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的『投資期限』是多久?」
你是否常常覺得擔心遇到崩盤、不知道何時要賣出?
市場先生今天先來說一個小故事。
---故事開始---
1999年時,在中國某地方的一間公司辦公室裡,
幾個年輕人正愁眉苦臉,
他們都是工程師,共同創辦了公司開發了一套網路通訊軟體,
眼看著用戶數量蒸蒸日上,但還沒找到營利模式,公司資金卻即將見底,而且現有的設備已經不足以支撐需要更新。
當年的銀行,完全不會願意借錢給這種還在燒錢、沒營收、看不到前景的企業。
於是公司的幾位創始人們除了自掏腰包以外,也開始向親朋好友們借錢,希望能撐過去,而這種方法很快的也碰到瓶頸。
有人建議創辦人團隊:「不然,你們找風險投資試試看吧?」
創辦人並不願意,因為找風險投資就代表著要大幅度的出讓公司股權,但眼看公司要撐不下去,這是唯一的一條路。
由於他們的用戶數據不錯,很快的便找到兩家機構願意投資,各占了20%股份,公司透過出讓40%的股份抓到救命稻草,算是暫時度過難關。
時間很快經過一年多,來到2001年,
當時市場陷入網路泡沫,許多網路相關企業因為過去股價超乎理性的上漲,在泡沫破裂後也劇烈的崩跌,連帶整體市場景氣變差。
這時,原本風險投資的兩家機構就開始緊張了。他們並非只有投入在這一家公司,由於當時景氣不好,手上許多投資的企業價值都大跌,因此急於想要變現。
很幸運的,最終找到一家南非的企業接手,兩家風險投資都將手上的股份轉給了這家南非公司,並且以當初投資價格約10倍左右價格轉手,順利獲利了結出場。
---故事完---
故事到這邊告一段落了,
這個故事的主角,其實大家都聽過,
就是騰訊公司Tencent,創辦人馬化騰,
在今年2020年市值超過5000億美金。
而故事中另一個主角也非常有名,
在2001年賣掉騰訊股票的其中一間公司叫做盈科,
當年老闆是李嘉誠的兒子李澤楷。
在許多年後談到李澤楷時,許多人都還會提到這件事,
1999年投入騰訊佔20%股票,出資僅110萬美元,
2001年賣掉時,共賣了1260萬美元,獲利10倍
但如果到今天都沒賣,他手上的股份價值超過1000億美元。
少賺多少呢?少賺1000億美元,當初賣掉股份的10倍獲利,如果從今天的市值來看依然只是個零頭。
有訪問李澤楷談到當時賣出的理由,一方面是新接手的公司出價夠高,獲利10倍出場在當時網路泡沫的情況下也是可遇不可求的機會,另一方面他當時專注於另一家上百億美元的企業的購併,光利息每年就要上億美元,因此百萬美元的小投資並非重點。
如果它當年沒有賣掉騰訊的股票,
如今世界首富排名前幾名可能又多了他一人。
最後接手騰訊股票的大贏家,目前則依然還是騰訊的大股東MIH,是南非最大的電視營運商。
---
看完這個故事,從中你有想到些什麼嗎?
你會不會也覺得,當初早期的風險投資急於賣掉騰訊股份,是一個十分可惜的決定呢?
從事後的角度來看,的確很容易會有這個想法。
市場先生的想說的是:
「其實每個人做出的決定,往往都是當下最正確的決定」。
假設投資的人是你,回到當下的情境和條件來看:
1. 市場狀況非常不好,當年許多股票崩跌超過5成以上,許多網路股甚至成為壁紙,而且還沒看到最低點。
2. 手上這個未上市企業當下想賣也賣不掉,但剛好有一家企業願意以10倍價格收購。
3. 你手上有其他金額更大的主要投資,精力無法放在其他地方。
試問,假設你是負責人,這時做什麼決定,才是正確的呢?
網路上有許多評論,認為當時的風險投資提早賣出是非常巨大的錯誤,
其實所謂錯誤或可惜,都只是沒有置身其中的人事後諸葛而已。
在投資裡面,我們也常常看到有許多投資人崩盤下跌時賣出,
如果事後回頭看,結果往往是賣在低點,
但對他們而言,考慮當下的條件狀況,也許是債務、壓力、或其他資金用途考量,賣在低點有可能已經是他們能做出最好的決定。
市場先生小結:
「對於過去所做的決定,不需要覺得可惜或少賺,因為那都是我們當下能做出最好的決定。」
當下最正確的決定,不代表從未來回頭看必然正確,畢竟我們都沒有預知未來的能力,而事後談論的對錯也都只是事後諸葛而已。
但這裏有另一層問題值得思考:
在投資裡面,我們有沒有可能讓自己的決定,客觀而言更趨向正確,或者減少錯誤?
換句話說,即使每個決定都是當下條件最好的決定,
有沒有辦法透過改變當下條件,讓自己未來的決定結果更好?
我認為其中有個概念,對一般投資人也許很有幫助的是:
「你如何設定自己『投資期限』?」
實際上,絕大多數人並沒有想過自己的投資期限是多久。
當你不知道投資何時是終點,那隨時都可以是終點,只能每天對著市場提心吊膽。
但如果你知道何時是投資的終點,自己就更容易去評估哪些事情是必經的過程,並做出相應正確的準備。
例如,對一個不知道自己想投資多久的人來說,可能-10%就是出乎意料的大跌。但如果一個人知道自己未來有20年~30年在投資市場中,那股票即使下跌-50%,對他來說也是必經的過程,屬於常態,沒遇上才是異常。
曾經在書上看到一段敘述提到:
「熊市大跌,對退休人士來說是惡夢,但對年輕人來說反而是好事。」
因為對年輕人而言,通常有著更長的投資期限,即使面臨熊市,一來可以逢低買進並且在未來長期享受複利。二來即使沒有錢多買,但拉長時間後,隨著經濟成長和科技進步,投資出現正報酬的可能性會遠遠高於負報酬。
但對退休人士來說,受年齡及現金流影響,投資期限通常較短,主因退休後沒有金流收入,資金運用全靠累積的存款或投資,一但這些資產發生劇烈的損失,不見得有新資金可投入,也難以長時間等待新投入或者既有資產的虧損恢復。
「投資期限」完全取決於個人:
1. 如果你的投資期越長,你越有能力承擔高風險、得到高報酬。
2. 如果投資期限越短,風險對你的影響劇烈,如果想要有效控制風險,那跟高報酬往往也會無緣。
這並不是說你年輕,投資成果就一定比較好。
許多人很年輕,但他們的投資期限卻往往只有數個月到一兩年,不但資金少,且結果一但不如意就只能賣出,只因為資金承擔不起損失或另有他用。
對年長者或投資期限短,其實也不一定代表結果差,如果能意識到投資期限的限制,實際上就可以避開高風險的投資,或者僅用較少比例的資金承擔風險,儘管報酬也許不一定高,但可以避免未來因為期限過短而造成賣在低點或賣太早的狀況。
關鍵在於,
我們的投資內容,必須是根據「投資期限」來做出的決定。
這裡要注意的是,
「考量各種最壞的狀況下的期限,才是真正的投資期限。」
回頭看看騰訊的例子,當年在1999年投資騰訊的兩家風險投資,
一般來說,他們的持有期限是非常長期的,至少持有個三五年還沒有問題,可是後來一遇到2000年網路泡沫時股票崩盤,顯然投資期限就改變了,變成能越快變現脫手越好。事後一年多左右脫手得到10倍的報酬,實際上在有限的投資期限內,已經算是很好的結果。
而後來接手騰訊股份的南非的電視公司MIH,雖然看起來比當初買貴了10倍,但一直從2001年到今天2020年都沒有賣出,實現的報酬超過數千倍。在未來,他們依然沒有打算賣出。
不要認為這過程很容易,從2001年到2020年中間曾經經過2008年金融海嘯,也經歷過數次從高點下跌30%~50%到低點的跌幅。換成其他人如果沒有想好自己的投資期限,很可能也早就在某次大跌時賣了。
市場先生小結:
「投資前先思考自己的投資期限。」
我們都無法預測未來,
但如果一開始就能根據你的投資期限來決定投資的內容與方式,至少在未來即將離開市場時,能減少時機點帶來的負面影響,趨向更好的結果。
---
最後總結:
1. 「對於過去所做的決定,都是我們當下能做出最好的決定。」
2. 「投資前先思考自己的投資期限。」
今天寫的這篇也許有點複雜抽象,我也覺得這觀念不好表達,所以寫得有點長(寫了大概8小時吧)。希望其中的概念,有能夠幫你釐清一些想法,或提供一點不同面向的思考。
市場先生 20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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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投資金律》一書中照片
不真正連帶債務例子 在 宜蘭縣議會議員陳文昌服務處 Facebook 的最佳解答
柯文哲再一次矛頭對準了陳菊。
現在看柯文哲,我已經沒有去年大選混戰時的錯愕,也沒有今年稍早他一再背骨時的憤怒。
現在我更多的,是惋惜,甚至有那麼一點可憐他,感嘆一個曾經被視為台灣政治希望的明日之星,會被自己的 #憎恨、#偏見、#傲慢、#投機、#野心,扭曲到如此面目全非,被眾人所棄的程度。
我已經看破了柯文哲這個人,但,我還是得幫陳菊說幾句公道話。
🔹 高雄市長是台灣最不容易做的工作之一
很多人會覺得,高雄長期作為台灣唯二直轄市之一,市長應該是威風八面、滿手資源。但事實上,這都犯了以台北市的角度看高雄的刻板錯誤。真正有直轄市的資格,又有與之匹配的資源的,其實只有台北市。高雄市雖然有直轄市的行政框架,卻未必有與之同等的資源。
在中央地方權責劃分上,直轄市比其它縣市要多負責不少東西。舉個最淺顯的例子,在直轄市裡面,公立高中職一般是「市立」,也有自己的「市立」醫院系統;而在其它縣市裡面,公立高中職、公立醫院一般是「省立」,凍省以後則由中央概括承受,改隸「國立」或「署立」。
這些都意味著直轄市必須自行扛起很多日常政務的財政負擔,不像其它縣市由省府/中央概括承受. 也無怪乎2010年五都升格(桃園則稍晚)時,當時還是台中市長的胡志強率先發難,對中央政府要求「不接手國立高中職與署立醫院」。
同樣的差異,也出現在健保費補助、地方工務與道路修繕等方面。而當有重大建設專案的時候,直轄市也要負擔不少自籌款。
胡志強的大動作,看在1979年即已升格,默默承擔直轄市財政框架三十年的高雄,難免有種「我們早知道了」的心酸。
🔹 柯文哲不告訴你的「雙城故事」
高雄市有直轄市的行政框架,但經濟資源呢?
柯文哲和陳菊隔空交火,常常拿台北與高雄的「創稅能力」出來說事。身為熟悉城市發展軌跡的高雄子弟,沒有什麼比柯文哲這種去脈絡化的批評,更令人憤怒的了。
高雄自從日治時期就被定位為重工業的南進基地,國民黨來了,蕭規曹隨,仍舊在日本人遺留的基礎上,繼續把高雄建設成重工業城市。長期以來,高雄的城市經濟,高度倚賴於黨國色彩濃厚的石化、煉鋼等重工業。
重工業給高雄帶來了就業人口與繁榮,卻也留下了嚴重的污染問題。最不公平的,是在稅收數字上,台北卻以「總公司所在地」的姿態,掠奪了其它縣市以勞工血汗、環境污染所換得的經濟成果。
例如,2014高雄氣爆案的肇事元凶李長榮化工,一直到現在總部還放在台北市八德路。而產值上兆,九成以上產能都在高雄的中油,在2016年以前總部都還在台北市信義區,連帶地「創稅能力」也算給了台北市。
也因為黨國政府長期以來向台北「一極化」的發展策略,科技產業、國際商貿、高等教育,幾乎都集中在從台北到新竹之間的狹窄走廊。連帶地,高收入的就業與產業創新、國際化的機會,也都向北集中。
也無怪乎柯文哲會大言不慚地說台北市繳稅繳得多。
他所不知道的,是國家掠奪了多少外縣市的勞動成果、打壓了多少外縣市的發展機會,才造就了一枝獨秀的台北市。
撇開城市的常規財源與創稅能力不談,在「中央補助」這一塊,高雄與台北比也是吃虧多多。
台北捷運可以政府蓋好,用「一元起租」給捷運公司營運;高雄捷運就要搞一個四不像的BOT方案,讓捷運公司自負設備折舊與貸款利息,然後天天喊窮喊破產,直到陳菊完成債務協商與財務重組為止。
台北鐵路地下化可以中央全額負擔,高雄就得分段負擔25%~50%的自籌款。
健保欠費,馬英九可以編特別預算給郝龍斌幫自己擦屁股,陳菊就只能摸摸鼻子自己想辦法。
台北治水,三、四十年前就可以花掉上千億,高雄拿個兩三百億,用滯洪池這種省錢的方式做,還被柯文哲嫌到臭頭。柯文哲不告訴你的是,他的「海綿城市」概念,還是客卿林欽榮帶去的「高雄經驗」。
台北就像吃了最大的一塊餅,猶嫌不滿足的千金之子;而高雄卻是窮人家的孩子早當家,很多事情得靠自己想辦法。
🔹 高雄的困境與陳菊市長的努力
上一代的高雄人,流血流汗,拼出了上一代的繁榮,卻輸給了全球化、都市化、知識化的世界經濟潮流。
因為全球化,台灣的製造業大量外流到中國,受傷最重的正是重工業起家的高雄。因為都市化,台灣的商貿與就業機會一股腦往台北集中,造成了高雄青年「北飄」的窘境。因為知識化,獨佔台灣一半以上高教資源的台北格外吃香,而高雄的科技業和高教資源,甚至還比不上台中、台南。
高雄,是一座陷入瓶頸的城市。
吳敦義時期,治市的宗旨是「不做不錯」、「好官我自為之」,只等著混完資歷、回歸黨國中央,更上一層樓。這時的高雄是停滯、怠慢,完全沒有在為未來做準備的。
直到謝長廷上任,才開始發掘高雄的問題,並一一提出對策。高雄艱苦的轉型,發想自謝長廷,而主要執行的部份,是在陳菊任內。
陳菊任內,在資源遠遠不及台北的情況下,高雄完成了包括高雄捷運、輕軌第一期、高雄港大型車輛「三國通道」在內的大型基礎交通建設。
從「文化沙漠」的惡名,到「文化新銳」的美名,高雄文教發展至關重要的衛武營兩廳院、海洋流行音樂中心、圖書總館、一鄉一圖書館,也是由陳菊完成主要的執行部份。
高雄未來的CBD「亞洲新灣區」,原來是高雄港邊的重化工業跡地,有嚴重的土壤污染問題。也是在陳菊任內完成曠日廢時的污染整治過程,才有現在蓄勢待發的姿態。
「大駁二特區」原本只是萬年荒廢的港邊倉庫群,在謝長廷發想,陳其邁、葉菊蘭協調,陳菊落實擴大的接棒努力下,已經成為聞名全世界的文化地景。
這麼多的成績,主要的執行部份都是在陳菊任內,是陳菊頂著不友善的中央政府與困窘的行政資源,一點一滴地打拼、實踐,才讓高雄展露出城市轉型的一線生機。
而在2016蔡英文政府執政下,高市府、市議會和中央政府終於有了「同心協力」的大契機。這時高雄的政策利多,多到看得大家眼花繚亂。黃線捷運初審通過,國艦國造與綠能給高雄帶來數以千億計的產業機會,橋頭科學園區起跑,舊有工業區清丈整理準備迎接台商回流,亞洲新灣區終於整治完成可以開發……
而這一切一切的機會,卻因為一次選錯人,而不幸地停下腳步。
🔹 柯文哲的五大罪
柯文哲被自己的「憎恨、偏見、傲慢、投機、野心」,扭曲到面目全非。事實上,從柯文哲對陳菊的明槍暗箭,便一一曝露了這五大罪。
因為憎恨民進黨、憎恨因理念差異而與自己分道揚鑣的蔡英文與陳菊,從「比較胖的韓國瑜」到「民主罪人」到「不是上半生坐過牢、下半生就可以為非作歹」……柯文哲不只一次用非人的、無的放矢的話語針對陳菊。但是,明理的人都看得出,柯文哲的話語裡,沒有邏輯理性,只有失控的憎恨。
因為對陳菊和新潮流的的偏見,柯文哲將吳祥輝、喜樂島等人在選戰中對自己的攻擊,都「乾坤大挪移」到陳菊對新潮流身上。但事實證明,吳祥輝和喜樂島甚至還談不上是民進黨,不管是非新潮流的姚文智,還是新潮流的陳菊,在器捐指控事件當中都找不到角色。
因為基於台北市長角色的傲慢,柯文哲毫無脈絡地批評陳菊治下的高雄「繳稅不如台北」、「還債不如台北」,但是,他卻忘了台北是天子腳下,是集黨國三千寵愛於一身的千金之子,享受的資源與優惠都不是高雄可以比得上的。柯文哲講的愈多,只是愈突顯他的缺乏同理心。
因為投機的政治性格,柯文哲可以一再背骨,為難幫忙他做好第一任市政的林欽榮、蘇麗瓊、林洲民等人;可以把高雄妖魔化、全盤否定他曾經模仿學習的高雄經驗;可以完全背棄自己保護台灣主權的初心,向蔡衍明與中共政權輸誠。
因為問鼎總統的野心,柯文哲昧著良心為韓國瑜背書、出動網路聲量暗助韓國瑜,想讓韓國瑜成為自己在南台灣佈局的一枚棋子。諷刺的是,選後韓國瑜聲勢反而壓倒自己,斷了自己的總統夢。
柯文哲以為自己可以一再拿陳菊當稻草人,來換取不明究裡的選民的注意。但是,選民雖然可以一時被愚弄,時間久了,終究要給陳菊一個公正的評價。機關算盡太聰明,柯文哲,又幾曾算到自己現在總統夢碎的窘境?
我們也只能輕輕淡淡地說一句,「我們的生命,跟柯文哲沒有交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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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看柯文哲,我已經沒有去年大選混戰時的錯愕,也沒有今年稍早他一再背骨時的憤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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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已經看破了柯文哲這個人,但,我還是得幫陳菊說幾句公道話。
🔹 高雄市長是台灣最不容易做的工作之一
很多人會覺得,高雄長期作為台灣唯二直轄市之一,市長應該是威風八面、滿手資源。但事實上,這都犯了以台北市的角度看高雄的刻板錯誤。真正有直轄市的資格,又有與之匹配的資源的,其實只有台北市。高雄市雖然有直轄市的行政框架,卻未必有與之同等的資源。
在中央地方權責劃分上,直轄市比其它縣市要多負責不少東西。舉個最淺顯的例子,在直轄市裡面,公立高中職一般是「市立」,也有自己的「市立」醫院系統;而在其它縣市裡面,公立高中職、公立醫院一般是「省立」,凍省以後則由中央概括承受,改隸「國立」或「署立」。
這些都意味著直轄市必須自行扛起很多日常政務的財政負擔,不像其它縣市由省府/中央概括承受. 也無怪乎2010年五都升格(桃園則稍晚)時,當時還是台中市長的胡志強率先發難,對中央政府要求「不接手國立高中職與署立醫院」。
同樣的差異,也出現在健保費補助、地方工務與道路修繕等方面。而當有重大建設專案的時候,直轄市也要負擔不少自籌款。
胡志強的大動作,看在1979年即已升格,默默承擔直轄市財政框架三十年的高雄,難免有種「我們早知道了」的心酸。
🔹 柯文哲不告訴你的「雙城故事」
高雄市有直轄市的行政框架,但經濟資源呢?
柯文哲和陳菊隔空交火,常常拿台北與高雄的「創稅能力」出來說事。身為熟悉城市發展軌跡的高雄子弟,沒有什麼比柯文哲這種去脈絡化的批評,更令人憤怒的了。
高雄自從日治時期就被定位為重工業的南進基地,國民黨來了,蕭規曹隨,仍舊在日本人遺留的基礎上,繼續把高雄建設成重工業城市。長期以來,高雄的城市經濟,高度倚賴於黨國色彩濃厚的石化、煉鋼等重工業。
重工業給高雄帶來了就業人口與繁榮,卻也留下了嚴重的污染問題。最不公平的,是在稅收數字上,台北卻以「總公司所在地」的姿態,掠奪了其它縣市以勞工血汗、環境污染所換得的經濟成果。
例如,2014高雄氣爆案的肇事元凶李長榮化工,一直到現在總部還放在台北市八德路。而產值上兆,九成以上產能都在高雄的中油,在2016年以前總部都還在台北市信義區,連帶地「創稅能力」也算給了台北市。
也因為黨國政府長期以來向台北「一極化」的發展策略,科技產業、國際商貿、高等教育,幾乎都集中在從台北到新竹之間的狹窄走廊。連帶地,高收入的就業與產業創新、國際化的機會,也都向北集中。
也無怪乎柯文哲會大言不慚地說台北市繳稅繳得多。
他所不知道的,是國家掠奪了多少外縣市的勞動成果、打壓了多少外縣市的發展機會,才造就了一枝獨秀的台北市。
撇開城市的常規財源與創稅能力不談,在「中央補助」這一塊,高雄與台北比也是吃虧多多。
台北捷運可以政府蓋好,用「一元起租」給捷運公司營運;高雄捷運就要搞一個四不像的BOT方案,讓捷運公司自負設備折舊與貸款利息,然後天天喊窮喊破產,直到陳菊完成債務協商與財務重組為止。
台北鐵路地下化可以中央全額負擔,高雄就得分段負擔25%~50%的自籌款。
健保欠費,馬英九可以編特別預算給郝龍斌幫自己擦屁股,陳菊就只能摸摸鼻子自己想辦法。
台北治水,三、四十年前就可以花掉上千億,高雄拿個兩三百億,用滯洪池這種省錢的方式做,還被柯文哲嫌到臭頭。柯文哲不告訴你的是,他的「海綿城市」概念,還是客卿林欽榮帶去的「高雄經驗」。
台北就像吃了最大的一塊餅,猶嫌不滿足的千金之子;而高雄卻是窮人家的孩子早當家,很多事情得靠自己想辦法。
🔹 高雄的困境與陳菊市長的努力
上一代的高雄人,流血流汗,拼出了上一代的繁榮,卻輸給了全球化、都市化、知識化的世界經濟潮流。
因為全球化,台灣的製造業大量外流到中國,受傷最重的正是重工業起家的高雄。因為都市化,台灣的商貿與就業機會一股腦往台北集中,造成了高雄青年「北飄」的窘境。因為知識化,獨佔台灣一半以上高教資源的台北格外吃香,而高雄的科技業和高教資源,甚至還比不上台中、台南。
高雄,是一座陷入瓶頸的城市。
吳敦義時期,治市的宗旨是「不做不錯」、「好官我自為之」,只等著混完資歷、回歸黨國中央,更上一層樓。這時的高雄是停滯、怠慢,完全沒有在為未來做準備的。
直到謝長廷上任,才開始發掘高雄的問題,並一一提出對策。高雄艱苦的轉型,發想自謝長廷,而主要執行的部份,是在陳菊任內。
陳菊任內,在資源遠遠不及台北的情況下,高雄完成了包括高雄捷運、輕軌第一期、高雄港大型車輛「三國通道」在內的大型基礎交通建設。
從「文化沙漠」的惡名,到「文化新銳」的美名,高雄文教發展至關重要的衛武營兩廳院、海洋流行音樂中心、圖書總館、一鄉一圖書館,也是由陳菊完成主要的執行部份。
高雄未來的CBD「亞洲新灣區」,原來是高雄港邊的重化工業跡地,有嚴重的土壤污染問題。也是在陳菊任內完成曠日廢時的污染整治過程,才有現在蓄勢待發的姿態。
「大駁二特區」原本只是萬年荒廢的港邊倉庫群,在謝長廷發想,陳其邁、葉菊蘭協調,陳菊落實擴大的接棒努力下,已經成為聞名全世界的文化地景。
這麼多的成績,主要的執行部份都是在陳菊任內,是陳菊頂著不友善的中央政府與困窘的行政資源,一點一滴地打拼、實踐,才讓高雄展露出城市轉型的一線生機。
而在2016蔡英文政府執政下,高市府、市議會和中央政府終於有了「同心協力」的大契機。這時高雄的政策利多,多到看得大家眼花繚亂。黃線捷運初審通過,國艦國造與綠能給高雄帶來數以千億計的產業機會,橋頭科學園區起跑,舊有工業區清丈整理準備迎接台商回流,亞洲新灣區終於整治完成可以開發……
而這一切一切的機會,卻因為一次選錯人,而不幸地停下腳步。
🔹 柯文哲的五大罪
柯文哲被自己的「憎恨、偏見、傲慢、投機、野心」,扭曲到面目全非。事實上,從柯文哲對陳菊的明槍暗箭,便一一曝露了這五大罪。
因為憎恨民進黨、憎恨因理念差異而與自己分道揚鑣的蔡英文與陳菊,從「比較胖的韓國瑜」到「民主罪人」到「不是上半生坐過牢、下半生就可以為非作歹」……柯文哲不只一次用非人的、無的放矢的話語針對陳菊。但是,明理的人都看得出,柯文哲的話語裡,沒有邏輯理性,只有失控的憎恨。
因為對陳菊和新潮流的的偏見,柯文哲將吳祥輝、喜樂島等人在選戰中對自己的攻擊,都「乾坤大挪移」到陳菊對新潮流身上。但事實證明,吳祥輝和喜樂島甚至還談不上是民進黨,不管是非新潮流的姚文智,還是新潮流的陳菊,在器捐指控事件當中都找不到角色。
因為基於台北市長角色的傲慢,柯文哲毫無脈絡地批評陳菊治下的高雄「繳稅不如台北」、「還債不如台北」,但是,他卻忘了台北是天子腳下,是集黨國三千寵愛於一身的千金之子,享受的資源與優惠都不是高雄可以比得上的。柯文哲講的愈多,只是愈突顯他的缺乏同理心。
因為投機的政治性格,柯文哲可以一再背骨,為難幫忙他做好第一任市政的林欽榮、蘇麗瓊、林洲民等人;可以把高雄妖魔化、全盤否定他曾經模仿學習的高雄經驗;可以完全背棄自己保護台灣主權的初心,向蔡衍明與中共政權輸誠。
因為問鼎總統的野心,柯文哲昧著良心為韓國瑜背書、出動網路聲量暗助韓國瑜,想讓韓國瑜成為自己在南台灣佈局的一枚棋子。諷刺的是,選後韓國瑜聲勢反而壓倒自己,斷了自己的總統夢。
柯文哲以為自己可以一再拿陳菊當稻草人,來換取不明究裡的選民的注意。但是,選民雖然可以一時被愚弄,時間久了,終究要給陳菊一個公正的評價。機關算盡太聰明,柯文哲,又幾曾算到自己現在總統夢碎的窘境?
我們也只能輕輕淡淡地說一句,「我們的生命,跟柯文哲沒有交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