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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攝影 | 烏牛欄之役
『望天也保庇，保庇彼咧人，圓百年夢。』
Tenshi
Artist | @chiao19890705
Photography | @seal.ast
烏牛欄事件，紀錄於我的Patre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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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色 #異色寫真 #natehuang #taiwan #烏牛欄大護法 #閃靈 #二二八 #erotic #寫真
【扼殺的從來不只是人民的生命】
始於1947年在台灣的殺戮，仍在持續著，謀殺眾多台灣人的靈魂，活著也像死了。
台北，張秀哲，魯迅最親近的台灣學生。曾對中華民國抱有熱情，出任台灣紡織公司協理，二二八期間，將戰後從唐山過來的眾多朋友藏在自家宅院，為以保護安全。後來張秀哲被特務帶走，押在曾被前中研院副院長張光直稱為「人間地獄」的警總情報處地窖。家人四處奔走用盡關係疏通，並散盡鉅款救援，才倖免被殺。
張秀哲那些台灣新文化健將的故友幾乎全沒能活下，從此張秀哲對中華民族的理想，徹底失望。其獨子形容撿回餘命的父親：「全然不同的另一個人……永遠面無表情」、「放出來後就如同廢人一般，連笑都不會笑了」、「日治時代為了抗日，參加中國革命運動，坐了兩年牢獄。國民政府來，卻差一點喪命」、「他的夢、他的希望，完全的破滅」、「他的餘生從此在孤獨的書房度過，不再與外界接觸，也不與家人多說一句話，過著自我封閉的日子」。張秀哲先生自此過著槁木死灰的人生，抑鬱而終，但他的獨子張超英先生，日後成了出色的外交官，私下與不少台派、獨派人士交好，退休後曾協助阿輝伯完成自傳《台灣的主張》。
高雄，74年前的三月初，高雄市各界仕紳齊聚在舊時的高雄市府所在地，眾人一心想以理交涉，等候黃仲圖市長、彭清靠議長率領的和平請願團，與柴山要塞司令彭孟緝談判。但迎來的是高雄大屠殺。
有的受難者家庭生計陷入困境，有的家屬悲憤自裁，有的兒女落入孤兒院，至於那些在屠殺中大難不死，撿回一命的人，許多人的人生態度從此改變，並時時被監控刁難。
上山談判，被當場羈押，以為必死無疑的彭清靠議長，自己也不知道為何沒被槍殺。在議員任滿後，彭清靠身心俱疲，完全退出政界，彭清靠從此對中國失望，不再參與公共事務，但其子見證父親的故事後，卻埋下反抗的種子。他的兒子，便是一生從事民主運動與支持台灣獨立的彭明敏前輩。
嘉義，仕紳們相信國民政府能和平談判，要求民兵停止攻擊水上機場，並為水上機場守軍送上食物飲水，不料陳澄波、潘木枝為首的和平派談判代表，在嘉義火車站被國民政府軍隊殘忍殺害。
台中，二七部隊在埔里以40人對上700人，發動以寡擊眾，驚天動地的烏牛欄之役。台中因為二七部隊的戰略牽制，二七部隊成為大台中區人民的安全罩，當時謠傳有武裝勢力的日軍、共黨參與二七部隊，國民政府軍害怕忌憚，大台中地區因此未像台北、高雄、嘉義等地發生大規模軍隊屠殺，二七部隊在後世有了「台中之盾」的名號。
烏牛欄戰役指揮官，於2019年過世的黃金島先生，在烏牛欄之役勉勵弟兄：「世間最完美的人，便是那些在生命的逆流中含笑以應的強者。」即使陷囹圉，黃金島前輩以一生實踐這句諾言，創立大屯區民主聯誼會、臺灣公共權益協會，以身為民主農夫為使命，撒播理念種子，盡力弱勢保障與受害者平反。
台中之盾二七部隊的部隊長，現仍持續參與民主運動的鍾逸人先生，服刑最久。除了投入社會運動，筆耕不輟，將一生見證事件，付諸文字，曾獲台灣文學家牛津獎、吳濁流文學獎等等。九十多歲時，曾罹患癌症，以為大限已到，後奇蹟痊癒，自認「老天爺要我活下來，就是要我完成使命」，那時正好台灣經歷「太陽花學運」，看到青年人對國家命運的投入，讓鍾逸人前輩再次燃起熊熊壯志，以94高齡完成著作《此心不沉》，以此書愐懷戰友，表達對台灣土地人民的尊敬和情意。
聽聞許多受難者家屬親友，直至今日，家族仍對政治事務極度忌諱，希望子孫專心念書和賺錢就好，記憶裡的夢靨糾纏不休。曾有朋友說，阿嬤閉口不提因二二八死去的叔伯真實死因，當他年紀小，阿嬤不願他去水邊，就說叔伯是溺水死的; 當他青春期，阿嬤怕他沈迷戀愛，就說叔伯是殉情死的; 當他到了可拿駕照的年紀，就說叔伯是車禍死的; 隨著後代成長變化，阿嬤講的死因就不同，隨著阿嬤需求改變說法。朋友這故事，說笑背後是沈痛的心酸，而每年ㄧ到228至清明前後，家族的氣氛就籠罩在烏雲裡，即使已是2021年的今天，長輩仍舊害怕後代參與公共事務，希望朋友遠離台灣、遠離政治。
類似的故事太多，驚懼猶存在每一個台灣家族的靈魂裡，禁錮台灣人的思考言行。
中國黨政府壓迫，消滅了一代人，民主也已經被耽擱了三十年，228到白恐，從來不只是某幾個人不得已做了錯事，也不只是「處理失控」和「執法過當」，而是系統性的消滅可能成為「新興國族」的台灣意識。加害者必須承認這是系統性殖民台灣的手段，應當負起責任清算解散！
台灣的創傷仍未復原，但四處撒播的種子會發芽茁壯，我們看到烽火餘燼裡，仍有新一代勇敢挺身而出，繼續台灣人未完的夢想。
＃抗獨裁永世
＃斷悲命輪迴
二二八事件邁入73週年，昨天我到二二八紀念碑前，緬懷這段傷痛歷史。今早，我參加陳明忠先生的追思會，紀念這位二二八事件與白色恐怖的雙重受難者。
44年前，也就是1976年，我剛到美國哈佛大學攻讀法學博士，有一天，記得是11月27日，我在圖書館的紐約時報上看到由「國際特赦組織」(Amnesty International)所刊登的全版廣告，聲援臺灣的良心犯（Prisoner of conscience, POC，即政治犯）陳明忠先生。當時我對他的生平一無所知，但自此對這個名字留下深刻的印象。
11年後，1987年，我擔任總統府第一局副局長兼經國先生的英文秘書。有一天，王曉波學長告訴我，明忠先生在綠島監獄中病情不輕，請我幫忙申請保外就醫。我才知道那是明忠先生第二次入獄，判刑15年，已服刑11年之久。當時我就向國防部宋長志部長建議准許他保外就醫，國防部慎重考慮後，就直接將明忠先生假釋了。曾有媒體報導說，當時是我偷偷替經國先生代批了明忠先生保外就醫的公文，這個戲劇化的誇大說法，當然不是事實，我也沒那麼大的膽量，只是略盡棉薄之力，向國防部提出建議而已。
獲得假釋後，明忠先生特別在僑光堂辦了一桌酒席，向我當面致謝，讓我很不敢當。那是我生平第一次跟他見面。明忠先生出生於1929年，比我大21歲，這是我們兩個忘年之交結緣的開始。
1947年二二八事件時，明忠先生加入臺共領袖謝雪紅所領導的「二七部隊」，擔任突擊隊長，3月16日率領學生參與了著名的南投烏牛欄之役，與國軍交火，失利後逃亡，遭到政府通緝。所幸他在二二八時曾保護臺灣省立農學院周進三院長等外省籍教授，因此倖免入獄。五十年代白色恐怖時期，明忠先生又因叛亂、顛覆政府等罪名，兩次被判刑入獄，總共坐了21的牢。第一次入獄時年僅21歲，人生的黃金歲月都在牢籠中度過。他與妻子及妻子的兄長，都是二二八與白色恐怖的雙重受難者。
2005年2月27日，我擔任台北市長兼任中國國民黨副主席，明忠先生應邀到國民黨中央黨部以〈二二八：被扭曲的歷史集體記憶〉為題發表演講。他表示，二二八事件不是「台獨運動」，二二八與白色恐怖都是根源於國共內戰的時代悲劇，受害者沒有本省外省之分，必須要還原歷史，也要以積極的作為消弭因悲劇所留下的族群仇恨，讓同樣的苦難不要在下一代發生。明忠先生主張兩岸必需和平和解，悲劇才不會重演。兩個月後，當時的國民黨主席連戰率團前往中國大陸展開歷史性的「連胡會」，為兩岸關係破冰，也為三年後我總統任內的兩岸全面和解、合作與和平，奠定基礎。
明忠先生當年到國民黨中央演講，其他二二八受難者與家屬並不諒解。他說，「很多人罵我，說我是投降，我告訴他們：『我不是投降』。我們走過戰亂的人，只希望兩岸和平，臺灣人民不要再經歷恐怖的生活」。
即使長期遭遇磨難，也絲毫未損明忠先生對於自己理念的堅持，他不僅勇於行動，並且信仰堅定，言所當言，畢生不改其志。他痛恨欺壓、歧視和不講理，認為人與人之間應該都是平等的。他是大時代的勇者，是滄桑歷史的見證者。
明忠先生說：「我生錯了時代，但沒有做錯事，就這一點來說，我沒有遺憾」。我倒認為，他沒有生錯時代，而是時代錯待了他。
二二八事件發生3年後，我才出生。但從留學美國之後，就長期關心、重視二二八。1990年我擔任行政院研考會主委，就開始參與行政院推動的二二八事件平反工作，如出版報告、建紀念碑等。1993年我出任法務部長，奉命推動《二二八事件處理及補償條例》的立法工作，1995年立法院三讀通過（2007年改為「賠償」條例）。在我卸任總統前，已大致完成條例設定的目標，例如賠償受難者、四次延長賠償申請時間至13年、恢復受難者名譽、成立基金會、為受難者立傳、設立國家紀念館、繼續發掘真相、普及相關歷史教育等等。
有一些朋友不以為然，認為二二八已經過了這麼久，國家賠償了72憶，為什麼我還要每年紀念道歉？關於這一點，近30年來我的想法都一貫。二二八事件是臺灣近代史上巨大的歷史傷痛，無論如何療傷止痛，都不容易完全抒解。面對歷史，必須就事論事，是非分明；面對家屬，必須將心比心，療傷止痛。
去年是二次世界大戰爆發80週年，德國總統史坦麥爾（Frank-Walter Steinmeier）特別在9月1日到80年前被轟炸的波蘭小城維倫（Vilun），為二戰納粹德國殺害500萬波蘭人的罪行，向波蘭總統杜達(Andrzej Duda)道歉,並請求波蘭人民原諒。有人認為納粹犯下的罪行已經過去，史坦麥爾並不認同，他強調：「我們永遠不會忘記。我們要牢記它，也將會牢記它」。八十年來，德國秉持「面對歷史，檢討過去，邁向未來」（Vergangenheitsbewältigung） 的原則，成功處理了二戰的後遺症，贏得鄰邦的諒解與世人的尊敬。這也是我30年來一貫的態度。二二八事件當然不能跟德國發動二次大戰、侵略鄰邦、屠殺數百萬平民的罪行相提並論，但秉持理性的處理態度並無不同。那就是：「歷史的錯誤或可原諒，但歷史的真相不容遺忘」；倘若無法從反思歷史中，記取教訓，就無法正視並改正錯誤，歷史悲劇可能就會重演。
今天是二二八事件73週年，在追思明忠先生的同時，我再次向所有二二八事件及白色恐怖的受難者與家屬，表達歉意與慰問。
祈願中華民國國運昌隆，人民安居樂業，兩岸和平繁榮。
永遠不再發生類似事件。
向27部隊的每位勇者致意
1947年2月27日晚間台北市發生緝菸血案，隔日2月28日駐守台灣行政長官公署的衛兵無預警開槍掃射抗議群眾，局勢至此急遽惡化。下午三時，政府發布戒嚴令並出動武裝軍警開槍掃射台北市街頭民眾。群眾佔領新公園內的台灣廣播電台（即台北二二八紀念館現址），並透過電台向全台灣廣播說明2月27日晚間發生的緝菸血案，以及當天長官公署廣場的流血事件，並控訴一年多來的政治黑暗、民不聊生、貪官污吏橫行與軍警的暴行，呼籲全台灣民眾驅逐各地貪官污吏以圖生存。隔日起由台北市開始的反抗政府事件蔓延台灣全島，全台各地民眾紛起抗暴。
3月2日，台中地區民眾收到楊逵和鍾逸人廣泛印製倡議召開市民大會的傳單，於台中戲院舉行市民大會，共同推舉台中市婦女會理事長謝雪紅為大會主席，會中強烈抨擊國民黨暴政。參加群眾決定遊行示威，利用消防車鳴響警笛呼籲市民響應起義。3月3日，謝雪紅在台中市參議會組成「台中地區治安委員會作戰本部」，組織「人民大隊」，簡稱「民軍」。霧社地區一百多名原住民泰雅族人下山參與台中作戰本部。民軍的隊伍計有彰化隊、大甲隊、豐原隊、東勢隊、埔里隊、員林隊、田中隊、太平隊、獨立治安隊等等[7]。3月3日上午八時許，國軍於教化會館（空軍後勤部供應分站）出動武裝卡車在台中市區分途進行沿路掃射，採取兩面包抄，與民軍展開激烈槍戰，雙方皆有死傷。當日下午，各地民軍自電台廣播中獲悉消息，紛紛趕赴台中並支援作戰，與台灣中部地區多處國軍的軍事據點進行交戰，自下午四時激戰至晚上，夜雨中，槍砲聲震動全台中市，國軍部隊陷入重重包圍，試圖突圍失敗，國軍部隊於當日晚間十時許繳械投降。至3月4日，民軍共攻取台中市政府、台中市警察局、台中縣警察局、台中市憲兵隊、台中團管區司令部、台中軍械庫六處、台中廣播電臺、台中電信局、專賣局台中分局等重要機構。3月4日上午10時，台中水湳「空軍三廠」（第三飛機製造廠）少將廠長雲鐸與民軍談和並交出武器，此時台中市區以及近郊悉數為民軍控制。3月5日上午，虎尾、嘉義、高雄、台北各地的民軍都向台中作戰本部求援，作戰本部乃將彈藥交付支援作戰。3月5日下午，謝雪紅另組「特別志願隊」支援虎尾機場的戰鬥。3月6日，作戰本部將在地八部隊，及四百餘名青年、學生，與二戰後退伍的台籍日本兵等改組為「二七部隊」，由鍾逸人擔任二七部隊的部隊長。
這是一張1930年代的烏牛欄吊橋明信片，此處即為二二八事件之《烏牛欄之役》戰場，圖中可見烏牛欄吊橋上面有汽車在行駛。
二二八事件之烏牛欄之役中，二七部隊警備隊與國軍廿一師交戰戰場現在的模樣。
二七部隊的基本隊伍，包含黃信卿的埔里隊、何集淮與蔡伯勳的中商隊（台中商業學校學生隊）、呂煥章的中師隊（台中師範學校學生隊）、黃金島的警備隊（獨立治安隊）、李炳崑的建國工藝學校學生隊、林大宜從農村招募當過日軍的農民、延平學院學生、吳振武的民主保衛隊離隊隊員，以及包含霧社地區泰雅族原住民青年的陳明忠的突襲隊等等。職務分配以鍾逸人為隊長、古瑞雲為副官、蔡鐵城為宣傳部長、黃信卿為參謀長、石朝耀為聯絡官、何集淮負責祕書處、吳崇雄為救護軍醫。
3月6日下午，二七部隊的埔里隊成功逮捕以蔡志昌為首的軍統特務份子四十多名，並將之拘禁於台中監獄。3月7日，二七部隊正式成軍，並駐紮於台中「干城營區」、進駐干城營房，同時修理戰車、高射砲、機關砲、迫擊砲，並整修機場。3月8日，二七部隊馳援嘉義的戰鬥。3月12日，二七部隊得知國軍大批增援部隊逼近台中的消息，考量自身實力有限，以及避免與國軍在台中市區進行正面的戰鬥因而波及台中市民，於是部隊轉往南投埔里，並改稱「台灣民主聯軍」。二二八事件期間，二七部隊除攻佔台中各政府機關之外，亦武裝支援嘉義、南投民眾反抗國軍的戰鬥。
二七部隊因得知國軍二十一師於3月12日已進逼台中。而當時已全盤控制台中市警、政、軍機關的二七部隊為避免與國軍於台中市區戰鬥而波及市民，毅然決定於3月12日下午三時起撤出台中，並將部隊，以及武器、彈藥、糧食、車輛等物資暫時集結於埔里國民學校，台中至埔里間卡車來往不絕，沿途民眾紛紛向民軍戰士致意。3月13日上午，台灣民主聯軍（即二七部隊）派出宣傳隊，分乘兩輛卡車到埔里鎮內各地進行宣傳；宣傳部長蔡鐵城（《和平日報》台中總社採訪主任）於車上演講，說明該部隊遷入埔里的任務，並號召埔里鎮民同心協力抵抗國軍21師。3月13日中午，台灣民主聯軍（二七部隊）本部進駐埔里武德殿（現埔里鎮公所位置）。3月13日下午三時許，國軍21師先遣部隊開抵台中，並侵占民間店鋪與住宅以為營舍。3月14日，國軍21師146旅436團之一部（兵力800人）進駐草屯，並繼續前進至水里龜子頭地方，企圖向埔里推進，二七部隊分隊於下午五時獲悉後在中途截擊，迫使國軍退回草屯。3月15日，另一路國軍部隊（兵力一個營）由二水經集集前進至水裡坑（今南投縣水里鄉），並佔領日月潭與門牌潭兩發電廠。又一路國軍部隊（兵力一個連）試圖經由魚池地方包圍埔里。國軍分路夾擊二七部隊，並縮小包圍圈，此時埔里對外通道均為國軍封鎖。當時身為台中農學院學生的突襲隊隊長陳明忠於晚上十時率部夜襲，兵分三路，包圍魚池警察所，16日凌晨二時，與國軍21師146旅436團第2營第4連在日月潭附近發生激戰，國軍頗有傷亡潰退水裡坑。3月16日，增援國軍進攻埔里，警備隊指揮官黃金島率領三十餘名學生軍駐守烏牛欄吊橋西南邊600公尺處的南、北兩側小山巒迎戰，乘地利之便，由上午十一時激戰至黃昏，戰場上槍聲與爆炸聲持續不斷，國軍21師146旅436團第2營傷亡逾200人，此役重創國軍，史稱「烏牛欄之役」。不久後因當地原住民不支持游擊作戰，民軍孤立無援又無法與他處隊伍聯繫，又兩軍兵力火力差距過大、腹背受敵，加上彈藥用罄，於3月16日晚間遂行解散，結束了中部地區的武力抗爭。
這我知道烏牛欄之役，是二二八事件的一場戰役，時間為1947年3月16日，地點位於南投縣埔里鎮烏牛欄（今愛蘭里）。 3月16日，二七部隊的警備隊長黃金島率領三十餘名學生 ... ... <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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