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中共來說,女性自主將威脅黨的父權統治】DW 中文 - 德國之聲
上個世紀50年代,毛澤東曾提出了「婦女能頂半邊天」的口號。但中國人大的女性代表比例長期只保持在21%左右,國際排名也直線下降。
其實,對中共來說,婦女的作用是履行由男性決定的社會經濟職能。女性更大的自主權被認為是對黨的父權統治的威脅。甚至,習近平還恢復了儒家父權思想,強調家庭和諧而非性別平等……
#中共 #女性 #父權 #毛澤東 #習近平
同時也有1部Youtube影片,追蹤數超過5萬的網紅黃偉民易經講堂,也在其Youtube影片中提到,Wong Wai Man 北京出事了。中共在一個月之內,兩次用到形容秦始王的「定於一尊」,來說習近平的絕對權威,顯示有勢力,趁貿易戰中共捱打之際,挑戰習近平。 習打貪,沒人敢異議。一方面理所當然,而且中共逢官皆貪,人人忙於自保;但貿易戰不一樣,股市瀉,匯率跌,樓市撐不住了,各路山頭有實質損失,便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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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斯達:「愛國者治港」前夜的香港近代史回顧 -- 上報 / 評論】
北京推行「愛國者治港」,在香港內部並沒有炸開了鍋,因為早有預告。檯面反對的政治人物都掃光了。加上晦明不定的疫情、47 個反對派被行刑式審判,人的關注力卻終究並非無限。
由北京完全主導的選舉改制,在這裡首先引起的卻是思古幽情,整理國故的歷史意識。北京人大決定香港選舉制度的時候,親中派、特區官員和社會上的行業代表,都跑出來全力支持,但一般的香港人卻是截然不同的反應冷淡。看在眼裡,知道了,內心有點想法,但精神卻累得不想理會。網絡上卻有歷史考古專頁回顧香港一直以來爭取權利的歷史。因為大家在沉默中亦觸景傷情,不禁天問,香港是如何走到今日的呢?
要回顧的話總會令人不高興,因為在過渡期間,一些有份協助扼殺全面普選的政客,還在香港;很多錯誤期待過香港應該回歸中國、兩地一起民主化的「民主回歸派」,還活得好好的。愛中國至深的香港民運領袖司徒華早已逝世,沒能看到今日香港「全面回歸」的模樣。
若把香港人粗略分為年輕一代和中老年一代,他們對今日香港的局面,反應自然不一樣。中老年一代當年親身經歷過前途談判和 1997 年的主權移交,也經歷過中國對香港主權決不退讓,香港只能被動接受的時代。當年很多人恐懼而移民,就此一去不返,當時已經有幾十萬人投奔怒海,不只令英美澳加等地增加了很多香港聚落,更令當時香港社會的中上層人員大換血,於是很多才德普通的人,也因為社會結構上層真空而無端得到晉升機會。
大部份人對回歸中國都有疑慮,但有一班人認為要留下來,試圖用自己的專業能力留守香港,希望在「一國兩制」裡面據理力爭,為香港爭取最大利益。這些人當中有一部份後來成為公民社會的中堅份子,也有一些順理成章從政。因為英國在撤走之前,在香港推了半套政改,香港立法會起碼有一半直選。香港回歸初期,中國對香港基本上不介入。董建華管治時期,中國與美國打得火熱,中國當時的地位,尤如美國在二戰之後扶植的日本,大家關係好得不得了,香港也與美國關係良好,跟今日不能同日而喻。迪士尼樂園也是那個年代商量好在香港興建,當時香港給迪士尼的條款十分優厚,甚至有人批評香港「喪權辱港」,面對美資頭也抬不起來。
北京彈指間就可改變現狀
回歸之初,香港政治局面看來也是粗安,民主(回歸)派的存在,便看來好像鎮守著香港,是他們令中共沒有河水犯井水。這是一個歷史造成的錯覺,後來我們親眼目睹了香港的司法獨立、議會制度、懲治機關,在北京彈指之間就可改變。不是北京不能做,而是它當時顧全與美國和西方的關係,沒有重搖香港的現狀。北京每次動手,不只激起了香港人反感,民主派的權威也逐年散功。
一國兩制究竟是甚麼,雙方慢慢都有了自己的詮釋。香港人本來這個制度可以守護自己權益,可以維護香港生活環境「不變」,但同時一國兩制的源頭是中國主權,這個制度也證成了中國對香港有各種權力的法理邏輯。因此它也可以不給香港實行民主普選,因為條文說過,香港的民主政改要依照「實際情況」,經過 19 年的反送中,實際情況不行了,所以要杜絕反中份子進入權力機制,於是實行一連串的選舉「優化」。
然而這並不是 19 年直接導致的,而是在 2014 年北京就香港政改問題發出「白皮書」,宣示北京對香港有「全面管治權」,特首候選人要先由選舉委員會先撰選,因為香港特首很大權力,比普通的地區領導人更大,事涉國家安全,要牢牢掌握。
從國家邏輯而言,這是天經地義。這一切的揭開,象徵著中老年人半生信仰的民主回歸、中國走向政治自由化並且令香港一併民主,或者退而求其次,以一國兩制賦予香港的權力「自守拒共」的黃金遐想,在短短數年間蒸發殆盡。在 47 人的審判現場,有法律界人士質問,警察無理封鎖法庭,干擾公眾人士聽審,這樣香港還有司法獨立嗎?法庭是司法機關管理,還是警察管理?這個問題,發問者自己都明白,只是「人窮則呼天」,當世界觀被現實強力挑戰時,內心痛苦無比,只能「天問」。
若問他們,有沒有認為當年自己太過天真、對權力有著行險僥倖之心、料不到中國真會如此,他們不一定承認,但內心一定充滿交戰。畢竟那個年代,回歸不是他們要搞的,但當中搖旗吶喊的也有不少。97年之前,香港曾有議員發起全面直選立法會,但最後卻是「民主回歸派」的成員投了反對派,以一票之差失敗。當時輿論鞭韃他們,「民主回歸論」支持者的原罪就由此種下。當時有支持否決全面直選的人,在電視節目上為此決定護航:
「身為匯點成員,我認為李華明做法沒錯。因為我們現在民主化不是單看香港,也要看全中國民主化,兩者要同步進行,互相配合,不可單講香港不講中國,這是民主回歸派匯點所講的堅持原則,我們既要回歸,又要民主,我希望講清楚這立場。第二,假如未來我們作為中國人民一份子,不是現在我們在港英生活下就不是中國人,由始至終我們從來都是中國人時,我們的民主化就不應該單講香港,兩者要配合,就要想清楚這問題…」
這素顏而自以為是的愛國主義,不知是否有點像某一個時空下「盼來了祖國」的林獻堂。
相信的等 不信的走向抗爭
二十年來,香港也說不上有民主進程,但已經在議會裡有不少議席、得優厚議員薪津的民主派,就慢慢分裂為保守派和加速派。保守派認為要苦撐待變,最終香港能否政改,都是要與中國商討,尤其是不能反對中國,不能惹怒中共。而中國在忙著發展經濟,從來也不想多個變數,也是能拖就拖。
香港的政經高層能忍,不代表下面的不會鼓譟。特別是香港是「堅尼系數」長期排名一二的經濟體,很多窮人,房價極高,大家水深火熱,他們也得到了某程度上的政治啟蒙,認為經濟問題、利益集團固化,必須民主化,政府才會向人民問責、有能力解決問題,否則就是被本地和海外財團長期左右大政。經濟問題引致了對民主化的高度渴望,他們有一些就支持或自己成為民主派的加速派,用抗爭要求政府盡快改為民選。保守派認為中國會在適當時候推動政改,因此萬事小心,也有了經略中國的幻想,事後我們當然證實了,當時中方只是拖延他們,是不會真正給香港人他們想像中的普選。
當「保守派」(或「經略派」) 自覺朝中有人的時候,更是對「加速派」不友善,大家又是選舉競爭對手,雙方的矛盾既混合私人恩怨、爭取路線不一、議席的競爭、社經矛盾等等,成為近十年的政治主軸。保守派的策略一言以蔽之,就是大力爭取民主反而冒進,因為激怒中共,最後只會越收越緊。爭取民主太大力,反而是破壞民主運動。這個悖論為何出現和盛行,便是因為在香港的具體政治環境,北京垂簾聽政,雖然看似不動,但大家都明白權力全在他手。分別只是,北京有權,它會容許還是不容許香港民主。有人會寄望中國自動放權,也有人根本就不相信。相信的就繼續等,不相信的就慢慢走向抗爭。
「香港還是正常」是幻覺
歷史繼續向前,結果是不相信的人慢慢增加,越來越多,對抗爭手段的包容度也越來越大。2014 年佔領之後,有 2016 年旺角的警民衝突,到 2019 年一般人就已豁出去。有些中老年意見領袖仍然會很懼怕騷亂越搞越大,會惹來中國報復,但可能當初實踐行動的很多人,抱著的心態卻是反正已經惹怒了中國,而且就算中國很高興,也不會給香港民主的。
就是這股絕望,最終衝散了整個上層虛偽地維持的「香港還是正常」的幻覺。
隨之而來的是中國也不再容忍,用警察大打大捕,用法庭重判抗爭者,立了《國安法》,然後又修改選舉制度,杜絕反對派進入議會。其實更多的改造還會陸續推出。例如對香港既得利益階層的整治、打擊地產商、打擊原居民、馴服香港的「深層政府」 (即自成一國的高級公務員)、還有大舉洗換本身能力不濟的建制派。
他們的意思是,香港搞不好,離心者眾,是因為經濟問題,是大地產商和各種既得利益階級暗中阻礙施政,導致利益分配不均,人們才倒向爭取民主自由,進而演變成威脅中國的動亂、還有一批人去外國遊說要制裁中國。北京相信,只要下層利益分配好了,就可以大為削弱香港人對民主自由的追求及「政治化」風潮。
香港低下層和年輕一代,在過渡期前後才哇哇落地,與前面的光輝失諸交臂,生不逢時已經是定數。這些人沒有經濟上流的希望,導致絕望,因而參政求變是真的,但在過程中,沒有中國情懷的年輕一代,在犧牲過程中建立了自己唯香港論的主體意識,對主宰自己命運的渴求,大概比起上一代更要強烈。難言哪一種情懷比較究竟,但中老年早已獲得了一定利益,他們會因為香港情況變壞而離開,保存個人,但走不了的年輕人在乎自身的同時,也在乎香港作為一個整體的文化及政治體系,他們將自身的存在,寄托於群體的保存。
中老年人的世界和希望業已煙滅,他們也較難習慣新世界。好像有份出賣了香港的罪惡感、血氣隨年齡增長而消失、家累的重擔,都是一代人漸漸淡出熄微的原因。畢竟在過渡期前後,中國還需要西方和「原香港」,對政治上的反對者都很寬容。是在預期將會得到寬容環境,也容易有收成,我們才會「抗爭」。如果抗爭危險、充滿焦慮的時候,很多人就會離開。如果手上有很多籌碼,是不會無故自毀的。這是人之常情;然而後來的一代,雖然一無所有,卻很多人是真心相信「不是因為看到會勝利才堅持,而是堅持了才可能得到勝利」。這一代香港人和上一代,內心的差距拉開了彷彿兩個物種之遠。
一無所有的心安
年輕一代亦不是不絕望痛苦,但他們沒有見過巫山和滄海,沒有能夠懷舊的念想,反而不會完全陷入「我認識的世界已經完全幻滅」的痛苦。畢竟他們是成長於一國兩制之下的第一代。他們潛意識也知道香港變成如此,第一是北京、第二是父祖輩,與自己無關,反而自己是幫父祖輩還債,卻沒有吃香喝辣過,在受難中反而有了一無所有的心安。有一些朋友就在 47 人之中,他們在獄中互相挖苦和說笑的言談,也傳到了外面。為甚麼身處絕境都能如此苦中作樂,也許便是因為潛意識知道自己雖然受苦,但卻是清白的,良心過意得去。雖然狀況十分畸形,但香港歷史的確是如此曲折和畸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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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份人對回歸中國都有疑慮,但有一班人認為要留下來,試圖用自己的專業能力留守香港,希望在「一國兩制」裡面據理力爭,為香港爭取最大利益。這些人當中有一部份後來成為公民社會的中堅份子,也有一些順理成章從政。因為英國在撤走之前,在香港推了半套政改,香港立法會起碼有一半直選。香港回歸初期,中國對香港基本上不介入。董建華管治時期,中國與美國打得火熱,中國當時的地位,尤如美國在二戰之後扶植的日本,大家關係好得不得了,香港也與美國關係良好,跟今日不能同日而喻。迪士尼樂園也是那個年代商量好在香港興建,當時香港給迪士尼的條款十分優厚,甚至有人批評香港「喪權辱港」,面對美資頭也抬不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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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歸之初,香港政治局面看來也是粗安,民主(回歸)派的存在,便看來好像鎮守著香港,是他們令中共沒有河水犯井水。這是一個歷史造成的錯覺,後來我們親眼目睹了香港的司法獨立、議會制度、懲治機關,在北京彈指之間就可改變。不是北京不能做,而是它當時顧全與美國和西方的關係,沒有重搖香港的現狀。北京每次動手,不只激起了香港人反感,民主派的權威也逐年散功。
一國兩制究竟是甚麼,雙方慢慢都有了自己的詮釋。香港人本來這個制度可以守護自己權益,可以維護香港生活環境「不變」,但同時一國兩制的源頭是中國主權,這個制度也證成了中國對香港有各種權力的法理邏輯。因此它也可以不給香港實行民主普選,因為條文說過,香港的民主政改要依照「實際情況」,經過 19 年的反送中,實際情況不行了,所以要杜絕反中份子進入權力機制,於是實行一連串的選舉「優化」。
然而這並不是 19 年直接導致的,而是在 2014 年北京就香港政改問題發出「白皮書」,宣示北京對香港有「全面管治權」,特首候選人要先由選舉委員會先撰選,因為香港特首很大權力,比普通的地區領導人更大,事涉國家安全,要牢牢掌握。
從國家邏輯而言,這是天經地義。這一切的揭開,象徵著中老年人半生信仰的民主回歸、中國走向政治自由化並且令香港一併民主,或者退而求其次,以一國兩制賦予香港的權力「自守拒共」的黃金遐想,在短短數年間蒸發殆盡。在 47 人的審判現場,有法律界人士質問,警察無理封鎖法庭,干擾公眾人士聽審,這樣香港還有司法獨立嗎?法庭是司法機關管理,還是警察管理?這個問題,發問者自己都明白,只是「人窮則呼天」,當世界觀被現實強力挑戰時,內心痛苦無比,只能「天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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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為匯點成員,我認為李華明做法沒錯。因為我們現在民主化不是單看香港,也要看全中國民主化,兩者要同步進行,互相配合,不可單講香港不講中國,這是民主回歸派匯點所講的堅持原則,我們既要回歸,又要民主,我希望講清楚這立場。第二,假如未來我們作為中國人民一份子,不是現在我們在港英生活下就不是中國人,由始至終我們從來都是中國人時,我們的民主化就不應該單講香港,兩者要配合,就要想清楚這問題…」
這素顏而自以為是的愛國主義,不知是否有點像某一個時空下「盼來了祖國」的林獻堂。
相信的等 不信的走向抗爭
二十年來,香港也說不上有民主進程,但已經在議會裡有不少議席、得優厚議員薪津的民主派,就慢慢分裂為保守派和加速派。保守派認為要苦撐待變,最終香港能否政改,都是要與中國商討,尤其是不能反對中國,不能惹怒中共。而中國在忙著發展經濟,從來也不想多個變數,也是能拖就拖。
香港的政經高層能忍,不代表下面的不會鼓譟。特別是香港是「堅尼系數」長期排名一二的經濟體,很多窮人,房價極高,大家水深火熱,他們也得到了某程度上的政治啟蒙,認為經濟問題、利益集團固化,必須民主化,政府才會向人民問責、有能力解決問題,否則就是被本地和海外財團長期左右大政。經濟問題引致了對民主化的高度渴望,他們有一些就支持或自己成為民主派的加速派,用抗爭要求政府盡快改為民選。保守派認為中國會在適當時候推動政改,因此萬事小心,也有了經略中國的幻想,事後我們當然證實了,當時中方只是拖延他們,是不會真正給香港人他們想像中的普選。
當「保守派」(或「經略派」) 自覺朝中有人的時候,更是對「加速派」不友善,大家又是選舉競爭對手,雙方的矛盾既混合私人恩怨、爭取路線不一、議席的競爭、社經矛盾等等,成為近十年的政治主軸。保守派的策略一言以蔽之,就是大力爭取民主反而冒進,因為激怒中共,最後只會越收越緊。爭取民主太大力,反而是破壞民主運動。這個悖論為何出現和盛行,便是因為在香港的具體政治環境,北京垂簾聽政,雖然看似不動,但大家都明白權力全在他手。分別只是,北京有權,它會容許還是不容許香港民主。有人會寄望中國自動放權,也有人根本就不相信。相信的就繼續等,不相信的就慢慢走向抗爭。
「香港還是正常」是幻覺
歷史繼續向前,結果是不相信的人慢慢增加,越來越多,對抗爭手段的包容度也越來越大。2014 年佔領之後,有 2016 年旺角的警民衝突,到 2019 年一般人就已豁出去。有些中老年意見領袖仍然會很懼怕騷亂越搞越大,會惹來中國報復,但可能當初實踐行動的很多人,抱著的心態卻是反正已經惹怒了中國,而且就算中國很高興,也不會給香港民主的。
就是這股絕望,最終衝散了整個上層虛偽地維持的「香港還是正常」的幻覺。
隨之而來的是中國也不再容忍,用警察大打大捕,用法庭重判抗爭者,立了《國安法》,然後又修改選舉制度,杜絕反對派進入議會。其實更多的改造還會陸續推出。例如對香港既得利益階層的整治、打擊地產商、打擊原居民、馴服香港的「深層政府」 (即自成一國的高級公務員)、還有大舉洗換本身能力不濟的建制派。
他們的意思是,香港搞不好,離心者眾,是因為經濟問題,是大地產商和各種既得利益階級暗中阻礙施政,導致利益分配不均,人們才倒向爭取民主自由,進而演變成威脅中國的動亂、還有一批人去外國遊說要制裁中國。北京相信,只要下層利益分配好了,就可以大為削弱香港人對民主自由的追求及「政治化」風潮。
香港低下層和年輕一代,在過渡期前後才哇哇落地,與前面的光輝失諸交臂,生不逢時已經是定數。這些人沒有經濟上流的希望,導致絕望,因而參政求變是真的,但在過程中,沒有中國情懷的年輕一代,在犧牲過程中建立了自己唯香港論的主體意識,對主宰自己命運的渴求,大概比起上一代更要強烈。難言哪一種情懷比較究竟,但中老年早已獲得了一定利益,他們會因為香港情況變壞而離開,保存個人,但走不了的年輕人在乎自身的同時,也在乎香港作為一個整體的文化及政治體系,他們將自身的存在,寄托於群體的保存。
中老年人的世界和希望業已煙滅,他們也較難習慣新世界。好像有份出賣了香港的罪惡感、血氣隨年齡增長而消失、家累的重擔,都是一代人漸漸淡出熄微的原因。畢竟在過渡期前後,中國還需要西方和「原香港」,對政治上的反對者都很寬容。是在預期將會得到寬容環境,也容易有收成,我們才會「抗爭」。如果抗爭危險、充滿焦慮的時候,很多人就會離開。如果手上有很多籌碼,是不會無故自毀的。這是人之常情;然而後來的一代,雖然一無所有,卻很多人是真心相信「不是因為看到會勝利才堅持,而是堅持了才可能得到勝利」。這一代香港人和上一代,內心的差距拉開了彷彿兩個物種之遠。
一無所有的心安
年輕一代亦不是不絕望痛苦,但他們沒有見過巫山和滄海,沒有能夠懷舊的念想,反而不會完全陷入「我認識的世界已經完全幻滅」的痛苦。畢竟他們是成長於一國兩制之下的第一代。他們潛意識也知道香港變成如此,第一是北京、第二是父祖輩,與自己無關,反而自己是幫父祖輩還債,卻沒有吃香喝辣過,在受難中反而有了一無所有的心安。有一些朋友就在 47 人之中,他們在獄中互相挖苦和說笑的言談,也傳到了外面。為甚麼身處絕境都能如此苦中作樂,也許便是因為潛意識知道自己雖然受苦,但卻是清白的,良心過意得去。雖然狀況十分畸形,但香港歷史的確是如此曲折和畸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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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ng Wai Man
北京出事了。中共在一個月之內,兩次用到形容秦始王的「定於一尊」,來說習近平的絕對權威,顯示有勢力,趁貿易戰中共捱打之際,挑戰習近平。
習打貪,沒人敢異議。一方面理所當然,而且中共逢官皆貪,人人忙於自保;但貿易戰不一樣,股市瀉,匯率跌,樓市撐不住了,各路山頭有實質損失,便蠢蠢欲動了。
習近平不惜修憲續權,顯示信心十足,黨內無人敢挑戰其權威;但和美國的貿易戰,仿似當年老毛的三面紅旗經濟政策,超英趕美的幻象破滅,便有人趁機提出清君側的意見。
近日北京盛傳,元老院要用汪洋取代劉鶴,主管經濟;胡春華入常,踢走王滬寧。
誰都知道,今日習近平身邊的兩大寵臣,就是劉鶴和王滬寧。
王是國師,劉掌經濟政策。動這兩人,就是動習的權威。習無力保住這兩名愛將,以後的挑戰便接踵而來。
當年唐玄宗寵愛楊貴妃,軍隊趁安史之亂,在馬嵬坡兵變,逼李隆基親手賜死身邊最愛女人。保不住身邊愛人,就保不住權力了。
所以楊妃一死,他便要退位。軍隊的目標不在楊玉環,而在李隆基的絕對皇權。
習近平怎會不知是什麼回事?保不住王滬寧劉鶴,他便等同當年的胡錦濤了。
所以,由栗戰書出聲,說習權威,如秦始王,定於一尊。
這話出於《史記.秦始王本紀》:
李斯曰,語皆道古以害今,飾虛言以亂實,人善其所私學,以非上之所建立。今皇帝並有天下,別黑白而定於一尊。
簡單點說,習就是一切標準。
歷史上,很少王朝用秦始王為榜樣。
秦統一六國,威震天下。
「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士不敢彎弓而報怨。於是廢先王之道,燔百家之言,以愚黔首。
隳名城,殺豪俊,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陽,銷鋒鍉鑄以為金人十二,以弱天下之民。
然後踐華為城,因河為池,據億丈之城,臨不測之淵以為固。
良將勁弩,守要害之處;
信臣精卒,陳利兵而誰何⋯⋯⋯」
對,這就是中共的追求,棄王道,求霸道。
但歷代史家不用,因為秦王朝,無論如何金城千里,始終只經歷二世,國祚十四年。
歷史告訴我們,用軍隊和特務,來維持安全感的政權,從不長久。
周易用第四十九卦革卦和第五十卦鼎卦,這一組卦,訴說時代的更替,革卦是革故,鼎卦是鼎新。
革故鼎新,就是革命推翻舊政權,鼎新建立新秩序。
一旦社會失去公義,民不聊生,就有人革命,舊政權無法阻止天下大亂,便會被推翻,新的政治勢力上台後,要設法維持穩定局面,因為原先的革命者已經變了當權者,他們最怕的,就是別人再來革他的命。
新的政權就像一個鼎,要穩當,調和各種人才,烹調出來的肉湯——政策,適合每一個人。
鼎卦六支爻,代表政權上不同的位置,不同的人才。其中最著名的,是第四支爻:
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
第四爻,在君位五爻下的位置,是位高權重的宰相位置。
初爻是基層,二爻是懷才不遇的地方中堅,三爻是恃才傲物的失意政客,四爻腐化的權臣。
四爻陽居柔位,失位不中,在君位之下,六五君位也是失位,與四爻陰陽合,感情好。和老細感情好,失位不中,沒有做好他的本份工作。
所以爻辭一開始就說:鼎折足。四爻爻變便成山風蠱卦,鼎中生蠱,鼎中的肉,政權中的人腐爛了。腐敗會形成共犯結構,最後動搖國本,所以便鼎折足,政權將垮掉了。
隨之而來的,是覆公餗。餗,是肉湯,鼎中肉湯,即政權下的實質建設和制度,因為鼎足一折,就傾覆,打翻了,肉湯流了一地。
其形渥,凶。肉湯倒在地上,一塌糊塗,不能吃,當然是凶了。
小象傳說,覆公餗,信如何也?
當初信任這樣的人,把他們推上執政舞台,結果如何呢?
代表革命的革卦九四爻改命之吉,小象傳說是「信志也」,鼎卦九四爻則是「信如何也」。
革命的時代,大家都正氣凜然,為人民服務,民主共和。到現在,鼎折足,覆公餗,鼎被打翻了,信義無存。
這是人性墮落的公式。
一旦掌握權力和資源,人就自然的淪落了。
覆公餗,公是公帑;其形渥,渥是沾污。公帑浪費在貪腐的地方了。用各式名目,大白象工程,在層層行政程序中,浪費去了。
孔子目光如炬,他在繫傳中,用這個爻,指出革故鼎新,改朝換代的過程中,必然遇到的難關。
剛開始的時候,大家都有一番理想,廉潔自守,然後有人有權,有人失意,開始時不貪,但周圍的人都腐化了,一個貪,二個貪,到人人都貪,然後官官相衛,互相包庇,讓革命的鮮血白流了。
繫傳說:
德薄而位尊,
知小而謀大,
力小而任重,
鮮不及矣。
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言不勝其任也。
德行淺薄但位置高;智慧不足而參謀國事;能力不及卻要擔當重任。加上沒有正確的價值觀,鮮不及矣,很少不出事的。
即是說,一開始不能用錯人,尤其是高層官員,德行最為重要,其次才到智慧,安守本份,至少不貪腐,然後才到實際能力。
第一德,第二智,第三力,排名一定要分先後,尤其是政府、企業的高階位置。
鼎卦四爻之上,還有五爻提到金鉉,和六爻提到的玉鉉。
鉉,是通過鼎耳的擔桿。有了它才可以抬起鼎到處去,提供食物給需要的百姓。
金,是可以量化的貴重金屬,凡是物質、經濟財產、GDP等,都是金鉉;精神、文化、教養等抽象價值的,便屬於玉鉉。因為玉是無價之寶,不是用重量、大小衡量價值。
鼎卦最後的上九爻辭是:鼎玉鉉,亦即是一個政權的永恆的立國精神,這爻爻變為雷風恆,只有文化精神才能使一個政權永恆不朽。
第五爻的君位,執政者,往往關注實質的建設,但當鼎卦所代表的政權,只誇耀富國強兵,缺乏文化教養,總有一天會毀滅。物質建設,科技建設,經濟建設,沒有最上一爻的文明建設,富而無教,富而無禮的國家,遲早只會滅亡。
所以鼎卦最後一支爻的爻辭:
鼎玉鉉,大吉,無不利。
#毒疫苗 #習近平修憲 #曾蔭權案
2018年7月24日星期二下午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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