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斯達：羈縻制 Be Water，一國兩制無險可守 — 評「張曉明文告」】
港澳辦主任張曉明在《人民日報》發表偉論〈堅持和完善「一國兩制」制度體系〉，有舊瓶，有新酒。舊瓶是催促香港要仿效澳門立《國家安全法》，主張香港沒有國安法，是「本土激進分離勢力」活動不斷加劇的主因。但我們親身經歷的卻不如此。
2014 年之前香港人十分愛國，即使他們反對《廿三條》立法，但仍然自認中國人，即使中國已經不只影響香港的價值，而是威脅到民生資源（如奶粉），香港人仍然覺得反對中國是大罪名，不敢的，這麼愛國，當時就沒有國安法。再說遠一點，香港人未「回歸」的時候才愛國，六四哭了多久、華東水災籌款，希望工程。明知是過河濕腳，也要捐下去，當時也沒有《國安法》。
現時美國強勢圍堵中國，方略不是出於特朗普，而是美國內部的深層精英，民主黨上台也會這樣。香港是「中國政策」轉向的其中一個點，中國人重提《國安法》，就如張曉明所說，是對美國通過《民主人權法》一個「針鋒相對」的回應。但兵貴神速，美帝已經通過法案，還只是第一步；天朝的回招卻仍然只是「催促」，令人不知道實際統治香港的是美國還是中國。
其實中國要立《廿三條》就像「出解放軍」，甚至血腥屠殺香港人，這一秒就可以，決定了就可以做，但中國計過數，還不想犧牲其他利益，所以說得很多，做得很少，在擁有主權的地區陷於被動。半年以來的反送中運動，雖然嚴格來說只是成功推倒了「送中條例」，但邊際而影響深遠的是揭示了中國鞭長莫及，以及其實際上如何莫及。
這些認識，以往只能是維園阿伯的政治玄談，中國確實有罩門，是連長年被鬧漢奸的政客自己都不敢相信、不寄厚望的。在以前，投降派文人說幾句「中國不怕失去香港」，就騙倒了大部份人。但經過革命和「攬炒」實踐，大家明白了以前追捧的「良師益友」經常說中國無敵論，不是長期失敗主義，就是一直居心叵測。
中國確實很強大，但也有些顧忌的位置。香港沒有變強，但親身上了一場「中國研究」的田野研究，在抗爭下香港人發現中國並非無堅不摧。美國沒有派兵到香港，事實上沒有干預，但不斷揭示中美之間的現實，令香港人不再戇鳩，自然也是對中國不懷好意。中國跳針無法反制，政權害怕人民變得聰明，古今中外亦然。中國無法阻止美國說話，次之亦不能用防火牆禁制香港訊息流通。
因此該文官八股雖多，但內裡是一個小粉紅的語調。張的文告，炫耀著各種對香港的高壓政策，例如《一國兩制白皮書》、取締民族黨、DQ 議員、驅逐外國記者馬凱等等，好像這就做到他所說的「針鋒相對」，但正是這些行為，令香港人開始反思自己的親中信仰，也令西方世界開始質疑中國是否真能「正常化」。
這些客觀事實，通過香港人各種外交和傳播努力，已經在美國、歐盟國家、東亞國家慢慢流傳，助證了「中國想顛覆西方秩序」。可以說是中國人自己成功爭取美國政策轉向，是中國官方成功爭取美國立「民主人權法」。米已成炊之後，中國官方反而更加要說，更加要強調，死逞強，拿這些壓制香港的事件，證明自己有「全面管治」香港、「全面管治權」漸入佳境。
你只能說中國官方在國際上有點像被寵壞的小孩，大概是自從美國要拉攏中國對抗蘇聯以來，中國在國際局勢享受的東西太多，慢慢渾然忘我，不記得誰才是秩序的上游了。
至於新酒，張曉明提到：「中央和特別行政區都有責任在全面檢視憲法和基本法實施情況的基礎上，進一步完善相關制度和機制，該制定的法律要制定，該修改的法律要修改，該廢除的法律要廢除，該補充的制度要補充，該配套的機制要配套」，這是一種對港中關係的「動」的描述。
香港人通常認為，要恪守「鄧小平機制」，大體制不能隨便增減，說整套機制「有險可守」，也就是「靜」的想像，大體制是要守的、要不變的。加上「白皮書」、打擊港獨本土自決的功績炫耀，張曉明所傳達的不是實際政令，而是自我暴露。中國官方是要將「去鄧化」和「再毛化」進行到底，要動不要靜，「法」這東西隨意增加進去制伏香港異己，是根據黨意志和形勢隨意調校的「人治」，而不是香港人想像中的「法治」。所以當然不是有險可守，而是守了之後，對方會用人大釋法這類方法輸打贏要，改變遊戲規則；而乞靈習當局自我完善的狂想，在 2019 年應該沒人再信了吧？所以 2019 年的香港，和 2014 年之前很不同。當時很多人都認為不要隨便聯絡外國，因為會激嬲主權狂熱和外國敏感的共產黨，香港問題只能在中國格局下才能有所寸進；2019 年個個都爭著出去遊說外國勢力了，大家都支持。這不是形勢有所不同，中共還是那個中共，以前只是騙著香港人，但內裡其實一直覺得香港不是個「定制」，是應該隨意增增減減的。
有些中間賢達還是一板一眼去跟中國溝通，「國安法換普選」、「國安法始終是《基本法》規定的義務」、「可以立但要香港人監督」這樣荒謬的東西也還有人說。以隨意增增減減的思維去做，就算香港應中國要求立了《國安法》，自我肅港獨、本土、自決、乃至整個年輕世代，中國也不會滿足。 今日割五城，明日割十城，然後得一夕安寢。起視四境，而秦兵又至矣。
「法」的問題是，中共不當一回事，但香港人很當一回事，不計算實際戰力，策略和思維都處於下風。覺得自己立廿三條，完成了「憲制責任」中共就沒籍口繼續操控，那麼一板一眼，就是太把《基本法》（中共單方面制定的中港關係原則）當一回事，因為他可以反悔，沒有懲罰機制。所謂「憲制責任」也是無限的，可以增洞，中國不喜歡就增加更多，長貧難顧，香港人要扭曲自己服侍到中國的胃口到哪天？
「一國兩制」不如中共自己所說的那樣創新，那是百份百的帝制文物：羈縻。這個字早於《史記．司馬相如列傳》就有，就是說在司馬遷那個年代，漢人已經有了一套控制異族的想法和做法。羈縻是中原控制異族的方法，比如承認異族領袖、和親還有互市，是教科書的說法，事實上是「沒有帝國主義之名的帝國主義」，事實上就是分化、「以夷制夷」、殖民和經濟控制兼而有之，依據形勢調校火候。羈縻是帝國也有 Be Water 精神的體現。
羈縻精神發展到近一千年成為「土司制」，但也不是定制，因為到了可以吞併的時候就會「改土歸流」。故而，「一國兩制」雖然有「制」（度）之名，但其實不是定制，只是個製造兩地接觸並且等待吞併機會的起手式，內裡藏著很多變招。「50 年不變」當然也是口號，因為 50 年內會變，50 年之後會變，隨時也要變，「聖人苟可以強國，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禮」，中共當然極有秦風，更重要是「一國兩制」的歷史資源也是暫法，而從來不會是常制。因此香港人也不必對新形勢那麼敏感，例如香港內部也出現了新一代、新思想，有要擺脫舊制要一個新未來的，這很正當，因為中共也打算改變現狀，為甚麼我們不能謀求改變呢？
無論你主觀上怎麼迷戀那個「穩定的一國兩制」的想像，這在客觀都是必然改變之物。它必然會在雙方（之後甚至加上外國）的不斷干預之下變得面目全非。中國會做，那麼香港人也要做，讓「變」更切合自己的利益，不能讓出戰略主動權，不能完全陷於被動。
新酒，張曉明在文中明確強調中國對香港的權力，是前所未有地具體。例如，特區的創制和回收是國家權力、組織政府是國家（而不是人民）的權力、選拔、任命、監督香港官員的權力，是北京的；《基本法》制定、修改、解釋權也是；當然還有「引入中國法律」的權力；之後又指明北京有「對行政長官發出指令權」、「可根據需要向特別行政區作出新的授權」，最後還加上條款，「要加以制度化、規范化、程序化」，也就是說「改變制度」會變得頻繁並且合理化。
但以上這些開門見山，也是揭露香港毫無自治權力，也不該被外國視為自治貿易區的證據。做得出面更好，令香港人也放棄兩邊可以楚河漢界的幻想，不如重新擁抱港中關係是一個未定的混沌更現實更通達。
中國在香港的不安全感，使得其更想強力地控制香港的政治事務，反而逐漸使暫制慢慢變成定制，因為缺乏彈性，中國同化香港的能力也將下降。這其實有點像中國的「千人計劃」，裡面涉及很多用菁英去外國偷取技術的大計。做賊也不要那麼張揚嘛。因而「千人計劃」馬上成為重點狙擊目標，馬上把自己的「中國製造 2025」搞死。中國不停張聲要將干預制度化，反而我們要歡迎，鼓勵他們應該做、值得做、快啲做。中國全面控制根本是現實，他們說出來，給香港人有遊說材料、讓外國有攻擊目標，好過中國悶聲發大財。將最可怕的東西都寫成法律，說成制度，是不錯的，因為香港人和世界會更加認清現實，投降派也沒有妖言惑眾的材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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