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 交付審判通知被告 ，我們在網路上蒐集到這些相關的討論、資訊與評價

＃刑事法裁判精選／林鈺雄教授、王士帆教授 #月旦實務選評 1卷1期（2021.7）

最高法院2021年1月公布刑事裁判813則，本期由林鈺雄、王士帆兩位老師精選16則，其中包括刑事大法庭109年度台上大字第3426號裁定。以下摘錄部分裁判所涉及的重要爭點及法律問題：
　
📌檢察官以裁判上或實質上一罪起訴之案件，其一部於第一、二審均不另為無罪之諭知，僅被告就得上訴第三審之有罪部分提起上訴，該不另為無罪諭知部分，是否為第三審審判範圍？刑事訴訟法第267條、第348條第2項有關審判及上訴不可分之規定，有無適用之餘地？針對此問題，大法庭109年度台上大字第3426號裁定統一該院法律見解，值得注意。
　
📌公民不服從是否可作為阻卻違法事由？法院是否得透過類推適用緊急避難或避難過當之規定，阻卻違法或減免刑責？
　
📌販賣毒品賣出之著手時點應如何判定？交付所販毒品前之兜售或推銷行為是否即足當之？
　
📌行為人到正犯放火現場為談判助勢，雖未參與任何放火構成要件行為之分擔，但對於正犯故意放火當有認識，而仍在場全程陪同，其是否該當放火犯罪之幫助（精神幫助）犯？
　
📌銀行法第136條之1規定的受發還權人，是否等同於刑法第38條之1第5項「被害人」？其得主張優先受償之利得，除直接「產自犯罪」所獲得之利潤或利益外，是否及於「為了犯罪」所得之報酬？
　
📌假冒為外國政府或其公務員，是否成立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1款所定冒用政府機關或公務員名義之詐欺罪？
　
📌櫃買中心的交易分析意見書，其中有關股票交易紀錄之記載，如經該製作者在審判庭具結陳述係據實製作，是否應認其具有證據能力？
　
📌刑事訴訟法第253條之3第1項第1款規定之撤銷緩起訴處分事由，為被告於緩起訴期間內，故意更犯有期徒刑以上之罪而經檢察官提起公訴者。其所指「更犯之罪」，是否以經判處罪刑確定為要件？
　
📌通訊保障及監察法第15條第1項，定有通訊監察結束事後通知受監察人之程序。若國家機關違反此通知義務，該次實施通訊監察所取得之內容，其證據能力是否因而受影響？
　
　
完整內容：#月旦實務選評 1卷1期（2021.7），刑事法裁判精選／林鈺雄教授、王士帆教授
　
　
■本期目錄：http://www.angle.com.tw/magazine/m_single.asp?BKID=2780

這則新聞所討論的事情，其實是困擾港口城市地檢署已久的問題，背後的故事（涉及海上死亡原因與死亡方式、船長謊報、我國無審判權及管轄權等議題），值得大家重視。
特別是正值防疫之際，海上死亡的屍體是否可能感染，不容大家忽視。

而這個故事其實還有個前情小插曲：
據了解，這類「捨近求遠」「謊報事實」「丟包遺體」事件在過去主要發生在轄區有基隆港的基隆地檢署，打從該署與司法警察、檢疫相關主管機關開會商討對策，依照檢疫規定嚴格執法，必要時依法扣押船隻，之前也真的開了「扣押船隻」先例後。
這些船隻就「知難而退」．但變通方法是開去台北港，而本案士林地檢也扣押船隻（該船為殺人案件的犯罪現場、船員為殺人行為人或證人，在偵查實務上也不得不扣）。
讓我們猜猜，接下來這些船隻會開去哪個港？？？

我國是否應該因應這樣的事件，參考（之前吃過很多虧的）基隆地檢經驗，修正法規或制定更詳盡的SOP？
而在之前的基隆地檢處置上，還有民代和不肖業者一起揮舞「人道」大旗，控訴檢方「不近人情」，這些民代代表的真的是選民的民意？還是滿滿新台幣的利益？

以下內容摘自新聞：http://bit.ly/3axIfDG

「庫克群島籍油輪今年元旦發生海上喋血案，1名緬甸籍船員喪命。迄今船上近20名大陸、緬甸籍船員留滯基隆港過年，全案因 #沒有管轄權陷入膠著。檢方發現，國際船舶企圖「丟包」遺體給我國離港的事件層出不窮，去年至少5起。檢方抨擊，船舶以人道為名，卻霸王硬上弓入港，除浪費救難資源，把我港口當成國際船舶的殯儀館，也恐成防疫漏洞。」
「1月1日，庫克群島籍油輪的緬甸籍船員在公海被同鄉刺死......當初船方通報我方，謊稱傷病，我基於考量人道，派空勤直升機吊掛送醫，但已明顯死亡。」
「檢方調查，油輪 #捨近求遠，#過大陸港口而不入，刻意選台北港，但因沒位停，轉而停在基隆港至今。」

「檢方表示，依國際公約，船長有權在案發後依習俗舉行海葬。一旦入港，吊掛遺體離開船舶，港務人員則無權拒絕船舶離港，等同鼓勵東北亞航線的船舶來台「丟包」遺體，像大陸、韓國、日本都「技術性」耽誤船舶航程，並收高額停泊費，避免船舶靠港丟包成為常態。」

「近年我港口被國際商船當做殯儀館的案例不少。2019年6月，蒙古籍油輪船員暴斃，船長以急難救助申請進入基隆港，3小時後船舶靠港，港務人員發現船員已死亡12小時，拒絕遺體登陸，反遭民代質疑，指不近人情，讓屍體在船上甲板曝曬2日幾近腐爛，逼迫港務人員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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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法規：
港埠檢疫規則第9條：
自國（境）外進入國際港埠之船舶，應於抵港前七十二小時至四小時期間，由船長向檢疫單位通報下列事項：
一、船舶名稱、呼號及航次。
二、最後啟航地點、日期及時間。
三、抵達前三十日內停泊之港口及啟航日期。
四、預定抵達之日期及時間。
五、船舶衛生證明書之種類、發給地點及日期。
六、工作人員及旅客人數。
七、抵達前三十日內，船舶上有無發現人員死亡或傳染病病人及其相關資料。
八、抵達前三十日內，船舶上有無發現不明原因之動物死亡情形。
九、有無鼠類或病媒孳生。
十、其他相關事項。
船舶於當次航行時間未達四小時者，經檢疫單位許可，得於啟航前完成通報。
經通報後，有人員死亡或發現傳染病病人時，應立即向檢疫單位通報其感染或死亡之人數、姓名、症狀或死因等相關資料。
檢疫單位依前三項之通報，認為該船舶無散播傳染病之虞時，許可入港。

刑事訴訟法第 133 條
可為證據或得沒收之物，得扣押之。
為保全追徵，必要時得酌量扣押犯罪嫌疑人、被告或第三人之財產。
對於應扣押物之所有人、持有人或保管人，得命其提出或交付。
扣押不動產、船舶、航空器，得以通知主管機關為扣押登記之方法為之。

【檢方查辦警察違法的難題】兼討論新北地院109年度訴字第217號判決，以及GG專案（斬手騙票案）經驗與彰化騙票案

稍早看到幾位朋友在討論這則關於這則選擇性報導且似乎有些勢力在帶風向的新聞，
有幾位檢方學長便提到：「依照這個判決的標準，#看來警方的警詢筆錄應該都不能用了，特別是要攻上手、績效至上的毒品和槍砲案件……」

‼️曖昧不清的「警媒關係」

只要稍有一點常識的人都知道，我國司法記者平均素質低落，且長期以來與警方有許多檯面下的關係，我國媒體報導的司法新聞通常只能看一半（有時可能連一半都不能信），
因此，我花了點時間去查這則判決，很用功地把新北地院判決看完了。
109年度訴字第217號：https://bit.ly/3agkEFX

其實也不用看完，判決主文一眼望去就知道，起訴的三重厚德所員警有2位－－一人有罪、一人無罪。
奇怪？怎麼有罪的都不報導呢？有罪那串那麼長，記者被鬼遮眼，所以都看不到？

⚖️本案事實：
這件案件的案情基本上就是警方為了爭取肅竊與破獲率等績效，#與慣竊合作灌績效的案件。
一、有罪的賴姓警員部分：
事先將名片交給慣竊葉某，並告知「事後如若犯案，並願自首或自白犯罪，可與之聯繫並提供犯罪情資」，
後來葉某還真的跑去派出所找賴警，說自己偷了車，這件案件是葉某自首的案件，但賴警竟然開了筆錄把案件記載成「警方調閱監視器循線查獲通知葉某到案說明」，也就是偽造成警方破獲，並將不實事項登載於所掌之警詢筆錄及檢附相關資料製作刑事案件移送書。
這部分，法院認定有罪，被告於審判中自白，所以法院還是不脫「向來當好人」的慣例，給予緩刑。
這幾年來，警方的違法事件，院方大多都是這樣的行情（所以也導致警方好像也不太怕了？）我也真心希望法院能夠以一樣的標準，不要獨厚白領犯罪、公務員，應該給予其他犯罪人一樣的寬典，大家一起緩刑，也可以解決監獄人滿為患的獄政問題。

二、無罪的許姓警員部分：
起訴書記載的事實是：許警其為求尋獲贓車之績效，竟基於教唆竊盜之犯意，在巡邏時見葉某，即告知葉某若有竊取車輛並交付查獲，即可獲取金錢，因此挑唆起葉敏賢竊取車輛之犯意，後來葉某還真的去偷車了。

但是這部分主要的證據只有葉某以證人身分的證述，以及 #許警與葉某的通聯記錄，
許警在審判中翻供，咬檢方不正訊問。
怎麼個不正訊問？
法院判決是這樣寫的：「檢察官均係以對於該通聯紀錄為主，一再向被告許為傑表示其為何認此通聯與被告許為傑教唆證人葉敏賢竊盜有關，且該如何解讀，並反駁被告許為傑稱此部分聯繫與通報毒品情資有關之辯詞，嗣再舉例該通聯記錄與證人葉敏賢所述與販賣毒品之認定相同，然依卷內證據證人葉敏賢既未曾證述此通聯與教唆竊盜有關，是否得直接推認被告許為傑有教唆竊盜，亦屬有疑。
㈣ 綜上所述，被告許為傑於警詢、本院準備程序及本院審理時均否認犯罪，檢察官於108 年5 月14日偵訊時，被告許為傑初始亦否認犯罪，然於檢察官一再質疑被告許為傑之說法，並於尚未確知該次通話內容之情形下，#影射誤導被告許為傑認為此即足以認定其有教唆證人葉敏賢竊盜之行為，並同時 #告知可能涉犯貪污治罪條例之罪， #暗示倘遭法院羈押，則其警員之工作可能不保，於此環境之下，堪認被告許為傑於偵訊過程中心理、生理均受極巨大之壓力，之後才為自白之陳述，檢察官於訊問過程中主觀上縱使無存不法，客觀上亦難認正當（尤其是在尚未確知上揭通聯內容之情形下，即影射誤導被告許為傑部分），而刑事訴訟法第156 條第1 項係就自白任意性所設，以保障被告之自由權，此一規定係為確保國家對於被告所進行之詢、訊問，均應合於正當法律程序，維持國家追訴犯罪方式之純潔，以維法治國精神，而檢察官於偵查中之訊問依法應恪守程序，既有上開違背法定程序之瑕疵，經權衡其違背法定程序之程度、主觀意圖、狀況、侵害被告權益之種類及輕重、犯罪所生之危險或實害，及證據取得違法對被告訴訟上防禦不利益程度予以審酌，為避免反覆發生，應認被告許為傑之自白非出於其自由意志之發動，而不具任意性，自不得採為證據。」

看到這一段，應該警界很多人都會冒冷汗了。
還記得大家最愛衝績效的毒品案嗎？還記得販毒專案嗎？警方都是怎麼讓毒品被告認罪的呢？
以下這些警詢對話，很多警職人員應該不陌生：
「槍砲是重罪，很可能會被羈押，有共犯的話趕快供出來才不會被羈押」
「配合一點，趕快說清楚，不然等等去見檢察官，搞不好會被聲押」
「另一個被告已經認了，你不認，只剩下你可能會被羈押了」
依照新北院的標準，以上這些讓警方得意地詢問技巧都不能用了喔，啾咪！
最保險的方法，就是不要勸認罪了（？）

所以說，在「警媒關係」下的各種帶風向時，還請警方自己想清楚，看明白新北地院的這個標準，到底會打到誰。

🔍檢方主動查辦警方違法偵查專案的難題

剛剛跟朋友稍微討論了一下，經提醒想起這件案件是在我離職前夕，新北檢比對一連串件竊案中發現不對勁的案件，動這件案件的時間大概在我那件GG專案（斬手騙票案）後幾個月，也是好幾位檢察官參與、由地檢署主動介入、沒有使用司法警察的案件。

把記憶拉回那件全部有罪的斬手騙票案，我當時資淺，在事多案雜打打殺殺被告煩的「種大專組」，就覺得我只要處理到公務登載不實，沒有要處理後續功獎的問題（有設定調查的基本盤）。
我是在後來才知道這辦警察違法類型的案件在其他地檢署大多是交給黑金（肅貪）專組承辦，因為該組檢察官資深、較有應付白領犯罪者的能力。

我在擔任學習司法官時，我的實務老師教過我一系列偵辦白領／公務員犯罪的偵查技巧。
我有好幾大本雜七雜八筆記本，以下幾段曾寫進週記裡所以有電子化：「偵辦公務員犯罪，最要小心謹慎，特別是辦警察，更是難中之難，因為他們懂法、又有警媒關係、擅長宣傳帶風向，再加上法院向來同情公務員，刑度也不會太重，又容易給緩刑」「不要辦得辛辛苦苦，人家得到緩刑，結果自己被警方反咬，#惹火燒身」。
「要辦公務人員，特別是辦法官、檢察官、警調人員，一定要有 #底牌，貪污難成立，所以至少要有偽造文書、妨害自由、違法搜索等輕罪作為基本盤，否則 #不要輕易出手」

這就是所謂的 #防禦性偵查，我國貪污、瀆職罪構成要件嚴格、刑度重、加上白領與公務員犯罪大多是密室犯罪，蒐證不易，縱然是被當成基本盤的公務登載不實，因為要證明所登載的內容「不實（或不存在）」，但消極事實很難證明，所以也有難度，更不要說違法拘提逮捕（妨害自由）、違法搜索在舉證上有多難了。
再加上在現今泛政治化以及與媒體結合的文化、院方與偵查實務脫節，也形成了「防禦性偵查」的觀念，
最後使得我國監獄體系中塞滿了中下階層的人，白領階級犯罪，檢方大多謹慎不敢動——動警察也不太敢出手。

理論上檢察官確實應該出手處理警方違法，以「法律守門員」應該出手捍衛法治國家的功能。
但在實務教育上，我本身也是受到「防禦性偵查」的教育，我也深知被告不是檢察官的敵人，更不要說本來要處理警方違法的立意，一旦燒到自己，反而很可能會在警媒宣傳下，使得警方違法更加肆無忌憚。

所以我當初在2018年7月底動那件GG專案時，其實已經調查並分析整理資料約5個月、多次與主任討論與沙盤推演，在動之前也已經有基本盤（其實他字案的卷宗中，其中有幾件也已經過起訴門檻，根本不需要自白）。
6月底-7月間協辦檢察官加入，前後開了三次會，最後一次（也就是勤前兩三天）再拉檢事官加入。
幾次會議中，主任一再提醒我們：「案件本身不難，難的是後續效應。」當時有協辦的學妹表示「很緊張」，我就說：「盡力就好，相信我，我有基本盤，基本盤的分局我親自處理，其他部分，無論如何都要注意程序，做到最完整，任務就是不能被抓小辮子就好了。」
所以我們向分局調取資料時的公文多達數十頁，每人手上都有公文，甚至還拿了傳票，並且書記官攜帶手填的傳票現場填寫核發，貫徹書面傳喚。

簡單來講，在程序上做到跟教科書一樣，甚至還要顧及大量教科書裡沒說到的事情。
當然，這樣的程序與區別，對於其他非白領、非公務員的被告而言，看似不公平——沒辦法，偵查實務是真槍實彈，要顧及很多效應，不是刑事訴訟法教科書。

到偵查後期，其實我並沒有將所有分局疑似有問題的所有員警都起訴，其中有幾個協辦檢察官認為「可疑」的部分，因為該分局 #卷宗消失，導致關鍵卷宗不見，加上案發時間略早，有些證據調取上有難度，因此這些卷宗消失的部分，我忍痛簽結，簽呈寫了數千字，請求檢察長以調度司法警察條例往上報懲處將卷宗弄不見的分局主管人員，檢察長批了個「可」，但最後石沉大海，不知後續如何。
或許大家可以想想，為什麼我「不敢」起訴卷宗消失的那個分局員警？這樣是不是對好好保管卷宗的其他分局反而不公平？
一方面是我很清楚那件案件當時直接衝擊（長期以來越形扭曲的）「檢警關係」、警方專案績效制度，可能還會涉及政治成分，如果出手沒有打到三寸，出現部分無罪，那麼，這個反噬的效果會把本來良善的立意給吞沒。所以只能保守，#把起訴門檻提高到有罪門檻——這就是防禦性偵查，對於其他案件類型的被告很不公平，然而，現實便是這麼多無奈。
另一方面，卷宗「被」消失，這就是人力調查證據的極限，我們都是人，不是神，人力可及的真實發現有其極限。剩下的，就交給神的 #死後審判 吧。

最近彰化地院判決的騙票案：https://bit.ly/2DTmXT9
我看判決書中附記事項的記載，記述公訴檢察官在審判中如何發現騙票的嫌疑，主動介入調查並發現真相的過程，包含比對日落時刻表、光線等，透過這些蛛絲馬跡來拼湊出真相，做到這種細緻度，分案由肅貪組偵查起訴。
由此可證，這類執法者違法的案件，沒有大家所想像的這麼簡單、也不是什麼推理劇集，稍有一點疏忽或沒想到的事情，證據就沒了。

回到這件「警賊合作賺績效案」：
我仔細研究了判決細節，我想這件案件的基本盤應該是賴警的部分。
至於許警的教唆竊盜部分，其實在法院的心證中，最大的問題應該是法官覺得證據不夠吧？
證據主要是：偵查中自白＋證人指述＋通聯
然而被告在審判中翻供了，法院要判無罪，要打掉偵查中自白，所以就開始用顯微鏡來檢視偵查中的過程。
但法院忽略了，今天面對的，是辦過刑案、懂偵查程序、懂法律後果的警察；不是社會底層、教育水準不高、沒有應付過偵查與審判程序的小可憐。
不過我已經離開檢察官的工作，我現在唸的書反而都是傾向被告人權、被害人保障等，與偵查技巧未必有關，在我現在的立場，反而希望新北地院秉此一貫，#以一樣的標準來看待警方調查那些社會底層的被告的警詢內容，一旦碰觸到這條線，就認定為不正詢／訊問。
想必，以後會有很多毒品、槍砲、詐欺、竊盜等案件的被告感謝法院對於人權的重視。

還有一點，為何本案承辦與協辦檢察官為什麼會出現這種被抓小辮子的狀況。我不知道這件案件的勤前狀況如何，有沒有沙盤推演？進行訊問策略的提醒？主任檢察官是否有對加入的成員提醒被警方反咬反噬的「政治後果」？
依照前人累積辦公務員（包含辦警察）的經驗，大家都知道執法人員犯罪最可惡的地方是，在審判中會出現各類歪理答辯，而且這些懂法的人特別容易「被不正訊問」（但是這些警察自己在詢問被告時，都不會去考慮這些程序問題的，很奇怪）。
以我之前那件GG專案來說，當時有腦殘媒體誤報「檢方搜索警局」，警方還有腦殘攻擊我「違法搜索」，但實際上根本沒有搜索，而是持函依法向各分局調閱卷宗（本質上為間接強制手段的「提出命令」，不是搜索）；
一審中，也出現各種搞笑的抗辯，直到判刑後發現不對，二審才全部認罪，高院也樂於「當好人」全部給緩刑。
所以在全程錄音錄影的偵查中、特別注重被告人權的時代，多數出手辦白領犯罪的檢察官應該是謹小慎微的，勸認罪時也會很小心。

最後，我拾人牙慧的以一位檢方學姊剛剛說的一段話作為本文結論：
「成見」或「先入為主」是中立客觀的最大障礙。懷疑不是正義的敵人，成見才是。
這段話，不只適用在檢、調、警等偵查人員，也是用在法院，更適用在媒體。

最讓人遺憾的是，這件案件最嚴重的問題－－警方扭曲的績效制度－－就這樣在新聞選擇性報導、為德不卒的程序議題中，失焦了！
這樣大家終於明白，為什麼偵查實務上「白領犯罪」、「公務員犯罪」難以發動，要採「防禦性偵查」了吧？單純的法律系大學生們，你們還要罵「檢察官為什麼不主動辦警察違法」嗎？
偵查實務，加入了政治與媒體的力量，比教科書以及你們想像的還複雜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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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鬼遮眼」選擇性報導、某改會趁機刷存在感的新聞請見：
https://bit.ly/2Cldfsh
https://bit.ly/33RG5Mr
以上兩則 #都是自由時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