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鴉片戰爭日誌 林維喜案事件簿
日期：1839年4月19日
【林則徐痛斥洋人虛偽！鴉片走私組織的背後竟是這樣！！】
是日天氣四面濃陰，午後大雨。
義律暗中不斷擾亂，延緩交煙進程，引起林則徐的注意，陸續發現種種情弊如私賣鴉片、朦混交煙等等，所以嚴斥義律等「似此臨繳之時，尚有種種情弊，其能使人信為真心改悔乎?（註1）」
註1：林則徐全集編輯委員會編：《林則徐全集：第五冊文錄卷》（福建：海峽文藝出版社，2002年），頁163 / 2449。
#知史討論
關於海上的鴉片走私組織與販毒據點
「從印度的鴉片產地到中國的南部沿海，活躍著大量的港腳商人。這些參與鴉片貿易的港腳商是向中國販運鴉片的第一道環節。沒有他們，『中印鴉片貿易不可能達到其最終的規模』。早在18世紀中葉的廣州就出現了第一批英國散商。1782年，英國人約翰·裡德弄到一份奧地利駐華領事的委任狀，與亨利·柯克斯合辦了第一家代理行。此後，參與中印貿易的商人日益增多。
1815年拿破崙戰爭結束後，經濟上的開放和大國間的和平促使更多的歐洲商人加入到港腳貿易的行列中。在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即將廢止的1833年，英國在華行號達到66家。1834年4月，東印度公司的對華貿易壟斷權被取消，除參與印度事務管理外，其『主要功能僅是保持其他商業主體從事貿易的條件』，『使整個世界都對英國商人組織自由開放』。於是，散商們從公司手中接過了對華貿易的主導權，散商行號像雨後春筍般發展起來。到1837年英國在華行號增至156家。這些在華行號幾乎都是中印鴉片貿易的主力軍。
在這些行號中經營鴉片生意的大型行號有怡和洋行、顛地洋行、柯瓦斯濟洋行、麥凱洋行、弗巴斯洋行、倫敦東印度中國協會、曼徹斯特商會和美國的旗昌洋行等。這些商行不僅經營鴉片貿易，還經營茶聽棉花等其他生意，有時還互為代理，甚至相互提供資金支援，形成一張強大的貿易網路。在參與鴉片貿易的散商中，除了英國、美國等西方國家的商人外，還有一批亞洲國籍的鴉片販子也活躍在中印之間的海路上……據說他們曾占廣州口岸『夷商』的三分之一，人數僅次於英國人。這些人中不乏鴉片世家，如帕斯托傑·伯曼傑·瓦迪(Pestonjee Bomanjee Wadia)家族曾從事印度西海岸的鴉片貿易達數世紀之久；他們當中也不乏實力雄厚的巨富豪商，如大鴉片商人拉斯特傑·庫瓦斯傑·班納傑(RustomjeeCowasjee Bana-jee)……1820年，兩廣總督阮元發動了聲勢浩大的禁煙運動，將鴉片交易成功地逐出了黃埔，英國人喪失了鴉片貿易唯一的陸上基地。但是，英國商人的鴉片貿易並沒有停止，伶仃洋貿易時期由此開始。
伶仃洋在『蛟門以外，水路四通』，是外國船隻進入珠江內河的必經之地，早在1819年便『已成為船運正常的集合場所』。在鴉片船被從黃埔逐出後，這裡便成為鴉片貿易的新票散地。『每年五六月間移泊急水門(後改為金星門)，十月駛返伶。』在這裡，大大小小的鴉片船組成了鴉片艦隊……19世紀30年代初，廣州鴉片市場出現供大於求的局面，鴉片銷售陷入困境。
1832年，威廉·查頓派鴉片船沿海北上，先後在上海、天津、福州、泉州等地成功交易。隨後，其他外國煙販也爭相效仿。在這一過程中，廈門附近的鴉片貿易首先活躍起來，成為繼廣州之後『鴉片貿易的又一分支』。『有幾隻屬於廣州兩個洋行的中型船隻停泊在靠近廈門的泉州、金門、甲子門及南澳島』，由伶仃洋出發的雙桅船及小帆船補給鴉片，飲食用品則由當地煙販提供。按清朝官方文件的說法，『其初……轉運隔省作奸，事本周折，且常有匪徒，在洋伺劫，更屬厲害相牽』，但是後來『泉郡奸民，串通詔安奸民，勾結夾板夷船，專載煙土，直入閩洋，奸民以夷船為狡窟，無盜賊搶劫之虞，夷船以鼾民為地主，有水米接濟之利。於是夷是白多，煙販愈熾』。
『夷商』取代『閩粵煙販』成為北方海域鴉片貿易的主導力量，意味著廈門、上海、天津這些北方港口開始與伶仃洋、澳門並駕齊驅，成為國內鴉片貿易的第一道環節，直接促成當地鴉片價格的下降，加速了鴉片氾濫進程。」
（本文由「國史教育中心（香港）」授權「知史」發佈，特此鳴謝。知史討論中的資料來源：連東、董向前：《關於1840年前鴉片走私組織與網路的考察》，《明清海防研究》第四輯，網址： http://www.ypzz.cn/f/news-xs?p=8ec18e35918845798b31412fc6ca90bc-c0927d419d9844c5b32924b4856f98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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