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不是平庸他是惡
#歷史是人類永遠不肯面對的明鏡
每次在Netflix 選片,我想我的片單總是比較小眾一點,事實上,描述二戰歷史的片子一直很吸引我。
昨晚熬夜看了一部名為「最終行動」(Operation Finale)的電影。
這部片子看完當下有些索然無味,沒想到後勁十足,我竟然開始回想著劇中人物說的一些台詞。歷史上不斷輪迴上演的人類悲劇,總是讓人不勝唏噓。
內容描述60年代,以色列特工(Mossad)冒險至阿根廷布宜諾斯艾利斯執行任務,將二戰時期屠殺了六百萬猶太人的納粹劊子手,阿道夫艾希曼(Adolf Eichmann)綁架回耶路撒冷公開受審的故事,此舉甚至造成了當年兩國間的外交危機。
這個人稱「納粹劊子手」的高官,在納粹德國系統化滅絕歐洲猶太人的計畫中,一手包辦執行了「最終解決方案」(Endlösung der Judenfrage),也就是奴役、虐待並屠殺600萬猶太人和500萬共產分子、羅姆人、同性戀者,以及少數族群。
我讀過不少描述二戰集中營故事的書,每每讀完都會濕了眼眶,我依舊記得,在阿姆斯特丹走到安妮之家門口的那一天,那種沈重悲傷的心情。
據說至死刑執行前,阿道夫艾希曼都不認為自己犯下了滔天大罪,他總是對法官辯解,自己只是忠於國家,並執行元首賦予他的任務。
他甚至說:「我必須告訴你們,我一點都不後悔。」
於是,當時的知名學者漢娜鄂蘭,在為《紐約客》雜誌報導這宗審判時,為阿道夫艾希曼的行為下了註解。
「平庸的邪惡」(The Banality of Evil)。
先遑論她的評論立即引發了學者們的正反論戰,不可否認的是,有時候缺乏獨立思考、跟從式的惡比始作俑者更可怕。
或許很多人一輩子都無法理解,是什麼樣的仇恨,可以讓納粹們成為近代史上最邪惡的人類劊子手?但是我卻不難想像,當大眾輿論形成一種風向時,人們的行為就會容易變得盲從而愚昧。
扭曲事實的過度批判、極端仇外的民族主義、自以為正義的私刑審判,事實上每分每秒都在我們這個世界持續上演。
傳播學中有一種理論叫做「沈默螺旋」(Spiral of Silence Theory)。
當大眾輿論成了固定風向之後,不同看法的聲音就會變得微弱而沈默,在我看來,現今的社群時代更加劇了此般問題的蔓延;謾罵敵對、充滿仇恨的網路霸凌,更肆無忌憚且無時無刻地在每個人的手機螢幕上上演。
諷刺的是,人類是容易遺忘歷史教訓的生物,即便科技再進步,智慧也沒有顯著提升,對我來說,只要有戰爭有屠殺存在的一天,人類就沒有資格稱自己是有智慧的動物、我們是身在文明的世界。
我衷心期盼,不要再有人類主導的浩劫悲劇上演,我知道這個願望宛如天方夜譚,但,至少希望頻率變少一點。
我知道,有一種簡單的方法,可以讓我們不要變得那麼容易隨風起舞。
獨立思考,還有忠於自己良心。
#Y的深夜呢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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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年,距今六十年前,以組織和執行「最終解決方案」的納粹要犯阿道夫.艾希曼(Adolf Eichmann)在以色列受審。這是繼紐倫堡大審之後,納粹成員第一次接受公開審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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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大家每每提到這場審判,多半聚焦於思想家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她在著作中指出艾希曼本人並不邪惡,進而闡述邪惡可能發生在任何人身上,提出「平庸的邪惡」之說。然而,卻極少人去討論到,到底在阿根廷隱姓埋名的艾希曼,好端端的是怎麼被綁到耶路撒冷受審?在境內綁架一個人也許不難,但兩國距離一萬兩千公里之遙,這起綁架行動到底是如何開展、又是如何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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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猶太裔的克里斯.魏茲(Chris Weitz)執導、馬修.奧頓(Matthew Orton)編劇的《最終行動 Operation Finale》(2018)便是以整起綁架行動作為主軸。奧斯卡.伊薩克(Oscar Isaac)飾演以色列特工「摩薩德」的幹員彼得.馬爾金(Peter Malkin),描寫他與夥伴如何潛入阿根廷境內,捉捕已經安居落戶的艾希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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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一場戲,編導就給觀眾下了一記猛藥。彼得依照指示捉走了一名納粹成員,同僚隨之予以槍決,但他卻發現原來根本抓錯人,此納粹並非彼納粹。行動固然失敗,但最後這件事情卻並未造成實質上的「困擾」,而是以一句「反正都是納粹」便帶過。以此開場的用意,即在直接向觀眾表明──以色列人認為殺害與綁架納粹乃是正義,人道與程序正義不在考量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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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觀者想要深究的是,前往綁架他國綁人到底是否合乎情、理、法?那《最終行動》不會解決你任何的疑惑,因為它已經作出了明確的前提。只是本片的確破解了一些觀眾對這場行動的迷思,其實以色列當時對捉拿納粹的任務不再有太大興致,過程本身不僅存在風險,也可能將自己陷於外交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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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一起明確的情報從阿根廷傳來,幾乎確定躲藏者是親衛隊領袖海德里希(Reinhard Heydrich)左右手阿道夫.艾希曼,風向自然有所轉變。以國政府這回不希望再採用暗殺的方式進行,而打算活捉示眾,讓國人參與審判過程,揭露納粹暴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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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這場行動的潛在風險極大,時任阿根廷總統是強人裴隆(Juan Perón),曾在納粹德國時期在德、義兩國受訓的他,對納粹主義素有好感,使得戰後的阿根廷成為納粹的主要庇護地。就算摩薩德能夠潛入,也得先經過身分確認,確認之後也未必能輕易將之捉捕,即便捉捕也不見得帶得回來,無論行船抑或飛航,都存在阻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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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荒謬的是,即便航空公司同意配合,礙於程序,還得要艾希曼簽署切結書,宣誓他願意主動前往以色列。一場單純的綁架行動,逐漸演變成雙方的心理戰,也演變成納粹擁護者與以色列特工的兩方對峙。其實就結構與劇情發展而言,與《亞果出任務 Argo》(2012)有著高度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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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材甚佳,也有傑出演員撐場,除了奧斯卡.伊薩克之外,飾演艾希曼的是奧斯卡影帝班.金斯利(Ben Kingsley)。只是故事畢竟是以以色列所認定的正義為題,在人物的刻畫上不免流於極端的正邪對立。當善於操縱人心的艾希曼露出邪惡面目時,簡直是對漢娜.鄂蘭之說狠狠「打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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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電影本身,《最終行動》可說是一部「平庸的佳作」,該有的類型元素都有,也帶給觀眾對歷史、人性的省思,不過卻也僅止於此,因為就劇情刻畫而言,看得出來它存在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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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限制來自於編導不得不透過模糊化與妖魔化的方式來呈現前者的形象。因為故事的一大篇幅在於彼得試圖說服艾希曼的過程,若以過長篇幅描寫他的醜惡,既不合理,也容易使得電影顯得膚淺。因此只能將他的外貌與言行尋常化,但為了創造綁架行動的合法性,以及讓所有觀眾澈底無法同情艾希曼,又必然得以妖魔化的刻畫來作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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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最終行動》不過是一部建構以色列神話的政宣之作。當年建國之後仍處風雨飄搖之際,以色列總理本.古里安(David Ben-Gurion)正是為了穩定國家根基,才刻意透過艾希曼的電視直播審判秀,來達到凝聚猶太民族的效果。猶太人被迫害的痛楚隨著艾希曼的旁觀、受害者的泣訴達到情緒最高點。而這場審判,甚至不被認為符合國際法,在司法史上堪稱一次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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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此來看,彼得苦苦勸說艾希曼可以得到公平審判的承諾,便顯得有些荒誕。當然,相信也沒有人認為艾希曼不知道自己陷入了一場秀。但他的「平庸」形象在審判時創造了一個「反高潮」之後數十年,猶太電影工作者(包括資方)鍥而不捨,仍然想將艾希曼「塗改」成他們所想像中的樣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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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漢娜.鄂蘭在審判後說出「我們內心期待將看到一個獸性之人,卻在他身上看不見絲毫魔性,他只給人一種如同你我般的尋常人印象」之語後,她遭到了猶太人社群的惡意攻擊。從《最終行動》可見,原來直到現在,以色列主旋律仍然屹立不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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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為《最終行動》劇照。圖左為飾演彼得的奧斯卡.伊薩克,圖右為飾演艾希曼的班.金斯利。)
#最終行動 #OperationFinale #Netflix
#AdolfEichmann #漢娜鄂蘭 #OscarIsaac #BenKingsley #HannahArend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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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作選篇(之24)
平凡的邪惡
(讀友Manlung Leung在我星期五的文章後留言,附上我多年前在「一分鐘閱讀」中對漢娜·鄂蘭的《平凡的邪惡:艾希曼耶路撒冷大審紀實》所作介紹。這篇閱讀感想發表在2016年3月,那時正是旺角事件後不久,一些人的反應促成我要在那時候講鄂蘭的「平凡的邪惡」理論。現在美國大選中暴露的問題,或者香港許多追隨主流偏見的平凡市民,也許是促使讀友記起這篇文章的原因。鄂蘭的理論顯示,「在一個公民不思考、不以實質行動參與攸關公眾利益的政策討論、不對政治人物的承諾予以關注與監督的民主社會裏,民主名存實亡,自由繁榮只是社會集體的虛妄想像,無法長久延續。」我翻閱舊作,也想重溫這篇4年多前的文章。)
不久前,朋友給了我一部電影的DVD:《漢娜·鄂蘭:真理無懼》,封面有一行宣傳語:「HER IDEA CHANGED THE WORLD」—— 她的思想改變了世界。我知道漢娜.鄂蘭這名字,但沒有讀過她的著作。這部電影,主要介紹這位思想家參加耶路撒冷審判的前因後果。當時她應《紐約客》雜誌邀約撰寫採訪專稿,提出「平凡的邪惡」理論(the banality of evil)。這理論對於社會普遍關於邪惡、是非的認定來說,提出了顛覆性論斷。因此,我也特別找來漢娜·鄂蘭的書《平凡的邪惡:艾希曼耶路撒冷大審紀實》閱讀。
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德國猶太人,1906年出生於德國,在海德堡大學哲學家亞斯培(Karl Jaspers)的門下,取得哲學博士學位。1933年納粹政府掌權後,鄂蘭流亡到法國,1941年到了美國,並於十年後成為美國公民。她曾在加州大學、普林斯頓大學、哥倫比亞大學、芝加哥大學等擔任教授。1954年獲美國藝術與文學院文學獎。她的著作有《極權主義的起源》、《共和危機》、《黑暗時代的人們》、《在過去和未來之間》等。1975年12月去世。
正義與邪惡問題
1961年4月11日,在以色列耶路撒冷法庭中,展開一場令全球矚目的納粹戰犯審判。受審者阿道夫.艾希曼(Otto Adolf Eichmann)是納粹德國在東部佔領區內大規模屠殺猶太人的執行者之一,雖然並非納粹政權的高層決策者,但在猶太人滅絕上扮演重要角色。
漢娜.鄂蘭全程參與此次的審判活動,透過現場的實際觀察,以及對歷史的大量分析,提出了「平凡的邪惡」的概念,是正義與邪惡問題的經典論述。
納粹軍官艾希曼將上百萬的猶太人送上通往死亡的列車。納粹政權倒台後,他逃到阿根廷。1960 年,他被以色列特工綁架,次年在耶路撒冷受審。
艾希曼在法庭上說,「我無罪」,因謀殺罪起訴他是錯的:「我從來沒殺過猶太人,也沒殺過非猶太人,我從來沒有下令殺人。」
在獄中定期探訪他的牧師也說,「他顯然不是個狂熱的反猶太主義者。他『個人』從未有任何反猶行為。」精神科醫師一致認為他很正常;他對妻兒、父母兄弟姊妹態度「不只正常,還堪稱為理想典範。」
他認為自己只是個守法的人,他的一切行為都只是在履行職務,而他在希特勒屠殺猶太人中所扮演的角色只是偶然的,因為任何人都可以取而代之。
漢娜鄂蘭在書中描述他的最後陳述:「他從來沒有憎恨過猶太人,也從來沒有殺人的意願,所有的罪行都是來自對上級的服從,而服從應該被譽為一種美德。他不屬於統治階層,只是個受害者,受罰的應該是領導階層。艾希曼說:『我不是那個被打造出來的禽獸,我是謬誤的犧牲品。』」
鄂蘭說「艾希曼既不陰險奸詐,也不兇橫;他格外勤奮努力的原因,就是因為他想晉升,而我們無法認為這種勤奮是犯罪……. 他並不愚蠢,只是缺乏思考能力——這絕不等同於愚蠢,但卻是他成為那個時代最大罪犯之一。」
缺乏思考產生最大的邪惡
缺乏思考造成一個人的平凡,但也產生最大的邪惡。漢娜鄂蘭書中提出:「艾希曼在臨終一刻,似乎總結出我們在人類漫長罪惡史中所學到的教訓——邪惡的平庸性才是最可怕、最無法言喻、又難以理解的惡。」
鄂蘭提出了「邪惡的平庸性」的概念。邪惡本身並非如希特勒般狂暴,而是可以平凡無奇地展現在任何人身上,並且其發揮的作用絕對不亞於血腥屠夫。
平凡的邪惡,是因為我們缺乏思考。思考等於做評斷、分別善惡對錯。思考就是要先學會從他人角度切入問題。
艾希曼如能假設自己是猶太人就會說出這樣的話:「我是德國猶太人,跟數百年前的祖先一樣,我在這裏住了一輩子,跟其他德國人具有同等的居住權,政府無權剝奪我的公民身分、工作、甚至性命。」但實際上艾希曼沒有這種同理心,他追隨當時的主流偏見:既然政府說猶太人不是德國人,那當然不能把他們當成德國人,政府說猶太人是壞人,他們當然絕非善類。同樣的道理,如果我們認為凡是被判死刑的人,便必定是窮凶極惡的壞蛋,或凡是使用暴力,不論施暴還是抗暴,都危害社會,如果這樣想,那便與艾希曼犯了相同的錯誤。「道聽途說」會被視為理所當然,此外,既是道聽途說便沒有人需要負任何責任。
鄂蘭期待看到具有思考能力、願意負責、勇於質疑的人民,願意設身處地、從他人立場思考問題所在的人民。而實踐這種思考模式的首要條件,便是與他人建立關係,所以鄂蘭鼓勵我們學習與他人相處,對需要援助的人伸出雙手。只要我們不再質疑那些令人安心的政治常態、只要我們不再關心那些事不關己的議題、只要我們漠視他人需求,邪惡的勢力便會開始大舉擴張。
「在政治中,服從就等於支持。」漢娜·鄂蘭以艾希曼的審判為實證案例,說明當社會上大多數人不思考,集體的瘋狂,最終將把整個社會推向極致的犯罪。她認為,真正的自由來自於公民實質參與政治。她的理論思想對後世民主社會帶來深刻影響,在一個公民不思考、不以實質行動參與攸關公眾利益的政策討論、不對政治人物的承諾予以關注與監督的民主社會裏,民主名存實亡,自由繁榮只是社會集體的虛妄想像,無法長久延續。
鄂蘭在書中追究與納粹合作的猶太人領袖。她說「猶太領導人的角色無疑是整個黑暗故事中最陰暗的一章」,這讓很多人批評她對猶太人沒有特殊的同情。
對於有人批評她不愛猶太人,她的回應是:「你說的很對──我並不被這一類的任何『愛』所打動,原因有二:首先,我這輩子不曾『愛』過任何民族或團體──無論是德國人、法國人、美國人,還是勞動階級,我真正愛的只有我的朋友們;其次,我所知道和相信的愛僅僅是對於一個個具體的人的愛。」
鄂蘭在本書的核心主張就是,只要你參與了執行,你就要負起責任,就是有罪。
本書最後一段她說,法官應該有勇氣說:「我們關注的重點是你實際的作為,而非就你內心和動機是否可能無罪,也並非你周圍的人是否有犯罪的可能。」「我們假設,你之所以成為這個大屠殺組織中的一個工具完全是出於壞運氣,但這不影響你執行大屠殺政策的事實。在政治中,服從就等於支持。」因此就要負擔責任:「這就是你必須被處死刑的理由,也是唯一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