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8/20 Thursday
向巴洛克學習(三):
巴洛克城市- 移動空間、權力象徵
基督教在文藝復興後期,教廷的腐敗導致16世紀初教派分裂,1517年北方的馬丁路德、喀爾文等人與政治領袖結盟首先引發宗教改革(Reformation)。巴洛克(Barocco)是義大利教廷對宗教改革的具體回應,1545年教廷開始推行反宗教改革(Counter-Reformation),為了維護教廷權威,轉移焦點以藝術為媒介,將藝術作為宗教統戰的手段,傳達宗教母題,鼓勵人民通過藝術重新肯定信仰的價值,以巴洛克作為新時代呈現在建築、藝術和音樂上的一種「高貴藝術」。
後來在民間的路德派巴洛克藝術(Lutheran Barque Art)也受其影響,逐漸在歐洲部分地區發展出另一種比較簡潔的懺悔式的建築形式。到1730年代巴洛克已經演變成更加華麗與裝飾的樣式,俗稱為洛克克(rocaille, rococo ),出現在法國和中歐和俄羅斯,直到18世紀中葉興起啟蒙運動受新古典主義威脅,歐洲巴洛克才漸式微。
*羅馬城市空間改造- 都市節點及方尖碑:
1585年教宗西斯篤五世 (Pope Sixtus V 1521-90)上任之後聘請建築與城市規劃師馮塔納(Domenico Fontana)為執行顧問,在1585-90年短短五年間,有效改造了羅馬都市空間:一是改善供排水系統以增加市區內山坡居住人口,二是整頓主要道路連接主要教堂及廣場以改善都市功能也方便宣教,三是規範都市空間及街道公共美學的統一性。(Morris 1979:143) 西斯篤五世知道偉大的都市計劃是無法即時完成,他說:
「正如一個帶著占卜杖的人定下一個方尖碑的座落,提供一個最重要的廣場位置,給未來世世代代的[都市]發展做參考」(ibid.146)
馮塔納大力整頓羅馬街道立面強化巴洛克建築形式與都市空間的虛實關係,並且在都市的重要建築及廣場上設立方尖碑,作為都市發展座標,加強主要都市空間相互間的視覺導引,放射性的街道系統讓主要建築之間的聯繫更加方便,也更直接。
1588年薄迪諾(Giovanni Francesco Bordino)的版畫以方尖碑及移動系統紀錄羅馬城市空間,可以清楚看見當時西斯篤五世的都市空間組織及道路節點的空間改造成果。然而這些都是對老羅馬城的修補而成,從文藝復興時期留下的都市紋理整理而成,並非剷除創新。西斯篤的羅馬改造功績斐然,然而他的逝世卻阻礙了他計劃的完成。
*巴洛克對都市的影響:
十七世紀之後法國凡爾賽宮(Versailles1667-1710)及花園的設計受巴洛克的影響是清楚的,法王路易十四在宮前以三條輻射性大道整合視覺焦點,以象徵王權的統治。整體建築及花園至1710年才完成,隨即成為全歐洲最醒目,也是最高貴華麗的宮殿。凡爾賽附近地區也受其影響成為全世界的藝術與精品時尚中心。
十九世紀法蘭西第二帝國的的巴黎都市改造,也是受巴洛克都市概念影響的案例。1852年拿破崙三世(Napoleon III)在歷經巴黎社會1848-51年間的動盪與騷亂不安之後,他終於取得政權建立第二帝國(1852-70)。1853年6月他任命奧斯曼(Baron Georges-Eugène Haussmann 1809-91) 開始改造巴黎。
奧斯曼以巴洛克城市設計的原則,建立帝國權力象徵,重新規劃道路及林蔭道以聯繫了市民的日常生活空間,取代天主教的紀念性建築。他為了改善中央市場的交通運輸,拆除了一部分市中心的老舊貧民窟。並且改善南北火車站之間的道路,連接市政中心。他的都市計畫摧毀了大部分的中世紀城區。從1853-70年間,超過2萬棟房屋被拆,也新建4萬棟新房屋。巴黎的基盤設施如下水道系統、新橋、歌劇院、市民公寓等建設都在這個時期完成。
在皇帝的支持下,奧斯曼與他堅強的技術團隊在短短17年間內對巴黎的改造,有了亮麗的成果。哈維說:「這些工程的價值已經獲得證明,建築師和行政官員的聲名大噪,都市計畫的邏輯也受到肯定,人們普遍同意巴黎往後三十多年的發展基本上是完全遵循奧斯曼訂定的路線。」(Harvey, 2003:100)
近世紀的殖民城市規劃受巴洛克城市規劃的影響普遍可見,如尹風(Charles L’Enfant 1754-1825) 的華盛頓首都規劃(1791 Fedral City)、拉金(Edwin Lutyens 1869-1944 )的新德里(New Delhi 1912-30)等。1859年撒達(Ildefons Cerdà i Sunyer 1815-76)的巴賽隆納(Barcelona Extension 1859)都市發展計劃也是。
*反思:
台灣的都市空間結構巨大改變主要是在二十世紀,日本帝國主義者在台灣進行的殖民都市改造。當時除了接受上述巴洛克城市的權力象徵的軸線、圓環與輻射性道路規劃手法之外,亦受衛生功能支配觀念的影響,重視陽光、給排水、防震、防火等安全的「功能城市」需求。殖民前期的台北、台中的市區計畫均受波頓(William Kinnimond Burton 1856-1899)以及濱野彌四郎(1869-1932)等衛生工程師的直接影響(尾辻國吉 1943:143)。
日本帝國主義者為了更進一層對殖民產業的有效掠奪,建立完整鐵道運輸系統是其一,殖民產業空間的規劃是其二。1908年縱貫線鐵道通車,許多酒廠、糖廠、樟腦煙酒專賣工廠等多設置在鐵道車站附近,且在市區中心,往往與行政官署巧妙結合,以達有效權力控制。地方政府在此原則下執行市區改正,塑造台灣的城市成為殖民產業都市類型。這個新的殖民城市規劃與本地傳統的都市象徵及都市紋理產生矛盾,卻屈服在五十年的帝國殖民權威之下,人民原有的集體記憶逐漸地被拭除。
台灣傳統都市空間與都市紋理,目前仍餘留可見者不多。少數如台南、嘉義、新竹等都市仍保有清晰的都市紋理及空間文化特質,都市發展尤其需要謹慎,不能一味地思古濫情保存,也不能一味地都更改造或建設開發。為了擁有城市自明性(Identity)的文化城市,増進觀光產業,今天兼具真實性與時代性的都市保存或都市修補,可能比什麼都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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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爭一年.評論系列】社運變形記
2020/6/8 — 10:17
Ovid 是古羅馬三大詩人之一,全名是 Publius Ovidius Naso,公元八年五十嵗的時候被羅馬帝國始皇帝奧古斯都流放到黑海之濱,在那裏終老,原因一説是因爲揭露了皇帝的私隱。2017 年,羅馬市議會替他平反。他的最重要著作是神話史詩 The Metamorphoses,中譯《變形記》,全詩五六百頁,我大學畢業之後那年讀過一半長的簡本,印象深刻。中文維基這樣介紹:
「全詩共十五卷,取材於古希臘羅馬神話。根據古希臘哲學家畢達哥拉斯的『靈魂轉回』理論,變形,即人由於某種原因被變成動物、植物、星星、石頭等。這一線索貫穿全書,是古希臘羅馬神話的大匯集。故事按照時間順序敘述,由宇宙的創立、大地的形成、人類的出現開始,直至羅馬的建立,凱撒遇刺變為星辰和奧古斯都建立統治為止。」
今年世界醖釀巨變,去年下半年在香港發生的事乃不可忽略的元素,香港成爲了二次世界冷戰的 ground zero,而這座名城裏的人,也在經歷著意識板塊潛移。格局如此宏大的現世史,非我這支禿筆可以描述萬一,我只能懷著對詩人的敬意寫下一點心得。
2019 年香港的抗爭史無前例,社運脫胎換骨,一如《聖經》所説,年輕人憧憬異象、老者做新鮮的夢,儘管槍林彈雨血肉模糊硝烟吹滿城,還有那處惶恐與勇毅之間的九千手足正在思考著坐穿牢獄的心理準備。
然而運動最令我驚詫的,除了那每一震撼人心的無數細節本身,就是所有那些細節共合衍生出的一種前所未見的浪漫,從 6.12 占領立法會「去罩示真身」那一幕到後期理大留守戰飛索求生,那一筆一筆濃烈超現實,都是香港近四十年民主運動裏從來未有過,不是在文學藝術裏創成而是自生活本身釋出,並不需要巧匠加工。分析這浪漫的出現,對比一直以來的缺無,或者是理解這場運動的一個有效切入點。
我大膽地指稱,之前三十多年的民主運動基本上不是内在產生、即不是在香港人文化 DNA 裏孕育成;而是個別先行者從外國經驗和理論裏學習得,加上來自中國的專制主義外力造成民衆心中的恐懼與排距,兩者於是結合,生成了八十年代至本世紀一十年代的代議民主運動。這個民主運動予以自己的使命,就是尋求《基本法》似有若無地許諾了的真民主雙普選。然而,就是連《基本法》這部讓民主運動元老領導及參與者安身立命數十年的文件,也是外來的;香港人當時要求的「三腳櫈」並未能實現。
上世紀八十年代香港文化意識兩大來源 - 中國傳統文化和英國殖民文化,儘管包含這些那些好東西,卻幾乎都沒有民主成分 。孫文的民主革命活動在香港一掠而過,而且在中國失敗了,只留下淡淡一抹苦澀,再從外面引進因此必要;否則香港人只承襲那兩種舊文化的話,近年的中國專制主義入侵必定勢如破竹。因此,香港民主運動的先行者還是功不可沒。
可是,如此引進而非與生俱來的民主觀念還只是一種理性認知,民衆知道要取得要實現還得付代價,因此會猶疑。這就好比一個小市民心儀一部在櫥窗裏看見的高端凌志,看看叫價,就會覺得自己的老爺豐田還不錯,便是有問題,修補一下還可以多用幾年。況且,文化引進還有一個水土問題,便是有普世價值的東西,也不可能 plug and play。當年流行歐美的肯德基初度來港銷售卻鍛羽而還,因爲接受它的文化條件不具備;烤鷄如此,況乎民主。
因此,在量的方面,香港人對單純民主的需求有限度,加上中國的專制主義本性並不願意給予太多讓步,這個供求關係決定了在歷次香港選舉投票中觀察到的「六四黃金分割率」,而這個比率平衡,前幾年還因中國國力上升等因素而有輕微下降。在質的方面,老一輩的民主追求止於付出體力和時間參與大體平和的靜坐與游行。這種質與量的民主訴求,顯然生不出多少浪漫。
然而,深刻的轉變大約在五六年前首先在戰後第三代香港人當中出現了。這新生代有第二代無意中爲他們種下的前世命定、與生俱來的香港人認同,很快擺脫了先輩單薄無所恃的地球村觀念和那遠看很優美、愈近愈恐怖的大中華主義。這種籠統地稱作「本土」的意識,也同時把外來的民主觀念本土化、感性化。
本土化了的各種政治訴求,已經不限於那其實處處隱藏殺機的外來《基本法》。港人治港和真民主雙普選並不需要什麽法源,更不是什麽中央恩賜、剩餘權力,而是不正自成的,所有須要法源和恩賜的東西都是假的;先輩要經歷三四十年生聚教訓才得出的結論,在新生代中凴直覺取得。繞過《基本法》達至民主,唯有通過自決、獨立。這種認知是感性的。
本土意識是發自内的、防守性的,比先輩的進取性拿來主義的民主訴求性質不一樣。你向北京要時間,北京給你五十年;你向北京要民主,北京不給你哀怨,卻僅止於哀怨。但新生代不這樣:你要來奪走我的 birthright,我就跟你拼命。
「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者可以生。」前世命定、與生俱來,所以不知所起。去年的運動,原原本本就是這種先前以爲只在文學藝術裏才有的浪漫。但它不生於文學藝術,而源自新生代抗爭者的生活和生命本身,因此連他們的口語和想象也都是浪漫的。
他們以「手足」互稱,這個先輩們只會在文言文學裏碰到才不覺得生硬的詞語,他們卻是那麽自然而然地用上;但是,那些在前綫電光火石之間以自己的軀體抵擋警棍和子彈的抗爭者,除了用這個詞語互稱,沒有更合適的。這個用法,已經超越先輩們的生活經驗。前綫不願「送頭」,卻欣然「攬炒」,突破了先輩們的語言習慣、抗爭道德和安全底綫。他們願意捐棄生命,卻堅持要勝利、要幸福,為互勉而創造出「煲底相認」的童話,悲涼凄美艷麗盡在其中,更不是我們這些乾癟得早已滲不出荷爾蒙的老一輩能夠想象出。「生而不可與死,死而不可復生者,皆非情之至也。」
香港的新生代要跟民主自由戀愛,反掉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上演了自己編譜的《牡丹亭》,湯顯祖那兩句話,卻恰好是新老民主運動的分野。
方法論
去年的運動期間,還有一個常用詞:「進化」。這個詞既指抗爭路綫觀念上的轉化,特別指和勇結合、新派不駡老派,老派支持新派,起碼不割席、不語「鬼」,兄弟爬山,各自努力。但用得更多更頻繁的,是在抗爭的手段方面,包括宏觀與微觀。
第一代民主派的抗爭方法論師承共產黨馬列毛,教頭是司徒華。華叔在七十年代的教師工會抗爭中,取得成績;其後他有份領導的民主運動,戰績卻未如理想。這套方法論强調統一領導,分清主次矛盾,訂定階段性目標,搞統一戰綫,團結一大片打擊一小撮,注意有理有利有節的運動節奏,靈活交替使用和平的群衆運動和武裝鬥爭(最後這招華叔當然沒有使出)。
毛的方法論,在一個訊息高度流通、兩極化歸邊完全明顯而且已經達至相當穩定平衡的系統内部很難有所作爲。要大幅改變六四黃金分割率,必須强力衝擊改變影響這個平衡的某些關鍵因子,這點過去十多二十年的實踐證明做不到。但是,就算做得到,也是無效的了,因爲如果單純玩選舉游戲,中國使出 DQ,民主派便是支持度大幅增加,也是徒勞。
因此,在選舉游戲以外實力懸殊有利中國的情況底下,民主派唯一出路便是作不對稱抗爭。其一表現,便是以無臺博弈政權的超大臺,在抗爭期間發展出以 autonomous cluster為單位的分散式動員。這種動員和運作方式特別有利於試錯和進化。誠然,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但民衆起碼爭取到某程度的主動權。E 世代的抗爭方式顯然不必和以往的一樣。
毛的抗爭方法論在他那個時代可謂登峰造極,但有兩個原因不能適用於香港的群衆運動。其一是徒弟打不過師傅,任憑你華叔的《矛盾論》讀得怎樣通,人家對你的思路和招數瞭如指掌,打壓用的資源卻比你多強無限倍,你怎麽可能不被對方壓倒?其二是施展毛的那一套需要搞三刀兩面;統一戰綫裏的「同路人」,一早認定是最終要一刀幹掉的。毛在 49 年後説過一句有名的話:「以我的估計,鲁迅如果活到今天,要麽是関在牢裏還要寫,要麽是識大體不做聲。」能夠玩這樣的手段,需要特別骯髒的人格。年輕世代連世故也未懂,以其少艾純真的德性,怎能夠接受那種鬥爭方式?
歸根到底,方法論不是 value-free 的,什麽樣的道德體系就會發展出什麽樣的方法論與之匹配。去年的抗爭方式,與老一輩民主派的認識南轅北轍。當時,一位民主派老朋友見抗爭完全不按毛當年證實有效的章法,擔心會吃虧,我就以這兩點給他解釋。
殺機條款
《基本法》是中國法律,基本上不可信賴,裏頭隱藏的殺機太多 - 幾乎每一則看似開明的條款,都有起碼一則相應的殺機條款。舉例說,第 22 條第一款申明中央和其他中國的政府機構不能干預香港内部事務,但第二款馬上說,如果中央政府有需要在香港設立機構,經...中央政府批准便可。還不止此。這樣寫成的一部法律,條文有爭拗,作最終解釋的是人大常委會;殺手鐧不夠用的話,還有附件三。
如此危險的一部法律,視之爲定海神針,而且豪無準備當北京露出真面目、合法地動用那些殺機條款打壓香港的時候該怎麽對應,是民主派先行者的一個失誤。這個失誤,直接導致一衆同情香港的西方國家至今也視《基本法》為寶典,要求中國尊重它,真是一大諷刺。
導致這個失誤的原因之一可能是以爲中國不懂法律,輕視了四千年的中國式法治傳統,未曾深刻認識到中國沿著這個專制法治軌跡慣性運行乃無可避免的事。大家知道,中國歷史上的法家,一開始就説明白了是為專制君主服務的,代表人物韓非子論法、術、勢,其中的術,就是帝皇術,專門保護君主對付心謀不軌的臣子;其所謂法,則是對付人民的,説白了就是鎮壓機器。西漢自武帝以降,實行的管治是「儒表法裏」,只有宋朝的某些皇帝表現好一些,卻被中國史家譏為積弱。文革後期搞「儒法鬥爭」,法家更上層樓。《基本法》就是這個專制的法治傳統主導下的產物。
民主派先行者的第二個失誤是以爲九七之後的一段時間裏英殖時期的法律實踐大體上得以延續乃《基本法》發揮威力,殊不知那不過是中國的韜晦計加上國際大形勢底下的產物。這個錯誤看法加深了部分香港人和很多外國政要對《基本法》的美麗誤會,以致遲遲未能瞭解到在這部中國法律的控制之下,香港的危機早已深植不明白原來裏頭的開明條款非常脆弱,最後不堪一擊,而香港在法律層面基本上無險可守,要靠其他非常困難、代價非常大的辦法。如果早一點明白《基本法》的終歸不濟事,民主運動的策略和抗爭手法會有早一點的進化。幸好,去年的矛盾爆發,終於暴露了這個真相,不僅香港人知道,全世界也知道了。
上面三段文字,分別從情、理、法三方面回望去年的香港,所發生的事,其影響所及,俯拾即是,上周六四悼念表現出的質變,便是其中之一。面對中國的步步壓迫,香港的社運,從爭取民主向追求獨立的更根本層次進化、變形。那是民主派自己無意也無法做到的,習縂、林鄭和他們的高官黑警勞苦功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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譚新強:慶祝聯合國成立75周年 十個改革建議
近月我多次提到今季美中名義GDP將很接近,是一個非常、非常、非常(重要事情講三次)重要的歷史里程碑。美國國會CBO預測第二季度GDP將下跌至前所未見的38%,如成真,或是中國有史以來第一次(最少是鴉片戰爭以來)超越美國。當然,美國經濟逐漸重開,不管多參差,甚至不管死多少人,美國GDP必將有所反彈,但A.C.後的美中差距,必比B.C.前收窄很多。
過去三年,特朗普經常自誇美國經濟規模遠比中國大(缺乏安全感?),且許下諾言,在他任內,誓不會讓中國超越。所有貿易戰、科技戰、意識形態鬥爭,以至其他種種紛爭,都是由此而起,其他所有的滿口仁義道德,對不起,都只是藉口! 但如這情况在今季馬上出現,實在有點好奇,他將如何向人民交代?但有如皇帝的新衣,或許無人願意戳破。
有些人誤會我因中國加速追上美國而高興。非也,非也,事實上我非常憂心。不幸中美已墜進修昔底德陷阱,中國固然不會放棄繼續發展的應有權利,人口是美國的4倍多,每年中國的STEM畢業生約470萬,近美國的8倍。當然平均中國人也不蠢,更非常勤力,所以中國絕不需要擁有征服世界的野心,只要有正常的上進心,已根本無辦法避免在賽道上跟美國碰撞,除非出現嚴重意外,否則超越美國只是時間問題,今次Covid疫情,成為意外的催化劑。但從相反的美國角度來看,當然不可能,亦不會把二戰後從充當世界警察、無數次正義與不正義戰爭,再加上發展出多項最尖端科學和科技,和培養出多家最優秀企業,辛苦經營得來的全球霸主寶座,拱手相讓給中國。
美國二戰後被「黃袍加身」
從歷史上我們輕易能找出不少類似競爭情况,最值得參考的是19世紀末至二戰結束,國際權力變化和轉移。早在約1890年,美國的經濟規模已開始超越英國,甚至整個大英帝國。但當時美國是一個擁有兩個海洋為天然屏障、非常內向、工業剛剛起步、但仍以農業為主的國家。大部分美國人都是為逃避歐洲戰亂、宗教紛爭和饑荒的移民。
到了20世紀初,歐洲戰雲密佈,德國崛起,開始挑戰英國。1914年,神推鬼擁,奧匈帝國王儲Archduke Ferdinand被一個Bosnian Serb暗殺,牽動多國的共同防衛協議,結果整個歐洲被拉進第一次世界大戰。美國總統Wilson是peaceful globalist(和平全球主義者)的始祖,本來極不願參戰,拖了兩年多,才因德國有意支持墨西哥奪回部分美國領土,勉強在1917年4月宣布參與The war to end all wars(歷史性謊話)。
一戰打到1918年中,德方敗象已露,開始求和。Wilson非常雀躍,美國總統首次出國,到巴黎牽頭籌備巴黎和談,並建議成立League of Nations(國際聯盟)。
半年巴黎和談達成5條和約,包括可說是最失敗的凡爾賽條約。戰後的英、法等國欠下美國大量債務,瀕臨破產,所以對德國非常苛刻,企圖榨取巨額賠償。後來德國無力償還,帶來的經濟困境,反成為二戰的導火線。國際聯盟雖是Wilson的主意,但戰後美國再轉內向,結果議案未被參議院通過,國際聯盟變成無牙老虎,對防範第二次大戰完全無效。結果不到20年,幾乎原班人馬又回到殺戮戰場(最重要改變是日本改站德國那邊)。悲哀!
二戰後,世界一片頹垣敗瓦,美國是唯一例外,更擁有核武,即使不想承擔世界一哥責任,但已到了「黃袍加身」地步。美國再次支持聯合國的成立,終堅決加入,首次會議在1945年4月三藩市舉行,完成聯合國憲章起草。洛克菲臘更捐出紐約市地皮,建立聯合國總部。戰後以美國為首的世界秩序自此成形。
重要議題 全人類公投決定
今年是聯合國成立75周年,值得慶祝,但更值得檢討。過去數年,西方的所謂民粹主義急漲,反對全球化,實則是極醜陋的種族主義捲土重來,威脅世界和平。
哈佛生物學家E.O. Wilson的名句發人深省:「人類擁有早石器時代的感情,中世紀的社會體制和機構,和神級科技」,一個足以毁滅人類自己的危險組合。所以聯合國也必須探討改革,與時並進,才可發揮更大維持和平和推進人類發展的作用。我是一個die-hard peaceful globalist(死硬世界和平主義者),在此拋磚引玉,提出十個改革建議,部分較實際,部分較幻想化,但全部認真。
(1)雖然聯合國不是一個世界政府,但可領先探討以先進科技來實行direct democracy(直接民主),避免如美國選舉人制度的扭曲。聯合國秘書長一職實權不大,何不嘗試由全球人類,通過智能手機,直接提名和選舉出來?甚至某些如氣候變化和如何對抗新型病毒等重要議題,以全球公投形式來作決定。更先進一點,可探討模仿Amazon、淘寶和Google,利用AI技術來收集實時全球生活習慣、趨勢和意見,可能比投票更準確反映民意。
(2)安全理事會的重組已討論了多年。中、英、美、法、俄的永久席位和否決權,仍反映二戰後的國際局勢,跟75年後的今天已脫節。最多人建議的是增加4個永久席位,引進德國和日本,兩個二戰戰敗國,現已變為愛好和平的發達國家,再加上印度和巴西,代表發展中國家的重要地位。
這改革仍不夠,應考慮讓聯合國維持小型永久性和平部隊,比每次出現滅族大屠殺,侵略戰爭,才臨時拉夫好,反應快並更有效。更大膽一點,可否考慮把部分國家層面的核武控制權,託管給聯合國。以前我提過有學者建議No First Use(NFU)加上Guaranteed Second Use(GSU)的核武使用原則,非常有創意,但誰來擔當這個大公無私的世界警察任務,是個大難題。假如以色列先對伊朗使用核武,世界會否相信美國真的會以核武對以色列還擊?如果中立機器式決定權在聯合國,阻嚇力會否更大?
設永久性和平部隊
(3)IMF和World Bank雖不隸屬聯合國,但也是二戰後的同期產物。在Bretton Woods會議,Keynes的原意是賦予IMF更多資源,用來拯救面對經濟危機會員國,未必需要償還。但最後代表強大美國的Harry Dexter White大獲全勝,結果IMF變成一個如普通銀行般的借錢機構,條件頗苛刻,且訂明借款國家需準時歸還。我建議回歸初衷,放寬條件,成為一家真正的世界央行。
IMF在1969年推出SDR(Special Drawing Rights),雖只是一個理論貨幣,美元仍是最重要儲備貨幣,但為未來的多極化世界設想,實在有更大力進動SDR發展的需要,定期檢討SDR的組合和權重,更貼近國際經濟情况的變遷。再大膽一點,即使不印SDR現鈔,何不順應潮流,嘗試發行數碼SDR貨幣,與Bitcoin和其他虛擬貨幣,爭一日之長短?
(4)如要擴大IMF資源,聯合國建立長期和平部隊,必須增加可靠收入(會員經常賴帳)。我建議兩個可行辦法。第一是賦予聯合國一點全球徵稅權,譬如全球工作者收入的0.2%。全球GDP有80多萬億美元,即可收稅約1600億美元,大概等同一個中型國家的稅收。另外,從2009年起,IMF已開始發債,現在每年只約300億美元,有擴大需要。我建議亦可讓聯合國直接發行真正的global bond(全球債券),必受歡迎。我知道不容易,歐洲即使在疫情下,都仍未能發出Covid bond(私心太重),但值得考慮。
(5)雖然近日美國不停攻擊世衛,但其實今次疫情,令到大家更感受到新疫症愈來愈頻密的威脅。如世衛有不足之處,正是因為資源嚴重不足,和各國政策缺乏協調。我建議世衛必須升級成為一個世界CDC,建立自己的科研團隊和實驗室,並儲存各種疫苗、藥物和保護設備,隨時供應給有需要地區。除此,世衛亦應加緊對新病毒與氣候和環境變化關係的科學研究(由蚊子傳播的瘧疾,與全球暖化關係已毋庸置疑)。如能找出強力證據,對推動可持續發展政策有很大幫助。
(6)我建議成立一個新的聯合國組織,正式以可持續發展為目標,直接對抗氣候和環境變化,此舉刻不容緩。Covid疫情是給人類的wake-up call,警告不可再過度自私,毁壞地球環境。雖然世界經濟停擺對短期減少碳排放有幫助,但隨着社會重開已在反彈。如要防止地球溫度上升小於攝氏1.5度的臨界點,未來10年,每年平均排放必須減少7%。
(7) 世界政府可以是烏托邦,亦可以是噩夢。毋須急於實現,需要很多先決條件,但值得由聯合國去研究。過去二三百年的政治和經濟理論,資本與社會主義、議會政制,或共產體制,都因多方面科技進步或已變得過時。能源瓶頸已逐漸打開,加上生產力大幅提升,人類基本需求如食物、衣服、運輸,甚至住屋、教育和醫療都有足夠供應。因自動化和AI發展,反而所需人類工人數目和時間減少。其實資本和社會主義的區別已逐漸模糊,今次疫情中,連美國都急派大量金錢,實在已執行MMT和UBI等極端社會主義政策。再根本一點,有了超級電腦,fiat currency(法定代幣)的存在價值都值得研究,更直接的高科技bartering(易貨貿易)是否可行?
本土化實乃醜陋種族主義
(8)近年全球盛行排外的所謂本土化,雖有其背景原因,但其實亦包含醜陋的種族主義。我亦不相信過去人類1萬年的全球化大趨勢,會長久逆轉,最多只是一次短暫休息。長遠來說,人類仍將跟隨人口密度、經濟機會、政治、氣候和環境變化等因素而繼續遷徙。但如要防止更多種族衝突,聯合國應帶頭推動文化交流,語言教育尤其重要。我並非建議重倡Esperanto世界語,但支持全球普及教育英文和中文,和以及更重要的computer literacy(電腦認字)。有點妙想天開,聯合國更可嘗試開發鼓勵異國通婚的App,對長遠世界大同的願景或有很大幫助!
(9)從前我已討論過一些尋找外星人的計劃,最有名的是美國從1970年代已開始的SETI(Search for Extraterrestrial Intelligence),但至今仍未有發現,Fermi paradox(費米悖論)仍是個謎。但理論上,外星人存在的概率非常高,可能只是人類仍未投放足夠資源去尋找,假以時日,絕對有機會成功。此任務最適合交給聯合國,既有重要科學意義,又可推動各種太空科技發展。最重要的是,如發現外星人,不論是友是敵,人類都必變得更團結。假如找不到,發現人類非常孤寂,更值得珍惜地球!
(10)如果人類科技真的遠遠走在社會體制前面,有何方法彌補?從前我指出過法律並不正式承認科學的存在,譬如在交通或槍擊案中,科學家只可以專家證人身分作證,法庭無必要一定採納意見。固然科學證據都可有爭議性,但只憑人類經驗和偏見建立出來的法律系統,反而凌駕於永恒的科學定律上,實屬本末倒置。
所以我建議在聯合國憲章中作出修訂,明確把最簡單、最實用和最具代表性的牛頓三大運動定律放進去,將是人類法律史上里程碑!當然象徵意義大於實際,等同美鈔上印有「In God We Tru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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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環資產投資行政總裁
[譚新強 中環新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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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買/未買/已付訂金(元):0
預算/用途:3萬以下/想玩世紀帝國4
CPU (中央處理器):AMD R5 5600X
MB (主機板):技嘉 B550 AORUS ELITE
RAM (記憶體):芝奇G.SKILL 焰光戟 8G*2 D4-3200
VGA (顯示卡):TUF 1650 SUPER (自有)
Cooler (散熱器):無
SSD (固態硬碟):美光Micron Crucial P2 500G
HDD (硬碟):無
PSU (電源供應器):振華 LEADEX 850W 雙8/金牌
CHASSIS (機殼):COUGAR GEMINI S 鐵灰(2020新版)
MONITOR (螢幕):沿用
Mouse/KB (鼠鍵):沿用
OS (作業系統):Windows 10 中文家用隨機版 64位元
其它 (自填):無
總價 (未稅/含稅):27,480 (不含1650顯卡)
主要想幫國小的老弟組一台等10月底
我要跟他戰世紀帝國4 XD
自己有一張1650 SUPER 可以送他
只是不知道夠不夠用
看了一下罰站屋
AMD CPU任搭主機版送300 禮卷(7-11)
但技嘉主機板也有寫登錄送300 禮卷
所以我這單是算送300還是600啊?
Power想說先買850 應該OK吧?
給他之後換卡用
還是說要換個1000W Power才夠?
我在思考要不要拉高預直接搭新顯卡
如果要的話
網友有建議哪一張嗎?
或是先繼續當等等黨就好
以上問題再請大大解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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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樓上有些建議我換板子 但我的客家血統跟我說600禮券很重要 X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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