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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斯達：龍應台深得國學精髓　只有最膚俗的「和平觀」】

在英殖末年，龍應台是在香港中文教育裡面被捧得很高的人物。良師益友都把她的東西視為知性讀物推介給後輩；在回歸中國前後的過渡懵懂時期，香港上一代知識青年對龍應台也是有一種懵懂的好感。所謂懵懂時期，就是心志還在孩童階段，對自己在世界的定位十分含糊，也因此對外部事物的鑑賞力，有著與年齡相稱的膚淺。也就是這種膚淺，才會覺得龍應台那種風格和定論人畜無害和知性。

依然是談論龍應台早前的「我反戰」貼文，這在台灣內部引出很多異議，而香港則只看到陶傑和李怡有談論的觸覺。無論如何，「和平」總是沒錯的。龍裝模作樣的反戰表述，就涉及一個中國學問的一個傳統問題——中國人在「西力東漸」以來，就自我定位為受害者，也因此錯誤以為自己向來是歡迎和平的；也接連將中國多年來的文化和歷史，解讀為多年來的平靜與和平被打破。

例如孫文生平的最後一個公開演講，就是在神戶高等女子學校，題為《大亞洲主義》。孫文在死前還是有泛亞主義的夢想，希望日本和中國聯合起來「興亞」；他壟統地將東方文明視為講仁義道德的「王道」文明，而西方近代則是講物質和槍炮的「霸道」文明。在具體的歷史脈絡中，在歐帝國主義陰影下的人，自然要化解天朝瓦解導致的內心痛苦，於是便如此解讀自身的過去，所以「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那說法真是永遠沒有錯。因此在往後的一百年，中國人即國共雙方，也抱持「中國是沒有帝國主義，一直都是和平」的歷史觀。

然而魯迅早就說過，在翻書的時候發現每一頁歷史書寫的都是「吃人」。這也不僅是隱喻，而是每凡打仗，人口大糧銳減、吃人遭吃的事情還是不絕於史。而中央集權的統一王朝不斷輪迴出現，也似乎並沒有令這片土地有多「和平」。體制內的歷史學家葛劍雄曾寫過一篇很大膽的論文，從傳統的「正統王朝」數起，由秦、漢、西晉、隋、唐、元、明數到清，發現實際「統一」的時間只有一半時間，甚至更少的33%，打破了「統一是常態，分裂是異常」的傳統說法；而更重要的是，如果不發動「統一戰爭」，則統一時期「連33%都沒有」。

從具體觀察可知，中國一直以來未必很統一；過程絕不和平，則幾乎是肯定。然而由周人入主中原以來產生的中國學問，便是一種帝國主義學問，也就是對侵略的文飾和歌頌，令中國文化下的人，往往以為自己是和平的；不管是中國士大夫多數認為「三代」是和平、孫文認為東方是和平，或龍應台認為自己在反戰，也是一脈相承。例如儒家製造了堯禪讓給賢君、政權在聖王之間和平流轉的神話，莊子則針鋒相對地在《盜跖篇》予以瓦解，指出現實是「黃帝不能致德，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流血百里。堯、舜作，立群臣，湯放其主，武王殺紂。自是之後，以強陵弱，以眾暴寡。湯、武以來，皆亂人之徒也」，一點也不和平，聖王全部是亂臣賊子出身。

一切侵略其實都是「內戰」

然而黃帝是「炎黃之孫」的象徵源頭，他和蚩尤等九黎部落尚且談不攏而導致戰爭，殺人無數；然而勝者為王，此極不和平的歷史事件，以蚩尤的傳說形象不斷妖魔化告終；非信史時代的傳說，預示了信史時代的歷史模型。秦朝攻打百越，又是殺人無數，但也被歌頌為「擴大中國疆域」的好戰爭；儒生比較愛漢朝，但漢武帝也主動攻打了一直維持「兩制」的南越國，以及其他鄰近地區。然而戰爭完結之後，天朝對外圍地區的內化和吸收，則被視為和平的推進；漢人佔據非漢人的土地，則是「王化」的擴展，亦可說是王道遍佈宇宙的進程。戰爭者同時是和平者，大戰爭等於大和平。中國傳統的歷史哲學，已經有一點馬克思式辯證法和「new speak」的味道。

所以這個邏輯推向極端的話，中國其實沒有戰爭過，因為寰宇一體，並無內外之分，一切侵略其實都是「內戰」，也是應然的，是一個支條綁成束棒、世界由分裂走向統一的過程。因此事實上並沒有和平和戰爭之分。中國傳統學問中的道德心性，和大政治是截然而分的兩個層面。不殺人乃至仁義禮智，都是個人道德修養範圍，但如果是一族侵略一族，則反而是神聖的，是令國家擴大的好事；個人範圍的道德心性，對國家大事沒有指導和制約作用。

用現代的話來說，就是主權和統一，比起個人和人權更重要。這在西方國家的政治現實，也許亦是如此，但中國只是說得更赤裸，內部也沒有任何現代化孕育的制約機制。為了國家統一和擴大，殺多少人都是值得，仁義禮智的個人教誨在事關國家統一的場域下，不會發揮作用；正如蔣介石也是得人心的，為了不給日本人拿走他的統一，死多少人也是必需的代價。而古世以來，和平和戰爭是在一個你中有我的混沌概念之中。和平不是由和平而來的，而是鎮壓到沒有反抗之後的眾人衰弱狀態。也就是古代人和現代人的和平觀並不一樣。中國解決「所有人與所有人戰爭」的那個自然狀態的方案，是聖王擁有一切權力，在國境之內只有一個人，只有一個公民，即皇帝本人，其他人民都是無權者，那就沒有爭端，那就是和平。而怎樣削弱所有人導致他們沒有權力？方法就是戰爭。

所以龍應台在說和平，用一堆歐洲的文化名詞來染出一個文青的文字氛圍，然而自由世界的敵人，何嘗不也是想要「和平」？只是對方觀念中的那個「和平」，是持續的戰爭、持續的鎮壓、持續的緊急狀態。龍應台的言論為何給人一種深刻的偽善感，並不只是她表層消費的那些歐陸文化名詞，不只這樣，那種偽善是來自中國傳統，是戰爭者以為自己是和平者的古老傳統。龍是在敗者那方，即中華民國那一方，所以她就像孫文一樣，認為自己是和平的、反戰的；然而這只是掠食者被更高的掠食者掠食之時，就開始講起仁義道德和小確幸。事實上中國人在台灣島內的鎮壓，亦異常慘烈。

禮讚墨索里尼

這不獨是中國文化的問題，任何深厚悠久的文明，都具有這種蠻性。在歐洲，例如龍應台帖文裡面充滿甜膩味道的維也納，或者奧地利本身，就充滿戰爭的古性。奧地利出了希特勒不說，在納粹德國崛起擴張的時候，奧地利人有很多都是熱烈歡迎，泛德意志主義只是表徵，更深層的是一種期待「王者帶來永久和平」的渴望。也因此，他們同時是戰爭和政治狂熱，但也是「和平主義者」。

奧地利也出了佛洛伊德，佛洛伊德的創見是開始觀察人類潛意識的混沌和原始一面，雖然他的表層也是用人文和理性將之克制，作為治療；而瑞士人榮格則是「反向地繼承」他，非常反感佛洛伊德那怕只是餘緒的理性主義；據說榮格認為希特拉是「是一位巫醫、一具神靈之器、一位半神半人，甚至根本就是一則神話」，認為他在世界的作用，就像巫師在原始社會一樣，引發出所有人的原始一面和潛意識本能。

這些都是歐陸的大學者、大文化人，但「絕對的戰爭亦即絕對的和平」的古老概念，對他們也是充滿誘惑。榮格這樣回顧：「當希特拉攫取了權力時，我非常清楚地看到，集體歇斯底里已經在德國發作了。但我還是情不自禁地對自己說：這畢竟是德國，一個具有道德感、遵守紀律的歐洲文明國家。因此，在我看來，這場明顯的群眾運動最終結果仍然是不確定的，正如元首的形象首先讓我感到，他僅僅是善惡兼具的存在⋯⋯像我的許多同時代人那樣，我有我的懷疑。」有趣的是身為猶太人的佛洛伊德，也禮讚墨索里尼是「統治者中的文化英雄」。

羅馬帝國和中華帝國的偉大意識，到了現代還是不斷發揮作用。例如活動到戰後的神秘主義兼納粹主義者 Savitri Devi，對希特拉便是頂禮膜拜，她用自身的文化信仰去解釋希特拉形象的方法，跟佛洛伊德和榮格也十分類似。Devi 簡單來說就是將印度教和納粹主義融合，在她的作品《The Lightning and the Sun》裡面，她根據印度教的說法，將歷史分為黃金時代、銀器時代、銅器時代乃至黑暗時代 (即現在)。基本上跟中國傳統認為世界是在一個不斷的衰竭狀態是一樣的；另外她將偉大的領袖分為三種，一種是「處於時間裡面」，代表是成吉思汗，即書題的「雷電」，帶來毀滅；第二種是「處於時間以外」，代表是埃及十八王朝法王阿肯那頓，代表書題的「太陽」，他的主要事跡是發起大改革，是一個抵抗時代衰竭宿命的仁慈形象，也很像中國古代「興滅繼絕」的那句話；第三種便是「抵抗時間者」，例子是希特拉， Devi 認為希特拉同時融合了雷電和太陽、毀滅與創造，是可以將世界由衰竭由拯救出來的神人。這跟榮格所說的希特拉「善惡兼具」的說法，竟然異常雷同。

從中國人到歐洲人，甚至非洲，這種深古的渴望都是共通，對一個無法用世俗道德 (仁義禮智) 解釋的強大領袖、一個神王，都是充滿了內心的渴望。歐洲乃至世界的統一，就是終極和平，基本上和共產主義認為要渡過血污海，到達天國的理想一樣。他們理性上知道他會帶來戰爭，但也渴望和平——即佛洛姆所說的人恐懼自己的自由，而「和平」就是自由被剝奪之後的坦然。聽來非常弔詭，但這就是人的民俗心靈。因此後來 Karl Popper 大力鞭韃的左派推崇的「劃一齊整解決方案」，便是古老文明所共享的異型，也是有一個追求大和平，同時在追求大戰爭的心理模式。

偽善的最高境界

於是回到龍應台。她肯定覺得自己被那麼多人炮轟很無辜，但又要保持優雅，不能表露出自己感到不快的實況。說到底，提倡和平有甚麼不對？然而偽善的最高境界，便是不知道自己偽善。而這種最高境界的偽善，不是單憑裝模作樣的天性就可以煉就，你必須承接古老世界的文化傳統，才能養出惡之華。就像要養出異型，必須有人類和抱臉蟲，缺一不可。她，或所有中國文人的問題，是不明白自己文化的好戰天性，誤以為自己十分和平，缺乏哪怕是一絲的反省。

一個文化長期在內部殖民邏輯之下孕養，對和平和戰爭的觀念都會變得極有辯證法味道，它的「和平觀」也只能是膚俗的——他們認為有一隻天真的貓、一張破沙發、有一堆「文明細節」、讀著書、喝著咖啡，就是和平——而事實上是被納粹佔領的巴黎，也做得到，也一樣具有法式文化風情，然而那是一個永久鎮壓的場景，而肯定當時法國也有很多人說不要打仗，邱吉爾底下的英國人也是，為甚麼要跟納粹地下反抗、打游擊，甚至是開戰，毀滅那麼多年累積的文明細節？事實上如果你只是想要喝咖啡和看書的話，來香港也能享受到，但沒有人可以說香港現在這個樣子就很和平。

【盧斯達：龍應台深得國學精髓　只有最膚俗的「和平觀」】

在英殖末年，龍應台是在香港中文教育裡面被捧得很高的人物。良師益友都把她的東西視為知性讀物推介給後輩；在回歸中國前後的過渡懵懂時期，香港上一代知識青年對龍應台也是有一種懵懂的好感。所謂懵懂時期，就是心志還在孩童階段，對自己在世界的定位十分含糊，也因此對外部事物的鑑賞力，有著與年齡相稱的膚淺。也就是這種膚淺，才會覺得龍應台那種風格和定論人畜無害和知性。

依然是談論龍應台早前的「我反戰」貼文，這在台灣內部引出很多異議，而香港則只看到陶傑和李怡有談論的觸覺。無論如何，「和平」總是沒錯的。龍裝模作樣的反戰表述，就涉及一個中國學問的一個傳統問題——中國人在「西力東漸」以來，就自我定位為受害者，也因此錯誤以為自己向來是歡迎和平的；也接連將中國多年來的文化和歷史，解讀為多年來的平靜與和平被打破。

例如孫文生平的最後一個公開演講，就是在神戶高等女子學校，題為《大亞洲主義》。孫文在死前還是有泛亞主義的夢想，希望日本和中國聯合起來「興亞」；他壟統地將東方文明視為講仁義道德的「王道」文明，而西方近代則是講物質和槍炮的「霸道」文明。在具體的歷史脈絡中，在歐帝國主義陰影下的人，自然要化解天朝瓦解導致的內心痛苦，於是便如此解讀自身的過去，所以「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那說法真是永遠沒有錯。因此在往後的一百年，中國人即國共雙方，也抱持「中國是沒有帝國主義，一直都是和平」的歷史觀。

然而魯迅早就說過，在翻書的時候發現每一頁歷史書寫的都是「吃人」。這也不僅是隱喻，而是每凡打仗，人口大糧銳減、吃人遭吃的事情還是不絕於史。而中央集權的統一王朝不斷輪迴出現，也似乎並沒有令這片土地有多「和平」。體制內的歷史學家葛劍雄曾寫過一篇很大膽的論文，從傳統的「正統王朝」數起，由秦、漢、西晉、隋、唐、元、明數到清，發現實際「統一」的時間只有一半時間，甚至更少的33%，打破了「統一是常態，分裂是異常」的傳統說法；而更重要的是，如果不發動「統一戰爭」，則統一時期「連33%都沒有」。

從具體觀察可知，中國一直以來未必很統一；過程絕不和平，則幾乎是肯定。然而由周人入主中原以來產生的中國學問，便是一種帝國主義學問，也就是對侵略的文飾和歌頌，令中國文化下的人，往往以為自己是和平的；不管是中國士大夫多數認為「三代」是和平、孫文認為東方是和平，或龍應台認為自己在反戰，也是一脈相承。例如儒家製造了堯禪讓給賢君、政權在聖王之間和平流轉的神話，莊子則針鋒相對地在《盜跖篇》予以瓦解，指出現實是「黃帝不能致德，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流血百里。堯、舜作，立群臣，湯放其主，武王殺紂。自是之後，以強陵弱，以眾暴寡。湯、武以來，皆亂人之徒也」，一點也不和平，聖王全部是亂臣賊子出身。

一切侵略其實都是「內戰」

然而黃帝是「炎黃之孫」的象徵源頭，他和蚩尤等九黎部落尚且談不攏而導致戰爭，殺人無數；然而勝者為王，此極不和平的歷史事件，以蚩尤的傳說形象不斷妖魔化告終；非信史時代的傳說，預示了信史時代的歷史模型。秦朝攻打百越，又是殺人無數，但也被歌頌為「擴大中國疆域」的好戰爭；儒生比較愛漢朝，但漢武帝也主動攻打了一直維持「兩制」的南越國，以及其他鄰近地區。然而戰爭完結之後，天朝對外圍地區的內化和吸收，則被視為和平的推進；漢人佔據非漢人的土地，則是「王化」的擴展，亦可說是王道遍佈宇宙的進程。戰爭者同時是和平者，大戰爭等於大和平。中國傳統的歷史哲學，已經有一點馬克思式辯證法和「new speak」的味道。

所以這個邏輯推向極端的話，中國其實沒有戰爭過，因為寰宇一體，並無內外之分，一切侵略其實都是「內戰」，也是應然的，是一個支條綁成束棒、世界由分裂走向統一的過程。因此事實上並沒有和平和戰爭之分。中國傳統學問中的道德心性，和大政治是截然而分的兩個層面。不殺人乃至仁義禮智，都是個人道德修養範圍，但如果是一族侵略一族，則反而是神聖的，是令國家擴大的好事；個人範圍的道德心性，對國家大事沒有指導和制約作用。

用現代的話來說，就是主權和統一，比起個人和人權更重要。這在西方國家的政治現實，也許亦是如此，但中國只是說得更赤裸，內部也沒有任何現代化孕育的制約機制。為了國家統一和擴大，殺多少人都是值得，仁義禮智的個人教誨在事關國家統一的場域下，不會發揮作用；正如蔣介石也是得人心的，為了不給日本人拿走他的統一，死多少人也是必需的代價。而古世以來，和平和戰爭是在一個你中有我的混沌概念之中。和平不是由和平而來的，而是鎮壓到沒有反抗之後的眾人衰弱狀態。也就是古代人和現代人的和平觀並不一樣。中國解決「所有人與所有人戰爭」的那個自然狀態的方案，是聖王擁有一切權力，在國境之內只有一個人，只有一個公民，即皇帝本人，其他人民都是無權者，那就沒有爭端，那就是和平。而怎樣削弱所有人導致他們沒有權力？方法就是戰爭。

所以龍應台在說和平，用一堆歐洲的文化名詞來染出一個文青的文字氛圍，然而自由世界的敵人，何嘗不也是想要「和平」？只是對方觀念中的那個「和平」，是持續的戰爭、持續的鎮壓、持續的緊急狀態。龍應台的言論為何給人一種深刻的偽善感，並不只是她表層消費的那些歐陸文化名詞，不只這樣，那種偽善是來自中國傳統，是戰爭者以為自己是和平者的古老傳統。龍是在敗者那方，即中華民國那一方，所以她就像孫文一樣，認為自己是和平的、反戰的；然而這只是掠食者被更高的掠食者掠食之時，就開始講起仁義道德和小確幸。事實上中國人在台灣島內的鎮壓，亦異常慘烈。

禮讚墨索里尼

這不獨是中國文化的問題，任何深厚悠久的文明，都具有這種蠻性。在歐洲，例如龍應台帖文裡面充滿甜膩味道的維也納，或者奧地利本身，就充滿戰爭的古性。奧地利出了希特勒不說，在納粹德國崛起擴張的時候，奧地利人有很多都是熱烈歡迎，泛德意志主義只是表徵，更深層的是一種期待「王者帶來永久和平」的渴望。也因此，他們同時是戰爭和政治狂熱，但也是「和平主義者」。

奧地利也出了佛洛伊德，佛洛伊德的創見是開始觀察人類潛意識的混沌和原始一面，雖然他的表層也是用人文和理性將之克制，作為治療；而瑞士人榮格則是「反向地繼承」他，非常反感佛洛伊德那怕只是餘緒的理性主義；據說榮格認為希特拉是「是一位巫醫、一具神靈之器、一位半神半人，甚至根本就是一則神話」，認為他在世界的作用，就像巫師在原始社會一樣，引發出所有人的原始一面和潛意識本能。

這些都是歐陸的大學者、大文化人，但「絕對的戰爭亦即絕對的和平」的古老概念，對他們也是充滿誘惑。榮格這樣回顧：「當希特拉攫取了權力時，我非常清楚地看到，集體歇斯底里已經在德國發作了。但我還是情不自禁地對自己說：這畢竟是德國，一個具有道德感、遵守紀律的歐洲文明國家。因此，在我看來，這場明顯的群眾運動最終結果仍然是不確定的，正如元首的形象首先讓我感到，他僅僅是善惡兼具的存在⋯⋯像我的許多同時代人那樣，我有我的懷疑。」有趣的是身為猶太人的佛洛伊德，也禮讚墨索里尼是「統治者中的文化英雄」。

羅馬帝國和中華帝國的偉大意識，到了現代還是不斷發揮作用。例如活動到戰後的神秘主義兼納粹主義者 Savitri Devi，對希特拉便是頂禮膜拜，她用自身的文化信仰去解釋希特拉形象的方法，跟佛洛伊德和榮格也十分類似。Devi 簡單來說就是將印度教和納粹主義融合，在她的作品《The Lightning and the Sun》裡面，她根據印度教的說法，將歷史分為黃金時代、銀器時代、銅器時代乃至黑暗時代 (即現在)。基本上跟中國傳統認為世界是在一個不斷的衰竭狀態是一樣的；另外她將偉大的領袖分為三種，一種是「處於時間裡面」，代表是成吉思汗，即書題的「雷電」，帶來毀滅；第二種是「處於時間以外」，代表是埃及十八王朝法王阿肯那頓，代表書題的「太陽」，他的主要事跡是發起大改革，是一個抵抗時代衰竭宿命的仁慈形象，也很像中國古代「興滅繼絕」的那句話；第三種便是「抵抗時間者」，例子是希特拉， Devi 認為希特拉同時融合了雷電和太陽、毀滅與創造，是可以將世界由衰竭由拯救出來的神人。這跟榮格所說的希特拉「善惡兼具」的說法，竟然異常雷同。

從中國人到歐洲人，甚至非洲，這種深古的渴望都是共通，對一個無法用世俗道德 (仁義禮智) 解釋的強大領袖、一個神王，都是充滿了內心的渴望。歐洲乃至世界的統一，就是終極和平，基本上和共產主義認為要渡過血污海，到達天國的理想一樣。他們理性上知道他會帶來戰爭，但也渴望和平——即佛洛姆所說的人恐懼自己的自由，而「和平」就是自由被剝奪之後的坦然。聽來非常弔詭，但這就是人的民俗心靈。因此後來 Karl Popper 大力鞭韃的左派推崇的「劃一齊整解決方案」，便是古老文明所共享的異型，也是有一個追求大和平，同時在追求大戰爭的心理模式。

偽善的最高境界

於是回到龍應台。她肯定覺得自己被那麼多人炮轟很無辜，但又要保持優雅，不能表露出自己感到不快的實況。說到底，提倡和平有甚麼不對？然而偽善的最高境界，便是不知道自己偽善。而這種最高境界的偽善，不是單憑裝模作樣的天性就可以煉就，你必須承接古老世界的文化傳統，才能養出惡之華。就像要養出異型，必須有人類和抱臉蟲，缺一不可。她，或所有中國文人的問題，是不明白自己文化的好戰天性，誤以為自己十分和平，缺乏哪怕是一絲的反省。

一個文化長期在內部殖民邏輯之下孕養，對和平和戰爭的觀念都會變得極有辯證法味道，它的「和平觀」也只能是膚俗的——他們認為有一隻天真的貓、一張破沙發、有一堆「文明細節」、讀著書、喝著咖啡，就是和平——而事實上是被納粹佔領的巴黎，也做得到，也一樣具有法式文化風情，然而那是一個永久鎮壓的場景，而肯定當時法國也有很多人說不要打仗，邱吉爾底下的英國人也是，為甚麼要跟納粹地下反抗、打游擊，甚至是開戰，毀滅那麼多年累積的文明細節？事實上如果你只是想要喝咖啡和看書的話，來香港也能享受到，但沒有人可以說香港現在這個樣子就很和平。

〈2020金馬經典影展：費里尼100系列專文（一）：費里尼的秘密情人〉

●作者：翁煌德（FB：無影無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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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蘇菲亞．羅蘭（Sophia Loren）和馬斯楚安尼（Marcello Mastroianni）在頒獎台上攜手將奧斯卡榮譽獎（又稱終身成就獎）獻給費德里柯．費里尼（Federico Fellini）。費里尼在台上除了向觀眾致謝，更向在台下已經哭成淚人兒的太太、也是她的繆思茱麗葉塔．瑪西娜（Giulietta Masina）真情表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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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對夫婦的關係，在外界看來是「鶼鰈情深」，有如一個愛情神話。至少，與同個時代的眾家名導，好比引薦他入行的羅塞里尼（Roberto Rossellini）和他景仰的同行柏格曼（Ingmar Bergman）相比，費里尼從來沒有轟轟烈烈的緋聞事件。然而，費里尼雖然從不諱言自己是個愛做夢、愛幻想的創作者，卻同時也是一個極度誠實、不惜深鑿自己一切黑暗面的創作者，在其作品之中，他從不否認自己的確是個多情而好色的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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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里尼特別厭惡受訪，因為他總是被迫去解讀自己在故事當中安排的一切符碼，同時更要不斷地被外界詢問哪些事情是基於他的真實遭遇。許多人都相信他作品中的排場是來自他的真實生活，這使得他拍完場面豪奢的《生活的甜蜜 La Dolce Vita》（1960）之後，遭受到了查稅員的叨擾，為此還失去了一棟房子。當然，許多人首要關注的當然還是他的情史究竟多少真實反映在電影故事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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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費里尼在回憶錄之中曾直言自己對一夫一妻制的不信任，指出「不論他（男人）再怎麼努力控制他的生物本能，他也一定會違抗壓制體內的衝動，因為壓抑比順從這些衝動要來得費勁（註1）」。雖然他認定茱麗葉塔是他最珍惜的人生伴侶，卻也告解道：「我該做個好朋友，卻沒做到；我該做個好丈夫，也沒做到。茱麗葉塔應該配一個更好的男人。我在她心中也許是最好的導演，卻不是最好的丈夫。（註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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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由他擔任編劇與聯合執導的《賣藝春秋 The Lights of Variety》（1950）之中，雜技團團長美其名是要振興馬戲團，實際上卻是與美豔且富有野心的女新人越走越近，甚至不惜離開一向對他不離不棄的愛妻。費里尼在這部電影之中剖析了多情男人的心理，或者說是揭示了他自己內在的心態。值得玩味的是，遭受團長拋棄的妻子，正是由茱麗葉塔飾演。而費里尼日後甚至可能差一點在現實生活中上演這個戲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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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後續執導的《白酋長 The White Sheik》（1951）、《小牛 I Vitelloni》（1953）、《生活的甜蜜》、《八又二分之一 8½》（1963）、《鬼迷茱麗葉 Juliet of the Spirits》（1965）、《女人城 City of Women》（1980）等片當中，都有男性背著正宮妻子與其他女人暗通款曲的情節。費里尼對婚外戀情節的執迷，難免令人產生聯想，但費里尼總是一概否認這些橋段是以個人生平為藍本。但這樣的情節多了，難免也會讓茱麗葉塔感到難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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茱麗葉塔多少知道費里尼在外頭並不安分，但對於他的行為始終表示寬容，她在受訪時曾說：「人家問我為什麼這麼能體諒費德里柯犯錯？其實我並非這麼體諒。當然這也是我不知道他到底做了些什麼。」、「如果我問他，他是不是有其他的女人？他就會說我想聽的。如果我指責他說謊，他也會承認。他告訴我，他的所作所為不會影響到我們的關係。」（註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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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費里尼或許也曾為了茱麗葉塔讓步，他曾在1957年秋天，也就是在《卡比莉亞之夜 Nights of Cabiria》（1957）之後開始籌備一部名為《與安妮塔共遊》的劇本，當時他鎖定的女主角是蘇菲亞．羅蘭。雖然費里尼聲稱後來計劃告吹是因為蘇菲亞．羅蘭當時人不方便，但實際情形可能是因為故事對出軌情節的描繪，刺到了茱麗葉塔的敏感神經。茱麗葉塔認為這個主人翁出軌的對象安妮塔，影射的可能是蘇菲亞．羅蘭與安妮塔．艾格寶（Anita Ekberg）之外任何一個女人。（註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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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茱麗葉塔認為費里尼真實的出軌對象不是她倆，或是因為她不相信費里尼膽敢請她真正的外遇對象來主演，同時她也很確認費里尼在為《生活的甜蜜》選角之前，並不認識安妮塔．艾格寶。（註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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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她後續名揚國際的《生活的甜蜜》與《八又二分之一》之中，皆由馬斯楚安尼飾演的馬切羅與圭多，都被認為是費里尼自身的形象投射。馬切羅是一名多情的記者（費里尼早期曾擔任過記者），妻子甚至為他自殺，但他仍不改風流，繼續流連在安妮塔．艾格寶等眾多美人之間；圭多是一名焦慮的電影導演，在電影之初，他瞞著妻子與桑德拉．米洛（Sandra Milo）所飾演的情婦相會，並且在一場著名的幻想戲之中，圭多集結了生命中不同時期的女人，並試圖以鞭子馴服她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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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費里尼並非以這些情節來鼓吹糟蹋女性，反而是以自己的創作強調男性角色的自戀與懦弱。他的作品後期曾受到女性主義者的批評，遭受到最嚴厲批評的莫過於《女人城》，但與其說費里尼「仇女」，不如說是他對男性的觀察太過透澈。他電影中的男性，永遠才是最可恨且可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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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鬼迷茱麗葉》之中，茱麗葉塔飾演一名懷疑丈夫出軌的貴婦，當在她掌握丈夫偷情的證據之後，由桑德拉．米洛飾演的妖豔鄰居邀她前往自己宅邸縱情狂歡。茱麗葉所見到的是光怪陸離的酒池肉林，行事保守的她不免也感到些許意亂情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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茱麗葉塔在劇中時時刻刻地保持著警覺，其嚴謹的態度與周遭環境顯得格格不入。面對這些由丈夫費里尼所構築的、淫亂的派對奇景，會不會茱麗葉塔也感到不甚適應，甚至有些難為情呢？別忘了，她上一部演出的費里尼的作品畢竟還是以寫實為基調的《卡比莉亞之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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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鬼迷茱麗葉》的迴響不如預期，費里尼也老是被纏著問故事是不是顯示了他與茱麗葉塔的婚姻真的出了狀況。或是深怕自己的生活再被刺探與分析的費里尼，直到21年之後才讓茱麗葉塔主演自己的作品《舞國 Ginger & Fred》（1986）。晚年的夫妻倆，至少在外界看來至少是親密如昔，在1993年奧斯卡獎頒獎典禮過後一年之內，費里尼與茱麗葉塔相繼因病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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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里尼帶著秘密走進了棺材，生前受訪從來都對自己的緋聞三緘其口，相信最大原因是擔心自己傷害了茱麗葉塔。但沒想到2019年年底，時年87歲的桑德拉．米洛，這位曾經在《八又二分之一》當中飾演情婦，並且在《鬼迷茱麗葉》中飾演風情萬種女鄰居的資深演員，公開在電視節目上揭露了自己與費里尼長達17年的祕密情史。（註6、7、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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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來桑德拉在1958年開始與費里尼交往，她形容兩人的相遇是「宿命的吸引，無法迴避」。未來整整17年，桑德拉甘願成為費里尼的地下情婦，而且她強調茱麗葉塔並不知道有她的介入。桑德拉坦承自己從來沒有對這段關係感到內疚，因為她認為「愛不是一件可恥的事，而是崇高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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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她還露骨地描繪自己會在茱麗葉塔與費里尼的床上共度春宵。如果桑德拉所言為真，她在《八又二分之一》中所飾演的情婦角色，便是費里尼的誠實設計。這大概是茱麗葉塔始料未及的，她甚至很可能在完全不知情的情況下與費里尼的情婦共演了《鬼迷茱麗葉》。不過桑德拉卻再三強調自己與茱麗葉塔從來沒有爭寵的關係，反而相當敬愛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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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在費里尼《阿瑪珂德 Amarcord》（1973）之中性感誘人的小鎮美女格拉迪斯卡，起初也是鎖定桑德拉．米洛出演。格拉迪斯卡是真實有所本的角色，是費里尼童年時期的性幻想對象。不過桑德拉的丈夫當時迫使她息影，使得費里尼只好中途換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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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德拉表示兩人關係終於在1975年左右生變，聲稱當時費里尼向她求婚，並且表達與茱麗葉塔離婚的決心。但她拒絕了費里尼，隨後也與之結束了關係。在這之後，費里尼執導了《卡薩諾瓦 Fellini's Casanova》（1976），以批判性的角度指摘情聖卡薩諾瓦的空虛與自負。雖然費里尼曾多次在受訪時強調他對卡薩諾瓦的厭惡，但義大利學者皮耶羅．奇亞拉（Piero Chiara）卻巧妙指出：「我不排除一個事實，費里尼也許真正很成功地把自己隱藏在他的角色中。因此，這種明顯的厭惡背後，也許就暗藏了真正的感情。」（註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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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費里尼本人已經過世，等同死無對證。但義大利人顯然不僅不覺得桑德拉對費里尼不敬，甚至也並不懷疑她的說法。日前義大利金球獎甚至以全票通過，將今年度的終身成就獎頒發給桑德拉．米洛，表彰她與費里尼等導演合作之下的演藝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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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已非，許多人或許會為茱麗葉塔感到不值，但她卻像是早已經預料到這一切似地，在世時便曾侃侃說道：「大家說義大利的妻子與眾不同，說她們的容忍度比較高。其實不是義大利的妻子跟別國的不一樣，而是義大利的丈夫跟別國的不一樣。但我們又有什麼辦法呢？我只好試著往別的地方去想，因為你要我去哪找一個像費德里柯的男人呢？找不到呀！我的費德里柯就只那麼一個──他是個天才！我想天才是有特權的吧。」（註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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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1：Charlotte Chandler，《夢是唯一的現實----費里尼自傳》，黃翠華譯，遠流出版社。
註2：Charlotte Chandler，《夢是唯一的現實----費里尼自傳》，黃翠華譯，遠流出版社。
註3：Charlotte Chandler，《夢是唯一的現實----費里尼自傳》，黃翠華譯，遠流出版社。
註4、5：Charlotte Chandler，《夢是唯一的現實----費里尼自傳》，黃翠華譯，遠流出版社。
註6：後來費里尼放棄了這個劇本，由馬里奧．莫尼切利（Mario Monicelli）接手拍攝，片名為《情人與騙子 Lovers and Liars》（1979），飾演安妮塔的是歌蒂．韓（Goldie Hawn），但這個故事與費里尼已經沒有關係了。
註6：Cristina La Bella，〈Sandra Milo, amante di Federico Fellini per 17 anni: «Giulietta Masina? Era impossibile…»〉
註7：〈Sandra Milo: “Il sesso con Federico Fellini, il lettone di Giulietta Masina, la passione per Bettino Craxi… vi racconto tutto” – ESCLUSIVO〉，Oggi
註8：〈Talks about Sandra Milo: “sex with Federico Fellini was sublime! We used to do it always to the ground…”〉
註9：桑德拉．米洛首次公開與費里尼的情史是在2019年年末，本文後五段內容乃是結合註6（2019年年底訪談）與註7、8（2020年年初訪談）來源的媒體採訪內容。
註10：Peter Bondanella，《電影詩人費里尼》，林文琪、刁筱華、羅頗誠譯，萬象出版社，p.411。
註11：Charlotte Chandler，《夢是唯一的現實----費里尼自傳》，黃翠華譯，遠流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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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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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金馬經典影展：費里尼100系列專文（二）：費里尼與天主教會的情與仇〉
https://www.facebook.com/nofilmnome/posts/2549565808479480
〈2020金馬經典影展：費里尼100週年誕辰系列專文（三）：費里尼導演生涯的寂寥尾聲〉
https://www.facebook.com/nofilmnome/posts/2606715329431194
〈2020金馬經典影展：費里尼100週年誕辰系列專文（四）：費里尼電影的魅力何在？〉
https://www.facebook.com/nofilmnome/posts/2622478074521586
〈2020金馬經典影展：費里尼100週年誕辰系列專文（五）：電視文化狂潮下，大導演費里尼的逆襲〉
https://www.facebook.com/nofilmnome/posts/2626446480791412
〈2020金馬經典影展：費里尼100週年誕辰系列專文（六）：情聖還是渣男？費里尼為何要拍歐洲第一風流才子卡薩諾瓦？〉
https://www.facebook.com/nofilmnome/posts/26700822930944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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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由左至右為桑德拉．米洛、費里尼、茱麗葉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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