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據分析師也要會?
政治學門與視覺溝通的設計概念如何幫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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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些日子,老闆突然發現我會做類似資訊圖的東西,用來解釋數據庫的開發流程、遭遇困難、成果,非常有用。
由於客戶方的C level人員過去一兩年出現大幅調動,來了一個科技業過去的高管,覺得數據取得是自然簡單的事情,也不明白過去幾年我們克服的挑戰。
原本我們預想,客戶方跟我們合作多年的對口,會知道我們工作的複雜與困難程度,但實際上他們理解的範圍還是有限。就像盲人摸象,客戶方隨著與象的接觸範圍越小,看到的東西越局部。
只有我們是把整頭象生出來的人,才能明白裡裡外外的全貌。
於是當我用繪圖軟體把這些流程圖視覺化出來以後,用圖像、數字來說故事,成果竟然出乎意料。
一方面是在客戶方的高管方面大受好評,更有利於我們爭取更多資源,二方面是客戶方與我們對口的單位,也更好強化他們自己的重要性,爭取資源也更容易。
對我個人而言,這次視覺化溝通的過程,相當於我個人職涯至今的成果展與紀錄,更有效地展示工作成效與付出程度。直接間接,也促成了我在疫情期間,一次逆勢的8%加薪。我的團隊的重要性,也被所有客戶、己方公司所看重。
如果要總結,上述環節,實際上都跟數據分析、數據庫規劃的工作,沒有直接相關。更像是對公共關係管理、部門本位主義與資源爭奪的理解,還有視覺化溝通概念的發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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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與視覺溝通:讓人有感的,才算你的功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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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說數據分析師的工作,聽起來跟政治學科、圖像設計等一點關係都沒有。政治學科跟圖像設計到底有什麼關係,也是啟人疑竇。
但人生跟職涯就是存在這麼多有趣的巧合。每個人的經歷,最後往往變成一套武學路術,在你冒險的路上,面對不同的怪物,可以隨時拿出不同的工具來應對。
如果我用當前政壇社群小編盛行的狀況來解釋,大家就很容易理解,為什麼這一切會串在一起。
在上面提到的事件當中,最大的挑戰在於: 工作型態屬於基礎建設,或者防患未然的角色,通常很難展現工作表現的成果。
不管是工程師開發單位,或者是數據提供的單位,人們更多的印象是你出錯的時候,而不是預防了多少問題的發生。
因為沒發生的問題,不會被注意到;被注意到的,都是出大包的時候。(現在是在講台鐵嗎?)
這種情形在公家單位、國營事業單位,也同樣嚴重。嚴重到公共行政學門必須有一門學問專門在衡量評估這類單位的成效。但儘管如此,民意與輿論通常一點也不在意。
我曾經短暫服務於某機密單位,在一次徹夜繃緊神經,避免了一次國際衝突之後,在自助餐店聽到民眾對著電視新聞嘲諷怒罵。其中不可說的無奈,印象非常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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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學門教我的事(之一): 溝通套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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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道大家對丁守中這位政治人物印象如何,我想在網路上不見得特別正面。但作為一個國安專業的立委或者學者,他在一門台大政研所的課程當中,給了我非常多的啟發。
美國的國防部、中情局、蘭德研究所,其實很常出研究報告。這些研究報告的目的,除了有檢討組織營運效率、分析當前國際情勢的目的之外,用來跟國會溝通、要預算,也是關鍵用途。
那些報告或者預算書,真是用汗牛充棟可以形容,從政策溝通的角度來說,大家常聽到的媒體摘要後報導「中國軍力報告書」之類的東西,才是比較好的公關方式。但實際上報告或者預算書,可以看到的眉角更加龐大。
當時課堂中,一堂課要看的預算書或者報告書,印出來就跟字典一樣厚。但如果了解套路,是可以快速掌握重點,以及看出問題所在的。
最常出現的套路,就是:闡述問題、發現困難、提供解方、列出需求。
在一學期十幾堂課的過程中,不管主題是國土安全、國際危機、防災準備,都會走過這些套路。在往後的職場當中,儘管我們的溝通不需要寫一本字典,但所有套路仍然相同。
丁守中也許已經退出政壇,但如果看看現在立委網紅化的現象,動不動就直接對預算進行等比例「統刪」,究竟有多少立委真的能看完看懂預算書,並針對問題進行討論?我其實不確定有多少選民在意這件事就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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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學門教我的事情(之二): 部門本位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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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離政治學研究已經遙遠,學術定義不見得講得精確。但在過往經驗中,公部門的部門資源爭奪,在私部門其實也到處可見。
在很多情況裡,業務部門跟行銷部門是競爭資源最激烈的兩個單位。道理很簡單,因為業務部門會認為生意都是自己拉來的,行銷部門則認為是行銷策略奏效所致。
隨著所在產業不同,業務部門跟行銷部門講話大聲的程度會互有消長。例如To B的產業業務部門就比行銷部門重要 (一般來說)。
有資源爭奪的地方就有政治。因為在非市場競爭的環境裡,權力才是控制資源分配的關鍵。
那麼接下來就要看到底是誰在掌握權力。在我今天談的例子當中,業務部門發了自己的分析報告,去跟財務部門爭取預算,這當中當然完全忽略行銷部門的努力成果。
財務部門就是這當中掌握資源分配權力的單位,而業務部門則是行銷部門的資源競爭對手。搞清楚這層關係,並弄清楚自己站在哪一邊,才能決定你後面怎麼做才是對的。
於是數據方面的人才,就在這個時候變得非常重要。但我遇到過的多數數據分析人才,對於上述的這種權力關係並沒有概念。
「看數字說話」的本質並不是科學,而是一種溝通藝術。很多純資料科學訓練出身的人,往往很執著於什麼是「事實」。但實際上事實有很多面向,在都是正確的情況下,你要挑你所屬團隊有利的版本講。
這聽起來很簡單,但當你被埋在數據當中的時候,我在業界看到的很多人 (包含自己),都曾出現見樹不見林的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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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覺化溝通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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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是視覺化的動物,所以如果這篇文章你看到這邊,表示你對我提的話題捧場,我謝謝你。
與其寫一本字典,不如用一張圖。但這肯定會「去脈絡化」,省去太多細節跟背景,有可能讓人錯誤理解或者解讀。
但如果你回顧我前面講的: 就算是事實,也會有很多個版本。那你就能理解,人的資訊掌握跟理解能力本就有限,你要提供的是「你覺得對方需要知道的事實」。
除此之外,一律簡化甚至省略。
這是為什麼「社群小編治國」會這麼討人厭的原因。但還好我不是在公部門,私部門最重要的溝通就是講求效率。不挑重點難不成你在幫老闆上課嗎?
公部門應該如何合理地使用社群小編,這是另外一個議題,我們可以好好反思。以後有機會再跟大家聊。
拉回來。
我在大學的時候,就對網頁設計、視覺排版很有興趣,雖然從來不是科班,也不能稱自己有什麼美感,但當時花了非常多時間跟金錢在學這些設計的東西。 (我非常感謝父母當時對我的支持,畢竟有很長的一段時間,這些教育投資都像丟到水裡一樣)
聊視覺設計有更專業的人可以聊,我這邊講的是一般人為什麼應該學設計概念。
實際上有一些專業的設計師本身也不會畫圖,他們的長才是在視覺的配置與規劃。而對於一般人來說,了解這些視覺溝通的概念,會對你設計簡報、辦公室溝通有很大的幫助。如果你的工作需要跟設計師溝通,了解這些更有助於你理解自己需要什麼,還有設計師夠不夠專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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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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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今天是不知不覺寫了這麼多。如果你看到這邊,我感謝你的耐心跟興趣。
如果這篇文章有什麼出發點,或者寫作的原因,就是想回應高中大學時期,我們常有對特定學門的刻板印象。好像學什麼學門對未來職場有沒有用,甚至高中參加什麼社團對未來升學有沒有幫助。
其實我離學校已經很遠,但我可以很肯定地說,哪一門學問對人生的用處,不見得是當下馬上想像得到的。
同時,如果你因為你身處哪一個學門,就自我設限,不去接觸其他的東西,那麼你就自我實現了人們對該學門的刻板印象。
我是個數學很爛的人,我念了七年的政治學門,兩年的經濟學門。我現在是一個數據分析師,然後我的工作當中需要使用程式語言。
但當我要往上爬的時候,我發現真正讓我向上推進的臨門一腳,竟然是很久以前,看似無關的一門課,或者一個興趣。
不過最後,我不想讓這篇文章聽起來很cheesy。因為如果你在數據分析相關的求職履歷中說,我精通部門權力鬥爭、通曉視覺溝通藝術,你比較大的可能性是連一通電話都不會收到。
所以應該是說,如果你熱愛一門學問或興趣,不要猶豫去追求,但面對現實的需要,你則不應該因為現在所處的領域而自我設限。念政治系不是讓你找不到工作的原因,也不用很擔心一直想說要為了未來出路轉系之類的。
但如果你待在這些社會人文學門,卻自我設限不去涉獵其他領域的東西,這才是造成職場生存危機的主因。個人經驗分享,希望對於在求職的、在學的,或者在思考轉職的人,都有一點點幫助。
作者/李厚穎,目前於紐約擔任廣告行銷數據分析經理,也是洞見的小編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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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論破習總書記跟底下那幫子義和團,給中國人帶來的困境, #中國內部還是不少明白人的,#實現民主法治才是強國唯一的路
(幫各位轉繁體了)
魏加寧教授,現任國務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觀部研究員和國務院參事室金融研究中心研究員,同時還兼任著西南財經大學博導,長江商學院兼職教授等多項職務,長期從事宏觀經濟領域的研究,近年來還承擔了國務院发展研究中心的基礎課題《國際經濟金融治理研究》。下面就請魏老師介紹一下他們的研究成果,以及他對中美貿易戰的一些看法。
1、有關中美貿易戰的幾個謬論
謬論一:“中美關系回不去了?”
對於這個觀點,我們需要反思兩點。
第一,中美關系是如何走到今天這一步的?首先需要反思我們自己出了哪些問題。因為我們決定不了美國應該怎麽做,但是卻能夠改進自己的不足。
第二,中美關系究竟是回不去了,還是不想回去?這完全是兩回事。如果你根本就不想回去,那就怎麽做也回不去了,就像你永遠也叫不醒一個裝睡的人一樣。
謬論二:“脫鉤無所謂,中國有巨大的市場”
需要不等於需求,有效需求是指“有支付能力的需求”。最近一個時期,一些官媒的論點都是:“脫鉤無所謂”,“我們有14億人的巨大市場,我們怕誰?”。但這種觀點實際上犯了一個常識性錯誤。經濟學講的不是你想要什麽,需要什麽,而是指“有效需求”,也就是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如果中美真的脫鉤了,出口下來了,生產下來了,收入下來了,老百姓都沒錢了,那麽“巨大的市場”從何而來?
謬論三:“特朗普是個商人,是現實主義者,沒有什麽了不起的”
我們說,特朗普是商人,是現實主義者,並不是說就可以小看他。正因為他是商人,說明我們過去用來對付那些政治家出身的美國總統的辦法不靈了。說他是現實主義者,就是說他已經轉移陣地了,把以往的意識形態之上變成了國家利益之上,所謂“美國第一”、“美國優先”,就是要把美國的國家利益放在第一位。於是提出的問題是我們該怎麽辦?
這些年伴隨著中國的崛起,美國競爭力的下降,美國的霸權地位受到了挑戰,原來的“平衡狀態”被打破了。那麽,按照現實主義的邏輯,特朗普的做法就一定是來挖我們的墻角,強化它的陣營,以便重新達成新的“平衡”,實際上就是繼續維持美國的霸權地位。所以特朗普首先就去拉北朝鮮,其次是拉台灣,最近又是香港。面對這種變化,如果我們不及時調整戰略,繼續堅持意識形態至上,那麽這些陣地就都會丟掉。
謬論四:“特朗普是最難對付的美國總統”
其實,特朗普雖然是過去40年最難對付的美國總統,但很可能是今後40年最容易對付的美國總統。因為現在在美國,在對華問題上,已經形成了兩黨共識、政企共識和官民共識。盡管特朗普剛上來時,並沒有想跟中國打貿易戰,但是經過一番火力偵察後发現,只有在對中國經貿關系上,能夠有所作為,能夠得到美國國內各界的廣泛支持。
當然,這其中也有我們應對不當的原因。采取“硬碰硬”策略的結果,必然會刺激美國人民,而美國是一個民主國家,沒有民意的話,政府是什麽事情也做不成的。
2、中美之間的三個層次博弈
中美博弈,表層是貿易之爭,中層是老大之爭,深層是體制之爭。
表層博弈:貿易之爭
中美貿易戰直接影響到預期,影響到進出口貿易。日本專家曾經說過,打貿易戰就是一種美國病,美國的慢性病。因為美國的競爭力在下降,但又要維持他的霸權地位,所以一定是誰露頭就打誰。當年日本露頭就打日本,現在日本縮下去了,中國露頭了,所以就打中國。所以,在中美貿易戰方面,我們一定要做好打持續戰的思想準備,正確應對。其中有以下幾個點值得參考:
(1)要拉美國的朋友來對付美國。
拉他的朋友畢竟還屬於朋友之間的“內部矛盾”,拉他的敵人就變成“敵我矛盾”了,於是我們自己也成了他的敵人。中美之間打貿易戰會嚴重影響到日本經濟,因為我們的一部國產手機中有60%的零部件是從日本進口的。所以,如果我們拉日本、拉歐盟、拉加拿大等合作,他們也會有積極性,對美國影響也更大。
(2)要用美國的方式來對付美國。
案例一,1985年簽訂《廣場協議》時,美國曾經向日本、西德等5個主要发達國家施壓,要他們減少對美國的出口,實行寬松的貨幣政策,下調利率來擴大內需。
當美國壓日本的時候,由於日本的中央銀行沒有獨立性,所以美國一壓日本政府,日本政府就壓中央銀行,日本中央銀行不得不把利率下調到2.5%的歷史最低水平,於是出現了巨大的房地產泡沫和股市泡沫。等到1990年日本中央銀行因物價開始上漲而不得不提高利率時,連續5次上調利率,結果導致房地產泡沫破裂,股市泡沫破裂,形成一大堆不良資產,金融機構紛紛倒閉,90年代末爆发金融危機,日本“失去了十年、二十年”。
但當美國用同樣的方法壓德國的時候,德國的政府官員對美國人說,不行,我德國中央銀行是獨立的,貨幣政策是由貨幣政策委員會投票表決,政府官員不能幹預,最重要的是:這套做法是你美國教我的!結果用一個“軟釘子”把美國人給頂回去了。德國中央銀行於1988年果斷上調利率。結果,雖然同樣是本幣大幅升值,但是德國就沒有出現泡沫經濟。
第二個案例就是日本的農產品市場
戰後日本,連國防都交給了美國,但是農產品市場卻寸步不讓。每一輪日美貿易談判,美國一定卡在汽車上,而日本一定卡在農產品市場上。
日本為了保護農產品市場可以說是無所不用其極,神學、科學、政治學一起上,就是要保護日本的農產品市場。但是國際輿論壓力太大時,他也要做做樣子,於是就把各國的糧食參展商請來舉辦糧食博覽會。但是,就在開幕式的頭一天,在電視鏡頭下,日本衛生部門的政府官員就找到美國的2個參展商,跟他們說,你們的展品不符合我日本的衛生標準,迫使美國的2個參展商夾著展品氣哼哼地走出展廳,據說回去就去找美國總統,但是,找誰也沒有用,這是美國人認可的國際規則。
再有,競爭政策是一把“雙刃劍”,對內可以推動改革,對外就可以用來對付美國人。你看歐洲人,從來都是用反壟斷來對付美國人;日本當年在應對日美貿易戰時,一邊弱化產業政策,一邊強化競爭政策;台灣80年代面臨的情況跟我們現在一樣,也是美國人要求他貨幣升值,減少對美出口,台灣人也是一邊弱化產業政策,一邊制定《公平交易法》,成立“公平交易委員會”,以此來對付美國人,並倒逼自己的產業結構升級,淘汰落後產能,发展IT產業。
所以,一定要用美國人的辦法來對付美國人。
(3)日本對美關系的經驗教訓。
戰前教訓:千萬不要刺激美國人民
美國是一個民主國家,沒有民意什麽事都做不了。二戰時,日本偷襲珍珠港之前,日本人要偷襲珍珠港的情報就在羅斯福總統的桌上。但是為什麽羅斯福總統按兵不動呢?一個重要的原因是,當時美國國內盛行的是孤立主義情緒,美國人民既不想參加歐洲戰場也不想參加亞洲戰場,羅斯福總統看到了日本的威脅想對日本宣戰但沒有借口,於是就按兵不動,等著日本人“偷襲”珍珠港,等日本人偷襲珍珠港之後,炸死那麽多美國人,把美國人民徹底激怒了,於是羅斯福總統乘機對日宣戰,一個一個法案在國會上迅速獲得通過。戰爭的最終結果是日本慘敗。
戰後經驗:用“線”換“繩子”
70年代初,日本以犧牲整個纖維產業(“線”)為代價,換來了沖繩島(“繩子”)的回歸,所以稱之為“用線換繩子”。因為當時日本的纖維產品物美價廉,出口到美國以後,美國的企業破產了,工人失業了,所以要求日本政府自主限制對美國的纖維產品出口。於是,日本放棄了整個纖維產業,不僅換來了沖繩島的“回歸”,而且還倒逼國內的產業結構升級,倒逼出電子產業、汽車產業。現在,美國最害怕的就是開放汽車市場,如果放開汽車市場,美國的汽車根本沒有辦法和日本的汽車業抗衡。
(4)#80年代台灣的經驗
20世紀80年代,台灣面臨的情況和我們今天一模一樣,也是美國要求台灣匯率升值,減少對美產品出口。#台灣人的做法也是以退為進,#順勢推進自由化、#市場化、#國際化、#制度化,#匯率自由浮動,#利率自由浮動,#用市場化的辦法來倒逼島內的產業結構升級,#淘汰落後產業,#倒逼出一個具有高度競爭力的IT產業。
所以,#對美貿易戰的正確對策應當是以退為進,#倒逼自己產業結構升級,#並把中美博弈盡可能地拖在貿易博弈的層面上。
這是我想澄清的幾個謬論。
中層博弈:老大之爭
所謂“老大之爭”,就是指中國的崛起是否會挑戰美國的霸權地位?如果我們在貿易之爭層面上應對不利,就會過早地把“老大之爭”提到美國的議事日程上來。美國就會想方設法來抑制中國的发展,這對我們會非常不利。
究竟應對如何對待中美關系,我認為,無論是左派,右派,還是中間派,我們都必須理性地思考問題,在對美關系上,無非是三種境界。
(1)保守境界
所謂“保守境界”就是指,1979年1月鄧小平到美國訪問時,在飛機上社科副院長李慎之問鄧小平:我們為什麽要這麽重視和美國的關系?鄧小平的答覆是:回顧一下二戰後的歷史,凡是和美國搞好關系的都富起來了。
鄧小平搞定了中美關系之後,我們得到了中國國家利益的最大化。比如香港能夠不費一槍一彈順利回歸,就是得益於當時的中美關系。
(2)中間境界
有人說,中國現在已經是第二大經濟體了,我們要和美國平起平坐。平起平坐沒有問題,問題是如何平起平坐?是對抗,還是合作?對抗的話,是打熱戰還是冷戰?
打熱戰?當初美蘇之間為什麽要打冷戰?就是因為有了核武器以後,熱戰打不起了。如果兩個核大國之間爆发核戰爭,現有的核武器足以把地球毀滅幾遍,誰能夠承擔得起這個責任?!
打冷戰?如果打冷戰,那麽新的冷戰和上次冷戰最大的區別就是中蘇(俄)換位了,打冷戰明顯不合算。
熱戰打不起,冷戰不划算,那麽就只有合作。
上一屆政府時期,在美國,無論是學術理論界還是政府官員,都提出“G2”的概念,也就是所謂“中美共治”。
現實主義認為世界最大的問題就是無政府狀態,於是就會不斷地打仗,弱肉強食。如果有兩個大國願意攜手合作,共同維持世界秩序,而這兩個大國的特點又是互補的,一陰一陽,一文一武。如果能實現這個構想,那恐怕將是世界的福音。可以少打多少仗?!少死多少人?!
(3)激進境界
所謂最激進的想法,無非是:美國在衰落,中國在崛起,我們要取代美國成為世界霸主。
問題是,迄今為止,在世界歷史上,老二取代老大成為世界霸主的,成功的有幾個?——只有一例,就是美國取代英國成為世界霸主。問題是美國是怎麽做到的?
按照劉勁副院長的說法,早在1905年,美國的人均GDP就已經超過了英國,可是,美國人做了什麽?美國人是幫著英國去打仗。等二戰結束時,英國的工業一敗塗地,美國的工業世界第一;英國的經濟慘不忍睹,美國的經濟世界第一;英國的國庫都空了,黃金都跑到了美國的國庫里;英國成為最大的債務國,美國成為最大的債權國。等到布雷頓森林會議上,在討論戰後國際貨幣體系時,最佳方案實際上是英國的著名經濟學家凱恩斯提出的,叫作“班克方案”,就是根據各國的貿易狀況來決定國際貨幣。但是會議就是沒有接受凱恩斯的最佳方案,而是接受了美國財政部的“懷特方案”,也就是以美元為霸權的不合理方案。為什麽會是這樣?就是因為到二戰快結束時,英國已經沒有話語權了。
道理很簡單,如果你在企業里是二把手,想要接一把手的班,你是挑戰他的勝算大呢?還是跟他搞好關系的勝算大?道理其實都是一樣的。
更何況,中國當前最需要的,不是什麽爭老大,而是如何確保國泰民安,#實現民主法治。
深層博弈:體制之爭
國家之間比拼的是什麽?——歸根到底是體制之爭,是體制效率之爭。體制中最重要的是什麽?——是決策機制,決策效率,看誰的決策錯誤少。而決策機制中最重要的是什麽?——是糾錯機制,能否及時糾錯;而糾錯機制中最重要的是什麽?——是信息機制,看信息渠道是否通暢,決策者能否聽到真話,能否把握真實情況。
現在看來,特朗普有一個扁平化、短平快的決策團隊,參加決策的人有很多都是出過書的,出過書就意味著他對中美關系的某一領域做過系統性研究,所以決策效率非常高。而我們中國則是縱向決策體制,決策鏈條非常長,最熟悉情況的往往是下面的處長,但是決策時這些處長根本說不上話。所以,當務之急是如何盡快改革我們的體制,包括決策機制,糾錯機制,信息機制,讓參與決策的人,能夠聽到真話,掌握真實情況,否則的話,我們就沒有辦法做出正確的決策,也不可能做到及時糾錯。
3、反思與出路:對方的失誤≠自己的實力
日本當年為什麽敢偷襲珍珠港?主要是因為經過了前面兩次僥幸勝利之後出現了自我膨脹:一次是甲午海戰意外地打敗了大清的北洋水師;第二次是意外地打敗了俄羅斯的艦隊。於是,在許多高層軍官明明知道跟美國開戰是打不贏的,但在舉國狂熱的氛圍下,只有去偷襲珍珠港,結果導致慘敗。
90年代以來,日本和美國先後都发生了金融危機,於是我們一些人開始瞧不起日本,瞧不起美國,以為自己很了不起了,認為中國不會爆发金融危機,等等。但是,對方的失誤並不等於我們的實力,並不意味著中國不會发生金融危機。其實,我們的財政風險、金融風險都不小,現在消費在降級、服務在降級,經濟下行的風險已經越來越明顯了。所以我們一定要保持清醒頭腦,要認真吸取別人的教訓,把我們自己的事情做好。
對國際金融危機成因的反思
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发時,許多專家分析原因時,都認為是由於中美經濟之間的“鏡像關系”導致了這場危機,於是就提出所謂的“脫鉤論”。記得有一位外國專家就提醒過,說中美脫鉤的結果,很可能將會導致戰爭。當時沒有人能夠理解。現在看來這種風險在增大。
決策者首先要防止最惡情形——中美脫鉤
作為決策者,首要任務不是追求最優,然後追求次優。而是應當首先防止最惡,防止最惡事態的发生。從中國國家利益的角度來講,當前最要防止的就是中美脫鉤。中美一旦脫鉤,早晚都會打起來。一旦打起來,中國的“和平紅利”就會消失。
過去40年,中國經濟實現了高速增長,不僅得益於“人口紅利”,“改革紅利”,更重要的是得益於“和平紅利”——40年沒有打仗,這是多大的“和平紅利”啊!可是,如果我們把今天的和平生活當作理所當然的東西,你就很容易失去它。一旦失去了和平紅利,就意味著我們中國的現代化進程將再次被戰爭中斷。這才是我們中國最大的國家利益所在,也是老百姓的最大利益所在。
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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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科學研究所出路 在 Anita Chen 陳巧茵 Facebook 的最佳貼文
今日芬蘭新聞:
芬蘭家長們連署反對復課 shorturl.at/hpJL5
芬蘭教師們持續醞釀罷工 https://www.oaj.fi/
赫爾辛基醫院: 兒童氣喘病患者和兒童糖尿病患者不算高危群還是可以上學 🤦🏻♀️ https://www.hs.fi/kaupunki/art-2000006498659.html
芬蘭總理: 口罩有一定的作用。但是口罩短缺,一個負責任的政府不能在口罩短缺下建議戴口罩。https://yle.fi/uutiset/3-11337461
Alexis Kouros是赫爾辛基時報的總編輯,同時也是公共衛生和流行病學醫學博士:
【讓芬蘭孩子現在回去校園2星期是不負責任,沒有用而且動機錯誤】
芬蘭政府決定從5月14日起重新開放基礎教育,直至整個學期結束,該學期於5月29號結束。該決定不會給市政當局,學校,教師或父母留下任何餘地,並且對每個人都是強制性的。高危家庭的孩子或有高風險家庭成員的孩子應出示醫生聲明,以留在家中。那些有“流感”症狀的人也可以待在家裡。
這意味著,5月中,每個芬蘭的孩子和老師都必須重新參加11天的面對面教學。但諷刺的是,芬蘭衛生局在同一時期預測該流行病將在芬蘭達到頂峰。
政府對重新開放設定了一些要求,強調需要與社會隔離,並為班級和飲食提供特殊安排,例如使用“其他設施”分散孩子的注意力,並將教學內容分為不同的班次。
這項決定令正在受到遠程教學束縛的老師和家長們感到困惑和驚訝,這是在停課24天后逐步重新開放社會的第一步。
媒體採訪的老師,父母和學生大多對如何解決這些問題持批判和懷疑態度。任何與孩子在一起的人都可以告訴你,不可能強迫孩子遵守社會疏離規則。老師們還發現這些指示常常很可笑。 “我的學校有500名學生。設施早已充分使用。一半以上的學生也坐校車上學。我們必須按班級組織午餐課,輪流教學,安排額外的洗手。這一切都要在兩週內完成?我能說有很多人不會上學了,”薩斯瑪塔拉西爾瓦學校的校長賈里·安德森(Jari Andersson)發推文說。
教育部長李·安德森(Li Andersson)提醒有關父母,所有決定均基於對衛生保健官員的評估,即重返學校是安全的。政府說:“國外和國內的經驗表明,兒童在傳播新的冠狀病毒方面只起了很小的作用。” 芬蘭衛生與福利研究所(THL)的衛生安全負責人Mika Salminen表示,兒童很少感染該病毒,即使那樣,通常也只會出現輕微症狀。他說,兒童將病毒傳播給成人的風險“實際上是不現實的”。
不幸的是,這並非完全正確。在大流行開始時,有人懷疑兒童可能是超級傳播者,後來的觀察結果表明他們並未患上重病,但仍未就兒童在傳播病毒方面的作用及其對兒童的危險進行評估。健康。 關於兒童和Covid-19的科學研究很少,而且我們很多還不知道。
英國牛津大學的安德魯·帕特斯教授在接受英國廣播公司世界服務的採訪時說,儘管兒童本身患嚴重疾病的風險可能較低,“目前,我們對兒童之間或兒童與成人之間的傳播知之甚少。 ”
實際上,有一些相反的證據。 “對兒童進行的一些研究表明,那些被發現感染的人可以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將其傳染出去。”教授說。安德魯補充說。 “關於開設學校的問題是,何時發生這種情況,孩子們是否會對傳遞給社會的其他方面做出重大貢獻。”
儘管兒童很少有成年人患有Covid-19的嚴重肺炎,但懷疑還有其他疾病是由兒童Sars-CoV-2病毒引起的。兒童出現的症狀從腎衰竭和血管發炎到川崎綜合徵不等,困擾著全世界的兒科醫生。儘管這些病例很少見,但它們是嚴重的跡象,表明該病毒在兒童中的行為可能完全不同,並具有我們尚不知道的長期影響。許多差異似乎是基於與成年人(尤其是成年人)相比,幼兒的免疫系統運作方式的巨大差異,而不是基於病毒的感染率或傳播性。
兩項新的研究增加了兒童可以傳播冠狀病毒的證據,數據表明,如果學校重新開放,病例可能激增。在發表在科學上的一項研究中,一組研究小組對來自中國兩個城市的數據進行了分析,發現即使兒童對病毒的易感性是成年人的三分之一。但是,由於孩子們在學校中的接觸機會是成年人的三倍,因此被感染的風險是成年人的三倍,這幾乎使孩子的感染風險均勻。研究得出結論,保持學校關閉可以減少40-60%的感染傳播。
由德國著名病毒學家克里斯蒂安·德羅斯滕(Christian Drosten)博士進行的第二項研究比較了接受測試的兒童和成年人,發現進行陽性港口檢測並散發與成年人一樣多的病毒的兒童因此具有與成年人一樣的傳染性。研究發現,無症狀兒童的病毒載量高於有症狀的兒童或成年人。有些甚至具有“高濃度病毒”。
即使這只是兩項研究,我們還需要更多的明確答案,“基於一些未經調查的觀念就要學校復課,那將是非常愚蠢的事情。”哥倫比亞大學的流行病學家杰弗裡·沙曼(Jeffrey Shaman)告訴《紐約時報》
另一個問題是,學校由許多成年人,老師,管理員,廚師,護士,心理學家和其他工作人員組成,孩子們必須使用公共或學校交通工具上下學。就在最近,赫爾辛基市18個幼稚園中有24人確診。
對於這麼多成年人來說,在一個短暫而無用的為期11天的“恢復正常”劇場中扮演演員的危險,真的值得嗎?
當局用於重新開放學校的另一個論點是兒童保護案件報告的減少,由於老師缺乏和學生聯繫而減少發現兒童虐待案件。虐待和虐待兒童是芬蘭的一個嚴重問題,每年報告的案件超過10萬例,僅去年一年就有18 500名兒童被安置在收容所和寄養家庭中。可以肯定的是,托兒所和學校積極參與了這些案件的報告,但是社會必須找到更好的解決方案來解決這一問題,並解決造成貧困,失業以及精神健康和藥物濫用問題的根本原因。學校也不應該充當兒童虐待的主要警務機構,
還有其他方法可以解決此問題,但是其中不包括重新開放學校11天,使超過56萬的學生及其家庭遭受冠狀病毒感染的風險。
馬林政府在沒有令人信服的退出戰略的情況下徘徊不休。關閉期造成芬蘭每週損失超過10億歐元,但並未有效地用於測試和追踪病例並控制這一流行病。現在,我們已經全面撤回了已失效和危險的“群體豁免權”選擇,儘管這種選擇經常被否認,但似乎是當局從一開始就擁有的唯一“戰略”。
令人遺憾的是,這種選擇不是基於知識和科學,而是僅因為它是政府毫無準備的唯一出路。不幸的是,處理如此大規模的危機所需要的緊迫感缺失了。
我們不應將芬蘭與其他國家的最壞情況進行比較。芬蘭人口少而散,病毒到來較晚,這是一個很好的開端,如果及時有效地加以利用,可能會完全控制這一流行病。
關閉不是治愈方法,而只是一個暫停按鈕。在這段寶貴的時間裡,應該發生很多事情來改變防疫策略,但是不幸的是,我們在進入關閉後就毫無防備地退出了。
社會不可能永遠關閉,政府被迫試水,但是學校並不是最好的開始。兒童不應成為首先要犧牲的白老鼠。
#赫爾辛基18個幼稚園24人確診
#芬蘭教師要求教師工會訴訟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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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好,我是資管系大學部學生
目前已經到了得做出選擇領域的時候
目前的成績還算不錯,有機會推甄上最前段的資管所和資工所
如果推資管所的話研究領域粗分大概能分技術組或管理組這兩方面
技術組大概就和資工的某些領域差不多。例如網路、資安、資料探勘等等...。
出路大概就是趨勢、IBM、台積電IT、中華電信之類這是比較常見的出路
也是有人去Google的Data Center這類非傳統大公司,最近他們有來學校徵實習,他們是說
那邊還滿多資管系的系友
但管理組這方面資料就比較欠缺。搜尋了一下論文和教授研究領域感覺比較偏向企管方面
的研究
有電子商務、數位行銷、資訊經濟、服務科學、知識管理等等領域
據我所知碩班兩年可以完全不碰Code,科技業版有一篇就有提到原PO是政大資管非技術類
兩年都不會碰到Code,不過最後還是錄取台積電it部門 (我相信這應該是少數)
出路就很謎了,因為點開104等等資料網的資管系畢業校友出路畢業投入領域幾乎清一色
都是資訊技術相關領域和公司。
在系上的校友回娘家演講也都是銀行、科技工司IT部門的資管校友
大家講到資管系/所出路多數都是講技術組的出路。
(不過資管所管理組也占了有一半左右的人數吧,怎麼資訊好像不怎麼充足)
管理組出路有點成謎,最多大概就是聽到管理組的教授在大學部上課有提到管理組碩士班
的薪水也都有5~6萬以上。
想在這邊請教版友,關於資管所管理組畢業後的出路大致如何
目前在領域選擇上有點疑惑,本身當然是不排斥寫程式
但也很好奇資管系管理組的研究方向以及未來出路如何
另外,我有點不知道這篇文章在哪裡問可以請教到最多領域相關的人
軟體業版好像無關、研究所板問研究生好像又怪怪的@@?
如果有哪個版轉過去可以得到相關資訊也請幫忙提供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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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好啊~!
布魯ㄍㄨㄥˊ 阿ㄎㄧㄚˋ 猴鳥~ 猴鳥龍 髂屋 尿~ 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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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信站: 批踢踢實業坊(ptt.cc), 來自: 140.115.204.149
※ 文章網址: https://www.ptt.cc/bbs/CareerPlan/M.1528524616.A.F45.html
但資管系的管理組蒐集到的資料非常稀少。
光問資管系看看網路上、PTT都只會得到資工>>>>資管這個答案
繼續問下去也只會得到資管是資不資管不管
資管系資訊組的實際出路我是請教一些畢業學長姐和企業博覽會的企業才有個底細。實際
上也根本不如網路片面上所講的那樣。
光問資管系的出路都能和實際有落差了,再往上研究所細分的組別就更別提
而熱門如電機所 ICS、固態、電波詳細介紹和出路資訊都一堆
但資管所蒐集資料只會蒐集到資訊組的相關訊息
管理組大概只有推甄、考試、找教授之類的訊息,實際上的出路我認為要請教唸過或者身
邊有相同經歷的人才知道,但身邊剛好沒有走資管系管理組的學長姐可以請教。所以才會來
網路上請教
不知道2018問這個問題有甚麼問題、願聞其詳
跟我會甚麼有甚麼關係...?
但這點說法其實很攏統,研究所的領域跟未來出路也是高度相關
而同個研究領域、實驗室的人出路主要還是有個大方向在,否則就不會有整個實驗室進的
公司都大同小異這種情況。 我主要是想知道資管所管理組的職涯大致走向 而不是想知道
細節。這樣補充問題應該能更加詳細敘述我的問題。
而在該部門的學長姊也確實是技術組方面教授的學生。
謝謝你提供的資訊
※ 編輯: jj840917 (140.115.204.149), 06/10/2018 23:57:26
但管理類就有點瞎子摸象 所以還是想要了解這塊究竟如何
※ 編輯: jj840917 (140.115.204.149), 06/12/2018 00:55: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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