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鴉片戰爭日誌 林維喜案事件簿
時間:1839年1月7日
地點:北京(紫禁城乾清宮)
事件:
(今日風平浪靜。)
#知史討論 | 皇帝權力有多大?摳門道光奈何不了奢侈內務府(上)
歷史春秋網
作者:喻大華
在中國歷史上,皇帝號稱「富有四海」,坐擁世間富貴榮華。可是,以皇帝的身份崇尚節儉,並且畢其生如一日的,道光帝可以說是首屈一指。他不僅把節儉看成是人生的樂趣和目標,並以此作為衡量大臣能力和品德的標準。
但是,史學家們評論道光帝的節儉時,往往帶有一些揶揄的色彩。那麼,道光帝的節儉為何沒有為他留下美名,卻被人取笑為摳門、吝嗇呢?作為一國之君,他究竟能儉樸到什麼程度?道光帝這種過度的節儉,是天性使然還是別有用意呢?
天子摳門,舉世無雙
在中國歷史上,天子號稱「富有四海」,以天子之尊崇尚節儉,而且畢其生如一日,道光皇帝堪稱首屈一指。這位自幼生長於揮金如土的乾隆盛世的君主能做到這樣,實在難得。
但是,史學家論起道光皇帝的節儉,往往帶有些揶揄的色彩。因為他節儉得過分了——該省的一定要省,不該省的也必須省,這就超出了節儉的範疇,顯得吝嗇了。所以,說他「摳門兒」好像並不過分。
道光帝的節儉,在他還是皇子的時候就已經表現出來了。那是嘉慶二十三年(西曆1818年)的九月,道光隨父親嘉慶皇帝前往盛京,也就是今天的瀋陽祭奠先祖。晚上就住在瀋陽故宮裡,雖說是宮廷,但實際上相當局促簡陋,不要說無法與北京的紫禁城相比,就是山西晉商的王家大院,也不知比瀋陽故宮闊氣多少倍。
嘉慶皇帝特意把道光領到了清甯宮東暖閣,又叫人從倉庫裡拿來了太祖努爾哈赤、太宗皇太極用過的遺物:已經沒人會用的糠燈、牛皮製成的蠢笨的烏拉、不施油彩、不加雕琢的拐杖。看著這些簡陋的物品,聽著父皇的講解,回想著祖先創業的艱難,立志要節儉律己。
回京後,道光與妻子一說,二人一拍即合,立即找人搬走了房間裡除了床鋪桌椅以外的傢俱陳設。此後,每日下午四點前後打發太監出宮買燒餅。來回路遠,太監懷裡揣著燒餅,一路小跑,燒餅仍不免冰涼堅硬。夫妻二人毫無怨言,沏上一壺熱茶,啃完燒餅,立即上床睡覺,這樣,連燈都不用點了。
道光皇帝登上皇位之後,迅即宣導節儉之風,並推而廣之。
道光元年,皇帝發表了一篇節儉的宣言書——《禦制聲色貨利諭》,表達了節儉的理想:
第一,重義輕利,不蓄私財。要為國家省,為天下省,為百姓省。他引用古人的話說: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就是說,百姓不窮,我這個皇帝能窮嗎?百姓不富,我這個皇帝能富嗎?但是,怎樣才能使百姓富起來呢?他說,我給你們省。
第二,停止各省進貢。道光認為各省進貢的多是些土特產,比如水果、蔬菜、茶葉、藥材等,地方官每每諂媚地說非珠玉可比,原不值多少錢。但一點一滴,都是民脂民膏,省一點兒,百姓就少一點兒負擔。而且,不遠千里,送到北京,運費太貴,浪費更大。
譬如盛京,每年進貢遼陽產的香水梨,梨本身不值多少錢,但要雇50個壯勞力挑到北京,一來一往一個月,挑到北京爛掉一半,浪費之大,可想而知。
第三,不再增建宮殿樓閣。經過康雍乾幾代經營,皇室居所已經盡善盡美,除了日常維護外,不必再修。今後那些想拿工程回扣,想討好皇帝的人再打增建這個主意,花言巧語,蠱惑聖聽,就是大清萬世的罪人,將立即追究他的刑事責任。
《禦制聲色貨利諭》頒發全國,各級官員認真學習,熱烈討論,深入領會,一片頌揚之聲。但是,說起來容易,做起來就很難了。
這不,眼前就有一個難題,道光帝說停止進貢,但各省官員誰也拿不准能不能當真,何況進貢本身對地方官來說也是有利可圖。於是,心照不宣,甯左勿右,照常進貢。當然,進貢不叫進貢,叫孝敬,在皇上面前言辭再懇切些,不怕他不收。
於是,福建的荔枝、江西的春筍、雲南的藥材、浙江的茶葉、揚州的玉器、景德鎮的瓷器等仍源源不斷地送往北京。道光皇帝為難了,處分送孝敬品的各省官員?古語說得好,伸手不打送禮的,而且法不責眾;如果將這些孝敬退回各省,運費就會翻番,想想都心疼;但如果接受了孝敬,豈不是出爾反爾。
送孝敬品的官員不厭其煩地勸說皇上,這些東西本是生活必需品,您不收,內務府也得到市場上去買。不成想,一提內務府,卻立竿見影,道光帝馬上下令「賞收」(皇帝給別人東西就賞賜,收別人的東西叫賞收)。各省的差官歡天喜地,忙不迭地叩頭謝恩。
為什麼一提內務府就立竿見影呢?
內務府是一個管理宮廷事務的機構,內務府大臣就是皇帝的大管家。在前面,我們提到過,當時官員盤剝百姓,上級官員盤剝下級官員,內務府官員盤剝的物件就是皇上。大家肯定會感到奇怪,內務府連皇上也敢克扣、盤剝?當然敢克扣,內務府主持皇室家務,事涉宮闈,國家監察體制對其不予監管,由皇帝直接監管內務府。
但是,皇帝根本管不了內務府,原因有三:
一、離開了內務府,龐大的皇室就玩不轉了。所以,皇帝也不得不遷就些;
二、以主子之尊,與奴才們斤斤計較,開不了口。因為這種舉動有失身份,而且這種社會經驗很不足的皇上也算計不過內務府;
三、內務府大臣都是皇帝較為親近貼心的人。皇帝因此也就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真應了那句話:越是危險的地方就越安全,內務府就是個「燈下黑」的地方。
內務府官員克扣、盤剝皇帝的管道主要有兩個:一是工程回扣,二是為皇家購物時報花費,無論買什麼東西,一經內務府的手,頓時價碼倍增。
道光皇帝厲行節儉,內務府陽奉陰違,所以,一提起內務府就頭疼。收下了各省送來的「孝敬」,道光帝感覺這終究不是個辦法,於是,折中辦理,刪改則例,減少貢品數量、種類,如屬於奢侈性享受的貢品就徹底禁止孝敬,其他貢獻的品種和數量也有所減少,並強調按此落實,各省不得自行其是,擅自增減。比如,規定遼陽的香水梨以後每年進二百個。盛京官員跟皇上說:皇家那麼多人口,這二百個梨哪裡夠吃?道光帝說:不吃,留著上供用,二百個足夠了!
因為削減了貢品,而道光帝又將宮廷每年經費降到二十萬兩。事實上,偌大一個宮廷每年最少需要四十萬兩才能支應得開,於是宮廷生活艱難起來。
道光皇帝帶頭過緊日子,他使用的只是普通的毛筆、硯臺,每餐不過四樣菜肴,除了龍袍外,衣服穿破了就打上補丁再穿。《滿清外史》記載:道光帝「衣非三浣不易」,什麼叫「三浣」?每月的上旬、中旬、下旬分別也叫上浣、中浣、下浣,三浣就是一個月,可見,他一個月才換一套衣服,說明衣服不多。又規定除了太后、皇帝、皇后以外,非節慶不得食肉,嬪妃平時不得使用化妝品,不得穿錦繡的衣服。多虧皇后是個賢內助,苦苦支應,仍感入不敷出,想了很多辦法,平衡多方利益,協調各面關係,才把皇家的日子對付著過下去。
道光帝對皇后的賢慧十分滿意,逢皇后生日,決定為皇后祝壽。滿朝親貴重臣獻上壽禮,拜完壽,自然留下赴宴。眾多文武百官心想皇家禦宴將是何等排場,不料開宴才見一人一碗打鹵麵,後來聽說,為此次壽筵,道光帝特批禦膳房宰了兩頭豬。而皇后更是高興,因為道光帝曾明確規定:萬壽節(皇帝生日)、皇后千秋節(皇后生日)及除夕、元旦、上元(元宵節)、冬至的慶賀禮儀筵宴停止舉行,這回算是破了例了。
生活節儉,治國吝嗇
道光的節儉也體現在對子女的教育方面。
道光十一年(西曆1831年)夏,道光帝曾經作《禦制慎德堂記》,他告誡皇子皇孫祖宗創業不易,切勿「視富貴為己所應有」,應該做到「飲食勿尚珍異,冠裳勿求華美,耳目勿為物欲所誘,居處勿為淫巧所惑……不作無益害有益,不貴異物賤用物,一絲一粟,皆出於民脂民膏,思及此,又豈容逞欲妄為哉」。
道光之意是:不要把富貴看成是受之無愧的,吃飯不要追求山珍海味,穿衣戴帽不要追求華美時髦,耳目不要被視聽享樂所引誘,居住不要被豪華氣派所迷惑。不要做那些無益的事情,不要把那些罕見的東西看得很珍貴,一絲一粟,都是百姓的血汗,想到這一點,怎麼能任意揮霍呢?一個萬乘之尊的封建帝王能認識到這點實屬不易。
皇室婚嫁是一件勞民傷財的大事。道光帝有九個兒子、十個閨女。兒子中,長大成人的有六位;閨女中,長大成人的有五位。道光帝得子較晚,在他逝世的時候兒子大多未到議婚的年紀,但他指示將來婚禮一律從簡,而且,要求女方家置備裝奩也不得奢華,否則,不僅將奢靡之物擲還,還要接受處分,兒媳婦給公婆的各種禮物一概豁免。
至於公主出嫁,費用不得超過二千兩白銀。額駙(駙馬)家對皇家的聘禮也須相應減少,如在公主下嫁前額駙家應進的「九九禮」則乾脆免掉,這樣反倒使皇家省去了一頓招待額駙的筵席開支。後來,道光心疼自己養大的閨女白送了人,又恢復了「九九禮」,但改為象徵性的「羊九隻」,依然不設宴,把羊收下後趕到禦膳房,與客人寒暄幾句就端茶送客了。
道光皇帝以身作則,以此轉變官場奢侈腐化的風氣。他一看到官員衣服光鮮,就露不悅之情,甚至規定旗員六品以下,不得衣著綢緞,一律布衣布靴。對於不能節儉的官員,他能加以處分。道光十年(西曆1830年),有人舉報盛京將軍經常在家裡演戲宴樂,道光帝立即革了他的職務。
《清宣宗實錄》裡記載了這樣一件事兒,道光十四年(西曆1834年)冬天,道光檢閱京城的禁衛軍,看到官兵都穿著樸素的衣服,高興地說:「一洗過去的惡習,崇實務本,不失滿洲舊風,將幾位主管官員各提升一級」。
在道光帝的影響下,官場風氣有所轉變,至少北京如此。幾天過後,官員們上朝都穿上打補丁的衣服。議事結束,紅日東升,乾清門內外光明一片,只見滿朝文武個個灰頭土臉,雖不至於衣衫襤褸,但當時的一般中產階層也不致於這副打扮。臨散朝,彼此之間免不了拉拉家常,或者互相哭窮,或者交流節儉經驗,比如哪兒可以買到便宜蔬菜,如何將一斤米煮出五斤飯,等等。
道光皇帝哪裡知道,此時北京城裡的舊貨鋪子把庫存的破衣爛衫都賣了個好價錢,品相稍好的舊衣服比新的還貴呢。有些窮京官兒買不起,就只好自己做舊,把新袍子弄髒弄破加上補丁。道光帝眼見滿朝文武都穿舊衣破袍,認為自己勤儉節約的理念已經深入人心,於是節儉得更加起勁。
身居宮禁,不瞭解民間物價,道光經常向大臣打聽宮外的物價情況,如一斤肉要多少錢,一斤菜要多少錢,等等。無奈眾臣也不知其詳,本想緘口不言,無奈皇帝一再追問,逼急了就信口胡謅。
提倡「節儉」,歷來是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但凡事如果不注意分寸,就會矯枉過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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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伯溫的「謀臣」悲劇:一廂情願想做帝王師|知史百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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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謀文化的早熟和發達,是中國一個特有的現象。在這種文化的催生下,中國人特別崇拜智慧人物。而在智慧人物的系列中,有兩大偶像,一個是三國時期的諸葛亮,另一個就是元明之際的劉伯溫。歷代人們給這兩位附會了很多神異的傳說,傳說中,他們不僅神機妙算,而且還能呼風喚雨。魯迅在《中國小說史略》中批評神化諸葛亮的《三國演義》時說,孔明先生被描寫得不大像一個正常人了,「多智而近妖」,而劉伯溫也被後世的許多傳說扭曲得厲害,即使不「近妖」,也是「多智而近怪」。
歷史上真實的劉伯溫究竟是一個怎樣的人呢?
神異傳說之外的劉伯溫
劉基,字伯溫。元武宗至大四年(1311年)生,他的家鄉青田縣南田山武陽村(今屬浙江文成),按元朝當時的行政區劃,屬於江浙行省的處州路。
江浙地區向為人文淵藪,劉伯溫的家鄉武陽村雖然是個偏僻的小山村,距青田縣城有150多里之遙,但讀書的風氣不衰。劉基的曾祖還曾在宋朝為官,傳到劉基父親這一代,雖非顯第,但無疑是一個中國傳統農村典型的小門小戶的讀書家庭。在這種背景下,劉伯溫從小受到了良好的儒家傳統教育。《明史》上說,劉伯溫「幼穎異」,特別聰明,他的老師即對其父親說,劉伯溫不是池中物,長大後必然光宗耀祖。《明史》還記載,「基博通經史,於書無不窺,尤精象緯之學」。所謂象緯之學,就是通過觀察天象和占卜來預測人事的一套神秘的學問。在科學不發達的古代,這種學問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如果輔之於縝密的思維和明晰的判斷,其所謂預測往往也有應驗的時候,這就更給這門學問披上了奇異的面紗。
《明史》的這兩點記載非常重要,因為它基本勾畫出了劉伯溫的兩條人生軌跡:一個是深受傳統儒家教育,作為「儒者」的劉伯溫;一個是搖鵝毛扇,作為「謀臣」的劉伯溫。兩者不可偏廢,毋寧說前者還更為重要,但可惜經過野史和民間的渲染,也許還包括劉伯溫後人有意無意的「改造」,作為「謀臣」的劉伯溫「壓倒」了作為「儒者」的劉伯溫。於是乎,本來是一個不無悲劇色彩的傳統知識分子,在各種離奇怪誕的傳說中,成為一個滑稽多智的怪物,差不多等於是江湖術士之流了。
作為儒者的劉伯溫,照例要重走前輩讀書人循環往復的那條道路。至順四年(1333年),23歲的劉伯溫參加元王朝的科舉考試,考中進士。值得一提的是,按照元朝的制度,年滿25歲的成年男子才能應考,據當代學者楊訥考證,劉伯溫虛報年齡為26歲,終於矇混過關。不過,只要是憑真才實學,在舊時,這倒是讀書人的一段佳話。
元順帝至元二年(1336年),已中進士的劉伯溫正式踏入仕途,到江西瑞州路的高安縣任縣丞。所謂縣丞,就是縣令的屬官,官階還不夠「七品芝麻官」,屬於正八品,略相當於今日之副縣長。
官階低倒沒有什麼,按照元朝制度,名列第三甲的進士就只能授予正八品,一個有才華的年輕人,終究是抑制不住的,問題的關鍵在於,劉伯溫運氣差了一點,他此刻所置身的,完完全全是一個衰世。
作為一個少數民族政權,元王朝最大的問題就是迷信武力,不尚文治,故以馬上得天下,仍然「以馬上治之」,加上元朝對漢民族的猜忌,因此始終沒有建立一整套行之有效的制度。到了元朝末代皇帝元順帝的時候,元王朝的統治機器更加遲鈍和衰朽。大凡衰世,都具備兩個重要表徵:其一就是吏治大壞,單靠一兩個志士仁人已無法改良,上層階級貪圖享樂,文恬武嬉,空前的社會危機迫在眉睫,他們卻有意無意視而不見,徬彿「清歌於漏舟之中,痛飲於焚屋之內」;其二,在草野中已經萌動著很多不安定的因素。元順帝當政時期,自然災害不斷,而吏治不良。
飽讀詩書,從書齋昂昂然走出的劉伯溫,儒家知識分子那種「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抱負幾乎與生俱來,但他在江西做了五年的小官,最後只能抑鬱求退。按照史書的記載,他在江西,「政嚴而有惠愛,小民自以為得慈父」,想來頗有政績,但「豪右數欲陷之」,意思是地方上的豪強貴族處處和他作對,最後只好離去,於1340年回到家鄉。江西短暫的五年仕宦經歷,並未使劉伯溫對元政權完全失望,這之後,他又謀到了一個江浙儒學副提舉的官職,這是負責地方教育事務的一個崗位,僅比縣丞的正八品高一等,屬於從七品。志大才高的劉基對此當然也無法滿意,好歹幹到至正十二年(1352年),他辭職了。辭職的理由是身體不好,後人於此有所爭論,不過不論劉伯溫當時是否真在患病,他對元政權的灰心,卻是越來越明顯地表露了出來。這從他辭職後所著的那本名著《郁離子》中即可看出。
「儒者」與「謀臣」的悲劇
元至正十九年十一月,朱元璋的部隊攻佔了浙江處州(今浙江麗水),因為在故鄉的聲望,劉伯溫和另外三個當地著名知識分子—葉琛、宋濂、章溢,一起被朱的兵士送到應天(今南京)去見朱元璋。《明史》記載了這四人與朱元璋見面的場景:「太祖勞基等曰:『我為天下屈四先生,今天下紛紛,何時定乎?』」朱元璋表現出了禮賢下士的態度,向他們請教如何統一和安定天下,章溢回答說:「天道無常,惟德是輔,惟不嗜殺人者能一之耳。」意思是只要朱元璋保民安民,就能收拾人心,完成霸業。
劉伯溫從此開始了為朱元璋充當謀臣的人生新路。
作為深受儒家文化洗禮的劉伯溫,這麼快就倒向一個傳統觀念中的「亂臣賊子」,其中當然有多層因素的作用。史籍中流傳一個「西湖望雲」的故事,說劉伯溫早在投朱之前就發現金陵(即南京)有所謂「天子氣」,所以決心「輔之」。這無疑是無稽之談。劉伯溫之投效朱元璋,首先自然緣於對元政權的失望;其次,此時朱元璋的一些作為契合劉伯溫的期待—朱元璋部隊的軍紀相對較好,朱元璋本人比較能夠禮賢下士,朱元璋表現出了強烈的統一天下的願望,這些都是他區別於其他群雄,而對劉基這樣知識分子具備吸引力的地方。除此之外,還有兩點非常重要:一是朱元璋打出了民族牌,以驅除異族政權為號召;二是此時的朱元璋已經意識到,要想統一天下,一味的大破壞是不行的,還必須著手於建設,而要進行建設的工作,又必須依靠縉紳階層,儘可能維護他們的利益。
早在劉伯溫辭官隱居期間,他就在《郁離子》中說,要「稽考先王之典,商度救時之政,明法度,肄禮樂,以待王者之興」。而此時的朱元璋,頗有一些「明法度,肄禮樂」的氣象,他成為劉伯溫心目中正在興起的「王者」,不是一種很自然的事情嗎?
關於劉伯溫在朱元璋打天下過程中的作用,雖然不像傳說中那樣神奇,但他和其他知識分子一起,幫助朱元璋在亂世中恢復秩序,是值得歷史肯定的。
朱元璋統一天下,劉伯溫和其他開國功臣一樣得到了封賞,這似乎實現了他的人生抱負,但作為儒家知識分子,新朝的肇建又使劉伯溫自覺背負了一種新的使命,這就是「導君於正」,使新皇帝符合儒家的政治文化傳統。而就是在這方面,劉伯溫開始品嚐苦澀的滋味,因為在朱元璋這樣的雄主手下討生活,實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劉伯溫入明後活了七年有半,在這不算長的時間裡,他先後幾次受封,又幾次被打發回鄉。從他第一次被斥退的經歷中,可以看出「伴君」確實是一件危險係數極高的工作。當時南京從夏天到秋天一直沒有下雨,求雨也沒有效果,劉伯溫藉機指出了三條弊政:一是陣亡將士的妻子數萬人都被迫住在「寡婦營」,不許外出;二是為營建工程的工人死亡,屍體暴露不收;三是敵方頭目既然已經歸誠投降,就不適宜充軍。古人認為天象由人事決定,劉伯溫借求雨的機會進諫,使朱元璋只好同意其請,可過了十來天仍未降雨,朱元璋立即作出了「劉基還鄉為民」的處罰。但劉伯溫被免職僅三個月,朱元璋又想起了他,令他火速從家鄉赴南京,恢復了其官職。而到了洪武四年(1371年),他在得到封爵之後,再一次被賜歸。
如果說第一次被貶,劉伯溫由於功名之心未滅還滿懷惆悵,那麼他後來的被放歸,則更像是一種自我放逐。這不僅因為明初同僚的傾軋十分激烈,不同派系之間的權力鬥爭已到白熱化的程度,更因為他對「聖意難測」有了更深的理解,對在雄主手下討生活充滿了憂懼,深知只有韜光養晦才是自我保全之道。
然而劉伯溫到底是讀書人,儘管他感覺面前這個曾經與自己共過患難的人越來越難以捉摸,但在反覆放歸、召還的過程中還是要戰戰兢兢地盡儒者的本分。他勸朱元璋,「霜雪之後,必有陽春,今國威已立,宜少濟以寬大」,要朱元璋保存臣子的體面,不應動輒羞辱,都是非常有針對性的;他又提醒朱元璋,對遁逃北漠的元朝大將王保保不能輕敵妄進,結果也被他不幸言中了—名將徐達在追擊王保保的一戰中,幾乎全軍覆沒。
憂讒畏譏的劉伯溫準備在家鄉終老,但善於占卜的他卻不知道,自己的命運並不在自己手中。很快,他就出事了。又使天災進一步演變成人禍,中國大地,一時飢民、流民、盜匪四起。
死因成謎
隱居的劉伯溫,竭力洗盡鉛華,表現得像一個不識字的老農,也不和地方官吏來往。他知道,有一雙天眼在盯著他的一舉一動。《明史》上這樣繪聲繪色地描述他的謹慎:「還隱山中,惟飲酒弈棋,口不言功。邑令求見不得,微服為野人謁基。基方濯足,令從子引入茅舍,炊黍飯令。令告曰:『某青田知縣也。』基驚起,稱民謝去,終不復見。」家鄉的父母官因為始終見不到劉伯溫,所以換上便服求見,正在洗腳的劉伯溫對上門的客人當然不好拒絕,升火做飯以待客,但當縣令以實相告時,劉伯溫馬上變色,自稱小民,便立即退避。
如此小心的劉伯溫還是出事了。
在浙江福建交界處有一個叫談洋的地方,此地偏僻而險要,所以成為奸人躲藏之所,劉伯溫便派兒子劉漣入朝反映這一情況,建議在此設立一個機構負責巡查,但劉漣繞過了中書省(當時明王朝政府的中樞機構),直接向皇帝奏陳,引起了執政大臣的嫉恨,他們誣陷劉伯溫看中了談洋這塊地方,準備作身後之墓地,只是由於談洋的百姓不同意,所以才希望朝廷在那兒設立機構,以此驅逐百姓。中書省準備借此興起大獄,這時的劉伯溫雖然患病,但仍然不得不扶疾入朝,向皇帝和朝廷說個明白。
劉伯溫面對朱元璋,「惟引疚自責而已」,意思是什麼辯解的話都不說,只承認「我錯了我錯了」,朱元璋沒有再窮追下去。但不久,在一件小事上,朱元璋還是給了劉伯溫一個下馬威。朝廷祭奠孔子,儀式結束後,祭祀用的肉分給重臣算是一種榮譽。劉伯溫沒有參加祭奠儀式,卻接受了肉。朱元璋說:劉伯溫是學聖人之道的嘛,怎能不參加祭奠卻享受祭品?學禮學到哪裡去了?下令停發其一個月俸祿。是否接受祭品是小事,停發一個月俸祿也是小事,關鍵是皇帝行動中透露的信息是意味深長的:他就是想讓劉伯溫沒面子。由此可見最後一次入朝的劉伯溫,其處境之尷尬。
處境和心情都惡劣,劉伯溫的病情加重了,洪武七年,朱元璋知其病重,賜歸田裡,這一年的四月十六日,劉伯溫卒於家中。
劉伯溫的死因,歷來有三種不同的說法:一說被丞相胡惟庸毒死;二說朱元璋是毒死劉伯溫的主謀;三說是病死。其實從情理上思考,劉伯溫當時已經患病,而且又不是當權派,朱元璋和胡惟庸又何必要多此一舉?胡惟庸毒死了劉伯溫的傳聞之所以流行,完全是後來朱元璋為除掉胡惟庸,有意給其羅織了一條新罪名。但他沒有想到,後世同情劉伯溫遭遇的人,不以揪出胡惟庸為滿足,又懷疑到他自己頭上,這真是一種諷刺。
與劉伯溫的死因相比,朱元璋在劉伯溫死的前後表現出來的態度,更耐人尋味。
劉伯溫還在朝的時候,朱元璋的文集刻成,他賜給了李善長、胡惟庸、宋濂三人,卻偏偏沒有給劉伯溫,這反映出朱、劉君臣關係在劉伯溫死前,已比較冷淡。劉伯溫病重被賜歸,朱元璋頒發了一紙詔書,對二人君臣一場進行了一次總結,其中既責備劉伯溫當年不早早歸附,也稱揚其功績,最重要的,是表示自己當皇帝後,對劉伯溫的安排和處置都是符合「國之大體」的。對劉伯溫來說,得到這樣一份詔書,肯定不是一件愉快的事情。
朱元璋和劉伯溫君臣二人,在身份認識上大概是有一些偏差的。劉伯溫雖被人們看成「謀臣」甚至「術士」,但他更自居為「儒者」,然而讓他沮喪的是,朱元璋也更多願意把他當成「謀臣」和「術士」。在一次誰是當今大儒的討論中,朱元璋就曾經輕蔑地說,像宋濂、劉伯溫這樣的人哪配稱「大儒」?
朱元璋為什麼不願意承認劉伯溫為「儒者」?原因很簡單,儒者都有「導君於正」的使命,真正的大儒,在傳統觀念中,應該是帝王師。做「帝王師」,這堪稱千百年來中國文人的最高理想,劉伯溫也不會例外。問題是,這種理想很多時候只是文人的一廂情願。自信心太強的雄主們是不承認有什麼「帝王師」的,否則那豈非意味著這個世界上還有什麼人比他更高明嗎?朱元璋是這樣,清朝的乾隆皇帝也是這樣。一個迂腐的讀書人尹嘉銓寫了篇文章,其中引用了《漢書·張良傳》中的一句話:「學此則為帝者師矣。」雖然他一再說明「不敢以此自居」,卻在一場文字獄中被乾隆抓住了把柄,乾隆憤憤地責問:「你要做帝王師,那把我往哪兒擺?」這就是雄主們從心底裡討厭帝王師的關鍵要害了。乾隆還有一句痛斥紀曉嵐時脫口而出的名言:「朕以汝文學尚優,故使領四庫書館,實不過倡優畜之,汝何敢妄談國事!」意思更為透徹,原來在帝王眼裡,所謂國事其實不過是他家事、是他一人之事,文人之流,哪怕是名義上的老師,都不過是他養著好玩罷了。至此,「帝王師」這頂紙糊的桂冠被乾隆輕蔑地吹了口氣便破碎了。
在現實的無情打擊下,劉伯溫的「儒者」、「帝王師」之夢最後破滅了沒有?不知道。我們清楚的是,他臨終前留下遺命,告誡子孫不得為官。
本文原載於《百家講壇》2009年第8期藍版,原題為「在雄主手下討生活不易——真實的劉伯溫與朱元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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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題 本身開特斯拉
最近出門覺得找車位很煩都騎家裡超舊機車
基本上在路上有機車道騎機車道
沒機車道就靠邊邊
不爭道 不蛇行 該待轉就待轉
但即時是這樣騎車了
還是三不五時被四輪逼 就靠在邊邊了還越靠越近
最常遇到的都些國產車
反而一些名車都不會這樣
最近的心得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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