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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作選篇（之37）
下愚而上詐：立國之本

（孔子說：「唯上智與下愚不移」，「上智」有人解釋為上等的智者，也有人指是居上位的人。近代大學問家陳寅恪1937年與吳宓教授散步時談中日戰局，吳宓日記載：「寅恪謂中國之人，下愚而上詐。」2017年，我寫了兩篇文章，講到「下愚上詐」，較1937年時猶有過之。）

成吉思汗妄想症

（發表在 2017年12月20 日）

內蒙古鄂爾多斯市法院對一名男子侮辱成吉思汗掛像，判處一年徒刑。事緣於這名男子將他踐踏掛像的影像發佈到網絡，「引起廣大群眾強烈不滿，部份群眾到公安機關報案，要求嚴懲」。

對八百多年前的成吉思汗有不同評價，料想不會影響現時政局，為此而判刑，真是不知所謂。群眾不滿而報案，則相信是事實，判刑可能為了平息不滿的政治需要。

在大陸一般人心目中，成吉思汗是中國歷史上的「英雄」。毛澤東詞：「秦皇漢武，略輸文采，唐宗宋祖，稍遜風騷，一代天驕，成吉思汗，只識彎弓射大雕」。毛澤東雖自炫勝過歷史巨人，但已肯定了他們是英雄人物矣。

歷史上有推動文明進步的人類的共同英雄，也有民族性的英雄。一個民族的英雄，很可能是另一個民族的敵人。比如以色列的英雄可能是阿拉伯國家的敵人，IS人肉炸彈英雄是和平社會的敵人。

成吉思汗一生征戰，統一了蒙古各部，征服俄羅斯，席捲歐洲，又吞金滅宋，建立大元帝國。他可能是蒙古人的英雄，但卻是被侵略民族的讎寇。

外國歷史學者，記錄成吉思汗的入侵，都指出是人類歷史上最大的人道災難。美國現代歷史學家Frances Saunders說：「作為人類種族滅絕屠殺的典型代表，這些蒙古人是自古以來最惡劣的屠夫。他們把許多國家民族完全斬盡殺絕、或者全部驅趕出家園。在屠殺上令人髮指程度，一直到現代的納粹都沒有超越。」

對華夏民族來說，成吉思汗也是入侵者。蒙古人在中國北方也實行了種族滅絕式的屠殺，90%漢族平民慘遭種族滅絕，以至於秦嶺淮河以北的平原地區幾乎成為無人區，天府之國的四川也由1,300萬人銳減到80萬人。在蒙古人殺戮和統治下，中國至少喪失了7,000多萬人口。

對喜歡大一統的人來說，成吉思汗的成就滿足了他們的想像，成為他們心中的大英雄。

魯迅寫道：「聽說『我們』的成吉思汗征服歐洲，是『我們』最闊氣的時代。……其實是蒙古人征服了中國，我們做了奴才。……翻了三部蒙古史，這才明白蒙古人的征服『斡羅思』（俄羅斯），侵入匈、奧，還在征服全中國之前，那時的成吉思還不是我們的汗，倒是俄人被奴的資格比我們老，應該他們說『我們的成吉思汗征服中國，是我們最闊氣的時代』的。」

美國愛荷華大學教授唐文方和Benjamin Darr 2008年在中國作了大規模的社會調查，發現學歷越低、收入越少的受訪者，民族主義意識越強；城市農民工的民族主義意識最強，農村居民居中，城市居民最弱。而屢次的「愛國爭端」，「反應最激烈的都是社會邊緣人群」。

印度智者J.Krishnamurti說：「在有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的地方，沒有智慧。」
因為，無權的自我太渺小，很容易想像自我是更大的「自我」的一部份，於是有了基於民族主義的疆域狂熱，統一情結，包含着某種不可治癒的自卑感。

中國的愛國人士大都患了成吉思汗妄想症，他們放不下成吉思汗，猶如他們放不下「中國太極神功」。智慧越低越愛國，他們所愛之物傷害他們也最深。沒有比這更悲哀的事情了。

下愚上詐之道
（發表於2017.年12月22日）

前文談及兩位美國教授在中國所做的社會調查，發現學歷越低、收入越少的人，民族主義意識越強，在屢次反日反韓的「愛國爭端」中，這些社會邊緣人群都是激烈參與者。

英國政治家Henry Brougham（1778—1868）說：「教育使一個民族容易領導，卻難於驅使；容易統治，但無法奴役。」

所謂領導與統治，是指理性、公平，人民權利最大化的的政權；所謂驅使與奴役，就是指所有決策以掌權者利益為依歸，獨斷，非理性，不公平，把被統治者當作奴隸的極權體制。前者靠啟發個人心智的教育而使領導與統治更容易，後者就靠全民教育水平低下，和強調民族主義及扭曲歷史的教育來實現。

中國的教育灌輸對執政黨絕對服從，歷史教材扭曲，語文和社會教材偏頗，都是洗腦式的愚民教育，讓受教育者容易驅使與奴役。

但即使是這樣的教育，仍然會使教育水平高的人，較有自己的想法，也就是較難驅使。中共國的教育經費一向偏低，人均教育經費支出只相當於美國的9.68%。

1937年，大學問家陳寅恪在與吳宓教授散步時談中日戰局，吳宓日記載：「寅恪謂中國之人，下愚而上詐。」「下愚上詐」的說法，真是說中要害了。「上詐」而「下」不覺，皆因「下愚」；而「上」要繼續「詐」或更「詐」，就要使「下」更「愚」。中共建政以來，教育經費之偏低和教材之偏頗，都可以說是為了可以讓「上」更詐和一直詐下去。

中共「上」詐最厲害的一招，是提出「工人階級領導、以工農聯盟為基礎」，因此下愚者就自以為居於領導階級的地位，幻想無權的自我置身於強國「大我」中，而愛國主義爆棚。但其實在中共掌權者眼中，城市工人和以自殺為人生正常歸宿的農民，都是低端人口。

有一個蘇聯笑話：人身上有三種不可測的特質：才智、黨性和真誠。一個人只可以擁有兩種——有黨性和真誠就不會有才智，有才智和真誠就不會有黨性，有才智和黨性就不會有真誠。

這雖是笑話，但也是至理。對於以「下級服從上級」為主要教義的列寧式政黨來說，黨性是三種特質中最重要的一項，因此一定會排斥「有才智和真誠」的人，因為他們不可能有黨性；其次就會排斥「有才智和黨性」的人，因為即使表現得有黨性，但有才智的人分分鐘對上級決策會有自己意見，雖服從卻可能是口服心不服，上級黨對他們的信任會存一個問號；再次就會排斥「有黨性和真誠」的人，因為這些人儘管無才智，但如果他們的確真誠，真心相信黨的政策，也往往會有違上意，因為黨提出的政策可能根本是騙人的，比如真心相信黨中央堅持一國兩制不動搖、不走樣、不變形。

對黨來說，最可靠是只有黨性、既沒有才智也沒有真誠的人。我們覺得一些建制派假報學歷很不堪，但對於黨來說，這種沒有學歷和不誠實的愚人最可靠。有些我們覺得好像三種特質俱備的人，比如曾鈺成，就是沒有機會更上層樓。

因為下愚上詐，是中共治國之術，立國之本。

改革開放40週年 ：回顧中國人赴美留學史

1978年7月某天凌晨3時許，美國白宮的電話驟然響起，總統吉米•卡特從睡夢中被叫醒。

電話來自北京，打電話的人是總統科學顧問弗蘭克•普雷斯博士，他正在中國訪問。 除了遇到危機，卡特擔任總統期間很少在半夜被叫醒。

卡特問，為什麼這麼早打電話？

普雷斯向他報告說，此時正和鄧小平會見。

卡特問，是有什麼壞消息嗎？

對方說，不是，他問了一個我無法回答的問題，他想知道能不能送中國學生到美國留學。

“當然可以。”

“他問能不能派5000人。”

“你告訴鄧小平，他可以派10萬人。”

那時中美還沒正式建交，十一屆三中全會還沒召開，一窮二白的中國面臨著一堆亟待解決的問題。

“美國戰略智囊”布熱津斯基對鄧小平當時的做法很驚訝，他在回憶錄中曾發出疑問：把中國最聰明的孩子送到美國去，難道他不知道當時中美兩國生活條件的差距 嗎？

鄧小平不那麼認為。

早於這通電話的1978年3月18日，在全國科學技術大會開幕式上，鄧小平說：“任何一個民族、一個國家， 都需要學習別的民族、別的國家的長處，學習人家的先進 科學技術。我們不僅因為今天科學技術落後，需要努力向外國學習，即使我們的科學技術趕上了世界先進水平，也還要學習人家的長處”。 那一年的６月23日，針對留學生派出工作，鄧小平有說：“我贊成留學生數量增大，主要搞自然科學”， “要成千成萬地派，不是只派十個八個”，而且，派出 留學生“要千方百計加快步伐，路子要越走越寬。”

鄧小平在全國科學技術大會開幕式上講話

那是一個一度封閉的大國，在特殊歷史時期再次推開國門。

此後，乘著改革開放的東風，湧動著中國人熱情、智慧和鬥志的留學大潮拍天而起，以不可阻擋的力量向海外世界卷去。

1978-1979 破曉

1978年12月26日晚八九點，小雪，一架飛機靜靜地停在首都機場停機坪上。 52名中年人穿著黑大衣和黑皮鞋、帶著黑色手提包，順序登上飛機，他們要途經法國巴黎轉機去美國留學。 當時，中國經濟落後，外匯奇缺，這麼多人一共就只有50美元，被領隊揣在兜里。

彼時的中國，剛剛開始從革命的狂熱中醒來，貧窮如一根芒刺穿透剛剛甦醒的肌膚，讓人感覺疼痛。

1978年12月26日，首批52名赴美留學人員到達美國

登上飛機的一剎那，這52個人還有些恍惚，在此之前，沒有一個人想到自己能得到去美國的機會。 這是因為，很多人來自“剝削階級家庭”，這種包袱彷彿也有萬鈞之重，足以影響一個人求學的自信心，甚至將他壓垮，大家因此也心有餘悸，害怕萬一去了，國家 的路線改了，就倒霉了，要么回不來，要么回來了又要被戴帽子。

教育部告訴他們，這是國家的需要，是鄧小平的命令！ 到美國去學習他們的科學技術，回來給國家做貢獻，這樣大家才得以安心。

1978年12月底，國務院副總理方毅在人民大會堂為首批52名赴美留學生送行

柳百成，第一批出國留學52人的總領隊，在停止教學的日子裡被打發到鑄造車間勞動，他白天扛沙子，晚上堅持閱讀英文專業書籍，邊看邊做筆記，筆記本積累了一尺多 厚。 開始第一批留學生選拔時，他已經45歲，當時機械工程系分得了一個名額參加清華大學的選拔，系主任親自面試，他得了第一名。 接著學校、教育部也組織了統一考試，他連闖三關後最終入選。

1978年12月26日，飛機萬里西行，滿座的中國學者難抑心中興奮，當時大家對美國就像對月球一樣陌生。

這52名公費留學生學成後，悉數回國，成為了各個領域的佼佼者，個人命運的軌跡也因此發生急速轉折。 1981年初，柳百成回國。 當年清華赴美的9人中，如今已有3人當選為中國科學院院士或工程院院士。 柳百成也在促進信息化技術與先進製造業深度融合上作出了自己的貢獻，使愛國奉獻、報效祖國的夙願得以實現。 改革開放確實為知識分子帶來了春天，使知識分子有了充分發揮聰明才智的平台。

52名首航留學生名單

1980-1983：生長

70年代末的中國留學生所學專業主要集中在科技領域，而到了80年代，更多的留學生選擇了經濟學、企業管理等專業。 這種微妙的變化跟改革開放的深入推進分不開。

52人去美國留學的次年，中美建交。

在金門島，聽到這個消息的27歲台灣陸軍連長林正誼，站在一塊巨石上，凝望著對岸，內心正翻騰著大海一樣的波濤。 林正誼當即判斷出，腐敗的國民黨當局“反攻”大陸是零概率事件，日後的中國一定會更加開放的走向世界舞台。 在一個夜深人靜的晚上，他悄悄下水，遊了三個小時後到達大陸，隨後就讀於北京大學經濟系，林正誼還給自己改了個名字叫“林毅夫”。

1980年，還在北京大學讀大三的22歲青年易綱被派往美國學習經濟及管理，初到時，他揣著2美元，一邊留學一邊靠給學校食堂洗盤子賺生活費。 兩年後，林毅夫被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舒爾茨看中，推薦到芝加哥大學學習農業經濟；曾睡在易綱上舖的海聞從北大畢業，但沒能拿到公費留學，只能 考慮自費，他騎著自行車往返於學校與北京圖書館，從北圖抄寫下美國大學的地址，一封封信寄向美國，最後被加州長灘州立大學錄取，成了改革開放後北大“自費出國 第一人”。 10多年後，這三個命運軌跡若即若離的海歸聚在一起，創立了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也就是後來的國家發展研究院。 從創立到現在，越來越多的留美、留英學者加入其中，他們認為這是研究中國問題最好的地方。

1994年中國經濟研究中心成立初期合影（左起：張帆、易綱、林毅夫、德懷特•帕金斯、帕金斯夫人、海聞、余明德、張維迎）

1984-1991：大潮

80年代的中國依然不富裕，但改革開放無疑給予了人們通向未來的信心。

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和“商品經濟”的合法地位被確立，無數願意用雙手創造財富的人一頭扎進神秘莫測的“海”，開始了一場改變命運的探險。 社會大環境在不斷改變，國人生活的細枝末節也在悄然變化。 “板磚”單卡收錄機、鄧麗君在甜柔的歌聲，崔健“平地一聲吼”，一首《一無所有》，爆炸型的燙髮， “離經叛道”牛仔褲、T恤衫……

在那個特殊的新舊交替時期，長時間的精神壓抑之後，國人發現所有的事物都是前所未有的新鮮，而被新鮮事物包圍的自己是從未有過的年輕！

當時，倍感年輕的還有中國的企業，1984年被很多人稱為“公司元年”。

越來越多不甘庸碌的人，用“下海經商”取代了“拿鐵飯碗、掙死工資”，一大批日後馳騁一時的公司，諸如“海爾”、“健力寶”、“蘇寧電器”、“聯想 ”、“万科”等得以誕生。

同樣是在1984年，留學這件事也迎來了大潮，這一年，國家頒布了《國務院關於自費出國留學的暫行規定》，打開了人們自費留學的渠道。

龍門陡開，江鯽飛躍，此後積壓了十多年的人才狂潮再次噴湧！ 中國留學生帶著那個年代特有的激情、勇氣和夢想去往世界各地。 他們看起來有點“狂”，但“狂”的很有底氣。

1985年，吳鷹做了一個艱難的選擇——從待他不薄的北工大辭職，考入美國新澤西州理工學院，帶著一箱行李和30美元，隻身一人來到美國攻讀碩士學位，十 年後，他創辦UT斯達康公司，靠一種叫“小靈通”的電信產品聞名一時。

他們用一種非常艱苦的過程證明了自己的堅韌。

出身於陝西西安的張朝陽在考取李政道獎學金時，對手是祖國各地的700名尖子生，競爭的激烈程度可想而知，最終，他成為被選中的100人之一。 後來有人問成為搜狐掌門人的張朝陽：“在面對風險投資時心理壓力能不能承受？”他回答到：“這些​​壓力比起我在清華參加考試的時候的壓力要小得多。“

1986年，閻焱、熊曉鴿、張朝陽、張亞勤去了美國。

1987年，徐小平先去美國，再到加拿大，刷了很久的盤子，田碩寧也在這一年去了美國，之後成為亞投行第一任行長的金立群則赴美國波士頓大學經濟系研究生院進修 。

越來越多的青年奔向國外。 僅在1985年底，出國留學生的總人數就達到3.8萬人，其中自費留學生7000人。 在之後的十多年間，這些人中的很多人都將回到中國，政界、學界和商界都將不乏他們的身影，中國未來的新技術、新理念和IT產業等將由他們擔負支柱。

這些後來中國各領域的“領航者”，此刻都默默地奔波在各自的留學之路上，誰也不會想到，時代會在某個瞬間猛一轉身，把聚光燈打在他們身上。

4、1992-2002：激盪

跟80年代的“浪漫”有所不同，90年代日漸商業化的時代特徵，讓中國不再像過去那樣充滿神秘感和難以琢磨。

不過，在意識形態領域，兩種不同的聲音仍然在隔空交鋒。 如果僅僅從報紙上的爭論來看，1991年的中國瀰漫著改革是姓“社”還是姓“資”的硝煙。 而事實卻是，爭論如江面上迷眼的亂風，實質性的經濟變革卻如水底之群魚，仍在堅定地向前遊行。

1992年鄧小平南巡，一系列講話的核心其實是對無所不在的意識形態爭論給予了斷然的“終結”，改革開放新一波的浪潮由南向北，在經濟上形成了強烈的號召力。

很多國人都從中嗅出了巨大的商機，很顯然，一個超速發展的機遇已經出現。 這時候，需要的就是行動、行動、再行動！ 此後又出現了一波辦公司熱。

“海歸”也是中國實現現代化的重要部分，與經濟加速相對應的，是留學政策的進一步鬆綁，“支持留學、鼓勵回國、來去自由”被確立為留學海歸政策的指導思想，這一掃80 年代末一度對留學政策有所收緊的陰霾，給留學潮又加了一把火。

於是，雄心勃勃的人都琢磨起留學來：從商的，想到海外賺得第一桶金；搞文化的，一心盼著成為世界文化的主流；演藝明星們，也開始惦記著衝進好萊塢、 百老匯。 有人甚至帶著“外國月亮比中國圓”的幻想，盼著盡快走出國門。

1993年，一部叫《北京人在紐約》的電視劇火爆全國，將出國熱真切地展示在每一個中國人面前。 “如果你愛他，就把他送到紐約，因為那裡是天堂；如果你恨他，就把他送到紐約，因為那裡是地獄。”片中，姜文扮演的音樂家王啟明，在紐約無論如何 掙扎都無法實現自己的音樂夢想，最後成為了一名商人，這是那一代人世俗意義上的成功模板。

《北京人在紐約》劇照

借助一股股留學潮，有人懷著各種想法趕赴世界各地，也有人正從世界的某個角落匆匆趕來。

中國的改革開放1992年之後進入黃金盛年，互聯網這項科學技術正在太平洋彼岸落地，開始商業化，展現其迷人的魅力，中國也正迎接這一股互聯網衝擊波。 越來越多的人加入到中國互聯網大潮中，“海歸”們也在這一時期鬼使神差地入局。

1995年，走下飛機舷梯的張朝陽感到一陣寒意，他搓了搓手，拎著兩個手提箱向機場外大步走去。 多年的美國生活，讓張朝陽有了“小布爾喬亞式”的審美，扎小辮，POLO衫，戴墨鏡，而迎接他的，是一片未知。

1999年國慶，大家的名片上開始印e-mail地址了，街上有人穿印著“.com”的T卹了，李彥宏斷定：互聯網在中國成熟了，大環境可以了。 於是，他決定回國創業。

同年，陳一舟與兩位斯坦福大學校友楊寧、周雲帆回國。 此前他們曾一起回中國轉了一圈，得出一個結論：世界上發展最快的地方都在這兒了，不來這兒，去哪兒呢？ 後來他們創辦了一個叫ChinaRen的公司，也就是後來的人人網。

儘管有著諸多不如意，對未來的生活也沒有全然把握，但他們還是回來了，理由只有一個：在美國雖然拿著高薪但找不到自我，不如回國創業。

接下來的時光裡，每個行業都將被“互聯網思維”攪個天翻地覆。

儘管各種優秀“海歸”或出於夢想，或出於商機選擇回國，但這也難以掩蓋這一時期中國大量的人才流失，2002年，也就是中國被世界貿易組織接納的次年，出國與 歸國人數之比一度達到了6.94∶1，也就是說，每7名中國留學生中僅有1人回國！

5、2003-2018：歸來

進入新千年，一切都變得很快，“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成為這個時代最強有力的註解。

出國留學的方針得到了很好的貫徹，自費出國留學限制被徹底廢除，工牌出國留學政策在培養高層次留學人才方面持續發力，吸引留學人員尤其是高層次留學人才回國工作為國服務所 採取的政策不斷健全，出國教育效益極大增強。 2010年7月，《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發布，堅持“支持留學、鼓勵回國、來去自由”的方針。

與蒸騰上升的綜合國力相對應的，就是此階段滾滾洪流般的留學潮，中國已悄然成為全球最大的留學生輸出國之一。

擁有更多選擇的學界精英和商界大佬，選擇將孩子送出國去，出國留學逐漸呈現出了低齡化的趨勢。

前首富王健林在​​兒子王思聰兩歲時選擇將他送到國外上寄宿學校，從新加坡Swiss Cottage小學，到英國溫徹斯特公學，再到倫敦大學學院哲學系，王思聰一路在國外接受先進的教育 ，養成了張揚的個性。 同樣是前首富的劉永好，做出了同樣的選擇。 1994年，劉永好將女兒劉暢送到美國西雅圖小鎮女子學校讀高中。

出同樣的選擇的，還有很多企二代。 娃哈哈二代宗馥莉就讀於佩珀代因大學；碧桂園二代楊惠妍就讀於美國俄亥俄州立大學，聯想柳傳志的女兒柳青就讀於哈佛大學……

此階段，不僅精英人士、商業大佬選擇送子女出國，越來越多的普通家庭，也加入到送子女出國的隊伍中。 2018年，中國出國留學人數突破了60萬。

與此同時，越來越多的留學生選擇了回國。 從2003年開始，中國出國與歸國人數之比不斷縮小，2010年為2.11:1，2015年為1.28:1。 少數人的選擇成了多數，近五年來回國人數占到了出國總量的70%。 更重要的是，歸國者中，精英大有人在！

據中國與全球化智庫發布的調查，海歸創業集中於國家戰略新興產業，在海歸創業者中，58.3%擁有個人專利，65.9%從海外帶回了技術，絕大多數處於國際先進和國內先進水平 。 相對早年的迅速復制海外商業模式，近兩年的海歸技術人才在生物製藥、AI、新材料等技術創業領域扎堆。

國外很多國家的條件還是比中國好，為什麼選擇回國？

回答歸結起來無非兩點：除了中國的機遇，還有國外的天花板。 很多技術人才直言“在美國，華人技術人才能躋身管理層的不多，可能會一直寫代碼。”

2017年初，被稱為“矽谷最有權勢的華人”的微軟前全球執行副總裁陸奇歸國，成為新版精英歸國的代表。 這些歸國精英或直接投身到創業大潮中，或加盟大互聯網公司任高管，或致力於開拓國際市場。 除了商業精英，還有一批國際公認的科技大咖歸國。 2008年，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分子生物學系建係以來最年輕的終身教授和講席教授、美國藝術與科學院院士、美國國家科學院外籍院士施一公做出了回國決定，哈佛八博士王文超、張欣 、張鈉、王俊峰、劉青松、劉靜、林文楚、任濤在中科院合肥物質科學研究院強磁場科學中心……

西方媒體評價：世界上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像中國一樣，如此重視吸引流失在外的人才回國。

改革開放40年，歸國留學生與鄉下知青、高考學子、下海闖蕩的商人和進程務工的農民工一起，成為推動中國崛起的重要力量。 40年中，這群中國人“晴天搶幹，雨天巧干，白天大干，晚上加班幹”！ 不知不覺中，世界卻驚奇不已，一個曾經落後的中國，經濟總量已成為世界第二。

改革開放40年，是中國青年學子負笈海外、勵志報國的40年，是中國教育學習、借鑒、赶超的40年，是從人才輸出到人才回歸的40年。 與此同時，這支源源不斷的留學大軍為中國的社會經濟建設輸入了不竭的新鮮血液，拉近了中外教育、科技的距離，推動了中外人文交流，提升了中國在國際社會上的影響 力。

40年歸來，當年第一批的出國留學生已經白髮蒼蒼，他們作為中國留學歷史變遷的見證人，也見證了中國改革開放、科技發展、經濟騰飛。

時代車輪滾滾向前，留學的歷史不斷變化，不變的，是千萬萬萬像他們當年一樣奮力奔跑的人

六四前夕回帶加隨寫

悼念六四之意義在抗共，抗共之實際目的為擁護人性，所以香港民族主義消滅中國帝國主義，行為動機本身已經正當有餘。不論係華夏、中共定中國，名號只係朝代替代所用嘅包裝，大家只需要知道華夏文化核心價值在於反文明，反自由，以至反歷史，就自然會識得同華夏保持適當距離，進而明白香港獨立之歷史意義——與其同華夏爭辯何謂真相，倒不如嘗試呈現屬於香港民族嘅真相。

有鑑於反送中抗爭爆發之後，香港人主體意識大幅增加，以下特意節錄昔日主張香港人應以香港人角度看待六四之舊文，重申始終一致之立場。節錄內容一字不易，暴露過去格局未成之稚氣，若干用字亦難免青澀，但因為懶得寫過，索性copy and paste，希望有助香港民族理直氣壯揚棄中國人身分，認清自我。

〈告別維園，燭光不必悲情〉

「毋忘六四是應該的，在哪裡，用甚麼方式都可以，而理由也早已經說得一清二楚。當年中國學生對中共政權的無知，應當成為香港人的借鑑，而中共政權的無法無天，朝令夕改，則應當是香港人卧薪自強的苦膽，刻記於心。六四是香港歷史的一部分，一如美國人不應忘記獨立戰爭，香港人亦應當牢記這次慘烈的啟蒙。記憶是對抗極權最有力的武器，大家要擺脫的，只是毋忘六四就等於愛國這個枷鎖，僅此而已。告別維園，燭光不應是悲情的，它是香港未來之光。」

https://gnimmm.com/2015/06/04/dont_be_guilty/

〈不再幻想，莊敬自強〉

「抱持建設民主中國的心去憑弔烈士這種思路，是徹徹底底的歪曲歷史。六四是一場人道災難，港人服膺普世價值，加上東方之珠因中共強硬姿態而慘遭毒手，毋忘六四自然有理，但支聯會是導人向惡的寶藥黨，葫蘆裡賣的是愛國方丹，多食無益。六四是港人命運自主的標誌，而非全民盲目愛國的圖騰。悼念六四，薪火相傳，應自立門戶，由認清歷史開始。」

「香港與中國的歷史，從一八四一年起各走各路，已經超過百七年。就是出於善意，幫助鄰國，單是改革開放時期的援助，也已經仁至義盡了。今日南來的中國人，不再是願意被香港同化和吸納的一群。他們數量激增而質素暴降，是幾百萬自視極高，而且認為香港只是中國附庸，所以賤視香港文化的新中國人。就算香港是一個移民城市，也不可能將他們通通接收。香港的核心價值和社會文化，過往得到逐少逐少從人間煉獄偷渡來港的人服膺而且尊重，這是香港一直能自外於中國，兼得華洋精粹，在國際間如魚得水的原因。香港是混血的王子，是獨立的政體，也有獨樹一幟的城貌。香港差的，只是效法台灣建立本土論述，在政治上隔離中國，重掌自己的命運這關鍵的一步。」

https://gnimmm.com/2014/04/06/change_our_lens/

〈歷史的教訓是不要去維園〉

「當年香港人義憤填膺，不畏大風大雨也要上街示威，一大原因，正是不少香港人的親人還在大陸，家鄉也在大陸。換言之，香港人支援八九民運，是以護根之心出發的，中港情感確實濃厚。周幽王戲烽火，諸侯也認真勤王，也是出於擔心犬戎威脅周天子的安全。與此同時，台灣人的反應跟香港人大相逕庭。與大陸僅有一海之隔的台灣，對中共的暴行反應「出奇地」相當冷淡。究其原因，就是台灣已經極大程度地完成了去中國化和進行著本土化，一如亞洲各地的華人，與大陸再無鄉土聯繫，並建構了越來越強的台灣人意識。台灣不把自己當諸侯，以天子自居的中共，只有自討沒趣的份兒，其發號施令的對象，只剩港澳疆藏。」

https://gnimmm.com/2013/06/03/stay_away_from_vpark/

〈港人悼六四，必須脫離愛國主義〉

「其實，平反是早晚的事情，中共犯下的每件罪行和被誤扣帽子的走資派都一一重新定性和評價了。人去茶涼，鄧小平也沒有毛澤東那樣至高無上。當這一刻的統治者要維穩，拿鄧小平「以穩定壓倒一切」的決定祭旗，根本毫無代價要付。有人以為中共會因此負上更多惡名，但人人都說以往的錯誤只是毛澤東的錯，把全部責任推向某一､兩位當事人。要徹底抗暴，就得把暴政推翻，把共產黨模式和專制思想縱容個人的權力膨脹這問題的癥結釐清，而非成為縱容的一分子，任中共繼續犯錯，繼續平反。」

「悼念六四必須去除大中華意識，要去除，就不得繼續走進維園。六四事件是違反人性和普世價值的，因此，以世界公民的身分思考，它的性質就跟國際間任何一件發生過的罪行一樣。若我們年年把六四掛在口邊，也應把其他不義政權對人民施加的暴力也給予同等對待。然而，我們只是一個香港人，按常理，心可以懷有世界，行動上卻無力逐一擁抱。香港人偏袒了「自己祖國的事情」這麼多年，說穿了，還不是國族主義和血濃於水在作祟。」

https://gnimmm.com/2013/05/30/patriotism_for_china_no_more/

學民思潮召集人黃之鋒喺2015年講過，「建設民主中國是正面的」，因為「甚至係再激進啲，其實社會暫時都係少數……就係咩城邦呀，建國呀，港獨等等」，都離唔開「中國因素」，而且，「他看不到香港有任何可能能夠與『內地』的改革和『內地』的民主發展切割。」以「內地」稱呼「中國」，以「建設民主中國」為目標，以「無法避開中國因素」敷衍自己，明顯就係當時香港大眾嘅集體意識，而深受歡迎嘅學民思潮亦只不過係因時而生嘅思想載體。今時今日，大家都已經唔再對港獨避而不談，可以想知，為大眾傳達意願嘅政治人物亦自然會順應民情——由學民變成眾志，由親中變成自決，所謂成長，從來都係令人難忘而又彌足珍貴。一般大家都形容舊事重提為鞭屍，怕尷尬怕比較，但人勇於回顧，勇於接受更佳解釋同更準確嘅歷史敘事，至會知道一步一腳印嘅足跡，講到尾，最緊要都係不斷向前，不斷演進，一時得失真係唔重要。

總括而言，真正要關心中國民主嘅人係中國人，香港人爭取自由民主，必須要同中國切割。香港人嘅心力，理應放喺透過自身看待六四嘅態度去審示自己嘅民族意識，繼而以民族意識為出發點，擺脫帝國自上而下灌輸嘅意識形態。只有理解喺帝國瓦解之路上，香港民族主義者需要擔當嘅角色同責任，香港民族至可以步向獨立。香港民族獨立，即華夏概念解構完成，華夏由反歷史成為歷史，即華夏食人文化逐漸絕跡於世，故此若然衷心希望人類可以向世界和平大步邁進，請首先精進自身，因為只有盡力促成中國解體，香港人至有可能解救千萬人類同胞於火熱水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