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天上午參加了北醫附醫主辦的全人關懷-實踐工作訪研習,感觸良多,在這與大家分享一點小感想,讓大家在中秋連假享受月光美景時也思考一下生命和活著的意義。
當年還在日本習醫時,教授常常反覆告訴我們醫學裡唯二“絕對”的事-
1. 醫學沒有百分之百絕對。
2. 唯一的絕對就是,每一個人生下來都會面臨死亡
傳統上醫學院所受的教育往往是如何醫治病人,關於死亡這件“必然”的事,反倒接觸的機會不多,甚至有一種“病人的死亡等於醫師的失敗”的感覺,雖然知道“絕對”會發生,但是一直沒有好好學習如何應對。
兒科與其他科不同的是,在執行醫療過程當中,大部分的醫療決策與病情解釋的對象,不是病患本身,而是家屬---病患的父母親。理所當然的也會面臨當病童到了已需要面對緩和醫療或不積極急救的情況。這樣的情境讓我不禁在課堂上,回想起自己在日本接受訓練時的種種情景。
自2010年返台,時間飛快,今年已邁入第十一年了。雖然我現在是一名小兒神經科醫師,但是2001年剛自醫學院畢業的我,嚮往是成為一位新生兒科醫師。因此我在日本十年的醫師生涯中接觸且參與了不少早產兒的治療。日本的早產兒醫療可說是相當先進(依照我的老師的說法,日本人手這麼靈巧,這麼會做模型,非常適合做早產兒醫療…這樣好像早產兒醫師都是愛公仔的宅宅),而當時日本全國1000g的新生兒存活率高達8成,換句話說不管是在東京,大阪等大都市或是像我曾經被外派到,人口可能10萬不到的日本海港口小城 舞鶴市,即便是1000g的早產兒,10人裡面也8人能夠能存活。因此在日本服務的那幾年,我們團隊也常常成功的救活500g甚至是400g以下的寶寶。但是無論怎麼順利,該遇到的還是會來的,實習醫師第一個秋天,負責了一位28周,出生體重800g的單胞胎男孩,出生第一週期間,順利的度過了肺部及心臟等問題,進入了第2周。當時我們醫院的規定是,負責醫師在病童拔管前需全天留院執行第一線照護。因此當時應該是連續住在醫院的第10天左右,心想應該在撐一下,兩三天後就可以回家了。但是事情往往不如人意,就當開始討論何時拔管的那幾天,突然血壓變低、末梢循環變差,身體出現浮腫,檢查電解值後判定是腎上腺功能的問題,因此給予類固醇治療。隨著血壓上升,開始排尿後浮腫也逐步改善,當晚十二點於大夜交班時叮嚀主護理師,目標血壓不超過70mmHg,注意尿量後,我就進去值班室休息。大概凌晨五點左右被大夜護理師叫醒,說血中氧氣含量頻繁的掉至危險範圍。起床一看,小朋友膚色蒼白,活力差,當下立即抽血並立即執行腦部超音波,一放上超音波探頭立刻發現是腦部出血,且是大範圍出血。一向溫和不太罵人的我也忍不住對著大夜護理師說“怎麼顧的,搞什麼啊”。當下護理師早已淚流滿面,頻頻向我說對不起。當時的我應該是氣到神智不清了,回了一句“不要向我說對不起,你應該是向他的父母親道歉”。待當時的新生兒加護病房主任來了之後,我們向家屬說明當晚所發生的事情,並解釋目前情況相當不穩定且就算救起來預後也預期相當不好。說明完後的第二天,家屬回覆決定不採取積極治療。聽了家屬的回覆,我個人覺得應該還有機會,家屬不應該就這麼放棄治療。但是主任告訴我,生命的價值有時不在長短,即使短暫,共處的美好記憶卻是可以永恆活在人的心中。千萬不要將自己定義之醫療成功,單純地建立在病人的生存上。如果有能力,沒有父母不全力愛自己的小孩。也沒有一位父母願意讓自己的小孩比自己更早走,反而有更多的家長會將小孩子生病過世的責任加附在自己的身上。因此我們必須了解,有時做這樣的決定對家屬來說是有多麽困難。當下主任也與我分享兒科死亡宣告的技巧以及兒科如何讓小朋友與家長告別的方式。讓我印象深刻的是,若是當下已執行復甦式一段時間,感覺回不來時,一般來說,家長往往無法當下告知醫師停止急救,因為喊停止等於宣告死亡,這對家長來說是難以承擔之重。因此可向家長說明「小朋友已經很努力了,再加油下去對小朋友來說真的太累了,是否讓他好好休息」。另外,最後一定要讓爸爸媽媽抱小朋友,讓一家人能有好好獨處的時間。因為有一些早產兒出生後就住進保溫箱,爸爸媽媽從來沒有抱過自己小朋友。第一次抱他可能也是最後一次抱他,所以抱小朋友時盡可能的把身上的管路都拔掉,監控系統也盡量拿掉,並且轉靜音。醫療團隊則在護理站看螢幕確認心跳等生命徵象。聽完主任的說明後隔天,那位28週的小朋友的生命力也慢慢轉弱,因此我們也急忙的聯絡了家屬來與小朋友做最後的會面。這是我第一次送走我負責的小朋友,也帶給我很大的衝擊。當螢幕顯示心跳逐漸轉慢、停止。主任帶我進去,向家長宣告及確認死亡時間,當下真的有一種非常不真實的感覺,3天前才在規劃是否拔管,而現在這個瞬間我卻在宣告他生命的結束。而讓我印象更深刻的是,當我們團隊送小朋友離開加護病房時,爸爸媽媽轉身像我們深深的一鞠躬並向我們說“謝謝你們的照顧”,老實說當下家長對我們道謝,真的非常意外,就如同主任說的,生命的意義也許不在於時間的長短,而每一個全力燃燒的生命,即使短暫,也可以是永恆的。就如同我,“他”應該也一直活在他父母親的心裡。
小朋友走了不就後,那位主護理師也離職了,一年後某個機會,她回到單位,善良的她還是向我反省,也許那天她再多注意一點,可能會有不一樣的結果。是否會有不一樣的結果,我不確定,只能說是我們團隊,尤其是身為主責醫師的我實力不夠,為了不讓同樣的事情發生,我們只能檢討,繼續向前走,如同當時的主任說的,我們沒有時間悲傷,因為還有小朋友在等著我們救。所幸那位護理師後來也回到她的家鄉,在京都隔壁的福井縣再度繼續新生兒醫療服務。醫護團隊對病患全心的投入,其實自己也還是需要心靈的依靠,尤其是努力結果不如預期時,精神的支援更不可少。covid-19疫情爆發以來,一些疫情嚴重的國家也發現醫護人員面臨生死交關的場景,心靈的安定對於醫護是多麽的重要,許多一線醫療人員因為無法承擔他人生命的心理壓力而造成許多憾事,台灣日前也發生過,因此北醫附醫也開始關注照護員工們的心靈健康。這不僅是照顧員工,同時也間接地增加醫療品質,給病患及家屬更好的醫療照護。
中大醫學院身體檢查 在 來講兒科急診的543-吳昌騰醫師 Facebook 的最佳貼文
病毒大師面對死亡的反思:對病毒更敬畏了
獲得諸多殊榮的國際知名病毒學家彼得·皮奧特(Peter Piot)教授,在40多年的職業生涯中一直在對抗傳染病。然而,在新冠疫情席捲全球的當下,他本人也“正面迎戰“了新冠病毒。
《科學》雜誌刊載了皮奧特教授的訪談,分享他患病後跌宕起伏的經歷和心理變化,以及對抗新冠病毒、面對死亡過程的反思。
十年沒病倒,“永遠不會忘記”這次的感覺
3月19日,皮奧特教授突發高燒,頭痛難忍,疼痛彷彿吞噬了他的每一根頭髮和每一塊頭骨。不過,當時他並沒有咳嗽。
皮奧特教授懷疑自己可能感染了新冠病毒,檢測也是陽性,於是在家自行隔離,仍然遠程辦公,對工作保持著熱忱的投入。他對自己的病情非常樂觀--過去十年來,他從未病倒過,更沒有請過一天病假;日常生活習慣也很健康。基於對疾病的認識,皮奧特教授認為,唯一的危險因素是他的年紀,他71歲了。
時間一天天過去,他仍然高燒不止,熱度難以消褪,身體狀況也越來越差。皮奧特教授回憶道:「平時我總是精力充沛,但那時我卻總是體力不支,這不是疲勞,而是精疲力竭。我永遠不會忘記這種感覺。」
4月1日,在一位醫生朋友的建議下,皮奧特教授終於前往醫院進行了全面檢查。
事實證明,儘管「沒有出現呼吸短促」的現象,但他仍然「嚴重缺氧」。肺部影像學顯示肺炎已經很嚴重,是典型的新冠病毒疾病(COVID-19)表現,雪上加霜,還伴有細菌性肺炎。儘管新冠病毒檢測結果呈陰性,但症狀過於嚴重,必須住院了。皮奧特教授指出,“這對於COVID-19也很典型,沒有檢測出病毒,但症狀持續數週。”
「住院聽天由命,在末日邊緣徘徊。」
起初,皮奧特教授還特別擔心自己需要上呼吸器,因為一些報導顯示進行機械通氣的患者死亡率並不低。幸運的是,醫生判斷他暫時可以先戴氧氣面罩,而觀察下來,這也足以維持他的正常呼吸。隨後,他住進了重症監護室前廳的隔離病房。
皮奧特教授作為專業人士,對疾病診療通常會有自己的主見,然而這次他“100%成為了病人”,聽天由命,完全把自己交給醫護人員,每天接受他們處方的各種藥物、輸液……
儘管是如此知名的頂尖專家,皮奧特教授在醫院也沒有得到“優待”。和他同住一間病房的,是一位流浪漢,一位清潔工,一位來自孟加拉的患者。這3位都還患有糖尿病,和COVID-19患者往往合併基礎疾病的情況相吻合。病房裡百般寂靜,沒人有力氣說話。
皮奧特教授感到自己彷彿在末日邊緣徘徊了一周。
“疾病讓人失去科學的頭腦,而陷入情感上的反思。”
作為一名感染領域的專家,皮奧特教授慶幸最終找上門“報仇”的是新冠病毒,而非死亡率遠遠更高的伊波拉病毒。
出院後病情反復,病毒波及多個器官。
漫長的一周後,皮奧特教授終於出院了。由於長時間躺臥、運動不足,他的肌肉力量有所退化,難以正常行走。他選擇了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回家。“我想看看這座城市,空蕩蕩的街道,關門的酒吧,還有新鮮的空氣。”
回家後,皮奧特教授大哭了一場,又昏天暗地睡了一覺,還提心吊膽,隨時可能會再度出現嚴重症狀、需要住院隔離的擔憂不斷在腦海中閃現。
怕什麼來什麼。出院一周後,皮奧特教授又出現了呼吸困難的跡象,不得不回醫院複查。原來,他的肺部炎症誘發了「細胞因子風暴」。
在這場疫情中,有相當一部分患者不是死於新冠病毒引起的組織損傷,而是死於免疫系統的過度防禦反應。為了削弱免疫反應,皮奧特教授繼續接受了大劑量的皮質類固醇治療。皮奧特教授慶幸自己體內的細胞因子風暴和病毒爆發症狀沒有同時發生,否則“可能真的活不了。”
皮奧特教授還出現了房顫,心律每分鐘高達170次;還需要通過治療來預防血栓事件,包括中風。
「新冠病毒的威力被遠遠低估了,會影響我們體內的所有器官。」
康復後反思:更敬畏病毒,疫情控制任重道遠
整整7週之後,皮奧特教授第一次感到自己基本恢復了,肺部影像檢查也終於看起來好轉了。他特意買了白蘆筍,這是他家鄉的常見食物,還開了一瓶好酒來慶祝。
這次感染的親身經歷讓皮奧特教授對病毒更加心生敬畏。“我一直很尊重病毒,一生中大部分時間在與愛滋病毒作鬥爭。然而,病毒非常狡猾,能夠突破人類的一道道防線。儘管我接觸病毒的經歷很多,但這一次,病毒改變了我的生活。我感到自己在病毒面前更加脆弱了。”
不少人認為新冠病毒的致死率約1%,其餘患者則經歷類似流感的症狀後康復。但“事情可能更加複雜,許多人將面臨慢性腎病和心臟問題,甚至神經系統也遭到了損傷。全球將有成千上萬的人在餘生中需要進行腎透析等慢性病治療。”在皮奧特教授看來,“隨著我們對新冠病毒了解越多,就會看到更多問題需要解決,很多科學家和決策者正在摸索中學習、前行,努力控制這一流行病。”
皮奧特教授所服務的歐盟委員會正在堅決致力於支持疫苗的開發,他強調,“沒有新冠病毒疫苗,我們將永遠無法回歸正常生活。我們需要可以在全球範圍內推廣的疫苗,這意味著要生產數十億劑量,就製造和疫苗運輸而言,這個數量本身就是一個巨大的挑戰。”他還擔心一些人會受謠言影響而不接種疫苗。“如果接種疫苗的人不夠多,我們也無法控制大流行。”
“無論如何,我仍然是天生的樂觀主義者。”從鬼門關回來後,皮奧特教授表示會繼續保持冷靜和熱情,投入抗擊病毒的工作中。
寫在後面......
皮奧特教授是伊波拉病毒的共同發現者之一,曾擔任聯合國愛滋病規劃署(UNAIDS)的負責人,目前是倫敦衛生與熱帶醫學院(London School of Hygiene & Tropical Medicine)院長,並擔任歐盟委員會的新冠科學顧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