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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旭：特朗普將連任的十大指標

觀察者網
10/26 10:00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吳旭】
吳旭 美國亞利桑那州立大學教授，政治傳播學博士
吵吵嚷嚷的美國大選，還差一周就要揭盅開示，全世界的眼睛都關注著這兩位年近八旬的老人，誰能率先沖過“270張選舉人票”的終點線。
受美國主流媒體——特別是像CNN、《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等幾家“逢特朗普必反“的大牌媒體的影響，中國國內眾多關於美國大選以及大選結果的預測，堅定地認為拜登穩操勝券，必將把特朗普趕出白宮，還美國政壇以清靜與平穩。
這種看法，是對美國國內民情民意的誤讀，更是沒有深刻理解特朗普之所以能夠在四年前橫空出世、給美國政壇帶來一場完美風暴的深層原因。
簡而言之，雖然因為郵寄選票暴增和新冠疫情的干擾，今年美國大選的最終結果會出現一定時間的延遲，甚至局部地區會因為選票結果引發爭議，但筆者認為特朗普最終仍能以壓倒性優勢擊敗民主黨對手拜登，順利獲得連任。
很多人馬上會問，“哎，不對呀，美國民調結果一直在說拜登大幅領先，特朗普根本沒戲，只能做垂死掙扎啊？”是的，別忘了：2016年大選前一天的全國民調結果，也是希拉蕊大幅領先特朗普，而且其領先幅度甚至超過現在的拜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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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看2016年大選前夜的預測結果（圖/美媒）
在2016年大選的當天晚上，《紐約時報》給出的希拉蕊勝選概率是92%。但是，結果如何呢？特朗普最終以選舉人票306-232的壓倒性優勢入主白宮，同時把“民調專家們”和所謂的“美國大選專家們”的眼鏡震碎了一地。
美國大選的民調，特別是關乎評價特朗普等一系列政治敏感議題的民意調查，因為其抽樣方法和問題設計的結構性缺陷，無法準確、客觀、公正地還原和呈現美國真正的民情民意。
一方面，特朗普的支持者在所有的抽樣樣本中，都是被嚴重低估誤算的；另一方面，因為嫌棄、鄙視那些偏自由派媒體及民調機構對於特朗普的“詆毀和中傷”，很多特朗普的“沉默支持者們”故意用說謊來隱瞞其真實態度，從而誤導民調結果，使其不僅不可信，而且往往與真實結果背道而馳。
既然關於大選結果的直接問卷不可信，那麼，還有什麼指標能夠預測美國選民們的真實投票意向呢？
事實上，除了那個被美國媒體不厭其煩、津津樂道的單一問題：“你將投票支持特朗普還是拜登”以外，幾乎所有的其他相關民意指標、大選歷史慣例和週邊事實數位，都毫無例外地指向現任總統將獲得連任，而且將以壓倒性的優勢擊敗對手。
篇幅所限，以下僅列出十大相關指標，來作為以上論斷的佐證。
一、新增註冊選民人數
美國大選的一項歷史資料顯示，在大選前錄得更多新增註冊選民人數的黨派和候選人，幾乎毫無例外地會獲得選舉的勝利。
道理很簡單——新增選民數量這一指標，客觀顯示了黨派支持者的參與熱情，顯示了基層競選機構挨家挨戶鼓動徵召支持者的效率和成果，更顯示了候選人政策立場的帶動力。
很顯然，在過去幾個月中，特別是在關鍵的幾個搖擺州，包括亞利桑那、佛羅里達、北卡羅萊納、賓夕法尼亞等州（以上幾州，特朗普在2016年都是以微弱優勢獲勝），特朗普在這一指標上都是遙遙領先。
以佛羅里達州為例，從三月份黨派初選至今，民主黨新增了10萬個新註冊選民，而共和黨增加了超過20萬個，是民主黨的一倍；再看賓州，截至九月底，民主黨新增選民六萬人，而同期共和黨新增14萬人。這一整體趨勢，可以推展至美國其他州。
二、競選集會的聲勢與規模
新冠疫情的蔓延肆虐，無疑衝擊打亂了美國大選前密集造勢集會、總統候選人穿梭各州、月臺登場合影演講的歷史傳統。
以拜登為例，過去半年中，除去非常特殊的公開場合造勢外，他基本上都是以靜制動，呆在德拉瓦州自己家裡（用特朗普團隊的挖苦說法是，“躲在地下室裡面視頻競選”）。
而特朗普則不然，從八月初開始，他就不顧大型公共集會可能加重新冠疫情大幅傳播的風險，馬不停蹄地到各大關鍵州和城市，有時候甚至一天三個城市，舉行有上萬人參加的公眾造勢集會。
美國各大媒體、民主黨大佬們和很多傳染病專家，都紛紛指摘特朗普不負責任，為個人政治前途而置選民的健康與安危於不顧。這些抨擊、指責暫且放在一邊，有一點連特朗普的反對者都不得不承認：特朗普的帶動力和號召力是驚人的——
天上下著大雨，在機場搭設的臨時競選集會現場，兩三萬特朗普的支持者們冒著感染病毒的風險，在大雨中群情激昂地聆聽特朗普嬉笑怒駡，抨擊虛假新聞媒體與“睡眼惺忪”的拜登。這一場景不斷在愛荷華、俄亥俄、佛羅里達、亞利桑那、賓州等地重複上演。

特朗普在佛羅里達州的競選集會現場（圖/Facebook）

這是特朗普一周前在賓夕法尼亞州（圖/Facebook）
這與拜登在亞利桑那、俄亥俄等州舉辦的幾場造勢集會前稀稀落落的參與者、跟隨記者人數甚至超過參會人數的寥落場景，形成了鮮明對比。


同一時間，拜登在俄亥俄州的兩場競選集會現場（圖片分別出自《紐約時報》、Twitter）
三、美國股市連創新高
美國總統大選、特別是現任總統尋求連任時，有這樣一個兩百年來形成的規律：在大選當天，如果美國主要指數（道鐘斯指數或是標普指數）超過四年前現任總統當選時的20%，則現任總統有高達87%的概率獲得連任；而且，股市上漲的幅度越高，獲選連任的機會越大。從喬治·華盛頓第一任開始，共有16位總統謀求連任時其相關的股票指數升幅超過20%；其中，14位成功連任。
這個道理其實很好理解——股市的繁榮意味著選民財富的增加，意味著經濟基礎的強勁，意味著投資者信心的充盈。
2016年11月3日特朗普勝選當日，美國標普指數的收盤價是2100點左右。截至2020年10月23日收盤，標普指數的收盤價是3465點；美國股市在特朗普任期的四年間，雖然受到世紀級疫情的衝擊，仍舊上漲了高達65%。雖然特朗普仍有13%的可能打破這一連任規律，但是，他的贏面顯然更大。

圖片來源：穀歌截圖
四、黨派凝聚力和向心團結性
雖然在共和黨黨內初選時，特朗普沒有面臨任何強大的挑戰者，但是在最終的黨內初選投票時，特朗普還是創造了多個記錄：其吸引的黨內投票人數，不僅遠超布希兩任任期的人數，而且更是超過了奧巴馬兩任任期的人數（一般來說，在民主黨總統任內，共和黨初選因為會有多名競爭者參選，往往經過多輪廝殺，所以本黨內參與熱情會更高）。
舉例來說，布希2004年競選連任時，威斯康辛州共和黨初選投票的人數是158933人；在奧巴馬2012年連任時，共和黨初選投票人數是293914人；而今年特朗普的投票人數是創紀錄的616705。同樣，在佐治亞州，布希（2004年）是161374人，奧巴馬（2012年）是139273人；而特朗普（2020）是925212人，是前兩任的五倍以上！
不僅參與熱情爆棚，而且特朗普在黨內的支持度也是一直超過90%（這不是民意調查，而是實際選票結果），這一結果超過了小布希、老布希、雷根、尼克森等所有近五十年內共和黨的前總統候選人在同時期的表現。
五、大選最關鍵、選民最關注的議題
美國大選既是選人，更是選事——也就是競選人在關鍵議題上的政策立場。
很多人一定會自然而然地認為：當今美國最重大的議題肯定是如何控制新冠疫情啦！當然，如果真是這樣，被疫情搞得焦頭爛額、自己也在幾周前中招住院的特朗普，肯定是棋輸一招了。但事實不是這樣。
美國多個調查機構的最新結果顯示，排在美國人最關注議題第一位、遙遙領先於其他議題的選項是：法律與秩序（占比超過40%）；排在第二位的是重振經濟（占比超過30%）；而疫情控制僅排在第三位，占比剛剛15%。而僅就“維護法律秩序”與“重振經濟”這兩點而言，這都是特朗普的強項。
可能有人會指出：你不是說民調不可信嗎？這個議題排序也是基於民調啊？是的，民調失真，是一個帶有系統性、結構性的問題，它反映出整個民調行業在社交媒體氾濫、民意碎片化、瞬息萬變的輿情環境下的落伍與失位；但其失真程度是因人、因事而異的。
有一點可以肯定：凡是事涉特朗普本人的任何問卷和問題，都會因為“政治正確”、“沉默螺旋”、“錯進錯出”等美國輿情的特有壓力環境，而大幅失真——這是因為特朗普本人所帶有的“種族主義”、“白人至上主義”、“性別歧視”、“性醜聞”等特定政治符號和道德撕裂因素，所帶來的附生效果。
換句話說，只要是跟特朗普無關的民意調查，一般來講，其失真度還是在可以接受的誤差範圍內的。

六、黑人與少數族裔的支持度打破歷史框架
與美國偏自由派的主流媒體所描述的情形不同，特朗普執政以來所採取的大規模減稅、放鬆聯邦政府管控（比如，在其任內，特朗普政府刪減了超過2000多項限制中小企業經營發展的法律法規）、制止非法移民對於美國社保體系和社會治安的衝擊等政策，都從根本上改善了少數族裔中那些從事商業、服務業、企業管理等具有穩定工作人群的收入與福利。即便是疫情的衝擊打破了過去三年來持續上升的勢頭，以黑人和西班牙裔為首的少數族裔仍是獲得了實實在在的利益的。
當然，特朗普在有關員警暴力執法、種族衝突等議題上，時時說出一些種族主義意味很濃的話；但是，絕大多數美國的少數族裔更關注的是法律與秩序，以及經濟繁榮所帶來的個人和家庭生活改變。所以，這就不難解釋為什麼特朗普在黑人中獲得了超過15%以上、在西班牙裔中獲得將近40%的支持率。
要知道，在美國現代歷史上，共和黨領導人從沒有在黑人群體中獲得超過10%的支持率。特朗普打破了這個種族的藩籬。要想打敗特朗普，拜登必須獲得90%以上的黑人選票，以及60%以上的西班牙裔選票；而從目前的資料和趨勢來看，拜登遠遠達不到這一最低標準。
七、實踐競選承諾比率
特朗普是以“政治素人”的身段和人設，橫空出世，在2016年打敗共和黨內16位強勁的候選人，並最終在與“政治豪門”希拉蕊的對決中，順利勝出的。他在競選中最擲地有聲的一句競選宣言就是，“我不是政客；我不會說一套、做一套；我承諾的，一定會做到。”
上任以來，四年時間不到，特朗普大鬧天宮一般，攪擾得國內、國際秩序天翻地覆；但不得不承認，他確實實踐了大部分當初的競選承諾——不管這些承諾當初聽起來是多麼的荒誕不經：
（1）成功大幅減稅；（2）退出《巴黎氣候協定》、伊朗核協議、跨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關係協定（TPP）；（3）從伊拉克、阿富汗撤軍；（4）在美墨邊境修牆；（5）向中國徵收懲罰性關稅、並將中國定義為匯率操縱國；（6）推動以色列與中東國家建交，並將美國駐以大使館移到耶路撒冷；（7）壓迫北約盟國提升國防費用；（8）與金正恩兩次見面，至今使得朝鮮沒有再次試射導彈與核子試驗；（9）精確制導刺殺美國在伊朗的宿敵蘇拉曼尼將軍，等等等等。

這上面的任何一件事，都是美國以往的政客和總統候選人，多次承諾但從沒有做到的。然而在短短的四年內，特朗普都做到了。先不管這些政策實施的最終效果和戰略意義如何，所有人都不得不承認一點，特朗普不同于傳統的美國政客，確實說到做到。
八、“隱形”特朗普支持者
如前所述，特朗普鮮明突出的“白人至上主義”和“種族主義”標籤，以及其個人在私德、品質、人性等方面的明顯瑕疵，使得很大一部分信教守禮、道德意識感強烈的美國人，無法在公眾和私下場合透露自己對特朗普的支持——雖然從很多政策立場上，他們強烈相信特朗普是唯一能解決美國華盛頓官僚腐敗機制的“毒藥”，正所謂“以毒攻毒”。
這部分“隱形沉默”的特朗普支持者，無法從直接的民調問題中檢測出來；但是，稍微動動腦筋，改變一下問題的角度和切入點，這部分潛在特朗普支援群體就立刻昭然若揭了。
比如，成功預判了特朗普2016年當選的“民主研究院周日快報” （Democracy Institute Sunday Express）就換了一個提問角度：“你覺得你身邊的朋友、親戚、同事會投票給特朗普嗎？”高達77%的受訪者回答“是的”，而只有23%的受訪者說“不是”。一個更令人震驚、但也順理成章的問題結果是：78%要投票給特朗普的美國人不願意自己的同事、朋友和親戚知道自己的投票意向；而只有13%要投票給拜登的美國人會在意這一點。
九、特朗普的對手太弱了
從1972年當選美國參議員至今，拜登已經在美國政壇上活躍了將近半個世紀。雖然一直覬覦總統大位，但是拜登多次參選，都沒能闖過民主黨初選的門檻——2008年敗給了初出茅廬的奧巴馬；2016年自忖不是希拉蕊的對手，拜登根本沒有出場。
這一次民主黨的初選過程，拜登也是步履蹣跚，在民眾的調動力和個人魅力上，遠遠落在本党對手桑德斯和沃倫的下風。其最終能夠勝出，與其說是拜登擊敗對手，不如說是民主黨捉襟見肘，新人黯淡，最後只能矬子裡挑將軍，把老廉頗請了出來。
試想，12年前，還算精力旺盛的拜登都無法調動民主黨內的熱情；12年後，年近八十、精力頭腦都每況愈下的老政客，如何來挑戰一個精力無限、新冠確診住院三天就滿血復活的特朗普呢？難怪特朗普在總統辯論場上的一句話，讓拜登無言以對——“我47個月裡做到的事，超過你47年在華盛頓做成的事。”

資料圖：視頻截圖
十、美國人認為疫情應對的錯漏，不能全怪在特朗普的頭上
單從今年新冠疫情的應對來看，特朗普政府的成績單，確實是讓人難堪沮喪、顏面無光的。從二月份開始，美國國內的疫情不僅沒有控制住，而且愈演愈烈，目前可以說已經大面積失控。最新的單日感染人數逾8萬，超過6、7月份的高點。死亡人數超過20萬，新冠疫苗遙遙無期，經濟復蘇緩慢無望，這肯定需要特朗普來承擔主要責任。
是的，民主黨支持者及美國自由派媒體，一直也是這樣來抨擊特朗普的；但是，美國的民意主體似乎並沒有把責任全怪罪在特朗普頭上。為什麼？
一來，這次世紀級的大瘟疫，恰恰擊中了美國政治體系架構以及個人自由主義傳統的軟肋。不僅美國如此，其他西方歐洲國家在疫情應對上，也基本上是不及格的。如何改進美國三權兩黨制度在應對突發危機事件上的效率，如何說服那些崇尚個人自由、天性抗拒政府管控的美國人來重新調整個人與集體的關係，不可能一蹴而就，也不可能是換一個黨派執政、或者換一個領導人就能馬上改頭換面那麼簡單。
二來，特朗普及其支持者，非常成功地將疫情的肇始及原罪，算在了中國的頭上。他更在多個場合重申，這個賬，將來一定要跟中國算的。很顯然，大多數美國人雖然嘴上不說，但是心裡是認可這個立場的。由此也可以預見，一旦特朗普成功連任當選，中美關係會走上新一輪更危險、更緊張的衝撞週期。
綜上所述，雖然美國民調機構還是每天不厭其煩地重複著“拜登遙遙領先特朗普”的老調子——就像四年前一樣，但從我觀測和掌握的指標資料來看，即將到來的美國大選，不是誰輸誰贏的問題，而是特朗普贏多贏少的問題。雖然一周後的大選會有拖延和爭議，但特朗普勝選連任，幾無懸念。

Joe：「只要全球經濟持續成長，英美中日歐等主要經濟體，繼續維持目前的寬鬆貨幣政策，全球貧富差距基本上不會縮小，窮人和富人貧富差距唯一縮小的時候，只有金融大海嘯」

《中國民生發展報告》叢書是基於中國北京大學中國家庭追蹤調查（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 CFPS）撰寫的系列專題報告，以中國25個省市160個區縣的14960個家庭為基線樣本，探討民生問題狀況、差異、原因和社會機制，中國目前貧富差距日趨嚴重。近30年來，中國居民收入基尼係數從80年代初的0.3左右上升到現在的 0.45以上。大大超出0.4的警戒線，無論從教育機會到醫療保障，中國社會的不平等現象整體呈現擴大趨勢。

以教育為例，「只要努力就一定能考上大學」，這樣勵志的話語正在越來失去說服力。教育這項重要的公共服務存在巨大的城鄉差距、東中西區域差距和性別差距。尤其是城鄉差距十分顯著，中國目前的收入和財產不平等現象正在日趨嚴重。處於財富頂端的1%的家庭擁有全國約三分之一的財產，底端25%的家庭擁有的財產總量僅在1%左右。

許多人因過去3個月的中國武漢肺炎疫情而頓失經濟依靠，但美國智庫Institute for Policy Studies（IPS）使用《富比世》（Forbes）全球億萬富豪榜數據，以3月18日為起始日期，美國億萬富翁的財富約增加5650億美元至3.5兆美元，比疫情開始時的低點高出19％，且僅是電商巨頭亞馬遜創辦人Jeff Bezos目前的身價，就比3月18日多出362億美元，美國自3月18日以來，已有近4300萬美國人初次申請失業救濟金，其中旅行和服務業的低新勞工受到的打擊特別嚴重，但美國億萬富翁的財富，卻在疫情大流情期間繼續增加。

包括電動車廠特斯拉（Tesla）執行長Elon Musk、Google創始人Sergey Brin和Larry Page、前微軟執行長Steve Ballmer的財產，都增加約130億美元或更多，雖然按美國聯準會2016年的統計，美國約有52％的家庭藉401（k）等退休福利計畫，直接或間接擁有股票，並受益於當前美股的V型復甦，但股市上漲對美國富人的幫助，仍遠超過其他普通民眾，紐約大學經濟學教受Edward Wolff指出，這是因為美國約10％的富裕家庭，（在2016年）擁有約佔市場84％的股票。

亞洲的南韓有很強的流行文化與電子產業，但過苦日子的人卻比其他國家多。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分析截至2019年的35個成員國的貧困率來衡量收入差距，發現南韓的貧富差距僅次於美國，且情況將愈來愈嚴重，貧困率是指收入不到家庭收入中位數一半的人所占的百分比。如果一個國家的家庭年收入中位數為每年4千萬韓圜，約 33,500美元，貧困線將為2千萬韓圜，南韓的貧困率為17.4%，在被分析的35個經濟體中排名第二。僅次於美國的貧困率為17.8%。

過去幾年南韓貧富之間的兩極分化持續擴大，美國也是一樣，南韓的老年貧困率更嚴重。OECD統計66歲以上老人貧困率，南韓以43.8%的排名高居榜首，遠遠超過美國23.1%、日本19.6%、瑞典10.9%、西班牙10.2%、義大利9.7%。根據南韓統計局的數據，儘管文在寅政府最近為老年人創造大量公共部門工作，但截至2019年9月，老年人的貧困率已攀升至47.4%，丹麥和冰島的老年人貧困率最低，均為3%。倒數第二的是荷蘭3.1%、法國3.6%、挪威4.3% 和斯洛伐克4.8%。

南韓富人財富一直在成長，2019年收入最高的20%家庭月收入比2017年平均成長966,000韓圜。相比之下，收入最低的20%的家庭的平均月收入下降108,000韓圜。

根據美國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統計，台灣的貧困人口比例要比亞洲任何其他國家都要少。世界銀行（World Bank）將每天1.9美元定義為全球貧困線，根據該貧困線，公民將無法負擔包括食物和住房在內的基本資源。皮尤研究中心將此數字調整為2美元。

皮尤研究中心的數據顯示，幾乎沒有台灣公民每天的生活費低於2美元。此外，只有0.7%的人口每天生活在2~10美元之間。相比之下，3.97%的日本公民和4.24%的南韓公民每天的生活費為10美元以下，台灣也有最多的高生活支出人口，33.8%的公民每天的生活費超過50美元。相對日本為22%，南韓公民也在這一區間。

英國樂施會2015年的報告稱，到了2016年，全球最富有的百分之一的人口將擁有超過一半的全球財富；而目前全球最富有的10%人口已經擁有了全球87%的財富，而要成為全球10%最有錢的人，你只需要有7.7萬美元，如果你擁有79.8萬美元的財富，那麼你已經成為全球最富有的1%的人了。

https://ec.ltn.com.tw/article/breakingnews/3188300
https://www.storm.mg/article/78520
https://finance.technews.tw/2020/08/04/global-inequality-in-s-korea/

Nothing spreads like fear

【明天過後：武漢病毒大流行後的世界】

想像一下，在武漢病毒大流行得到控制後，世界將會變成什麼樣子？這並不容易做到，尤其當你被關在家裡，苦惱著自己的小公司要怎麼發工資，或者試圖上網買點食物塞滿冰箱的時候。也許更糟糕的是，你或你的家人正在生病。

危機終究會過去，但在彼岸等待我們的，將不會和知道武漢病毒是什麼之前的世界一樣。

這場大流行已經在重塑消費者、企業和政府的行為。過去的前提已經被捨棄，當決策者們花費數兆美元來穩定經濟時，赤字鷹派幾乎沒有發出任何聲音；曾經被認為過於激進的全民醫保和社會安全網，正在得到更多的主流關注；債務變成了詛咒，藥品和醫療用品的關鍵原料短缺，正在考驗著全球多元化發展。

武漢病毒是真正意義上的黑天鵝，它既是不可預測的，也是一個具有巨大後果的事件。黑天鵝決定了歷史，因為只有在這種時候，國家、社會和個人才不得不從根本上改變。它改變了一切，包括國家和市場之間的關係，以及公共財：如醫療和教育的本質。

投資者不會想等著看未來會變成怎樣，他們正試圖弄清楚什麼將是新常態，因為人們形成了新的習慣，比如說全數網購、線上看病甚至拜訪客戶，以及重新評估債務、資本主義和全球化，這類的趨勢將加速。

後武漢病毒世界的可能模樣，已經開始在亞洲浮現。在中國封鎖兩個半月以後，人們開始重新出門。商場的銷售量已經恢復到去年的一半左右，房屋銷售也在反彈；在晚餐或看電影時搶座位可能會變得更難，因為餐廳和電影院會設計成梅花座，以增加社交距離。

而通勤時間可能會變少，因為普遍的在家工作實驗，說服公司讓更多的人遠程辦公，並重新考量他們龐大的原有辦公空間。

當然一切都還很模糊：包括美國什麼時候能解除緊急狀態。武漢病毒的疫苗或治療方法也將改變現狀，全球約有140種實驗性藥物治療和疫苗正在開發中，但疫苗可能需要12到18個月。

在此前，民眾將接受廣泛的測試和監測，政府也需要激勵民眾遵循各種限制。這和準備充分的醫療系統已經幫助德國、韓國和台灣離恢復正常狀態更接近。

不過在人口超過500萬的國家中，美國的檢測率一直是弱點。到目前為止，美國的檢測率落後於香港、西班牙和義大利，僅為0.6%。而美國零星的限制措施，有可能會讓美國出現滾動式爆發，或第二波疫情爆發。

如果沒有測試和追蹤，就必須關閉一切，而市場還沒有考慮到這有多昂貴，我們可能得在谷底更久。

這也會影響民眾的心理。大流行破壞了人們的控制幻覺，觸發了杏仁核，大腦被恐懼刺激，會讓人產生一種高漲的情緒；但如果威脅持續下去，人們的理性思維能力會被壓抑，造成恐慌，進一步的失望和再次崩跌，可能會使情況變得更糟。

只有莽撞的交易員才會雙倍下注；其餘的人可能會在第一次大跌時表現得興奮，但出現意料之外的崩跌時，那才是真正的恐慌時刻。我們會變得非常保守。

未來保守主義可能會是普遍的主題，因為消費者、企業和政府會因為大流行重新調整。下面是它可能的表現形式：

消費者

消費者的表現如何，將決定經濟復甦的範圍。在20世紀30年代的大蕭條之後，個人儲蓄率從幾乎一無所有，飆升至創紀錄的28%，因為大蕭條時期的一代人專注於未雨綢繆。這場大蕭條帶來的衝擊，再加上市場下跌和失業，可能會推動消費者增加儲蓄，包括那些仍在工作的人。

美國的早期數據顯示，消費者已經在縮減開支。根據最新數據顯示，在所有因危機而面臨收入減少的人中，約40%的人正在減少支出，甚至連必需品的支出也在減少。在本周發布的另一項調查中，超過一半以上的受訪者已經勘使動用儲蓄或應急基金，63%的受訪者擔心錢用完。

儘管如此，人們最期待的是再次外出用餐。
信任也將在他們花錢的地方發揮重要作用用。現在，人們正在期待同行和企業提供領導力和可見的解決方案。這可以通過各種形式來實現：包括那些已經站出來幫助社區或工人的公司，或者採取明顯的措施來保護消費者的安全，比如在雜貨店的收銀臺上清洗購物車和設置防護罩。

對各種通路的投資，讓公司與客戶能在線上和線下互動也有幫助。例如，NIKE在中國市場上的業績已經提前復甦，通過保持門店的清潔，並通過其APP聯繫顧客，向顧客宣傳健身知識，而不僅僅是向他們銷售運動鞋，對公司的發展大有幫助。

另一個例子是奢侈品品牌LVMH，該公司在購物者逛店時向顧客發放白手套，並讓售貨員戴著時髦的口罩。

這場流行病使人們養成了新的習慣，因為人們被迫在網上購物。不僅僅是青少年，老年人也開始在網上社交。人們開始在家工作，與客戶、業務夥伴和客戶打交道，這有可能徹底改變工作場所，並重新評估商務旅行的無處不在。

這代表5G、無線技術和雲計算等基礎設施相關的長期機會，如網路設備和鐵塔公司，其估值具有吸引力；網路安全類公司也應該更容易抵禦支出削減。

但商業地產和旅遊業可能會受到傷害，因為公司會重新評估他們需要多少辦公空間，並將商務旅行換成視訊會議。進一步傷害旅遊行業的是休閒活動的可能轉變，因為人們選擇留在當地，以避免旅行限制的麻煩，或可能對外國人產生的反彈。

自2月份以來，全球範圍內的航班數量下降了70%，而美國的酒店房間的入住率僅有20%。目前還不清楚限制放寬後會有多大程度的復甦，但需求的降低會迫使航空公司、娛樂場所和餐館減少稼動率。

這可能會使休閒消費變得更加昂貴，而占美國國內生產總值2/3的服務業也會因此受衝擊，如果服務得人數只有一半，就需要提高服務的價格。當然服務會以不同的形式呈現，例如更少的員工。

企業

看到業務的蒸發，會讓企業重新考慮自己的雨天資金。取得多年的廉價債務後，企業很可能會青睞於更多的現金。

就像在一次交通事故中，你會想起不負責任的駕駛，企業也會思考他們的運營和企業槓桿率，並開始意識到企業的資產負債表和復原力，與盈利能力一樣重要。

強者可能會變得更強，因為穩健的資產負債表和定位，讓他們在較弱的競爭對手退出，或現金緊張而無法創新的情況下，搶占市場份額，提高盈利能力。

這場大流行給企業帶來了巨大的營運挑戰，由於供應鏈距離較遠，企業無法獲得關鍵零組件。中國的勞動力成本上升和貿易戰已經迫使企業重新調整供應鏈，而且這種情況還將進一步加劇。

高管們現在正在談論區域化和中心化，在一個地區生產商品，而不是全球化。隨著企業將更多的生產遷回勞動力年齡較大的北美，自動化、機器人和數位公司的股票將有更多催化劑，這些公司可以使製造商更有效率。

這也會給企業帶來政治和社會方面的壓力，因為這種流行病在國內凸顯了不平等。在小企業工作的低薪工人中，學歷低於高中的低薪工人是第一批失去工作的，這些職位通常缺乏帶薪休假或退休福利。

這場危機所顯示的是，我們的經濟非常強大，但我們的社會結構和勞動力並不強大，社會和經濟都有一種自我修正的方式。問題是它是否會變得更加平衡。

這場大流行病可能會加速推動企業將關注點從股東擴大到社區和員工，如果企業接受政府救助，對企業如何向員工支付薪酬，以及是否削減高管薪酬或回購等方面的審查也會增加。

這場危機可能是重新定義資本主義的轉折點，使其更加注重包容性增長，就像大蕭條時期的情況一樣。在大蕭條期間，看到老年人無家可歸和貧困，導致了社會保險的建立，現在社會保險已經成為大多數退休人員的主要收入來源。

這場危機可能會帶來類似的壓力，要求提供醫療服務和帶薪病假，以及更廣泛地重塑醫療體系。這些都需要在下屆選舉中得到解決，政治給投資者帶來了另一個層面的不確定性。

政府

在這場大流行病中，各國政府已經採取了一個又一個前所未有的舉措。印度已經將13億人全面封鎖了三周，而美國96%的人口都受到了某種限制。其他國家在幾乎沒有任何反對聲量的狀況下，就關閉了邊境。

全球政策制定者已經打開了他們的錢包，並向經濟注入了數兆美元的資金，其中可能包括美國的基礎設施法案，或向小企業和其他國家提供更多的援助。到目前為止，美國的貨幣和財政刺激措施相當於GDP的四分之一以上。然而，即便是赤字觀察家們也沒有多少抱怨，他們注意到了低利率，並稱支出是避免危機的必要手段。

這些支出聽起來很像現代貨幣理論，或稱MMT，許多經濟學家幾個月來一直在爭論：這不是健全的長期經濟政策，但現在沒有人在乎，尤其是在大選僅剩7個月的情況下，政客們更不會在乎。

對監管的看法也在發生變化。在經歷了近年來的放鬆監管狂潮，支撐了市場的發展之後，這場大流行可能會迎來一波監管熱潮，這可能包括在長期護理機構發生死亡事件後，增加養老院的安全措施，更好地準備醫療系統，以及進一步減少對中國和其他國家在戰略物資上的依賴，包括藥品和醫療用品。

如果各國建立壁壘，進行指責遊戲，而不是共同應對這種不受國界限制的流行病，那麼這場大流行病可能會比貿易戰更能破壞全球化，現在還不清楚會走向什麼局面。這些潛在的變化，會影響到市場預期和投資者的情緒，憂慮的部分原因，是缺乏過去的案例。

有人研究14世紀以來的15次大流行病和武裝衝突，發現大流行病的主要後遺症持續了約40年，實際收益率「大幅壓低」，而戰爭的後果對經濟影響不大，這可能是因為大流行病後，人們轉向了更多的預防性儲蓄。

投資者仍有金融危機帶來的傷痕。家庭擁有股票的比例從2007年的62%下降到2016年的51%，就在金融危機之前。這個份額在過去三年裡才開始上升，2019年達到55%。再加上企業行為帶來的變化和政府監管的可能性，估值可能需要重新思考。

美國企業和民眾一樣，會用更低的槓桿來經營，這意味著市場會以更低的市盈率進行交易。往好的方面想，許多投資者已經經歷了網路泡沫、911事件、金融海嘯和這次大流行的考驗，這讓我們有了更理性的投資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