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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絕對不是兒戲

法律是我們國家，典章制度，依法治國(Rule Of Law)的根據來源。

法律絕對不是兒戲，把法律當兒戲，踐踏法律尊嚴的人，我們法律人一定要嚴辦他們，追究到底。

這就是耶林所講的，薩孟武教授翻譯的，王澤鑑老師介紹的(法律的鬥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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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r Kampf ums Recht》是德國法學家Rudolf von Jhering於1872年在維也納的演講紀錄。

Recht一語在德文同時有「權利」與「法律」的雙重意義。但參考內文，現代中文直譯應是《為權利而鬥爭》，簡體中文的全譯本採用此標題。薩孟武先生翻譯成中文時，採用英譯本《The Struggle for Law》的翻譯翻為《法律的鬥爭》。

本人在此折衷使用《權利的鬥爭》作為標題。

以下收錄載於《民法總則》之中的薩孟武先生的節錄意譯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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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的鬥爭

著作：魯道夫．馮．耶林
翻譯：薩孟武

一

法律的目的是和平，而達到和平的手段則為鬥爭。法律受到不法的侵害之時——這在世界上可能永遠存在——鬥爭是無法避免的。法律的生命是鬥爭，即民族的鬥爭，國家的鬥爭，階級的鬥爭，個人的鬥爭。

世界上一切法律都是經過鬥爭而後得到的。法律的重要原則無一不是由反對者的手中奪來。法律的任務在於保護權利，不問民族的權利或個人的權利，凡想保全權利，事前須有準備。法律不是紙上的條文，而是含有生命的力量。正義之神，一手執衡器以權正義，一手執寶劍，以實現正義，寶劍而無衡器，不過暴力。衡器而無寶劍，只是有名無實的正義。二者相依相輔，運用寶劍的威力與運用衡器的技巧能夠協調，而後法律才完全見諸實行。

世上有不少的人，一生均在和平的法律秩序之中，過其悠遊自在的生活。我們若對他們說：「法律是鬥爭」，他們將莫明其妙。因為他們只知道法律是保障和平與秩序。這也難怪他們，猶如豪門子弟繼承祖宗的遺產，不知稼穡艱難，從而不肯承認財產是勞動的成果。我們以為，法律也好，財產也好，都包含兩個要素，人們因其環境之不同，或只看到享樂與和平之一面，或只看到勞苦與鬥爭之一面。

財產及法律猶如雙面神的耶奴斯的頭顱(Janus-head)一樣，對甲示其一面，對乙又示其另一面，於是各人所得的印象就完全不同。此種雙面的形象，不但個人，就是整個時代也是一樣。某一時代的生活是戰爭，另一時代的生活又是和平。各民族因其所處時代不同，常常發生一種錯覺。此種錯覺實和個人的錯覺相同，當和平繼續之時，人們均深信永久和平能夠實現，然而砲聲一響，美夢醒了。以前不勞而獲的和平時代已成陳跡，接著而來的則為面目全非的混亂時代。要衝破這個混亂時代，非經過艱苦的戰爭，絕不能恢復和平。沒有戰鬥的和平及沒有勤勞的收益，只存在於天堂。其在人間，則應是努力辛苦奮鬥的結果。

德文Recht有客觀的(objective)及主觀的(subjective)兩種意義。客觀的意義是指法律，即指國家所維護的法律原則，也就是社會生活的法律秩序。主觀的意義是指權利，即將抽象的規則改為具體的權利。法律也好，權利也好，常常遇到障礙；要克服障礙，勢非採取鬥爭的方法不可。

我們知道法律需要國家維持。任何時代必定有人想用不法的手段侵害法律。此際國家若袖手旁觀，不予鬥爭，則法律的尊嚴掃地，人民將輕蔑法律，視為一紙具文。然而我們須知法律又不是永久不變的，一方有擁護的人，同時又有反對的人，兩相對立，必引起一場鬥爭。在鬥爭中，勝負之數不是決定於理由的多少，而是決定於力量的大小。不過人世的事常不能循著直線進行，多採取中庸之道。擁護現行法律是一個力量，反對現行法律也是一個力量，兩個力量成為平行四邊形的兩邊垂直線，兩力互相牽制，終則新法律常趨向對角線的方向發展。一種制度老早就應廢止，而卒不能廢止者，並不是由於歷史的惰性，而是由於擁護者的抵抗力。

是故在現行法律之下，要採用新的法律，必有鬥爭。這個鬥爭或可繼續數百年之久。兩派對立，都把自己的法律——權利視為神聖不可侵犯。其結果如何，只有聽歷史裁判。在過去法制史之上，如奴隸農奴的廢除，土地私有的確立，營業的自由，言論的自由，信教的自由等等，都是人民經過數世紀的鬥爭，才能得到的。法律所經過的路程不是香花鋪路，而是腥血塗地，吾人讀歐洲歷史，即可知之。

總而言之，法律不是人民從容揖讓，坐待蒼天降落的。人民要取得法律，必須努力，必須鬥爭，必須流血。人民與法律的關係猶如母子一樣，母之生子須冒生命的危險，母於之間就發生了親愛感情。凡法律不由人民努力而獲得者，人民對之常無愛惜之情。母親失掉嬰兒，必傷心而痛哭；同樣，人民流血得到的法律亦必愛護備至，不易消滅。

二

現在試來說明法律鬥爭。這個鬥爭是由一方要侵害法益，他方又欲保護法益而引起的。不問個人的權利或國家的權利，其對侵害，無不盡力防衛。蓋權利由權利人觀之，固然是他的利益，而由侵害人觀之，亦必以侵害權利為他的利益，所以鬥爭很難避免。上自國權，下至私權，莫不皆然。國際上有戰爭，國內有暴動與革命。在私權方面，中世有私刑及決鬥，今日除民事訴訟之外，尚有自助行為。此數者形式不同，目的亦異，而其為鬥爭則一。於是就發生一個問題：我們應該為權利而堅決反抗敵人乎，抑為避免鬥爭，不惜犧牲權利乎？前者是為法律而犧牲和平，後者則為和平而犧牲法律。固然任誰都不會因為一元銀幣落在水中，而願出兩元銀幣雇人撈取。這純粹出於計算。至於訴訟卻未必如此，當事人不會計較訴訟費用多少，也不想將訴訟費用歸諸對方負擔。勝訴的人雖知用費不貲，得不償失，而尚不肯中輕訴訟，此中理由固不能以常理測之。

個人的糾紛姑且不談，今試討論兩國的紛爭。甲國侵略乙國，雖然不過荒地數里，而乙國往往不惜對之宣戰。為數里之荒地，而競犧牲數萬人之生命，數億元之鉅款，有時國家命運且因之發生危險。此種鬥爭有什麼意義？蓋乙國國民若沉默不作抗爭，則今天甲國可奪取數里荒地，明天將得寸進尺，奪取其他土地，弄到結果，乙國將失掉一切領土，而國家亦滅亡了。由此可知國家因數里荒地所以不惜流血，乃是為生存而作戰，為名譽而作戰，犧牲如何，結果如何，他們是不考慮的。

國民須保護其領土，則農民土地若為豪強侵佔數丈，自可起來反抗，而提起訴訟。被害人提起訴訟，往往不是因為實際上的利益，而是基於權利感情(feeling of right)，對於不法行為，精神上感覺痛苦。即不是單單要討還標的物，而是要主張自己應有的權利。他的心聲告訴他說：你不要退縮，這不是關係毫無價值的物，而是關係你的人格，你的自尊，你的權利感情。簡單言之，訴訟對你，不是單單利益問題，而是名譽問題，即人格問題。

世上必有不少的人反對吾言。這個反對意見一旦流行，則法律本身就歸毀滅。法律能夠存在，乃依靠人們對於不法，肯作勇敢的反抗，若因畏懼而至逃避，這是世上最卑鄙的行為。我敢堅決主張，吾人遇到權利受到損害，應投身於鬥爭之個出來反抗。此種反抗乃是每個人的義務。

三

權利鬥爭是權利人受到損害，對於自己應盡的義務。生存的保全是一切動物的最高原則。但是其他動物只依本能而保全肉體的生命，人類除肉體的生命之外，尚有精神上的生命。而此精神上的生命由法律觀之，則為權利。沒有法律，人類將與禽獸無別。一種法律都是集合許多片段而成，每個片段無不包括肉體上及精神上的生存要件。拋棄法律等於拋棄權利，這在法律上是不允許的，而且亦不可能。如其可能，必定受到別人侵害；抵抗侵害乃是權利人的義務。吾人的生存不是單由法律之抽象的保護，而是由於具體的堅決主張權利。堅決主張自己的權利，不是由於利益．而是出於權利感情的作用。

那輩竊盜因他自己不是所有權人，故乃否認所有權的存在，更否認所有權為人格的要件。是則竊盜的行為不但侵害別人的財物，且又侵害別人的人格，受害人應為所有權而防衛自己的人格。因此竊盜的行為可以發生兩種結果：一是侵害別人的權益；二是侵害別人的人格。至於上述豪強侵佔農民的田地，情形更見嚴重。倘若該受害農民不敢抗爭，必為同輩所輕視。同輩認為其人可欺，雖不敢明日張膽，亦將偷偷摸摸，蠶食該農民的土地。所有權觀念愈發達，受害人愈難忍受侵害，從而反抗的意志亦愈益強烈。故凡提起訴訟而能得到勝訴，應對加害人要求雙重賠償，一是討還標的物；二是賠償權利感情的損傷。

各種國家對於犯罪之會加害國家的生存者，多處以嚴刑。在神權國，凡慢瀆神祗的處嚴刑，而擅自改變田界的，只視為普通的犯罪(例如摩西法)。農業國則反是，擅自改變田界的處嚴刑，慢瀆神祗的處輕刑(古羅馬法)。商業國以偽造貨幣，陸軍國以妨害兵役，君主國以圖謀不軌，共和國以運動復辟，為最大的罪狀。要之，個人也好，國家也好，權利感情乃於生存要件受到損害之時，最為強烈。

權利與人格結為一體之時，不問是那一種權利，均不能計算價值之多少。此種價值不是物質上的價值(material value)，而是觀念上的價值(ideal value)。對於觀念上的價值，不論貧與富，不論野蠻人與文明人，評價都是一樣。至其發生的原因，不是由於知識的高低，而是由於苦痛感情的大小。也許野蠻人比之文明人，權利感情更見強烈。文明人往往無意之中，計算得失孰大孰小。野蠻人不憑理智，只依感情，故能勇往猛進，堅決反抗權利之受侵害。但是文明人若能認識權利受到侵害，不但對他自己，而且對整個社會，都可以發生影響，亦會拔劍而起，挺身而鬥，不計利害，不計得失。吾於歐洲許多民族之中，只知英國人民有此權利感情。英國人民旅行歐洲大陸，若受旅館主人或馬車馭者的欺騙，縱令急於出發，亦願延期啟行，向對方交涉，雖犧牲十倍的金錢，亦所不惜。這也許可以引人嗤笑，其實嗤笑乃是不知英國人民的性格，所以與其嗤笑英人，不如認識英人。

四

為法律而鬥爭，是權利人的義務，已如上所言矣。茲再進一步，說明個人擁護自己的法律——即法律上的權利——又是對於社會的義務。

法律與權利有何關係？我們深信法律乃是權利的前提，只有法律之抽象的原則存在，而後權利才會存在。權利由於法律，而後才有生命，才有氣力，同時又將生命與氣力歸還法律。法律的本質在於實行，法律不適於實行或失去實行的效力，則法律已經沒有資格稱為法律了；縱令予以撤廢，亦不會發生任何影響。這個原則可適用於一切國法，不問其為公法，其為刑法，其為私法。公法及刑法的實行，是看官署及官吏是否負起責任，私法的實行則看私人是否擁護自己的權利。私人放棄自己的權利，也許由於愚昧，不知權利之存在；也許由於懶惰或由於畏懼，不欲多事，其結果，法律常隨之喪失銳氣而等於具文。由此可知私法的權威乃懸於權利的行使，一方個人的生命由法律得到保障，他方個人又將生命給與法律，使法律有了生氣。法律與權利的關係猶如血液的迴圈，出自心臟，歸於心臟。

個人堅決主張自己應有的權利，這是法律能夠發生效力的條件。少數人若有勇氣督促法律的實行，藉以保護自己的權利，雖然受到迫害，也無異於信徒為宗教而殉難。自己的權利受到侵害，而乃坐聽加喜人的橫行，不敢起來反抗，則法律將為之毀滅。故凡勸告被害人忍受侵害，無異於勸告被害人破壞法律。不法行為遇到權利人堅決反抗，往往會因之中止。是則法律的毀滅，責任不在於侵害法律的人，而在於被害人缺乏勇氣。我敢大膽主張：「勿為不法」 (Do no injustice)固然可嘉，「勿寬容不法」(Suffer no injustice)尤為可貴。蓋不法行為不問是出之於個人，或是出之於官署，被害人若能不撓不屈，與其抗爭，則加害人有所顧忌，必不敢輕舉妄動。由此可知我的權利受到侵犯，受到否認，就是人人權利受到侵犯，受到否認。反之，我能防護權利，主張權利，回復權利，就是人人權利均受防護，均有主張，均能回復。故凡為一己的權利而奮鬥，乃有極崇高的意義。

在這個觀念之下，權利鬥爭同時就是法律鬥爭，當事人提起訴訟之時，成為問題的不限於權利主體的利益，即整個法律亦會因之發生問題。莎士比亞在其所著(威尼斯的商人) (Merchant of Venice)中，描寫猶太商人舍洛克(Shylock)貸款給安多紐(Anto-nio)的故事，中有舍洛克所說的一段話：

我所要求一磅的肉，

是我買來的，這屬於我，我必須得到；

你們拒絕不予，就是唾棄你們的法律；

這樣，威尼斯的法律又有什麼威力。

……我需要法律，

……我這裏有我的證件。

「我要法律」一語，可以表示權利與法律的關係。又有人人應為維護法律而作鬥爭的意義。有了這一句話，事件便由舍洛克之要求權利，一變而為威尼斯的法律問題了。當他發出這個喊聲之時，他已經不是要求一磅肉的猶太人而是凜然不可侵犯的威尼斯法律的化身，他的權利與威尼斯的法律成為一體。他的權利消滅之時，威尼斯的法律也歸消滅。不幸得很，法官竟用詭計，拒絕舍洛克履行契約。契約內容苟有反於善良風俗，自得謂其無效。法官不根據這個理由，既承認契約為有效，而又附以割肉而不出血的條件。這猶如法官承認地役權人得行使權利，又不許地役權人留足印子地上。這種判決，舍洛克何能心服。當他悄然離開法庭之時，威尼斯的法律也俏然毀滅了。

說到這裏，我又想起另一作家克萊斯特(Henrich von Kleist) 所寫的小說《米刻爾．科爾哈斯》(Michael Kohlass)了。舍洛克悄然走出，失去反抗之力而服從法院的判決。反之，科爾哈斯則不然了。他應得的權利受到侵害，法官曲解法律，不予保護，領主又左袒法官，不作正義的主張。他悲憤極了，說道：「為人而受蹂躪，不如為狗」，「禁止法律保護吾身，便是驅逐吾身於蠻人之中。他們是把棍子給我，叫我自己保護自己」。於是憤然而起，由正義的神那裏，奪得寶劍，揮之舞之，全國為之震駭，腐化的制度為之動搖，君主的地位為之戰慄。暴動的號角已經鳴了。權利感情受到侵害，無異於對人類全體宣戰。但是驅使科爾哈斯作此行動，並不是單單報仇而已，而是基於正義的觀念。即余當為自己目前所受的侮辱，恢復名譽；並為同胞將來所受的侵害，要求保護，這是余的義務。結果，他便對於從前宣告他為有罪的人——君主、領主及法官，科以2倍、3倍以上的私刑。世上不法之事莫過於執行法律的人自己破壞法律。法律的看守人變為法律的殺人犯，醫生毒死病人，監護人絞殺被監護人，這是天下最悖理的事。在古代羅馬，法官受賄，便處死刑。法官審判，不肯根據，而惟視金錢多少，勢力大小，法律消滅了，人民就由政治社會回歸到自然世界，各人均用自己的腕力以保護自己的權利，這是勢之必然。

人類的權利感情不能得到滿足，往往採取非常手段。蓋國家權力乃所以保護人民的權利感情，而今人民的權利感情反為國家權力所侵害，則人民放棄法律途徑，用自助行為以求權利感情的滿足，不能不說是出於萬不得已。然此又不是毫無結果．教徒的殉難可使羅馬皇帝承認基督教，歐洲各國的民主憲政何一不是由流血得來。科爾哈斯揮動寶劍實是「法治」發生的基礎。

五

國民只是個人的總和，個人之感覺如何，思想如何，行動如何，常表現為國民的感覺思想和行動。個人關於私權的主張，冷淡而又卑怯，受了惡法律和惡制度的壓迫，只有忍氣吞聲，不敢反抗，終必成為習慣，而喪失權利感情。一旦遇到政府破壞憲法或外國侵略領土，而希望他們奮然而起，為憲政而鬥爭，為祖國而鬥爭，爭所難能。凡沉於安樂，怯於抗鬥，不能勇敢保護自己權利的人，哪肯為國家的名譽，為民族的利益．犧牲自己的生命。至於名譽或人格也會因而受到損害，此輩是不瞭解的。此輩關於權利，只知其為物質上的利益，我們何能希望他們另用別的尺度以考慮國民的權利及名譽。所以國法上能夠爭取民權，國際法上能夠爭取主權的人，常是私權上勇敢善戰之士。前曾述過，英國人願為區區一便士之微而願付出十倍以上的金錢，與加害人從事鬥爭。有這鬥爭精神，故在國內能夠爭取民主政治，於國外能夠爭取國家聲望。

對於國民施行政治教育的是私法，絕不是公法。國民在必要時，若能知道如何保護政治的權利，如何於各國之間，防衛國家的獨立．必須該國人民在私人生活方面，能夠知道如何主張他們自己的權利。自己權利受到侵害，不問來自何方，是來自個人乎，來自政治乎，來自外國乎，若對之毫無感覺，必是該國人民沒有權利情感。是故反抗侵害，不是因為侵害屬於那一種類，而是懸於權利感情之有無。

依上所述，我們可以得到簡單的結論，即對國外要發揚國家的聲望，對國內要建立強國的基礎，莫貴於保護國民的權利感情；且應施以教育，使國民的權利感情能夠生長滋蔓。

專制國家的門戶常開放給敵人進來。蓋專制政府無不蔑視私權，賦稅任意增加，沒有人反對；徭役任意延長，沒有人抗議。人民養成了盲從的習慣，一旦遇到外敵來侵，人民必萎靡不振，移其過去盲從專制政府者以盲從敵人政府。到了這個時候，政治家方才覺悟，要培養對外民氣，須先培養對內民氣，亦已晚矣。

刊載於王澤鑒著作《民法總則》（增訂版）。

因為楊泰興大哥在本版留言，說沒有貼他專訪的文章，讓我覺得非常失禮，因此我趕緊把它找出來。裡面有一段，我當時對來訪的楊大哥提到：

＂王瑞豐案促使邱顯智投身司法改革，「廢除軍事審判制度，成為我畢生心願，法、德已經廢除軍事審判了，台灣也不應該保留，」他說。＂

這應該是洪案發生的前一年。當時我自己以王瑞豐案，聲請大法官解釋，希望可以廢除軍事審判制度。萬萬沒想到洪家委任了一心想要廢除軍法的我。在被軍檢霸凌的情況下，一個月後竟有25萬人上街示威，真的廢除了軍法。

全文如下:

冤獄平反，追求公義的人權律師：邱顯智（德晴法律事務所律師）
作者：採訪撰文／楊泰興，攝影／許育愷、黃于倩

過完舊曆年的一個閃耀陽光午后，走訪了邱顯智的德晴律師事務所，事務所就在台中法院對面四樓，不大但清爽，目前事務所三個人，一個律師、一個法務專員、一位助理，典型的小而美。「專員是我大學好同學，房子他們家的，我們一起打拚，他家是法律世家，剛好有這個點空出來，我便到台中執業，而鄭性澤案這幾個人權案都剛好在中部，我自然參與比較深一點，一切都是冥冥注定的，我投入法律實務工作才兩年，算是菜鳥。」邱顯智說來羞赧，少了些浮誇。

走上律師這條法律實務的道路，有其必然性與其偶然性，邱顯智坦率地說，年少時可沒立什麼偉大志向，一路走來跟一般年輕人一樣懵懂，而幾次轉折點都有幸看到追隨的典範並得到貴人相助，至於投身「廢除死刑運動」等社會公益活動當中，他表示一切都是義所當為，沒什麼太特別的。

從醫科叛逃到法律系

來自嘉義竹崎鄉下的邱顯智，老家就在知名的「奮起湖」附近，唸的竹崎鄉龍山國小才百來個學生，「爸爸在嘉義農專教書，但假日我們全家都還是要回山上務農、灑農藥、種龍眼。」功課不錯的他順利考上嘉義第一志願──嘉義中學，也就讀第三類組，準備考醫科。

邱顯智回想起來，他覺得鄉下小孩對於未來是沒有什麼想像的，也不太清楚什麼是律師、法官，「家鄉普遍認為『唸得上去』就該考醫科，我幾乎沒有選擇。」但高中時期的邱顯智對史地很有興趣，特別喜歡看報紙，那時剛好是政治運動蓬勃的一九九一年到一九九四年，國會直選也在此時，而這些訊息對青年邱顯智腦袋的衝擊特別大，每天貪婪地吸收報紙上的資訊，他發現到這些頭角崢嶸的政壇要角，幾乎清一色畢業自法律系，自此，他才開始對「法律人」這個身分有了模糊的想像。

「那時候特別著迷於台大法律系憲法學者李鴻禧教授，他那時談什麼『龍的憲法』之類的，我都如數家珍。」一九九二年，有一次李鴻禧到嘉義市中央公園噴水池演講，邱顯智還特別踩著腳踏車去聽，「聽完就覺得怎麼這麼會講、這麼有道理，」邱顯智談到這一段法律啟蒙，聲音不自覺興奮起來，眼睛放出光芒，「不過等進了法律系，就發現是另外一回事了，哈哈。」

邱顯智自認是無可救藥的樂觀主義者，高中時代每天很高興地帶便當上學，帶便當放學，別人在猛Ｋ書，他在看報紙，聯考一出來，果不其然落榜，而且還差最後一個志願一大截，家中總算徹底斷了讓他當醫生的心。面對重考選擇時，邱顯智告訴自己，我要幫自己重新選擇生涯，「念第一類組，考法律系。」找到了方向，一切就不同，隔年放榜，他考上中興大學法律系。

「大學時功課如何？」邱顯智面對提問時，總是典型憨憨羞赧的笑容、不顯誇，「說來很不好意思，我功課一直在後半段，當時鄉下小孩一到台北，就發現實在太好玩，功課自然不太好！」「同時，我是山裡的小孩，大學參加登山社，頭一次爬山就發現，原來山才是我的心靈故鄉，大學就瘋狂地爬山，也沒管好功課。」「不過我愛上了讀書，只是都不是課內書。」

「對於公共事務的參與呢？有沒有參加學生運動？」典型的羞赧表情再次展現，更多了一點惡作劇的促狎表情，還多了一點遲疑，「有是有──啊！我大學也有參加環保社，但是遊行我都走後面，還會偷偷溜走，」他笑道。「反而當年的那些熱衷社會參與的同學都回歸主流價值，我卻越來越投入。」

「大四時，我專心準備預官考試，順利考上軍法官，打算去當兵，連電風扇都送人了，沒料到最後一名考上中興法研，就隨緣繼續唸了，研究所我唸了四年，連律師資格都是唸研究所時，不小心考到，」邱顯智再次強調自己幸運跟隨緣，以及生命冥冥中的安排，自己都料想不到，這次考到軍法官，在軍方台南監獄服役經歷，竟然促成他走向人權律師的第一步。

反對軍法審判制度的決心

他描述親身見證的第一個冤案經驗──王瑞豐案，當時現役軍人的王瑞豐跟友人被控搶劫，審判結果，王瑞豐一路判有罪，最後判五年入監服刑；而友人因為不是軍人，經普通法院判處無罪定讞。看到判決書的當晚，邱顯智因看到友人那份判決書所列舉十幾點被害人指證錯誤，徹底失眠；隔天面會時，王瑞豐劈頭一句「怎麼會那麼扯啊！」讓邱顯智羞愧得無法自已，落荒而逃，因為當時他也是這個製造冤案體制的一員，最後王瑞豐被白關了兩年多後假釋出獄。

這次震撼教育讓他印象太深刻了，在出國看到歐洲制度，更堅決了他反對軍法審判制度的決心。邱顯智解釋說：「從法國大革命以來，法官獨立、檢審分立就是訴訟法上的基本原則，而軍事審判徹底違背這個精神。」「我們的軍法制度有軍事檢察官、軍事審判官，但是他們隸屬同一個上司──國防部軍法司，在軍令如山、上命下從的軍事體系下，身為一個校級或尉級軍官的軍事審判官，怎敢違背上命、獨立審判。法官獨立性在此制度下蕩然無存，發生江國慶案之類的誤判，也就不意外了。」

他鄭重引用拿破崙的話強調：「法國只有一種正義，你首先是一個公民，其次才是一個士兵。」王瑞豐案促使邱顯智投身司法改革，「廢除軍事審判制度，成為我畢生心願，法、德已經廢除軍事審判了，台灣也不應該保留，」他說。

追隨兩位人生導師，走上非主流的法律路

退役後雖有律師執照，浪漫的他並沒有急於投入職場，即便德文不佳，他仍迫不及待地奔向德國，想一圓他的學術夢，原來碩士時他師事陳愛娥老師，陳老師是德國哥廷根大學法學博士，一直鼓勵邱顯智到德國深造，認為所有學公法的學生都應該到德國體驗真正「法的精神」，赴德求學的訊息都是來自陳老師的提供協助，陳愛娥成為他心中想追隨的第一個典範形象。

「德國唸書免學費，台灣法律又大多承襲自德國，在內心當中，要出國似乎除了德國之外，沒有二想，事實上，到德國也是我頭一次出國，」邱顯智娓娓道來在留歐六年對他的影響，除了在海德堡大學研讀法理學之外，最深刻的是來自西方法治精神的切身體驗，「我居住的海德堡旁邊小城曼漢（Mannheim）的法院前面就有一座司法受難者紀念碑，用來紀念曾被這座法院誤判冤獄的受難者，也時時提醒法官們不要因為自己的傲慢與不察傷害到公民權益，這讓我很震撼，另外，當你旁聽德國的法庭開庭時，你會發現法官與兩造律師、檢察官是平起平坐而非高高在上，」他感嘆地說。

「在高大堅硬的牆和雞蛋之間，我永遠站在雞蛋那方。」大埔強拆案後，有鑑於警方暴力濫權逮捕民眾情形日益嚴重，有將近全台五分之一、近千位律師連署，挺身警告公權力違法。／邱顯智提供
原以為會就這樣走入法學象牙塔，循著導師（mentor）陳愛娥的道路回國任教，但老天爺又跟他開了一個玩笑，寫論文時指導教授因病過世，必須重起爐灶，他的女兒又在此時出生，讓他必須暫停學業就職。一方面基於自己的理念，一方面邱顯智看了廢除死刑運動工作者張娟芬寫的《無彩青春──蘇建和案十四年》一書後受到感動，邱顯智在回國前夕寫了一封Email給為蘇案義務辯護的羅秉成律師，表示自己的感佩以及願意向他學習，羅律師接信後立即回信給他表示歡迎，這讓感性的邱顯智激動萬分，一個月後便束裝返國，投入羅律師麾下工作，邱顯智有幸又遇到人生第二位導師。

邱顯智口中尊稱「師父」的羅秉成律師是知名人權律師，與他的相遇讓邱顯智人生再度轉一個彎，在跟著師父投身冤獄平反工作中，讓他很有成就感，也發現到自己很享受第一線與人互動，協助訴訟當事人的過程，而從師父的身上，他也切身體會到偉大的律師不一定要賺很多錢、打贏很多官司、而是擁有庶民與同業的尊重。

邱顯智形容起師父時，平實地評價卻感受到他紮實的尊敬，與提及陳愛娥老師時的興奮頗有不同「羅律師雖然不是像台北理律、萬國那種大事務所的律師，但卻高票被票選進入法官評鑑委員會當委員，你就知道同業多敬重，」他說。「有一回我跟羅律師去新竹一家咖啡廳，老闆認出羅律師，堅持不肯收錢。」

自此，邱顯智雖有動搖過，但是他看到自我成就的其他可能性，依循著師父的道路，一方面自己開一家事務所，自己接案，一方面投身公益案件以及冤案平反。不同導師的偶然性給邱顯智帶來不同人生機遇，但浪漫樂觀的他，自我堅持與選擇走上這一條非主流的法律路，似乎也有其必然性。

留德時因西方法學的衝擊、空間的距離讓他對故鄉的司法狀態有了更多思考，也由於思鄉情切，過去不寫文章的他，開始在網路上對台灣司法寫出建言與分享，這些文字思考的紀錄被廣泛轉載，除了沈澱為他出發的動力，也讓他的理念更廣為人知，逐漸讓他在司法改革運動當中有一定的能見度。

回國之後，他曾短暫再度回德國，也曾跟其他律師一樣，到主流大事務所任職，但他在經歷過這些之後理解到，這不是他現階段想走的道路，他毅然選擇一條壓力較大的開業道路，也獲得較高的自主性。「我的妻子在新竹擔任法務經理，沒她的支持，我是沒法這樣任性地做想做的事，」原來定居新竹的他可是每天搭高鐵通車台中上班。

「正義的圖像，是透過對不正義的想像而得來。」

法學最核心的概念便是正義，正義最一般形式就是「報復」，而一般民眾往往不能諒解律師幫一些爭議人物辯護，爭取權益，例如白冰冰對因謝長廷幫陳進興辯護相當不諒解，甚至製作一支廣告控訴謝長廷，「不是好人，不是壞人，而根本不是人」，那麼，參與死刑犯辯護的邱顯智心中的正義觀又是如何？

邱顯智對這一個問題沉吟不語，特別從書架上翻出一本書表示，接觸法學多年後，現在比較接受的正義觀是比較接近德國的法哲學家馬丁逵爾勒（Martin Kriele）的觀點，「正義的圖像，是透過對不正義的想像而得來。」他解釋道，正義是很難描述的，但是不正義卻相對容易一些，一百個人對正義有一百種想像，很難具體說出正義是甚麼，但是大家對不正義的想像會很具體，而對於這些不義行為的糾正便就是正義。他舉例說，有人被搶劫，路人見義勇為追捕就是正義的，因為這是對搶劫的糾正。

他又舉其義務辯護的桃園關廠工人臥軌案為例，「歷任官員也一再向失業勞工保證絕對不會討錢。請不起律師、眾多不認識字、國語也講不好的老阿嬤們，獨自上法庭，面對法官、律師的壓力，一個由人民納稅錢養的國家，可以這樣嗎？」糾正這樣的行為便是正義之舉。

對於正義這件事情，他認同他的態度有點近似村上春樹所言：「以卵擊石，在高大堅硬的牆和雞蛋之間，我永遠站在雞蛋那方。」他對於國家機器是充滿不信任，而他確認這樣的不信任是現代民主國家的基礎，對於庶民與國家的抗爭，邱顯智是更願意站在弱勢庶民這一邊。「一個國家如果沒有正義，只是強盜集團。」他引用奧古斯丁的名言說。

廢除死刑，避免不可挽救的誤判

對於那些死刑犯呢？對於這個挑動大家神經的議題，邱顯智的態度基本上很簡單，他認為目前被挑起的很多爭端都是模糊而混亂的，例如「犯罪被害人保護」往往跟「廢除死刑」對立起來，同時參與這兩方活動的邱顯智認為這些爭議卻是偽命題，因為這二者都是人權運動的一環，本質精神是一致的。

「律師因為擔任被告辯護人，接觸司法實務，了解判決怎麼做出來的，所以支持廢除死刑改以終身監禁代替，跟接觸原告（被害人），了解被害人的苦，所以加入被害者保護協會，這兩者都是律師的工作，怎麼會對立？怎麼會有衝突呢？」他強調。

邱顯智特別提到他心目中的英雄──美國法學大師亞倫．德蕭維茨（Alan M. Dershowitz）的話，「律師幫他討厭的當事人辯護，是美國最優良的傳統。」他強調作為律師最重要的工作，不是探究真相，更該是避免國家對於刑罰權的過度評價（擴張），廢除死刑的道理很簡單，在他實務經驗當中，基於人的有限理性，為了避免江國慶案之類的枉殺事件發生，基於死刑的不可補救特質，應用終身監禁替代，「即便在德國那樣法制精確的國家，誤判也是一大堆。」他說。

他指出：「法官的職責是在維護被告的無罪推定，但實務上，台灣法官有強烈的有罪推定的傾向，面對檢、警方掌握龐大的國家機器資源，辯護律師很難掌握超越檢方的證據」，邱顯智表示，警方常僅僅只憑「自白」便宣告破案，檢方也常以共同犯「自白」便將人起訴，儘管刑事訴訟法第一五六條對於自白的「任意性」有嚴格規範，但是由於法院的習慣性縱容，讓檢、警方在程序上一直便宜行事，才造成許多爭議性的案件，喧騰一時的鄭性澤案也是如此，程序上的正義在台灣一直是粗糙而被忽略的，多少冤案因此而產生，面對不及格的司法改革，台灣要追求的不僅止於實體正義，更有程序正義，這也是邱律師憂心同時不得不支持廢除死刑的務實理由。

聊到這兒，邱律師提到對於觀審制度的看法，「儘管有些人稱觀審制度意義不大，可是你要是看到法院開庭有人旁聽時，法官、律師精神為之一振的抖擻情形，你就知道有沒有人看，對於法律工作者能否扮演好角色、確實走完程序，攸關重大。」

幫台灣的正義女神勒緊鬆脫的蒙眼布

除了一般接案維持事務所開銷之外，他積極投入了冤案的義務辯護以及廢除死刑的司法普及教育，樂此不疲，他鼓勵年輕學子即便不投入法律工作，也可以就讀法律相關科系，因為法律教育的薰陶對一個公民助益甚大，法律思維訓練更有助於學子對社會現象分析的縝密跟深入。邱顯智也鼓勵學子多走入法庭旁聽，多看歐美的法律劇，這都可以幫助深化台灣的法治水準。

在西方法院門口常可以看到象徵司法公義的正義女神朱斯提提亞（Justitia），版本眾多但幾乎不離三大特徵，一手持天平、一手持寶劍，而且雙眼蒙著布條，寶劍象徵國家的巨大權力與懲罰，天平象徵度量是非，但是蒙眼布的象徵讓人猜不透，正義不是要目光如炬，明鏡高懸嗎？

柯維爾（Robert Cover）教授提出的解釋廣被接受，西方傳統下的司法中「蒙眼不是失明，是自我約束，是刻意選擇的一種姿態」，而「『程序』就是正義的蒙眼布。」三者缺一，即非正義。

邱顯智律師扮演的角色與其說是幫忙司法擦亮雙眼，還不如說是幫台灣的正義女神勒緊鬆脫的蒙眼布，避免女神因其傲慢與偏見，寶劍誤傷無辜，邱顯智投入這些工作，作為一個法律工作的個體戶，他資淺，但幹勁十足，作為一個司法改革推動者，他兼職，但樂在其中，「唯一的遺憾是讀書的時間太少了，我每天只能從新竹到台中高鐵途中看德文法律書，」他說。看來邱顯智還孜孜不忘他的學術夢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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