創業或經營副業 是上流的一扇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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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職場打滾了幾年的大家,可能有這樣一種感覺:在發展成熟的大機構打工,上流渠道已被一重又一重的制度綁得繃緊又狹窄;而在細機構打工,事業前途又等於押注於公司的前途之上。
今次半宅職薯就和大家討論,究竟有沒有另一道上流的出口。
大機構打工的上流困局
不少打工仔都希望於大機構打工,認為前途更加有保障,工作更加穩定。但與此同時,你認為大機構高層知道自己的優勢嗎?答案是肯定的。
晉升必須通過重重關卡
「針無兩頭利」,穩定的工作往往伴隨著嚴謹的晉升制度,在獲得晉升之前必須通過一層又一層的審核和關卡:工作年資是否達標、過去一段長時間的工作評核分數如何、業績是否長期超越指標、學歷背景是否亮麗……等等。
而更甚的是,一位僱員必須「捱騾仔」一段長時間,累積付出大幅度超越收入所得,才會被考慮晉升。因為只有在這種制度之下,大機構才能確保自己不會「蝕底」。
無法摸清的glass ceiling
當然,要上進也不應太過計較。但問題是,不少大機構都存在著glass ceiling,某些打工仔是注定無法晉升至中高層的。
大家有沒有想過一個問題:在高等教育普及的今天,為何不少大機構仍然熱衷於聘請剛大學畢業的management trainee,卻不集中資源栽培自己的基層員工晉升至中高層位置呢?
一個秘而不宣的事實是:不少大機構都不希望中高層人員沾染到基層員工的思考方法和態度。所以他們寧可花費資源發掘猶如白紙一張的大學畢業生,灌輸他們公司想他們擁有的價值觀,而不願花太多資源於栽培經已有既有思維方式的基層員工身上。
細機構打工的賭注
那麼在細機構打工又如何?
沒有一層又一層的晉升關卡,工作表現可以直達老細高層,在細機構打工的而且確更加容易隨著機構發展而水漲船高的。
但問題是,在細機構打工,相等於把前途是押注於老細高層的營運能力。
如果你認為所任職細機構的老細高層獨具慧眼,創意無限,辦事能力高,有能力把細機構變成大機構的話,專心致志好好工作絕對是一個聰明的選擇。因為隨著機構發展擴充,你自然能夠升職加薪,成為這未來大機構的高層人物。
但若果這細機構的老細高層能力一般,擴充無望的話。你又會陷入另一個困境:在細機構工作雖然接觸層面廣,每種工作都可以學一點,但這些「每樣懂一點」的經驗對於日後申請工作高度專門化的工作卻沒太大幫助,造成「周身刀無張利」的狀況。
創業或經營副業,成第三項選擇
創業或經營副業的其中一個推動力,就是對於現實的不甘心,想打破打工的困局,為自己創出一條出路。
公司的明日之星是不需要創業或者經營副業的,因為公司已經為他們準備了一條康莊大道,把時間和精力用於博取升職,比創業或者經營副業更為化算。
但如果你認為自己不是公司的明日之星,或者自己所任職的機構發展有限的話,創業或者經營副業會是你的一條出路。
重點在於風險管理和機會成本
我認為做生意最重要的,就是先要掌握風險管理和機會成本兩個概念。
用超簡單的例子說,越是能夠準確預算創業所需的投資金額;越是能夠掌握最壞情況和應對方法,你對風險的掌握便越好。
與此同時,機會成本的精髓在於你把資源放於其他事情上的所得。換句話說,如果你把精神和時間用於其他地方所獲得的回報或滿足感,大於創業或者經營副業的話,你便不需要創業了。
但相反,如果你希望把精神和時間換取創業成功,收入無上限,突破打工約束的機會,創業或者經營副業會是一條出路。
結語
近年社會上開始有些人說「發達容易搵食難」。我並不同意發達容易,但卻肯定搵食艱難。如果你認為自己不是公司的明日之星,單靠打工上流空間有限的話,在風險可控的情況下創業或者經營副業,可能會是上流的一扇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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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押例子 在 媽媽監督核電廠聯盟 Facebook 的最佳解答
那一年,中電執行長:「碳密集型企業到2050年麻煩會很大⋯」 依賴燃煤電廠的中電 決定轉向零碳排!(09/10/2021 財訊雜誌)
不要把永續投資想成縱身躍入未知的領域,而是當作避險策略。看看中電集團(CLP)的例子。
中電集團是亞太區最大規模的私營電力公司之一,投資遍及香港、中國內地、澳洲、印度、東南亞及台灣的能源市場。集團業務涵蓋能源價值鏈每個主要環節,包括零售、輸電和配電,並擁有多元化的發電組合。中電一向著眼長遠發展,不斷積極推動公司革新,讓業務可持續發展,迎合未來需要。
作者: 瑞貝卡.韓德森
中電是亞洲數一數二的民營電力公用事業。2004年中電宣布,截至2010年,它的電力將有5%來自再生能源。2007年,中電再加碼,承諾在2020年前實現20%的發電來源來自零碳能源。這是亞洲電力公司當中最有抱負的目標,然而若以傳統標準來衡量,這樣的目標根本沒有道理。
中電的大部分發電廠都是燃煤電廠,這在亞洲相當普遍,因為煤很容易取得,而且價格相對便宜,自然成為發電首選燃料。
在2007年,燃煤電力比太陽能、風力或核能都要便宜許多。即使到2013年,太陽能和風力成本已經大幅下降,中電仍然假設風力的成本會比煤高出30%,太陽能的成本更是煤的三倍。
那麼,中電這個算盤到底是怎麼打的?我認為中電考慮的,是繼續重度依賴燃煤發電的風險。燃煤發電隱含著重大的政治風險,發電廠是不動產,運轉期間長,成本又高,一般需要花三到五年建造,之後可以運轉發電二十五到六十年。
由於無法移動,又往往是當地唯一的供電來源,燃煤電廠要成功營運,關鍵在於跟社區保持良好關係,也就是取得一般所稱的「營運社會許可」。中電相信總有一天,燃煤電廠所在社區很有可能會把汙染、淹水的責任怪到電廠頭上,屆時電廠的營運社會許可就會出現大問題。中電擔心政府可能會採取行動懲罰燃煤電廠,也許透過某種形式的碳價或碳稅提高煤的價格,也許直接勒令燃煤電廠關閉。
繼續採用燃煤發電也會有技術風險。中電相信,太陽能和風力的成本很有可能大幅下降。新技術在剛推出的時候,價格往往比較高,例如第一支可攜式消費性手機在1983年推出時,要價3,995美元,換算成2018年的幣值就是1萬美元多一些。
但大多數技術都會沿著所謂的「學習曲線」發展,當需求增加,企業便會投入更多資源在研發上,而隨著技術愈來愈普遍地用於產品中,企業的製造能力也愈來愈強。雖然在2007年,太陽能和風力比燃煤貴許多,但遲早比燃煤便宜的機率顯然是存在的。
我不知道中電有沒有為這兩種風險訂出確切的機率,但我在2008年問了好幾位公用事業公司的高階主管,他們認為這兩種風險發生的可能性有多大,結果答案非常一致。這些高階主管大多認為,未來二十年中,再生能源的成本可與化石燃料競爭的機率是30%左右,而公眾施壓迫使政府實施某種形式的碳稅或碳價的機率也是大約30%。我們把這兩種不確定性以四個象限表示:
這張圖的右上方界定了「一切照常不減排」的世界,即沒有法規管制碳排放,再生能源相對於化石燃料的價格也仍然昂貴。我有時會說,這叫做「老天保祐」的未來,因為有那麼多的企業、花那麼多的時間,祈求這樣的未來。根據那些能源主管的說法,有大約49%(70%×70%)的機率,到2030年時,我們的世界跟現在差不多。左下方界定的是「綠色天堂」,在這樣的世界裡,碳排放是要付費的,再生能源也比燃煤便宜。在2008年,許多公用事業主管認為這種未來不太可能發生,機率只有9%。但其他兩種未來:「再生能源有競爭力」和「法規管制碳排放」,發生的機率都是21%左右。
這張圖解有兩處頗有意思:第一,它顯示未來世界跟現在差不多一樣的可能性小於50%;第二,每當我在會議中亮出這張圖,大家總是覺得很新鮮,通常一開始會嘲笑那些堅信綠色天堂即將來臨的夢想家,再慢慢轉到苦惱該如何兩邊押寶避免損失。中電的領導層認為,未來世界能夠一切如常不減排的機率實在很低。2013年,時任中電執行長的包立賢(AndrewBrandler)這樣說:
我們認為,碳對任何企業都是長期威脅。如果是碳密集型企業,到2050年麻煩會很大,很有可能到時你已經被淘汰。中電成立超過一百年,我們希望到2050年,中電還在經營,但我們不能等到2049年才開始行動,必須一步步朝著目標邁進,隨著世界的變動,為每一個轉彎預先做好準備。
這是了解中電策略的關鍵,危機就是轉機。亞洲的電力事業如果要去碳化,那麼在競爭白熱化之前搶先轉向零碳能源,將會是極具吸引力的商機。
本文摘自天下雜誌《重新想像資本主義 》
完整內容請見:
https://www.wealth.com.tw/home/articles/33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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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押例子 在 Facebook 的最佳貼文
//周日話題:當司法淪為政治壓迫的儀式,反抗是否仍然可能?
2021/9/5
【明報專訊】在今日香港,每日讀着匪夷所思的法庭新聞,畫幼童畫冊要還押,一句有無限詮釋的口號就係分裂國家情節嚴重,大概除了有權拘捕和有權審判的人以外,已無人相信政治案件還有公平審訊的可能。
然而莊嚴肅穆的法律程序,每日仍一絲不苟地進行着,用優雅文句專業術語寫判決,將一個個公民未審先送入監獄、重判異見者;但,偶爾,如果認罪認得早、求情信夠可信,如果警員證供真係矛盾到超過人類可接受範圍,還是會有好消息。
也還有法律界權威說,香港法治95至99%運作正常。
誠然,在一般人的想像中,司法淪陷並不是現在這樣,要到法官對政權言聽計從,警、檢、官全部都係佢嘅人,一條龍將異見者直送監獄個個判足10年才算——香港還遠遠沒到那一步,辯方仍可據理力爭、與控方互有攻防,有些法官還會講斥責控方/警方證人的人話;而「小勝」仍有,暴動、非法集結不是輕判、甚至無罪,國安案都有得保,政權眼中釘鄒幸彤昂首走出法院。公平審訊不可得,但「較佳」結果仍可能,官始終有「好壞」、「釘放」,律師辯才經驗都有高低長短,辯護策略、技術性疑點,求情內容……從輕發落,仍然可期。
但what if 這套仍有「希望」的司法制度,才對威權政體最有利?一啖砂糖一啖屎來回反覆,不斷將針對全社會的恐懼擴大,同時向被告發放「未絕望,仲有變數」的信息。
手足的一線生機,令司法也彷彿仍未徹底崩塌;而當重點只在被告的最大利益(最短刑期),審訊就只剩下認罪與否、如何避過定罪元素,行為和說話的意義可以有幾模糊,求情,見感化官幾有悔意,保釋條件講到幾盡……
當掌握被告生殺大權的法院,成為政權壓迫系統的一部分,已無人可以在司法制度中看得見達至公義的路徑,但個人利益最大化的路徑卻相當清晰:它正在誘使被控告者將個人利益置於首要、唯一的考慮,與運動、甚至過去的自己割裂開來。在此過程中,透過被告自我否定,消解受審事件的政治意義,將符合政權敘事的新現實強加社會。政治案件被告選擇走上個人利益最大化的路徑,就要參與政權劃定的「法律」框架,無可避免被融入政治壓迫正當化的程序。
由此,政治犯身上,似乎出現一個兩難:自己的best interest,與自己對行動/所信之事的理解,在法律程序中必然衝突。身處此結構當中,面對結果已定的政治審訊,我想知道,反抗是否仍然可能?
一、法院作為威權體制的一部分:The legitimacy paradox
(或者這篇文將來要拿去呈堂呢……所以我更需要認真地、引經據典地討論這個問題:)一個仍享有「獨立」地位的司法體系,為何會「自主」地傾向威權,成為政權壓制意見與反抗最關鍵的工具?
在香港的公共論述中,「法治」往往與「公義」直接掛鈎,但不同時空、地域的前例已顯示,法治、司法獨立、程序公正、政治審判與威權統治,可以並行不悖,甚至相互依存。如果法院不能為政權所用,早就落得如公民社會其他範疇一樣的下場;威權之下,法院本就無遺世獨立、做「公義最後防線」的條件。
學者M. Shapiro如此描述威權下法院面對的Legitimacy paradox(正當性悖論):
「法院若挑戰政權的不公義,會引發政權加強箝制,無法保持獨立而失卻正當性;但法院若迎合政權,則會在公共眼中不再獨立,同樣失卻正當性。即使法院取得平衡,維持到自身的正當性,這份正當性卻只會令威權整體更具正當性。」[1]
① 面對政治檢控 無知即力量
目前政權瘋狂清洗公民社會不同範疇,祭出的說辭是「法律」(「我哋只有一把尺就係『依法辦事』,總之你犯法我哋就會執法」,蕭澤頤),手法是拉晒啲人上法庭直接還押,或以此為威脅。
不同威權政體的例子告訴我們,政權的合法性來源(革命功績/經濟成果/意識形態)愈疲弱,就愈須倚仗「法律」、「法院」、「法治」,利用程序與「法」的正當性,解決自身無足夠能量處理的政治問題,迴避政治後果。與不確定性較大的選舉或隨時反噬的暴力鎮壓相比,具有「超然政治之上」光環的法院,是成本最低的選擇。
於是政權不斷將政治問題推向法院,法院則一邊強調「只處理法律問題」,一邊被迫作出各種政治判斷:徐子見或危害國安而鄒家成不會,難道是沒有政治判斷的司法認知?「水炮車係權威嘅象徵」,又如何不是一個政治判斷?「只僵化地引用法律條文,不看條文及裁決是否符合法治精神,本身就是一個政治決定」(戴,2018)[2]
但既偏離法律範疇,法院又有何權威去做這些判斷?即是不計其政治立場有否偏頗,香港法官對政治的「司法認知」,分分鐘連一個中學生都不如(否則點會問李立峯「集會唔係有組織者嘅咩」或稱「不相信防暴警會眾目睽睽下說出『阿sir做嘢唔×使你教』」)。結果,法庭往往全盤接受控方版本,還自詡專業公正、不受民粹左右;政權則用法院判決為政治打壓正名,以「尊重司法獨立」為名,神化法官及裁決,壓制質疑。
② 為免被人推翻,先要自我推翻
威權政體往往牢控立法、修憲權力,一旦法院判決偏離其掌控,即可透過修改法律,推翻法院判決。要確保法院「醒醒定定」,唔使用劍亦唔使提法官有老婆仔女,只需讓法院知道自己的判決隨時可以被政權無效化就夠。若判決無人尊重,法院的存在亦無意義;為了維持自己剩餘的獨立、自主與權威,法院有誘因順從政權(但無乜誘因諗人權)。
於是我們不時見到「我輕判你,一陣DOJ又覆核㗎啦」,以及「一陣人大釋法咪仲大鑊,香港發展嘅空間又會再細咗」,裁判官選擇直接重判,高院上訴庭和終院選擇在人大出手前先自我調節。於是,港澳辦副主任鄧中華盛讚香港法院「對國安法形成了正確認識,特別在保釋、陪審團,指定法官制度……較好地落實了立法原意」。
直頭摸頭讚你乖。「如何判決不至引來政權干預」,與「如何判決才能讓政權滿意」,其實是同一回事。在威權法治下,法官究竟有否「捍衛法治」的意圖,都改變不了他們正在將政權對異見者的壓迫正當化的事實;而香港法官連僅餘的人權保障空間亦不善用,更令人質疑其正在利用社會對釋法的疑慮,積極地迎合政權。當你為了保存自己而無制限地妥協時,你想保存的早就被你親手斷送了。
③ 選擇性裁決 鞏固無力感
「正當性」不過一重外衣。法院對抗爭共同體真正造成的傷害,遠不至於此。
政治壓迫的司法化(Judicialization of oppression)將打壓針對少數、個別人的特例,轉化為可穩定地恆常操作的系統;最穩定的不是僵化地有殺錯無放過,而是充滿彈性、可鬆可緊,令人愈觸摸愈觸不到,但又無法脫離其威脅,已足以透過恐懼牽制整個社會(簡單來講,即係國安法啲保釋咁)。
一個「自主」的法院,全權掌握對任何人任意趕盡殺絕的權力,但又始終保留「放過」個別人的可能性,令焦點從檢控和羈押本身的正當性,轉向研究怎樣的官司策略,才能成為個別被放過的人:只是一個「可能」,足以耗盡抗爭陣營絕大部分資源、關注、心神、情感能量,甚至意志。
最折磨人心的從來不是恐懼,而是「希望」:無力感會在反覆的徒勞嘗試與無常的滅頂之災中生根,直至行動的可能被徹底蠶食。
二、不要被政權奪走詮釋敘事的權力
「一場政治審訊,是在一個可見的場域,由對立的各方就法律秩序規範正當性爭辯,而不僅僅關乎當前司法框架下官司的勝敗。」[3]
一場審訊所影響的,遠不只是一個抗爭者個體的命運,關鍵政治案件尤其——營造恐懼與不確定,消耗民間社會,建構政權要的敘事,改寫集體記憶,徹底改造一個社會的政治空間,才是威權下政治審訊的作用。
法院之所以對政權重要,還因其「展示」的功能:政權要你消失、要你沉默,還要你自我推翻、背棄同儕,即使毋須像蘇聯show trial一樣對黨國感激涕零,也要你以順從來認可這套儀式。它從不需要你心悅誠服,違心的配合,正好助其維繫以恐懼牽制所有人的壓迫系統。「留得青山在」實是一場無限滑坡,達至個人最低刑期之法,也包括成為控方證人。如果看一場官司不僅僅關心刑期長短,認罪和配合與否的決定就包括你是否要對政權編造的「事實」,在法律程序中給予無條件的認可,讓法院亦因而免卻自身監察及制衡政權的責任,繼續扮超然。
唔知唐英傑判九年,多少人反應是「早知就應該認啦,扣三分一好過」?唐的想法只有他自己知道,但決定不認罪時,他想必衡量過敗訴要承受的後果。因是經審訊定罪,法院就必須在判辭中清晰交代理據,於是條文本身的缺陷,法官對政治問題的獨斷,對基本人權的無視,對政權敘事的投誠,對合理質疑的左閃右避,都在判辭中一清二楚。
這是一份根本無法自圓其說的判辭,「賣飛佛」是「因為兜多咗幾個街口所以情節嚴重」!
即使被困囿於這個系統,也不等於我們與政權的分歧,只能體現在程序與細節之中。我對「法治」並無任何執念,所謂法治精神,只是一個社會如何理解何謂「公義」的載體;而在司法是否合乎公義的問題上,政權抑或法官,都沒有凌駕任何公民之上的權威——普羅百姓(ordinary men)對法院的檢驗和監督,是普通法制的基礎。
今日香港法院所維護的而非公義,而是政權的利益;法院對法律與「事實」近乎絕對的詮釋權力,也非來自對法律/法治的權威理解,而僅僅來自一言不合就可以全無合理解釋將異見者收監的制度暴力。當法院的權威,要靠拿攝錄機對準公眾席,隨時將旁聽公眾收監的威脅來維持,這座法院還有何正當性可言?
政權正努力地以司法改造,消滅抗爭敘事,但在它放棄司法作為合法性外衣——轉為閉門審訊——之前,它都必須給予被審判者說話的空間。就在此空間中,我們要與政權爭奪的正當性的話語權,不容政權壟斷對公義的詮釋,不容審訊歪曲記憶與事實,不容法官迴避自身真正的責任。
政權利用司法與其他工具散播恐懼與無力的目的,是改變「香港」之所以為「香港」的一切意涵,徹底否定「香港」的存在。而我們每一個行動與選擇,都在抵抗與反擊政權對香港的強行扭曲,重新定義香港之所以為香港的本質。
這本就是一個永不會完成的使命。
Best interest是什麼?
當然,被拋入「政治犯」身位, 不等於就有在政治審訊中頑抗的責任;法庭不是唯一的戰場,也無人有義務犧牲自己的best interest去嘗試開拓。
但這個討論的缺口在:究竟所謂一個人的best interest是什麼?在律師、官司與法庭的語境,它必然等同獲批保釋或最低刑期,因而必然和運動對立。
「唔好諗其他嘢啦,你都要諗吓自己」都聽唔少。於是我好認真咁「諗自己」:究竟我的best interest是什麼?
是自由地說話,是在一個真正開放的公共空間,與其他自由的人建立有意義的連結;是始終可以用批判的精神思考任何現象,挑戰一切定見,即使自詡為歷史必然,不以人的意志轉移的巨大結構;是體認自己一切行動的意義,不因任何強制或壓迫而扭曲。
所以我必須直面這一個戰場。
法院要如何面對它的paradox,是法院的責任和決定(吓,唔使幫你諗埋啩?);但於我,那個政治犯面對、諗自己定諗個運動的paradox其實係假的。政權及為其所用的司法機器正試圖將我從共同體中割裂出來,再透過抹殺我作為個體的存在,否定共同體的存在;若我始終拒絕被抹殺、拒絕自我否定,拒絕成為政權營造恐怖的一部分,透過固守自身,就同時固守了共同體的一部分,令其不至消亡。
自我正是已突破壓迫的姿態所定義,而「香港」的存在,就是有一個個仍未被威權同化的個體的自我所組成。即使因隔阻而無法感應到共同體是否仍然存在,即使眼見她已破碎成無數相互拉扯的平行現實,要重新找到她,其實只需反照自身便可。
身處各異的困境中,每個人的best interest都不同,只有自己知道最適合自己的方向和角色是什麼。不論在怎樣的紛擾與壓迫下,依然忠於自己,就是一個人可為自己、同時為自己所認同的共同體能做的最重要的事。而兩者,本就無從分割。
[1] Shapiro, M. (2008). Courts in Authoritarian Regimes. In T. Ginsburg & T. Moustafa (Eds.), Rule by Law: The Politics of Courts in Authoritarian Regime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 戴耀廷(2018)《法治的挑戰: 威權下的思考》
[3] Schervish, Paul G. (1984). Political Trials and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Deviance. Qualitative Sociology. Vol.7
文˙何桂藍
編輯•王翠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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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社評
《施政報告》提出從3方面鞏固香港國際航空樞紐地位,機管局入股珠海機場是重點之一,有人質疑這是「政治任務」、「貼錢」為他人作嫁衣裳,然而只要理解大灣區五大機場客貨運發展格局,以及很多內地人搭飛機出行的習慣,當可看到港珠機場合作有高度互補性,對香港有很多實質好處,太多政治糾結,只會妨礙認清互惠共贏大局。大灣區融合,不同城市既合作復競爭,廣州深圳均在致力提升航空樞紐角色,香港需要比別人看得更遠,機管局入股珠海機場,可享發展決策權,有助加強香港在大灣區世界級機場群建設的主導權;當然,在商言商,機管局亦要盡力爭取有利的入股投資條件,以及妥善處理融資安排。
蘋果頭條
《蘋果日報》創辦人黎智英本周二(1日)接受資深傳媒人梁家權錄影訪問時提到,因為「港版國安法」落實,才會向左報提告誹謗。他又認為年輕人移民理所當然,不應干預別人離開香港的自由,但自己不會離開香港,在這裏的得着遠比犧牲多,「(香港)突然有事點可以走呢?」梁家權今午在Facebook透露,本來提議周四(3日)才拍攝訪問,但黎說周三(2日)要去警署報到,怕今日未必做到錄影,果然一語成讖。梁感慨指「失去自由,他似早有預感?」並上載以「自由推銷員」為題的黎智英訪問。黎在片段中指,自己89年因為六四開始與政治沾邊,當時40歲又「搵到錢」,如果做傳媒等於傳送資訊,資訊即是自由,「咁後生如果可以投身(傳媒)事業係好有意義」。
東方正論
繼8‧10遭警方國安處拘捕,繼而被上手銬遊街示眾後,壹傳媒黎智英再次落得「鎖孖葉」鋃鐺繫獄的折墮下場。他及兩名壹傳媒高層被控欺詐在西九龍法院提堂,控方以黎智英有潛逃風險為由反對其保釋申請,獲總裁判官接納,隨即將他押解至荔枝角收押所羈留,若其後申請保釋再度被拒,大漢奸便鐵定要在收押所度過聖誕節及農曆新年,「不怕坐牢,最怕洗廁所」終於一語成讖。黎智英及兩名集團高層遭警方通宵扣查後,昨日早上由警車押往提堂,負責審理案件的總裁判官為國安法指定法官,已隱然意味大漢奸再難得到保護傘護航。
星島社論
一直以「壞孩子」形象出現的泛民激進政客許智峯,有九項控罪在身正候審訊,昨突在丹麥「宣布流亡」,這話說得堂而皇之,實質是棄保潛逃,躲避刑責。他還聲稱會繼續發聲,拉闊香港的國際戰線,但可以預見,他將與一眾「流亡手足」一樣,利用價值迅速消失,逐漸湮沒於人海,他多年來靠破壞性言行贏得的政治籌碼,亦一鋪清袋。許智峯在激進狂潮中升沉,只是眾多例子之一,近日被判囚的黃之鋒與周庭、遠走英美的羅冠聰與梁頌恆,皆同一命運,他們逾越法律與政治底線,為抬高自己把香港推向動亂,但貪勝忘形,終於全盤落索。許智峯在政壇上位之路,如其說是敢作敢為、勇字當頭,不如說是另一種機會主義計算,深懂政圈鑽營之術。
經濟社評
疫情重創環球航空業,香港機場建設沒有因此減慢,反而加大發展力度,致力打造新引擎,以及集多功能服務於一身的航天城,強化香港成為國際航空樞紐,又藉大灣區機遇,提升本港在疫後和未來的經濟競爭力。機管局未來10年1,800億元藍圖,包括斥資逾400億元發展機場城市工程,興建無人駕駛運輸系統連接航天城、港珠澳大橋香港口岸和赤鱲角機場,並伸延至東涌市中心。機管局同時會投資5G基建,客運大樓引入巡邏機械人,並設自助保安閘口和自助登機閘口,為旅客帶來全新體驗。機管局在航空業低迷時加速大興土木,皆因疫情的影響只是短暫,當局着眼如何提升未來競爭力,確保本港能領先周邊地區,而機場是通往世界和大灣區的雙門戶,也是推動未來經濟發展的引擎。
三押例子 在 3Q陳柏惟 Youtube 的精選貼文
抽砂船氾濫
我在上禮拜去了馬祖海關及馬防部,以馬祖丘陵地形往海面看,抽砂船的畫面的確很驚悚。目前我們首要之務,應當要解決民眾的驚恐,我問主委對於對馬祖抽砂船這件事情的嚴重性,主委也表示,這嚴重性若以一到十分來看,可以說已達十分的程度。
我詢問主委有何因應方法?
主委回應:第一會努力強勢執法。
第二是驅離,抽砂破壞生態,且破壞我們的國土。
第三個要去做的是兩岸之間的協同的執法。金門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金門以前抽砂的狀況也很嚴重,因為兩岸的協同執法,現在都比較沒有抽砂船。
第四個,要把法的刑責提高,抓到了查扣他了以後,馬上可以處理掉,相信就會產生一些效果出來。
我回應主委,我對於共同執法這件事情沒什麼意見,但可以想看看,有兩個人住在相鄰的隔壁社區,結果其他社區的小偷,他們社區警察不抓,是我們的警察在抓,這時你跟我說,要去跟他們的警察談,實在讓人很難相信他們會做到什麼程度,這是出自於對這個國家政權本質上的質疑,但我還是肯定相關單位的持續努力。
智慧執法 精準打擊 獎勵前線 擴大查緝能量
我在此也具體提出四個建議:
第一個擴大查緝能量包含智慧執法,譬如說我們能夠評估六公里航行的範圍時間大概有多久?
目前馬祖海域的海上偵蒐,受限於雷達覆蓋角度,小型目標偵測力、以及目標識別能力等問題,不一定能馬上發現匪船侵入,怎麼樣透過科技升級,例如強化對海岸防雷達、熱成像、光學成像等偵蒐能力,甚至搭配UAV,以及對光學影像一定的自動辨識能力,了解到是否有人正在這個禁止限制海域作業,有這類科技設備,一定會比一直在外面巡邏來得有效率,這叫精準打擊,智慧執法能夠增加查緝的能量。
此外,我們現在我知道有幾艘500噸級以上的艦艇,是從本島派過去的,包含連江艦、新北艦都有去過。未來是不是可能跟連江縣政府商量,有沒有辦法停泊這類船艦,想辦法在執勤上,不是單方面增加出勤數量跟時間,並因此擴大查緝的能量。另外是,希望可以減少執法的時間,從本島過去來來回回,都算在公務出勤上面,會造成非常大的心理壓力。
再來,這些被扣押的船隻,處理方法非常的繁複而且時間耗時很長,要拍賣什麼的,在我和馬祖當地的民眾的座談,也有民眾表示,他們認為這艘船如果拍賣回去,是不是又再出來抽。所以是否可以考慮一些嚇阻的作為,比如擊沉當魚礁,甚至在六公里處演習,此類比較明顯的嚇阻作為,可以考慮看看。
第三就是要獎勵前線的弟兄姐妹,這裏可以說是距離最短最近的地方,如何編列預算,或給予實質獎勵,讓他們能夠安心執法、無後顧之憂,這個是可以要研究的方向。
當然最後一個就是提高罰則。我們立法委員同仁會去努力,也希望行政部會,給予專業的建議,有哪些可以具體更精進的地方,大家可一起討論。
我希望能徹底解決馬祖抽砂船問題,不要讓馬祖同胞活在恐懼之中,我提出具體要求:擴大查緝能量、減少執法時間、精準打擊、獎勵前線、提高罰則。希望海委會能夠針對這些建議,提供相關的計畫規劃給辦公室,3Q!
2020-11-18,內政委員會,海洋委員會 李仲威主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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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押例子 在 3Q陳柏惟 Youtube 的精選貼文
本日針對美國選後的台美關係評估進行質詢。
國際情勢波濤洶湧,特別是中國在美國大選時動作頻頻,日前中共在 10/23 高調紀念「抗美援朝」爆發 70 週年,習近平發表了措辭強硬的長篇講話,其內容矛頭指向美國意味強烈,並向美方釋放 3 大訊號:
1.可以打贏 中國警告若被侵犯有能力反擊美國:「中朝軍隊打破了美軍不可戰勝的神話」。
2.會戰到最後一兵一卒 中國不惜與美國打極限戰:「當時,中美兩國國力相差巨大。在這樣極不對稱、極為艱難的情況下,中國人民志願軍同朝鮮軍民密切配合」。
3.中國不能惹 中國已經強大,惹不得:「現在中國人民已經組織起來了,是惹不得的。如果惹翻了,是不好辦的」。
從中國大肆宣傳「抗美援朝」,可以發現他們試圖強化對內的民族主義情緒、升高與美國的敵對狀態,並重塑冷戰時期自由對抗共產的氛圍。之前我在質詢時也曾經說過,中共習慣「內壓外轉」:把內部社會矛盾跟治理壓力透過外部的戰爭、侵略、挑起區域衝突等手段進行「轉移」。
例如:日前南韓偶像團體防彈少年團獲頒美國范符立特獎時,隊長 RM 致詞時悼念韓戰的苦難靈魂,遭到中國網友指責 BTS 涉嫌「辱華」,並表示「國家面前無偶像」,中國網友認為中國才是這場戰爭的受害者,因此引發小粉紅和韓團 BTS 粉絲在網路上全面開戰。戰狼式外交做過頭,已經造成中國在國際、外交場合上的負面形象,加上疫情影響,世界各國反中情緒升高,類似攻擊 BTS 這種釋放民族主義情緒的舉動將更損害中國的形象。
一直以來,中國都很強勢,台灣要加入各種國際組織,最大阻礙就是中國,這兩天土耳其總統致謝文,原本放上中華民國國旗,後來又刪除重上架的例子,再度證明中國的打壓。雖然我明白台灣長期的外交困境,但中國強勢的戰狼外交,從上述例子來看,我認為也是雙面刃。
對台灣而言,這其實也是我們是推進和反中/理念相近國家近一步交往的機會。面對國際關係變化,台灣應該謹慎地思考戰略位置,爭取國際社會支持。
近年美國和台灣密切且頻繁的交流,而且是全方位的,但對台灣而言很大的變因就是「下任美國總統是誰」,本次美國大選選情緊繃,民眾也很擔心影響未來台灣與美國的交往狀況。
今日我也特別請教外交部,就目前的評估,川普或是拜登當選總統,會不會影響台灣和美國合作的關係?舉例來說,從 2019 年 3 月正式成立的「台美印太民主治理諮商」會議、還有邁入第五年的「全球合作暨訓練架構」(GCTF),會持續嗎?就此部分,外交部表示目前已公開在推動的計畫,應都會持續進行。
另外我也擔憂影響台灣參與國際經貿合作的可能性,如目前企業拉離中國供應鏈的情況是否會有變化?之前美國國務次卿柯拉克來台時介紹的「經濟繁榮網絡」(EPN)還會持續推動嗎?
面對大選,台灣並非單邊押寶,外交關係上,單邊押寶本來就不是成熟的做法,因為你是跟國家打交道,不是跟個人交朋友。雖就目前氛圍而言,兩大黨對中方向可能維持反中態勢,但力道和方向仍會有不同。這部分也請外交部持續積極了解與推動,保證不管美國局勢如何,外交部都做好相對應的對應策略,讓民眾安心,以保證台灣和美國的合作關係、以及台灣在世界的經貿地位。
其實除了「總統是誰」,對台灣而言同樣重要的還有「國會」的選舉結果,日前美國國會各種動作顯示出對台灣的支持,也陸續通過、推動友台法案。目前穩固美台關係的很多法案,是來自美國參眾議院不同黨派議員共同的推動成果,並非單一黨派,我們也很樂見這樣的狀況。
例如:
10/20:參議院美國共和黨籍參議員盧比歐(Marco Rubio),聯合民主黨籍參議員默克利(Jeff Merkley)提出《台灣關係強化法案》,可說是近年友台法案集大成之作。
10/20:眾議院「中國工作小組」提出包裹式法案,其中包括支持美台交往限制鬆綁、定期軍售及台灣國際參與等 7 部挺台法案。
但有一些很挺台議員可能因為要退休、或者選情落後,下一屆未必會繼續在美國的國會,我也期望外交部能確實掌握。
2020-11-02,外交部 吳釗燮部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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