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蘋果日報》今天再刊載一篇國際著名的漢學家林培瑞（Perry Link）教授的訪問文章，評價服貿協議的「背後真相」。
林培瑞教授為美國加州大學河濱分校人文、文學與社會科學學院創意教授比較文學及外國語文校長級講座教授，以及為普林斯頓大學東亞研究榮休教授，研究範圍包括中國文學及中國語文，對中國文學和政治問題的評論一直有著廣泛而重要的影響。他曾先後任教普林斯頓大學及加洲大學洛杉磯分校，又曾負責翻譯《天安門文件》一書，當中內容詳述中國政府對89年民運的回應。此外，他也翻譯了由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有參與起草和聯署的《零八憲章》。資料更顯示，在六四期間，他正擔任美國科學院中國辦事處主任，在6月5日凌晨，把當時被視為中國民主運動領軍人物的方勵之夫婦帶入美國大使館。自此，他就被中國列進入境黑名單。
北京眼中服貿協議95%是政治
林培瑞在訪問中認為，中國共產黨在世界上多個地方，一直利用自身的政治與經濟力量來擴大影響力，以減少其他國家的人權意識與民主政治，而台灣明顯是目標之一，中方欲破壞台灣的民主，當中除「統一祖國」這基本因素外，更因為北京政府一直指民主體制與中國文化不相容，並以此作為拖延中國民主化的藉口，但台灣民主的存在，卻成了最令其頭痛的反面示範；此外，北京政府重視對國內社會的控制及政權的維繫，而方法正是挑起不必要的矛盾，藉此轉移群眾的注意力，而台灣問題正好被用來作「愛國」議題的「材料」。
因此，林培瑞認為，服貿協議對共產黨來說，其「政治意義絕對遠大於經濟上的意義」，從北京政權的立場來看，服貿協議「95%是政治、不是經濟」，而北京就是想借服貿將其影響力進一步擴張至台灣，以便對台灣施加壓力，最終目標就是把台灣「香港化」。
中國影響由新聞自由開始
林培瑞教授又分析，香港正是受共產黨「和平演變」較明顯的例子，當中最明顯情況是在新聞自由之上。他指出，香港傳媒在1997年前享有高度的自由，「中國共產黨的聲音、台灣國民黨的聲音都有」，但97年後不到十年就產生了巨大變化，而北京政府基本上以兩種方式去影響新聞自由，第一是購買媒體，其次是「自我審查」，「對買不到的媒體採用商業力量施加壓力，壓縮其生存的空間；針對個別記者、編輯利用各種威脅手段，讓說真話的人必須付出代價，新聞工作者的理想和利益於是被對立起來，人人得開始『打自己的算盤』」，於是，得到的效果，是愈來愈少人敢提「六四」、「法輪功」、「達賴喇嘛」、「維吾爾」、「台獨」等北京政權不喜歡的詞彙，「日子久了，就變成一種下意識的反應，說謊於是變成一種『很自然的生活方式』」。
他形容，如此手法，不僅對傳媒生態造成衝擊，更令人擔心會使社會大眾被謊言蒙蔽，愈來愈沒法接近真相，「中國過去數十年正是這樣，香港也開始走上這條路」。至於台灣人，就應該問是否要「今日香港，明日台灣？」如果是不要的話，「早說『不』比晚說『不』來得好。」
而其實除香港傳媒以外，北京也開始透過自我審查手段，試圖影響美國的新聞自由，例子有中國當局拒絕延長《彭博新聞》及《紐約時報》記者的簽證，而這兩個新聞機構，湊巧都曾揭露了國家領導人的家族財富問題，「北京採取了對付香港媒體的方法來對付美國媒體，對台灣有可能不一樣嗎？有的台灣媒體已經開始對北京「學客氣」了。」
國共兩黨評學運字眼竟相同
林培瑞認為，面對共產黨的壓力，台灣最佳的對策是向國際展現自己的人權、民主、文明等價值，理直氣壯地讓對岸及全世界用來跟共產黨治下的社會生活作比較，「其實大陸人到台灣訪問，眼睛是雪亮的，哪一個社會比較『優越』，一目了然」，而雖然中國經濟發展迅速，但如果以人民的平均生活來作標準，台灣仍是高得多，只是台灣遠遠低估了自己的軟實力。他提醒，台灣現階段最值得珍視的，其實是一種現代文明的價值觀及生活方式，不應為一時的經濟發展而犧牲更寶貴的民主價值。
至於引發出太陽花學運的318佔領立法院事件，曾在25年前在北京親睹當年北京學運經過的林培瑞指，兩者有相似也有不相同之處，例如同樣是學生要求對話但政府不接受、學生佔領地方而官方採取暴力。不過，台灣不同之處，是政府後來作出一些讓步，使用的暴力程度也大不同，台灣只是打棍、踢腳，但當年北京卻是開機關槍及出動坦克，而且現時台灣仍有新聞自由，惟當年北京卻是「一言堂」。
不過，林培瑞也指出，國民黨副祕書長林鴻池在318學運後，曾稱事件是被「極少數、別有用心」的某些人在幕後利用而發生，所用的字眼，跟當年六四共產黨媒體指北京學運是「極少數、別有用心」的幕後黑手挑撥，兩者如出一轍。他最後更肯定現時台灣學運對台灣社會的影響，認為能把公民社會的聲音傳遞給政府，協助公民社會跟政府對話，打開政府裡面不民主的「黑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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