似乎越來越少人記得，這個緬懷先總統蔣公的日子。
這年頭大家喜歡臧否人物，談論所謂的歷史定位。在有心人士的長年炒作下，如今提到「蔣中正」，多數人第一時間想到的，可能是蔣公陵寢被潑漆，抑或是蔣公銅像被砍頭，諸如此類撕裂社會的行為，或是對蔣公的負面評價。
這些刻意竄改、湮滅的記憶與歷史情感，卻與史實大不相符；曾經世界各國媒體爭相報導，擔任重要反帝國主義侵略、反法西斯，自由捍衛者與盟友的他，在二戰期間，擔任盟軍中國戰區最高統帥抗擊日本侵略，協助盟軍在東南亞戰線的反攻，最終獲得勝利。
戰後國家未解的難題、殘破的家園，成為中國意識形態分歧與內戰的導火線；但在危亡中，蔣公依然堅持中華民國民主體制，以及三民主義的理想。也因如此，才換得臺灣最後不被赤化浪潮吞噬，留存今日我們視為理所當然，發展民主自由的空間。
若沒有國父孫中山先生，中國不會出現融貫中西，屬於自己的一部主義；但若沒有蔣公，三民主義則沒有實現的機會，中國早被外族瓜分；我們更早已接受赤化浪潮的洗禮，迎來紅色文化大革命。
民進黨政府上臺之後，以促進轉型正義之名，行查封禁書之實，將中研院和國史館的許多公開資料下架，因為它們發現其中有太多對綠營不利的口述歷史和文件檔案。
這些人拿著自己宣稱的正義當護身符，無限地擴權，並且有計畫地扭曲史實。掩蓋日軍屠殺臺灣民眾、美化日本殖民統治、合理化共產黨滲透顛覆政權、將武裝暴動包裝為人民起義、創造不存在的國軍大屠殺，一切的一切都是為了奪權。
馬克·吐溫曾說：「歷史並不會重複，但它會押韻。」我們幸運地避開紅色文革之禍，但或許逃不過綠色的文化大革命，只能眼睜睜地看著它成為現在進行式。
僅以此文，紀念蔣公逝世四十三周年紀念日。
中山陵文革 在 [轉錄] 宋慶齡為何不葬在中山陵：內心愧疚? - 看板MdnCNhistory 的推薦與評價
在南京中山陵園環繞中山陵的附葬諸墓中，廖仲愷與
其夫人何香凝的合葬墓，面積不大(佔地僅20畝，不遠
的譚延陵墓佔地300余畝)，但風格卓異，引人遐思。
此墓也是設計中山陵的建築師呂彥直的作品。
廖仲愷遇刺中彈身亡于1925年8月20日上午，距中山
辭世還不到6個月，時年48歲；他的夫人何香凝46歲
(長宋慶齡十四歲)。47年之後，1972年9月1日，何
病逝于北京。依照她[生同寢，死同穴]的遺願，靈
柩運往南京與廖仲愷合葬。
廖仲愷夫婦都是最早的同盟會員，是中山先生最親密
的戰友和助手。據記載，中山先生彌留之際，曾親囑
何香凝[我死後，請善視孫夫人]
聽到肯定的回答後，孫中山握住何的手[廖仲愷夫人，
我感謝你] 共同的遭遇、經歷和事業，使宋慶齡與
何香凝的[命運如此緊密地交織在一起]，其關系無論
公私都非同一般。何的子女從小就尊稱宋為[叔婆]或
用英語稱之為auntie。
何香凝逝世的9年之後，宋慶齡病逝于北京。在逝世前
半個月，她被授予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名譽主席稱號。
有人猜測，她是否會與何香凝一樣合葬中山陵？
出乎猜測者的預料，她的遺體火化的第二天，骨灰就用
專機運往上海，安葬于萬國公墓的宋氏墓園。
這麼做完全是出于尊重她生前的囑托、安排。
在她逝世前3個月，被她一直尊稱為李姐、16歲就到了她
身邊幫助料理家務達53年之久的李燕娥因病逝世。宋慶齡
囑咐李的骨灰與她的骨灰要葬在一起。在她為此給私人秘
書的書面指示中，[畫了一個草圖，標明李姐和她自己墓
碑的位置應在她父母合葬墓的左右等距，都平放在地上]。
宋慶齡為什麼沒有提出與孫中山合葬或附葬于中山陵？
廖承志在《我的吊唁》一文中解釋說:
她一生地位崇高，但她從未想過身後作什麼特殊安排。
台灣有些人說，她可能埋葬在南京紫金山中山陵，她
想也不曾想過這些。中山陵的建造構思，她不曾參與
過半句，也不願中山陵因為她而稍作增添，更不想現
在為此花費國家、人民的錢財。 宋慶齡傳記的作者
伊斯雷爾 愛潑斯坦補充說:
她會認為，孫中山的歷史業績是他的功勛，她不應去
分享。另外，49年前，國民黨中曾有人對她作為孫中山
遺孀的地位妄加訾議(在1922年中山艦事件之前，雖然
已結婚七八年，但國民黨內仍有人故意稱她為[宋小姐]，
以示不承認她的[孫夫人]的身份。此後，這種無聊沒有了，
但所謂名分問題並沒有一勞永逸地樹靜風息，她氣憤地說，
[他們可以說我不是孫夫人，但沒人能夠否認我是父母親的女兒]。
這也許可以作為另一個原因。她父母的墓地在文化大革命中曾遭
破壞，後經周恩來下令修復。是不是因此而使她覺得她必須永遠
陪伴在她父母身邊？她一生為公，但在她看來，死是私人的事情。
愛潑斯坦的三條補充措辭相當謹慎，分別用了[她會認為]、
[這也許可以]、[是不是因此而使她覺得]等推測、揣摩傳主
心態的說法。廖承志的解釋，也沒有引述宋慶齡的原話。
不過從世俗的眼光看，將逝的生命渴望回歸本原，渴望落葉歸根，
也是聖人弗禁的常理常情。宋慶齡懷著某種歉疚之情依戀雙親，
尤其是她的母親。已年過八十時，她在一封私人信函中回憶自己
22歲時在上海不辭而別投奔流亡日本的孫中山並舉行婚禮:
[我的父母看了我留下的告別信後，就乘下一班輪船趕到日本來，
想勸我離開丈夫，跟他們回去]。
[我母親哭著，正患肝病的父親勸著]。
[盡管我非常可憐我的父母---我也傷心地哭了---我拒絕離開我的丈夫]。
1949年，當國民黨當權派出于一望即知的目的，竭力宣揚孫中山早已與之
離婚的前夫人盧慕貞才是惟一的、真正的孫夫人時，傳聞說宋慶齡表示[他
們可以說我不是孫夫人，但沒有人能夠否認我是父母親的女兒]。愛潑斯坦
分析說 [這可能是最早透露出她的一種想法，這種想法使她在病危時提出
要同她父母葬在一處的要求]。
對宋慶齡刺激最深的還是文革破四舊時，上海的紅衛兵砸爛了她雙親在萬國
公墓的墓地，[推倒石碑，把墓中骸骨挖掘出來，實行暴屍]。宋慶齡傳記述
[墓地遭破壞的照片從上海寄到北京時，宋慶齡身邊的工作人員第一次看到她
精神上支持不住而痛哭起來。廖夢醒把這些照片送給周恩來。周下令上海市
有關部門立即將宋墓修復，並在竣工後拍了照片寄給宋慶齡。但並沒有全部
照原樣修復。原來的墓碑上列著所有六個子女的名字，而新墓碑上只有宋慶齡
一人。文化大革命告終之後，又重新換了墓碑，完全復原]。
宋慶齡生命歷程的最後兩三年是中國近現代史上又一次最有希望的年代。1979
年2月，她在寫給一位美國人的信中說:
[民主和法制開始佔上風並顯示出來---最近舉行的中國共產黨的三中全會是一大勝利]。
在同一封信中，她對現實社會的一些制度性弊端直言不諱:
[除非我們改善目前的幹部委派制度和教育制度，我敢肯定，
我們為現代化所作的努力將告失敗！]
也許瀕危之際的宋慶齡感慨于自己的愛侶和導師的身後命運，
以歸葬家族墓園的至囑，含蓄又確定無疑地表示了自己對習于
造神和迷信盲從的民族性痼疾的決絕乃至警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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