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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論】誰在縱容大律師玩無爭議焦點的「文字遊戲」?

議事堂

2020.10.14 15:41

文：龔靜儀

2020年10月12日， 終審法院退休法官烈顯倫再次撰文批評司法機構，並在文章中直指日前高等法院原訟庭在審理唐英傑案的人身保護令申請時，原本只需簡單指出拘留命令是否有合法性，但實際上卻以長達25頁的判決書，去陪同大律師玩「無爭議焦點」的「文字遊戲」。烈顯倫一針見血地直斥，香港法院程序缺乏約束，未能以一種普通民眾可以理解的方式去有效、清晰地作出判決，確保堅定不移全面準確貫徹「一國兩制」方針政策。

為何部分大律師永遠沉溺的玩弄「文字遊戲」? 其實，每宗案件都會集中有一個或多個「爭議焦點」。 案中無需要爭議的地方，與訟雙方按理也不該再花費時間， 及沉溺在無謂的爭論中，浪費法庭的寶貴時間。 正因為部分大律師反覆地在各級法院，不停扡玩弄着「文字遊戲」， 將本來可以在較短時間內完成的審訊程序，拖長數倍；這些大律師背後的動機，究竟是否為了增加自己的收入， 因而將大量與案中「爭議焦點」無關的內容，也帶上法庭？

在預備書面陳詞的時候，也因為可以利用無謂的內容，及多援引一些與案件的「爭議焦點」沒直接關係的案例，再加上長篇大論的討論及引述，從而將陳詞的內容及頁數增加，提高自己的收費。 這些法律觀點及案例， 對大部分客戶來說， 也是艱深難明， 亦難以分辨是否真正可以幫到他們勝訴。 不管怎樣，要是這些案件的大律師是客户自行付款私人聘用的， 便需要因為代表大律師花上較多時間在出庭應訊、完成書面陳詞及進行法律研究等方面，而支付出較多的大律師專業收費。

如果案件中的客戶是成功申請到法律援助的，大律師的專業收費便要由納稅人支付。也由於這些大律師在庭上無無謂謂、不着邊際、愈講愈遠的長篇論述，令到不少法庭時間被平白浪費了， 大大地打擊了法庭處理案件數目的效率， 也拖長了其他案件等候聆訊的時間。 另一方面，這類大律師的「文字遊戲」，也會不合理地加添客戶或納稅人的經濟負擔。其實，要是法院把關得力， 那些大律師便不能夠再用這種「把戲」來賺取「不義之財」， 法院可以處理的案件數目，也可以大幅增加。

烈顯倫退休法官在撰文中引述唐英傑訴香港特別行政區（Tong Ying Kit v HKSAR, HCAL 1601/2020,21/8/2020）一案，案中被告涉嫌於2020年7月1日在警方防線處瘋狂駕駛其威力強大的摩托車，結果導致三名警員嚴重受傷。當時，被告背着一個背囊，上面插上一枝黑色旗幟，並印有「光時」的白色標語字樣。被捕後，被告在西九龍裁判法院應訊，及被控違反《香港國安法》。2020年7月6日，被告的保釋申請被總裁判官拒絕了，案件被押後至10月6日再次聆訊。8月3日，被告向高等法院原訟庭申請人身保護令，要求政府一方說明其遭拘留後不被釋放的理由，政府一方引用了7月6日總裁判官的命令來作為說明的原因。

高等法院原訟庭法官周家明和李運騰在他們共同的判決書中裁定：「毫無疑問，總裁判官享有《裁判官條例》第102條下的合法權力或權威……來下令將申請人羈押，等候下一次聆訊。由於申請人的拘留是依據裁判官在日常履行司法職能時所作出的命令，因此毫無疑問他的拘留有合法權限……上述討論足以處置本申請。」烈顯倫認為要是判決就此結束，理應可以完全有效地完成處理整宗案件。

不過，法官周家明和李運騰卻在判詞中續稱：「出於對大律師細緻意見的尊重，我們將處理戴啟思先生提出的支持申請人申請人身保護令的理據。」接着，是長達25頁的判決書，分別援引了加拿大、英國、毛里裘斯、香港等多地的判例，還有聯合國關於毒品和犯罪的出版物以及《關於《歐洲人權公約》第六條的指引》。法官在判決書第61段，提到了1967年一個從錫蘭上訴至樞密院的案例 Liyanage v The Queen，兩位法官一方面表示這宗案例無助於申請人；但另一方面卻花上了長達兩頁的篇幅，去詳細討論該宗案例 ! 中國自古以來有一句說話：「面係人地俾，架係自己丟。」

若是案中的大律師在庭上及處理案件時，以一些似是而非、不着邊際的「歪理」，拖長案件的審理時間，及增加書面陳詞的長度及呈堂案例的數量，藉此多賺取一些金錢回報，法庭根本犯不着對其「處處維護」，更不用慷納税人之慨，去「予以尊重」，將那些「冗長兼離題萬丈的廢話」去美化為「大律師的精細意見」，再在庭上或判詞中予以「冗長乏味」的駁斥。因為此舉會替那些本應被立即拒絕的所謂論點「提供氧氣」，法院也會因而會為大律師畫出了一個「新的遊戲場地」，法官亦淪為了縱容大律師沉溺在法庭上玩弄無爭議焦點的「文字遊戲」元兇，以一篇又一篇的「歪理」繼續去「挑戰法律」。

為何不少法官不能本着以真正的法律公義及大局為重，以一些斬釘截鐵的批評，如「 有關一連串援引的案例，未能協助到大律師代表一方的案情」、「 大律師的論據離題萬丈」等。如此一來，法官在撰寫判詞上的時間，理應可大幅減少， 如可以長遠地改善所有大律師這類的陋習， 對於改善司法效率，當然會大有幫助。另一方面， 如此「斬釘截鐵」的評語，更可以令到該等大律師的客戶，清楚知悉代表大律師是否真正地用合理、持平的論據去幫助自己勝訴。

烈顯倫退休法官在文中亦進一步批評，唐英傑的代表大律師提出最離譜的觀點，可能就是《香港國安法》僅以中文公布，沒有正式的英文版本，而只有一個非官方翻譯版本，故國安法在港是「無法觸及」，並且無效的。為什麼會有這樣的論點？ 在香港，中文和英文都是法定語言，因此《香港國安法》不一定要有官方英譯版本。 代表唐英傑的外藉資深大律師如此的論據是否合情合理， 相信大家心中有數 。

作者為執業大律師

本文為作者觀點，不代表本媒體立場

責編：CK Li
編輯：Dleung

曹長青：駁總統府記者會 談倫敦政經學院醜聞

蔡英文的博士論文爭議2015年夏天就有過，今年又持續發燒了三個多月。昨天（23日）總統府發言人終於開記者會，展示了蔡總統的博士學位證書、就學文件及論文原稿等。

這是一個正確的做法。但蔡英文早就該這樣做，應該在受到質疑後的第一時間，本人出面開記者會，就被質疑的問題一一作出說明和澄清。但蔡英文首先做的，卻是用刑事罪起訴質疑她的教授們（林環牆、賀德芬、彭文正），開了台灣在任總統打毀謗官司的極不明智的首例（馬英九的提告是在卸任之後）。誰都渴望歷史留名，留美名。蔡英文執政功過自有後人評判，但此誹謗案在台灣新聞史上必定不是美名。

蔡英文清楚地知道，作為總統，她有不出庭的豁免權；所以在任期間此案根本不會有任何進展。她的提告，就是要以勢壓人，以訴訟代替回答，迴避真相。真相要迴避，就是有問題！

當時彭文正博士對此有精彩評論：不可告人，只有告人！蔡英文是全世界第一個用告人證明自己學位為真的人。

我今年6月10日發表「蔡英文博士學位是否造假？」時，蔡總統就應把所有相關資料都拿出來，讓社會大眾鑑定。那就不會浪費那麼多人的大量時間精力去調查、審核。蔡英文為什麼要拖延這100多天？完全不可思議。

這次開記者會回答問題值得肯定，但仍留下眾多疑點——

首先，這個記者會應是蔡英文本人直接面對記者回答問題，而不應是任何其他人。因為所有質疑的，都是蔡英文本人的問題，只針對蔡英文本人的誠信，而不是國家政策。一百多天來，從媒體人到學者、到社會大眾，提出的一大堆問題，只有蔡英文本人才知道，才能回答清楚。找總統府發言人打官腔、做官樣回答，完全不給人以真誠坦蕩、自尊自信地回答質疑的感覺。

所以，昨天總統府記者會留下的第一個重要問題是：蔡英文躲哪裡去了？為什麼她本人不能出面，當著全國、全世界觀眾的面，清清楚楚地逐一回答被公眾質疑的所有問題；把1984年上交的典藏的博士論文、1984年頒發的博士證書、在台灣歷次學術升等、政治參選（證明博士身份）整個過程的文件，自己親手一一展示、解釋，文件副本留給媒體，讓大家今後隨便檢視。

讓跟蔡英文博士論文毫無關係的人，戴著白手套，做出手捧愛因斯坦《相對論》手稿的嚴重狀態，小心翼翼展示蔡英文從家人倉庫翻出的、聲稱是36年前打字機版的論文草稿。且不說這種裝腔作勢、故作珍貴的滑稽可笑，如此鄭重其事、以總統府官方拿出的，卻根本不是上交圖書館的裝訂典藏本，而是一堆尚有白色塗改液的草稿！如此做法豈不是作踐、耍弄大眾的鬧劇？居然有一大堆人相信、認可了這種鬧劇。

第二，這個草稿的哪一頁證明了它是通過了博士資格審核的版本？如果草稿就可以證明博士資格，豈不是任何人都可以用草稿去申請教職？哪還需要辛苦多年一改再改等評審教授審批？如果草稿就可以等同已出版的著作，豈不是任何在家塗鴉的人，都可以頂個作家的烏紗帽？蔡英文這個草稿本身，難道不更證明蔡英文沒有提交過正式的、典藏本的論文嗎？

第三，總統府表示，蔡英文回台獲得教職的政治大學，有蔡當時遞交的三本博士論文。那這次為什麼不展示那三本正式成書的論文？拿一本過來就可以了嘛，為什麼沒有這樣做？這就無法不令人嚴重質疑，政大是不是真有蔡英文口試通過後的典藏本？

第四，這次總統府發言人說，蔡英文當時遞交了論文，丟失是倫敦政經學院（LSE）校方的責任。這個說法不僅完全不能令人信服，而且讓人確信，有人在繼續公然撒謊。了解LSE內部運作、也從該校獲得博士學位的 、一路為蔡英文護駕的「台灣研究室」主任施芳瓏女士都說，「準博士都是繳交兩本論文給倫敦大學 Senate House Library」。難道倫敦大學圖書館把蔡英文的兩本論文都「弄丟了」？這種可能性的概率有多大？任何理性的讀者請你冷靜地設想一下。

第五，如果蔡英文的博士論文曾經遞交給LSE, 後來被校方弄丟了，那她是什麼時候發現的？發現之後為什麼不馬上補交？2015年被質疑後，為什麼還不補交？為什麼等了35年之久？如果真有成書典藏本，蔡英文就不必再把手裡的這些散裝草稿，複印傳真給LSE圖書館。在全台灣都瞪大眼睛尋找的時候，趕快把政治大學的那三本調出一本特快專遞給LSE 不就行了嗎？

我6月份的質疑文章引用了美國北卡大學台裔學者林環牆教授對此獨立調查獲得的重要資訊：LSE圖書館員Ruth Orson兩次回信（那是在沒有外力介入前，該校人員最誠實可信的回答）：說他們never received（從來沒有收到過）蔡的博士論文，她查了倫敦大學系統的全部三個圖書館，結果都查不到任何收到過蔡英文博士論文的記錄。是LSE撒謊，還是蔡英文撒謊？

據林教授查閱對比LSE校方提供的1984年獲博士學位的106人資料，除了蔡英文，其他105人全部都有論文遞交記錄。如果是倫敦大學圖書館真的是後來弄丟了（而且是兩本都丟了），那為什麼連蔡英文曾經遞交過論文的記錄都沒有？

第六，不僅全部105博士都有論文遞交記錄，只有蔡英文沒有；而且林教授還查到，這105人的論文都可訂購調閱，唯獨蔡英文這本今年6月底才補交的草稿本都不許上網、不許拍照、不許引用，更不可能訂購。怎麼單單就蔡英文的論文珍貴到超越其它任何博士論文的地步？是因為它價值兩個博士學位，所以比別人的都珍貴？

第七，就LSE關於蔡英文論文的不可拍照、不可影印、不可引用、更不可上網訂購等苛刻規定，蔡英文本人和總統府都表示，那是LSE的規定，與蔡英文無關。事實是：特地跑去LSE查閱該論文的林環牆教授、徐永泰博士都被LSE告知，這些「不許」是應作者（蔡英文）的要求。那麼到底誰在說謊？

如果不是蔡本人的要求，那麼請蔡總統馬上電話通知LSE，停止那一堆「不許」，立刻開放，像其它所有論文一樣，允許大家閱覽、網上訂購電子檔；起碼以此證明蔡總統沒有撒謊、她沒有那些詭異的、與眾不同的特殊要求。

總統府這次表示，蔡英文要把博士論文送交國家圖書館並上網供大家學術參考。很好，期待盡快。如果真做，這種簡單的事情一天就可以做到。希望不是三個月後。

在我本人了解範圍，圖書館對自己館內的讀物嚴格設限的，除了蔡英文，還有一個，那就是蔣介石。

2006年美國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首次公開蔣家後人提供的蔣介石日記，但蔣家要求「不得以任何工具翻拍」。此規定害得中國社科院學者、研究蔣介石的專家楊天石從北京飛到美國，全天在圖書館閱讀抄寫。他那年70歲，整整抄了70天！蔣日記分三次公開，他多次到美國，前後抄寫了10個半月！

今年83歲的楊天石後來寫出多本專著，通過蔣日記發現很多問題。這裡僅舉一件：蔣對胡適的兩面性。胡去世時蔣送輓聯：「舊倫理中新思想的師表，新文化中舊道德的楷模」，高度評價。但其日記寫的卻是：（胡）暴卒；乃除了障碍也。蔣日記甚至罵胡適是野狗，「其人格等於野犬之狂吠」。據統計，蔣在日記中責備、辱駡胡適不下20處。

送到圖書館的資料设置苛刻限制、阻止更多人看到，就是因為其中有不愿「見人」之處。蔣介石日記有「三不」，蔡英文論文有「三不」。送到圖書館，卻如此設限不讓人看的兩個權力者的資料都來自台灣，也是有點見鬼了。

第八，除了博士論文仍有上述這些疑問之外，關於蔡英文的博士學位證書也同樣存在十分不可思議的情形。

這次總統府記者會表示，蔡英文不僅在2015年向LSE申請了補發博士證書，而且在2010年也得到一份補發的。而總統府記者會這次展示出的，則是1984年蔡英文博士學位證書原件（的複印件）。如果有原件，為什麼要補發，而且兩次要求補發？把原件複印一下廣為散發不就得了？真是太匪夷所思了！總統府表示，這次展示的證書和信件等，是從LSE校方獲得的。

也就是說，蔡英文在把自己的典藏本博士論文全部都弄丟了的同時，把自己的博士證書也搞丟了，需要補發一份。而且，既然2010年補發了一次，為什麼2015年還要再補發一份？2010年那一份又丟了嗎？連影印本也沒了嗎？

一個人同時把自己的博士論文和博士學位證書都給弄丟了，補發過一次的也丟了。大家說說，這樣的機率低到什麼程度？誰能在台灣給我找出第二個？

且不究蔡英文博士論文和學位的真偽，就算全部都是真的，她把這兩份辛苦且緊張（她自己說的）獲得的人生重要文件統統都搞丟了！而且一丟再丟？如此一個馬虎大意、無序的人，去做律師樓秘書恐怕都不合格吧？

總統府表示，蔡英文的文件找不到是因為在台灣多次搬家。這話不知有幾個人相信，起碼我不信！拿我自己來說，僅在美國就搬過十多次家，我的黑龍江大學學位證書、深圳青年報記者證等都保留著。甚至我當年考托福的成績單、紐約哥倫比亞大學錄取我讀政治學博士的一張通知書都隨手存檔。我都沒去念，那些文件都還在。而蔡英文花那麼大力氣讀完了，還寫出號稱教授們討論要給她兩個博士的「精彩論文」卻35年都不見踪影，被追問100多天之後從倉庫挖出草稿！甚至連她回台灣教書、升等、參選等等都需要的博士證書也不見踪影，需要一補再補！這合乎最起碼的常理嗎？

第九，蔡英文曾任教的政治大學、東吳大學，還有中選會，按規定都應有她遞交的博士證書（經過驗證原件後留存的副本）。哪怕她自己的原件真的都丟了，從那些地方要一份副本不就可以了嗎？蔡英文這個一次再次的「補發」也無法不令人遐想，政大、東吳、中選會這三個機構，真有蔡英文1984年的原始博士證書（副本）嗎？如果有，蔡英文不從台灣就地取，反而萬里迢迢去向母校索取。這難道不也是非常反常的情形嗎？

第十，這次總統府發言人特別強調，對蔡英文的博士論文和學位有質疑，應去問倫敦政經學院（LSE）才是正途。話是沒錯，但談何容易！林教授在他的調查報告中說，「英國校方特別是公共關係部門企圖干擾其專責部門資訊的釋放」。

在林教授做獨立調查期間，我也給LSE寫過幾封信查詢，最初得到他們學位資料處（HEDD）的Wara、學生服務中心（SSC）主管Camilya Maleh，學位和論文查詢處（AS）主任Clive Wilson這幾位的回信，但後來就進行不下去了。

我一開始給LSE寫信，就直接問蔡英文有沒有獲得博士學位？他們回答：這個問題需得到蔡本人授權才能回答。我馬上回信反駁：如有人冒充政經學院博士，我們想查核，你們說要先取得那人授權。那冒充者（騙子）會授權嗎？而按照英國的信息公開法，像蔡英文這樣位居總統的權力者，她的博士學位信息是應受大眾檢驗的。在再次要求下，LSE學位及論文查詢處主任Clive Wilson回信說，按照《英國信息公開法》，這確實是應該提供的信息，但說要20個工作日才能答复。

蔡英文有沒有博士學位，不是電腦馬上就可查到的嗎？LSE是國際知名正規大學，應有完備的學生資料檔案，怎麼需要20個工作日？

這個回答使我馬上想起以前在調查吳征、楊瀾夫婦的學經歷造假遇到的類似情況。吳征當時是中國最大門戶網站《新浪網》共同主席，楊瀾是中共全國政協委員、中國申奧大使。但吳征宣稱的多個學位都有水分甚至造假。例如他說曾就讀加州San Jose州立大學，我打電話查詢，該校學生記錄辦公室Lisa Beltrar小姐立即查找並告知，該校沒有吳征（英文名Bruno Wu）的學生記錄。我又打給San Jose City College（社區學院），提問後連電話都沒放下，該校學生記錄辦公室的Teresa Taiz小姐就查出並告知，吳征在那讀過，但沒獲得任何學位。

在美國，要核實某位學生的學歷，是非常容易的事情，因為按照資訊公開法以及慣例，學生記錄辦公室都予提供或證實。可是在打給巴靈頓大學（Barrington University）時，他們的回答與倫敦政經學院最初的回答一樣，要我先拿到吳征的授權。幾次交涉，對方都支吾搪塞，最後乾脆拒絕回答問題。

後來查到，巴靈頓是一個美國17歲青年創辦的網絡野雞大學（沒校舍，更無教育機構承認）。在輿論壓力下，吳征在廣州《南方周末》（2002年1月10日）登出他的巴靈頓博士證書，我找到這張報紙，用放大鏡一看，它只是個英文Award獎狀。那些名流們就敢公然向媒體提供假證書，繼續欺騙大眾！

LSE學位論文查詢處主任 Clive Wilson還是客氣和負責的，我們有過幾次通信，他也解答一些問題。但後來情況發生了變化：蔡英文的嫡系、外交部長吳釗燮7月份去了趟歐洲之後，LSE的專業部門就不再回答任何問題，而是轉給該學院的公關部（Media Relations）統一回复。

蔡英文是不是被授予博士學位，她的論文圖書館為什麼從來沒有，她如獲博士學位，指導教授是誰？論文口試評審教授是哪幾位？答辯通過後的教授簽名頁在哪裡？這都是學位和論文資料處管轄的專業問題，為什麼要轉交給公關部？好像有了什麼危機，要損害控制（damage control）？

為什麼吳釗燮去了趟歐洲，LSE的態度就變了？他有沒有到英國指揮台灣代表處來「危機處理」，與LSE聯手阻止人們對蔡的學位及論文真假的調查？

LSE的態度變化與吳釗燮的歐洲之行有沒有關係？如有關係，凡走過必留痕跡。有一點是無需置疑的，那就是跟倫敦政經學院下屬的Taiwan Research Programme（台灣研究室）和其主任施芳瓏女士有關。

話說蔡英文2015年9月22日獲得補發博士證書。當時台灣大選正在進行。國民黨內部分裂，10月份把總統候選人洪秀柱換掉了。當時蔡英文的選情可謂一面倒，被認為綠營誰出來都躺著贏。所以不排除台灣（民進黨）方面出錢或承諾，蔡當選後給這個研究室更多援助，現在需要幫助蔡英文拿到LSE的博士證書。

其實這個「台灣研究室」從創辦就是台灣政府協助的。它的前身是「台灣學術講座」（Taiwan Seminar），2000年由台灣駐英文化組協助成立。二千年台灣首次政黨輪替，陳水扁總統向外拓展台灣外交，包括在美國等地成立的「全球民主和平聯盟」等，由外交部轄下的「僑務委員會」資助。

2003年「台灣學術講座」升格為「台灣研究室」，後隸屬LSE，很可能得到了台灣方面更多援助。當時中研院李遠哲院長、教育部杜正勝部長等，都曾與「台灣研究室」創辦人、LSE教授Stephan Feuchtwang（德裔英籍學者，中文名王斯福）會面交談。

當時台灣為拓展外交，不僅支持了這個台灣研究室，也由教育部出資，在倫敦大學亞非學院建立了「台灣研究中心」。杜正勝部長去倫敦時也拜會了這個中心的主任Robert Ash教授，並與亞非學院Paul Webley校長晤談。

台灣研究室網頁列出兩名共同主任，一是施芳瓏，另一位是王斯福（Stephan Feuchtwang）。但漢學家王斯福已82歲，早已從政經學院退休。而且目前無論維基百科還是LSE頁面的Stephan Feuchtwang詞條，經歷上都沒有「台灣研究室共同主任」。

所以，LSE的台灣研究室負責人，其實只是施芳瓏一個人。這次蔡英文的論文和學位被質疑，施女士不斷出面為蔡背書。她既不是LSE負責學位和論文管理的職員，更不是負責人，卻不斷放話，被台灣媒體作為LSE的官方發言而引用。林環牆教授的調查報告說，施芳瓏「蓄意阻隢整個事件的調查」。

施芳瓏主任過去二十年來好像並沒有一個正式教職。她的台灣研究室主任做到2014年就被撤銷了。但2016年她又復出做主任。這令人合理懷疑，是不是2015年她「運作」校方為蔡英文「補發」了博士學位證書，2016年蔡當上總統，回報這個台灣研究室更多援助，於是施芳瓏才得以官復原職？如果施芳瓏本人的薪水是由這個研究室支付，那就等於是由台灣方面支付；更準確地說，就是蔡英文政府出的。

2016年蔡英文當上總統，是施芳瓏的「台灣研究室」最先發出祝賀信（1月16日，落款是台灣研究室，發在台灣研究室的網頁）。該祝賀信只引述了兩個人的話，一個就是施芳瓏（Fang-long Shih）；另一位是該校國際關係系教授Christopher Hughes。他是台灣女婿，太太九十年代初曾任台灣《光華雜誌》總編輯；而光華雜誌是台灣政府出資的，隸屬新聞局。三天之後（1月19日），政經學院的網頁轉發了台灣研究室祝賀信的主要內容。由此被作為LSE 祝賀蔡當選總統。

這幅畫面很清晰了吧。2015年秋天，已當過五年民進黨主席的蔡英文正在選總統，且勝局基本已定。那麼在論文被質疑後，如果有關方面承諾今後給予台灣研究室更多援助，倫敦政經學院會不會不顧原則，在沒有蔡英文博士論文情況下給她發一紙「博士證書」和通知信呢？這所全球知名的學府有沒有可能做出這種舉動呢？

倫敦政經學院（LSE）有幾個相當不光彩的「前科」，頗有參考價值。有讀者已熟悉的，更有華文世界鮮為人知的——

很多人都知道的，2011年倫敦政經學院因接受利比亞獨裁者格達費的兒子薩伊夫150萬英鎊捐款（薩伊夫獲博士學位）事件被調查，當時媒體對這個醜聞廣泛報導。因薩伊夫捐款建立的那個基金會，薩伊夫是主席，LSE院長是顧問。這也是這位院長後來辭職的原因。

英國《每日電訊報》報導，政經學院的教授和名人們當時討好薩伊夫，該校教授Ed McClennan直接寫信給薩伊夫說，對其入學提供幫助。薩伊夫在LSE讀博士的作業被別人代筆，他付給輔導老師多斯特维兹（也是政經學院博士）每月4000英鎊。這個輔導老師還坐薩伊夫的私人飛機在歐洲遊玩。

利比亞獨裁者格達費兒子提供的150萬英鎊捐款，政經學院用來建立「北非研究室」（North Africa Programme）。這個也可佐證，施芳瓏的Taiwan Research Programme（台灣研究室）非常可能是由台灣方面出資的。一般這種外國研究室，多是那個國家資助的。

後來薩伊夫還要向LSE提供220萬英鎊，在該校建培訓中心，為利比亞培訓青年精英，其實就是為鞏固他父親的獨裁統治而培養打手。如果利比亞不變天，這個培訓中心就成立了。當時LSE的教授把薩伊夫吹捧為「改革者」，利比亞的希望等。

格達費政權倒台時，薩伊夫被抓獲，這個獨裁者的兒子發表談話，對政經學院很不滿，甚至蔑視，說當初那些教授和校方Honor恭維他（其實是為了要他的錢），看到利比亞「叛軍」造反了，就跟他切割、反對他。薩伊夫罵LSE是coward（懦夫）。薩伊夫完全站在他的獨裁者父親一邊，哪是LSE教授歌頌的「認同西方價值」？

LSE因這個醜聞名譽被重創。連當年薩伊夫的博士論文口試評審教授Meghnad Desai也在英國《衛報》發文說：LSE is paying a heavy price for Saif Gaddafi's PhD（政經學院為薩伊夫.格達費的博士學位付出沉重代價）。

那麼LSE有沒可能不顧原則，為了得到蔡英文政府的資助，在沒有蔡的博士論文、也沒有博士口試評審教授的共同意見書（至今蔡英文也拿不出來）的情況下，而給蔡發一張博士證書和通知信呢？不排除這種可能性。連美國史丹福大學這種名校，最近都因接受捐款而給名人子弟發入學通知書的醜聞而弄得灰頭土臉。我們再來看LSE的另一醜聞：

2008年，在遭到強烈抗議的情況下，LSE用阿拉伯聯合酋長國（阿聯酋 UAE）已故獨裁者Sheikh Zayed的名字為該校新建的教學和劇院大樓命名；還歌頌這個獨裁者是life leader（永遠的領袖），就因為阿聯酋給了政經學院大筆資金。後來LSE還用阿聯酋提供的250萬英鎊捐款在該校建了「中東研究中心」（CMES）。

英國教育機構Lighthouse創始人Emmanuel Akpan-Inwang主任 2011年（格達費兒子博士學位醜聞爆發時）在英國《衛報》發表題為「政經學院與利比亞的關係只是冰山一角」的文章指出，LSE經費15%來自英國政府撥款，其它都要自籌，資金缺口很大；所以該學院才不顧原則，為獲得捐款，用獨裁者命名學院大樓。這位主任說，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政經學院金錢交換，給獨裁者兒子博士學位，只是腐敗底座的冰山一角（https://www.theguardian.com/commentisfree/2011/mar/04/lse-howard-davies-libya-uae ）。

這個冰山一角有很多事證，前述格達費兒子薩伊夫當時不僅成為倫敦政經學院的寵兒，還被安排在學院的Ralph Miliband lecture做演講。LSE教授David Held在開場白介紹時說，他本人太喜歡薩伊夫了。當時很多學生去抗議，與薩伊夫支持者發生衝突，甚至驚動了警察去解圍。

Ralph Miliband曾在LSE任教，非常知名，去世後他的學生建立了這個講座。薩伊夫被安排到這個講座發表演說，Ralph Miliband的曾做過英國外相的兒子表達抗議；認為這對他父親是一種侮辱。但政經學院我行我素，就為了能得到格達費們的資金。

英國《衛報》專欄作詹寧斯（Simon Jenkins）批評得更尖銳，他撰文說，當時該校研究阿拉伯問題的權威學者Fred Halliday強烈抗議；因是研究中東問題的教授，他更深知格達費父子的專制。但校方為獲得比利亞的捐款，根本不聽這些教授的抗議。詹寧斯說：Money did not just talk, it strutted the LSE campus and swept aside all dignity and common sense.（有錢能使鬼推磨，金錢大搖大擺地挺進政經學院校園，橫掃了所有的尊嚴和常識）。

詹寧斯的結論是：很多年來政經學院都在「犧牲學術獨立而向商界和政府出售自己的靈魂」（sacrificing scholarly independence to sell their souls to business and government）。（https://www.theguardian.com/commentisfree/2011/mar/03/lse-gaddafi-libyan-dictator-universities）

LSE這些如此嚴重的醜聞，無法不讓人聯想到，施芳瓏的「台灣研究室」的資金是從哪裡來的? 倫敦政經學院連利比亞獨裁者的錢都拿、連中東專制國家的資金也不忌諱，那麼對來自民主台灣的捐款，當然就更何樂而不為了。

在根本沒有蔡英文博士論文的情況下（2019年才拿出的這個草稿完全無法證明它是通過資格考試的版本），為什麼政經學院會給蔡英文補發博士證書？是不是又一次像詹寧斯所說的，「出售了自己的靈魂」？這是個問號。

在這個問號得到答案之前，施芳瓏女士敢不敢站出來說清楚，「台灣研究室」的資金是從哪裡來的? 有沒有拿到蔡英文政府的資助？

我曾給倫敦政經學院（LSE）的學位和論文查詢處主任Clive Wilson寫信，直接問了這個問題：蔡英文本人，她的家族，台灣政府等，有沒有給過政經學院的台灣研究室資助？Clive Wilson對此不回答。按照英國《信息公開法》，LSE的所屬機構拿到外國捐助，應是公開信息，不可隱瞞。

我也在給Clive Wilson的信中提到，如果「台灣研究室」得到蔡英文政府的資助，該室主任施芳瓏女士這樣為蔡英文總統辯護，是不是有「利益交換」之嫌？

當然，這個問題從台灣方面是可以查到的，如果有撥款，會是多年的資助，教育部的財務報表，外交部的撥款記錄，應該都會有，如果不列入「秘密外交」的話。台灣的秘密外交，是貪腐和走黑賬的天堂。

格達費兒子薩伊夫的論文上網後，被認真又智慧的網民查出，很多段落是剽竊的，請看這個網址上的對比揭露（https://saifalislamgaddafithesis.fandom.com/wiki/Plagiarism ）。

現在蔡英文總統終於決定，把她的博士論文送到國家圖書館供讀者閱讀。但願不是拖到三個月之後，更不要有不可拍照、不可影印、不可引用的「三不」設限。把論文上網，一天就可做到。如果人們看過，沒有任何抄襲等問題，起碼在這個問題上還給蔡英文一個清白，這不是好事一件嗎？

但要想讓所有的質疑都塵埃落地，需要蔡英文本人出面做出更詳細、清楚，尤其是真誠、坦蕩的回答。

2019年9月24日於美國

——原載《民報》：
https://www.peoplenews.tw/news/6fb773dc-4d70-44d6-b78f-54c573cb34bd

《曹長青推特》：
https://twitter.com/caochangqing

《崩盤：金融海嘯十年後，從經濟危機到後真相政治的不穩定世界》安納金5000多字導讀全文(分享可抽新書)

【給國際金融市場投資者的警訊】

在2008年金融海嘯屆滿十週年之後，經濟史學家亞當‧圖澤將其多年來對於全球政經局勢的深入觀察與研究撰寫成了《崩盤》，在得知八旗文化取得此書的繁體中文版的出版權、並將於2019年10月上市，我為在台灣關心國際政經情勢與金融市場的同好們感到高興！此外，在全球金融市場動盪的此時上市，恰好提供跨國投資者們極佳的一部教材，可做為研判未來局勢發展的良好參考。

此書中詳實記述了2008年金融海嘯前後所發生的盤根錯節的歷史，其目的不僅僅是重溫危機而已，畢竟在許多國內外著作、期刊、論文、甚至電影（例如2010年上映的《華爾街：金錢萬歲》，或2015年上映的《大賣空》）已經一再重現了，美國知名作家馬克吐溫（Mark Twain）所說過：”History doesn't repeat itself, but it does rhyme.”意思是歷史不會重演，但是就像文章的押韻一樣，類似的事件還是會再度發生。此書藉由檢視2008年金融危機之前相關的金融政策以及錯綜複雜的國際政治關係，加上金融海嘯之後的十年之間，它們如何持續演進、發展、甚至突變，據以指出當前世界經濟與金融市場持續發展中所面臨的挑戰，以及未來可能爆發的幾個危機。也就是說，此書所談論的重點在於未來，而非過去。檢視歷史，為的是幫助我們具備預判未來發展所需的智慧。

本書也透過既廣且深的不同層面，闡述了當今的國際金融市場，經過時間不斷的淬煉交相演進的過程，儼然輔車相依融合成一體，並且與國際政治發展具有密不可分的關係。儘管作者本身著墨的焦點雖不是在金融投資決策方面，然而，我認為有些時候金融市場的動盪是可以從幾個主要國家的政治局勢分析中提早被洞察出來的，而重要的政治大事件往往對於經濟和金融市場的趨勢發展亦產生了巨大的影響，這些影響對於中長期進行跨國投資者來說，是必須在資產配置決策的戰略層級上同時納入擘劃考慮的。本書明確點出了當前全球主要國家或區域之間的局勢發展、以及未來可能產生的幾個潛在危機，值得持續追蹤留意其後續發展，而我認為，對於過去較少接觸國際政治或金融歷史的投資者來說，此書將提供很好的啟發，並且有助於建立更正確的思維模式。

此書分為四大部分、共二十五章，詳述了全球各地所面臨的政經挑戰，滿滿的重點值得讀者細細挖掘，而我僅就四大部分提供初淺的導讀，以期能夠幫助剛接觸國際市場的讀者們，提供一個低門檻的入門。

第一部分 風暴齊聚

一九七○年代以來，中國一直是美國在地緣政治上最引人關注的焦點，美國藉著協助中國擺脫蘇聯的懷抱，緩和冷戰時期的交鋒。在蘇聯解體後，長期冷戰的歐洲戰場也隨之消失，然而，當美國強權的新目光轉向亞太地區時，今日的中國儼然已成為了美國最強大的競爭對手、一個最可能威脅美國持續稱霸全球之路的絆腳石。

把中國推向全球化的是柯林頓政府，一九九五年十一月，美國鼓勵中國申請加入新成立的世界貿易組織（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O），是最關鍵的一個轉捩點，似曾相似的場景美國在一九四五年二次大戰結束之後對西歐國家、一九五○年代對日本、一九六○年代對其他東亞國家，以及一九九○年代對東歐國家也都上演過。中國在加入WTO之後，經濟飛快成長，不僅大幅度貢獻了全球的經濟成長，更重要的是其龐大的內需市場，讓美國從過去二十多年之中獲得可觀的經濟利益，無論是美國或海外的投資人也經由金融市場的蓬勃發展當中獲取了極高的回報。

然而，中國在政治與意識型態的立場上顯然相悖於美國，一九八九年天安門事件的武力鎮壓，敲醒了全世界的警鐘，中國共產黨發出強烈的一黨領政意圖，讓全世界恍然明白中國的民族主義等於共產主義，中國只想利用國際貿易的機會獲取了龐大且迅速的國力發展，其心態昭然若揭無論就內需市場、或資本市場皆是如此，對全世界期待完全開放中國市場的想法從沒有支持過。巨大的中國經濟體採取釘住美元的固定匯率制度，所帶來的穩定狀態持續吸引了外資大量流入、更加速了國內經濟活動，創造一個從國外大量融資而失衡的貿易狀態，顯然中國享受了多數好處卻是立足在一個不公平的競爭前提之下。

失衡的狀態終究無法持久，中國對釘住美元匯率的政策，選擇低匯率的利己貿易往來，儘管日本和德國分別在一九五○年代和一九六○年代也如出一轍，這是藉由出口帶動經濟成長的訣竅，然而卻是犧牲部分美國的成長來完成（美國承受貿易赤字、甚至財政赤字），當面臨美國的反撲而被迫調整匯率時終將招致國內經濟與金融市場大動盪。中國當權者也深知，不可能永遠侵占美國利益卻不付出代價，因此中國也必須小心翼翼的應付來自美國的反撲。二○○五年七月，為了緩解美國經濟停滯的壓力，中國開始允諾人民幣緩步的升值，最後總計人民幣升值達二三％，適時緩解了中美之間的貿易與經濟的失衡，然而，隨著時間的經過，人民幣遲未再做升值調整，期間中國亦累積龐大來自美國的貿易順差，直到美國總統川普於二○一八年三月，揭開了對中國貿易戰的序幕。

作者也針對跨大西洋金融體系的形成背景、以及目前現況作深入的剖析，這個部分在台灣發行相關著作中較少談及的，相當值得一看。此外，從二○一○年開始的歐元區危機緊接在美國房貸泡沫破滅的腳步之後，雖然美國危機始作俑者是過度擴張的銀行和房貸借款人貪婪與財務過度擴張的驅動所致，但是歐元區的危機卻是圍繞著典型的歐洲財政和國家主權問題打轉，然而，資金透過可自由流動的國際金融市場，卻又讓這些不同的風暴之間，相互牽引交織在一起。我們必須以更廣泛的國際政治背景來考量各種金融危機，才能夠更清楚的看見事件背後的邏輯、面對未來局勢發展才能掌握更正確的判斷。

第二部分 全球危機

此部分延續了第一部分的發展，從美國次級房貸泡沫破滅所引發的全球金融風暴開始談起，這場危機的影響甚鉅，跨越美國國境而撼動了全世界，釀成了全球經濟集體衰退。二○○八年三月十四日，美國大型券商貝爾斯登面臨倒閉，《金融時報》首席經濟評論員馬丁．沃夫（Martin Wolf）表示，這是「全球自由市場主義夢想死亡的一天」。隨即美國政府宣布要拯救貝爾斯登，意想不到那只算是金融危機的正式開始而已，包括美國、冰島、愛爾蘭、英國、法國、德國、荷比盧三國和瑞士，整個大西洋金融經濟圈全都加入了紓困大作戰，承諾投入的資金就超過七兆美元。然而，風暴顯然沒有被控制住且持續蔓延中，當二○○八年九月十五日創立已超過一百五十八年的美國第五大券商雷曼兄弟宣告倒閉，金融市場的信用緊縮至此如骨牌般地迅速擴散到了全世界所有金融機構。

事後來看，似乎是二○○八年十月第一周，美國政府對於雷曼倒閉所釀成金融風暴，所下的決策決定了未來的事態發展。當時，美國一致地往銀行資本重整的方向發展，然而在歐洲，德國否決美國的提議，從那時開始，危機發展成一系列的民族鬥爭，二○一○年之後再與歐元區危機的形式緊密交雜。二○○八年十月起銀行間同業拆款市場瀕臨關閉，對全世界的美元融資市場帶來龐大的壓力，而以歐洲承受的壓力最為嚴重，即使是最強大的歐元區第一大經濟體德國都無力改善這樣的資金缺口。

與此同時，以美國利益優先的聯準會掌握了最佳情勢，在沒有任何公眾諮詢下，讓自己成為世界最後的放款機構，此舉也成就日後逐步將全球金融市場交相融合為一體結構的關鍵一役：透過換匯協議，聯準會成為「全球最後貸款人」，也更加穩固美元在國際上的地位，緊密相連的全球貨幣體系至此逐漸形成。然而，加入這個換匯協議俱樂部的標準是什麼？

根據美國聯準會國際金融部（Division of International Finance）所列出的標準，要接受換匯協議的央行必須符合以下三個條件：
一、具有重要的經濟和金融規模，因此有可能影響美國。
二、擁有良好「審慎的政策」，因此他們遇到的問題顯然是從美國和「其他先進經濟體」蔓延所導致的結果，所以美國的援助有其必要。
三、當地銀行面臨的其中一項問題是美元融資壓力，因此換匯協議確實會產生影響。

聯準會的各項措施終究以考量美國的利益優先，對於經濟規模太小的其他國家，採取沒有必要性援助行動；如此遭受承壓的國家在無法得到換匯協議的幫助，結果貿易或商品價值因此崩盤，這正是繫於上述的第二點條件當中所強調「審慎的政策」下，提供了政治歧視的空間，也造成了在二○○八至二○○九年嚴重受金融危機影響的國家名單上，包括俄羅斯、及前東歐共產集團的轉型經濟體全都名列名中。

在此書的這一部分，也探討了中國的崛起、以及二十國集團（G20）的形成。其中，對於全球金融體系相當關鍵的一次會議，是在二○○八年十月的G20財政部長會議，獲與會部長支持通過，全世界所有系統性的重要機構都不允許倒閉（也就是俗稱「大到不能倒」）。兩年後，於二○一一年十一月公布第一批受完整第三版巴塞爾架構規範的二十九家「系統性重要金融機構」的名單，總資產合計達四十六兆美元，約占全球金融總資產的二二％。

第三部分 歐元區

此書作者身為德國最負盛名的經濟大師之一，對於歐洲的經濟、政治、以及歷史有著更深遠且透徹的觀點，因此在本書的第三部分，他深入剖析了歐元區各國之間盤根錯節的關係、以及難解的問題，並提出足夠的論點來支持他對於歐元區未來發展抱持相當悲觀地立場。書中論述，歐元區因執政者偏頗的政策，把數千萬公民帶進類似一九三○年代蕭條的深淵，而這禍端是有史以來由政府所主導釀成最嚴重的一場經濟災難。

二○○八年九月到十月初，當雷曼兄弟倒閉所引發的金融危機迅速傳遍全世界，歐洲第一時間對金融危機的反應是否認、缺乏決斷力與協調力，這是山雨欲來的前兆。二○○八年秋季在危機發生第一階段時，各國還能控制，當時間跨入二○一○年時危機已經蔓延遍及整個歐洲的金融業都深陷在泥淖中，歐洲的單一貨幣機制幾乎分崩離析。希臘、愛爾蘭、葡萄牙及西班牙陸續陷入了自一九三○年代大蕭條以來前所未見的危機中，義大利也受到牽連，法國的主權評等不保，總理被轟下台，政黨崩潰，民族主義的狂熱高漲到失控。

二○○九年夏季，銀行業的緊急危機逐漸緩解，美國在聯準會與財政部築起防火牆下，止住金融體系內嚴重壓力的衝擊。然而在歐元區，繼金融危機的慷慨解囊之後，接踵而至卻通過特別戲劇性的大翻轉形式，改採緊縮財政政策，使得希臘與愛爾蘭雙雙陷入財政困境，緊接著，葡萄牙也陷入危機，這就是二○一○年統稱為「歐債危機」的源起背景，後來歐洲第四大經濟體義大利也相繼出現財政困難，連帶衝擊到大西洋彼岸的美國、甚至全球，二○一一年下半年的全球股市大跌，當時全世界的投資人都明顯感受到了來自歐洲的震撼教育，無論是否有投資到歐洲，都無法躲過波及而遭受資產的減損衝擊。

隨著歐元區危機惡化，歐元區最大經濟體德國的關鍵性角色日漸鮮明，爭論也更趨白熱化，抗議民眾揮舞著海報，德國總理梅克爾的臉被畫上希特勒的鬍鬚。這反映出一般人對於德國處境根本性的誤解，當被輿論冠上帝國主義的罪名時，德國主政者們誠實地表示，他們完全沒有要控制歐洲大陸的野心，只希望歐元成員國之間建立經濟與財政紀律，唯有得到所有成員國同意，德國才會採取行動進一步整合歐洲。梅克爾認為，基於全球競爭力考量，必須嚴格控制政府支出與債務，然而此一樽節派立場與歐元區其他某些政治人物的反樽節立場，產生了極大的對立衝突，也使得民粹主義興起、歐洲持續自缚於不安定的政局中。

第四部分 餘震

經歷過二○○八年金融海嘯後的全球金融政策大洗牌、以及持續演進的歐洲債務危機，時序流轉進入2019年全球經濟並沒有顯著地走出之前衰退的陰霾。即便經濟數據看起來最為強勁的美國，在二○○九年至二○一三年之間實質GDP明顯跟不上該有的潛在GDP成長，而產官學界不同立場的人對此有著截然不同的觀點，我們應該要遵循哪一派的分析、做為決策的參考呢？作者認為，在掌握二○○九年以後的消費與投資崩盤、失業率激增，以及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選擇動態，或許需要凱因斯經濟學派的論點；但需深度分析全球化經濟體系所引爆的金融危機時，則必須超越凱因斯的總體經濟學，以及那熟悉的國家經濟統計機制。

個人相當同意作者提到新一代「總體金融學」最重要的思想家申鉉松（Hyun Song Shin）所說的：「我們需要分析的全球經濟並非以『島嶼模型』為條件，分析各國間的國際經濟互動，而是要透過企業資產負債表的『連鎖矩陣』來分析銀行對銀行的資產負債表。」

全球有將近三十家大到不能倒的「系統性重要金融機構」，如果再加上各國國內足以影響該國金融系統穩定的最主要銀行，全球或許有一百家大型金融機構同時必須納入「總體審慎監理」的決策評估範圍內，這也意味著，當今的全球金融市場已經被這些大型金融機構的連鎖關係環環相扣綁在一起、牽一髮而動全身。這就是我們想宏觀地判斷未來新一波金融危機發展時，最好的分析起點，也是身為一位全球投資者，最需要去留意的關鍵點。

我認為，若把全球主要國家的央行合起來視為全球經濟的心臟，當我們要衡量身體健康狀態就需要量測血壓的變化，檢視這些大型金融機構的資產負債表健康度就是血壓；我們都知道如果心臟停止跳動會導致死亡，但在心臟停止跳動前，最好的指標就是血壓。

最後，我想以作者所寫的這一段話做為此篇導讀的結尾：「危機事實上並沒有結束。我們面對的不是重複發生的危機，而是危機的突變與轉移。」這同時也是給國際金融市場投資者一個必須正視的警訊。

願善良、紀律、智慧與你我同在！

❤️《崩盤：金融海嘯十年後，從經濟危機到後真相政治的不穩定世界》（Crashed: How a Decade of Financial Crises Changed the World。作者：亞當‧圖澤，中譯版八旗文化出版，2019/9/27博客來可預購，當天也是博客來會員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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