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0727 黃偉民易經講堂
水淹鄭州!
據說是一場千年一遇的豪雨,選擇在7月21日,將鄭州泡在水裡。
鄭州一條通往南北的幹線隧道,京廣隧道,全長四公里,六線南北行車,當時有幾千輛汽車,全在水中。
車上乘客,叫天不應,叫地不聞,絕望的等待政府救援。
他們等不到!
現在由解放軍接管。清理積水,拖出水中車輛,有一家大小回家的,有載滿乘客的公共巴士……
死傷人數,頓成國家機密了。
鄭州不但是中國大陸的交通總匯城市,也是習近平政績工程的試點城市。
由2016年開始,鄭州成為中共「海綿城市」的試點重地。
迄至去年2020年,投入超過530億人民幣,進行排水工程,成為大陸防洪防澇的海綿城市樣板。
所謂海綿城市,目標是它的排水系統,能在任何暴雨中,做到地面不淹水,城市像海綿一樣,吸水放水自如。
人的聰明機巧,要接受天道的試煉。7月21日的豪雨,當地政府因為有這個海綿基建,所以沒有做任何應變措施,然後是大家在新聞見到的悲情畫面。
千年一遇的豪雨,選擇了7月21日這日,降落在防洪防澇最先進的大陸海綿城市。
京廣隧道,幾千輛車上的乘客,嚐到了絕境中的無助。
兩年前,也是7月21日,在香港的元朗西鐵站內,也出現過這絕望的一幕。
數以千計的香港居民,在下班回家途中,在元朗西鐵站內,遇到了千年一遇的恐襲。
他們叫天不應,叫地不聞,等待政府的救援。
他們和鄭州的民眾一樣,等不到。
為什麼選擇7月21日這天,只有天知道!
所以,習近平選擇在7月21日,飛往西藏。
根據《新華社》消息,習近平首次以國家主席身份,於7月21日上午,飛抵西藏林芝機場,翌日參拜哲蚌寺。
哲蚌寺鼎鼎大名,是藏傳佛教格魯派的聖地,位於拉薩西郊更丕烏孜山下,與甘丹寺、色拉寺,合稱拉薩三大寺。
元朗恐襲,水淹鄭州,都選擇在7月21日,習近平也選擇在這日走訪西藏,參拜密宗行人的聖地,是有話和佛說?有事問天麼?
佛教行人,無論顯宗密宗,大乘八宗小乘二宗,其總目標都是渡過輪迴苦海,到達彼岸。
只因眾生根器不同,才方法各異。
網上傳言,江澤民、習近平都信奉佛教,只是顯密有別。
既是佛教行人,應該知道,雖佛有大神通,但凡涉及因果的,佛都無能為力。
因果不可改。自因自果,自業自報,無人改得了。
智慧不易賜。佛本在心中,眾生皆有佛性,只能自心磨練。
我有明珠一顆,久被塵勞關鎖,一朝塵盡光生,照破山河萬朵。
真法不可說,世間語言,難說清宇宙真相,行人只能自身實修實證。
無緣不能度,天雨雖大,不潤無根之草;佛法無邊,難度無緣之人。
習近平到了什麼關口,在八方風雨會中州的時刻,問佛問天?
大陸的災難,都被官僚說成是「千年一遇」。意思是唔關佢事,只是唔好彩。類似我們一般說的無妄之災。
但無論《周易》和佛教,都不是這樣看的。
以《周易》來說,凡事有前因後果。因果,即一個卦的內卦和外卦互相影響的關係。
《周易》第二十五卦,是天雷無妄卦,上卦乾為天,下卦震為雷;乾為天理,震為行動。行動合乎天理,便無妄了。
無妄即全真,所以卦辭一開始便說:元亨利貞。
一個人的行動,能完全合乎天理,那當然是無妄了,當然是元亨利貞,四德俱全了。
天道無妄,但人心又如何辦得到呢?因為人有私心。
所以,卦辭跟著說,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
卦辭這十個字,斬釘截鐵。
本來是無妄的元亨利貞,但人心做不到,偏離了天道正軌,其匪,即非,即是當你無法正心誠意,眚,便來了,不利向前行。
眚,是人禍;災,是天災。所有的天災,是人禍累積出來的結果。
你的起心動念,稍微有私心,偏離正道,立刻有眚。
目中生翳就是眚,看不清狀況,欲望蒙蔽理智,人禍便出現了。
無妄卦六支爻,初爻,初發心,無妄,往吉。
人人開始時都是好人,做警察都想保護市民,誰知最後將七百萬人當做敵人?人人當官都想做公僕,服務社會,誰知最後要同流合污?
所以,純淨的初發心,初爻,無妄,往吉。
但去到第二支爻,已經起妄念。不耕穫,不菑畬。羡慕別人,妄念動,僥倖心起了。自己得位得中,九五也是得位得中,為什麼自己仍在下卦,它卻能在上卦。
不耕穫,不菑畬。一耕就想收穫,一開墾,就想變熟田?爻辭勸說,不妄想,才利有攸往。
第二爻脫離現實,第三爻的無妄之災立即出現。
第三爻,很活靈活現的描繪了一般人說的無妄之災,唔關我事。
六三:無妄之災。或繫之牛,行人得之,邑人之災。
爻辭舉例,什麼是無妄之災。
或繫之牛,或,好像,不是說一件真事,只是說,好似咁……
好像有一個牧人,牽著牛經過村口,突然有點小事要處理,隨便將牛,繫在村口樹上,反正牛性溫純,又試過多次了,都無問題的吖。
但這次,有一個過路人經過,順手牽牛,將牛偷走。
牧人回來,不見了牛,大急,逐門逐戶拍門,問他的牛。村民竟被懷疑偷了他的牛。
對村民而言,這不就是生活上典型的無妄之災?
對邑人而言,牛不是他們的,又不是他們牧牛,繫牛也不是他們,牽牛又不是他們。
整個過程他們都不知道,但他們卻牽涉其中,被懷疑他們偷牛,還要證明清白。
他們究竟做錯了什麼?
這便是一般人說的無妄之災了。
但《易經》不是這樣看的。第三爻應第六爻,六三應上九,上九,是無妄卦的卦頂終極:無妄,行有眚,無攸利。終極的人禍,是六三那種無妄之災的警告,累積而成的。
一個卦,內卦是內心,外卦是行為。內心不乾淨,內心動搖。當無妄之災出現,開始不重視,次數頻現,即內心意念,決定了外在行為。行為因心念不穩便出事了,下卦的問題不處理,上卦位高權重便出問題。
用或繫之牛來說明無妄之災,因為這是我們最容易掉以輕心的地方。
作為村民,為什麼牧人隨意在你村口繫牛?行人又隨意經過你村口牽牛?
整個事件是在我們最鬆懈的狀態下出現,加上牛性溫柔,所以,隨便一繫便離開現場。
牧人輕率,村口門禁不嚴,牛主人、牧人、村民,都覺得自己是無妄之災。
這爻說明,內卦的六三爻,是內心管理,即起心動念,不要被外境誘惑,污染,破壞。。
孟子說,反求諸己,事情不只是外來的,首先內心就有,才導致事情發生。
佛教說:內魔不生,外魔不起。
玄奘法師遇到的都是白骨精三次化身,蜘蛛精九次化身;但孫悟空不會在女人身上出事,卻衰在金角大王銀角大王的綑仙索下。
看無妄卦六支爻。
初九,真心開始,本來就往吉。
六二,僥倖心起,想不勞穫,有妄心了。
六三,太輕率,是太放心。
六四,出事後,要收心整頓。
九五,財雄勢大便有心疾,心病還需心藥醫,自己才能自醫。
上九,喪心病狂,人禍立至。
人,往往由真心開始,到最後,上九,行有眚,無攸利。
行和往不同。
初爻是往吉。
行之有主,才是往。
行是隨波逐流,沒有目的,不知自己要到那裡。
由初九到上九,六支爻,失去靈魂失去主宰,沒有目標,沒有意識,變成混日子。
這個無目的的行,完全被妄念所征服,偏離真心,愈走愈遠。有眚,人禍因為看不清,這便是:行有眚,無攸利。
以為自己是無妄,其實是執迷不悟。
《小象傳》說:無妄之行,窮之災也。人因為看錯,對人生閱讀錯誤,妄念,便形成人禍。人禍累積到一定程度,便演變成天災。
天災,是人禍累積而成。
我們的人生,什麼東西,都是儲回來的。
如果是妄,儲蓄多了,便成大禍。
窮之災也,窮是無路可行,人禍便成天災了。
人禍的盡頭,便是天災。
人,是實現天命的工具,天命之謂性。無妄卦彖傳說:剛自外來,為主於內。我們立身處事,以天道為主,但當到了行有眚的時候,妄念遮蓋了,人生失去主宰,完全不依天理行事,逆天而行,那天命也不會保佑你。自天佑之,你依天道而行,天才會保佑你。
六支爻,由初爻的往,到最後上爻的行,無妄卦把人生所有從知到行,天理到人心,從起點到終點,做一個徹底的檢討。
佛教淨土行人認為,人發初心,永遠不錯,但隨著塵世污染,一爻一爻的走,便會墮入魔障,變成妄心。所以,常常誦念佛號,一句阿彌陀佛接一句阿彌陀佛,保持清淨心。一有妄念,立即轉移。
楊過,字改之。
不遠復,無祇悔,元吉。
也就是這個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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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生也做賊:剃頭梳髻的明朝倭寇多半是中國人|知史百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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亂了一百多年的日本戰國時代,無處不燃戰火,無人能得安寧,田園荒蕪,屍骨遍野。喪家野犬般的浪人、無糧可種無魚可打的流民、爛命一條的無賴,把目光投向了大海彼岸富裕而軟弱的中國,一艘艘倭船出發了!
明朝軍民對這些「髡頭鳥音,赤體提三尺刀」的剽悍倭寇大為恐懼,而在異國他鄉幹壞事,來自日本的倭寇也戰戰兢兢如履薄冰,喝口水都怕老百姓下毒。
1.亂世日本太難混了!
看過黑澤明《七武士》的人想必都對電影中的日本浪人印象深刻:在紛亂的日本戰國時代,喪失了家主的武士們猶如喪家的野犬,徘徊在山野荒村,為了飯糰就可以用生命戰鬥。
嘉靖年間,日本國內的情況正是《七武士》的背景年代,就像被搗翻的螞蟻窩一般混亂不堪。
名義上,日本有天皇,但天皇的實權早已旁落,吃穿用靠幕府養著,完全是寄人籬下的傀儡。幕府也好不到哪去,足利氏建立的室町幕府從足利義滿後,一直處於風雨飄搖中,1467年連綿十一年的應仁之亂結束後,征夷大將軍已經空有名號毫無實權,聽任有實力的權臣擺佈。
日本全國分為六十八國(國類似中國的州縣),其中的五十三個藩國,由大大小小一百四十二個大名佔據著。大名們強弱分明,強的佔據幾國率眾數萬,弱的佔據幾個村子率眾數百,為了達到權力的頂峰,整天你爭我殺,兒子殺老子、弟弟殺哥哥都不算稀奇。當時的情況往往是:今天家臣們造反殺了主子,明天卻被鄰居的大名殺死,後天當勝利的大名回家一看,兒子已經取代了他的位置。
日本進入了毫無綱常道德可言的所謂「下克上」的諸侯爭霸時代,整整亂了一百多年。戰亂中,屍骨遍野,無數人流離失所,農民無法安心下田耕種,饑荒當然隨之而來。老百姓無路可生,強壯點的當盜賊或者參加宗教組織「一揆」造反,羸弱的只有等死。
在倭寇的發源地,日本九州的情況怎樣呢?
九州是日本南部的最大島,有肥前、肥後、平戶、大隅和薩摩等諸多藩國。如同日本各地一樣,九州島也是諸雄並立,空前混亂。北邊,豐前與築前的大內氏原本是九州最強的大名,但是遭到家臣陶晴賢的政變滅亡了,而陶晴賢不久被九州之外強大的大名毛利元就所殺。毛利元就順勢進入北九州,這就和另一個強藩—豐後的大友氏碰上了。南邊,薩摩的島津氏和大隅的肝付氏在火拚。西邊,肥前的龍造寺氏則和少貳氏內亂不休。
有戰爭就有失敗者,在戰爭中失敗、喪失家主的武士成了無米下鍋的浪人,怎麼辦?因戰爭無法謀生的漁民、流民,怎麼辦?下海!做海賊!與其在陸地上飢寒而死,不如到海上去撞撞運氣。
除了死裡求生,發財夢也是下海的另一個重要理由。當時明朝斷絕了官方的朝貢交易,導致海盜走私團夥日漸猖獗,中國的生絲、棉布、陶瓷、藥品等,都是日本的搶手貨,日本不少富商、無賴也打起了做海賊賺取厚利的算盤。不僅僅如此,海賊的背後還有大名的資助和庇護。日本歷史學家井上清這樣定義「倭寇」:「從十三世紀初開始,九州和瀨戶內海沿岸富於冒險精神的武士和名主攜帶同夥,一方面到中國和朝鮮(高麗)進行和平貿易,同時也伺機變為海盜,掠奪沿岸居民。對方稱此為倭寇,大為恐怖。」
日本十九世紀著名學者佐藤信淵總結日本海賊的出處說:「從永正、大永時起,伊寧國因島、久留島、大島地方人士,飯田、大島、河野、脅屋、松島、村上、北浦各地人士,相繼渡海到海外,從事海賊勾當以富家室;並以野島領主村上圖書頭為議事之主,各集其所屬之浮浪人共三四百人,分乘大小十餘艘船,航行大海……剽掠近海諸邑,奪取種種財物器械,以富其家……致四國、九州濱海之諸浪人、漁夫、船夫、無賴等逐漸加入其行列,因而人數日多。後來,其眾竟有八九百人或超逾千人者。」
在明日朝貢貿易正常的百餘年內,倭寇到中國劫掠的次數並不很多,因為日本的將軍、大名為了保護航路也進行嚴打。在嘉靖中期明日朝貢貿易中斷以後,情況才為之大變。
明代,從日本到中國的船,一般都是在三月到五月從平戶的「五島」或薩摩出發,經過大小琉球(沖繩島和台灣),到達浙江、福建、廣東。當年日本遣唐使的船隻到中國,在海上要航行幾十天甚至數月,旅途之艱難駭人聽聞,我們在中學課本熟悉的著名遣唐留學生晁衡(阿倍仲麻呂),就是因遭遇風暴死於回國的路上。
而到了明代,人們對季風的知識已經日漸豐富,加上船隻的製造技術有了發展,從日本出發,如果掌握好風向,只要幾天就能順利到達中國。
《日本圖纂》上這樣描寫當時的日本船:「日本造船與中國異……其船底尖,能破浪,不畏橫風、鬥風,行使便易,數日即至也。」至於船的大小,從能載二三十人至六七十人不等,也有能載二百餘人的大船。
就這樣,一群又一群的日本海賊,滿懷對財富的渴望,乘風破浪地向大海彼岸進發—富裕而軟弱的中國,就是他們的目標。
2.真倭的姓名哪裡去了?
第一次看到倭寇的明代江浙沿海居民,沒有絲毫警惕性,像看動物園猴子一樣。
嘉靖三十二年夏,一個普通的早晨,浙江嘉興鹽邑縣早起趕海的老百姓驚奇地發現,一艘長八九丈的海船停泊在海灘,船上有六十幾個「髡頭鳥音」的怪人,還帶著槍刀弓矢。當地的巡海官軍百餘名圍了上去,問他們為何而來,無奈語言不通,只好搬出一張小木櫃鋪上紙,用筆交談,船上一個懂漢字的人寫道:「我們是日本人,從本國而來,停船是因為舵壞了,想問你們借點糧食,等修好舵就走。我們不是壞人,不要逼迫我們,不然我們就和你們拚命。」
海邊來了好多外國人!整個縣城的人都轟動了,扶老攜幼地趕去看稀罕,當時承平已久,老百姓都指指點點嘻嘻哈哈,沒有一個知道害怕。到了黃昏,突然之間,船上的日本人一起站起來,張弓射出燕尾利箭,把周圍的官軍全部射死。旁觀者這才知道是海賊,發一聲喊,哭爹喊娘地奔入城,趕緊關上城門開始防禦。
上述描寫出自嘉靖年間明人採九德的筆記《倭變事略》,採九德是浙江海寧人,耳聞目睹了許多倭寇之事並記錄成書。對於倭寇的侵擾,除了朝廷官方的記載,明代地方上不少文人都在私家著作中有所涉獵。
但是,倭寇雖來自日本,日本人的姓名卻很少在明朝史料上出現,大多為「二大王」、「倭酋」、「船主」之類模糊稱謂。筆者手上的資料中,能確定是「真倭」的只有「門多郎次郎」、「四助四郎」、「稽天新四郎」、「辛五郎」、「日向彥太郎」、「和泉細屋」、「善妙」、「莊公」等寥寥數人,而且這些名字不一定確切。
真倭姓名少見,除了後面要提到的有中國人假冒外,還有兩個原因。
在近代以前,大多數日本人只有名沒有姓,有姓的只有士族以上的階層,而且全日本也沒幾個姓,如著名的源氏、平氏等皇族姓氏。一直到明治八年(1875年),政府頒布了強制性的《苗字必稱令》,規定了「凡國民,必須起姓」,否則受罰。說來有趣,這一下,造成了日本姓氏天馬行空般地海量發展。據統計,現代日本的姓氏數目超過了十萬,而中國十三億人,加上少數民族的姓氏,才不過一萬出頭。
日本的姓氏複雜,即使是日本人自己也不能非常透徹地弄明白。不過,他們的名卻簡單得多。拿日本男子來說,名多以郎、夫、雄、男等字結尾,以表示威武、英俊、忠信。而且多有表示排行的標誌,長子叫太郎,二子叫次郎、二郎,排在第十一位的就叫余一郎。上面所說的幾個知名倭寇,日向彥太郎肯定是老大,辛五郎則是老五,善妙則是和尚的法號。
除了日本人姓名複雜怪異外,明代人對日本也了解太少,沒有語言翻譯。抓到真倭後,「赴官司訊問,言如鳥語,莫能辨也」。當時,分辨是否真倭的方法主要是看穿著、語言以及長相。如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倭寇侵擾上海地區,市民自發組織敢死隊數百人守城。當時正好漲潮水,倭寇不知深淺,輓著手在濠水中行動,準備連夜攻城,被潮水一夜之間淹死不少。第二天早晨,剩下的倭寇丟棄營壘從南浦逃走了。地方誌記載:「城中人見衣裾浮在水面,得六十七屍,皆受重創,頭顱腫大如鬥,口圓而小,色黝黑,知道都是真倭。」
千萬不要以為「髡頭跣足」的倭寇都是日本人,事實上,多半是假扮日本人的中國流賊。嘉靖年間危害最大的倭寇首領清一色是衣冠楚楚的中國冒險家。嘉靖一朝,前線報捷奏章往往有「斬獲真倭首級若干顆,從賊若干顆」的文字,真倭就是貨真價實的日本人,從賊則是沿海地區三教九流的中國人。
真倭和從賊比例是多少?《明史》稱:「大抵真倭十之三,從者十之七。」而萬曆年間編寫《虔台倭纂》的官員謝傑甚至發出絕望的驚呼:「海濱人人皆賊,誅之不可勝誅!」
3.剃頭梳髻的就是日本人?錯了。
當時一個崑山人被倭寇擄走五十幾天後逃生歸來,他向官府描述自己的所見所聞:「船上大概兩百個倭寇,有福建、溫州、台灣、寧波人,也有幾個安徽人。其中福建人最多,佔十之六七。梳著髻的日本人只有十幾個。」兩百個倭寇中,只有十幾個真倭,明史說的「十之三」看來還誇大了。
元末明初的倭寇以日本人為主,但到了嘉靖年間,倭寇的主力就是中國人了。
對假倭的身份問題,明人鄭曉是這樣總結的:「小民迫於貪酷,困於飢寒,相率入海從之。兇徒、逸囚、罷吏、黠僧,及衣冠失職、書生不得志、群不逞者,為之奸細,為之鄉道。弱者圖飽暖旦夕,強者忿臂欲洩其怒。」一句話:三教九流,無所不包。
拿當時最有名的幾個倭寇首領來說:王直和徐惟學原先是私鹽販子;王直的義子王滶(毛海峰)是走私犯;徐海原是杭州虎跑寺的和尚;許棟是逃跑的犯人;蕭顯、陳東則是不得志的書生。
書生也做賊?沒錯。看看下面這首詩:
「海霧曉開合,海風森復寒。衰顏歡薄酒,老眼傲驚湍。叢市人家近,平沙客路寬。明朝睛更好,飛翠潑征鞍。」
這首五言律詩詞句清麗,意境恬淡,大得唐詩三昧,作者就是一個不知名的書生倭寇。採九德在《倭變事略》中記載,他曾親眼見到一夥四十餘人的倭寇中,有個善卜筮的書生,專門出謀劃策,這首詩就是倭寇撤退後他題在廟壁上的。如此文採令採九德大為感慨:「觀此四十餘賊,亦有能題詠者,則倡亂者豈真倭黨哉?」
對中國人冒充真倭的問題,明代史料上的記載比比皆是。比如嘉靖壬子年,倭寇初犯漳州、泉州,僅有二百人,真倭佔十分之一,其餘都是福建浙江無賴之眾,頭頂剪髮而椎髻向後,「髮型」和真倭並不一樣。真倭和假倭打仗的時候一同作戰,打完仗則分開吃飯睡覺。《籌海圖編》直截了當地稱:「今之海寇,動計數萬,皆託言倭奴,而其實出於日本者不下數千,其餘皆中國之赤子無賴,孑入而附之耳。」
明代著名小說家馮夢龍在《喻世明言》裡有篇關於倭寇的故事,把假倭刻畫得惟妙惟肖:「原來倭寇逢著中國之人,也不盡數殺戮。其男子但是老弱,便加殺害;若是強壯的,就把來剃了頭髮,抹上油漆,假充倭子。每遇廝殺,便推他去當頭陣。官軍只要殺得一顆首級,便好領賞,平昔百姓中禿髮瘌痢,尚然被他割頭請功,況且見在戰陣上拿住,哪管真假,定然不饒的。這些剃頭的假倭子,自知左右是死,索性靠著倭勢,還有捱過幾日之理,所以一般行兇出力。那些真倭子,只等假倭擋過頭陣,自己都尾其後而出,所以官軍屢墮其計,不能取勝。」
4.海濱人人皆賊,誅之不可勝誅!
我們都知道狐假虎威的故事,假倭模仿日本人「髡頭跣足」,穿著日本服裝,連船都打造成日本船,除了扯大旗作虎皮外,還有個更重要的原因—掩蓋身份。生物學上叫做「模仿色」。
洪武三十年所頒的《大明律》對海外經商限制得很嚴格,它規定凡私自攜帶鐵貨、銅錢、緞匹、絲綿等違禁物下海,及與外番交易者一律處斬,而且禁止私人製造具有二桅以上的出海大船。而對於勾結外族的「謀反大逆」更是異常嚴厲:凡「謀反大逆」,一律首從皆凌遲處死,本宗親族祖父、父、子、孫、伯叔、兄弟、侄、堂兄,同居的異姓親族外祖父、岳父、女婿、家中奴僕,凡年滿十六歲以上皆斬。
為了不被誅九族,倭寇必須千方百計掩飾自己的出身。有明一代,造反起義者往往以綽號來掩飾真實姓名,像廣為人知的崇禎時期農民起義,起義領袖都用綽號:紫金梁、八大王、曹操、闖塌天、不沾泥、掃地王等等,包括著名的「闖王」。在東南沿海,就直接可以假扮日本人來掩飾身份。而對於地方官來說,自己轄區的人起來造反大大拖累政績,因此也樂於統統以「倭情」上報。
嘉靖年間持續到隆慶、萬曆年間的四十年,是明朝倭寇為害最烈的時期,史學界稱「嘉靖大倭寇」。在這一階段裡,從賊中「迫於貪酷,困於飢寒」的沿海小民才真正是倭寇的主體,而飢寒貧困的根源在於「片板不許下海」的海禁政策。
反過來說,嘉靖前期為什麼要實行嚴厲的禁海令呢?是因為正德年間少數葡萄牙走私販兼海盜對沿海城鎮、島嶼肆無忌憚地燒殺搶掠,加上中國海商和日本倭寇在浙江沿海進行的走私貿易,讓明政府感覺貿易會帶來「南方之禍」,才變本加厲地實施禁海,最嚴厲的時刻連捕魚都不允許。禁海令是標準的因噎廢食,雖然並不是禁海招來了日本倭寇,但可以肯定的是,是禁海令刺激出了更多的中國倭寇。
俗話說靠山吃山,靠海吃海。東南濱海地區地瘠民貧,從宋元以來,當地居民一直將出海貿易視為衣食之源,海商、水手、造船、修理、搬運加上種種服務,可以說大海養活了起碼百萬計的沿海居民。在福建,有句話叫做:「海者,閩人之田。」一紙海禁令無情地把當地居民的「田」給剝奪了,飯碗跟著也砸了。在廣東,潮州、漳州地區一向是通商出海的發舶口,「潮漳以番舶為利」,不許貿易等於斷了他們的生計。對茫然失所的沿海居民來說,眼前擺著兩條路:要麼忍饑挨餓,要麼鋌而走險進行海上走私。
潑洗澡水連孩子一起潑了—禁海的弊端明擺著,當時有不少有見識的人都很擔憂。抗倭名將譚綸用了一個「老鼠洞」的比喻,說:「禁海越嚴,則獲利越厚,而趨之者愈眾。比如發現家裡有老鼠,一定要留一個洞,若是都堵上,連好的地方都能被老鼠穿破。」
禁海,罷日本朝貢,明朝這兩大舉措看似是不得已而為之,但是帶來的結果,反而是賠了夫人又折兵。
因為本鄉本土,所以倭寇在東南沿海地區擁有令人難以相信的支持。作戰時,屢屢發生看似荒唐的一幕:倭寇天時地利無所不佔,如魚得水。而代表正義之師的官軍,反而不受歡迎,舉步維艱。一些平民百姓甚至直接支援倭寇,參加過抗倭戰爭的明人萬表記錄道:「杭州城歇客的店家,明知是海賊,但貪圖其厚利,任其堆貨,且為打點護送。銅錢用以鑄火銑,用鉛制子彈,用硝造火藥,用鐵製刀槍……大船護送,關津不查不問,明送資賊。」「近地人民或送鮮貨,或饋酒米,或獻子女,絡繹不絕;邊衛之官,有獻紅被玉帶者……(與)五峰(即王直)素有交情,相逢則拜伏叩頭,甘心為其臣僕,為其送貨,一呼即往,自以為榮,矜上挾下,順逆不分,良惡莫辨。」
所以也難怪謝傑發出這樣的驚呼:「海濱人人皆賊,有誅之不可勝誅者,是則閩浙及廣之所同也。」曾任南京刑部尚書的王世貞則對潮州、漳州、惠州地區的「民寇一家」斷言為:「自節帥而有司,一身之外皆寇也!」除了總督巡撫等高級官員外,其他的人全是倭寇—這真是一幅令人絕望的場景。
對愈禁愈烈的海上走私,時人形象地諷刺道:「片板不許入海,艨瞳巨艦反蔽江而來;寸貨不許人番,子女玉帛恆滿載而去。」
全民皆寇,問題爛在自己根子上,難怪防不勝防誅不勝誅。倭寇就是一顆消耗元氣的腫瘤,一直伴隨著明王朝走向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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