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的國寶」陳垣:參加曹錕賄選是一生的污點|知史百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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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2日,亞運會開幕當天,也是中國史學大師陳垣先生誕辰130週年紀念日。
11月21日,國內數十位在陳垣研究、史學研究方面卓有實績的專家學者齊集中山大學,追憶研討這位廣東籍學人、當代著名歷史學家、教育家的學術貢獻。
陳垣先生的長子陳樂素、嫡孫陳智超先生也都是著名的歷史學家,「新會陳氏」祖孫三代均在史學領域內蔚為大家,是20世紀中國學術史上的一段佳話。陳智超先生應邀參加了此次研討會,並接受羊城晚報記者的獨家專訪。
一、「應該把漢學中心奪回中國」
羊城晚報:陳垣先生有一個重要觀點,即「應該把漢學中心奪回中國」。這句話是他在什麼環境下講的?他做過哪些努力?
陳智超:這話他不止講過一次,並不是一句即興或者偶爾的話。最早應該是1921年,在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會議上。他當時的學生鄭天挺回憶,陳老師(援庵)說:「現在中外學者談漢學,不是說巴黎如何,就是說西京(即日本京都)如何,沒有提中國的。我們應當把漢學中心奪回中國,奪回北京!」
羊城晚報:他在不同場合多次重申過這個觀點。
陳智超:1929年,陳垣先生在北平師範大學兼任過一段時間歷史系主任。他的學生柴德賡回憶說:「援庵老師深以中國史學不發達為憾,常說日本史學家寄一本新著作來,無異一炮打到我的書桌上。」
1931年9月14日,胡適在日記裡提到:陳垣問我,漢學正統這時候在西京,還是在巴黎呢?談到這個問題的時候兩個人就相對嘆息,希望在十年之後,把漢學中心奪回到北京。
羊城晚報:在當時的知識分子中有這樣想法的不止陳垣先生一位。
陳智超:對,包括胡適、傅斯年、陳寅恪等諸位先生,都深以為憾,並且有緊迫感。祖父在北大的一位學生朱海濤回憶,「九.一八事變」以後,學生問陳先生對於時局的看法,他就說:「一個國家是從多方面發展起來的,一個國家的地位是從各方面的成就累積起來的,我們必須從各個方面努力和人家比……我們幹史學的,就當處心積慮在史學上壓倒人家。」
二、學術沒有國界,但學者有祖國
羊城晚報:世界著名的法國漢學家伯希和,對陳垣先生非常推崇。但是我們也看到,陳垣先生曾作《敦煌劫餘錄》,以「劫餘」二字表達對斯坦因、伯希和這些西方漢學家某些行為的斥責。那陳垣先生和伯希和有沒有過交集,他們的關係如何?
陳智超:伯希和確實不止一次在公開場合稱讚援庵先生,都有記載留下來,這是一方面。此外,最近在存於巴黎吉美博物館的伯希和檔案中,發現有陳垣先生給他的信,信中提到,你寄來的文章我收到了,一共十五冊。你請我送給王國維先生的單行本,我也轉交了,但很可惜,轉交三天之後他就自沉在昆明湖了。從這裡就看到伯希和、王國維與陳垣三人之間的關聯。
他們兩人有證可考的交往可以追溯到1924年左右。伯希和研究過摩尼教,來華在福州時聽一位龔先生說,在福州烏石山有兩塊摩尼教的碑,但沒有來得及去看。後來伯希和就寫信給陳垣先生,托他有機會再查找一下。陳垣先生的助手樊守執是福建人,正好去福州辦事,於是囑他查找,花了很大功夫,可惜最後還是沒有找到。
羊城晚報:看來他們之間不僅有學術上的交流,而且是可以互相託付辦事的關係。
陳智超:應該說不是一般的交往。1933年,伯希和又一次來中國,當時他把俄國博物館館藏的《元秘史》拍了照片送給中國,中國方面招待他,我的祖父也參加了,而且還回答他的問題,這封信都保留下來了。
羊城晚報:陳垣先生撰寫《敦煌劫餘錄》大概也就在上世紀30年代吧?
陳智超:這部書是1931年出版的。為什麼叫「敦煌劫餘錄」呢?是因為敦煌的這些經卷,後來藏在北京圖書館(現國家圖書館),是經過斯坦因、伯希和掠奪之後,剩下運到北京的部分,一共八千卷。陳垣先生在助手幫助下,花了三個月時間整理清點了一次,編出了這部目錄書,這應該說是敦煌卷子裡面最早的、最科學的目錄。
出版的時候,陳垣先生在序言裡點名批評伯希和:「(清光緒)三十三年,匈人斯坦因、法人伯希和相繼至敦煌,載遺書遺器而西,國人始大駭悟。」有人當時就建議,是不是可以用詞緩和一點,「劫餘」二字過於刺激了。但是他說不行,「劫餘」二字還不能抒發他的憤慨之情,所以堅持不改。你說伯希和知道不知道這個事情?當然知道,而且後來二人確實見了面,伯希和還是對他表示敬意。從此我們可以得到重要的啟示,在外國人面前,只有堅持正確的愛國立場,而不是奴顏婢膝,才能得到對方的尊重。
羊城晚報:那麼陳垣跟伯希和的關係,如果單純從個人層面來說,還是比較友好的。
陳智超:學術沒有國界,但是學者是有祖國的。伯希和是西方最傑出的漢學家之一,但也是掠奪敦煌文物最精的一個人。此人有他的兩面性:1933年,「九.一八」事變發生後,日本人趁伯希和第二次來華,希望他也能訪問日本,但他為了表示對日本人侵略東北的憤慨,取消了赴日行程。1945年10月伯希和去世時,陳垣先生還寫信給傅斯年表達了惋惜之情。
三、治學無捷徑,唯有刻苦和持之以恆
羊城晚報:我們看很多關於陳垣先生治學的文章,深感他除了以研究成果影響後代,其治學之道也給今天的學術界帶來很大啟示。
陳智超:我看啟示應該是多方面的。首先有個大前提,從陳垣先生有志學歷史開始,就有一個很明確的觀念:作為歷史學家要有一種自覺,要喚醒國民的歷史觀念。什麼是歷史觀念?不同時期有不同重點。在他那個時代,就是不能忘記外國的侵略,不能忘記中國的光榮傳統,不能忘記中華民族抗擊侵略的氣節。學習歷史研究歷史的目的,這一點是首要的。
羊城晚報:也就是說,做學術不僅憑興趣,更不是為了成名成家,而要有家國之思、民族之念。
陳智超:這一點很重要。另外,他強調治學無捷徑,唯一的體會就是刻苦和持之以恆。比如說有四年時間,因為每天都很早起床編《中西回史日曆》,苦心設計簡明方便的表格,結果得了胃病,只能吃麵,對於一個廣東人來說實在痛苦。在他60多歲研究佛教史時,因為需要參考的一部典籍貯藏在一個潮濕陰暗的地方,多年無人進入,蚊蟲很多。他每天都是吃了奎寧就進去用功一天。
羊城晚報:陳垣先生「言必有據,實事求是」的嚴謹態度也給人留下很深印象。
陳智超:他強調,歷史學者就應該對歷史負責,要求真,不能去編造歷史。為了求真,有些問題就不是一下子能解決的。陳垣先生倡導文章不要急於發表,「寫成之後要多置時日」,認為如此一來,一者或許有新的材料補充,二者或許有所修正。他自己就曾經重金購買清人的手稿,研究其修改的過程,了解前人怎樣做學問。還有,他要求「不說閒話,力求創新」,提倡「理要講清楚使人心裡服,話要講明白使人看得懂,閒話不說或少說。」在學風上則力求創新,「凡論文必須要有新發現新解釋方與人有用」。這些思想和親身實踐對當今學術界是有借鑑意義的。
四、長居北京,與嶺南割捨不斷
羊城晚報:還想向您請教陳垣先生與嶺南文化之間的關係。首先,出身於一個務實的廣東商人家庭,對於他的人生和治學有沒有產生什麼影響?
陳智超:應該說有很深的影響。祖父是我們家族第一代的讀書人,他前兩代是經商,再前面恐怕就是農民。同輩也有很多經商的,但他從很小就喜歡讀書,雖然沒有家學淵源,也沒什麼師承可言。
祖父當時看書,並不限於只看四書五經,尤其喜歡讀史籍。於是長輩裡就有人指責他不務正業,但是曾祖父還是「購書無吝」。例如他十六歲那年,買了一部《二十四史》,就花去了曾祖父一百多兩銀子,這不是一般的支持。
羊城晚報:家庭給了他比較殷實的經濟基礎,父親又給了他寬鬆的讀書環境,這是家庭的影響。那麼地域方面呢?
陳智超:廣東這個地方,一方面最早感受到列強侵略,另一方面歐風美雨也是最早被感知。祖父在五歲以後就到了廣州,當然跟在新會時大不一樣,接觸了很多新知新事。另外,他在博濟醫學堂和光華醫學專門學校的求學任教經歷也十分重要。這幾年所受到的近代自然科學的嚴格訓練,對祖父後來的史學研究起了積極作用。他在上世紀30年代的一封家書中曾說:「余今不業醫,然極得醫學之益,非只身體少病而已。近二十年學問,皆用醫學方法也。有人謂我懂科學方法,其實我何嘗懂科學方法,不過用這些醫學方法參用乾嘉諸儒考證方法而已。」雖然有點自謙,但這也確實是他能超越乾嘉大儒的原因之一。
羊城晚報:那他為什麼後來就長居北京了呢?
陳智超:他中間也曾短期回鄉,但應當承認,定居北京對他一生來講,有很大的影響。那時不像現在,即使你在窮鄉僻壤,只要有互聯網就可以知道天下事。祖父那個時候就不一樣,要看《四庫全書》,在廣東行嗎?要跟第一流的學者交流,也要在北京才有這個便利。
羊城晚報:那他思念廣東嗎?
陳智超:很思鄉。這種思念,甚至包括到具體的食物,如燒鵝、土鯪魚等。家鄉的災害他很掛心,而且對廣東學者也非常提攜,比如說岑仲勉先生,本來在廣州一所中學當老師,把刊有自己作品的校刊寄給我祖父,他馬上就轉送給了陳寅恪、傅斯年諸先生,直至將岑先生一步步薦入歷史語言研究所。
羊城晚報:您祖父在北京時,還說粵語嗎?
陳智超:在家裡他一直都說粵語。而且,他要求在北京生長的子弟,也一定要學廣東話,有時候還會親自教。在廣東的子女,也要想辦法學官話,甚至連我的姑姑都接到北京來上小學。
五、「二陳」比較研究,應不帶偏見
羊城晚報:今天的研討會也有很多學者提到了陳垣和陳寅恪兩位先生的比較,這也是近年來比較「熱門」的一個課題。您如何看待這種比較?
陳智超:我的看法是,我們要實事求是、不帶偏見地去研究。有些人連兩位先生的主要著作都沒看過,就發表議論,這不大合適。
陳寅恪先生在清華大學國學研究所的學生戴家祥提到,他在跟老師散步的時候,陳先生講,我就佩服兩個人,一個是王國維先生,第二位就是陳垣先生,他「學問踏實,德才兼優」。陳寅恪先生在給陳垣先生的信中,稱他為「大師」,據我所知,這樣的稱呼在寅恪先生的信中好像是絕無僅有的。另一方面我祖父對陳寅恪先生很尊重,他在給我父親的家書裡面描述,自己怎麼希望陳寅恪先生給他寫序,而且也只有他能寫這個序言。這種推崇不是虛名和客套,他們二人互相都很推崇。
羊城晚報:但是新中國成立以後,陳寅恪先生寫出了《柳如是別傳》、《論再生緣》這些皇皇大作,但陳垣先生的論著比起以前就少了很多。人們會從這些比較上得出某些結論,您怎麼看?
陳智超:首先有一個問題不能回避,陳垣先生比陳寅恪先生大十歲。其實,並非1949年後陳垣先生的論著戛然而止,他最後一部大的著作《通鑑胡注表微》是在1946年刊行的,那時他已經66歲。當時他在家書裡面就多次流露「將軍老矣」。
羊城晚報:是不是也有身體不好的原因?
陳智超:一方面當時關於輔仁大學的爭奪很激烈,梵蒂岡要停發經費,輔仁還有三千多師生,中央人民政府不管誰管?這裡面的鬥爭牽扯了他大量的精力。另一方面,年事已高,他也確實身體狀況不樂觀。1953年祖父給冼玉清先生寫了一封信,大意是說:四九年以後因為各種事忙,沒有時間寫學術文章,我正要寫了,結果右手麻木了;請蘇聯專家醫生看過,說我要立即停止一切工作,要休息。這一次就住院大概一百多天,然後陸續又住了八、九次醫院吧,1964年還動過一個大手術。健康狀況不允許了。
六、陳垣還擔負相當的社會工作
羊城晚報:新社會帶給他的震動應該也很大。
陳智超:這當然也是另外一個原因。他經過了晚清、北洋軍閥、國民政府、日本人統治,曾經一度對辛亥革命之後的民國成立以及抗戰勝利都抱有很高期望,但最後都失望了。解放以後為什麼他轉變很快,並不是因為讀了很多馬列主義的書,而是因為看到了現實。我老引這段話,祖父1949年曾在《人民日報》上發表的文章中說:
「有人問我北平解放後,你看見些什麼和以前不同?我告訴他,看見的先不說,我告訴你看不見的。解放後的北平,看不見打人的兵,看不見打洋車伕的警察,街上看不見乞丐,看不見整天花天酒地的政府官吏,看不見託人情送官禮的事情,更看不見有所謂『新貴』在琉璃廠買古董……這不同於以前的改朝換代,的確是歷史上空前的、翻天覆地的大變革。」
羊城晚報:那麼他在學術上主要做了什麼?
陳智超:1949年之後,祖父主要做了兩件大事:因為他原來的著作很多都是木刻本,或者在雜誌上發表,現在全部由國家出版社排印出版。大部分著作都是他在解放後精心修改過,並且重新整理的,這是一件工作。另外,就是著手整理《舊五代史》和《冊府元龜》,這是很大的工程,但沒有來得及完成。
羊城晚報:此外,陳垣先生的社會工作也相當繁重。
陳智超:是的,他關心史學教育,繼續指導學生,為出版社審稿,還當著幾千人學校的校長,這都佔去相當的精力。以前的幾十年,他每天凌晨四時起床讀書寫作,晚上九時就寢,生活很有規律。但解放之後,因為不斷參加各種會議,午夜才入睡也成了常事。
羊城晚報:也就是說,二陳在解放後的身份迥異,所以他們承擔的職責也是很不一樣的?
陳智超:對。陳寅恪先生應該說是比較純粹的、學院式的學者,陳垣先生有相當的社會活動,而且還是一位教育家,這個區別客觀存在。
羊城晚報:二人原先在學術上經常交流,新中國成立以後,這種交情還在嗎?
陳智超:這種交往一直沒有斷。過去兩人通信很頻繁,後來因為陳寅恪眼睛失明,沒有直接通信的可能,但還是互相關心的。1953年12月,陳垣給冼玉清先生的信中寫道:「中古史研究所事情當汪君未南行前,曾到舍間商酌,同人意見以為所長一席,寅恪先生最為合適。今聞寅恪先生不就,大家頗為失望,奈何!」而在1955年的信中,陳垣問冼:「寅恪先生起居佳否?聞其女公子調粵工作,可以照顧,甚善。」可見其關心。
七、參加曹錕賄選是一生當中一個污點
羊城晚報:最近您主持編輯的《陳垣全集》出版了,人們發現書中收入了他生前寫的一個內部檢討材料,裡面交待了有關「曹錕賄選」的情況。
陳智超:我始終不把祖父看做一個完人,更不是把他看做聖人。他就是一位傑出的史學家、教育家、愛國者。他參加曹錕賄選是在1923年,我在全集裡面特別收了他寫的一個內部檢討,當時領導並不要求、也不希望他公開檢討,是他自己寫的。我把這篇文章也發表了。我覺得,既然是全集,就要反映全面。他自己一直認為,參加曹錕賄選是一生當中一個污點,我也不能給它抹掉了,我保留這封檢討,是讓人家全面了解他,他不是完人,也曾走過彎路。
但是,評價一個人的一生,看他的全部,要看他的晚節。就在參加賄選的同年,他寫了被蔡元培先生稱為「石破天驚之作」的《元西域人華化考》,後來又被推舉為清室善後委員會委員和故宮博物院理事,為保護故宮及故宮文物,與北洋軍閥進行了堅決鬥爭,一度還被捕並遭軟禁。上面提到的陳寅恪先生稱他「德才兼優」,也是在「賄選事件」之後。從這些也可看出當時社會對他的評價。
羊城晚報:那麼這件事到底當時是個怎麼回事?
陳智超:當時陳垣是國會議員,是拿薪水的,而且這個是他主要的收入來源。但由於連年戰爭,薪水已多時未發,後來得到通知說要補發欠薪了,也同時要求他們參加選舉。這是他終身的憾事。
八、三次婚姻與感情生活
羊城晚報:陳垣先生出生在一個大家庭,有兩位母親,先後有三個妻子、十一個子女。在感情方面,他處於一種什麼樣的狀態?
陳智超:陳垣5歲時,父親把他過繼給了去世而沒有子嗣的三伯父。陳垣後來回憶說,雖然與過繼母親李氏生活在一起,她對自己也百般關愛,但畢竟是在生母周氏的懷抱中長大,對她還是很依戀的。每次吃飯,他總是在過繼母親處吃一點,然後又偷偷跑回生母那裡去吃飯。五六歲他就離開家鄉到廣州求學,除了有限的幾次回鄉省親外,很少有與母親見面的機會。他常因不能親自侍奉母親而內疚。
年輕時陳垣聰明博學,又長得一表人才,在廣州時被稱為「靚仔垣」。還有人提到這麼一件事:由於經常在報刊上發表文章,又擅長演講,陳垣的名氣與日俱增,招來了不少開放女性的追求。陳垣有段時間用筆名發表文章,其中一個筆名是「豔」,友人問他何意,他坦言是他最喜歡的一個女朋友。
羊城晚報:他為什麼會有三次婚姻呢?
陳智超:1913年因赴北京從政,陳垣跟以前的生活切斷了聯繫,包括「父母之命」的原配妻子鄧照圓,也就是我的祖母。祖母原名「珍安」,識字不多,裹過小腳,因為祖父又字「圓庵」,所以祖母后來將自己的名字改為「照圓」,但他們兩人終究因為彼此思想的巨大隔閡,祖父來京後兩人就沒有再生活在一起。但是祖母知道祖父喜歡吃家鄉的鯪魚,就常讓子女買來曬乾,寄到北京。因為祖父過繼時是「兼祧兩房」,所以又娶了二房吳淑媛,比他小四歲,但也沒有隨他去北京,不久因意外失足落水而亡,年僅28歲。
後來追隨祖父去北京的徐蕙齡,是他在光華醫學專門學校的師妹和學生。他們在北京共同生活了近40年,但到了晚年感情不和,出現巨大矛盾而分居了,後來徐夫人跟隨所生的兒子陳容到了天津生活。
對於身在天津、廣東的兩位妻子,祖父一直寄生活費。直到1966年5月,她們兩位在相隔不到一週的時間內先後去世,祖父這時已經是86歲的老人了。
羊城晚報:陳垣先生晚年,他的女弟子劉乃和成為了得力助手和忘年知己,長期相隨。二人之間的關係到底如何?
陳智超:這個問題不是幾句話就可以說清。我的妻子曾慶瑛教授曾在《陳垣和家人》一書中,用了專門一節全面談到這個問題,有興趣的讀者可參閱相關內容。
大師陳垣
陳垣,字援庵,廣東新會人。當代著名的歷史學家、教育家,曾被毛澤東稱為「國家的國寶」,與陳寅恪並稱「史學二陳」。
陳垣先生於1880年出生,六歲至廣州讀書。早年曾考科舉而名落孫山。在博濟醫學堂學過西醫,後創辦並入讀光華醫學堂,並留校任教。
1905年,與潘達微、高劍父創辦《時事畫報》,反對滿清專制、外國侵略,以觀點立場激進而著稱。辛亥革命後,當選民國眾議員,從此定居北京,後曾任教育部副部長。
1917年,38歲的他發表第一篇學術著作《元也里可溫考》,開闢了宗教史研究領域,當即震動學界,一鳴驚人,由此開始學術生涯。
抗戰淪陷期間,他閉門研究,堅決不與日本人合作。1949年,他選擇留在大陸,晚年加入中國共產黨。病逝於1971年。
作為史學大師,他在宗教史、元史、中外交通史、考據學、校勘學、歷史文獻學上獨創甚多,學術建樹影響至今。
作為教育家,他從教74年,從傳統私塾老師到現代大學校長,前後執掌輔仁大學、北京師範大學4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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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岩城與羅越國 | 知史百家
安煥然
早在10年前,(馬來西亞)柔佛州文化遺產基金會 (Yayasan Warisan Johor) 在哥打丁宜(Kota Tinggi)的柔佛河沿岸進行考古工作,發現不少歷史文化遺跡。在柔佛河支流靈佑河(Sungai Linggiu)和興樓河(Sungai Endau)支流馬帝河(Sungai Madek)之間,他們發現了一個比柔佛廖內王朝,甚至是比馬六甲王朝還要早的古都詹帝本班(Candi Bemban),考古工作隊在那裡挖掘出一些中國宋朝的陶瓷器,以及羅馬時代的珠串。這座遺跡,可能就是古文獻所記之 Kota Ganggayu,距今有千年的歷史。
關於這座古城,泰國暹語稱為 Klang Kio,是「寶庫」的意思,後來訛傳成 Kota Ganggayu,這在爪哇古語中,意即「新鮮的水」之義。有意思的是,爪哇語「寶石」(galah)一字,阿拉伯語剛好就叫做 Jauhar 或 Johor。
關於柔佛千年古城的傳說,在11世紀暹羅和爪哇古文獻中已有蛛絲馬跡。學者推斷,11世紀柔佛曾叫「清水國」,也叫「寶國」。「清水」之「寶地」,這是柔佛原名的考索。許雲樵《柔佛考》一文有精闢的論證(文見《柔佛州中華商會聯合會成立三十週年紀念特刊》,1977年,頁121)。
《馬來紀年》(Sejarah Melayu)也有提及 Ganggayu。該書記載,Raja Suran 攻陷 Gangganagara 後,便至 Ganggayu 這個地方來。《馬來紀年》記說「此地本為一大國,建有黑石堡壘,到現在那座堡壘還兀立在柔佛河上游。國王名叫 Raja Chulan,是一位雄主,東方各國的王都臣服於他。」
Ganggayu 或暹語中的 Klang Kio,應是一個印度化的古城,是探溯柔佛早期古代史謎團的一個源頭。從事柔佛史研究頗有心得的溫士德爵士曾說,如果那座黑岩城能發現,或者馬帝河上的詹帝本班能,有印度化的古跡出土,或者能把柔佛河支流靈佑河旁的一些地名考證出來歷,那麼柔佛的早期歷史,便迎刃而解了。
靈佑河一帶出土中國宋朝瓷器和羅馬串珠,是有力的二重印證。這座千年古城的存在及其確實情況,有待更多考古發現。很可惜,這座古城遺跡據說如今已沉沒在靈佑水壩下。
2005年2月4日,《星洲日報》〈國內第15版〉報導馬來學者萊米仄羅斯對柔佛千年古城的揭露。報章引述萊米的話,根據他手邊的資料和考古學者的意見,柔佛千年古城可能是日本史書中所記載的羅越國都城。羅越國是室里佛逝的一個貿易據點。這則報導,讓我眼前一亮。羅越國在中國唐、宋歷史文獻中都有記載。
關於羅越國的中國正史記載,最突出的是宋代歐陽修所編撰的《新唐書》。該書〈地理志〉卷43下,撮錄有賈耽的《通海夷道》。賈耽是唐德宗貞元年間的宰相,曾任鴻臚卿,主持過與海外各國往來及朝貢事宜,對中國邊境及海外地理風土甚為熟悉。賈耽《通海夷道》記述從唐代廣州出航,經南中國海、越印度洋至西亞、東非海上絲綢之路的航線,是一篇中西海上交通史非常重要的唐代文獻。其航程所提及的地名,歷來受到學者的關注。
在《通海夷道》的航程記述中,有一段是這樣寫的:「到軍突弄山(今越南南部),又五日行至海硤,蕃人謂之『質』,南北百里,北岸則羅越國,南岸則佛逝國(即室里佛逝)。」
「海硤,蕃人謂之『質』」,伯希和考作馬六甲海峽,希爾特和 Gerini 則考作新加坡海峽。筆者從後者之說。「質」應是 selat 的對音。至於文獻中所記羅越國的地望,沒有太大異議,學界公認,羅越國在馬來半島的南端,亦即今之柔佛。
《新唐書》卷222下〈南蠻下.羅越國〉條中記說,羅越國在當時是「商賈往來所湊集,俗與墮羅缽底同。歲乘舶至廣州,州必以聞。」說明羅越國在中國唐代(大約迄今一千三百多年前),是島嶼東南亞海域相當重要的商品集散中心,是海上貿易的商業中介地,是中國廣州「必以聞」的南海知名的港市國家。
羅越在《宋史》中仍有記載,元明清文獻卻不見記述,由此窺測,至元、明以後(即14世紀以後),羅越國可能沒落,甚至是消失了。這是一個沉寂了千年的古國。
50多年前,南洋學會的韓槐準在柔佛河沿岸做歷史考察,並撰有《舊柔佛之研究》(載於《南洋學報》第5卷第2輯,1948年12月)。韓槐準在柔佛河流域曾撿得不少唐代青瓷破片。如此推斷,早在唐代,中國與柔佛之間已有海上貿易的交涉。
至於羅越國,根據韓槐準的看法,是原始馬來人之Orang Laut(海人)的國家。「羅越」二字,唐代音讀作 La Wat,是馬來語 Laut一字的反切。羅越國便是「海國」。
另,《新唐書》記說羅越國「俗與墮羅缽底同」。墮羅缽底一般考證在今泰國湄南河下游地區,一說是今大城(Ayuthaya);一說為今佛統(Nakhon Pathom),是蒙吉蔑人所建,受印度佛教南傳影響的國家。若說羅越國其俗與墮羅缽底相同,其文化元素不言而顯。
柔佛千年古城的存在,它肯定會比(只有600年的)光輝燦爛的馬六甲王朝還要早。當然,對於柔佛千年古城的探索,文獻與考古二重印證仍待加強。
(原刊《古代馬中文化交流史論集》,新山:南方學院出版社,2010,作者授權轉載,特此鳴謝。)
作者簡介:
安煥然,馬來西亞南方大學學院中文系教授,華人族群與文化研究所所長,原副校長。廈門大學歷史學博士,台灣成功大學歷史語言研究所碩士。《星洲日報》專欄作者。著作有《小國崛起:滿剌加與明代朝貢體制》(2019)、《文化新山:華人社會文化研究》(2017)、《古代馬中文化交流史論集》(2010)、《本土與中國學術論文集》(2003)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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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光明之城 | 知史百家
安煥然
700多年前,有這麼一座不夜城。那裡的人不分白天黑夜地到處奔忙。商業繁華,生活奢靡。這個城市的街道,直到太陽重新升起還照樣擠滿了人。晚上,當地人在自己房子的入口處和庭院裡都點了燈,因而到處都是燈。那些在夜晚趕路的過路人也點無數的燈籠以照明,因此整個城市都在閃爍,處處都有燈光。也因為這樣,它真是一座「光明之城」。
這700多年前的「光明之城」就是古時海外商人俗稱的「刺桐」(Zaitun),也就是今天我們熟知的福建泉州。晚唐五代十國之時,泉州已種滿了刺桐花,海外商人來到這個繁華城市,就以此全城的刺桐花來稱呼這座城市為Zaitun。
《光明之城》據說是700多年前一位猶太商人雅各所寫的作品。他筆下的古泉州,處於南宋末年,具體時間是1271年至1272年。雅各說泉州這個城市的繁華,用「無比」兩字修飾當之無愧。他說「光明之城是人們在全世界所能見到的最大的貿易區」。
這本書把古代泉州說得太傳奇,而且它的出處不明,自1997年在英國問世以來,一場始於歐洲,波及中國學術界的大辯論至今還是眾說紛紜,遂有《光明之城》真偽之辯。
讓我感興趣的,倒不是這本書的真偽與否,而是這場爭辯的當代歷史意義。為此,特地上網搜尋一個很有意思的學術網頁:《馬可波羅論壇》(www.qzdhcity/luntan/)。這個網頁設有幾個專題,我特別感興趣的是那個「光明之城真偽之辯」的專題,除了介紹那本傳奇的書,還把正、反兩方的學者意見下載在網頁,並闢一公開辯論論壇區,讓大家參與討論。
主持單位在網頁上撰文說:「爭辯《光明之城》的真偽並非想對它作根本的判斷,而是想借此重新檢討宋元海外交通和古代泉州港的面貌,一併推介泉州。」他們指說:「辯論已經展開,至於泉州究竟是不是一個獨立於朝廷之外的世外桃源,這將成為辯論中人們長期圍繞的話題。由此,引出了《光明之城》所具有的現實意義這一話題。一些有識之士提出,在正反雙方均無法拿出足夠的史實來辨明真偽的這個時候,泉州不妨注重挖掘《光明之城》所帶來的另一面可能產生的效益;那就是牢牢圍繞著辯論,將泉州的知名度打響。」
泉州,是一個能讓人發思古幽情的地方。1992年我隨大學歷史系的陳信雄老師,第一次到中國大陸做學術田野考察,第一站是廈門,次站就是來到這已逝去繁華的城市泉州。至開元寺、海交史博物館,看到泉州宋代海船,當時我整個人都給震懾住了:「這才是真正的古代中國海洋文明的生命力所在。」
姑且不論《光明之城》真偽與否。歷史上,元初來華的馬可波羅對這座城市的讚嘆是:「這裡是海港。所有印度的船皆來到這裡……我鄭重告訴你們吧,假如有一隻載胡椒的船去到亞力山大港,或到奉基督教諸國之別地省,比例起來,必有一百隻來這刺桐港(泉州)。因為你要曉得,據商業量額上說起來,這是世界兩大港之一。」元末來華的伊本巴圖塔更記說:Zaitun誠世界最大港之一。或逕稱世界唯一之最大港亦無不可。」
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館前館長王連茂在〈泉州海外交通史研究概述〉一文中說,中國海洋發展史之所以在最近數十年來研究成果斐然,這不僅因為泉州是12至14世紀(亦即宋元時期)中國最大的貿易港。還因為泉州至今擁有一大批與中古時期海外交通有關的文物瑰寶,其數量之繁,種類之多和價值之高,實非其他古港所可比擬的,這不能不說是一種得天獨厚的研究條件。
1959年泉州就已建立了中國第一個海外交通史博物館。經過搬遷與裝修,如今的海交博物館已是一座很漂亮宏偉的建築物。宏大的建築物需要有充實的內涵。近數十年來泉州海外交通史研究的軟體建設所取得的成果,是很值得我們學習的,縱然間中經歷文化大革命,學術環境惡劣。
從19世紀歐洲學人對Zaitun地名的爭論,到20世紀初日本學者桑原騭藏的《蒲壽庚考》,中國學者張星琅的《泉州訪古記》,乃至1957年當地學者吳文良的《泉州宗教石刻》,都是泉州學研究的先驅。1974年海交史博物館同仁聯合多個部門的考古人員,進行了具有重大意義的泉州灣宋代海船發掘工程。1982年又和中國科學院聯合試掘法石宋代海船。1984年由泉州海交史博物館編,陳達生主撰的《泉州伊斯蘭教石刻》,收入阿拉伯、波斯碑銘近200方。王連茂館長說,文化大革命過後不久,在中國伊斯蘭史研究狀況中,泉州的研究份量最大,也最引人注目。這種現象是令人驚愕的。
印度教石刻也在泉州大量發現,迄今已達300餘方。它是在一座建於元代而毀於元末的南印度濕婆派寺廟遺跡之遺物。其雕刻品與南印度和爪哇印度教雕刻藝術極為相似。
堪稱罕見,被稱為「刺桐十字架」的泉州古基督教石刻在17世紀中葉就已被發現。上個世紀抗日戰爭期間,在有心人吳文良的努力下,使一批疊於城基的十字架石刻得以保存下來。一些價值至高的石刻也在近10年來被發掘,對基督景教入華的歷史研究,具有重要意義。
波斯摩尼教及因其漢化後形成的明教,在泉州也有其文化軌跡。早在50年代,泉州學者發現了摩尼教遺址。1979年更在該地遺跡掘獲宋代「明教會」碗。有趣吧!金庸小說《倚天屠龍記》那個明教教主張無忌和波斯聖女小昭近乎 「天方夜譚」的傳奇故事,竟在泉州找到線索。
外銷陶瓷是中國海外貿易主要的輸出商品。自30年代以來,中外學者特別重視對泉州陶瓷古窯址的考察。1980年在福建「德化古窯學術討論會」期間發起成立「中國古外銷陶瓷研究會」,更是中國外銷瓷研究的里程碑。
總之,一個城市的打造,其人文開創和歷史召喚,除擁有宏偉的建築物,其精神內涵、內容的充實,背後實賴長期的默默耕耘。如何整合人文資源,培養人力資源,共同參與一個城市的軟體建設,是非常重要之事。
(原刊《古代馬中文化交流史論集》,新山:南方學院出版社,2010,作者授權轉載,特此鳴謝。)
作者簡介:
安煥然,馬來西亞南方大學學院中文系教授,華人族群與文化研究所所長,原副校長。廈門大學歷史學博士,台灣成功大學歷史語言研究所碩士。《星洲日報》專欄作者。著作有《小國崛起:滿剌加與明代朝貢體制》(2019)、《文化新山:華人社會文化研究》(2017)、《古代馬中文化交流史論集》(2010)、《本土與中國學術論文集》(2003)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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