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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念《歷史決議》40週年，堅守徹底否定文革的底線

1981年6月27日，在中國共產黨成立60週年之際，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了《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決議全文於1981年7月1日正式刊登在《人民日報》上，作為對建黨一甲子的嚴肅而誠懇的獻禮。

《歷史決議》通篇3.8萬字，大氣磅礴、一氣呵成，徹底否定了“文革”，科學辯證地評價了毛澤東同志的功過是非，表達了要反思錯誤、改革政治經濟不合理制度的決心，是黨的百年曆史上最重要的政治決議之一，與《十一屆三中全會公報》一同構成了改革開放的思想基石。四十年後的今天，極“左”思潮仍然不時衝撞社會底線，回顧決議的製訂歷程，重溫其彰顯的精神價值，依然有現實意義。

1980年2月召開的十一屆五中全會，接受了“凡是派”領導人汪東興、紀登奎、吳德和陳錫聯辭職的申請，選舉胡耀邦擔任中共中央總書記。這次會議還決定，要仿照中共“七大”那樣，制訂一份歷史決議，給建國以來的重大歷史事件和毛澤東的歷史地位來一個“蓋棺論定”，以消除人們的思想混亂，達到團結一致向前看的目的。

起草工作從當年3月開始，由鄧小平和胡耀邦親自主持，參與起草的有胡喬木、於光遠、吳江、廖蓋隆、龔育之、鄭必堅、鄭惠等20多位資深理論家。當時中央對這個決議起草是異常重視的，整個過程九易其稿，先後經過了一年多的廣泛討論，範圍最廣的一次是眾所周知的“四千人大討論”。這次討論持續了一個多月，參加人員包括中直機關、地方、軍隊中高級幹部近4500餘人，此外，在中央黨校學習的1500多名學員也參加了討論，實際人數近6000。

在決議起草過程中，鄧小平先後17次約談負責起草文件的中央領導同志，發表了一系列重要講話，後來其中9次談話被收錄到《鄧小平文選》第二卷，胡耀邦也是一直全程參與，多次主持書記處會議認真審閱歷次文稿。可以說，《歷史決議》是共產黨百年曆史上，打磨最嚴謹、傾注心血最多、討論最充分的​​一份文件，各個觀點都經過反复推敲和廣泛吸收各方意見，這也是雖然經歷時代的變遷，但是結論依然經得住考驗，持續散發跨越時代生命力的原因。

該如何評價這個決議的政治作用和歷史意義呢？從80年代改革之初的情形來看，《歷史決議》對建國三十二年來一系列重大政治事件的功過是非，做出了系統的、較為有說服力的結論，統一了全黨和全國人民的思想，達到了團結一致向前看的目的，對凝聚全國人心、集中搞經濟建設起了重要作用。 《十一屆六中全會公報說》，歷史決議將標誌著“黨的指導思想上完成了撥亂反正的歷史任務”，這個評價是很中肯的。

決議的核心結論，以及份量最重的內容就是徹底“否定”文革，這也是黨內唯一一份專門討論“文革”、並作出結論的文件。從長遠歷史意義來講，可以說是中國四十年改革開放的一枚“定海神針”，沒有徹底否定“文革”這個結論和政治底線，就不會有今天改革開放的成果，也就不會有我們今天歡天喜地慶祝黨的百年華誕的自豪感。總結1978年以來中國崛起的幾個基本經驗，那就是：堅持市場化的改革方向，對外虛心學習和開放，給予人們充分的生產自由，建設一個包容和法治的社會，而“文革”所宣揚的價值無一不是反其道而行之。 《歷史決議》可以說是徹底打碎了“四人幫”給黨製造的意識形態枷鎖，如果沒有歷史決議明確向全世界廣而告之徹底否定“文革”，我們的改革開放隨時可能觸碰意識形態底線，不可能這麼縱深地推行下去。

同時，《歷史決議》不僅是鄧胡老一代革命家留給我們的政治文本，還是留給我們的一份寶貴精神遺產，其中所蘊含的很多精氣神都值得今天好好挖掘、發揚學習。

第一，《歷史決議》所體現的理論勇氣、歷史責任感值得學習。對於當時而言，如何評價毛澤東，如何評價建國後一些列重大決策，是非常棘手的事情。這個文件充分體現了當時鄧葉胡等諸位決策者的強烈責任感和擔當精神，而不是得過且過或迴避問題，留給後人再做。

第二，《歷史決議》彰顯的敢於大膽承認錯誤的精神值得欽佩和繼承。 《決議》通篇對於共產黨執政32年所犯的錯誤都沒有迴避，並且對犯錯誤的原因進行了嚴肅的剖析，鄧小平、陳雲、李維漢等當事人在討論決議的時候也坦誠承認自己所犯的錯誤，比如李維漢勇敢的檢討了他和統戰部在1957年“反右”中的錯誤，他自己要為“反右”擴大化承擔責任。這種執政黨敢於認錯的坦蕩胸懷和巨大勇氣在歷史上也是非常罕見的。

第三，制訂《歷史決議》的民主精神值得發揚。這個決議可以說是黨的歷史上唯一一份經過充分發揚黨內民主形成的文件。最後定稿前，還邀請130多位民主黨派高級領導人參加討論。在討論中，大家暢所欲言，彭真、李維漢、陸定一、譚震林、夏衍、張愛萍、周揚、方毅、王光美等都提出了很多尖銳的批評意見。雖然，鄧小平、陳雲等出於維護政治穩定的考慮，最終沒有採納這些意見，但這仍是一場發揚民主、振奮人心的盛會，僅討論簡報就出了1000多份，被譽為是“黨內第三次思想解放運動”。中央黨校教育長宋振庭說：“我1937年入黨以來，只有這次享受了黨內真正民主生活，思想解放了，把多年不敢講的講了，是一次最大的思想解放運動”。

第四，《歷史決議》通篇展現的反思和改革基本製度的價值取向值得學習。決議的結論部分，系統指出了各項製度的改革方向，尤其是重點強調要“逐步建設高度民主的社會主義政治制度”，包括：確保各級人民代表大會成為有權威的權力機關，在基層政權逐步實現人民的直接民主，樹立憲法權威，保證國家司法機關和各種群眾全體獨立自主形式權利、開展工作。這些制度建設的設想是我們改革開放的重要初心，也是黨的歷史上永遠閃耀光華的思想財富。

《歷史決議》透露著我們黨在那個年代的血氣、朝氣、民主、寬容、智慧和生機，這種精氣神也是80年代改革開放能夠打開局面的根本原因，我們今天又面臨新的改革開放難題，更應該學習和發揚好它。

由於過去對“文革”的反思和揭露不徹底，隨著親身經歷“文革”的那些“反思派”逐漸老去，近些年，整個社會對“文革”批判聲音逐漸式微。而另一方面，各種形形色色的力量，不斷衝擊中央徹底否定“文革”的底線，還有人試圖為林彪、“四人幫”反黨集團主犯翻案。

現在整個社會對“文革”的認識呈現虛無化、浪漫化和美化的傾向。人們有意識的忽略”文革“中的腐敗、特權、極度不平等，把它想像成為一個公平、沒有貪污的社會；有意識忽略“文革”中的暴力血腥，美化所謂的“大民主”；有意識忽略“文革”中的道德淪喪，把它描述成道德純真的年代；更有很多知名的清華北大教授，從經濟學、政治學專業角度，為建國後蓋棺定論的一些錯誤路線做粉飾，非得說成是被誤解的“正確戰略選擇”。中央現在強調要反對形形色色的“歷史虛無主義”，這對於矯正社會試聽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各種美化極“左”錯誤的言論也是“歷史虛無主義”的一種，值得反思和警惕。

尤其是90後、00後的年輕一代在這些思想的影響下，對“文革”的認知發生很大的改變。 70後、80後一代，尚能對否定“文革”形成較為普遍的共識。然而，在知乎這些高學歷二十來歲年輕人聚集的新媒體上，徹底否定”文革“已經快成為”政治不正確”。對於“文革”對錯與否，這個不應該有爭議的問題，竟然總能引起激烈的討論。

所以，影響未來中國命運的不僅有國際外部風險，以及人口低出生率、經濟增速放緩等經濟挑戰，更有“文革”思維在中國社會捲土重來的思想性危險。這個危險的內核不是唱懷舊老歌、跳廣場舞這種表象的東西，而是：崇拜極權，抗拒民主；推崇用暴力，抗拒法治和協商精神；崇尚國家主義，藐視個人的權利；崇拜權威，反智、反理性主義；盲目自大，排斥一切外來文明，閉關自守。

《歷史決議》是改革開放的”護法神“、“緊箍咒”，只有不放鬆這個緊箍咒，中國才有向更現代、開放、有秩序的社會轉型的可能，否則有可能葬送所擁有的的一切改革成果——正像鄧小平同誌所說的那樣：右可以葬送社會主義，“左”也可以葬送社會主義，中國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原文網址：https://mp.weixin.qq.com/s/dVkp3iWwACqd7ID5nJf9yA?from=singlemessage&isappinstalled=0&scene=1&clicktime=1624843105&enterid=1624843105

改革開放40週年 ：回顧中國人赴美留學史

1978年7月某天凌晨3時許，美國白宮的電話驟然響起，總統吉米•卡特從睡夢中被叫醒。

電話來自北京，打電話的人是總統科學顧問弗蘭克•普雷斯博士，他正在中國訪問。 除了遇到危機，卡特擔任總統期間很少在半夜被叫醒。

卡特問，為什麼這麼早打電話？

普雷斯向他報告說，此時正和鄧小平會見。

卡特問，是有什麼壞消息嗎？

對方說，不是，他問了一個我無法回答的問題，他想知道能不能送中國學生到美國留學。

“當然可以。”

“他問能不能派5000人。”

“你告訴鄧小平，他可以派10萬人。”

那時中美還沒正式建交，十一屆三中全會還沒召開，一窮二白的中國面臨著一堆亟待解決的問題。

“美國戰略智囊”布熱津斯基對鄧小平當時的做法很驚訝，他在回憶錄中曾發出疑問：把中國最聰明的孩子送到美國去，難道他不知道當時中美兩國生活條件的差距 嗎？

鄧小平不那麼認為。

早於這通電話的1978年3月18日，在全國科學技術大會開幕式上，鄧小平說：“任何一個民族、一個國家， 都需要學習別的民族、別的國家的長處，學習人家的先進 科學技術。我們不僅因為今天科學技術落後，需要努力向外國學習，即使我們的科學技術趕上了世界先進水平，也還要學習人家的長處”。 那一年的６月23日，針對留學生派出工作，鄧小平有說：“我贊成留學生數量增大，主要搞自然科學”， “要成千成萬地派，不是只派十個八個”，而且，派出 留學生“要千方百計加快步伐，路子要越走越寬。”

鄧小平在全國科學技術大會開幕式上講話

那是一個一度封閉的大國，在特殊歷史時期再次推開國門。

此後，乘著改革開放的東風，湧動著中國人熱情、智慧和鬥志的留學大潮拍天而起，以不可阻擋的力量向海外世界卷去。

1978-1979 破曉

1978年12月26日晚八九點，小雪，一架飛機靜靜地停在首都機場停機坪上。 52名中年人穿著黑大衣和黑皮鞋、帶著黑色手提包，順序登上飛機，他們要途經法國巴黎轉機去美國留學。 當時，中國經濟落後，外匯奇缺，這麼多人一共就只有50美元，被領隊揣在兜里。

彼時的中國，剛剛開始從革命的狂熱中醒來，貧窮如一根芒刺穿透剛剛甦醒的肌膚，讓人感覺疼痛。

1978年12月26日，首批52名赴美留學人員到達美國

登上飛機的一剎那，這52個人還有些恍惚，在此之前，沒有一個人想到自己能得到去美國的機會。 這是因為，很多人來自“剝削階級家庭”，這種包袱彷彿也有萬鈞之重，足以影響一個人求學的自信心，甚至將他壓垮，大家因此也心有餘悸，害怕萬一去了，國家 的路線改了，就倒霉了，要么回不來，要么回來了又要被戴帽子。

教育部告訴他們，這是國家的需要，是鄧小平的命令！ 到美國去學習他們的科學技術，回來給國家做貢獻，這樣大家才得以安心。

1978年12月底，國務院副總理方毅在人民大會堂為首批52名赴美留學生送行

柳百成，第一批出國留學52人的總領隊，在停止教學的日子裡被打發到鑄造車間勞動，他白天扛沙子，晚上堅持閱讀英文專業書籍，邊看邊做筆記，筆記本積累了一尺多 厚。 開始第一批留學生選拔時，他已經45歲，當時機械工程系分得了一個名額參加清華大學的選拔，系主任親自面試，他得了第一名。 接著學校、教育部也組織了統一考試，他連闖三關後最終入選。

1978年12月26日，飛機萬里西行，滿座的中國學者難抑心中興奮，當時大家對美國就像對月球一樣陌生。

這52名公費留學生學成後，悉數回國，成為了各個領域的佼佼者，個人命運的軌跡也因此發生急速轉折。 1981年初，柳百成回國。 當年清華赴美的9人中，如今已有3人當選為中國科學院院士或工程院院士。 柳百成也在促進信息化技術與先進製造業深度融合上作出了自己的貢獻，使愛國奉獻、報效祖國的夙願得以實現。 改革開放確實為知識分子帶來了春天，使知識分子有了充分發揮聰明才智的平台。

52名首航留學生名單

1980-1983：生長

70年代末的中國留學生所學專業主要集中在科技領域，而到了80年代，更多的留學生選擇了經濟學、企業管理等專業。 這種微妙的變化跟改革開放的深入推進分不開。

52人去美國留學的次年，中美建交。

在金門島，聽到這個消息的27歲台灣陸軍連長林正誼，站在一塊巨石上，凝望著對岸，內心正翻騰著大海一樣的波濤。 林正誼當即判斷出，腐敗的國民黨當局“反攻”大陸是零概率事件，日後的中國一定會更加開放的走向世界舞台。 在一個夜深人靜的晚上，他悄悄下水，遊了三個小時後到達大陸，隨後就讀於北京大學經濟系，林正誼還給自己改了個名字叫“林毅夫”。

1980年，還在北京大學讀大三的22歲青年易綱被派往美國學習經濟及管理，初到時，他揣著2美元，一邊留學一邊靠給學校食堂洗盤子賺生活費。 兩年後，林毅夫被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舒爾茨看中，推薦到芝加哥大學學習農業經濟；曾睡在易綱上舖的海聞從北大畢業，但沒能拿到公費留學，只能 考慮自費，他騎著自行車往返於學校與北京圖書館，從北圖抄寫下美國大學的地址，一封封信寄向美國，最後被加州長灘州立大學錄取，成了改革開放後北大“自費出國 第一人”。 10多年後，這三個命運軌跡若即若離的海歸聚在一起，創立了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也就是後來的國家發展研究院。 從創立到現在，越來越多的留美、留英學者加入其中，他們認為這是研究中國問題最好的地方。

1994年中國經濟研究中心成立初期合影（左起：張帆、易綱、林毅夫、德懷特•帕金斯、帕金斯夫人、海聞、余明德、張維迎）

1984-1991：大潮

80年代的中國依然不富裕，但改革開放無疑給予了人們通向未來的信心。

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和“商品經濟”的合法地位被確立，無數願意用雙手創造財富的人一頭扎進神秘莫測的“海”，開始了一場改變命運的探險。 社會大環境在不斷改變，國人生活的細枝末節也在悄然變化。 “板磚”單卡收錄機、鄧麗君在甜柔的歌聲，崔健“平地一聲吼”，一首《一無所有》，爆炸型的燙髮， “離經叛道”牛仔褲、T恤衫……

在那個特殊的新舊交替時期，長時間的精神壓抑之後，國人發現所有的事物都是前所未有的新鮮，而被新鮮事物包圍的自己是從未有過的年輕！

當時，倍感年輕的還有中國的企業，1984年被很多人稱為“公司元年”。

越來越多不甘庸碌的人，用“下海經商”取代了“拿鐵飯碗、掙死工資”，一大批日後馳騁一時的公司，諸如“海爾”、“健力寶”、“蘇寧電器”、“聯想 ”、“万科”等得以誕生。

同樣是在1984年，留學這件事也迎來了大潮，這一年，國家頒布了《國務院關於自費出國留學的暫行規定》，打開了人們自費留學的渠道。

龍門陡開，江鯽飛躍，此後積壓了十多年的人才狂潮再次噴湧！ 中國留學生帶著那個年代特有的激情、勇氣和夢想去往世界各地。 他們看起來有點“狂”，但“狂”的很有底氣。

1985年，吳鷹做了一個艱難的選擇——從待他不薄的北工大辭職，考入美國新澤西州理工學院，帶著一箱行李和30美元，隻身一人來到美國攻讀碩士學位，十 年後，他創辦UT斯達康公司，靠一種叫“小靈通”的電信產品聞名一時。

他們用一種非常艱苦的過程證明了自己的堅韌。

出身於陝西西安的張朝陽在考取李政道獎學金時，對手是祖國各地的700名尖子生，競爭的激烈程度可想而知，最終，他成為被選中的100人之一。 後來有人問成為搜狐掌門人的張朝陽：“在面對風險投資時心理壓力能不能承受？”他回答到：“這些​​壓力比起我在清華參加考試的時候的壓力要小得多。“

1986年，閻焱、熊曉鴿、張朝陽、張亞勤去了美國。

1987年，徐小平先去美國，再到加拿大，刷了很久的盤子，田碩寧也在這一年去了美國，之後成為亞投行第一任行長的金立群則赴美國波士頓大學經濟系研究生院進修 。

越來越多的青年奔向國外。 僅在1985年底，出國留學生的總人數就達到3.8萬人，其中自費留學生7000人。 在之後的十多年間，這些人中的很多人都將回到中國，政界、學界和商界都將不乏他們的身影，中國未來的新技術、新理念和IT產業等將由他們擔負支柱。

這些後來中國各領域的“領航者”，此刻都默默地奔波在各自的留學之路上，誰也不會想到，時代會在某個瞬間猛一轉身，把聚光燈打在他們身上。

4、1992-2002：激盪

跟80年代的“浪漫”有所不同，90年代日漸商業化的時代特徵，讓中國不再像過去那樣充滿神秘感和難以琢磨。

不過，在意識形態領域，兩種不同的聲音仍然在隔空交鋒。 如果僅僅從報紙上的爭論來看，1991年的中國瀰漫著改革是姓“社”還是姓“資”的硝煙。 而事實卻是，爭論如江面上迷眼的亂風，實質性的經濟變革卻如水底之群魚，仍在堅定地向前遊行。

1992年鄧小平南巡，一系列講話的核心其實是對無所不在的意識形態爭論給予了斷然的“終結”，改革開放新一波的浪潮由南向北，在經濟上形成了強烈的號召力。

很多國人都從中嗅出了巨大的商機，很顯然，一個超速發展的機遇已經出現。 這時候，需要的就是行動、行動、再行動！ 此後又出現了一波辦公司熱。

“海歸”也是中國實現現代化的重要部分，與經濟加速相對應的，是留學政策的進一步鬆綁，“支持留學、鼓勵回國、來去自由”被確立為留學海歸政策的指導思想，這一掃80 年代末一度對留學政策有所收緊的陰霾，給留學潮又加了一把火。

於是，雄心勃勃的人都琢磨起留學來：從商的，想到海外賺得第一桶金；搞文化的，一心盼著成為世界文化的主流；演藝明星們，也開始惦記著衝進好萊塢、 百老匯。 有人甚至帶著“外國月亮比中國圓”的幻想，盼著盡快走出國門。

1993年，一部叫《北京人在紐約》的電視劇火爆全國，將出國熱真切地展示在每一個中國人面前。 “如果你愛他，就把他送到紐約，因為那裡是天堂；如果你恨他，就把他送到紐約，因為那裡是地獄。”片中，姜文扮演的音樂家王啟明，在紐約無論如何 掙扎都無法實現自己的音樂夢想，最後成為了一名商人，這是那一代人世俗意義上的成功模板。

《北京人在紐約》劇照

借助一股股留學潮，有人懷著各種想法趕赴世界各地，也有人正從世界的某個角落匆匆趕來。

中國的改革開放1992年之後進入黃金盛年，互聯網這項科學技術正在太平洋彼岸落地，開始商業化，展現其迷人的魅力，中國也正迎接這一股互聯網衝擊波。 越來越多的人加入到中國互聯網大潮中，“海歸”們也在這一時期鬼使神差地入局。

1995年，走下飛機舷梯的張朝陽感到一陣寒意，他搓了搓手，拎著兩個手提箱向機場外大步走去。 多年的美國生活，讓張朝陽有了“小布爾喬亞式”的審美，扎小辮，POLO衫，戴墨鏡，而迎接他的，是一片未知。

1999年國慶，大家的名片上開始印e-mail地址了，街上有人穿印著“.com”的T卹了，李彥宏斷定：互聯網在中國成熟了，大環境可以了。 於是，他決定回國創業。

同年，陳一舟與兩位斯坦福大學校友楊寧、周雲帆回國。 此前他們曾一起回中國轉了一圈，得出一個結論：世界上發展最快的地方都在這兒了，不來這兒，去哪兒呢？ 後來他們創辦了一個叫ChinaRen的公司，也就是後來的人人網。

儘管有著諸多不如意，對未來的生活也沒有全然把握，但他們還是回來了，理由只有一個：在美國雖然拿著高薪但找不到自我，不如回國創業。

接下來的時光裡，每個行業都將被“互聯網思維”攪個天翻地覆。

儘管各種優秀“海歸”或出於夢想，或出於商機選擇回國，但這也難以掩蓋這一時期中國大量的人才流失，2002年，也就是中國被世界貿易組織接納的次年，出國與 歸國人數之比一度達到了6.94∶1，也就是說，每7名中國留學生中僅有1人回國！

5、2003-2018：歸來

進入新千年，一切都變得很快，“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成為這個時代最強有力的註解。

出國留學的方針得到了很好的貫徹，自費出國留學限制被徹底廢除，工牌出國留學政策在培養高層次留學人才方面持續發力，吸引留學人員尤其是高層次留學人才回國工作為國服務所 採取的政策不斷健全，出國教育效益極大增強。 2010年7月，《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發布，堅持“支持留學、鼓勵回國、來去自由”的方針。

與蒸騰上升的綜合國力相對應的，就是此階段滾滾洪流般的留學潮，中國已悄然成為全球最大的留學生輸出國之一。

擁有更多選擇的學界精英和商界大佬，選擇將孩子送出國去，出國留學逐漸呈現出了低齡化的趨勢。

前首富王健林在​​兒子王思聰兩歲時選擇將他送到國外上寄宿學校，從新加坡Swiss Cottage小學，到英國溫徹斯特公學，再到倫敦大學學院哲學系，王思聰一路在國外接受先進的教育 ，養成了張揚的個性。 同樣是前首富的劉永好，做出了同樣的選擇。 1994年，劉永好將女兒劉暢送到美國西雅圖小鎮女子學校讀高中。

出同樣的選擇的，還有很多企二代。 娃哈哈二代宗馥莉就讀於佩珀代因大學；碧桂園二代楊惠妍就讀於美國俄亥俄州立大學，聯想柳傳志的女兒柳青就讀於哈佛大學……

此階段，不僅精英人士、商業大佬選擇送子女出國，越來越多的普通家庭，也加入到送子女出國的隊伍中。 2018年，中國出國留學人數突破了60萬。

與此同時，越來越多的留學生選擇了回國。 從2003年開始，中國出國與歸國人數之比不斷縮小，2010年為2.11:1，2015年為1.28:1。 少數人的選擇成了多數，近五年來回國人數占到了出國總量的70%。 更重要的是，歸國者中，精英大有人在！

據中國與全球化智庫發布的調查，海歸創業集中於國家戰略新興產業，在海歸創業者中，58.3%擁有個人專利，65.9%從海外帶回了技術，絕大多數處於國際先進和國內先進水平 。 相對早年的迅速復制海外商業模式，近兩年的海歸技術人才在生物製藥、AI、新材料等技術創業領域扎堆。

國外很多國家的條件還是比中國好，為什麼選擇回國？

回答歸結起來無非兩點：除了中國的機遇，還有國外的天花板。 很多技術人才直言“在美國，華人技術人才能躋身管理層的不多，可能會一直寫代碼。”

2017年初，被稱為“矽谷最有權勢的華人”的微軟前全球執行副總裁陸奇歸國，成為新版精英歸國的代表。 這些歸國精英或直接投身到創業大潮中，或加盟大互聯網公司任高管，或致力於開拓國際市場。 除了商業精英，還有一批國際公認的科技大咖歸國。 2008年，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分子生物學系建係以來最年輕的終身教授和講席教授、美國藝術與科學院院士、美國國家科學院外籍院士施一公做出了回國決定，哈佛八博士王文超、張欣 、張鈉、王俊峰、劉青松、劉靜、林文楚、任濤在中科院合肥物質科學研究院強磁場科學中心……

西方媒體評價：世界上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像中國一樣，如此重視吸引流失在外的人才回國。

改革開放40年，歸國留學生與鄉下知青、高考學子、下海闖蕩的商人和進程務工的農民工一起，成為推動中國崛起的重要力量。 40年中，這群中國人“晴天搶幹，雨天巧干，白天大干，晚上加班幹”！ 不知不覺中，世界卻驚奇不已，一個曾經落後的中國，經濟總量已成為世界第二。

改革開放40年，是中國青年學子負笈海外、勵志報國的40年，是中國教育學習、借鑒、赶超的40年，是從人才輸出到人才回歸的40年。 與此同時，這支源源不斷的留學大軍為中國的社會經濟建設輸入了不竭的新鮮血液，拉近了中外教育、科技的距離，推動了中外人文交流，提升了中國在國際社會上的影響 力。

40年歸來，當年第一批的出國留學生已經白髮蒼蒼，他們作為中國留學歷史變遷的見證人，也見證了中國改革開放、科技發展、經濟騰飛。

時代車輪滾滾向前，留學的歷史不斷變化，不變的，是千萬萬萬像他們當年一樣奮力奔跑的人

光輝燦爛的河姆渡文化（約公元前5000–4500年）（二之一）｜ 知史百家

歷史春秋網

河姆渡遺址是我國新石器時代的一處重要聚落遺址。它是1973年夏天當地農民興修水利時發現的，總面積約4萬平方米，自下而上疊壓著4個文化層，根據C14測定，第四文化層距今約7000年，第三文化層距今約6500年，第二文化層距今約5600年，第一文化層距今約5000年。1973年和1977年冬季進行過兩次考古發掘，合計面積2630平方米，出土生產工具、生活器具、原始藝術品等文物6700餘件，還發現豐富的栽培稻穀和大面積的木建築遺跡、捕獵的野生動物和家畜的骨骸、採集的植物果實等遺存。豐富的出土文物充分展現了我國南方氏族社會歷史時期的繁榮景象，為研究遠古時代的農業、建築、製陶、紡織、藝術和東方文明的起源提供了極其珍貴的實物資料，命名為河姆渡文化。

像河姆渡遺址這樣歷史悠久、文物埋藏全面又豐富的遺址在世界考古史上也是十分罕見的。1982年，國務院公佈其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1986年，被編入中學歷史教科書；2001年，被《考古》雜誌列入《中國二十世紀百項重大考古大發現》名錄。1993年5月12日，河姆渡遺址博物館落成開放，江澤民同志題寫了館名。
　　
二、重要遺存
　　
1、稻穀
河姆渡遺址兩次考古發掘中，在第四文化層上部發現大面積的稻穀、稻稈、稻葉和木屑、葦編構成的稻穀堆積層，平均堆積厚度20～50厘米，最厚處超過100厘米。剛出土時稻穀外形完好，色澤金黃，少數稻穀連外殼的隆脈、稃毛及芸尖仍清晰可辨。經農史學家多次抽樣鑑定認為是人工栽培水稻，是一個類粳、類秈及中間型等各種粒型的亞洲栽培稻屬雜合群體。河姆渡遺址出土的稻穀數量之多、保存之完好，在世界考古史上是絕無僅有的。它不僅為研究我國稻作農業的起源提供了珍貴的實物資料，而且糾正了我國栽培水稻是從印度阿薩姆傳遞過來的傳統說法，有力地證明我國也是世界上最早栽培水稻的國家。
　　
2、木構建築遺跡
河姆渡遺址兩次考古發掘，在第二、三、四文化層都發現了木建築遺跡，尤以第四文化層最為密集和壯觀，總數在千件以上。主要木構件有木樁、圓木、長方形木材、帶丫叉的柱子和地板。
　　
考古學家和古建築專家對遺跡和木構件分析後認為，河姆渡的房屋是以一排排樁木為支架，上面架設大小梁承托地板，構成高於地面的架空基座，再於其上立柱、架梁、蓋頂的干欄式建築。在垂直相交的構件接點上，使用榫卯結構技術。把我國出現榫卯木作技術的時間從金屬時代前推了3000多年。
　　
河姆渡遺址發掘中共發現29排木樁，分析至少有6棟以上建築。根據木樁的排列與走向分析，當時的房屋呈西北———東南走向。從單體看，當時普遍採用連間長房子形式，其中最長一棟房屋面寬達23米以上，進深7米，房屋後檐還有寬1米左右的走廊過道。這棟房子可能是一個家族的住宅，房子的門開在山牆上，朝向為南偏東5°～10°。它在冬天能夠最大限度利用陽光取暖，夏季則起到遮陽避光的作用，因而被現代人所繼承。河姆渡時期的房屋建築佈局合理、設計科學、充分利用自然地理條件，使之有利人類的生活和居住。
　　
除建築外，在遺址第二文化層還發現了迄今為止最早的水井遺跡。水井構築於直徑約6米的鍋形水坑底部，用邊長2米的四排木樁圍成一個方形井壁，再在井口套上一個方木框作為圍護。水坑四周還設有圓形柵欄，大概作護岸之用。河姆渡文化時期，居址周圍河沼遍布，但水體與海水相通，致使鹽份升高、苦滷而不堪飲用。所以水井的出現是人類為提高生活質量所作的努力，是人類本質所使然。
　　
3、人體遺骸
河姆渡遺址考古發掘沒有發現氏族公共墓地，只發現了27座零星墓葬。較完整的骨架僅13具。1978年3月，第二次考古發掘結束後，人類學家韓康信、潘其風先生曾到發掘現場，對他們的年齡、性別、體形、人種作出鑑定。其中未成年的兒童9具，成年人4具，編號M23、M17的頭骨保存比較完整。
　　
（1）年齡。M23出自第三文化層，頭骨碩大，前額接近闊額型，顴骨寬而外突，下頜厚大，男性特徵明顯。根據現代人頭骨癒合和臼齒磨蝕度推算，年齡在30歲左右。M17頭骨前額膨突，枕外隆凸缺乏，下頜枝內翻，尖形頦，特徵顯示為未成年女性，年齡約13-15歲。
　　
（2）身高。按照遺骸主要骨骼長度，用我國現代人身長特徵，換算出身高。M23，身高為169～170厘米。M17身高為152～157厘米。
　　
（3）人種。M23、M17顴骨較高和寬，鏟形門齒，與新石器時代黃河流域居民相同。而鼻骨低平、凹形鼻樑、低矮的眼眶，與我國南方新石器時代居民更為接近，應為南方蒙古人種。
（二之一，待續）

（本文由「歷史春秋網」授權「知史」轉載繁體字版，特此鳴謝。）

網站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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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主題： 石雕創作展　林冠君專訪
　　

▲以紅酒象徵，具象欲望的表面張力
　　
　　人們展現欲望的時刻幾乎填滿了所有生活，林冠君以欲望為創作的原點，希望以此往深處挖掘更多藝術無限的可能性，透過作品傳遞給觀者。並藉由這次展覽，讓大家看見一位藝術家對於自身創作的思考過程以及脈絡。
　　
▲踏入藝術運動領域
　　在成長的過程中，林冠君的父親為體育老師，影響他甚多。選擇進入台藝大雕塑系前，林冠君的興趣是體育活動，國小與國中參加了各種體育校隊，像是田徑、躲避球校隊，以及鐵人比賽，造就他對於熱愛運動的興趣。直到升學時考慮到行業的發展性，因此轉而進入藝術領域。問起為何選擇石雕，他說石雕創作的過程常需要使用到力氣，那種鑿敲的過程就像是進行一種運動，在完成作品時像剛運動完一樣滿身大汗。這種有趣的類比令人會心一笑，也感受到他體現藝術行為的多功能。
　　
▲關於欲望
　　「欲望」一直是人類所探討的議題，像是哲學、生物學，心理學等，常以欲望作為學術發展與探討的論點，乃至文學和藝術持續有前人以其為題材作各面向的創作與發表。其中心理學家佛洛伊德（Sigmund Freud）提出的心理動力論「本我、自我與超我」，「本我」（id）即代表人最為原始、滿足本能衝動的欲望，像是饑餓、性慾等，代表著無意識的唯樂原則。在我們的生活當中除卻本能與滿足生理需求的部分，人們「想要」更多物質與心理的額外滿足，造就各種行為。
　　關於本次展覽，林冠君「欲望」系列創作可追溯自2013年，他認為「欲望是驅使成長的動力，卻也是無盡的災難。人類的文明與歷史已經證明了一切」。各國為擴展領土與滿足自身對於統一世界的欲望，因此自古各國間戰爭不斷、與兩次世界大戰。同時欲望也是人類文明發展的動力，為了像鳥一樣飛翔天際，而發明了飛機、為了增加生產效率有了兩次工業革命，生活因此而便利。然而在文明的發展過程，人類也因欲望驅使選擇破壞自然環境來滿足自身的利益。
　　
▲系列作品發展脈絡
　　「人類與自然環境，到了現在則擴展為人類跟自然的爭鬥，我的作品想要處理的就是人跟自然生命的關係。人類欲望會如何影響自然界的生物？」。林冠君提到他去過幾次動物園，以往對於動物園沒有什麼太深刻的體悟，直到有次見到園內被豢養的大象，面對著灰色水泥高牆不斷踱步，驚覺這些生命長時間困在人為的環境當中，造成牠們重複著同樣的動作，即便雙眼失去靈魂、仍嘗試著衝出生命的枷鎖。
　　「動物園中的動物們不過是全球化之下產生的物件，滿足了我們對新奇事物的欲望。」林冠君第一件以欲望為題的創作〈慾望性的愛〉因此而生。作品以大理石為材，刻劃象的揚鼻姿態，象牙處以人手代之，企圖阻止牠揚起鼻子，代表人類因欲望擺弄動，此系列「手」象徵掌權者的姿態，在地球上有權的物種更能自由實現他們對欲望的幻想。
　　
▲自身欲望的象徵
　　在幾件作品之後，林冠君開始思考作品與作者之間的關係「做為一個創作者，我期望作品與藝術家能夠產生更緊密的連結，或許是情感上的、經驗上的，或是生活中的，於是試圖將自己對欲望的想像化為作品的一個素材。」喜愛偶爾小酌幾杯的林冠君，選擇了對紅酒、酒瓶和酒杯的迷戀，作為自身欲望的展現與象徵。
　　紅酒不僅是象徵了創作者的欲望，在聖經中紅酒象徵著耶穌因犧牲而流的血，有著犧牲奉獻的寓意。希臘神話中酒神戴奧尼索斯（Dionysos）為古希臘人欲望的具象化，象徵著潛意識的欲望與非理性的感官。紅酒也代表著身分與地位，酒標賦予了紅酒身分與品酒者的地位高低，在這之中我們可以感受到紅酒對一個人的身分、地位、權力的暗示。
　　
▲人類與自然界的動物
　　2014年10月17日，在肯亞奧佩傑塔自然保護區（Ol Pejeta Conservancy）世界上僅存兩隻具有繁殖能力的公北白犀之一「蘇尼」（Suni）被發現死亡於圍場中，令北白犀距離滅絕又更近了一步。林冠君表示看到這則新聞，想到人類常因自身的欲望而進行盜獵，也許是為了那美麗的象牙或是珍貴的犀牛角作為藥材，更甚者為了紀念與娛樂而進行獵殺。啟發林冠君對於血腥、欲望與動物之間，新的創作聯想。
　　犧尊為古代《周禮》六尊的其中之一，是古代盛酒的禮器「刻為犧牛之形，用以為尊」，以木質與青銅為材。到了明清，工匠們直接以犀牛角為材料，雕刻出酒杯的器形供權貴飲酒作樂，人們忽略血腥殘忍的獵殺過程，反而不停歌頌酒杯的華美。藉由創作林冠君想翻轉觀者的視角，以動物的頭部作為酒杯刺激觀者反思，結合自身欲望的象徵「紅酒、酒杯、欲望、權力、犧牲」相互連結，創作出紅酒系列的作品。
　　
▲紅酒系列X大理石
　　〈所謂血腥的觀點〉為紅酒系列第一件作品，犀牛頭部角被取走、掏空留下的傷口成為盛裝紅酒的器皿，紅酒代表未癒合的傷口與血腥，期望觀者對動物所受之苦感同身受。在這件作品中紅酒不僅止於表現鮮紅的血液，更象徵了人類的欲望造成這一切的開端，以及動物的犧牲、物種之間不對等的狀態。在完成這件作品後，林冠君發現紅酒的酸性侵蝕大理石碳酸鈣成分，使得石材染上紅酒的色澤。人為釀造的葡萄酒去侵蝕自然生成的大理石，這樣一個化學作用下恰巧符合人與自然的現況，與創作的理念不謀而合，讓他更確信此系列以大理石呈現作品更能展現層次。
　　〈酒器系列-犀樽〉為此系列的第二件作品，呈現方式更加接近酒杯的功能和造型，其中同樣以犀牛頭部作為造型，掏空了整個頭部的空間，當紅酒倒入其中，觀者會以為可被裝滿，但酒水卻會從被掏空的犀牛角流出，以至酒杯呈現無法填滿狀態。代表著意圖測量人的欲望，但卻發現沒有被填滿的一天。而流出的紅酒在大理石檯桌上留下酒漬痕，與在桌緣因表面張力維持住的狀態，引發他去思考表面張力是否能夠為作品帶來新發展。
　　
▲表面張力的寧靜感
　　這次展覽展出的作品與裝置，以表面張力、與紅酒痕跡作為創作的新嘗試。林冠君認為「表面張力給人一種寂靜、飽滿與物理學臨界點的危險感受，我很喜歡這樣寂靜的氛圍。在紅酒系列中，我所刻劃的動物頭像沒有誇張的動態和神情，我認為這和我在面對這一些關於動物盜獵、屠殺的事件時，呈現的狀態是相符合的。身處遠方的我們無論如何激烈的去表達自己的情緒，都無法真實的接觸到牠死亡當下的孤獨與寂靜，只能透過文字、影片來了解事件的過程，來召喚自己的情緒。」希望大家透過此次展出作品，從中找到對於欲望的共鳴與反思。
　　
▲林冠君以石雕與紅酒形塑了欲望的形體與張力，衝擊觀者視覺感受。
　　
　　
林冠君簡歷：1993年生
　　
學歷：台灣藝術大學－雕塑學系
研究所：台灣藝術大學－雕塑所
　　
得獎經歷：
2013國立台灣藝術大學雕塑系第四屆國際袖珍雕塑展 優選
2014國立台灣藝術大學雕塑系第五屆國際袖珍雕塑展 金賞
2014國立台灣藝術大學雕塑系第五屆國際袖珍雕塑展 複製獎
2014國立台灣藝術大學美術學院雕塑獎 金雕獎
第九屆台中大墩美展 優選
2015國立台灣藝術大學美術學院雕塑獎 銀雕獎
2015國立台灣藝術大學美術學院雕塑獎 金雕獎
　　
展覽經歷：
2013草山行館－初草聯展
2014台藝大大漢藝廊－刻刻聯展
2014金車藝文中心－非常人聯展
2015科技與慾望林冠君創作個展
2016彩雲間2016雕塑計畫聯展
2016「石之道 台北」台藝大vs東藝大石雕聯展
　　
　　　　　
　　　　
策展單位粉絲頁： 金車文藝中心（承德館）
展出日期：2017/01/14－2017/03/05
開放時間：每日11:00-18:00（周一休館）
金車承德館地址：台北市承德路三段131號4樓

本集主題： #木雕創作展　游宗穆專訪
　
這集除了專訪藝術家游宗穆外，還邀請到金車文藝中心 #藝術行政黃郁婷來介紹。
　　
▲沉靜木質，『貝殼．旋』之美
　　
▲雕塑家亨利·摩爾(Henry Moore)曾說「貝殼是自然界裡硬而中空的形體，造型自具自足，獨立而完美。」游宗穆藉由木雕，展現出貝殼內部螺旋反覆的美感　　
　　
▲工作室
　　
　　微雨的陰天，來到藝術家游宗穆座落台藝大校區後方的工作室。衝出來迎接我們的是毛皮黑亮的土狗「宵夜」，以肺活量十足的叫聲表示歡迎著。游宗穆的工作室為一座挑高的鐵皮廠房所改建，內部空間為六位藝術家共用，大大小小的工作台與工具各據一角，放在地板與高櫃上的立體作品增添室內風光，閣樓則有幾間格局有趣的薄板房，是藝術家們自行搭建的生活空間。
　　
▲關於藝術，課後的避風港
　
　　游宗穆的生活很簡單：「創作、狗、娛樂」。這三件事情占據了他生活中大半的行程，單純的生活就像他的作品一般直白，喜愛布袋戲的游宗穆引用當中常出現的一句話「一步江湖無盡期」他認為藝術創作是無止盡的，在成長的過程當中，國小上才藝班、國中上漫畫班到高中的繪畫班，這些「課業以外的避風港」，到升大學時成為他考量發展的路線，當時游宗穆的志願表上只填藝術科系，對他來說於藝術不再只是課後的消遣，而是想作的事情。
　　
　　游宗穆熱愛繪畫，也喜愛組裝模型和樂高積木，在拿到模型和樂高後按照說明書完成拼裝後，會將它們全數拆除，再次依照自己的喜好與想法重組，這過程如同雕塑，從加減與構築、破壞中產生作品。從大學才正式開始接觸藝術與學習雕塑，在大三後他才決定創作的方向，漸漸的建立起自己對於藝術的見解，慢慢找尋自身想要與想表達的理念。
　
▲對於木材質的喜愛
　
　　游宗穆進入台藝大雕塑系，一開始學習木雕是從基本的磨刀開始，接下來刻鎖文，練習斜口刀的用法；以及傳統的透雕，例如刻雙魚、牡丹…等等，到大三木雕老師林漢鼎教授開始讓學生創作圓雕等。游宗穆說大一手刻、大二之後漸漸使用機會使用機械作為創作的輔助。直至研究所時，才漸漸減少機器的使用，回到以手工為主的方式來創作。
　
　　對於木頭，游宗穆打從心底感到喜愛與莫名的親切。他認為每種木材質所表現出來的感覺與語彙不盡相同，原木的顏色、紋理、味道與硬度因品種而異，雖作品的造形是人為，但其呈現出來的色澤與味道卻是天然的。人造的夾板、木心板、角條等在創作的使用上產生強烈的工業性語彙。不論是原木或加工材，原料來自於大自然，就有種能拉近作品與觀者之間距離的魔力。
　
　　對木材質的運用，游宗穆不會堅持一定要用原木或高級木材來創作，他認為只要能與作品結合，同時表現兩的特色就是塊好木頭，因此創作上對於木材質的應用十分廣泛：原木、夾板甚至於雜木等等，藉由創作希望能打破傳統木雕對木材質的迷思。
　
▲貝旋系列創作
　
　　游宗穆參加過多場現場創作與工作坊，包含2009年關渡藝術節，擔任擔美國藝術Anthony Luensman的助手、2009台東漂流木現場創作、2010年大雪山漂流木創作，以及2013嘉義現場創作藝術家上原一明老師的助手，2016年第八屆「藝鼎杯」中國木雕精英邀請賽現場創作，等豐富的經歷。
　
　　「雕」為「減」的技法，「塑」則為「加」，在這加減的過程中讓游宗穆專注、思考，並且感到快樂，這樣的情況在組裝模型、玩樂高積木時同樣存在著。木雕與模型和樂高不同，增加了媒材的部分。雕塑兩字中，「雕」對游宗穆來說更為吸引他，在創作上不斷的用減法來創作。對單一媒材創作者來說，一件作品的材質會影響作品呈現出來的感覺，而作者對材質的熟悉程度也可以決定一件作品的成功與否。
　
　　此次展出的貝殼系列橫跨了游宗穆大學與研究所。大學時期的貝殼以擬仿與材質的探究為主，研究所後則是從原本的貝殼造形中創造出屬於自己的貝殼。游宗穆選擇貝殼作為創作發想，原因很單純「覺得它很漂亮」，除了造型的美感，另一方面也讓他繼續思考另一個創作「頭骨系列」的發展。除貝殼造型的模仿之外，也嘗試用其他材質來表現貝殼，例如：夾板、石膏、樹脂等等，最終還是回到單純的木雕創作。研究所時期的創作有兩個系列，一個是「貝殼．旋」，另外一系列為「骨．枝」。「骨．枝」有其理論與脈絡述說。「貝殼．旋」則是很單純地追求造形線條的美感，以及木材質與螺旋造形的結合應用。
　
　　初期的貝殼作品，例「大貝殼」游宗穆利用夾板的特性，將貝殼螺旋的造型，配合夾板的紋路，放大增強視覺感受。研究所的貝殼系列接續著大學時期，游宗穆開始思考除了造型上的模仿，還能有什麼變化「如何讓大自然的貝殼變成屬於我的貝殼。」於是乎他開始研究貝殼，選定螺旋貝作為研究對象。在觀察了它的外在造型，以及用砂輪機將貝殼剖半研究內部的構造後，他試著將貝殼的內外部造型融合，第一件「貝殼．旋」的作品就這樣產生。「貝殼．旋二」改進第一件作品的缺點，嘗試利用穿透的視覺效果讓貝殼內外的造形、空間互相交錯、融合，產生一種節奏感。
　
▲藉由思考與觀查啟發靈感
　
　　游宗穆覺得「創作過程對我的重要性不亞於作品的完成，有時甚至比作品更重要。」習慣紀錄下創作過程中的每個步驟，對於他來說，就是像記錄自己的孩子慢慢長大的過程。在創作的過程中有三步驟「觀察，思考，發現」：去觀察材料（原木）的變化，與造形的契合度；去思考作品的其他可能性，如果這麼做會如何？如果換一個方式或方向，會如何變化；去發現一樣的製作方式，上一件作品適合，這件作品適合嗎？如果適合，可以更好嗎？反之該如何改進。經由這些步驟改進自己的作品，藉由思考啟發下一件作品的靈感。
　
▲游宗穆-藉由貝殼單純而反覆的螺旋造型，造就純粹美感
　
　
游宗穆：
學歷
2007 國立台灣藝術大學雕塑學系畢業
2011 國立台灣藝術大學雕塑學系碩士班畢業
　
簡介&經歷
2014 第六屆「藝鼎杯」中國木雕現場創作大賽 銀獎
2014 「疆界．擴散」2014台藝大雕塑系新世代校友展
2014 第十五屆磺溪美展立體工藝類　磺溪獎
2015 「雲端集銳」-台灣藝術大學雕塑系聯展(木雕組)
2015 玩美藝術節 貢寮國小駐校藝術家
2016 「藝鼎杯」中國木雕精英邀請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