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次的雜談閒聊到哪？產業的樣子，這周來談教育業。
認識我的人，尤其是後輩，記得的應該都曉得，我常說經驗很寶貴，多跟現場的人請教，職場的前輩請益，態度低一點，絕對有幫助。
我其實是學人的，因為前輩跟學長當年也是這樣，越謙遜的跟人請教，知道的人才會想教你。想想現在我也是，來一個態度不佳的小鬼，要我把狀況都教他，誰要理啊。
後來比較常碰教育業，就對實況與偏見有了更深刻的體會。
偏見指的是，你一定見過有人，認為老師就是那個樣子，死守著退休金，什麼都不會，誤人子弟怎樣的。但實況跟這相差甚遠，多數老師都很清楚教育現場的狀況，沒有不想改革，也沒多少死守舊教材的想法，會有這麼大的落差，這十多年的感想是。
第一，大多數人沒有進入學校，不知道老師對外人跟自己人，講話的內容通常不一樣，尤其是技術性細節，沒幾個人會對外講。這點在其他行業也是一樣的，多數人不會對不懂的外人講太多，會講太多的自己常常也…呃，怪怪的。
第二，有偏見的往往是有創傷，或是見過受創傷的人，或根本是自己有點被害妄想，或或或者是正好認識幾個老師，剛好都那副德性，就以為所有老師都如此。但這是比例問題，像我跑過10間學校，前後遇過的老師上百個，統計上來說渾球有但不多，可是萬一你遇到的就是那個渾球，就會覺得全部都是。
第三，系統性問題往往大過個人努力，不是不知道要改變，更不是不願意改變，而是你改變不了，只好在自己努力範圍內，儘量幫助個別學生。系統性問題指的是，教育界的派系問題，哪個人當到局處長，誰在哪些位子，要推什麼政策，最後都是政治問題。
簡單說就是，跟其他產業沒有區別，只是教育大家都經濟過，以為自己很懂產生的錯覺，太多人有類似經歷共鳴的誤差。
我幾乎每間學校，都會遇到1、2個大學長姊，現在不少已經退了，你只要誠心詢問，全意的請教問題的本質，都會跟你講。人家人生經驗很豐富，你是真心還是假意，可是一清二楚，會講到哪裡就看自己的態度。
舉兩個例子，這數十年教改本身可以說是台師大跟北教大兩個大系統對抗的結果，雖然點火的是410運動，但這比較偏向是面對現實的反應，畢竟進入電子業興起的時代，不改也不行。但真的就只能區分這兩大陣營？完全不是，細分下去，是要看哪個教授教的，以及哪些人的徒子徒孫，進入到教育局或是教育部，還是在國教院擁有一定影響力。
易言之，全部看個人，我運氣很好，前幾年正好遇到幾個教育界次長級的「老同學」，學長姐很直接地說，當年這些政策是哪個教授去提的，然後哪一個學長或是同學在那個位子，就執行了這相關政策，甚至更極端的，是同學想要寫論文拿博士，就把政策拿去推，自己直接拿到全國實驗數據。
你說這是在開玩笑喔，並沒有，就是這樣，你說15年前那個扁時代的官員是渾球？也不是，再怎樣也不會這麼露骨，拿全國學生的前途開玩笑，所有可以推行的政策，都一定會經過小規模施行，確認結果可行後才拿去推。整體來說還是對學生有益，只是不見得是最有益的做法。
差異在於，同年代如果正好有三派人，三種理論跟做法，為何是某一派的推了，其他人的難道就都是錯的？都不是，比較偏向因時制宜，有的政策考慮到未來，需要多元化人才，有的則是著眼產業界實際需求，以及台灣大多數中間程度學生的就業，而這些背後都有數據支撐。
最終，要推行下去，就得要找政治人物支持，這些結果才會化為我們檯面上看到的鬥爭，而鬥爭最後導致參與者不停地翻寫故事，故事最後都成了善惡大對決。有時候也不見得全是政爭的過程，只是結果，好比扁時代的某一些教育界人士，找上馬英九這個政治明星去推政策，但要政治人物聽，就得要講他相信的話，導致出現很好笑的現象，挺教改的人把政策修成很像聯考復辟，馬系的人不明所以去推，還真以為可以回歸聯考洗腦教育。實際上埋了一堆地雷跟陷阱，通通在蔡英文上來後炸掉，挺聯考復辟派幾乎崩潰。
然後那個年代的大學長姊，說的都是一派輕鬆，你問他明明程度更好，為何不去走那條路？實際改革教育？
就不願意啊，個性不適合啊，有的老師就是只想安靜教書，不想涉入政治，連個主任都不想當，最後在一間學校變成扛霸仔，新來的校長都要對老老師態度尊敬。不去當主任，往備用校長，教育界的高階事務官之路，純粹是不想，跟能力無關的在教育界多如牛毛，每一個放到教育局長的位置能力都夠，他就不想當是要他怎樣，頂多每幾年被推去當個主任兩年就好，人生教書看學生成長，快樂無比。
我講這個的意思是，實際聽到這些故事，你會更理解為何許多的改革方案，例如我這幾年罵的翻轉，或是不大認同的多元素養，事情不是那麼單純。並不是我罵，就代表這些方案一無是處，或是全盤否決，推下去對學生一定都是好的，俗話說沒有好老師只有好學生，只要老師態度正面，學生都可以從中學到一些。
問題是，數量、時間、比例。
前幾年台北狂推PISA，為何講素養考題講那麼久，現在都不講了，直接變成素養教育，這當然跟潘文忠部長知道怎樣推政策的優秀手腕有關，但誰敢說這跟公行系主導無關。
馬英九時代推PISA為何注定失敗，並不是PISA是錯的，而是PISA本身只能針對特定的學生，是一種能力指標，類似我們做性向測驗。但要拿PISA成績當作教學標準，強迫大家依靠這個標準教學，變成實際的政策就是胡搞了。
就好比中國的PISA成績超棒，我就問過好幾個大學長姊，到底他們怎麼做到的？回答的很有趣，「作弊」。
蛤？
對，作弊，做法很簡單，理論上是隨機抽選抽考，實際上因為有時間差，所以學紅葉少棒隊，把該區的第一名學生集中在一起，例如你叫做王小明，但記得現在座號是5號，姓名是陳大華，給我記住不得有誤…
一個人講，我還可以說是偏見，複數的人而且完全不同的學校，彼此沒有交集的老師，可以講同樣的狀況。他們的共同點，就是都有參加過台灣70-80年代的類似考試，都經歷過很接近的狀況，當時的國民黨教育人士靠作弊來拿好成績，方便繼續申請經費，推動既定政策來牟利。
台灣在阿扁後就已經不可能這樣國家級作弊了，所以成績必定會掉下去，那為什麼馬時代的一些教育官員，完全相信這是台灣教育失敗的結果？
一個大學姐跟我說原因，因為他們沒遇過，所以不相信這種國際級的還可以作弊，我們遇過所以知道。問他為何不出來反對，告訴大家實情？
答曰：為什麼我要？再說也改變不了什麼。
呃，想想也是，都變成政策，還有大量的利益團體介入，印教材的推補習的，一個人對抗整個產業，人家還有大量媒體跟網路公關洗，一個人是要怎樣解決。
所以最後，這些很厲害的老經驗學長姊，就跟我5年前遇到的大學姐一樣(還跟我同一間高中)，心態就跟唱空空歌的空劫半僧功一樣，開心過好每一天就好。
只要看到學生沒有變壞，在街上各行各業都有自己的日子可過，就心滿意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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