，此後積壓了十多年的人才狂潮再次噴湧！ 中國留學生帶著那個年代特有的激情、勇氣和夢想去往世界各地。 他們看起來有點“狂”，但“狂”的很有底氣。

1985年，吳鷹做了一個艱難的選擇——從待他不薄的北工大辭職，考入美國新澤西州理工學院，帶著一箱行李和30美元，隻身一人來到美國攻讀碩士學位，十 年後，他創辦UT斯達康公司，靠一種叫“小靈通”的電信產品聞名一時。

他們用一種非常艱苦的過程證明了自己的堅韌。

出身於陝西西安的張朝陽在考取李政道獎學金時，對手是祖國各地的700名尖子生，競爭的激烈程度可想而知，最終，他成為被選中的100人之一。 後來有人問成為搜狐掌門人的張朝陽：“在面對風險投資時心理壓力能不能承受？”他回答到：“這些​​壓力比起我在清華參加考試的時候的壓力要小得多。“

1986年，閻焱、熊曉鴿、張朝陽、張亞勤去了美國。

1987年，徐小平先去美國，再到加拿大，刷了很久的盤子，田碩寧也在這一年去了美國，之後成為亞投行第一任行長的金立群則赴美國波士頓大學經濟系研究生院進修 。

越來越多的青年奔向國外。 僅在1985年底，出國留學生的總人數就達到3.8萬人，其中自費留學生7000人。 在之後的十多年間，這些人中的很多人都將回到中國，政界、學界和商界都將不乏他們的身影，中國未來的新技術、新理念和IT產業等將由他們擔負支柱。

這些後來中國各領域的“領航者”，此刻都默默地奔波在各自的留學之路上，誰也不會想到，時代會在某個瞬間猛一轉身，把聚光燈打在他們身上。

4、1992-2002：激盪

跟80年代的“浪漫”有所不同，90年代日漸商業化的時代特徵，讓中國不再像過去那樣充滿神秘感和難以琢磨。

不過，在意識形態領域，兩種不同的聲音仍然在隔空交鋒。 如果僅僅從報紙上的爭論來看，1991年的中國瀰漫著改革是姓“社”還是姓“資”的硝煙。 而事實卻是，爭論如江面上迷眼的亂風，實質性的經濟變革卻如水底之群魚，仍在堅定地向前遊行。

1992年鄧小平南巡，一系列講話的核心其實是對無所不在的意識形態爭論給予了斷然的“終結”，改革開放新一波的浪潮由南向北，在經濟上形成了強烈的號召力。

很多國人都從中嗅出了巨大的商機，很顯然，一個超速發展的機遇已經出現。 這時候，需要的就是行動、行動、再行動！ 此後又出現了一波辦公司熱。

“海歸”也是中國實現現代化的重要部分，與經濟加速相對應的，是留學政策的進一步鬆綁，“支持留學、鼓勵回國、來去自由”被確立為留學海歸政策的指導思想，這一掃80 年代末一度對留學政策有所收緊的陰霾，給留學潮又加了一把火。

於是，雄心勃勃的人都琢磨起留學來：從商的，想到海外賺得第一桶金；搞文化的，一心盼著成為世界文化的主流；演藝明星們，也開始惦記著衝進好萊塢、 百老匯。 有人甚至帶著“外國月亮比中國圓”的幻想，盼著盡快走出國門。

1993年，一部叫《北京人在紐約》的電視劇火爆全國，將出國熱真切地展示在每一個中國人面前。 “如果你愛他，就把他送到紐約，因為那裡是天堂；如果你恨他，就把他送到紐約，因為那裡是地獄。”片中，姜文扮演的音樂家王啟明，在紐約無論如何 掙扎都無法實現自己的音樂夢想，最後成為了一名商人，這是那一代人世俗意義上的成功模板。

《北京人在紐約》劇照

借助一股股留學潮，有人懷著各種想法趕赴世界各地，也有人正從世界的某個角落匆匆趕來。

中國的改革開放1992年之後進入黃金盛年，互聯網這項科學技術正在太平洋彼岸落地，開始商業化，展現其迷人的魅力，中國也正迎接這一股互聯網衝擊波。 越來越多的人加入到中國互聯網大潮中，“海歸”們也在這一時期鬼使神差地入局。

1995年，走下飛機舷梯的張朝陽感到一陣寒意，他搓了搓手，拎著兩個手提箱向機場外大步走去。 多年的美國生活，讓張朝陽有了“小布爾喬亞式”的審美，扎小辮，POLO衫，戴墨鏡，而迎接他的，是一片未知。

1999年國慶，大家的名片上開始印e-mail地址了，街上有人穿印著“.com”的T卹了，李彥宏斷定：互聯網在中國成熟了，大環境可以了。 於是，他決定回國創業。

同年，陳一舟與兩位斯坦福大學校友楊寧、周雲帆回國。 此前他們曾一起回中國轉了一圈，得出一個結論：世界上發展最快的地方都在這兒了，不來這兒，去哪兒呢？ 後來他們創辦了一個叫ChinaRen的公司，也就是後來的人人網。

儘管有著諸多不如意，對未來的生活也沒有全然把握，但他們還是回來了，理由只有一個：在美國雖然拿著高薪但找不到自我，不如回國創業。

接下來的時光裡，每個行業都將被“互聯網思維”攪個天翻地覆。

儘管各種優秀“海歸”或出於夢想，或出於商機選擇回國，但這也難以掩蓋這一時期中國大量的人才流失，2002年，也就是中國被世界貿易組織接納的次年，出國與 歸國人數之比一度達到了6.94∶1，也就是說，每7名中國留學生中僅有1人回國！

5、2003-2018：歸來

進入新千年，一切都變得很快，“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成為這個時代最強有力的註解。

出國留學的方針得到了很好的貫徹，自費出國留學限制被徹底廢除，工牌出國留學政策在培養高層次留學人才方面持續發力，吸引留學人員尤其是高層次留學人才回國工作為國服務所 採取的政策不斷健全，出國教育效益極大增強。 2010年7月，《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發布，堅持“支持留學、鼓勵回國、來去自由”的方針。

與蒸騰上升的綜合國力相對應的，就是此階段滾滾洪流般的留學潮，中國已悄然成為全球最大的留學生輸出國之一。

擁有更多選擇的學界精英和商界大佬，選擇將孩子送出國去，出國留學逐漸呈現出了低齡化的趨勢。

前首富王健林在​​兒子王思聰兩歲時選擇將他送到國外上寄宿學校，從新加坡Swiss Cottage小學，到英國溫徹斯特公學，再到倫敦大學學院哲學系，王思聰一路在國外接受先進的教育 ，養成了張揚的個性。 同樣是前首富的劉永好，做出了同樣的選擇。 1994年，劉永好將女兒劉暢送到美國西雅圖小鎮女子學校讀高中。

出同樣的選擇的，還有很多企二代。 娃哈哈二代宗馥莉就讀於佩珀代因大學；碧桂園二代楊惠妍就讀於美國俄亥俄州立大學，聯想柳傳志的女兒柳青就讀於哈佛大學……

此階段，不僅精英人士、商業大佬選擇送子女出國，越來越多的普通家庭，也加入到送子女出國的隊伍中。 2018年，中國出國留學人數突破了60萬。

與此同時，越來越多的留學生選擇了回國。 從2003年開始，中國出國與歸國人數之比不斷縮小，2010年為2.11:1，2015年為1.28:1。 少數人的選擇成了多數，近五年來回國人數占到了出國總量的70%。 更重要的是，歸國者中，精英大有人在！

據中國與全球化智庫發布的調查，海歸創業集中於國家戰略新興產業，在海歸創業者中，58.3%擁有個人專利，65.9%從海外帶回了技術，絕大多數處於國際先進和國內先進水平 。 相對早年的迅速復制海外商業模式，近兩年的海歸技術人才在生物製藥、AI、新材料等技術創業領域扎堆。

國外很多國家的條件還是比中國好，為什麼選擇回國？

回答歸結起來無非兩點：除了中國的機遇，還有國外的天花板。 很多技術人才直言“在美國，華人技術人才能躋身管理層的不多，可能會一直寫代碼。”

2017年初，被稱為“矽谷最有權勢的華人”的微軟前全球執行副總裁陸奇歸國，成為新版精英歸國的代表。 這些歸國精英或直接投身到創業大潮中，或加盟大互聯網公司任高管，或致力於開拓國際市場。 除了商業精英，還有一批國際公認的科技大咖歸國。 2008年，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分子生物學系建係以來最年輕的終身教授和講席教授、美國藝術與科學院院士、美國國家科學院外籍院士施一公做出了回國決定，哈佛八博士王文超、張欣 、張鈉、王俊峰、劉青松、劉靜、林文楚、任濤在中科院合肥物質科學研究院強磁場科學中心……

西方媒體評價：世界上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像中國一樣，如此重視吸引流失在外的人才回國。

改革開放40年，歸國留學生與鄉下知青、高考學子、下海闖蕩的商人和進程務工的農民工一起，成為推動中國崛起的重要力量。 40年中，這群中國人“晴天搶幹，雨天巧干，白天大干，晚上加班幹”！ 不知不覺中，世界卻驚奇不已，一個曾經落後的中國，經濟總量已成為世界第二。

改革開放40年，是中國青年學子負笈海外、勵志報國的40年，是中國教育學習、借鑒、赶超的40年，是從人才輸出到人才回歸的40年。 與此同時，這支源源不斷的留學大軍為中國的社會經濟建設輸入了不竭的新鮮血液，拉近了中外教育、科技的距離，推動了中外人文交流，提升了中國在國際社會上的影響 力。

40年歸來，當年第一批的出國留學生已經白髮蒼蒼，他們作為中國留學歷史變遷的見證人，也見證了中國改革開放、科技發展、經濟騰飛。

時代車輪滾滾向前，留學的歷史不斷變化，不變的，是千萬萬萬像他們當年一樣奮力奔跑的人

《誤打誤撞的意外旅程：我如何成為一位碼農》
（二） 橫跨美洲大陸的轉職歷程（文極長，慎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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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來要講的，是一個用情不專、騎驢找馬、腳踏兩條船的故事，而故事裡的那位人渣就是在下本人（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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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情提要： (1) https://bit.ly/2SHjah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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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從2013年底開始找新工作、一直到2014年9月確定拿到新工作offer為止，整整半年多的時間都是一邊正常上班、一邊努力尋找下一份工作，某個程度上來說跟感情世界真的還蠻像的——平時看似和情人恩恩愛愛，背地裡卻不斷刷著交友軟體（喔，我說的是LinkedIn啦）物色新對象、和面容姣好的異性你來我往的傳著訊息。特別是偶爾必須要請假去面試的時候，那種怕被發現的感覺，簡直就像跟小三上摩鐵偷情一樣刺激啊（再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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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說回來，其實那幾年美國科技業的職缺很多，job posting隨便一搜就一大堆；甚至就算自己沒有在找，每天打開LinkedIn就好幾個來自各公司HR的訊息，但為什麼我會花那麼久的時間才找到？原因正是我的外國人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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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的工作簽證是跟雇主綁在一起的，一份簽證只有在你為那位雇主工作期間才有效，只要一辭職就失效；所以如果要換工作，那麼新的公司就必須為你申請一份新的簽證。這個限制讓我很多職缺連面試的機會都沒有——常常第一通電話裡講到「我需要簽證」的時候，馬上就謝謝再聯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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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年多的時間，面試了不少公司，但最後幾乎都無疾而終，甚至後來還發生過「自費買了去現場面試的機票，結果出發前兩天被通知面試取消」這種鳥事。過程中也曾經拿到某大公司不錯的offer，但因為我當時一心嚮往新創公司而放棄（現在回頭來看這未必是個正確的抉擇，後面再提）。總之，找到後來已經開始心灰意冷，甚至都做好放棄的打算、開始思考替代方案了，直到八月底的一通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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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下禮拜有沒有空？我們幫你安排飛過來面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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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一間波士頓的公司。在聽到這句話之前，我大概只跟他們通話了半小時，聊到一些自己做前端開發和資料視覺化的背景，甚至連公司到底叫什麼名字都還沒有弄清楚（他們一口氣講了很多母公司子公司的資訊，我整個聽得霧煞煞），只知道是大公司裡的新創孵化器（incubator）部門，正好符合我當時所嚮往的新創環境，而且跟對方談起話來覺得莫名的投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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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通電話之後一個多禮拜，我從加州飛到波士頓面試，結束後順利得到了offer，也很快就決定接受；不過我得很誠實地說，當時之所以會決定接受，大概只有一半的原因是那份工作本身，另外一半則是對波士頓這個城市的好感加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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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當時的我而言，波士頓不是個陌生的城市，我碩士時期其實就住在廣義的波士頓都會區內，也常通勤到市區裡工作；然而，就在面試的那個週末，我發現自己竟然再次愛上了這個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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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9月的第二個週末，也是新英格蘭最舒適宜人的時候，氣候乾爽卻又不炎熱，從公園到街上人群熙來攘往，整個城市裡充滿了活力，但又不至於擁擠或緊張。面試之餘也和幾位老朋友碰面，享受睽違已久的相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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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在那個週末，不知道為什麼，在我腦中開始以波士頓為場景，自己勾勒（腦補？）出了一幅美好的藍圖，一個活力豐沛的城市、新的工作、新的生活再加上熟識多年的朋友，簡直完美，彷彿就是人生重開機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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騎驢找馬找了這麼久，終於找到了如此情投意合的小三，那不是該趕快跟現任分一分嗎（繼續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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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惜事情沒有那麼簡單。還記得我前面提到的嗎？我的工作簽證是跟雇主綁定的，每換一個雇主就得申請一份新的簽證，等待時間從兩週到兩個月不等；而在新簽證核准之前，我得繼續為原本的雇主工作，才能確保自己擁有合法身份。因此我又繼續腳踏兩條船了兩個多月，才跟原本公司提辭呈，然後無縫接軌新工作；拿offer的時候還是秋高氣爽，等我真正搬到波士頓已經是12月初、氣溫在冰點附近徘徊的時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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搬到波士頓之後過了一段頗為興奮的時期，第一個月裡就結識了為數不少的新朋友，享受著已經失去多年的市中心生活，還找到了平均年齡和我比較接近的新教會，同時和某兩位老朋友結成了鐵三角般的三人組，每個禮拜都約好幾次飯局和桌遊。那段時間整個人完全是樂不思蜀⋯⋯喔不對，是樂不思加，加州的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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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所謂「出來混遲早要還的」，不久之後新鮮感慢慢褪去，新工作上的面對各種問題則開始一一浮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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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總覺得「新創」這個名詞在業界有點被神格化，彷彿每個工程師都應該要趁自己年輕、帶著新鮮的肝去拼一把，當時的我也不意外——瞧不起那種每個人都待10幾20年的老字號企業，滿腦子只想著要做出一些「新的」、「別人沒做過的東西」，每天穿著開發者會議送的T-shirt、拿著貼滿GitHub貼紙的MacBook，在充滿零食與飲料的雅痞風辦公室裡趴趴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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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可惜，現實世界通常不是如此。真正能成功闖出名氣的新創公司是極少數，多數的如果不是失敗，就是持續維持在不上不下的狀態，直到錢被燒光為止，我當時的公司也不例外。進去公司沒多久，母公司就因為醜聞股價大跌、裁員15%，並且決定關閉我當時加入的孵化器部門；幸運的是我手上的專案沒有被裁掉，繼續以一個有點尷尬的狀態被保留在公司裡，我也因此沒被解僱（萬一真的發生我真的就得打包行李回台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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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專案的延續雖然確保了我能繼續待在美國，但也就是這種不上不下的狀態成為工作上最大痛苦的來源。由於產品一直無法找到買家，專案的方向一變再變，往往是哪裡看起來有「錢」途就往哪裡做，直到發現是死路之後再重新尋找方向，讓人充滿挫折感；同事一個接著一個離職，到最後辦公室只剩下我和另外一位（無法離職的）印度工程師，幾乎什麼事情都要做，不懂的東西就只好土法煉鋼；原本辦公室裡堆滿的零食飲料，還有一週一次的免費午餐，也因為新創孵化器關閉而一一消失。在這一切問題之外，還得面對鬥爭得比八點檔還精彩的管理階層，以及整個團隊的溝通不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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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這些問題，其實我在加入該公司一年就已經萌生辭意，不過還是那個老問題——身為外國人，簽證如同生命一樣重要；為了簽證與申請中的永久居留權，只能繼續啞巴吃黃蓮。現在想起那段日子多少還是覺得有些不快，但在困境中努力苦中作樂，也讓我留下了一些有趣的辦公室回憶，詳見之前寫過的文章《談日劇《校對女王》，與我這幾年來的辦公室生存史》（ https://ltsoj.com/2017/10/23/office-stor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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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我在待了3年半、身份問題解決之後終於離職，也幸好在最後的1年多裡公司狀況明顯好轉。這個第二次的轉職經驗就留待下一篇再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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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實說，一直到今天我都還偶爾會問自己，2014年的這次轉職是個正確的決定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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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家公司固然一開始是新創性質，我也的確有機會做出一些有趣的東西，但這段經驗讓我理解到，新創公司未必是像我以為的那樣美好——事實上，因為資源和人力有限，往往上面叫你做什麼你就得做什麼，土法煉鋼也得煉成，到頭來自由度反而可能低於狀況穩定的大公司。最後可能短短時間內碰了一大堆東西，卻每一樣都學藝不精。更不用說處在那種前途未卜的狀態裡，缺乏升職或調薪的機會，長期累積的壓力和挫折感是很可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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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這些並不是要說新創環境不好——事實上我覺得如果狀況許可，每個工程師都應該去嘗試看看；不過身為外國人，很現實的問題就是移民身份，就算發現苗頭不對也無法馬上辭職，因此投入之前還是要三思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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撇開工作不談，後來波士頓的城市生活倒是讓我非常慶幸自己做了這個決定。搬回來之後多了很多下班後可以做的事情，身邊同齡的朋友增加不少，而這個城市多元與瞬息萬變的生態也很符合我的偏好。但這真的是因為波士頓比較好嗎？老實說我覺得不是，真正的問題應該是：我之前住在洛杉磯的時候忽略了建立生活圈與支持群體的重要性，使自己處在一個相對封閉的環境裡，才會到最後覺得悶到無法忍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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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為移民，我們的關注焦點往往集中在學位、工作、身份、置產、投資等事情上，彷彿只要這些東西對了下半輩子就高枕無憂了；但回首這段日子，我可以很肯定的說，友誼、群體、歸屬感，這些平常不會掛在嘴邊講的東西，重要性其實不亞於前面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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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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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為2014年9月中的波士頓，就是那個和煦溫暖的初秋陽光把我給騙回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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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續閱讀系列文： (3) https://bit.ly/2SRVtmu

挖出了好多我們的歷史啊～

與王堅院士有關的日子

本文來自杭派工程師。撰文 | 猛哥；視頻 | 阿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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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年前，他是學界翹楚，比爾·蓋茨最信任的人之一。
11年前，他受馬雲之托，在阿裡掀起技術革命。
從“騙子”到“雲計算開拓者”，十年一覺“飛天”夢。

他就是王堅，中國工程院新晉院士。

1

那年，李開復37歲，受比爾·蓋茨之托，帶著一項使命飛抵北京。

甫一落地，他就到處尋找電腦使用者介面領域的頂尖人才，跑遍清華大學和北京大學，都沒有。後來，北京大學電腦系圖形學老師董士海給他指了條道。

董士海在視覺化領域深耕多年，熟諳學界，他想了想，說，“有一個，在杭州！”

此人就是王堅。

李開復又多方打聽，大家都說王堅是國內研究“人機界面”最優秀的一個人。

人機界面，是人與電腦之間傳遞、交換資訊的媒介和對話介面，是電腦系統的重要組成部分。

王堅生長在西子湖畔，卻南人北相，身材高大，總是頂著一頭亂髮，挎著黃色軍用挎包，衣服皺巴巴，走路一顛一顛，脖子前伸，全然不關心外界的書生派頭。

細數王堅的經歷，完全稱得上是一個“異類”。他生於1962年，被打上了那個時代特有的烙印，癡迷大飛機，卻在1980年考入杭州大學工業心理專業，讀研期間常去浙江大學旁聽電腦課程，他的碩士論文《人機交互和多通道使用者介面》是中國第一部人機交互的論文，後來還影響了航太工程。

這多少算間接圓了他的“飛天”夢，也許是覺得不滿足，很多年後，他乾脆直接上陣，帶領一幫年輕人編造另一個版本的“飛天”夢，歷經挫折，每當下屬們洩氣時，他總會講，過去“那麼多優秀的工程師一輩子連造飛機的機會都沒有”，相較之下，現今一切堅持都是值得的。

1990年，王堅獲得心理系博士學位，並留校任教，1992年就晉升為教授，1993年又列為博士生導師，並擔任心理系系主任。1998年8月，杭州大學與浙江大學合併，王堅新增了一連串耀眼的頭銜：中國人類工效學會理事、浙江大學工業心理學國家專業實驗室主任。

不過，李開復一門心思要找到他，可不是因為這些頭銜，而是另有緣由。他給王堅發出郵件，邀請他來京參加一個典禮。


2

1998年11月5日，北京天氣蕭瑟，長安街兩邊的白楊樹正在凋零。

但與北京火車站相去不遠的國際俱樂部門庭若市，來了300餘人，均為中國電腦業的翹楚，包括18位院士、56位教授、4位大學校長、9位系主任、27位研究員、7位所長、1個總工程師、1個高級工程師和1個總裁。

此外，還有29個政府官員和美國駐華使館的1位外交官。

王堅沒有到場。但這個小插曲絲毫沒有影響李開復的好心情。

科技部部長及教育部副部長先後登臺致辭，此外資訊產業部及中科院等官方機構都贈送了花籃。

這些官員和學者聚集一堂，只因美國微軟公司在中國建立了一個研究院。

微軟CTO 奈森·梅爾沃德是敦促比爾·蓋茨做出此項決議的“推手”。當天，他在祝賀視頻中說：“因為人才是成功研究的先決條件，我們決意追隨人才，到人才濟濟的地方開設研究院。”

李開復進一步解釋說，微軟中國研究院的初衷是“彙聚中國本地的優秀人才和微軟公司自己的專業人才，彙集其思想。”

此話當日與會者都未給予足夠的注意。只有王選（北京大學教授、中科院院士、電腦漢字雷射排版技術創始人）隱約覺得微軟志不在此，“有眼光”，還有“遠大戰略。”

1999年春節前，微軟中國研究院開始大規模招攬人才，觸角幾乎覆蓋了所有一流科研院校。

《經濟日報》說微軟中國研究院“一網”就“網”了十幾位拔尖人才。


3

儘管1998年的秋天，李開復和王堅沒能見面，但兩人在通了五封郵件後，再次約定見面。

李開復出差時，曾專門去浙江大學找王堅，沒見上，後來微軟中國研究院副院長沈向洋（剛宣佈從微軟離職。此前為微軟全球執行副總裁，美國工程院院士）去浙江大學做演講，李開復囑託他去與王堅見一面，仍然緣慳一面。

李開復只好在郵件上邀請王堅北上，“看看研究院。”

一個素昧平生的人如此執著，這令王堅既驚訝又感動，他回信說：“我來北京看你。”

1999年1月10日，李開復終於見到了王堅。沒有寒暄，開門見山。談話只有半小時，但對聰明人來說已經足夠。

當王堅回到杭州時，一封電子郵件已在等著他，那是李開復發的。儘管李開復很希望王堅能夠加盟微軟中國研究院，但抹不開情面直接挖人，畢竟浙江大學校長潘雲鶴是微軟中國研究院的顧問。

李開復只是提出可以和王堅的實驗室合作，這讓王堅很開心，覺得大展宏圖的機會來了，但幾天後，他給李開復回信說，要到微軟中國研究院做訪問學者。

導致王堅改變主意的原因是作為系主任和副院長，需要參加無數的冗雜會議，這令他不勝其煩。

1999年的春天剛開始，王堅來到微軟中國研究院。接觸越深，李開復越希望王堅把“訪問”變成“加盟”。

最後，還是王堅自己捅破窗戶紙。到了夏天，他向李開復明確表示要到微軟來工作。

王堅被任命為多通道使用者介面組的主任研究員，組員有張高（中科院博士）和韓堅（清華大學博士）兩個年輕人。

以潘雲鶴的身份和學養，自然不能阻攔王堅的出走。

那個夏天和潘雲鶴一樣心情複雜的還有哈爾濱工業大學的黨委書記李生，他是哈工大電腦系的老系主任，也是中國人工智慧領域第一個博士生候選人（因為選擇提副教授沒有繼續讀博，張大鵬遂成為中國人工智慧領域第一個博士生）。

李開復給李生寫了一封信，說要挖走三個人，即：荀恩東、王海峰和劉挺。

荀恩東，在微軟中國研究院工作了兩年，後被引入香港科技大學，現在北京語言大學任教，研究機器翻譯和語法分析。

劉挺，在微軟中國研究院呆了一年，又返回哈工大教書，現在是哈工大人工智慧研究院副院長。

王海峰，是中國最早做搜索的一撥人，加入微軟中國研究院後，李開復親自帶他。一年多後，跳槽到東芝中國研究院，2010年加入百度，深得李彥宏信任，2019年5月出任百度空缺了10年之久的CTO。

巧合的是，同月，中國工程院公佈了2019年院士增選有效候選人名單，所涉專業為“人工智慧”方向的候選人共有五位，分別是王海峰（百度），沈向洋（微軟中國），楊強（微眾銀行），莊越挺（浙江大學），鄭慶華（西安交通大學）。

候選名單中還有兩位與人工智慧相關的企業人物，分別是李彥宏和王堅，均位元列工程管理學部“新興交叉領域工程技術創新管理”專業。

一個月後，第二輪評審的候選人名單公佈，李彥宏、王海峰、沈向洋落選，王堅仍在列。

能PK掉沈向洋和王海峰等老同事，足以證明王堅的卓越，此時他的身份是阿裡巴巴集團技術委員會主席。

20年前，當王堅離開杭州來到北京時，創業失敗的馬雲正帶領一幫人從北京折返杭州，希冀東山再起；當王堅正式加入微軟中國研究院時，馬雲與“十八羅漢”在湖畔花園創辦了阿裡巴巴。

一個是風頭正勁的學術明星，一個是屢敗屢戰的創業者，誰能想到這兩個人將來會有交集，並作出驚天之事。

機緣就是這麼神奇。


4

在微軟中國研究院，專家學者們得以全心全意投入基礎研究，而不用操心經費及產出。

在王堅看來，研究院要做的就是提出新概念，“我們不是要改進現有的而是要提出新的，不是把人家已經做過的東西做得更好，而是要做人家從來沒有做過的事情。”

即使是三流的開創也要比一流的跟隨更加艱難。所以，王堅一直給自己出難題。夏天開始的時候，他帶領張高和韓堅全力投入“人機界面”的研究，改進中文輸入法就是他加入微軟後的“首秀”，結果“驚豔”。

1999年10月18日，李開復帶領微軟中國研究院的6個研究員（王堅、李勁、周明、高劍峰、沈向洋和張益肇），抵達微軟美國總部，親自向比爾·蓋茨彙報。

李開復著重介紹了中文輸入方面的研究，比爾·蓋茨非常感興趣。回京後，微軟中國研究院專門舉辦了一次新聞發佈會。

王堅最後上臺，他說“做研究不一定隨大流。”

2001年，微軟中國研究院更名為微軟亞洲研究院。2004年，王堅出任常務副院長。他的主要成果包括：SQM大規模資料處理系統、數位墨水、支援亞洲語言的無模式切換使用者介面等，特別值得一提的是2005年在世界上首次推出手寫數學公式識別器，並在胡錦濤主席2006年訪問微軟時專門為主席和夫人作了演示。

王堅深受比爾·蓋茨信任。他帶的組是研究院裡當面和比爾·蓋茨討論問題最多的小組。

微軟正處巔峰期，微軟亞洲研究院兵強馬壯，王堅有足夠的空間去大展拳腳，直到一個叫劉振飛的人找上門來。


5

劉振飛，現阿裡巴巴合夥人、高德總裁，不過2008年他找到王堅時，還是淘寶網技術保障總監，他因為資料上的技術難題，想挖王堅的手下，結果被跳票，他索性直接去挖王堅。

王堅當時帶人所做的專案正和資料相關，通過海量資料分析瞭解使用者習慣、優化軟體反覆運算。有人寫郵件給王堅，描述了他在比爾·蓋茨面前提到軟體的資料分析，比爾·蓋茨說你應該去找王堅。

劉振飛畢業於北京大學，是王選院士的高足，眼光可謂毒辣。

那年夏天，阿裡巴巴CPO彭蕾（阿裡巴巴創始人、合夥人，現任Lazada董事長）親自找到王堅，一見面就說：“我們現在很差，就希望你來拯救我們”。

她說的是阿裡巴巴的“登月計畫”。

頭一年，馬雲召集阿裡巴巴的高管們在寧波開了一次戰略會，決定要把淘寶、支付寶、B2B 等子公司的底層資料打通，實現“商業新文明”。為此，阿裡巴巴迫切需要尋找一個技術“救星”。

王堅就這樣進入了彭蕾的視野。

彭蕾說，阿裡巴巴的資料就是一座金山，但不知道如何挖掘，現在是坐在金山上吃饅頭。

王堅心動了。

2008年11月18日，阿裡巴巴宣佈，王堅博士正式加盟阿裡巴巴集團，擔任首席架構師一職，直接向馬雲彙報工作。

馬雲表示：“王堅博士將幫助阿裡巴巴集團建立世界級的技術團隊，並負責集團技術架構以及基礎技術平臺建設。”

彼時，阿裡巴巴高管中不乏技術牛人，比如中國開源第一人章文嵩。他本碩博均就讀於國防科大，師從電腦學院泰斗胡守仁教授（我國第一台億次銀河巨型電腦研製的設計者和主要領導者之一），1998年創建LVS（Linux Virtual Server），2000年，Google搜索“wensong”會出現上千萬條記錄，2009年加入淘寶後，帶動了一系列開源運動。

但為何馬雲偏偏如此相信王堅？

除了都充滿理想主義氣息之外，在阿裡巴巴安全團隊負責人吳翰清看來，原因是“王博士是唯一一個能把技術講得連馬雲都能聽懂的人。阿裡有很多技術VP，但他們都沒有王博士這本事，所以他們也只能做到VP，而做不到CTO。”

被馬雲任命為CTO是王堅加入阿裡巴巴差不多四年後的事情，卻招致了這家公司史上最強烈的反彈。

阿裡巴巴已很長時間沒有CTO，上一任CTO還是吳炯。

吳炯曾就讀于上海交通大學，後赴美，1989年畢業于密西根大學，1996年加入美國雅虎，負責搜尋引擎和電子商務技術的開發。他1997年結識馬雲，2000年初成為阿裡巴巴的天使投資人，2000年5月正式加入阿裡巴巴，擔任CTO，領導開發了阿裡B2B網站，淘寶網以及相關系統的核心技術和產品設計。2005年阿裡巴巴合併雅虎中國後，他還主持了雅虎中國搜索事業部的工作。2008 年離職，專做投資人。

兩相對照，吳炯的光環太矚目了，而王堅進入阿裡巴巴後，卻成了名噪一時的“騙子”。

6

一切皆因阿裡雲所起。

1961年，美國總統甘迺迪向全世界宣佈：“美國要在十年內，把一個美國人送上月球，並將使他重新回到地面。”從此，美國雄心勃勃的“阿波羅登月計畫”開始實施，共分為“水星計畫”、“雙子星座計畫”及“土星計畫”三步。

雖然沒有關於阿裡巴巴“登月計畫”的具體時間表，但顯然也採用了分步走的策略。2009年9月10日，阿裡巴巴成立十周年的日子，阿裡雲成立了，它要為阿裡巴巴“登上月球“提供無盡的算力。

王堅擔任阿裡雲首任總裁，他對400多名團隊成員說：“如同電力是工業社會的底層設施，雲計算將取代傳統IT設備，成為互聯網世界的底層設施”。

雲計算這項新技術的雛型來自上世紀70年代，1963年，DARPA（美國國防高級研究計畫局）向麻省理工學院提供津貼啟動MAC專案，要求麻省理工學院開發“多人可同時使用的電腦系統”技術，這產生了“雲”和“虛擬化”技術的雛形。

2003-2006年Google發表了四篇文章，分別是關於分散式檔案系統（GFS），平行計算（MapReduce），資料管理（Big Table）和分散式資源管理（Chubby）。至此奠定了雲計算發展的基礎。

2006-2008年，亞馬遜、Google、微軟、IBM等巨頭相繼推出雲服務生態系統和雲計算平臺。

這樣看來，中國雲計算起步並不算晚。但先行者註定孤獨。阿裡雲成立之初，雲計算在中國還是個新名詞，外界充滿不解。

一個令阿裡雲老員工們記憶猶新的細節是，公司剛成立的前兩年，他們出差用餐時，開發票的服務員總是“好心”地將“阿裡雲計算有限公司”加一個字“阿裡雲電腦有限公司”。

王堅從微軟亞洲研究院帶過來的林晨曦等人成為阿裡雲乃至中國雲計算的最初班底。

林晨曦，畢業于上海交通大學，亞洲第一個ACM全球大賽總冠軍，2005年加入微軟亞洲研究院。他和同事們“每天思考著全人類命運這樣的宏大未來，從不為經費擔心。“ 有一天，王堅把他和孫冰（奧林匹克資訊學競賽冠軍）叫到辦公室，說他和馬雲聊得非常好，打算去阿裡，準備做雲計算，如果他們有興趣，可以一起去。

王堅的遊說很具有鼓舞性，他說，“雲計算這件事非做不可。如果我們所有的資訊計算都必須通過國外的系統，那麼未來的中國不堪設想。”

林晨曦和孫冰很快就做出了決定，“其實很簡單，我相信王博士。只能選擇相信。“

儘管阿裡雲是2009年9月10日才宣佈成立，實際上早幾個月前就開始運轉了。林晨曦記得很清楚，阿裡雲第一個員工在2008年10月24日入職，正好是1024。“冥冥註定，阿裡雲和代碼脫不開關係。”

林晨曦成為阿裡雲第一任技術總監，入職後“兵荒馬亂，十幾個人邊寫代碼邊四處招人。”

阿裡雲當時辦公室在北京上地，沒有空調，夏天很慘，工程師們只好買來一堆冰塊，放在臉盆裡降溫。此外，辦公室還經常停電。

有次馬雲來京，專門去阿裡雲辦公室，想看看工程師們到底在做什麼。林晨曦打開電腦想給馬老師看看，不巧還停電了，馬雲只好坐在辦公室等了半個小時，直到電力恢復。

環境確實太差了。許多工程師來面試，一看樓裡這麼破，就不想來了。林晨曦趕緊解釋，這只是暫時的，新的寫字樓還在裝修。

饒是如此，在那個破舊辦公室裡，2009年2月1日，阿裡雲工程師寫下“飛天”第一行代碼。

“飛天”是阿裡雲為了“登月計畫”而做的分散式運算系統，其英文名是Apsara——吳哥王朝的阿僕薩羅飛天仙女，寓意希望為人帶來幸福。

“飛天”是想將全球數百萬台伺服器連成一台超級電腦，讓任何企業、機構和個人只要聯網就能獲得即開即用的計算能力。

關於“飛天”，林晨曦有個通俗的比方：

有一波人不知天高地厚，想做分散式系統，好比大家把腳綁在一起，單、雙報數，然後同時邁步。人數少時，這很簡單。但是當人足夠多時，就不簡單了。每個人都覺得自己在邁腳，但實際上不是，這是分散式系統遇到的第一個挑戰，同時性具有相對性；有人邁左腳，有人邁右腳，有些人兩隻腳一起邁，就有人摔倒了，摔倒的人會把邊上的人帶著摔倒，這是分散式系統遇到的第二個難題；還有第三個問題，那就是異構，有的人長得高，有的人長得矮，步伐不一樣，就會帶來困難；還有很多動態環境下帶來的不確定性，路面有石頭，或者颳風下雨……最後還是走到了終點。

可誰也沒想到，“終點”那麼遠，“走”得好辛苦。


7

馬雲對王堅是百分百支持， 要人給人、要槍給槍，阿裡巴巴內部各路精兵強將都彙集到阿裡雲。

有一次元旦年會上，王堅把馬雲叫來給工程師們打氣。馬雲說他不懂技術，但很尊敬搞技術的人，認為技術大牛都是俠客，還說“程式都是bug 組成的”，贏得了全場的掌聲。接著，馬雲更是豪氣的說“登月計畫”是一定要做的，先砸10 個億，不夠再砸10 個億，直到做出來為止，再次贏得了全場的掌聲。

一開始大家都志得意滿，意氣風發，覺得一群技術牛人在一起還有什麼是做不出來的？

但現實是，沒有先例可循，阿裡雲得從零開始。

在林晨曦看來，“阿裡雲就像是一個軍隊，在攻佔一個看起來不可能攻克的山頭，一批衝鋒者倒下了，下一批衝鋒者接著頂上。其實是很悲壯的，因為沒有人知道，未來到底能不能成功。”

工程師們的黃金時間只有幾年，不願意在黑暗中一直摸索。各種爭吵和懷疑出現。壓力實在太大，很多人只在團隊呆了半年就走了。

甚至從微軟亞洲研究院追隨王堅而來的人也在放棄。2010年，一位老部下離開阿裡雲時，深情又失落地對王堅說，做雲計算的感覺就像集體合圍抱一棵大樹，誰都知道最終大家的手會連在一起，但誰也不知道那一刻會發生在何時。

2011年底到2012年初，是阿裡雲最艱難的時候。

在阿裡巴巴外部，業界都不看好雲計算。中國IT 領袖峰會上，李彥宏說“雲計算這個東西，不客氣一點講它是新瓶裝舊酒，沒有新東西。"馬化騰則認為"它是一個超前的概念，目前佈局為時過早。"

在阿裡巴巴內部，大家都在看王堅的笑話，譏諷他是糊弄馬雲的“騙子”。其它部門的技術leader們都虎視眈眈，就等阿裡雲解散，然後去“瓜分”工程師。

有一次一群人吃飯，劉振飛問王堅，外面那麼多人罵你不靠譜，看你好像不在乎。眾人都愣住了。王堅埋著頭，想了半天說了一句，“我這就是死豬不怕開水燙。”

當王堅被燙的體無完膚時，馬雲又添了一桶開水。2012年8月14日，他發文任命王堅為CTO，全面負責規劃、制定和實施集團技術發展戰略。

阿裡巴巴內網徹底炸了，反對之聲洶湧不止，概而言之就是：王堅不懂技術、不懂管理，浪費資源無數，不被追責，反而高升，難以服眾。

沒人知道那段時間王堅承受了多少壓力。“有時候堅持是很難的，有時候放棄是很難的，進退維谷，但是具體到做飛天這件事我覺得堅持是很難的。”

關鍵時刻，又是馬雲撐了王堅和阿裡雲一把。他在內網公開回應：“博士是人不是神，博士的不足大家都知道，我瞭解的也並不比大家少，但博士了不起的地方，估計很少有人知道。假如，10年前我們就有了博士，今天阿裡的技術可能會很不一樣”。

為此，王堅對馬雲無比感激，後來寫書時，把這段話作為前序。


8

因為“理想主義”和“太執著”，王堅被認為是阿裡巴巴最像約伯斯的人，他的書架上也有一本沃爾特·以撒森寫的《約伯斯傳》。

約伯斯不好相處，以“現實扭曲力場”著稱。無獨有偶，王堅身邊人也能感受到他的“現實扭曲力場”。

那幾年，阿裡雲的工程師們一旦決定留下來，就會成為王堅的“腦殘粉”，他們堅信王堅的方向永遠正確。即使錯了，也是他們這些執行者錯了，“能力無法匹配博士的要求”。

王堅極具感染力，總喜歡給部下講雷達的故事。在二戰勝利前夕，《時代》週刊封面本來要刊登雷達的照片，都已經通知發明雷達的團隊了，這是一件無比榮耀的事情。結果發行前，改為刊登原子彈的照片。雷達團隊非常沮喪，因為從整場戰爭來說雷達的意義才是最大的。

每次王堅講這個故事時，聽眾都很興奮。他總會用“你們在做從來沒有人做過的事情，不要怕犯錯”一類的話來鼓勵大家，然後眾人就覺得在做著一份無比光榮的工作。

2012年8月，王堅把每年一度的阿裡雲“飛天獎”頒給了全體員工，頒獎詞是一句略帶悲情的話——“堅持就是偉大”。

那年下半年，淘寶系“去IOE”完成，“飛天”已經跑得比較順暢，林晨曦可以放心離開了，“我在阿裡四年，其實相當於呆了十年。阿裡雲是一年走完了正常研發兩年半的路。人的頻率調快了兩倍半。”

離職那天，他和同事們在西湖國際旁邊的一家小館子聚餐，氣氛有點沉重。王堅開玩笑，“我們不應該這麼自私，晨曦不只屬於阿裡。”

那是一種什麼感覺呢？

林晨曦覺得不是傷感，不是難過，恍惚覺得：“在阿裡雲的四年，像是過完了一輩子。以後的事情，都是下輩子的。”

榮光時刻到底來臨。2013年8月15日，“飛天”5K系統上線提供服務，這是中國第一次實現單個集群超過5000台伺服器的通用計算平臺，也是世界上第一個對外提供這種能力的公司。

阿裡雲終於守得雲開見月明。同年12月，啟動“登月計畫”。

“去IOE”完成後，阿裡雲沉澱了一套“商業-開源-自主” 軟體交互反覆運算的工程管理方法，成功服務國內關鍵行業客戶超過20萬家，推動了國內企業向雲計算的全面轉型。

後來，那些早年離開的工程師，一直在想，阿裡雲最終能成功，王堅的堅持是不是唯一的原因？

有一次，林晨曦和老同事們聚會，為這個問題一直聊到淩晨3點，結論是：“如果換一個人，也許早就掛了10遍了”。

在2012 年的阿裡雲年會上，王堅走上台，他緊攥話筒，幾次抬眼望向遠處，幾次欲言又止，最終泣不成聲。


他說：“這兩年我挨的罵甚至比我一輩子挨的罵還多。但是，我不後悔。只是，我上臺之前看到幾位同事，他們以前在阿裡雲，現在不在阿裡雲了。”

這其中就包括吳翰清，2012年9月離職創業，就在“飛天”即將展露曙光的前夕。走之前，王堅約他長談，臨別時，他流淚說：“博士，其實我一直是相信你的！”

兩人相對，淚眼凝噎。

當吳翰清創業後，才深深體會到王堅的不易。“現在我回想起來，王博士是一個典型的理想主義者，他沒有太多的創業經驗和產品經驗，僅憑著一腔熱忱帶領著一群同樣熱忱的工程師們在做世界上最難的技術之一。走了很多彎路，也傷了很多人的心，但也栽了很多樹，讓後人乘了涼。”


9

乘涼者甚多。

阿裡雲趟出一條路後，國內雲計算熱潮興起，2013年就此成為中國雲計算的轉捩點。UCloud和七牛雲等協力廠商雲計算企業成立，騰訊開放平臺也是這一年對生態企業開放，AWS高調入華。

2014年9月19日，阿裡巴巴在美國上市。在上市故事中，阿裡巴巴一再強調的核心業務之一是“雲”和大資料，業務戰略是“雲+端”。這個基於“雲”的宏大敘事，正是始於六年前王堅掀起的內部技術革命。

技術底座已經構築，接下來就是高歌猛進。

馬雲再次展現了善於點將的本領，用阿裡小貸負責人胡曉明（現為螞蟻金服總裁）接替王堅，擔任阿裡雲新CEO，給這家技術公司注入商業基因。

到2016年，阿裡雲營收規模已躍居亞太第一，全球第三，連續數年保持三位數的增長。

同年，王堅卸去阿裡雲總裁及阿裡巴巴CTO兩職，專任阿裡巴巴集團技術委員會主席。

目前，40%的中國500強企業、近一半中國上市公司、80%中國科技類公司是阿裡雲的客戶。

在阿裡巴巴內網，王堅被貼上各種各樣的的標籤，出現頻次最高的有：“遠見”、“先知”、“堅定”、“堂吉訶德”……

但這個被稱為中國10年來最成功CTO的男人卻說，“我是一個既得利益者。”

2018年，王堅受邀參加央視《朗讀者》節目，誦讀了喬恩·克拉考爾的《進入空氣稀薄地帶》，回憶起阿裡雲的創業史。

他對董卿說，計算像是一口井，井裡有著最珍貴的水資源。隨著大家對計算需求的增大，要有人想辦法把井水變為自來水，讓它順暢地流入尋常百姓家。這個過程看似簡單，實際上需要建水廠、鋪管道、做水龍頭、裝水錶等一系列環節的精密配合。更重要的是人們對新理念的接納，因為第一口自來水從水龍頭裡流出之前，沒有人相信。

在阿裡雲出現之前，國內也沒有人覺得這個新技術能推動社會進步。

王堅說，他願意做那個引水的人。領著一群年輕人，去做一個中國人從來沒有做過，只在他們腦子裡存在過的東西。

2017年，中國電子資訊技術年會上，王堅代表“飛天雲作業系統核心技術及產業化”專案接過科技進步特等獎的獎牌，這是該獎項設立15年以來，首次頒發的特等獎。

中國電子學會鑒定認為：“飛天系統核心技術完全自主可控，總體技術達到國際領先水準……對我國乃至全球互聯網產業發展具有特殊重要的推動作用，是以企業為主體的雲計算核心關鍵技術自主創新的成功實踐。”

有人在知乎上寫下這樣幾句話：“10年前，我也覺得博士（王堅）是個騙子。現在看看，我覺得他是個偉人。我覺得沒有這些別人嘴裡的偏執狂，世界又怎麼可能被改變。”

10

道不孤，必有鄰。

王堅現在更多扮演的是阿裡巴巴技術先驅的角色，當下研究旨趣是“城市大腦”，開闢以資料資源為關鍵要素的城市發展路徑。

人類最偉大的作品是城市，但也帶了“城市病”。在王堅看來，“城市大腦”可以解決這些問題，它最主要的作用就是讓城市的資料流程動起來，產生價值。

解決交通問題，並不是“城市大腦”的唯一功效，它是未來城市新的基礎設施，可以在城市的建設發展中做出更多貢獻。

互聯網、資料、雲計算，這三者始終讓王堅念茲在茲，在他心目中就如同火，新大陸和電，足以改變世界，值得用一生去探尋。

英雄所見略同。李開覆沒有看走眼，馬雲也沒有看走眼，他真是一個純粹的技術人。

2014年，吳翰清重回阿裡雲，回首往事，他說時光本身無法倒流，如果能穿越到那個時間，他可能不會選擇離開，有可能選擇在這個公司把這個事情做成。“其實我從王博士身上學到了很多東西，我學到的最重要的東西就是堅持，其實他的所作所為以及他個人的軌跡，有一點顛覆我的世界觀。”

被改變的不止吳翰清一人。

如今，阿裡巴巴技術大牛雲集。許多人，無論是才智，還是年華，都不遜於10年前的王堅。當國家給予民營企業技術人至高榮譽時，對他們而言，風好正是揚帆時。

王堅的故事，重新定義了阿裡巴巴工程師這個群體，他們腳踏實地，但高舉理想主義旗幟，不墜青雲之志。保不齊，若干年後，他們之中會湧出又一個院士。

十年一覺“飛天”夢，譭謗也好，讚歎也罷，對王堅來說，皆為過眼雲煙。他撰有《線上》，結尾如此寫道：

什麼是對技術的熱愛？你真的相信技術會改變很多東西嗎？你有沒有足夠的自信和熱愛去捂暖這條蛇，哪怕它蘇醒以後可能會咬你一口？當你熱愛一個東西的時候，你很難預料最終的結果。

但是“如果困難出現，就要戰鬥到底。“ 那是他最喜歡的《進入空氣稀薄時代》中的一句話。

參考資料：
1.《追隨智慧——中國人在微軟》，淩志軍，中國友誼出版公司
2. 《道哥：王博士》，吳翰清，道哥的黑板報
3. 《阿裡雲第一任技術總監的故事》，林晨曦，阿裡雲橙
4. 《雲之戰》，孫宏超，騰訊深網
5.《雲計算深刻改變未來》，張為民，科學出版社
6.《王堅：一個預言家的命運》，張寒、周欣宇，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