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瓜的一週，在北京警方的通報中，吳亦凡事件算是有個塵埃落定（雖然扯出了一個第三人）。通報印證了都美竹對吳亦凡的指控皆屬實情。不知道大家對此次事件有何感想？我來說說自己身為吃瓜群眾得到的感觸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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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北京警方的通報中，證實了以下關鍵性的幾點指控：
1. 吳亦凡透過經紀人以MV選角的理由，邀請都美竹來見面。證實了其他女孩子也曾經被用選角、推薦等工作理由邀請，但實則卻是被灌酒性侵。
2. 雙方第一次見面就發生了性關係。
3. 在飯局中，吳亦凡團隊會暫時沒收女孩子們的手機，以防被拍到證據
這幾點都相對印證了吳亦凡利用自己的偶像特權、娛樂圈資源、地位、權力來為自己謀取性利益。而這次的瓜，也許就是對性權力不對等的關係，再一次的演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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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權力不對等的關係泛指兩個人在認知、地位、資源、權力上有著明顯落差的情況下，所發生的親密關係。掌握較高權力者，利用自己的特殊地位去強行進入一段關係，或掠奪性資源，這是很多發生了此事件的女孩子的惡夢，因為弱勢的一方在發生的當下都難以取證，若真的留下證據予以公開，也會被反咬”居心叵測”，被旁人碎嘴，施以”蕩婦羞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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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在美國發生的 #metoo 事件，就是發生在娛樂圈內，關於性權力不對等關係中最大的世紀審判。握有好萊塢半壁江山的知名製片人Harvey Weinstein被控性侵與性騷擾，牽連出有將近70位女性曾在他手中遭遇類似事件。最終被判刑23年。吳亦凡事件也被稱作中國版 #metoo，微博hashtag #girlshelpgirls#更被置頂多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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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瓜的時候，經常看見類似”這女的也不是什麼好東西”的評論。都美竹確實因為想得到演藝圈的資源而赴約，但沒想到的是被灌酒性侵，然後偶像承諾要愛她，要帶她去見媽媽（見媽媽這幾個字莫名好笑）。從性侵行為變成戀愛行為，這場戲也是需要演技的，之後再冷淡處理甩掉對方。都美竹像玩物一般被操弄於掌中，不甘心想掀底牌時，吳亦凡經紀團隊用錢封口，結果打的主意卻是設計一張契約與掌握轉帳資料，就能反咬都美竹詐欺與敲詐罪，送對方10年牢飯（這個套路被吳秀波用過，他把自己的小三送進了監獄，真是其心可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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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經常糾結在”完美受害者”的身份中，而忽略了真正的犯罪本質。在兩個都有錯的情況下，忘記這錯到底源頭始於何處？而這種性權力不對等的關係並非只存在於娛樂圈。在校園、在職場都層出不窮。師生關係中，近期最有名的事件就是台灣女作家林奕含用自己親身遭遇寫成的《房思琪的初戀樂園》。房思琪在日記中告訴自己：「我想出一個解決之道了，我不能只喜歡老師，我更要愛上他，你愛的人要對你做什麼都可以，不是嗎？」接受訪問時，她更透露：「人類始上最大規模的屠殺，就是房思琪式的強暴。」，最終，她在2017年4月27日於臺北家中自殺身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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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場中，發生在日本女孩伊藤詩織身上的事，也許大家也有所聽聞。在紐約學新聞的伊藤詩織於酒吧打工時認識了資深媒體人山口敬之，他是日本TBS電視台駐華盛頓分局的局長，也是當時日本首相的座上賓。2015年，臨界畢業的伊藤詩織想去TBS華盛頓分局的實習生招聘，於是發了email想請山口引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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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口答應，邀請伊藤詩織赴約見面。結果酒裡被下藥，她迷迷糊糊被山口帶到酒店進行了性侵。後來她報警，並在媒體上公開了自己的經歷，結果被人質疑「你為何要喝酒？」、「你還不是想貪圖工作上的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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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美竹與伊藤詩織都是「不完美受害者」，他們確實曾經想要透過比自己更有權勢的人，得到更好的機會。但這不代表，他們就活該被人踐踏。因為真實的生活中，我們也會希望透過誰誰誰接到案子，引薦到更好的公司等等，這種心態其實很普遍，卻時常被有心人來利用，而他們利用的正是「你不敢得罪我，因為我能讓你在圈內混不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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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說：「偶像睡粉，是粉絲福利。」但事實證明，這些偶像把投懷送抱能睡的粉絲都當做玩物。這倒讓我想起另外一樁發生在2003年NBA球星科比身上的事情。他住飯店時，睡了一位19歲的前台小姐，結果第二天被這位19歲女孩告強暴性侵。控辯雙方展開了為期14個月的拉鋸戰，前後傳喚了近千名證人。科比在這此案件中失去了很多代言，也遭逢事業名聲的谷底。最後這位19歲女孩拿到滿意的賠償金額，達成了庭外合解，實現了財富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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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許這件事可以讓粉絲跟偶像都學到些什麼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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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tesmurmur #吳亦凡事件 #metoo #房思琪 #伊藤詩織 ＃一吳所有 ＃蒼天饒過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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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大家理智追星，分享一個我對喜歡的藝術家、演員、歌手、明星的態度：「離他的作品近一點，離他的人遠一些。」如果沒有拿得出的作品，只有人設與皮囊，還是早些脫粉吧。
完美受害者 在 [轉錄] 「完美受害者」無助於歷史的和解- 看板historia 的推薦與評價
https://goo.gl/ZK4QnJ
「完美受害者」無助於歷史的和解
文 劉夏如（《帝國的慰安婦》譯者）
「慰安婦問題」有兩個層面：「歷史認識問題」與「女性人權問題」。前者具有該當國
家的時代特殊性，後者則為今日世界公認的普遍性。日本國內的討論多聚焦於前者，主
要論點有（1）強制派：主張慰安婦是被「強制連行」的「性奴隸」，以吉見義明為代
表；（2）公娼派：認為慰安婦是公娼制度的戰地版，此說以秦郁彥為代表。由於落差
過大，造成慰安婦問題的核心「道歉與補償」，從1991年問題浮上檯面開始，20幾年來
始終充滿爭議。
韓國學者朴裕河教授則認為，這兩派意見都無法涵蓋慰安婦的全貌，甚至隱含對性工作
者的歧視，形成另一種人權壓迫，而主張必須將此問題置於「帝國」的架構下重新理解
，認為慰安婦不是日本特有的制度，而是任何帝國軍事擴張時都有的現象，迄今仍存在
。我支持這個說法，認為如此才能同時解釋歷史認識問題的「特殊性」與女性人權的「
普遍性」，也才能更合理地解決道歉與補償的問題。
目前台灣、甚至整個華文世界的通說是「強制連行的軍事性奴隸」，這說法主要源於日
本和韓國的慰安婦問題聲援者的主張，認為慰安婦屬於「戰爭犯罪」（war crime）」
，是沒有追溯期限的，日本政府必須正式道歉，以及善盡個人補償／賠償之責。
由於戰前中國、南洋各地（歐美帝國）與日本帝國交戰，以戰場性犯罪的概念定義慰安
婦為日軍性奴隸，是可以理解的。針對中國受害女性，即使有所謂「1972年體制」（放
棄對日求償，改以經濟援助），但個人補償的部分仍然有許多討論的空間。至於菲律賓
、印尼（荷蘭女性）等南洋戰區的慰安婦受害者，犯下該當罪行的日本軍人（包含殖民
地出身者），法律上多已受到戰犯審判甚至處決。90年代以後，日本政府透過AWF進行
所謂「道義的責任」之補償作業，成效最好的也是這些舊敵對國家。
反而是台韓等舊殖民地國家，至今紛爭猶在。這也是為何朴教授認為無法僅以「戰爭」
來涵蓋所有慰安婦的問題，至少就「朝鮮人慰安婦」而言，必須重返殖民地情境，以「
帝國」的架構來安置這些受害者，才有辦法提出對她們最適切的道歉補償方案。因為，
戰前朝鮮半島與日本並非交戰國，也非內戰狀態，作為大
日本帝國之一員，「朝鮮人慰安婦」的動員，基本上是為了補充「日本人慰安婦」人數
的不足，一如戰爭動員體制下為補充兵力而徵召的原朝鮮人日本兵，本質上應該屬於「
殖民地問題」之一環。以中國和歐美國家為參考基準的「戰爭」框架，即使有助於我們
探討各種層次的國家暴力（包含殖民主義），但仍然無法解決「道歉和補償」的實質紛
爭，因為這也涉及了東亞戰後處理的國際法問題。
回顧日韓慰安婦問題論爭史，勢必會討論到「1965年體制」（日韓建交的國際法秩序規
範）。由於1965年日韓基本條約簽訂時，韓國政府放棄求償換取經濟協助，甚至連日方
保留個人補償權利的提案都拒絕，造成日後慰安婦個人求償之路遙遙無期。華文世界很
少著墨此點，恐怕也與1972年體制脫不了干係。
這當然有冷戰時代限制的背景，但1965年體制之牆，橫亙其中、高不可破，日韓雙方任
何討論最終都會碰壁。無法根據傳統國際法求償，韓國和日本的慰安婦聲援團體於是轉
向國際社會，結合荷蘭（印尼）、菲律賓、中國等慰安婦受害國家，訴諸女性人權和戰
爭犯罪，由外部開始對日本「施壓」。
就聲勢而言，這樣的策略毫無疑問是成功的，也刺激更多人從不同面向討論戰爭與社會
的關係，對個人、特別是對於女性的影響。然而，正如同朴教授的分析，女性主義或人
權問題的取徑，反而遮蔽了慰安婦內部的差異。即使對於「強制性」、「慰安所」、「
賣春」的定義或型態有各種解釋，台韓殖民地女性與中國、印尼、菲律賓等戰區「敵國
之女」的受害情況，確實無法一概而論，也牽動了日本該如何道歉以及相關的賠償問題
。慰安婦的成因與性質，因地而異，只有當事國家之間才知道如何進行雙邊協商。所以
，最終，韓國仍然必須單獨面對日本。至於國家能否代表個人進行國際法談判？「西發
里亞和約」以來所形成的國際社會秩序規範，是否符合每個人心目中的「正義」？則又
另當別論了。
最重要的是，女性人權論述無法完整闡明「殖民地」與「朝鮮人慰安婦」的關連。將責
任全歸罪日本，無視朝鮮社會自身的問題，結果反而矮化了問題，坐失檢討提升自己的
機會。也就是因為這樣的批判，即使出發點是為了韓國，主張也是日本必須道歉賠償，
但朴教授依然承受了嚴厲的社會攻擊，彷彿魔女獵巫公審，甚至捲入法律訴訟風波。
戰後韓國的民族主義歷史敘事，抗日／親日的二分法蔚為主流，迄今仍無法直視戰前殖
民地社會的真實情境，自然也無法面對「慰安婦」的多種面向。朝鮮人女性淪為慰安婦
的成因有很多種，傳統家父長制、人口買賣「業者」的責任問題等都必須一併檢討。民
族主義史觀所追求的「完美受害者」，其實是充滿假象和壓迫的。與朴教授的主張類似
，韓裔美國人類學者蘇貞姬（Sarah Soh）更進而提示了其中的殖民地近代性問題，認
為許多底層女性其實是在追求近代化的過程中 不幸受害，每個人的欲望和生命經歷都
不同，無法以「性奴隸」或「賣春婦」一概論之。（註1）與朴引用的當事人證言一樣
，蘇針對原慰安婦女性的田野訪談，刻劃出慰安婦女性的複雜性，在英語文化圈受到了
許多好評。
朴蘇兩人的主張，由於無法輕易歸位到既有的慰安婦論述座標內，很容易被渲染誤讀，
導致許多非本意的結果或批評。例如，美國的韓裔和華裔市民團體聯手推進設置慰安婦
少女紀念碑，蘇的見解被日系團體挪用，在舊金山市議會的公聽會上曾引起極大風波。
（註2）日本國內除了針對朴書舉辦研討會，不同意見針鋒相對，過程激烈，（註3）甚
至出現了所謂「朴裕河現象」的揶揄批評。（註4）「慰安婦問題」持續了4分之1個世
紀，不同階段的問題面向各有不同，很難以短促紙幅解釋清楚。身為台灣人，我也毫無
任何立場涉入日韓之間的論爭。然而，同樣是批判慰安婦問題的「常識」，為何朴蘇兩
人命運大不同？我甚至認為，在帝國主義剝削論為主流的慰安婦論述下，蘇的殖民近代
性分析應該是更具刺激性的挑戰。或許，《帝國的慰安婦》所引發的風波，真正的原因
並不僅止於書的內容本身，背後的意義值得更深入思忖探討。
當然，學術研究不是教條教義宣揚，任何質疑都可以透過理性討論進行檢驗的。但將異
己者訴諸法律刑罰，媒體又刻意遮蔽訊息或斷章取義，只是加速「後事實」（post-
truth）當道，信者恆信。仇恨言行根植於思想怠惰的土壤；思想的韌性則是需要不斷
接受各種測試磨練的。作者的專業在文學研究，我的學院教育則是以實證為主的歷史學
訓練。文中許多當事者證言、戰爭小說的引用，若沒有先讀過相關研究成果（例如她在
結語所總結的「新發現的研究事實」，以及文末的參考文獻），很容易會懷疑是「孤證
」。好的文學作品，往往也是最佳的歷史註解。至少對我而言，受惠於她的文學分析專
長，讓我讀出更多史料的意涵，更多樣的人性理解，是本次譯書的最大收穫。
譯介這本話題作品，主要源於兩項知識和常識的「落差」。
一則是我這兩年來著力於台灣慰安婦問題的研究，很多實際的發現與社會「常識」落差
太大。性奴隸VS.軍妓二分的既定解釋框架很難完全說服我；女性主義的「應然」論點
，與女性史的「實然」層面，屢有扞格之處。（註5）閱讀朴教授的書，許多分析讓我
有釋然之感，部分觀察結論的指涉對象雖為日韓兩國，但也一樣適用於台灣。
二則與我留學回國後長期的關懷和觀察有關。被認為「親日」的台灣，對於戰後日本的
理解貧弱不堪，特別是與歷史認識有關的問題上，幾乎可用「思考停止」（註6）來形
容。即使是針對史實的單純質疑，也動輒冠以「歷史修正主義」大帽，不問實際內容如
何，也不正視新的研究成果（或沒有管道與能力辨識），「左善右惡」的粗暴理解，尤
其反映在慰安婦問題上。我對於朴教授甘冒不諱，釐清並批判戰後日本左右兩方對於慰
安婦問題的作法，試圖提示「第三種聲音」的勇氣，相當程度是有共鳴的。
甚且，「思考停止」的不只是台灣，應該說是整個華文世界。
2014年8月，《朝日新聞》大篇幅刊載該報關於慰安婦報導的勘誤核實。結果，華文媒
體僅用日本「右翼勢力猖獗」、迫使「日本的良心」屈服這類的刻板分析，輕輕帶過。
今年（2017）1月25日，韓國首爾地方法院多方檢證結果，判決朴教授無罪，該判決對
習於「反日無罪」的韓國社會而言，意義重大。然而，相對於之前她被起訴求償的醒目
報導，這次的無罪判決，就我所知，不要說分析了，連基本新聞訊息都幾近於零。民眾
「知的權利」顯然不適用於歷史問題，想深入理解者，只能求諸英日韓等外語媒體和相
關研究。知識／資訊接收的落差，影響社會輿論的走向，也更加深不同歷史認識之間的
對立。（註7）
這些落差現象相當發人省思，也是本書台灣中文版的意義所在。
本書可說是日韓慰安婦問題的鳥瞰索引，幾乎整理了20幾年來的重要議題，例如「河野
談話」、重新評價AWF、韓國的違憲判決、聯合國以及歐美各國的慰安婦決議文、1965
年日韓條約、慰安婦少女像等等，有很嚴謹的學術論述，部分也夾雜了初稿發表時的網
路論壇評論風格，剴切抒懷或提出時政建言。但作者傳遞的意旨很明確：傾聽更多異質
的聲音，讓慰安婦女性的面貌更立體完整。有興趣深研者，即使對作者主張有疑慮，也
可以按圖索驥，找出自己滿意的答案。我認為，「歷史問題」不應該是研究前提，而必
須是研究對象。否則千篇一律的前提兼結論（日本軍國主義死不認錯賠償），不僅無助
於歷史問題的解決，在歷史問題左右東亞政治的局勢下，也容易做出錯誤的政策判斷。
希望本書的翻譯出版，能填補前述「落差」，深化台灣慰安婦問題的研究，也為走在歷
史十字路口的台灣，提示更多可能的方向。
二戰後亞非殖民地的獨立，大多經過和歐美舊帝國的血戰，台韓例外，因為宗主國日本
是戰敗國。那場戰爭，日本是加害者，台韓殖民地人民與日本軍人在戰場同屬加害陣營
，但也同時是帝國主義殖民統治的受害者。日本是世界史上唯一動員殖民地人民參戰且
戰敗的前帝國主義國家，德國、義大利雖然戰敗，但並無殖民地總力戰體制的戰後遺緒
問題。由於大日本帝國戰敗，長期以來，台日韓三地都無法好好自己清算歷史責任，留
下許多「怨恨」。這種戰爭遺緒，與中國等受帝國主義迫害的亞洲國家，性質是不一樣
的，甚至更為複雜。（註8）許多以戰勝國視點出發的西方後殖民／戰爭社會學理論，
似乎都很難完整闡明這樣的複雜性。
撇開學理討論，作為東亞成員，我們當然企求和平，希望加害者與受害者達成真正的和
解。但最重要的和解，往往不是兩造之間，特別是摻雜了加害被害等灰色模糊解釋時，
充滿人性幽微的「罪與罰」是無法抽刀斷水兩分的。唯有尊重受害者的「多樣性」，讓
受害者自己與自己和解，才能取回本有的內心平靜，和解自然水到渠成。不斷壓抑／遺
忘異質的聲音、追求「完美的受害者」，形塑單一面向的集體記憶，最後往往連和解的
第一步也邁不出去。這是紛擾20多年的「慰安婦問題」，所帶給我們的最大啟發，也是
朴裕河教授《帝國的慰安婦》最主要的貢獻。（註9）
註1 C. Sarah Soh , “The Comfort Women: Sexual Violence and Postcolonial
Memory in Korea and Japan”（Univ. of Chicago, 2008）
註2 詳見山口智美等編《海を渡る「慰安婦」問題─右派の「歴史戦」を問う》（岩波
書店，2016），60-61頁。
註3 2016年3月28日於東大駒場。該次集會的全紀錄可以參照《「慰安婦問題」にと
う向き合うか─ 朴裕河氏の論著とその評価を素材に研究集会記録集》。
https://www.0328shuukai.net/pdf/0328shuukaikiroku.pdf
註4 例如，鄭榮桓《忘却のための「和解」─『帝国の慰安婦』と日本の責任》（世織
書房，2016）、前田朗編《「慰安婦問題」の現在─「朴裕河現象」と知識人》（三一
書房，2016）等。
註5 劉夏如〈女性主義的應然VS.女性史的實然─慰安婦課綱必須反映研究現況〉《想
想論壇》，2015年8月3日。
https://www.thinkingtaiwan.com/content/4393
註6 前朝日新聞記者野島剛在近著《台湾とは何か》（ちくま新書，2016年；中譯《台
灣十年大變局》，聯經出版，2017年）以「思考停止」來形容戰後日本輿論界對於台灣
的漠視。並指出這現象與日本社會的冷戰思維有關，造成左派／革新勢力長期對台灣的
冷漠，右派／保守勢力則相對同情台灣。這種情況隨著台灣的民主化逐漸有所改變，但
「思考停止」的現象仍隨處可見。台灣對日本的「思考停止」當然也與冷戰思維密不可
分，但我認為嚴重情況更甚日本而不自知。
註7 為了抗議朴裕河教授的被起訴，韓國、日本與美國的聲援進行國際串連，成立網站
。（https://www.ptkks.net/）加上作者本人的網站（https://parkyuha.org/）和推特
、臉書等SNS 的使用，展開了和主流媒體的長期抗戰。所有媒體刻意扭曲或打壓的訊息
，都能夠獲得立即的回應。就此意義而言，帝國慰安婦的論爭，也可以說是一場新舊媒
體對於歷史詮釋的爭奪戰。只是，台灣和華文世界，彷彿置身事外。
註8 大沼保昭教授在《「慰安婦」問題とは何だったのか─メディア・NGO・政府の功
罪》（中公新書，2007）後記中特別指出，21世紀以後，過去曾受到歐美先進國家帝國
主義／殖民地主義政策犧牲的亞洲國家，逐漸累積實力足以和歐美各國匹敵，很大的背
景就是對過去歷史的屈辱感。這種「怨念」將是觀察未來國際政治發展的重要主題。作
為怨念源頭之一的慰安婦論爭，儘管同時具有特殊性與普遍性，但能否用普遍性來涵蓋
特殊性呢？或許必須回到事實的討論上重新再出發。
註9 由於本書的爭議性，為避免不必要的誤解造成朴教授的困擾，譯後記的解說，一切
文責由筆者自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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