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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07 星期二 絕對音樂】

「人生就像馬拉松，獲勝的關鍵不在於瞬間，在於途中的堅持。很多時候，成功就是
多堅持一分鐘，這一分鐘不放棄，下一分鐘就會有希望。只是我們不知道，這一分
鐘會在什麼時候，只要堅持走下去，屬於你的風景終會出現…」
so~~很多事情都是水到渠成的，急不得，躁不得。任何美好的狀態都不會輕易降臨。
等吃夠了當下的苦，未來的甜才會順理成章地來，你也才能心安理得地享受！

下午4：00-6：00
「絕對音樂」~~ON AIR))))))
把耳朵借給我，
芳翎和你/妳分享~~

線上收聽快點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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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倫狄珍妮：走過業界霸凌與憂鬱症，我終成自己…》

　想到艾倫狄珍妮，你會首先想到什麼？短金髮、中性打扮的她，如今不只是全球知名的脫口秀主持人，也常被認為是女同志社群代表人物之一。艾倫今年 60 歲了，卻極少人知道她蜿蜒而戲劇化的生命旅程：做過法律事務所助理與會計、當過油漆工；曾在熱門影集擔綱異性戀女主角；也極少人知道，她曾經深陷憂鬱症。
回顧職涯起始點，艾倫說自己不是讀書的料，大學沒能畢業，18 歲的她決定先進社會再說。她做過文書處理、也在 T.G.I Fridays 端過盤子、當過房屋油漆工、調酒師，二十出頭的她沒有特定目標，換著不同工作，殺時間般地活，也是在這段時間，與不同階層、背景的人們相處接觸，看過百態，也豐富她對社會的理解與想像。
20 歲那年，她在同性戀酒吧認識了當年的女友，兩人同居租屋、一起生活。某日女友在回家路途發生車禍，意外過世，艾倫回家才知道，剛才經過的車禍事故中，出事的是女友。

精神消沈的艾倫，因無法獨自負擔原與女友同租的房子，搬到了陰暗狹小的公寓地下室。新房子什麼都沒有，只有一張破舊床墊，附著跳蚤。她意志低落，時常待在房間，疑惑上帝為什麼選擇帶走她的女友，而像跳蚤這樣無用的生命卻可以繼續存活。「當時我就想，如果可以拿起話筒、播電話給上帝、問問題獲得解答，那不是很棒嗎？」

她哭著哭著，愈發覺得生命荒謬可笑。眼淚擦一擦，她決定找隻筆把經歷寫下來，這一段經歷，成了艾倫著名的脫口秀劇本「撥電話給上帝」（Phone Call to God）。「寫完後我讀了一遍，忍不住覺得『天呀！這太好笑！我一定要在強尼卡森（Johnny Carson，當時天王主持人）的節目中表演這段！並且我要成為節目中第一個被邀請的女來賓！』」

艾倫漸漸振作起來，23歲開始，她在當地的咖啡店表演單人喜劇（standup comedy），沒想到愈來愈受歡迎，開始巡迴表演。28歲那年，她接到節目的邀請，當真成了第一位上《強尼卡森今夜秀》的女性來賓，這也成了她的出道契機，自此，她開始以「單人喜劇」在電視娛樂界發展。

出道之後，還有漫長的職涯耕耘，艾倫在電視喜劇界耐心地踏實地創作與表演，她的幽默機智逐漸擄獲了觀眾的心，34歲時，她終於獲得第一個情境喜劇的出演機會，只是沒想到演出四集後，該節目就因收視率過低而被迫喊卡。
不過，其他製作人看見了她的喜劇潛力，兩年後，為她量身訂製另一齣情境喜劇《Ellen》誕生了。這齣喜劇很受歡迎，ABC 電視台一連續訂了好幾季，不過，隨著艾倫愈來愈成名，媒體也逐漸開始關注她的私人生活，小報開始報導她不與男人約會，推測她其實是同性戀等等。

1997 年，39歲艾倫遭受巨大壓力，她決定在歐普拉的節目上公開出櫃，這場出櫃宣言，她演練千百遍，只為了對自己誠實，鏡頭前她說完就止不住淚。她在情境喜劇《Ellen》飾演的角色，稍後也電視劇中出櫃。

當時，我已經擁有職業上所有我想要的成就了，但我卻不是我自己。因此我決定對自己誠實，也誠實表達我是誰。奇怪的是：那些因為喜歡我的幽默的人，突然間就不喜歡我了，只因為我也想成為我自己

頓時，艾倫成了美國第一位出櫃的女性喜劇演員。《Ellen》影集雖然收視率節節上升，卻也被迫終止。一夜之間，出櫃的她成為所有單口喜劇與節目嘲笑的對象。
因為人們不斷地嘲笑，加上原本的節目被取消，她被業界視為一個巨大的失敗範例。「沒有人想接近我，我沒有任何經紀公司，沒有任何工作機會，我瞬間什麼都沒了。」她的同志身份被大做文章，媒體逐漸失控，簡直無法逃離這惡惡性循環。她雖因勇敢出櫃登上《時代雜誌》封面，輿論沒有放過她，連線上的知名 LGBTQ 知名人士也開始嘲諷她。
「當時就連艾爾頓・強都說『夠了，閉嘴好嗎，我們知道妳是同志了，可以開始搞笑了嗎。』我從未見過他，但我非常訝異，這是來自同為同志的支持？」艾倫在一次受訪時坦白說出業界的霸凌。
她陷入憂鬱症之中，甚至搬離好萊塢所在地洛杉磯。媒體仍不放過她，說她整天在和女友放閃。

一天之中，我擁有那些轉瞬即逝的、美麗而平靜的片刻——而其他的23小時又45 分鐘，我只是個掙扎地努力從這世界生存下來的人。

幾年過去了，情況才逐漸好轉。直到 2001，她決定重返電視娛樂界。為了要重新出現在電視上，她低聲請求無數個電視台經理給她工作機會，電視台認為，因為她已經公開出櫃，人們再也不會收看她的節目了。
她向大家證明，事實絕非如此。2003年，她開啟了《艾倫狄珍妮脫口秀》，節目收視率節節攀升，獲得艾美獎的11項提名，並且拿下當年艾美獎最佳脫口秀大獎。單只是前三季，脫口秀就抱回了25個艾美獎項。
從受業界霸凌，到重新回到舞台上，艾倫說這樣的經歷，使她更具有同理心，也更珍惜她的觀眾。在《艾倫狄珍妮脫口秀》的開場與廣告時段，艾倫狄珍妮總是會起身與她的觀眾一起唱歌或跳舞。

多數的喜劇是立基於取笑、消費他人，而我發現，這不過就是一個巨大的霸凌。因此，我想示範一件事：你可以同時是好笑的、也是善良的，你可以逗人發笑，而不須傷害另一群人的感受。

今年，艾倫狄珍妮六十歲了，她說自己對於生日毫無關心，常常忘記自己已不是青少年。她很驕傲說，這或許是家族遺傳，「我的奶奶從六歲開始，每天就走好幾哩路出門，現在她已經九十幾了，我們還是時常不知道她走到哪裡去了。」年紀永遠不是限制，起步慢，不要緊：好努力卻又失敗了，不要緊；經歷愈多，生命的寶藏愈豐厚。
艾倫狄珍妮的故事，讓我們能夠相信，認真而誠實對待自己與生活，一切都會好的，如果現在不太好，表示還未走到終點，生命正在鍛造一個更好的你，去迎接更豐富的平靜與甜蜜。

(文章來源：https://dq.yam.com/post.php?id=10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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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國父李光耀曾於著作中表示，基於台灣與大陸經濟交流日漸頻繁，兩岸重新統一只是時間問題，任何國家都不能阻止。

台灣前總統李登輝在日本的講話，足以證明台日關係密切，相信這點是台灣經濟能否擺脫對大陸經濟依賴的關鍵因素。

『 前總統李登輝對日本國會議員演說稿 - 台灣的典範轉移 』

2015/7/22 於 日本眾議院第一議員會館

文部科學大臣下村博文先生、岸信夫眾議院議員等先進，以及齊聚會場的諸位國會議員、秘書，大家好！我是來自台灣的李登輝。

今天，有機會在國會議員會館發表談話，感到非常榮幸。我想利用這個難得的機會，跟各位談談台灣如何建立主體性的過程，從中國式的「託古改制」到台灣式的「脱古改新」這種典範轉移，以及台灣今後應該推動的「第二次民主改革」和憲改。

一九二三年，我出生在台灣北部的淡水小鎮，接受過完整的日本教育長大成人。從少年時代到高中時代，有機會廣泛接觸各國古今先哲的典籍和言論，這是當時日本教育重視教養的良好遺產，我到現在還是感謝這種教育。

我在京都大學求學，後來只是一介研究農業經濟的學者。但是，緣於意料之外的偶然，蒙受後來擔任總統的蔣經國注意，他希望重振衰敗的台灣農業，我就因此踏入了政治圈。

料想不到的是，一九八八年擔任副總統的時候，由於蔣經國猝逝，結果讓我當了十二年的總統。這個偶然的機遇，我決定全力為台灣打拼，工作上自我勉勵，期待早日確立台灣的主體性，並提升台灣人的尊嚴。

一九四五年，統治台灣的外來政權日本，在第二次大戰中戰敗，被迫放棄台灣，台灣因此被戰勝國盟軍指派蔣介石接收佔領，開啟另一個外來政權「中華民國」的統治。

當時台灣所處的環境是，從強調「天下為公」的「大日本帝國」，突然轉變為標榜「天下為黨」的國民黨「中華民國」，新舊外來政權就在台灣進行交替。

日本統治不過五十年，台灣就進入現代化社會，突然由一個文明還不如台灣的新政權統治，當然會造成政治和社會的嚴重混亂。

突然間，人民對腐敗的國民黨爆發不滿，遭受武力鎮壓的二二八事件，原因就是台灣與中華民國兩種不同「文明的衝突」。

台灣數百年來都是被外來政權所統治。一九九六年，台灣第一次由人民直選總統，正式脫離外來政權的統治。日本人統治的時候，學生在教室講台灣話就會被罰跪，日本人走了，國民黨政權來了，台灣人還是受罰。我深深體會到「生為台灣人的悲哀」。

總言之，過去的外來政權如日本時代，台灣人和日本人相比就有差別待遇，但是頌揚台灣「回歸祖國」的中華民國，雖然把台灣人稱為「同胞」，但台灣人還是存在奴隸般的狀況，台灣人無法努力邁向自己的前程，也不能開創自己的命運。所以，台灣人之間便湧現「台灣人是什麼？」這樣的疑問。

日本統治時代的台灣人，學術上稱為「邊緣人」（marginal man），也就是說，雖然屬於不同的複數集團，卻無法完全歸屬於任一集團，而是處於各集團邊界的人，沒有個人尊嚴。

然後，二二八事件爆發，台灣人開始徹底反省自己是什麼？同時，台灣人應該建立自主政權而非外來政權的主體性。若非如此，台灣人就不能作為有尊嚴、獨立性的人。透過這個過程，就是自覺為「新時代台灣人」的醒悟。

在此意義上，「台灣人」之所以能夠建立穩固的「身分認同」，可說是外來政權統治下的產物，因為外來政權的統治，正是確認自己是「獨立台灣人」這種絕對意識的契機。

戰後統治台灣的國民黨中華民國，也是外來政權，而且，中華民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都是中國歷史從黃帝以降的夏、商、周到明、清一脈相承的帝國體制。

這個體系被稱為「法統」，是正當繼承政權之意。這個法統之外，就是化外之民、夷狄之邦。五千年歷史的中國就是「一個中國」的歷史。

而且，這些帝國都一樣必須修正託「古」制度這種「託古改制」的思想。

現在的中華民國、中華人民共和國，都是中國五千年歷史的延伸，在我們看來，中國只是進步與退步的不斷重複的政體。所以，德國社會學家馬克思‧韋伯以中國為模型提出「亞洲式發展停滯」的理論，並非沒有道理。

孫文建立的「中華民國」，是一個具有理想性的新政體，可惜因政局混亂，理想無法實現，基本上還是延續中國法統的政體。中華人民共和國，雖然源頭來自蘇聯共產黨，但是既然在「中國」這一塊土地上建國，還是無法脫離中國文化的影響。
共產革命帶給中國的，不是讓中國擺脫亞洲式的發展停滯，也不是擺脫中國，而是一種中國傳統霸權主義的復活，以及癡心妄想皇帝制度的重現。

中國的五千年歷史，都是在一定空間和時間之中，一個朝代與一個朝代的連結體，就算是新朝代，也只是上一代歷史的延長而已。歷代皇帝大多忙於鞏固權位、開疆拓土和掠奪財富，很少為政治改革而努力，這就是所謂的亞洲價值(Asian Value)。

中國歷史上雖然也有幾次政治改革，可惜都失敗了。就整個帝王統治過程來看，每個朝代無疑都在玩「託古改制」的把戲。所謂的「託古改制」，其實應該說「託古『不』改制」比較貼近事實。

面對這種五千年的封閉帝王政體，魯迅曾有如下看法：「這是被囚禁在幽靈圍牆中，循環演出的戲劇；亦是在古國之中，螺旋前進的無聊表演」。

對於中國人的民族性，魯迅說得更精準，他說：「中國人不只『爭亂不為首謀』、『禍患不為元兇』，而且還是『幸福不為先達』。所以，所有事情都沒有辦法進行改革，沒有人願意扮演先驅者與開創者角色」，我認為魯迅的觀察相當精闢。

如前所述，中國法統的「託古改制」，顯然已經不被近代民主化潮流所接受。本人於是提出「脫古改新」的新思維，作為改革的方向。

「脫古改新」目的在切斷「託古改制」餘毒的亞洲價值，擺脫「一個中國」、「中國法統」約束，開拓台灣成為具有主體性的民主國家。

現在就來談談一九八八年本人繼任總統時，台灣國家戰略的背景。

國民黨政權遂行威權統治，當時台灣正是亞洲價值觀的樣本。政權內部包含了保守與革新對立、封閉與開放對立、民主改革與獨裁體制衝突，以及台灣與中國（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治實體的矛盾等堆積如山的陳疴。特別是人民要求民主的呼聲正與日俱增。

綜觀這些問題，涵蓋範圍非常廣泛，主要問題在於使用一部不適合台灣現況的《中華民國憲法》。要解決這些問題，只有從修憲做起。

當時本人兼任國民黨主席，國民黨在國民大會佔有絕對多數的席次，換言之，當時的國民黨是一部擁有絕對優勢的政治改革機器。

但是，問題出在國民黨內部的保守勢力。保守勢力緊抱着落伍憲法不放，不肯放棄「法統」地位，不肯順應民主改革的聲音，只想維持政權。

而且，國民黨當權派死抱著「反攻大陸」的迂腐野心，妄想有一天拿回中國大陸。

於是我心生一計，制定《國家統一綱領》，設計出「中國實現自由化、民主化、所得分配公平化時，始協商統一」的嚴格規定。

我認為，中國落實自由化、民主化的日子遠在未定之天，如果真的走到這個階段，到時再來談這個議題會比較好。因為制定《國家統一綱領》，過去對我心懷疑忌的國民黨當權派才放心支持我擔任總統。

在一連串民主化過程中，我雖然經歷無數困難，但是終能在全體國人的支持下，以及維持經濟成長、社會安定的過程中，完成不流血的「寧靜革命」。

我常想「建立讓人民安枕無憂的社會」，擔任總統的十二年間，戮力以赴，終於打造出差強人意的民主社會，這是個人畢生的榮耀。

修改中華民國憲法，立法委員(國會議員)全部由台灣人民選出，還有人民直選總統，都陸續獲得實現。

接下來，台灣不但打開民主大門，同時將「中華民國」推向「中華民國在台灣」的新位置。這時候，長期追求具有台灣主體性的政權業已成型。換言之，台灣已經朝向擺脫「一個中國」，以及終止「中國法統」的道路邁進，打破「亞洲價值」的神話。

而且，我們決不同意中國反覆強調「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一部份」這種主張。

為了解決此一歷史問題，消除對立因素，開創和平安定的兩岸關係，本人在一九九一年宣布終止《動員戡亂時期》，廢除臨時條款，停止國共內戰。互相承認對方為政治實體，台灣有效統轄台、澎、金、馬地區，中國有效統治大陸地區。

後來在一九九八年凍結台灣省，其實就是廢省。所謂的台灣省，是把台灣放在虛構與矛盾的位置，意指中華民國統治的廣袤大陸裡，台灣只是其中一個「省」。一旦處於這種狀態，勢將永遠讓國際社會誤解台灣與中國是同一國，本人主張台灣與中國各自存在，所以把台灣省凍結掉。

到了一九九九年，我接受德國之音訪問，進一步闡釋台灣與中國的關係。對於該媒體事先送來的提問，新聞局草擬的答覆是「台灣是中華民國的一省」，對於這種不易理解的表達方式，我拿出鉛筆修正原稿，明確宣示台灣與中國是「特殊的國與國關係」，清楚劃分台灣與中國的界線。

我認為，為了台灣的長治久安，應該徹底釐清台灣與中國延續半世紀以上的曖昧關係。說個題外話，這個「特殊國與國關係」，是我從某位日本外交官的談話中獲得靈感思考出來的表達方式。

台灣民主改革的完成，與中國關係的釐清，就是從「託古改制」轉移到「脫古改新」的過程，達成否定亞洲價值的目標，建立「新時代台灣人」的新概念；也就是，全面在價值觀上落實價值的轉換。

如果運用自然科學的概念，這種過程就是台灣的典範(架構)轉移。典範這個詞彙在日文中很難表現出來，或許可譯為「某個時代主導事務的思維方式和認知結構」。

例如，直到愛因斯坦提出相對論之前，科學家都是在牛頓力學的架構裏從事研究，宏揚該理論。但是時代進步了，出現牛頓力學這種典範無法解決的例外情況，舊典範主導的現象開始動搖，新典範的愛因斯坦相對論於是取代舊典範，導致根本性的變化。

把典範概念置入台灣社會來看，一九八○年代後期到九○年代，台灣透過長期經濟繁榮、社會分配公平性的發展，打破了「少數統治下的族群對立」的舊典範，取而代之的是，「多元族群共存社會」的新典範。

在政治民主化、權力本土化的變革同時，「大中國」這種虛幻的傳統意識形態遭受質疑，其結果，擁有主體性的「台灣認同」這種新典範就應運而生。

剛剛跟各位談到的是，台灣「脫古改新」這種歷史大業的成功，這是台灣的典範轉移工作。透過這個過程，台灣社會迎向新局面，進入民主社會的時代。但是，當時完成第一次民主改革的成果，近年來已發生很多瀕臨極限的情況。

一九八八年解嚴後，言論變自由了，國民黨的獨裁體制瓦解，二○○○年完成政權和平轉移。透過這種方式，台灣成為邁向民主最成功的範例，經濟上也走向自由化與多元化。這些都是第一次民主改革的成就。

但是，這幾年的民主發展呈現疲態，顯露退縮的徵兆。政黨間產生喪失理性的無謂對立，領導人變成不踏實、沒有責任感的政治人物；司法失去公正性和人民信賴。第一次民主改革的成果已達極限，遭遇無法跨越的障礙了。

民主化以後，二度政黨輪替的經驗，現在已暴露出民主體制的重大缺失。代議制度無法順暢運作，不能完全反映人民的心聲。政府不只追求國家和人民的利益，更有唯黨利是圖的現象。

而且，中央與地方政府沒有攜手合作，只要不著手新的改革，這種民主體制不但無法解決國家的重大問題，還可能引發更嚴重的問題。

社會上，特別是年輕人要求改革的聲音已經響徹雲霄。所以，台灣有必要推動憲改在內的第二次民主改革。

現行中華民國憲法雖然規定總統由人民直選，但憲法對總統的權力範圍卻沒有明確規範，完全端視總統個人民主素養和自制力的狀態。依照立憲主義「權力分立」和「權力制衡」的基本原理，理應對民選總統的權力設限。

去年三月發起的「太陽花學運」，讓台灣總統權力過度膨脹的問題清楚浮現出來。

當時，在馬英九總統的主導下，台灣與中國簽訂許多經貿協定，政府想用密室協商強渡關山，與中國簽訂「服貿協議」，從而引燃學生怒火，爆發佔領立法院議場這種前所未聞的事件。

學生發起的示威遊行聚集了五十萬人，人民要求改革的聲音跟著大了起來。

另方面，應該推動「緊急權條款」的設計。日本也是一樣，東日本大震災發生已歷四年，為了加強救援速度和物資配送，有人指出未明定政府暫時性集權的「緊急權條款」是日本憲法的缺點，中華民國憲法也有相同問題。發生大規模自然災害的時候，為了避免憲法保障的空白現象，實有必要儘早加以改善。
如同剛剛跟各位所談，我在總統任內推動第一次民主改革，瓦解獨裁體制，樹立民主社會，這點可說已獲得成功。

這些成果，讓台灣成為亞洲民主國家成功轉型的代表，這是我一生的榮耀與驕傲，但是我不會沉醉在這種驕傲裏。現在，第一次民主改革的成果已經遭遇瓶頸，台灣真的有必要進行「第二次民主改革」了。

我現年九十二歲，就算高估一點，我能為台灣做事的時間大概只剩五年。為了打造更成熟的民主社會，我想把餘生獻給台灣。

今後，台灣和日本一樣，都會把自由民主的價值觀視為最高價值，台日攜手為國際社會的發展做出貢獻。懇請日本國會議員諸位先生，繼續對台灣表達關心。

謹以上述談話，結束今天的演講，感謝各位聆聽。

(李登輝前總統演說照片擷取自李前總統 FB)
＃李登輝 ＃黃昆輝 ＃台聯 ＃台灣團結聯盟 ＃日本國會眾議院 ＃台灣民主進程 ＃日本 ＃獨裁主義 ＃民主主義 ＃代議制度 ＃修憲 ＃東京 ＃緊急權條款 李登輝(Lee Teng-hui) 黃昆輝 台灣團結聯盟 台聯小螞蟻軍團 TSU Army A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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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總統李登輝對日本國會議員演說稿 - 台灣的典範轉移 』

2015/7/22 於 日本眾議院第一議員會館

文部科學大臣下村博文先生、岸信夫眾議院議員等先進，以及齊聚會場的諸位國會議員、秘書，大家好！我是來自台灣的李登輝。

今天，有機會在國會議員會館發表談話，感到非常榮幸。我想利用這個難得的機會，跟各位談談台灣如何建立主體性的過程，從中國式的「託古改制」到台灣式的「脱古改新」這種典範轉移，以及台灣今後應該推動的「第二次民主改革」和憲改。

一九二三年，我出生在台灣北部的淡水小鎮，接受過完整的日本教育長大成人。從少年時代到高中時代，有機會廣泛接觸各國古今先哲的典籍和言論，這是當時日本教育重視教養的良好遺產，我到現在還是感謝這種教育。

我在京都大學求學，後來只是一介研究農業經濟的學者。但是，緣於意料之外的偶然，蒙受後來擔任總統的蔣經國注意，他希望重振衰敗的台灣農業，我就因此踏入了政治圈。

料想不到的是，一九八八年擔任副總統的時候，由於蔣經國猝逝，結果讓我當了十二年的總統。這個偶然的機遇，我決定全力為台灣打拼，工作上自我勉勵，期待早日確立台灣的主體性，並提升台灣人的尊嚴。

一九四五年，統治台灣的外來政權日本，在第二次大戰中戰敗，被迫放棄台灣，台灣因此被戰勝國盟軍指派蔣介石接收佔領，開啟另一個外來政權「中華民國」的統治。

當時台灣所處的環境是，從強調「天下為公」的「大日本帝國」，突然轉變為標榜「天下為黨」的國民黨「中華民國」，新舊外來政權就在台灣進行交替。

日本統治不過五十年，台灣就進入現代化社會，突然由一個文明還不如台灣的新政權統治，當然會造成政治和社會的嚴重混亂。

突然間，人民對腐敗的國民黨爆發不滿，遭受武力鎮壓的二二八事件，原因就是台灣與中華民國兩種不同「文明的衝突」。

台灣數百年來都是被外來政權所統治。一九九六年，台灣第一次由人民直選總統，正式脫離外來政權的統治。日本人統治的時候，學生在教室講台灣話就會被罰跪，日本人走了，國民黨政權來了，台灣人還是受罰。我深深體會到「生為台灣人的悲哀」。

總言之，過去的外來政權如日本時代，台灣人和日本人相比就有差別待遇，但是頌揚台灣「回歸祖國」的中華民國，雖然把台灣人稱為「同胞」，但台灣人還是存在奴隸般的狀況，台灣人無法努力邁向自己的前程，也不能開創自己的命運。所以，台灣人之間便湧現「台灣人是什麼？」這樣的疑問。

日本統治時代的台灣人，學術上稱為「邊緣人」（marginal man），也就是說，雖然屬於不同的複數集團，卻無法完全歸屬於任一集團，而是處於各集團邊界的人，沒有個人尊嚴。

然後，二二八事件爆發，台灣人開始徹底反省自己是什麼？同時，台灣人應該建立自主政權而非外來政權的主體性。若非如此，台灣人就不能作為有尊嚴、獨立性的人。透過這個過程，就是自覺為「新時代台灣人」的醒悟。

在此意義上，「台灣人」之所以能夠建立穩固的「身分認同」，可說是外來政權統治下的產物，因為外來政權的統治，正是確認自己是「獨立台灣人」這種絕對意識的契機。

戰後統治台灣的國民黨中華民國，也是外來政權，而且，中華民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都是中國歷史從黃帝以降的夏、商、周到明、清一脈相承的帝國體制。

這個體系被稱為「法統」，是正當繼承政權之意。這個法統之外，就是化外之民、夷狄之邦。五千年歷史的中國就是「一個中國」的歷史。

而且，這些帝國都一樣必須修正託「古」制度這種「託古改制」的思想。

現在的中華民國、中華人民共和國，都是中國五千年歷史的延伸，在我們看來，中國只是進步與退步的不斷重複的政體。所以，德國社會學家馬克思‧韋伯以中國為模型提出「亞洲式發展停滯」的理論，並非沒有道理。

孫文建立的「中華民國」，是一個具有理想性的新政體，可惜因政局混亂，理想無法實現，基本上還是延續中國法統的政體。中華人民共和國，雖然源頭來自蘇聯共產黨，但是既然在「中國」這一塊土地上建國，還是無法脫離中國文化的影響。
共產革命帶給中國的，不是讓中國擺脫亞洲式的發展停滯，也不是擺脫中國，而是一種中國傳統霸權主義的復活，以及癡心妄想皇帝制度的重現。

中國的五千年歷史，都是在一定空間和時間之中，一個朝代與一個朝代的連結體，就算是新朝代，也只是上一代歷史的延長而已。歷代皇帝大多忙於鞏固權位、開疆拓土和掠奪財富，很少為政治改革而努力，這就是所謂的亞洲價值(Asian Value)。

中國歷史上雖然也有幾次政治改革，可惜都失敗了。就整個帝王統治過程來看，每個朝代無疑都在玩「託古改制」的把戲。所謂的「託古改制」，其實應該說「託古『不』改制」比較貼近事實。

面對這種五千年的封閉帝王政體，魯迅曾有如下看法：「這是被囚禁在幽靈圍牆中，循環演出的戲劇；亦是在古國之中，螺旋前進的無聊表演」。

對於中國人的民族性，魯迅說得更精準，他說：「中國人不只『爭亂不為首謀』、『禍患不為元兇』，而且還是『幸福不為先達』。所以，所有事情都沒有辦法進行改革，沒有人願意扮演先驅者與開創者角色」，我認為魯迅的觀察相當精闢。

如前所述，中國法統的「託古改制」，顯然已經不被近代民主化潮流所接受。本人於是提出「脫古改新」的新思維，作為改革的方向。

「脫古改新」目的在切斷「託古改制」餘毒的亞洲價值，擺脫「一個中國」、「中國法統」約束，開拓台灣成為具有主體性的民主國家。

現在就來談談一九八八年本人繼任總統時，台灣國家戰略的背景。

國民黨政權遂行威權統治，當時台灣正是亞洲價值觀的樣本。政權內部包含了保守與革新對立、封閉與開放對立、民主改革與獨裁體制衝突，以及台灣與中國（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治實體的矛盾等堆積如山的陳疴。特別是人民要求民主的呼聲正與日俱增。

綜觀這些問題，涵蓋範圍非常廣泛，主要問題在於使用一部不適合台灣現況的《中華民國憲法》。要解決這些問題，只有從修憲做起。

當時本人兼任國民黨主席，國民黨在國民大會佔有絕對多數的席次，換言之，當時的國民黨是一部擁有絕對優勢的政治改革機器。

但是，問題出在國民黨內部的保守勢力。保守勢力緊抱着落伍憲法不放，不肯放棄「法統」地位，不肯順應民主改革的聲音，只想維持政權。

而且，國民黨當權派死抱著「反攻大陸」的迂腐野心，妄想有一天拿回中國大陸。

於是我心生一計，制定《國家統一綱領》，設計出「中國實現自由化、民主化、所得分配公平化時，始協商統一」的嚴格規定。

我認為，中國落實自由化、民主化的日子遠在未定之天，如果真的走到這個階段，到時再來談這個議題會比較好。因為制定《國家統一綱領》，過去對我心懷疑忌的國民黨當權派才放心支持我擔任總統。

在一連串民主化過程中，我雖然經歷無數困難，但是終能在全體國人的支持下，以及維持經濟成長、社會安定的過程中，完成不流血的「寧靜革命」。

我常想「建立讓人民安枕無憂的社會」，擔任總統的十二年間，戮力以赴，終於打造出差強人意的民主社會，這是個人畢生的榮耀。

修改中華民國憲法，立法委員(國會議員)全部由台灣人民選出，還有人民直選總統，都陸續獲得實現。

接下來，台灣不但打開民主大門，同時將「中華民國」推向「中華民國在台灣」的新位置。這時候，長期追求具有台灣主體性的政權業已成型。換言之，台灣已經朝向擺脫「一個中國」，以及終止「中國法統」的道路邁進，打破「亞洲價值」的神話。

而且，我們決不同意中國反覆強調「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一部份」這種主張。

為了解決此一歷史問題，消除對立因素，開創和平安定的兩岸關係，本人在一九九一年宣布終止《動員戡亂時期》，廢除臨時條款，停止國共內戰。互相承認對方為政治實體，台灣有效統轄台、澎、金、馬地區，中國有效統治大陸地區。

後來在一九九八年凍結台灣省，其實就是廢省。所謂的台灣省，是把台灣放在虛構與矛盾的位置，意指中華民國統治的廣袤大陸裡，台灣只是其中一個「省」。一旦處於這種狀態，勢將永遠讓國際社會誤解台灣與中國是同一國，本人主張台灣與中國各自存在，所以把台灣省凍結掉。

到了一九九九年，我接受德國之音訪問，進一步闡釋台灣與中國的關係。對於該媒體事先送來的提問，新聞局草擬的答覆是「台灣是中華民國的一省」，對於這種不易理解的表達方式，我拿出鉛筆修正原稿，明確宣示台灣與中國是「特殊的國與國關係」，清楚劃分台灣與中國的界線。

我認為，為了台灣的長治久安，應該徹底釐清台灣與中國延續半世紀以上的曖昧關係。說個題外話，這個「特殊國與國關係」，是我從某位日本外交官的談話中獲得靈感思考出來的表達方式。

台灣民主改革的完成，與中國關係的釐清，就是從「託古改制」轉移到「脫古改新」的過程，達成否定亞洲價值的目標，建立「新時代台灣人」的新概念；也就是，全面在價值觀上落實價值的轉換。

如果運用自然科學的概念，這種過程就是台灣的典範(架構)轉移。典範這個詞彙在日文中很難表現出來，或許可譯為「某個時代主導事務的思維方式和認知結構」。

例如，直到愛因斯坦提出相對論之前，科學家都是在牛頓力學的架構裏從事研究，宏揚該理論。但是時代進步了，出現牛頓力學這種典範無法解決的例外情況，舊典範主導的現象開始動搖，新典範的愛因斯坦相對論於是取代舊典範，導致根本性的變化。

把典範概念置入台灣社會來看，一九八○年代後期到九○年代，台灣透過長期經濟繁榮、社會分配公平性的發展，打破了「少數統治下的族群對立」的舊典範，取而代之的是，「多元族群共存社會」的新典範。

在政治民主化、權力本土化的變革同時，「大中國」這種虛幻的傳統意識形態遭受質疑，其結果，擁有主體性的「台灣認同」這種新典範就應運而生。

剛剛跟各位談到的是，台灣「脫古改新」這種歷史大業的成功，這是台灣的典範轉移工作。透過這個過程，台灣社會迎向新局面，進入民主社會的時代。但是，當時完成第一次民主改革的成果，近年來已發生很多瀕臨極限的情況。

一九八八年解嚴後，言論變自由了，國民黨的獨裁體制瓦解，二○○○年完成政權和平轉移。透過這種方式，台灣成為邁向民主最成功的範例，經濟上也走向自由化與多元化。這些都是第一次民主改革的成就。

但是，這幾年的民主發展呈現疲態，顯露退縮的徵兆。政黨間產生喪失理性的無謂對立，領導人變成不踏實、沒有責任感的政治人物；司法失去公正性和人民信賴。第一次民主改革的成果已達極限，遭遇無法跨越的障礙了。

民主化以後，二度政黨輪替的經驗，現在已暴露出民主體制的重大缺失。代議制度無法順暢運作，不能完全反映人民的心聲。政府不只追求國家和人民的利益，更有唯黨利是圖的現象。

而且，中央與地方政府沒有攜手合作，只要不著手新的改革，這種民主體制不但無法解決國家的重大問題，還可能引發更嚴重的問題。

社會上，特別是年輕人要求改革的聲音已經響徹雲霄。所以，台灣有必要推動憲改在內的第二次民主改革。

現行中華民國憲法雖然規定總統由人民直選，但憲法對總統的權力範圍卻沒有明確規範，完全端視總統個人民主素養和自制力的狀態。依照立憲主義「權力分立」和「權力制衡」的基本原理，理應對民選總統的權力設限。

去年三月發起的「太陽花學運」，讓台灣總統權力過度膨脹的問題清楚浮現出來。

當時，在馬英九總統的主導下，台灣與中國簽訂許多經貿協定，政府想用密室協商強渡關山，與中國簽訂「服貿協議」，從而引燃學生怒火，爆發佔領立法院議場這種前所未聞的事件。

學生發起的示威遊行聚集了五十萬人，人民要求改革的聲音跟著大了起來。

另方面，應該推動「緊急權條款」的設計。日本也是一樣，東日本大震災發生已歷四年，為了加強救援速度和物資配送，有人指出未明定政府暫時性集權的「緊急權條款」是日本憲法的缺點，中華民國憲法也有相同問題。發生大規模自然災害的時候，為了避免憲法保障的空白現象，實有必要儘早加以改善。
如同剛剛跟各位所談，我在總統任內推動第一次民主改革，瓦解獨裁體制，樹立民主社會，這點可說已獲得成功。

這些成果，讓台灣成為亞洲民主國家成功轉型的代表，這是我一生的榮耀與驕傲，但是我不會沉醉在這種驕傲裏。現在，第一次民主改革的成果已經遭遇瓶頸，台灣真的有必要進行「第二次民主改革」了。

我現年九十二歲，就算高估一點，我能為台灣做事的時間大概只剩五年。為了打造更成熟的民主社會，我想把餘生獻給台灣。

今後，台灣和日本一樣，都會把自由民主的價值觀視為最高價值，台日攜手為國際社會的發展做出貢獻。懇請日本國會議員諸位先生，繼續對台灣表達關心。

謹以上述談話，結束今天的演講，感謝各位聆聽。

(李登輝前總統演說照片擷取自李前總統 F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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