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前國務卿舒茲（George Shultz）在2月6日以百歲高齡逝世。他是二戰後任期最長的美國國務卿，在雷根政府時期揭示對台六項保證，奠定了美國至今的對台方針。其實，舒茲在雷根政府發表出任美國務卿之前（不到三個禮拜的時間）有一趟訪問台灣的行程，此行的促成還要感謝我的恩師，前美國駐聯合國大使（1981/02/04--1985/04/01）寇克派翠克（Jeane Duane Kirkpatrick）大力協助……。
寇克派翠克教授不僅是我在喬治城大學的外國學生顧問，我還選修她執教的好幾門課，讓我從原來主修的「國際關係」領域轉投身「比較政府」領域，且成為我博士論文的指導教授。爾後，寇克派翠克教授在雷根政府任內出任美國駐聯合國大使，同時可應邀參加例行由美國總統主持的閣員會議。
正因為這段師徒緣分，我以行政院新聞局長身分在1982年1月間赴美訪視我國新聞局駐美單位時，寇克派翠克大使還特地從紐約搭機返抵華府，邀我和內人陳萬水共進晚餐。
同年3月，我與萬水應艾森豪獎金邀請再次赴美進行三個月的訪問，其間4月23日我在華府再次與寇克派翠克大使夫婦單獨餐敘。當時，寇克派翠克女士即隱晦地告訴我說：「我不能跟你說得很詳細，也不能相告美國可能有什麼行動，但最近美國將採取的政策，情況對臺灣實在不好，你們要想辦法因應。」寇氏不能明說、隱而不言的事即是後來美國政府與中共共同發表所謂《八一七公報》。
為進一步了解寇氏不能明說的訊息，我一方面向我國駐美代表處瞭解狀況，惟駐美代表蔡維屏、副代表胡旭光等人在與其幕僚查證之後均回報無異狀。另方面，我和萬水於5月14日飛到威斯康辛州，找到另一位熟識狀況的美國友人，也就是曾擔任美國大使館駐台經濟參事的莫偉禮（William Morell）。莫氏明確告訴我，「狀況對台灣不太好」，同時他也建議我儘快直接找當時正在美國明尼蘇達州訪問的李國鼎政務委員，請李政委邀請其好友，也就是正在日本訪問的舒茲（George Shultz），順道來台訪問。因為舒茲與雷根十分親近，可以向他進言。
經過李國鼎政委的大力協助，終說服舒茲更改行程轉來台灣一趟。獲此訊息後，我隨即緊急與經國總統和孫運璿院長報告，建請總統及院長務必接見。1982年5月29日，孫院長便選在行政院以早餐會高規格接待舒茲，在場有總統府馬紀壯祕書長、外交部朱撫松部長、錢復政次、國防部宋長志部長、經濟部趙耀東部長、政務委員李國鼎和臺電陳蘭皋董事長。隨後舒茲又晉見經國先生，不僅在對美台關係與兩岸問題上獲得第一手資訊，同時讓他對我方的看法有更深入的瞭解，而舒茲在離台赴美後不到三週，就被雷根政府發表出任國務卿。後來雷根政府在正式簽署《八一七公報》公報時，同時做了《對台六項保證》，並由當時的國家安全顧問克拉克（William Clark）傳達給中華民國政府，作為對台軍售的嚴肅承諾。
2000年5月，我也曾到美國加州史坦福大學，與退休後在該校任教的舒茲長談。舒茲的續弦夫人是舊金山市政府的禮賓司司長，我拜會舊金山市長威利布朗（Willie Brown）時，就是由她接待。布朗市長親自將該市榮譽狀致贈於我，並訂該日（2000年5月19日）為「宋楚瑜日」（James Soong Day）。
革命不是「請客吃飯」，外交更不是「吃飯聊天」，不但要瞭解國際政治的複雜性和牽連性，不該宣張的事要管得住嘴巴，上述的往事過去從未公開。「不表功」，「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方是正確的態度。台灣外交處境一向非常艱難，但一路上因為有許多好朋友的幫忙，我們才可以穩定地走到現在。舒茲是美國的政治家，他對中華民國的情誼，也讓我們永記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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