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澄清唬爆米花教室-314雙流空戰與道德的勇氣】 #福編
3月14日 是歐美的白色情人節,2021.3.14那天福編本來想寫的歷史文章其實是福編心中真正的空軍節,3.14雙流空戰紀念日。但每一提指頭(現在打鍵盤不拿筆)就嚎啕大哭不能自己。因為那天的先烈,每個都是天之驕子,家世好,面容俊,卻為正義與國家選擇上天必死之路。直到3月14日最後一小時才突然決定改成寫1988.3.14赤瓜礁海戰。雖然那是中共海軍打的,但至少不是讓人一直哭一直哭的中華民族烈士日,而是輝煌勝利日。
1940年9月13日壁山空戰,國軍空軍一如往常攔截進入四川盆地轟炸陪都重慶的日本機隊,卻首次遭遇零式機,遭到0:13(或24,因有11架重創)的大敗,13架遭擊落,11架被重創。國軍充分體認到日本裝備與我方的嚴重差異。幸而四川盆地馬上進入霧季(通常為10-4月),故日軍對我後方基地的轟炸隨之停止。
但到了1941年3月14日,四川盆地卻意外提早放晴,日軍遂再度派出機隊轟炸視野良好的次核心成都市。國軍空軍明知敵強我弱,仍視死如歸,以殘存的蘇聯援助但過時之兩大隊I-15戰機 31架分三編隊上前攔截,然而一如預料,日零式機在纏鬥中輕易耍弄國軍戰機,國軍總領隊黃新瑞大隊長很快頭部中彈殉難,二領隊副大隊長岑澤鎏接著也以身報國,數十分鐘內三領隊周靈虛中隊長步上忠烈之路、其他還有任賢、林垣、江東勝、袁芳炳、陳鵬揚等5位飛將軍陣亡。國軍當天又被擊落10架,重傷7架。國軍空軍至此幾乎可說付之一炬。直到陳納德將軍帶來那群理由不一的美國大男孩與P-38戰機後,中國的天空才稍微復晴。
雙流空戰是絕對的慘敗,但真正的意義是在壁山空戰後,陳納德將軍的援助抵達前,空軍先烈明知敵我裝備差異懸殊,但為了護衛國家與百姓,發揮道德的勇氣,毅然赴死的一戰。
所以在我心中,3.14才是真正的空軍節,因為那天證明了中國空軍與中華民族的道德勇氣。
#中華民國萬歲
(福編心中一直記得每個字的高中課文,有三篇,分別是正氣歌並序、黃花崗烈士事略序,最後就是羅家倫的 道德的勇氣)
**********附錄 道德的勇氣
要建立新人生觀,第一必須養成道德的勇氣(moral courage)。
道德的勇氣是和通常所謂勇(bravery)有區別的。通常所謂勇不免偏重體力的勇,或是血氣的勇;而道德的勇氣,乃是人生精神力量最好的表現,「匹夫之勇」與「好勇鬥狠」的勇,那能相提並論?
什麼是道德的勇氣?要知道什麼是道德的勇氣,就要先知道什麼不是道德的勇氣。第一、衝動不屬於道德的勇氣。衝動的行為是感情的,不是理智的;是一時的,不是持久的。他不曾經過周密的考慮,審慎的計畫,所以不免「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他的表現是暴烈(violence),暴烈是與堅毅(tenacity)成反比例的。暴烈愈甚,堅毅愈差。細察社會運動的現象,歷歷不爽。第二、虛矯也不屬於道德的勇氣。虛矯的人,絕不能成大事。所謂「舉趾高,心不固矣。」我們所要的不是這一套,我們所要的是「臨事而懼,好謀而成。」對事非經實在考慮以後,絕不輕易接受,而一經接受,就要咬緊牙根,以全力幹到底。他所有的勇氣,都是經內心鍛鍊過的力量,以有程序的方式表現出來的。舉一例來說明罷,我有一次在美國費勒菲亞(Philadelphia)城,看一齣英國文學家君格瓦特爾(John Drinkwater)的歷史名劇,叫做林肯(Abraham Lincoln)。當林肯被共和黨推為候選大總統的時候,該黨代表團來見他,並且說明因為民主黨內部的分裂,共和黨的候選人是一定當選的。他聽到這個消息,沉默半晌,方才答應。等代表團走了以後,他又一聲不響的凝視壁上掛的一幅美國地圖。看了許久,他嚴肅地獨自跪在地圖前面祈禱。我看完以後,非常感動,回到寄住的人家來,半夜不能睡覺。心裡想假如一般中國人聽到自己能當選為大總統的消息,豈不要眉飛色舞,立刻去請客開跳舞會嗎?中國名劇牡丹亭中,寫一位教書先生陳最良科舉中了,口裡念道:「先師孔夫子,猶未見周公,老夫陳最良,得見聖天子,豈偶然哉!豈偶然哉!」於是高興得滿地打滾。但是林肯知道可以當選大總統的時候,就感覺到國家重大的責任落在他雙肩上了,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不是一件可快樂的事,凝視國家的地圖,繼之以跪下來祈禱。這是何等相反的寫照!
道德的勇氣是要經過長期的鍛鍊纔會養成的。但是要養成道德的勇氣,必定要有兩個先決的條件:第一是天性的敦厚,第二是體魄的雄健。就第一個條件說,一個人有無作為,先要看他的天性是否敦厚。不要說看人是否能擔當國家大事,就是我們結交朋友,也要先認定他天性是敦厚還是涼薄,才可以判斷他能不能共患難。凡對自己的親屬都刻薄寡恩的人,是絕不會對朋友篤厚忠誠的。自然這樣的人,也絕不會對於國家特別維護,特別愛戴的;所以古來許多政治家用人的標準,是寧取笨重,而不取小巧。倒是鄉間的農夫,看來雖是愚笨,卻很淳樸誠懇,到患難的時候講朋友;祗有那戴尖頂小帽,口齒伶俐,舉動漂亮的人,雖然一時討人喜歡,卻除了做「小官僚」,做「洋行小鬼」而外,別無可靠之處。就第二個條件說,則體力與膽量關係,實在密切極了。二者之間,繫數極大。體力好的人不一定膽子大;體力差的人,卻常常易於膽子小。一遇危難,倉皇失措,往往是體力虛弱,不能支持的結果。左傳形容鄭國的小駟上陣,是「張脈奮興,陰血周作,進退不可,周旋不能。」所以把戰事弄糟了;用他們駕戰車上陣的國王,也就誤在這些馬的身上。馬猶如此,人豈不然。我相信膽子是可以練得大的,但是體魄是膽子的基本。擔當大事的人可以少得了它嗎?
具備這兩個先決條件,然後才可以談到如何修養道德的勇氣。修養就是把原來的質素加以有意識的鍛鍊。孟子所謂「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正是對於修養工作最好的說明。從這種修養鍛鍊之中,才可以養成一種至大至剛的「浩然之氣」,一種「泰山崩於前而色不沮,黃河決於側而神不驚。」的從容態度;修養到了這個地步,道德的勇氣才可以說是完成。但是有什麼具體的辦法,來從事於這種修養呢?
(一)知識的陶鎔 真正道德的勇氣,是從知識裡面產生出來的,因為經過知識的磨鍊而產生的道德的勇氣,才是有意識的,而不是專恃直覺的。固然「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但這還是指本性的、直覺的方面而言。在現代人事複雜的社會裡,一定要經過知識的陶鎔,才能真正辨別是非,才能樹立「知識的深信」(intellectual conviction)。知識的深信,是一切勇氣的來源,唯有經過嚴格知識的訓練的人,才能發為有系統、有計畫、有遠見的行動。他不是不知道打算盤,祗是把他算盤看透了!
(二)生活的素養 僅有知識的陶鎔還不夠,必須更有生活的素養。西洋的哲學家把簡單的生活和高超的思想(simple living and high thinking)聯在一起說,實在很有道理。沒有簡單的生活,高超的思想是不能充分發揮的。社會上有些壞人,並不是他們自己甘心要壞的,乃是他的生活享受的標準,一時降不下來,以致心有所蔽而行有所虧。那占有慾(possesive instinct)的作祟,更是一個重大原因。明末李自成破北京的時候,有兩個大臣相約殉國,兩個人說好了,一個正辭別回家,這位主人送客出門,客還沒有走,就問自己的佣人餵了豬沒有。那位客人聽了,就長嘆一聲,斷定他這位朋友不會殉國。他的理由是世間豈有豬都捨不得而肯自己殉國之理,後來果然如此。中國還有一個故事,說一個貪官死去,閻王審問他的時候:「你太貪了,來生罰你變狗。」他求閻王道:「求閻王罰我變母狗,不要變公狗。」閻王說:「你這人真沒有出息,罰你變狗你還要變母狗,這是什麼道理?」他說:「我是讀過禮記的。禮記上說:臨財母狗得,臨難母狗免,所以我要變母狗。」原來他把原文的「毋苟」二字讀成「母狗」,以為既可得財,又可免難。這雖是一個笑話,卻是對於「心有所蔽」而不能抑制占有慾者一個最好形容。須知一個人的行動,必須心無所蔽,然後在最後關頭,方可發揮他的偉大。這種偉大就是得之於平日生活修養之中的。
(三)意志的鍛鍊 普通的生活是感覺的生活(life of senses),是屬於聲色香味的生活,而不是意志的生活(life of will)。意志的生活,是另一種境界,祗有特立獨行的人才能過得了的。他有百折不回的意志,堅韌不拔的操行,所以「舉世譽之而不加勸,舉世毀之而不加沮」他有「雖千萬人吾往矣」的氣概,所以悠悠之口,不足以動搖他的信念。他能以最大的決心,去貫徹他的主張。他是「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他不但「不挾長,不挾貴」,而在這個年頭,更能不挾群眾,而且也不為群眾所挾。他是堅強的,不是脆弱的。所以他的遭遇愈困難,而他的精神愈奮發,意志愈堅強,體力愈充盈,生活愈緊張。凡是脆弱的人,最後都是要失敗的。辛亥革命的時候,民立報的一位編輯徐血兒,以二十歲左右的青年,做了七血編,慷慨激昂,風動一時。等到二次革命失敗,他便以為天下事不可為了,終日花天酒地,吐血而死,成為真正的「血兒」。這就是意志薄弱,缺乏修養的結果。至於曾國藩一生卻是一個堅強意志的表現。他辛辛苦苦,接連幹了十幾年,雖然最初因軍事敗衄要自殺兩次,但是他後來知道困難是不可避免的,唯有以堅強的意志去征服困難,才有辦法。所以絕不灰心,繼續幹下去。等到他做到了「韌」的功夫,他才有成就。
(四)臨危的訓練 一個偉大的領袖和他的偉大的人格,祗有到臨危的時候,才容易表現出來。世界上那一個偉大的人物,不是經過多少的危險困難,不為所屈,而後能夠產生的?俗語說:「老和尚成佛,要千修百鍊。」修鍊的時候,是很苦的。時而水火,時而刀兵,時而美女,一件一件的來逼迫他、引誘他。要他不為所屈,不為所動,而後可以成佛。這種傳說,很可以形容一個偉大人物的產生。從前全國人對於委員長蔣先生還不能有深刻的認識,等到西安事變發生,他在極度危險的環境當中,依然保持他的尊嚴和氣度,然後大家才都能真正認識他、信仰他、崇拜他。甚至連反對他的人也都受了感動,不得不對他肅然起敬了。因為在這樣九死一生的危險時機,他的偉大的人格和精神,都充分的表現出來。中國人常說:「慷慨成仁易,從容就義難。」張睢陽臨刑前說:「南八,男兒死耳,不為不義屈。」這種臨危的精神,是不因為他死而毀滅的。黃黎洲先生在他的補歷代史表序上有一段文章說:「元之亡也,危素趨報恩寺,將入井中。僧大梓云:『國史非公莫知,公死是死國之史也。』素是以不死。後修元史,不聞素有一詞贊。及明之亡,朝之任史事者眾矣,顧獨藉一萬季野以留之,不亦可慨也夫!」這段沉痛的文字,豈僅指危素而言,也同時是為錢謙益輩而發,要知不能臨危不變的人,必定是怯者、是懦夫。祗有強者才不怕危險,不但不怕危險,而且愛危險,因為在危險當中,才能完成他人格充分的發揮。
在中國歷史上,有不少偉大的人物,如文天祥、史可法等,是可以積極表現道德的勇氣的。(****以下特別重要,福編作夢時還會夢到)十年以前,我和蔣先生閒談。我說,我們在開國的時候,何必多提倡亡國成仁的人物,和文天祥、史可法諸位呢?蔣先生沉默了一會,他說:「文天祥不可以成敗論,其百折不回,從容就義的精神,真是偉大!」我想文天祥的人格、行為,及其留下的教訓,現在很有重新認識的必要。他最初不見用於亂世,等到大局不可收拾的時候,才帶新兵兩萬入衛,元朝伯顏丞相兵薄臨安,宋朝又逼他做使臣去「講解」。他以抗爭不屈而被拘留。他的隨從義士杜滸等設計使他逃出,準備在真州起兩淮之兵,又遭心懷疑貳的驕兵悍將所扼,幾乎性命不保,逃至揚州,旋逃通州。路遇伏兵,飢餓得不能走了;杜滸等募兩個樵夫,把他裝在挑土的竹籃中抬出,航海到溫州起兵;轉到汀州、漳州,經廣東梅州而進兵規復江西。漢奸吳浚來說降他,他把吳浚殺了。江西的會昌、雩都、興國、撫州、吉安和廬陵的東固鎮都有他的戰績。他的聲勢,一度振於贛北和鄂南。兵敗了,妻子都失陷了,他又重新逃回到汀州,再在閩、粵之間起兵;又由海豐、南嶔打出來,在五坡嶺被執。自殺不死,路過廬陵家鄉絕死不食;解到燕京,元人起初待以上賓之禮說降他,以丞相的地位引誘他,他總是不屈,要求元朝殺他。若是不殺他,他逃出來,還是要起兵的。元朝也為這個理由,把他殺了。他在獄中除了作正氣歌之外,還集杜詩二百首,這是何等的鎮靜!何等的從容!他就刑時候的「孔曰成仁,孟曰取義,惟其義盡,所以仁至。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而今而後,庶幾無愧!」幾句話,不獨留下千秋萬世的光鋩,也是他一生修養成功的「道德的勇氣」充分表現。他本來生活是很豪華的,經國難舉兵以後,一變其生活的故態。他的行為,有兩件特別可注意的事。第一是他常是打敗仗而絕不灰心。當然他是文人,兵又是烏合之眾的義兵,打敗仗是意想得到的。但是常打勝仗,間有失敗而不灰心還容易;常打敗仗而還不灰心,實在更困難。這是「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精神。第二是他常逃。他逃了好幾次;但是他逃了不是去偷生苟活,他逃了還是去舉兵抗戰的。這種百折不回的精神,是表現什麼一種勇氣?做事祗要是對的,成敗有什麼關係?「若夫成功則天也」,也是他最後引以自慰的一句話。文天祥出來太晚了!文天祥太少了!若是當時人人都能如此,元朝豈能亡宋?所以文天祥不但是志士仁人,而且是民族對外抗戰的模範人物!
必須有準備殉國成仁的精神,才能做建國開基的事業。進一步說,若是真有準備殉國成仁的精神,一定能完成建國開基的事業!
「時窮節乃見,一一垂丹青!」
=============
福編想到3Q陳柏惟和他的僕從們,整天談著天方夜譚的話題,吹噓暴虎馮河的勇氣,大概是就學時課本即使還有這篇課文,八成也用這是中國課文不是「台灣」課文的理由說服自己不去讀吧。一個吹噓自己能1打35,然後先動手卻馬上被老人打敗,寄望這種人搞什麼建國開基事業,還是算了吧。
#請大家一起刪Q
#澄清唬夥伴會為道德的勇氣繼續堅持
#我們沒有800壯士但50小編與板手沒那麼容易屈服或收買
#本是人生勝利組的空軍先烈連命都敢搏
#我們打打字爆爆肝又算甚麼
#空軍軍歌是最多大陸人也認同的中華民國軍歌
#空軍軍歌藝術成分非常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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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義是三小?】
最近寫了一些跟小孩學才藝、教養問題有關的文,好像都在黑父母。
所以這篇我想來講講這種「#需要上進、#不斷自我超越、#好還要更好、#要負起社會責任、#要有深度、#要有教育意義」的大中華(或泛東亞?)思維,
怎麼從教育/教養層面,內化到閱聽人/消費者心中,變成衡量「美學」價值的一把奇怪的尺。
#
一篇標題為《一个90后周杰伦粉丝的死心史》的文章,日前在社群上被大量轉載,作者是還可算在年輕人範圍內的90後。
他說,周杰倫之前出的新單曲《Mojito》旋律算好聽,但歌甜而「塑料」,周董跟他的好哥們大家唱唱跳跳、沒有煩惱,不若他多年前聽剛出道的周杰倫的作品,「在那個自我意識覺醒的人生啟蒙階段,他教我們要不服輸、要做第一名,告訴我們青春期要面對的所有事」。
作者說,以前的周杰倫熱衷於音樂實驗、挑戰風格混搭、開先河玩中國風、不斷創新,而且關注社會問題,寫過反家暴、寫過反戰,歌曲格局豐富多樣。
剛出道的周杰倫,人看起來不乖、眼神過於不服、隨時準備唱反調,但「凡事都要做到最好」,
但2007年推出專輯《我很忙》之後,歌的記憶點不多、藝術質感不見了,歌詞沒有廣闊的想像空間、淪於划水,歌詞只有小歌迷般的少女、MV只有性感美女跟比基尼,十足物化女性,至於周杰倫的人呢?他的「年少時的拔群勁兒不見了!」
「那個教這一代人不要太乖、不要輸、要去全世界,要勇敢、要不懼權威、要將自己喜歡的事做到最好的周杰倫不見了!」
作者對周杰倫成為「太過商業導向的老油條」而不再專注於音樂上的創新,感到相當失望、甚至心死;他無法接受周杰倫的敷衍跟糊弄,認為「這是一個人要如何對待自己職業的問題」。
「他或許並沒有對不起我們,他只是對不起自己,以及這份職業。」作者如是說,他期待曾經周杰倫能「年輕時是偶像、年長後是大師」。
作者希望周杰倫像坂本龍一那樣,從青年偶像轉變為音樂匠人,「收集自然跟城市的聲音用以探究人在城市空間的生存狀態」、「將反戰、環保的思考寫入音樂」、「將音樂作為延續哲學思考的方式」。
或者至少如蔡依林,從唱跳歌手蛻變,開始「跟獨立音樂人合作」、「相比口水流行歌,如今的音樂更像對藝術和自我的探索」、「歌裡有開放的性別意識、對單一審美標準的反思、跟對同性愛人的鼓勵」。
但最終,周杰倫沒有陪他一起長大,「沒有像教我們不服輸一樣,教我們負擔生命的重量,如何面對分離和背叛,愛與失去,學做父母,看清生活真相後繼續生活,與衰老和解,然後一同老去」。
#
這些論述的味道是不是令人感到熟悉?這不就是許多父母對孩子未來人生的期許方向嗎?從一個90後的年輕人口中冒出這樣的「教訓」,彷彿接下來一整個月都是「教孝月」了。
周杰倫是否該開個「人生夢想學校」作者才會滿意呢?
我不禁想吐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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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個真實笑話給大家聽:
我小時候還流行看日本卡通,班上同學朋友都在看《玩偶遊戲》、《庫洛魔法使》,我放學回家說我也要看,但我媽媽是學教育的、當老師的,她會買《十萬個為什麼》的整套錄影帶給我看,但覺得日本卡通都沒營養。
於是她說「好,要看可以,但你要列出這些日本卡通有什麼教育意義,說服我了,就可以看。」
我才小學中年級,能知道卡通有什麼教育意義?想看的原因不就是故事好看、劇情跟我的學校生活很像很有共鳴、畫風很美、音樂好聽、大家都在聊所以跟同學有話題嗎?
想當然我沒能列出來,所以就沒得看了。
一直到我國中,有天她跟我說,當時應該讓我看《庫洛魔法使》跟《玩偶遊戲》的(那時我早已偷偷跟同學合資買了整套《玩偶遊戲》漫畫藏在學校,但後來被抓到就被揍了)。
我覺得好笑,問她為什麼,她說「因為我在國語日報上看到一個媽媽老師的文章,她說她和女兒一起看這些動畫,發現裡面教了很多人生的道理,並且讓她了解這個年紀的孩子怎麼跟人相處,她覺得很有意義、很值得看」。
我是否能看卡通的許可,是《國語日報》核發的。
#
荒謬的是,這個笑話在當今的「政治正確」氛圍中唾手可得,而且大家一點都不覺得荒謬。
我們重視電影導演有沒有關注社會底層跟弱勢、藝術價值夠不夠高;所以台詞跟讀小說一樣拗口又文鄒鄒(誰會在日常生活中那樣講話?)、情節破碎牽強、起承轉合轉折不自然只能靠旁白補充說明、情節中插入抽象又意識流的莫名其妙看不懂畫面,觀眾跟評審都不在意。
(對不起,我就是覺得大部分國片都很難看,而且片尾都要來個伊索寓言般的教化寓意頓悟,很煩)
我們重視歌手是否在歌裡唱出當代社會議題,是否夠知性、深入靈魂地感人,歌詞具有詩詞般的文學價值,或是優美地使用中文修辭,或是運用某些典故的巧思設計;至於旋律、節奏好不好聽、流不流暢、你聽了頭腦身體會不會跟著晃是其次。
(喔我們只有聽西洋音樂、JPOP、KPOP或任何聽不懂歌詞的歌時,才會不計較歌詞)
我們希望戲劇可以講述更多台灣當地生活的真實樣貌、徹底呈現台灣價值跟歷史脈絡,題材、背景更多元,情節要夠曲折複雜最好有推理性並且一定要有角色慘烈廝吼啊啊啊啊啊啊然後殺人或自殺(咦),不要老是拍些小情小愛的偶像劇,如果可以跟文學作品結合,或掀起社會輿論認真討論,那就更好了!
(所以我們只能猛看韓劇當迷片啊不是嗎?)
我們要求一個好的廚師不能只是做出好吃的食物,他們還要重視食材來源、重視地域族群關係、重視小農生存、重視土地議題、重視環保、重視動物權益、重視文化歷史、重視在地價值;如果他們做的菜有完整且創新的理念,呈現手法讓人驚艷,每一次都有不同的體驗,哇那就一百分了!
#
上述不管哪種創作,影像、音樂、食物⋯⋯本質都是基於五感的體驗、感官的享受,或是傳遞情感的媒介,但在當代,它們卻背負了「要有一定的教育意義、社會責任」的使命感,否則這個創作就不能被認可。
回頭看看歷屆金曲、金鐘、金馬獎的得獎評語,評審都是怎麼說的,你就知道了。
(最好你創作者出身貧困或是年輕時很辛苦很不順,那就更偉大更正確更可歌可泣了)
所以囉,如果我們做的工作只是做起來開心、滿足、讓人喜歡而且每天都期待去上班,這是不行的,因為你的工作沒有社會影響力、沒有更深入的意義、沒有教育世人的價值,而且還過太爽不夠刻苦磨難的話,就不能讓你寫出什麼能給後輩參考的感悟心得文投稿到商管雜誌。
相較之下,「這工作薪水夠不夠多啊?」真是讓人鬆一口氣的期待。
一個人喜歡、欣賞的東西,一定要被賦予有意義的、重大的、深刻的意義嗎?不能只是單純有感覺所以喜歡嗎?如果有天失去了意義,就不值得再喜歡了嗎?
#
請容我套一句經典台詞:意義是三小?
我並不是說意義不重要,而是當我們拚命找出生命跟事物中的意義時,這個意義真的會變成三小。
因為它是為了必須存在而硬被創造出來的意義,是不真實的、是奠基在「集體已有共識的主流價值政治正確」上的意義,而不是你在被事物或生命先感動——我是指有FU的感動——了之後,才慢慢歸納出感動你的東西是什麼,所產生的意義。
上面這句子寫起來有點拗口,但如果你記得國文課本上的「課文賞析」,你會知道我在說什麼,就是那種感覺。
這種「標本化的意義」阻止了生命的流動,就好比小孩被送去學才藝不是出於興趣——接觸喜歡的事物而自然產生喜悅——,而是為了能夠孝順/滿足父母的期待、證明自己有料不是只會讀死書、有東西可以寫在大學申請書上等意義而學。
意義至上、思維優先時,感官、感受就死掉了。
然後我們就會在別的地方,找尋能滿足感受需求的出口。
為什麼比起正經新聞,老天鵝新聞、眼球中央電視台跟哈哈台街訪讓人欲罷不能呢?
因為它們沒三小意義,卻很在感官層面上感動了你。
周杰倫當下的人生過得很幸福開心簡單又爽,所以他寫簡單、讓自己爽的歌(就像饒舌歌手Cardi B老是在唱老娘多紅多有錢人生勝利94爽一樣),我覺得很順應自然,音樂本來就是用來表達情感的。
他如果現在硬是為了滿足社會期待,寫一些關懷社會黑暗面的歌,那就矯情了,跟他的生命也沒有連結。
而且「過爽爽但關懷底層苦民所苦」的角色,千百年前就已經被釋迦摩尼悉達多、托爾斯泰跟切格瓦拉當過了,這個世界,真的不缺。
#要找人生的意義或靈魂深度這些事情
#拜託給我們命理產業或身心靈產業或是心理師跟哲學家們留口飯吃好嗎
#娛樂圈專注找生命意義跟哲學
#我們就只能搞笑娛樂大家了啊
#術業有專攻
#不要搶工作
#我是文青Hater
———
補充:我認為審美喜好是很主觀的。比方說,一個異國文化閱歷較多的人可能會跟你說,燉飯有米心才叫煮得好,吃日本料理時哇沙米跟醬油分開使用,才是有品味的吃法。
但這只是義大利跟日本習慣的吃法而已,你可以說他是比較道地的吃法,可是這不等於比較好吃。像你去麵攤切黑白切,哇沙米跟醬油喇一喇吃起來就是直接過癮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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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長,推薦閱讀,對於中國歷史與台灣歷史的發展與爭議會有更全面的認識
重訂課綱,吹響號角
一、 我是政大彭明輝,不是清大彭明輝
新世紀以後,清大彭明輝教授從部落格開始的評論書寫,頗引起媒體和閱聽人的關注,其文章論題廣泛,時事,科技,教育,經濟,人文,幾近無所不包;文章中有些論點我贊成,有些論點則有所扞格,有些不明就理者,誤以為是我,我從未出面說明,蓋因本家哥哥的文章,贊成不贊成都怪怪的,亦就隨它去,反正知道的知道,不知道的也沒關係。
2016年1月24日,清大彭明輝教授在部落格發表〈失去真相的台灣史〉,引發網路的一些討論,我再次被點名,略云清大彭明輝不是政大彭明輝,我覺得自己有必要說幾句。
現代中國從1920年代五四新文化運動提出德先生與賽先生以來,民主和科學成為救國救民的萬靈丹,亦即現代中國和臺灣所努力追求者。民主姑且不論,科學則形成學術上極度傾斜的唯科學是尚,即郭穎頤所謂的唯科主義(科學主義,我名之曰大理工主義)。部分理工學者常認為自己無所不能,上至天文,下至地理,無所不通,乃至常常越界而不自知。我的本家哥哥清大教授彭明輝是理工學者,行文難免有些大理工氣,〈失去真相的台灣史〉顯然越界談了他所不懂的知識領域,故爾引發爭議。
我無意在這篇短文討論〈失去真相的台灣史〉,只是藉此說明我是政大彭明輝,不是清大彭明輝,我要討論的是我的本行歷史學和歷史教科書。
2016年1月27日,教育部長吳思華在看守內閣過渡期間,宣布教育部預計2月將公布十二年國教領域課程綱要,吳思華表示,只有「社會領域」因各界歧異大,最快要到五、六月公布。但全家盟和全校協等教育團體均呼籲暫緩公布,否則恐又引爆學運,多位地方教育局長也認為課綱影響教學甚大,應該更充分溝通,別急著上路。2016年1月28日學生反課綱團體在立法院群賢樓前舉行記者會,提出兩項訴求:一、撤回微調課綱;二、暫緩十二年國教課綱。
記得2015年7月高中歷史課程微調課綱爭議如火如荼時,即有人嗆聲,有本事你們在下次選舉時贏回來,就可以修改課綱啦!台灣俗諺有云,嬈擺沒有落魄的久,話還熱著哩,人家真的在選戰中大贏,而且磨刀豁豁,吹響修改課綱的號角。
二、 微調課綱,引發爭議
2015年7月23日,教育部兵分四路,同一天在臺灣師大附中、新竹高中、彰化高中、台南一中召開高中歷史課綱微調座談會,學生們因不滿教育部的回應頻頻跳針,深夜時分,一群抗議學生衝入位於台北的教育部長辦公室,共33人遭警方逮捕,其中包括3名記者。
這場闖入教育部事件,將自2014年1月17日以來的高中歷史課綱微調事件,推向一個新的高峰。此事件起源於2014年1月17日,教育部召開公聽會,公布普通高級中學歷史科課程綱要部分修正表。教育部花兩周時間完成課綱微調公聽會、審議大會等程序,並逕行公告實施。因公聽會時間過於倉促,行政程序多有瑕疵,教育部又堅持不公開檢核小組成員名單和會議紀錄,引發黑箱爭議。台灣人權促進會及教育團體等向臺北地方法院具狀告行政法院,一審於2015年2月12日宣判教育部敗訴,判決書3月5日首度公開。判決書指出黑箱作業會造成大眾不安與猜忌,甚為不妥,要求教育部落實政府資訊公開法,透明政府決策。但教育部仍一意孤行,歷經蔣偉寧、吳思華兩任部長,仍堅持2015年8月1日上路,於是引發高中學生闖入教育部事件。
程序不正義,委員不專業,是學者和高中生質疑微調課綱的關鍵,程序不正義係指原本的檢核小組,經主席朱雲鵬的臨時動議,改成微調小組。原本因檢核而聘請的委員,忽然華麗的轉身成為微調委員,微調小組再大調課綱,引發其後種種問題。其間包括會議記錄的合法性,計票的爭議,公聽會舉行的時間倉促,公告時間太短,教育部長蔣偉寧卻斷然宣布微調課綱已然通過實施。這些行政程序都太犯規,實乃長久以來課綱擬訂歷史中從所未見。
部分學者與民眾有疑慮的課綱,教育部何以一意孤行,堅持通過就必須執行,是另一個令人百思不得其解之處。並不太久之前,2008年通過的〈98課綱〉,教育部長杜正勝己經在該年1月正式發布,3月總統選舉,5月新政府上路,8月教育部長鄭瑞城暫停歷史與國文課綱。據媒體報導,原訂於2009年8月上路的〈98課綱〉,教育部長鄭瑞城以內容有問題為由,擱置國文、歷史二科課綱,並組成專案小組編修。與會的歷史科召集人周樑楷教授和林富士教授曾發言抗議,但不受採納。故爾教育部以行政命令發布的課綱,教育部可以停止實施,蓋已有前例可循,並不存在不能停止的問題,而是教育部長要不要停止。
在委員不專業部分,14位微調委員中僅有兩人是歷史專業,要調整所有的高中歷史課綱,包括臺灣史、中國史和世界史。課綱微調“十人檢核小組”的歷史專業一直飽受批評;雖然其中並非完全沒有歷史學者,海洋大學黃麗生、世新大學李功勤,以及後來加入的世新大學喻蓉蓉等人,均具歷史學博土學位,但非臺灣史專業,卻大膽微調甚至大篇幅重擬台灣史課綱,調整的方向即1890年代以來以國族主義所建構的大中國概念,將臺灣史置於大中國框架下。特別因引發爭議最大的臺灣史,微調委員未有臺灣史專業,很難說服說臺灣史領域的學者專家。而反微調課綱的幾位要角,多為臺灣史專業,實其來有自。臺大歷史系花亦芬教授講得很直接:「王曉波等人把歷史教育和“國家認同”關聯起來,要用歷史教育來塑造國家認同。」然而,就像花亦芬、金仕起教授分析的,這套觀點完全可能讓學生遠離老師、遠離歷史學習;那麼,他們又怎可能認同歷史課本裡建構出來的那個“偉大國家”呢?要培養國家認同,顯然是死胡同。
有部分學者、媒體或個人,指責綠營不該把學生推上火線,甚而將微調課綱轉移到藍綠問題上,我認為這是不符合事實的。當媒體或個人指責學者教授龜縮不出的信息排山倒海而來,許多人忘記了2014年2月高中歷史微調課綱甫出,3月9日即有百餘位歷史學者、教授聯署,反對此行政程序不合法,委員不專業,內容不符學術研究成果的微調課綱,這些均見諸媒體報導。但因2014年3月18日的太陽花學運,淹沒了學者連署的信息。當太陽花學運告一段落,2014年5月以後,學者們又再次抗議高中歷史課綱微調的適法性,直到2015年5月,學者們的努力從未間斷,他們包括發起連署的薛化元教授,振臂高呼的周婉窈教授,長期關心此議題的陳翠蓮、花亦芬、金仕起教授;對微調課綱深入研究的台大歷史研究所博士生吳俊瑩。高中學生自主反課綱,是2015年5月以後的事,從5月一路燃燒到7月,學生占領教育部,此事件方始成為媒體焦點。我相信很多人是到2015年7月媒體大肆報導後,才注意到微調課綱的問題。
高中歷史課綱微調,絕非單一事件,在更早以前的1997年國中實施認識台灣課程,早已埋下伏筆。而認識台灣課程之所以引起爭議,與國民黨政府統治台灣以後,長期將台灣型塑為中國文化的最後堡壘有關,在政統上以中華民國為中國的代表,在思想文化上以中國文化的傳人自居。
三、 歷史教科書細說重頭
在動盪的時代,晚清士人醉心於西方政治、軍事、經濟,以及各種西方學術思想的新說,惟有關西方19世紀初葉以後所發展的科學派史學,似未曾引起太多注意。1902年梁啟超發表〈新史學〉,猛烈抨擊傳統中國史學,掀起極大波瀾;此文同時積極介紹西方史學,雖然以今日的學術眼光來看,不免浮淺誇大,卻打開了西方史學輸入中國之門。
西方史學輸入中國後,引發改編國史運動,章節體歷史教科書開始出現,加上傳統中國史學的資鑑思想,使得晚清新式學堂的歷史教育產生重大改變,一方面在教材上使用西方式的章節體教科書,另一方面則將歷史教育與國族建構相結合。因此,壓縮式的、簡明的中國歷史教科書成為改編國史運動的主體;而因當時對西方的認知亦屬急迫,翻譯西文簡明教科書或改寫西洋史教本,成為此時期的另一個特色,其目的希望能在短時間內,使學習者獲得簡明的、廣泛的、多面向的中國與世界史地知識。
二十世紀初年所編纂的歷史教科書,數量眾多且種類繁富,除一般通史性的著作外,亦出現鄉土歷史、兵法史和財務掌故史等教科書,以及有關史學理論、方法論方面的著作。整體而言,此時期所編纂的歷史教科書,具有下列共同特色:(一)編纂體例受西方史學輸入中國的影響,大部分著作採章節體;(二)西洋史教科書大部分譯自西文簡明教科書,亦有改寫自西文教科書或日文教科書者,中國史部分則受日本學者影響甚大,部分著作甚至逕以日本學者所撰東洋史教科書為藍本;(三)教科書不僅記述傳統中國以政治、軍事為內容主體的資鑑史學,並且開始注重社會、宗教、文化、思想等面向;(四)強調社會歷史進化的因果關係,以及人類文明發展的狀況,部分教科書明顯看出受到嚴復所譯《天演論》的影響;(五)呈顯以歷史教科書形塑民族主義的意圖,並強調實學救國的經世思想。我們看到今文學派的夏曾佑將新史學觀點貫穿於歷史敘述中,藉以形塑以孔子為中心的文化民族主義,並顯現其變法論的基本觀點;而治學傾向古文學派的曾鯤化和劉師培,在教科書中意圖透過對中國歷史的認知振興國魂,以發揚民族精神,並彰顯以黃帝血緣論為中心的血緣民族主義。以孔子為中心的文化民族主義,結合以黃帝血緣論為中心的血緣民族主義,成為近代中國建構國族的重要理論,柳詒徵《中國文化史》和錢穆《國史大綱》,即將文化論與血緣論的民族主義加以結合,此後的中國通史著作,大抵延續類似的國族建構理論;因此在近代中國的國族建構過程中,歷史教科書曾在其中扮演了相當重要的角色。
錢穆在《國史大綱》〈引論中〉舉出中國史學的三個特點:悠久、無間斷、詳密,與柳詒徵《中國文化史‧緒論》所說的幅員廣衾、種族複雜、歷史悠久、史籍豐富等特質,其論述基調幾如出一轍。
由錢穆和柳詒徵的例子,可以瞭解民族主義史學的發展,是透過怎樣的思想模式建構而成,一面回顧昔日的榮光,一面建構新的國族主義。
四、 以史為鑑的春秋筆法
臺灣的歷史教育,直接繼承對日抗戰時期教科書,其中主要質素包括下列諸項目:一、自1890年代以來的國族建構理論,以中國為我國;二、以春秋筆法為本的歷史敘述;三、五德終始說影響下的朝代循環論與正統論。
臺灣的歷史教育,在用字遣詞上受孔子《春秋》的影響極大,即所謂書法。傳統中國史學極強調所謂書法,如「君舉必書,書法不隱」,其中所涉及的鑑戒史學,固使中國史學光輝燦爛,但同時亦限制其進一步的發展,因為過度強調史學的鑑戒功能,使得史學侷限於朝代循環論,以及所謂春秋筆法,最常被稱道者,如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這套書寫模式被司馬遷和司馬光繼承下來,且為歷代修史者奉為圭臬。所謂春秋筆法,是一種文字表述方式,春秋之教的重點即在“屬辭比事”,舉其大要,「屬辭比事而不亂,則深於春秋者也」。所謂屬辭,係指遣詞造句,所謂比事,係指排比史事。屬辭比事,即是筆削的藝術。
《春秋》記戰爭,有伐、侵、戰、圍、入、滅等不同的寫法;聲罪致討曰伐,潛師掠境曰侵,兩軍相接曰戰,環其城邑曰圍,造其國都曰入,毀其社稷曰滅。同是記殺人,有殺、誅、弒、殲等不同的寫法,無罪見殺曰殺,有罪當殺曰誅,以下殺上曰弒,不留孑遺曰殲。這是用不同的字,表達不同的歷史情況,即所謂春秋筆法。舉最明顯的例子,如各朝代與邊族的關係,漢國攻打匈奴,寫成漢武帝北伐匈奴;而匈奴則是侵略漢國;類似的情形,蒙古攻打中國謂之入侵或侵略,這是從征服王朝攻打華夏的角度思考;但蒙古攻打歐州則名之曰 “西征”,如拔都西征。類似情形,忽必略攻打日本,名之曰“遠征”或“東征”;而對日抗戰時期,日本攻打中國,謂之侵略。有一段時間,臺灣甚至為日本教書未使用“侵略”而表達抗議,卻遺忘了自己歷史教科書裡忽必略“遠征”日本的敘述。
春秋的筆削,是一套特殊的歷史敘事,如「君子不以親親害尊尊,此春秋之義也」;「春秋為尊者諱,為親者諱,為賢者諱」;踐土之會,實召周天子,而《春秋》諱之曰“天王狩於河陽”;其後之史書即以“狩”代替天子蒙塵,故爾晚清咸豐皇帝因英法聯軍逃到熱河行宮,要寫成“咸豐狩於熱河”;八國聯軍時,慈禧太后和光緒皇帝逃到西安,則寫為“西狩”。「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夷狄」,則區別內外,華夏攻打夷狄曰“征”;夷狄打華夏則曰“侵”。吳楚之君自稱王,《春秋》貶之曰子。
有一個例子很可以說明我們學自歷史教科書的觀念,是多麼深入人心。左宗棠平回亂,是晚清的重大事件,大部分人都耳熟能詳。1999年7月,我因為做清中葉以降的西北史地研究,到西北地區進行田野考察。某日工作結束後,我到西安鐘樓附近的坊上吃點兒東西。坊上是西安著名的小吃街,有許多店主人是穆斯林,故又名回民一條街。那天我正啃著羊頭肉,喝著西北狼啤酒,這時看到一位著穆斯林傳統服飾的小朋友回來了,頭戴瓜皮小帽,身穿黃色袍子。我問店主人,「師傅,這您家公子。」店主人回曰,「是呀!小犬。」「幹嘛去呀?這老晚的。」「上學。」我說,「師傅您別逗了,暑假呢!上啥學?」師傅說,「上真主阿拉的學。」我一聽真主阿拉的名字,馬上正襟危坐起來,「那真主阿拉的學上些啥哩?」「歷史。」我笑了笑說,「師傅,您就甭開頑笑啦!俺可是歷史教授哩!學校不是已經有歷史課了嗎?」店主人打開黃色包袱,取出裡面的書,「那不一樣的,您老瞅瞅。」我看到書裡歪歪扭扭,像蚯蚓般的回文,「別逗了,師傅,俺識不得回文哩!您老給說說。」師傅翻開書頁,找到其中的一段,指著書說,「來!這一段寫左宗棠率大軍進駐天山南北麓,造成我族眾大傷亡。」聽完師傅敘述書中的內容,我一口西北狼啤酒差點沒吐出來,剛吃的烤羊肉串和羊頭肉都變成酸 的。
是的,身為大學歷史教師,我從小讀的歷史教科書都寫「左宗棠平回亂」,壓根兒不曾想過,對伊斯蘭而言,「左宗棠率大軍進駐天山南北麓,造成我族眾大傷亡」,才是合理的敘述。我想起從小學到高中讀過的歷史,福康安平定林爽文之亂,漢武帝北伐匈奴,唐太宗征西突厥,這些熟悉的敘述,我從未想過究竟是否歷史事實,縱使大學念歷史系,我也不曾懷疑過課堂上和歷史書裡的記事,一切是如此的理所當然,這些所謂歷史事實,已經成為我身體的一部分,已經是我脈管裡奔流的血液。當我讀到王莽篡漢時,我不會去思考如果新朝延讀數百年,歷史會怎麼寫?
五、 歷史教科書與國族建構
在1890年代以前,中國這個名詞並不用來指涉華夏,有些歷史學者為了合理化中國的概念,引述「赤縣神州,謂之中國」,來做解釋,這也是章太炎為同盟會擬定革命成功後新國名中華民國的由來,其後學者們踵繼其意,擴大建構中國的概念,將不同民族、不同文化均納入中國,於是漢滿蒙回藏一律併入在中國的概念下,甚至非漢人建立的王朝蒙元和滿清帝國,亦視為中國帝國歷史的一部分。歷經1890年代到2015年逾120年以上,無以數計前行代學者們的努力建構,中國這個概念已根深柢固,極難動搖,一些並不存在的歷史在歷史教科書的宣導下,早已深入人心,諸如中英鴉片戰爭、中日甲午戰爭,明明該是清英鴉片戰爭、清日甲午戰爭,因為戰後簽署條約是大清國皇帝。這麼明顯的張冠李戴,學者們竟可以坐視,這真是非常不可思議 的事。而在歷史分期中,將1840年代以後的晚清,稱之曰中國近代,也是非常怪異之論,學者們卻習以為常。
在國族建構神話中,另一個存而不論的問題是民族起源,歷史課本上最常出現的兩句話,一句是「黃帝我們共同的祖先」,另一句是「我們都是炎黃子孫」。很少人去懷疑這兩句話的真實性,非僅此也,姑不論這兩句其是否歷史事實,以邏輯學而言,這兩句話必有一為非,蓋如果「黃帝是我們共同的祖先」為真,「我們都是炎黃子孫」即不可以為真;反之亦然。但大部分學生並去思考這兩句話的矛盾,反正考試的答案照寫,信不信無所謂。有一年政治大學歷史系教師做古都之旅,第一站是西安,從西安到黃河壺口瀑布,路經黃陵,祭拜黃帝。系上同事都進去上香,祇有我一個人躲到黃帝手植柏樹下乘涼。因為我姓彭,彭乃祝融八姓之一。史書上說是祝融、蚩尤的後代。祝融,名黎,為帝嚳時的火官,掌管民事,後人尊為火神,因有功,能光融天下,帝嚳命曰祝融。祝融的後裔分為八姓,即己、董、彭、秃、妘、曹、斟、芈等,史書稱為祝融八姓。但歷史上最有名的大概是彭祖,據說他活了八百多歲;也有人說這位彭祖就是《論語.述而》篇「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的“老彭”。因為黃帝是我的祖先蚩尤之仇敵,子孫再不肖也不能去拜祖先的仇敵吧!雖然在國族建構的時代(約1890-1945),各種中國歷史教科書上都寫著黃帝是中華民族共同的祖先,但我知道黃帝在血統上和我是沒什麼瓜葛的,任他血緣國族論者說得多麼冠冕堂皇,黃帝和我不相干就是不相干,要說有相干也可以,至多是我祖先的仇人。
如果我們檢視晚清改編國史運動時期所編寫的歷史教科書,將會發現此時期的教科書並非都稱中國歷史教科書,有的以本國歷史教科書為名,有的以中學歷史教科書為名,甚至民國以後編寫的歷史教科書,亦非悉以中國歷史為名,如呂思勉編寫《白話本國史》,錢穆撰寫《國史大綱》,均未用中國之名,故爾此時期學術界其實是中國史、本國史、國史等名稱混用,並非以中國為至當歸一之名,比較統一使用中國之名,可能是抗戰以後的事。
在歷史教科書中,有幾個朝代是很衰的,其中最明顯的例子是短國祚王朝,後續者如為強勢王朝且國祚緜長,那麼,短國祚王朝往往被寫得很負面;如秦與隋,但卻忽略了秦築長城,區隔遊牧民族與農業民族,是影響多麼深遠的事;隋煬帝開鑿運河,成為此後各朝帝國的重要經濟動脈。征服王朝入主華夏,亦成為歷史課本的大黑洞,如元國和清國的敘述,基本上即是負面的,元國尤其倒楣,被寫得沒有一處是好的。宋元之際和明清交替的二臣,即成為民族主義史學下的冤魂,至於漢民族所建王朝,則沒有這類問題。故爾這類撻伐主要來自民族主義史學,而非朝代興衰。運氣很差的還有女性,亡國常是女性要負責,如妹喜、妲己、褒娰、呂后、武曌、楊玉環、慈禧,都被形塑成紅顏禍水,甚至直指為禍國殃民。這種充滿男性沙文主義的敘述,在台灣的中國史教科書中俯拾即是。
我須承認從1890年代到1950年代的教科書編纂者極其高明,他們建構了中國的概念,把國族建構發揮得淋漓盡致,以致於到今天台灣的歷史學者幾乎無法掙脫其籓籬。我的學術養成教育在此背景下,與大部分這一代的台灣歷史工作者類同。所以,當我們說“中國在唐代的時候”是如此自然,絲毫不會去想在唐國的時候,根本沒有中國這個概念。我們說“中英鴉片戰爭”,卻遺忘當時存在的是清國。教科書裡寫“漢武帝北伐匈奴”,“蒙古入侵中國”,被視為理所當然。所謂“中國”攻打他人時用的是“遠征”、“北伐”,他國打“中國”則是侵略。蒙古是一個典型的例子,忽必烈打中國是侵略,拔都打歐洲為西征,忽必烈打日本是遠征,這些春秋筆法成為歷史教科書的標準用語。台大花亦芬教授寫有關十字軍的討論,指出只有十字軍,沒有十字軍東征,說明過去台灣歷史教育的謬誤。這些都是長久以來歷史教育和歷史解釋的問題,而我們並不經心在意。
台灣的歷史教科書基本上以抗戰時期為依歸,在遣詞用字上,亦以抗戰時期為師,稍有不同的是較少使用本國,而用概念較為模糊的我國,或者直接用中國,而在稱中國大陸時,反倒簡稱大陸,而非中國大陸。於是教科書出現諸如“我國歷史悠久”、“我國幅員廣大”之類的敘述,授課教師往往不會特別說明“我國”的指涉為何。如果用比較精確的語意學要求,以1980年代的歷史教科書而言,我國明顯指的是中華民國,彼時的中華民國僅70餘年,何來歷史悠久?而台灣的土地面積又如何談得上幅員廣大?但不論任課教師或受教學生,基本上鮮少對這類課文內容提出質疑,於今看起來真的很難理解。尤其當學生讀到地理課本寫“我國屬於大陸型氣候”時,腦子真的會轉不過來,台灣不是海島嗎?海島怎麼會是大陸型氣候?
柳詒徵《中國文化史‧緒論》指出,中國具有幅員廣衾、種族複雜、歷史悠久、史籍豐富等特質,其中幅員廣衾係指疆域廣大,從《史記》記載黃帝時的疆域,「西至空桐,北過涿鹿,東漸於海,南浮江淮」,到清代的新疆設省,民國以後的漢滿蒙回藏各族領地,均納入版圖,於是中國疆域擴大到從古以來所未有。1960- 1970年代歷史地理學者譚其驤受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之委託編繪《中國歷史地圖集》,譚其驤在編繪明代總圖時,未將台灣編入明國疆域,國務院去函要求譚其驤必須將台灣編入,譚其驤堅持不肯,僅同意在福建分圖附上台灣,此一堅持維護了一位學者的學術尊嚴。有關台灣應於何時繪入中國版圖,在編繪《中國歷史地圖集》的過程中,引發了激烈爭論;部分學者主張元代地圖即應將台灣畫成與大陸同樣的顏色,譚其驤認為《中國歷史地圖集》是根據歷史事實來畫圖,絕不能違背歷史事實,因而堅持清代疆域圖始將台灣畫成與大陸同樣的顏色;於是邀集學術界權威人士、各有關學術機構負責人或代表開會討論,最後基本上取得了一致意見:元、明圖中台灣用中國基色中的鄰區顏色,與大陸不同;明圖增加鄭氏台灣圖,附於福建圖;打破「台灣自古以來屬於中國」的迷思。
六、 結論
臺灣因為現實政治、特殊的時空背景與歷史經驗,在歷史教育與歷史教科書的編寫上,特別強調民族精神教育與國家立場的主體性。
有關臺灣史的主體性方面,1993年和1994年修訂的國中、小學歷史課程標準,比較以臺灣為主體來看待臺灣史(2000年發布的“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亦同);1995年修訂的高中歷史課程,則將臺灣史置於中國史課程中;與國中、小學歷史課程在銜接性和立場的主體性上並不同調;但這並不僅是歷史學界內部的問題(持中國/臺灣立場主體性學者間的拔河),也涉及現實政治問題。高中歷史課程「九五暫綱」開始有獨立成冊的臺灣史,為其後“98課綱”、“101課綱”之所本,而引發爭議的微調課綱所調整者即“101課綱”。
2014年1月17日,教育部召開公聽會,公布普通高級中學歷史科課程綱要部分修正表,引發黑箱爭議,台灣人權促進會及教育團體等向臺北地方法院具狀告行政法院。一審於2015年2月12日宣判教育部敗訴,判決書3月5日首度公開。法院明白指出黑箱作業會造成大眾不安與猜忌,甚為不妥,要求教育部落實政府資訊公開法,透明政府決策。2014年3月9日歷史學者的連署反對這分微調課綱;中研院近史所研究員許雪姬教授在記者會上,表達學者對綠營處理此事的不滿。
因為自己是1997年《認識臺灣:社會篇》的兩位撰稿人之一(另一位是中研院史語所林富士教授),緣於曾是認識臺灣教科書事件的弄潮兒,對當年反對陣營的學者們難免多所關切。故爾當媒體刊載微調課綱委員名單時,心裡一個咕咚,歷經17年的雨露風霜,認識臺灣教科書的反對者,竟然借屍還魂,成為微調課綱委員,用不合法的手段大改高中歷史課綱。
2015年8月3日下午,在前台中一中校長蔡炳坤出面斡旋下,由學者吳密察、花亦芬教授陪同學生代表和吳思華部長協商。我在新聞影片中看到吳部長一再跳針,比壞掉的黑膠唱片還要嚴重。黑膠發燒友都知道,唱片跳針大部分時候是因為音軌有雜物,只要去除雜物,跳針問題往往即迎刃而解。這次中學生反微調課綱運動,音軌裡的雜物只有一個,就是微調課綱,去除雜物,吳部長就不必一再跳針了。目前看來,停止實施微調課綱,可能是唯一的解決之道。
即將於2018年實施的〈十二年國教社會領域課綱〉,目前正進行擬訂,這是影響更為深遠的課綱,將從2018用到2030年。而且,2018年才要使用的領綱,並無立即之急迫性,希望領綱委員效率別太高,慢慢來,別趕著在看守內閣期間輕舟已過萬重山,以免到時又是兩岸猿聲啼不住。
經過高中歷史微調課綱的經驗,我相信〈十二年國教社會領域課綱〉在行政程序上一定會完全符合,可是當我看到第一次會議記錄的領綱委員名單時,心裡忽然一個咕咚。
在〈十二年國教社會領域課綱〉第一次會議紀錄,我看到召集人為朱建民,其另一個身分是財團法人東方人文學術研究基金會董事長,基金會附屬機構為鵝湖月刊社。
許多人注意到王曉波與《海峽評論》的關連性,而1997年刊行的《認識臺灣參考資料》,就是《海峽評論》所出版,其中有幾位作者是我非常熟悉的,包括王仲孚、王曉波、陳昭瑛教授、潘朝陽、黃麗生夫婦,而我靈機一動,腦子忽然晃過一分學術思想刊物《鵝湖》,於是找出《鵝湖》月刊,赫然發現潘朝陽教授是社長,陳昭瑛、黃麗生教授是編輯委員,方始恍然大悟。在一個偶然的機會,我看到十二年國教領綱委員的部分名單,發現召集人是朱建民教授,而朱建民教授是《鵝湖》月刊社董事長。至此我始知原來媒體關注的《海峽評論》,固為兩次事件的要角,而其背後尚有影武者,這個影武者就是《鵝湖》月刊社,其成員化整為零,進入各科中學教科書委員名單,藉儒學之名,以遂行其大中國之實。另一個同樣藉儒學之名宣揚大中國思想的某書院,其成員遍布各大學院校,以講學為名,大力宣揚儒學思想,其組織之龐大,影響之深遠,可謂舖天蓋地。但我不便在這裡多所討論,蓋有太多師友為此書院成員,我不想因一篇卑之無甚高論的小文章惹來太多麻煩。
2016年1月28日學生反課綱團體在立法院群賢樓前舉行記者會,提出兩項訴求:一、撤回微調課綱;二、暫緩十二年國教課綱。在這場記者會中,立法委員鄭麗君,以及即將上任的時代力量立法委員黃國昌、林昶佐都到場發表談話,並且簽名同意在國會提案支持學生的訴求。在大選期間沈寂一陣子的課綱問題又浮上枱面,而且應該很快就會列入國會新會期的議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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