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的揚州堪比「紐約」,為什麼現在會衰落為三線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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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計白當黑
紐約位於美國東海岸,是美國第一大城市和第一大港,2018年11月,紐約被GaWC評為Alpha++級世界一線城市。與紐約相似,自唐朝始,「揚州雄富冠天下」。《資治通鑑》曾評價:「揚州富庶甲天下,時人稱揚一益二。」如今揚州淪落為三線城市,究其原因,令人唏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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紐約和揚州頗有相似之處。紐約的繁榮,與哈德遜河密不可分。哈德遜河全長507公里,流域面積近3.5萬平方公里,在美國獨立戰爭中,哈德遜河突顯了其重要的戰略價值。19世紀,三條運河的開鑿,使得哈德遜河與中西部聯成一體,成為美國最重要的航道之一。紐約在坐擁航運便利的同時,迅速發展成為貿易重鎮。
揚州的地理位置同樣得天獨厚。它位於長江北岸,江淮平原南端,長江和京杭大運河在此交匯,是南上北下、西進東出的航運重鎮。大運河是唐朝唯一南北水道,當時的驛路往往與水道並線而行,揚州的地理位置,儼然成為了唐朝的水陸物流集散中心。
南宋文學家洪邁在《容齋隨筆》中,坦言:「唐世鹽鐵轉運使在揚州,盡斡利權,判官多至數十人,商賈如織。」鹽鐵,歷來是國家經濟的命脈,揚州作為鹽鐵的中轉港口,積累了豐富的航運紅利,把它稱作唐朝版紐約,並非言過其實。
受益於發達的航運,揚州與紐約的發展軌跡十分類似。揚州瀕江近海的優勢,在對外貿易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在唐朝,揚州與大食、波斯、東南亞等國家,進行外交通使和海外貿易。
公元9世紀,阿拉伯地理學家伊本·柯達貝在其著作《道程及郡國志》中,將揚州和龍編(今越南河內東)、廣州、泉州並稱「東方四大港」。沈括在《夢溪補筆談》中,認為「揚州在唐時最為富盛,舊城南北十五里一百一十步,東西七里十三步。」揚州成為僅次於長安和洛陽的第三大城市。
經歷了五代十國,宋朝的揚州在航運和造船的帶動下,不僅迅速恢復了生機,還促進了手工業的發展。以商業稅為例,在全國35個城市中,揚州以年均八萬貫排名第三。北宋文學家司馬光用「萬商落日船交尾,一市春風酒並壚」來形容揚州的繁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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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揚州和紐約交集很多,不過兩者的差別還是很明顯的。紐約是全球最大的金融中心,控制著全球40%的財政資金。紐約證券交易所市值超15萬億美元。當地的服裝、印刷、化妝品等行業,位列全美首位,機器製造、軍火生產、石油加工和食品加工等行業,也在全美佔據著重要的地位。可以說,紐約的經濟結構是多位一體全方位的。
反觀揚州,經歷了唐宋時期的高速發展,揚州進入了經濟轉型期。明萬曆四十二年(公元1614年),明神宗朱翊鈞在兩淮推行食鹽綱法。朝廷以「根窩」的名義,向鹽商出售食鹽專賣權,為國家賺取了大筆的鹽稅。而販鹽致富的商人,聚焦在揚州下關,成為揚州的特殊群體。
至清中葉,朝廷每引食鹽的批發價為12兩銀子,鹽商在江蘇、安徽、江西、湖南、湖北等地販運食鹽,轉手之間就能賺取至少25%的利潤。此時,正值人口大爆炸,食鹽出現了供需兩旺的態勢。鹽業的崛起,使其與航運並駕齊驅,成為揚州最重要的兩大經濟支柱。
五十年內,鹽商在朝廷指定的市場中,售出了700萬引食鹽。鹽商手握根窩,剝削勞力,鹽利超過了五成。有官員感嘆:「淮商資本充實者以千萬計,次者以數百萬計。」鹽商的實力可見一斑。從經濟結構上看,揚州和紐約不盡相同,航鹽並舉是揚州的主要發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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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續興盛一千多年之後,揚州的危機開始顯現。最直觀的表現來自於長江。唐朝時,長江在江蘇靖江和江陰一線奔騰入海,比如今的入海口西移了近三百公里,而且江面也比現在寬闊很多。中唐詩人李紳有文為證:「潮水舊通揚州郭內」。足以證明當時海船是可以開到揚州城下的。隨著入海口的不斷延伸,揚州喪失了在長江上原有的區位優勢。
接著補刀的是大運河。作為溝通南北交通大動脈,大運河貫穿海河、黃河、淮河、長江、錢塘江等五大水系。咸豐五年(公元1855年),黃河決口,衝決運河堤岸,南北河運受阻,朝廷只得改走海運,以此形成定製。河運的癱瘓,造成揚州交通重鎮的地位一落千丈。
航運崩盤在即,鹽業頹勢已現。乾隆三十三年(公元1768年),轟動一時的「兩淮鹽引案」告破,原鹽政高恆、普福、鹽運使盧見曾絞監候,就連翰林學士紀曉嵐也涉案發配了。經此打擊,兩淮鹽業一蹶不振。乾隆六十年(公元1795年),兩淮鹽場由二十家減至十二家。
道光年間,官鹽矛盾更為突出。鹽商拖欠鹽稅、以次充好、夾帶走私,導致府庫空虛、腐敗嚴重。道光皇帝任命陶澍為兩淮鹽政,力圖改革鹽政弊端。陶澍實施「官督商運」和「加斤減價」的方法,革除鹽商夾帶逃稅的陋習,同時在淮北推出「票鹽制」,鹽業由鹽商專賣轉變為自行販賣。兩淮鹽政改革八年後,陶澍不僅追回了當年大筆欠稅和公款,還使鹽價下跌,稅收緩增。
票鹽制直接打擊了鹽商的現實利益,陶澍稱:「查淮商向有數百家,近因消乏,僅存數十家,且多借資營運,不皆自己資本。」作為官鹽貿易的中心,揚州同樣受到了牽連。航運和鹽業的相繼撲街,揚州衰落已成必然趨勢。
另外,長期不通鐵路,制約了揚州的發展。1905年,滬寧鐵路開通,沿線的蘇州、無錫、常州等地順勢崛起。1912年,津浦鐵路的開通,帶動了徐州、濟南、蚌埠等地的發展,尤其是蚌埠,津浦鐵路和淮河在此交匯,籍此一躍成為皖北重鎮。交通的瓶頸,導致揚州在近代經濟大變局中,錯失了發展良機。
電視劇《北京人在紐約》有這樣一句經典台詞:「如果你愛他,就把他送到紐約,因為那裡是天堂。如果你恨他,就把他送到紐約,因為那裡是地獄。」說明一個城市機遇和危機是並存的。揚州也不例外,因航運而發跡,也因航運而衰弱。清末的鹽政改革,加速了地位的下滑。
2018年,揚州的GDP達5466.17億元,比上年增長6.7%,位列全省第8。目前,揚州通過轉型升級,實現穩中求進,力求從三線城市中脫穎而出,躋身二線城市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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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都城在哪?答案是明擺著的,當然是長安(陝西西安)了。但是長安只是唐朝最主要的都城,而唐朝的都城實際上並不止長安一個,還有很多。
先說長安。隋朝末年,煬帝無道,天下大亂。西元617年,晉陽(山西太原)留守李淵趁天下大亂,出兵沿汾水谷地西進,由潼關進佔長安,於次年建立了唐朝。
李淵爲何定都於長安?很簡單,李淵當時根本就沒有選擇。西元618年,李淵稱帝,但群雄逐鹿天下,誰笑到最後還不知道呢。李淵的根基是山西,而與山西一山(太行山)之隔的河北,有農民出身的首領竇建德,國號爲夏。在河南,王世充佔據隋朝時的東都洛陽,自稱鄭。李淵最重要的對手是李密,同樣是出身關隴貴族,以瓦崗寨爲中心,佔據河南大部、山西南部、山東西部、安徽北部、湖北東部等地區。南方更是亂七八糟,蕭銑佔據湖北、湖南,林士弘佔據江西,杜伏威割據長江下遊一帶。在長安的西北,還有隴西薛舉、涼州(甘肅武威)李軌。此時是唐朝初建,長安可以說是李淵唯一的定都選擇。
等到唐朝平定天下後,對於都城的選擇,範圍就大多了。長安的地理位置是比較不錯的,北有黃土高原,西有六盤山,南有秦嶺,東有黃河,在冷兵器時代,防守相對佔優勢。但是長安有一個最大的劣勢,距離中原相對較遠,距離錢糧重地江南更加遙遠。不過,遷都是牽一髮而動全身的大事,輕易不能遷都。那最好的辦法,就是建個第二都城,而洛陽無疑是第二都城的最好選擇。
洛陽是九朝古都,東漢、曹魏、西晉、北魏後期都定都於此,有優良的定都條件。隋煬帝楊廣也認爲長安相對中原較偏,遷都於「天下之中」的洛陽。隋朝時的京杭大運河,中間點就在洛陽。
稱洛陽爲「天下之中」並不爲過,洛陽以北是山西、河北,東北是山東,正東是安徽、江蘇,正南是湖北,西南距離巴蜀也不遠,正西是關中、西北是陝北。我們的地勢大體上以大興安嶺、燕山山脈、太行山脈、伏牛山、武當山、巫山、武陵山、苗嶺爲界,分爲西部的高山區與東部的平原(丘陵)區。洛陽正好卡在這條地理分界線上,北有黃河,南有漢水、長江,可進可退。
貞觀十一年(西元637年),唐太宗李世民來到洛陽,改洛州爲洛陽宮。此後,李世民經常來洛陽宮,雖然沒有正式遷都,但也在爲日後子孫的東遷打了基礎。顯慶二年(西元657年),唐高宗李治正式下詔,改洛陽宮爲東都,算是給洛陽一個正式名分。
而唐高宗的皇后武則天執政後,於載初二年(西元690年)七月,下詔將關中等州郡數十萬居民遷到洛陽,後改稱神都。一種說法:武則天遷都洛陽,是想打擊以長安爲根據地的關隴貴族,畢竟武則天出身於庶族地主(父親武士彠是個木材販子)。武則天遷都洛陽,確實有這方面的原因。還有一個重要原因就是上面提到的關中之劣勢,關中遠離江東,糧食運輸相當不便,而洛陽距離江南近,就不存在這個問題。
武則天非常喜歡洛陽,甚至她傳奇的一生也結束於洛陽的上陽宮仙居殿。不過,她的兒子唐中宗李顯又把都城從洛陽遷回長安,甚至把武氏七廟也一股腦兒西遷,時間是神龍二年(西元706年)十月。
唐中宗遷都回長安,與當時的形勢有關,因爲支持唐中宗的勢力多在長安。雖然從江南運糧至長安不如洛陽更方便,但在全國一統的情況下,並非天大的難事,無非多些周折而已。
唐中宗廢掉洛陽的「神都」名號,但他的侄子——「半吊子」千古一帝唐玄宗李隆基又升洛陽爲東京,與西京長安並稱。
除了東西兩京外,唐朝還有另外三個陪都(北、中、南)。北都山西太原是唐朝的龍興之地,必須拔高太原的地位。太原位於山西高原中部,北有恒山、五台山,東有太行山,西有呂梁山,汾河穿城而過。太原位於大漠以南,是唐朝防禦大漠各部地理位置最優越的軍事重鎮之一。
唐朝的中京在哪?也在山西。打開山西地圖,山西省的西南角有個地級的運城市,運城市的西南角有個縣級的永濟市,永濟市以西就是唐朝的中都,時稱蒲州。蒲州的地理位置非常險要,黃河在陝晉邊界由北往南流,在潼關附近有一個由西向東流的大轉折,蒲州就在這個大夾角的黃河東岸。從太原到長安,一般都會沿汾水谷地南下,然後渡過黃河進入關中,蒲州的戰略地位非同一般。不過,蒲州的中京名號存在時間非常短,唐玄宗開元九年(西元721)設,沒多久就廢除,但依然稱河中府。要知道,唐朝的府非常少,能設府的城市,其地位差不多相當於現在的副省級城市。
唐朝南京在歷史上名氣不大,遠不如太原府有名,但唐朝南京也是大名鼎鼎,就是「吃貨的天堂」成都。
成都所在的四川盆地與長安所在的關中只隔著秦嶺,一旦關中有事,皇帝可就近逃到成都避難。安史之亂爆發,安祿山的乾爹唐玄宗就是倉皇逃入成都,才躲過一劫。唐玄宗的寶貝兒子唐肅宗李亨將老爹避難的成都升爲南京,唐肅宗以後的唐朝諸帝雖都以長安爲都,但都非常重視經營四川盆地。畢竟萬一江南錢糧運不到關中,四川盆地的錢糧也足夠唐朝皇帝們啃上幾年的。
不過,唐朝的南京不止成都一個,還有一個稱爲南都,就是位於長江中遊、江漢平原上的湖北省荊州市,即大名鼎鼎的江陵。成都的南京稱號,設於西元757年,三四年後就取消了,然後荊州稱南都。此外,陝西省西部的寶雞市,曾稱西都,時稱鳳翔府。原因是安史之亂,關中淪落而鳳翔獨得保全,唐朝以鳳翔爲基地,次第收複失地。唐朝視鳳翔爲中興轉折之地,所以升鳳翔爲西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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