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消息:全國人大常委会委員長會議决定,暫不表决將《反外國制裁法》納入基本法附件三。
請各位重温一次日前拙作:
不要做毀掉香港的千古罪人!
看到林鄭月娥、鄭若驊等港府高官自詡「政治正確」,以若無其事姿態談論將《反外國制裁法》引入香港的表演,簡直是「盲人騎瞎馬,夜半臨深池」!令人不禁想起愛國詩人屈原「黃鐘毀棄 ,瓦釜雷鳴」的慨歎,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真的「到了最危險的時候」!
衆所周知,當今中國與以美國為首的西方發達國家矛盾越來越尖銳,充斥着競爭、脫鈎、冷戰傾向,由此衍生的「制裁」與「反制裁」的拳來腳往,歸根結底,反映出兩種社會制度、兩種終極價值觀的深刻對立。問題是,在香港引入《反外國制裁法》,將實行社會主義制度的內地與實行資本主義制度的香港綑綁到一起與世界資本主義體系「你做初一,我做十五」拚個你死我活,究竟有利於化解矛盾還是只會加劇矛盾?究竟對國家、香港是「利」還是「害」?是「福」還是「禍」?
中共百年黨史本身就有最好的答案:
案例一,儘管1949年4月毛澤東主席、朱德總司令向解放军發佈了「解放全中國」的《向全國進軍令》,但當年10月四野雄師席卷華南到了布吉正要向深圳河逼近之際,毛澤東、周恩來急令陳賡兵團「原地待命」,不要逼近香港。原來中共中央巳作出對香港要「長期打算,充分利用」決策。不久韓戰爆發,中國出兵「抗美援朝」,雖然英國也有派兵加入聨合國軍與中國軍隊血戰沙塲,但毛澤東等中國領導人並未因此動搖戰略定力去「解放香港」,相反保留和利用香港的自由港地位,動員愛國商人霍英東等將戰略物資運到內地,打破「巴統」經濟封鎖,有力地支援了國家建設。假若當初大軍南下「解放香港」,豈不是自行堵塞對外通道令自己全封閉嗎?幸虧毛、周老一輩革命家高瞻遠矚,保留香港現狀,給國家留了一個「通風口」!
案例二,1967年,內地「文化大革命」進入了「全面奪權,打倒一切」瘋狂時分。影響之下,香港一度掀起所謂「反英抗暴」狂潮。是年8月,北京發生火燒英國代辦處惡性事件,毛澤東、周恩來在清算王力、關鋒、戚本禹等極左分子的同時,也果斷指示剎停了香港「67暴動」。即使1968年「全國山河一片紅」,也未考慮將香港「染紅」。嗣後,1978年中國實行改革開放政策,香港商人嚮應内地「招商引資」號召,帶頭返大陸「三來一補」、投資設廠,一馬當先帶動美、歐、日外資萬馬奔騰来華之勢,令中國市場與國際市場從此「我中有你,你中有我」,令中國經濟騰飛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香港與內地其他城市的「不同」恰恰是香港之所以對國家改革開放大局作出獨特貢獻的緣由!
案例三,上世紀八十年代初,中英兩國就香港主權開展談判,為什麼以鄧小平爲代表的中國領導人會提出「一個國家,兩種制度」的構思而不是乾脆來個「一國一制」呢?這既是對毛澤東、周恩來對香港「長期打算,充分利用」決策的承傳,也是基於對資本主義的再認識,和中國正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國際戰略需要,以及意圖對台灣「和平統一,一國兩制」作出良好示範。
綜上所述,中共老一輩革命家之所以在三個歷史關鍵時刻對香港「特事特辦」,沒有按照對待內地普通城市的一般政策去「一刀切」,從哲學角度來看,正是基於矛盾的普遍性與特殊性的區別對待。而林鄭月娥、鄭若驊一類港府高官「因為內地實施了《反外國制裁法》,所以香港也必須引入」的思維,根本就違反「具體情況具體分析」的辯證法精神,與鄧小平「一國兩制」初衷背道而馳!
有道是:「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已有報道,在人大常委會制訂《港區國安法》和《完善香港選舉制度的決定》後,美國駐港總領事館巳向在港美國企業發出撤離的「風險警告」。在美國、英國、歐盟等巳因新疆、香港及智識產權等問題對中國某些企業、某些官員包括香港若干官員實施制裁的情況下,若將《反外國制裁法》引入香港,勢所必然劍指美資的花旗銀行、美國銀行、AlA保險、摩根史丹利、高盛等等公司,打擊英資的滙豐銀行、渣打銀行等等機構,甚至瑞士公民投票通過制裁違反人權的國家的法案後,香港對瑞士銀行、瑞士信託等等企業也加以懲罰……香港身為「國際金融中心」却跟随内地一樣依照《反外國制裁法》對「國際金融」機構「以牙還牙」,趕盡殺绝,為淵驅魚,為叢驅雀。屆時,請問香港的國際金融中心還剩下什麽!只能是「無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識燕歸來」!
毫無疑問,中國現在與美國為首的西方發達國家關係急劇惡化,但是朝鮮戰争的歷史經驗證明,中外關係愈是險惡,衝突越是激烈,即使是爆發熱戰,越發應該保留香港不同於内地普通城市的特殊地位,以作為國家與外部世界的「緩衝地帶」和「走火通道」、「透氣孔」!既然毛澤東、周恩來、鄧小平没有因為「解放全中國」的命令而「解放香港」,没有因為「全國山河一片红」而「染紅香港」,没有因為收回香港主權而和內地一樣實行「一國一制」,有什麼理由因内地通過《反外國制裁法》就要在香港引入該法? 內地有其完整的工業體系,有龐大的內需市場,即使實施《反外國制裁法》趕絕外資外企,仍可搞它的內循環過苦日子;但香港本身是外向型的小型經濟體,國際金融中心是它最寶貴的核心資產,不顧兩制差異,盲目引入《反外國制裁法》,在香港這個國際大都會打擊和驅逐外資外企,「簡直是在非常清醒的時候做的瘋狂白日夢」(邱吉爾語)!
我由衷希望,為了國家根本利益和改革開放大業,為了香港百年心血造就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不應該讓香港為戰狼外交墊背埋單!將《反外國制裁法》引入香港,完全違反毛澤東、周恩來對香港「長期打算,充分利用」偉大决策,完全違反鄧小平一國两制初衷,完全違反習近平「堅持一國原則,尊重两制差異,二者不可偏廢」指示,必定犯颠覆性歴史錯誤!謂予不信,拭目以待!
同時也有2部Youtube影片,追蹤數超過9萬的網紅James Hong Official 項明生,也在其Youtube影片中提到,#DSE歷史科試題 #日本為中國帶來利多於弊 ▶️如果你有興趣跟我去全世界終身遊學 :請like Fac...
中國辯證思維 在 PassionTimes 熱血時報 Facebook 的最讚貼文
【外交部:有些人對塔利班不信任 世上沒有任何事物一成不變】
在北京,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表示,中方在充分尊重阿富汗國家主權以及國內各派意願的基礎上,同阿富汗塔利班等各派都保持著聯繫和溝通。
華春瑩表示,中方鼓勵並希望塔利班將其積極表態落到實處,同阿富汗各黨派、各民族團結起來,盡快通過對話協商建立符合阿富汗自身國情、得到人民支持、廣泛包容的政治架構,施行溫和穩健的內外政策。遏制各類恐怖主義和犯罪行徑,確保阿富汗局勢實現平穩過渡,讓飽受戰火之苦的阿富汗人民能夠盡快遠離戰亂,建立持久和平。
她又注意到有些人反覆強調他們對塔利班的不信任,但她認為世界上沒有任何事物是一成不變的。中方主張要用全面、聯繫的、發展的辯證思維來認識、看待和處理問題,不僅要看過去怎麼樣,也要看現在怎麼樣;不僅聽其言,也要觀其行。如果不與時俱進,而是抱守固定思維,無視形勢發展,那就是刻舟求劍,就不會得出符合實際的結論。
全文︰http://www.passiontimes.hk/article/08-19-2021/75612
#阿富汗 #塔利班 #外交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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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辯證思維 在 Facebook 的精選貼文
不要做毀掉香港的千古罪人!
看到林鄭月娥、鄭若驊等港府高官自詡「政治正確」,以若無其事姿態談論將《反外國制裁法》引入香港的表演,簡直是「盲人騎瞎馬,夜半臨深池」!令人不禁想起愛國詩人屈原「黃鐘毀棄 ,瓦釜雷鳴」的慨歎,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真的「到了最危險的時候」!
衆所周知,當今中國與以美國為首的西方發達國家矛盾越來越尖銳,充斥着競爭、脫鈎、冷戰傾向,由此衍生的「制裁」與「反制裁」的拳來腳往,歸根結底,反映出兩種社會制度、兩種終極價值觀的深刻對立。問題是,在香港引入《反外國制裁法》,將實行社會主義制度的內地與實行資本主義制度的香港綑綁到一起與世界資本主義體系「你做初一,我做十五」拚個你死我活,究竟有利於化解矛盾還是只會加劇矛盾?究竟對國家、香港是「利」還是「害」?是「福」還是「禍」?
中共百年黨史本身就有最好的答案:
案例一,儘管1949年4月毛澤東主席、朱德總司令向解放軍發佈了「解放全中國」的《向全國進軍令》,但當年10月四野雄師席卷華南到了布吉正要向深圳河逼近之際,毛澤東、周恩來急令陳賡兵團「原地待命」,不要逼近香港。原來中共中央已作出對香港要「長期打算,充分利用」決策。不久韓戰爆發,中國出兵「抗美援朝」,雖然英國也有派兵加入聯合國軍與中國軍隊血戰沙塲,但毛澤東等中國領導人並未因此動搖戰略定力去「解放香港」,相反保留和利用香港的自由港地位,動員愛國商人霍英東等將戰略物資運到內地,打破「巴統」經濟封鎖,有力地支援了國家建設。假若當初大軍南下「解放香港」,豈不是自行堵塞對外通道令自己全封閉嗎?幸虧毛、周老一輩革命家高瞻遠矚,保留香港現狀,給國家留了一個「通風口」!
案例二,1967年,內地「文化大革命」進入了「全面奪權,打倒一切」瘋狂時分。影響之下,香港一度掀起所謂「反英抗暴」狂潮。是年8月,北京發生火燒英國代辦處惡性事件,毛澤東、周恩來在清算王力、關鋒、戚本禹等極左分子的同時,也果斷指示剎停了香港「67暴動」。即使1968年「全國山河一片紅」,也未考慮將香港「染紅」。嗣後,1978年中國實行改革開放政策,香港商人嚮應内地「招商引資」號召,帶頭返大陸「三來一補」、投資設廠,一馬當先帶動美、歐、日外資萬馬奔騰来華之勢,令中國市場與國際市場從此「我中有你,你中有我」,令中國經濟騰飛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香港與內地其他城市的「不同」恰恰是香港之所以對國家改革開放大局作出獨特貢獻的緣由!
案例三,上世紀八十年代初,中英兩國就香港主權開展談判,為什麼以鄧小平爲代表的中國領導人會提出「一個國家,兩種制度」的構思而不是乾脆來個「一國一制」呢?這既是對毛澤東、周恩來對香港「長期打算,充分利用」決策的承傳,也是基於對資本主義的再認識,和中國正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國際戰略需要,以及意圖對台灣「和平統一,一國兩制」作出良好示範。
綜上所述,中共老一輩革命家之所以在三個歷史關鍵時刻對香港「特事特辦」,沒有按照對待內地普通城市的一般政策去「一刀切」,從哲學角度來看,正是基於矛盾的普遍性與特殊性的區別對待。而林鄭月娥、鄭若驊一類港府高官「因為內地實施了《反外國制裁法》,所以香港也必須引入」的思維,根本就違反「具體情況具體分析」的辯證法精神,與鄧小平「一國兩制」初衷背道而馳!
有道是:「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已有報道,在人大常委會制訂《港區國安法》和《完善香港選舉制度的決定》後,美國駐港總領事館巳向在港美國企業發出撤離的「風險警告」。在美國、英國、歐盟等巳因新疆、香港及智識產權等問題對中國某些企業、某些官員包括香港若干官員實施制裁的情況下,若將《反外國制裁法》引入香港,勢所必然劍指美資的花旗銀行、美國銀行、AlA保險、摩根史丹利、高盛等等公司,打擊英資的滙豐銀行、渣打銀行等等機構,甚至瑞士公民投票通過制裁違反人權的國家的法案後,香港對瑞士銀行、瑞士信託等等企業也加以懲罰……香港身為「國際金融中心」卻跟隨内地一樣依照《反外國制裁法》對「國際金融」機構「以牙還牙」,趕盡殺绝,為淵驅魚,為叢驅雀。屆時,請問香港的國際金融中心還剩下什麽!只能是「無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識燕歸來」!
毫無疑問,中國現在與美國為首的西方發達國家關係急劇惡化,但是朝鮮戰争的歷史經驗證明,中外關係愈是險惡,衝突越是激烈,即使是爆發熱戰,越發應該保留香港不同於内地普通城市的特殊地位,以作為國家與外部世界的「緩衝地帶」和「走火通道」、「透氣孔」!既然毛澤東、周恩來、鄧小平没有因為「解放全中國」的命令而「解放香港」,没有因為「全國山河一片紅」而「染紅香港」,没有因為收回香港主權而和內地一樣實行「一國一制」,有什麼理由因内地通過《反外國制裁法》就要在香港引入該法?
內地有其完整的工業體系,有龐大的內需市場,即使實施《反外國制裁法》趕絕外資外企,仍可搞它的內循環過苦日子;但香港本身是外向型的小型經濟體,國際金融中心是它最寶貴的核心資產,不顧兩制差異,盲目引入《反外國制裁法》,在香港這個國際大都會打擊和驅逐外資外企,「簡直是在非常清醒的時候做的瘋狂白日夢」(邱吉爾語)!
我由衷希望,為了國家根本利益和改革開放大業,為了香港百年心血造就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不應該讓香港為戰狼外交墊背埋單!將《反外國制裁法》引入香港,完全違反毛澤東、周恩來對香港「長期打算,充分利用」偉大决策,完全違反鄧小平一國兩制初衷,完全違反習近平「堅持一國原則,尊重兩制差異,二者不可偏廢」指示,必定犯顛覆性歷史錯誤!謂予不信,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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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page: JamesTrip.com 終生遊學
中國辯證思維 在 1 IMAGE ART 一影像 Youtube 的最佳解答
吳孟真的爺爺在重慶北路開設攝影器材行,是以從小就有家學淵源,8歲時隨赴美就讀的父親返台時,獲得相機,從此埋下她對攝影的興趣。大學時就讀社會學的吳孟真,因參加攝影社團學得一些暗房技術基礎,其後赴英攻讀建築史,取得碩士後返台,經過長時間慎重考慮後發現自己不適宜走學術方面,她並不想被單一學科的方法綁住,因此平常就喜歡大量拍照的吳孟真,選擇邁向藝術創作之路。
自言社會學其實從未離開自己生命的吳孟真,以社會學作為看世界的方法,觀察以後,再透過藝術作品去進行理論化,並拓展想像力。將建築史、社會學與攝影藝術鎔鑄成一體的她認為,藝術品就是更為親近人的學術論文。
在美國波士頓攻讀藝術碩士時,吳孟真從中國快餐店提供的外食,提取靈感,拍攝出《芥蘭牛》系列,以凝固成形的外帶食物,去探索當文化移動到他方,被環境塑型、被簡化定義的刻板印象。
臺北街巷常見的景觀之一,是家家戶戶經由盆栽佔地為王。於是,吳孟真拍攝各種盆栽,將之輸出為幾乎是1:1的大型照片,放回同樣位置,完成短暫佔領該空間的行為藝術,並用影像紀錄下來,此即《植街劃家》系列。
《塔城》系列更有趣,吳孟真先請人以空拍機拍下高樓大廈的水塔,再將9張水塔照拼貼成1張水塔照,最後以描圖紙與複寫紙描下水塔的線條,進行形狀拼貼與延伸成虛構的地景,彷若她在打造一座看不見的城市。
曾在奇岩捷運站出口展出的《翻轉地景:北投在地影像採集計畫》是《塔城》系列的再變形,吳孟真將水塔造城圖輸出為照片,並將部分的水塔照片後製貼回圖像,讓人難以辨認,但又有奇異的熟悉感。
反覆辯證、思維平面與立體空間的複雜成因與關係,與及重現人類如何以自身意志建造外在世界,是吳孟真創作甚為鮮明的特質。而她在《塔城》系列也找到獨特的結論,也許什麼都不像的風格,就是台灣風格。
小檔案
吳孟真出生於臺灣臺北,臺大社會系畢業(2000),自倫敦大學巴特列建築學院取得建築史碩士(2002),後在美國波士頓美術館藝術學校完成藝術碩士學位(2012)。
她透過創作探討「形式」如何構成認同或普遍的印象,以及其中所隱含的文化與美學價值。使用媒材包含攝影、空間裝置與行為藝術。作品曾在波士頓美術館(2010)和新英格蘭攝影雙年展(2013)等地展出。
2014年獲文化部藝術新秀發表獎助,在臺灣展出《可道地》(2015)。2016年參與高雄市立美術館《快拍慢想:編導式攝影的社會光譜》的展出。作品〈塔城〉曾入選2018年高雄獎,同年以戶外裝置作品〈日畦〉參與第一屆的臺南國際攝影節。
專訪影片:https://goo.gl/7XZ2c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