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是看法白才知道：隔離有什麼問題嗎？
武漢肺炎疫情爆發社區感染後，全台灣進入第三級警戒，外出時全程配戴口罩、並避免不必要的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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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達一年半的疫情，有點年紀（欸）的人也想起了十幾年前的 SARS 疫情。
2002 年，中國爆發 SARS 疫情，隔年傳到台灣。
SARS 疫情真正的危機，是台北市和平醫院爆發院內感染。
當時的《傳染病防治法》規定，曾經與傳染病患接觸或疑似被傳染者，主管機關可以留驗、必要時主管機關可以要求你到指定地點檢查或進行預防接種等必要的措施。
台北市政府據此公布「台北市政府 SARS 緊急應變處理措施」，要求曾經接觸或疑似被傳染的和平醫院員工「召回」並「集中隔離」。
台北市政府也封鎖和平醫院周圍區域，引起台灣社會的嚴重恐慌。
一名和平醫院的醫師，在接到召回命令時，認為和平醫院的狀況不可能隔離 1000 多人，台北市政府的「封院」政策不只無助於防疫、更會加重院內感染。
他決定抗命、自行在家居家隔離，並透過傳真、投書等方式告訴大家「不要進入和平醫院造成交互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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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RS 疫情落幕後，台北市政府認為他是「落跑醫師」，並記 2 大過並停止、處新台幣 24 萬元的罰鍰並停業 3 個月。
醫師則反駁，和平醫院內幾十個人共用浴室，完全沒有隔離措施。受感染者死亡後，也未告知家屬原因就迅速火化，封院根本是錯誤的政策，在行政訴訟敗訴後，他聲請大法官解釋。
他認為，《傳染病防治法》的規定違反法律明確性以及正當法律程序。強制隔離是對人身自由的限制，然而法律卻沒有時候事後的司法救濟，違反正當法律程序。
不過，大法官作出解釋認為，基於醫學專業及迅速防疫的要求，強制隔離不經法院而由主管機關直接決定，並沒有違反正當法律程序的問題。
本號解釋由有許多大法官提出不同意見，認為既然是限制人身自由，至少要規定一定合理的時間內讓法官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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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RS 事件也暴露了《傳染病防治法》的不足，立法院在 2004 年大幅修正，加入包括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等等規定。
而關於強制隔離，現在的傳染病防治法規定，主管機關必須開發通知書給當事人或家屬，裏面也有寫「您或您的親友有權利依照提審法的規定，向地方法院聲請提審」，補足了原先欠缺法官審核的不足。
當然，加入法官審核機制不代表只要聲請提審法官就一定會放人，提審只是讓法官作為最後一道防線，避免不當的侵害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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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漢肺炎疫情讓「社會安全」與「基本人權」的兩難問題再度浮現。
當年，許玉秀大法官曾經說過，當代憲政體制建立在對體制的悲觀上，所以需要相互制衡。但這樣的制衡會不會造成效率變慢，反而讓事情無法解決？
隨著法治越趨成熟的社會，我們透過專業的展現來保護社會安全，但安全和人權，兩者該如何取得平衡，便是憲法上永恆的辯論與難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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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好待在家是我們對控制疫情最大的幫助，而待在家的期間，我們也可以好好的思考這個問題。
#好家在我在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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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白話文運動 #武漢肺炎 #SARS #COVID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