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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十全武功是哪十全？ ｜　知史百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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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的「十全武功」是清乾隆時期的十次軍事行動，為乾隆皇帝自我誇耀之詞，按照乾隆自己說的是：「十功者，平準噶爾二，定回部一，打金川為二，靖台灣為一，降緬甸、安南各一，即今之受廓爾喀降，合為十。」

實際只有九次，事實上，廓爾喀戰役也有兩次。細分的話，應該是：1747至1749年的大小金川之戰、1755年的平定準噶爾達瓦齊部之戰、1755至1757年的平定準噶爾阿莫爾撒納之戰、1758年的平定南疆大小和卓叛亂、1762至1769年的清緬戰爭、1771至1776年再平大小金川、1786至1788年平定台灣林爽文叛亂、1788至1789年的安南之役、1790至1792年兩次征戰廓爾喀。

乾隆後期，八十二歲的乾隆皇帝在乾隆五十七年十月初三親自撰寫了《十全記》，記述他一生的「十全武功」，史稱《御製十全記》。乾隆帝並因此自稱「十全老人」。

十全武功是哪十全

一、兩平金川

乾隆十二年（ 1747年 ），大金川土司莎羅奔公開叛亂，乾隆3次派兵進攻大金川，損兵折將，用了兩年時間仍未將其打敗，後來莎羅奔主動請降，乾隆找到了台階下，從金川之役抽身。乾隆中期，大金川土司再次叛亂，不斷侵擾進犯鄰近土司。

乾隆三十一年起，乾隆又是3次派兵才最終平定大小金川。

經過大小金川之役，此後清朝在這一地區廢除土司制，改置州縣。鞏固和發展了西南地區自雍正以來「改土歸流」的成果，加強了邊疆和內地的經濟文化交流。

二、兩平準部

乾隆十年（1745年），準噶爾部首領噶爾丹策零病逝，準部統治集團內部為爭奪政權而內訌，大貴族阿睦爾撒納爭權失敗，歸附清朝。

乾隆二十年（1755年）二月，乾隆帝利用這一機會，在阿睦爾撒納領軍下出兵伊犁（準噶爾汗國首都），五月佔領伊犁，平定達瓦齊勢力。隨後清廷晉封阿睦爾撒納為雙親王，釋放被準部扣押作為人質的南疆回教領袖大小和卓。
清政府將準噶爾分治，封阿睦爾撒納為雙親王。但阿睦爾撒納並不滿足，他歸附清朝是想借清廷之手消滅對手達瓦齊，自己當可汗。在與清政府交涉無果後，1755年八月，阿睦爾撒納發動叛亂，並擊潰清軍留守部隊。

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乾隆帝派蒙古人成兗劄布、滿族人兆惠領兵進攻，恰逢準噶爾遭受天花瘟疫，死者無數。阿睦爾撒納戰敗，逃往沙俄後亦染天花病死，沙俄將其屍體交給清朝。至此，清軍完全控制了天山南北兩路。然而剩餘的準噶爾人仍堅持抵抗，於是乾隆帝下令殺盡抵抗者。準噶爾人遂大半被屠，不久後滅絕。

三、平回部

被清軍解救的小和卓也參加了阿睦爾撒納的叛亂，兵敗後投奔統治新疆西部回族人的兄長大和卓。

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在小和卓的慫恿下，二人又發動叛亂，試圖脫離清朝的控制。但二人的統治卻很兇暴，不得人心。

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在南疆人民的支持下，兆惠率清軍打敗了叛軍。大小和卓逃奔巴達克山（今阿富汗東部）。清軍派人與當地部族交涉，巴達克山部族首領執殺大小和卓，把屍首送交清朝。此役後清王朝統一了西域，命名為「新疆」。從此，新疆完全歸入清朝版圖。

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乾隆帝設伊犁將軍，作為管理新疆的最高軍事長官，加強和完善了清朝對新疆地區的管理。

四、平緬甸

乾隆三十年（1765年），緬甸軍隊開始不斷侵入中國雲南普洱地區進行騷擾，雲貴總督劉藻兵敗卻謊報大捷，後自殺。新任雲貴總督楊應琚收復了邊境失地後貪功冒進遭到挫敗，卻謊報大捷，乾隆調查後令楊應琚自盡。

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明瑞接替雲貴總督，兼兵部尚書，經略軍務。他率清軍分兩路出境攻緬。清軍糧食不足。緬軍先主動後撤，在清軍糧盡時大舉反攻。

次年二月初，明瑞在後撤途中，被數萬緬軍包圍在象孔，除少數清軍突出重圍，明瑞與諸將士大部陣亡。

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二月，乾隆帝任命傅恒為經略，再次大舉征緬，沿途未遇緬軍主力，卻因熱帶雨林中的瘴氣而損失慘重。此時，緬甸東部新征服的暹羅（今泰國）暴發起義，緬軍為避免兩線作戰首先提出議和，此時傅恒率出關的3萬多清軍因中瘴氣僅剩1萬3千人，故未等議和開議，清軍即班師回國。

乾隆80生日時，緬甸國王因擔心清朝與暹羅夾擊，主動派使者祝壽進貢，要求恢復通商和冊封。乾隆即冊封其為緬甸國王，恢復正常貿易。中緬糾紛遂以緬甸納貢投誠，正式成為清朝屬國而完結，但此時距清緬戰爭結束已整整20年了。但此事仍被記入「十全武功」，乾隆帝的好面子可見一斑。

五、平林爽文起義

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十一月，台灣彰化地區天地會首領林爽文率領千餘人，在距彰化縣20餘里的大里杙起義，隊伍迅速發展到3000人，攻破台灣北部眾多城池，成為台灣歷史上規模最大的起義。林爽文佈告安民，並申明軍紀，群眾痛恨清朝的腐敗統治，紛紛加入，聲勢很大。這時莊大田在南路回應林爽文起義，起義軍攻下彰化後，推林爽文為大盟主。起義軍彼此平等相待，兄弟相稱。對貪官污吏堅決鎮壓，沒收一些地主的土地給起義群眾耕種。

清廷先後派提督黃仕簡、任承恩，閩浙總督常青，陝甘總督福康安帶領官軍渡台鎮壓。開始時軍事上毫無起色。

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十一月，福康安到達台灣，對起義軍進行分化瓦解，以優勢兵力解諸羅之圍，又接連攻下鬥六門 、大里杙等軍事要地。不久，莊大田負傷被俘，就地斬首。

次年正月初五日，林爽文被俘，押往北京後被淩遲處死。

六、平安南

清乾隆五十二年，廣南王國（今越南南部）親王阮文惠攻打安南王國（今越南北部），直搗其首都東京（今河內）。安南國王黎維祁逃到廣西，請求清政府干涉。乾隆帝認為，百餘年來，黎氏王朝朝貢不絕，清朝有「興滅繼絕」的義務。遂派兩廣總督孫士毅率兵1.2萬人。雲南提督烏大經率兵8千人，並集結黎氏王朝殘餘勢力，於1788年反攻。

起初戰事比較順利，取得一些勝利；後來孫士毅輕敵冒進，在次年遭到慘敗，狼狽逃回國。阮文惠並不願與清朝為敵，因而派侄阮光顯「齎表入貢」。

乾隆五十五年（1792年），阮文惠改名阮光平，親自到北京祝賀乾隆帝的八十壽辰，乾隆帝封他為安南國王。

這次戰爭，清軍無疑是失敗了，但由於阮文惠最終主動停戰請和，乾隆帝仍把它記入「十全武功」。

七、兩平廓爾喀

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廓爾喀（今尼泊爾）因不明原因（可能是追討地方官欠款或宗教問題）攻擊清朝，清朝派去談判的官員巴忠竟私下允諾每年賠款1.5萬兩，待廓爾喀退兵後向中央謊報戰功；但不久因為巴忠未履行允諾，廓爾喀兵再次進攻，巴忠自殺。

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福康安率兵反擊廓爾喀，清軍一路追擊，翻越喜馬拉雅山連續作戰，大敗廓軍。清軍深入廓爾喀境內以圖攻陷其首都陽布（加德滿都），但未達目的，反而因驕傲輕敵而勞師損兵。

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正月，廓爾喀與清朝議和，制訂《欽定藏內善後章程》，規定駐藏大臣與達賴喇嘛地位平等，並制定「金瓶掣簽」制度來認定達賴、班禪的轉世靈童，加強了清政府對西藏的統治。

1792年，廓爾喀（今尼泊爾）再次侵入西藏。清政府命福康安等率兵入藏，敗廓爾喀兵。史稱清反擊廓爾喀人之戰。

清兵凱旋之際，乾隆帝回憶即位後在邊疆地區建立的十大武功，因作《十全記》以紀其事：「十功者，平準噶爾為二，定回部為一，掃金川為二，靖台灣為一，降緬甸、安南各一，即今二次受廓爾喀降，合為十。」乾隆帝因此自稱「十全老人」。

乾隆十全武功對中國的影響

一、意義

清前期諸帝仍有「守中治邊」「守在四夷」的傳統意識，但卻少有「內華夏外夷狄」一類的看法。雍正帝明言：「何得尚有華夷中外之分論哉！」「中國之一統，始于秦；塞外之一統，始於元；而極盛於我朝，自古中外一家，幅員極廣，未有如我朝者也。」

清朝保守疆域的觀念亦較明確，乾隆帝說：「夫開邊黷武，朕所不為；而祖宗所有疆宇，不敢少虧尺寸。」由於處理與北方遊牧民族的關係較為得法，重北輕南的治邊傳統傾向在清代不明顯。開始著力收復歷代疆域。

這10場戰爭，有勝有負，都打得艱苦卓絕。孟森評價：「高宗（乾隆）於新疆定後，志得意滿，晚更髦荒。自此以前，可言武功；自此以後，或起內亂，或有外釁，幸而戡定，皆救敗而非取勝矣。」為了應付繁浩的軍費開銷，當時鹽商總計捐輸不下1310萬兩白銀之巨。

乾隆的「十全武功」，情況不同，性質各異：有鎮壓民變，有平息叛亂，有揚兵耀武，有小題大做，有得不償失，有多管閒事，有維護正義，有反擊侵略。如新疆用兵三次，廓爾喀用兵兩次，這五次用兵對新疆、西藏的鞏固統一具有重大的歷史意義。但是，也有的用兵是小題大做，窮兵黷武。如大小金川之役就是這樣的。

乾隆利用清朝強大的軍事力量和少數民族之間的隔閡，兩次平定西北的準噶爾部，一次平定新疆回部，兩次征服西南的大小金川，一次鎮壓台灣林爽文起義，一次出征緬甸，一次出征越南和兩次出征尼泊爾的廓爾喀。其中對歷史影響最大的是西北方面的軍事行動，密切了中原與少數民族的關係，加強了中央集權。

二、評價

從戰爭事件上看，從乾隆十二年（1747年）第一次戰爭開始到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結束。事件長達45年，幾乎伴隨著乾隆的統治歲月，也是乾隆不可磨滅的歷史功績。

從戰爭對象上看，有外國的、本國的、有廓而喀王、有藩屬土王、有蒙古大汗、有回部和卓、有金川土司、有台灣反清義士，作戰時間少則一年，多則三四年。

將近半個世紀的連續戰爭，不僅耗費了龐大的軍費，死傷了眾多的官兵，同時老百姓的生命財產損失更是無法估量。所謂「十全武功」，不過是一個好大喜功者的幻想，乾隆確實有窮兵黷武、好大喜功之嫌，但是這十次的戰爭保障了中國領土的完整和國家的統一，在這一點上，乾隆的功績不可抹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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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明的白銀時代：商品經濟走向高潮　｜　知史百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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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73年，萬曆元年，為後人所津津樂道的晚明繁華盛宴正臻於高潮。發端於宋元時期的全國性市場和海外貿易網絡經過二百年的涵養滋生日漸發揚光大，並以更加深遠宏大的規模將芸芸眾生裹捲進來，幾乎無遠弗屆。

白銀時代

海禁已於六年前放開，一條鞭法即將於八年後全面鋪開。白銀正成為這一切的關鍵詞。海禁放開輸入了一條鞭法——賦役合併，攤丁入畝，折銀繳納——順利進行所急需的白銀，而由一條鞭法的大力實施所帶來的賦稅貨幣化改革則令晚明經濟的白銀化更上層樓，白銀成為幾乎一切經濟活動的潤滑油和助燃劑。與其說大明帝國放鬆了對經濟的控制，不如說它發現了更好地擠壓這只奶牛的方法。

當福建巡撫塗澤民於隆慶初年（1567年）上奏朝廷請開海禁，準販東西洋的時候，恰逢來自海外的白銀供應進入了井噴時期。

1571年，對菲律賓的征服已趨鞏固的西班牙人以馬尼拉作為它的首都。這個城市迅速成為新大陸與中國之間贏利最高的貿易中心。1573年，中國與西班牙展開直接貿易後僅兩年，兩艘西班牙大帆船滿載著生絲、絲和棉織品，以及2萬多件明代瓷器，返回墨西哥。作為回報，他們從阿卡普爾科運來南美的白銀，以支付中國商人從福建和廣東帶到馬尼拉的貨物。

那些被西班牙從新大陸帶到歐洲的白銀，也有不少再經過葡萄牙、荷蘭和英國商人的手中回到亞洲市場，而其最終目的地幾乎毫無例外都是中國。

另一個白銀的大宗來源地是日本。早在海禁未開之時，在中日民間商人的合謀之下，日本就已經偷運了大量的白銀供應中國市場。16世紀晚期日本銀產量迅速增長，一方面是因為豐臣秀吉和德川家康逐步完成了日本的統一，而此二人對白銀開采的經濟和政治利益特別敏感。而比政治統一進程更為重要的另一方面則是，16世紀由國外引入日本的冶煉和精煉技術的改進。

中國與日本的直接貿易始終被限制，但日本國內市場對絲、絲棉織品、瓷器、黃金和其他商品迅速膨脹的需求，以及日本商人手中豐沛的白銀，對中國商人構成了無可抗拒的誘惑。作為中日貿易中間商的葡萄牙人在1580年代每年從日本出口了超過15萬公斤的白銀，其中大部分最終運進了中國。

支撐著如此巨大規模海外貿易的是分工明確的專業化生產基地和運轉順暢的交換體系。否則，對於晚明的「出口基地」們而言，不僅衣食有憂，進行大規模專業化生產的原料也無法得到保障。市場，已從調劑餘缺的集市轉化為真正意義上的生產和生活要素的調配中心--連素有魚米之鄉之稱的杭嘉湖、蘇松太地區，由於經濟作物生產對糧食作物的排擠效應，也出現了要從區域內其他地方甚或區域外的湖北、江西、安徽等產糧區輸入大米的局面，「每歲無論豐歉，外省客米來售者，不下數百萬石」。

除棉布、絲綢、蠶絲、棉花、糧食等大宗產品外，小民的各類日常生活所需小商品的供給也日趨市場化，江南「附郭之農兼粥蔬菜，織曲薄為業，皆不專仰食於田」。而那些棲身於市鎮之人則更全方位地從市場滿足日常生活，「衣履有鋪，茶酒有肆，日增於舊。懶惰者可以不縫紉、不舉火而服食鮮華。」在他們身上，自然經濟連殘餘也談不上了。

國家也更多選擇從市場中獲取國防和消費資源，以折色納銀法代替開中鹽法獲取鹽引這一變化就鮮活地詮釋了這一進程，這樣效率更高，也更方便監督。對市場的日益捲入加劇了國家對白銀的需求，從而為賦役的貨幣化鋪平了道路。而賦役的日趨貨幣化則要求人們將眼光更多地投向市場，不管他們情願與否，因為白銀來自那裡。白銀既是手段，又是目的。

一切都為了市場，一切都圍繞白銀運轉。數額巨大的市場交易需要與之匹配的白銀作為交換手段，而唯有如此巨大規模的市場才能吸納巨量海外白銀的輸入，在這裡，白銀再次既成為手段，又成為目的。凡此種種從國內到海外的內引外聯，使白銀和市場聯手為一個龐大的農業帝國內部出現一個相對成熟的消費社會提供了堅實的貨幣支撐和活動空間。

縱放歡歌

貨幣和市場的勃興為晚明消費社會的成長打造了物質的起點和平台，而其日臻成熟則全賴晚明寬鬆圓融的社會氛圍。

縱覽中國歷史，每個朝代一開始，由於專制皇權採取強有力的暴力手段，士紳之權受到全面遏制；每至朝代晚期，由於政治經濟情勢的變化及外力的衝擊，士紳之權均有不同程度的擴張，皇權則相應有所削弱。在此範式之外，晚明的一個鮮明特色更在於皇權於鄉間的萎縮更為明顯，而士紳的隊伍更形擴大，並有了較為自覺地自化為一個獨立階層的意識，從而具有了更強烈的自為意識。唐代中期以前，鄉里組織還是國家行政組織系統的一部分，名為鄉官制，鄉官由縣府委派，漢代大鄉的嗇夫還有一定品秩，稱為「有秩嗇夫」；唐中期以後，隨著地方行政管理體制由郡縣兩級制發展為州郡縣三級制，縣官成為最基層的「父母官」，而原先的基層鄉官制則漸漸演變為百姓輪流充任的職役制——里甲組織。

在造成基層組織性質轉變的眾多原因中，最有力的因素是人口不斷增長，這一點在晚明尤為凸顯。隨著地方行政區劃越分越多，地方事務也越來越複雜，朝廷無法再委派眾多鄉官去管理鄉村，而從財力方面看，官僚隊伍日益膨脹，也令政府不堪重負。基層組織由鄉官制轉變為職役制，意味著國家對基層社會的管理由直接控制變為間接控制，從而為士紳權力的膨脹提供了充分的空間。

晚明國家權力對基層社會的低度滲透為紳士統治提供了理想的空間。自明代中期以後，大量生員、監生和舉人由於仕途不暢而沉澱在鄉村，他們享有政府所賦予的免除徭役的特權，有著共同的社會活動、生活樣式和世界觀。而有過職場經驗的紳與賦閒鄉間的士之間又因科舉、學校、詩社、文社等媒介而結成師生、童年、同志、朋友，里甲制的逐漸瓦解也增強了他們共同的維持鄉村秩序的領導角色。紳士通過對政治、經濟、文化等社會資源的壟斷，以及向鄉里民眾提供利益「保護傘」而獲得支配權力，同時也在官民之間建立了一個緩衝。

現在，一個聲色俱全的消費社會在這個緩衝地帶出現了。明代前中期，官僚大多返回鄉村宗族，中後期，縉紳世家活動空間開始以城鎮為中心。如果說國家對市場的捲入造就了頗有利於經濟發展的貨幣化管制模式，晚明皇權與紳權的起伏消長則催生了一個市場友好型社會。作為社會精英的士紳以消費者乃至生產者的面目出現在市場中，無疑賦予它以足夠的理性與合法性，他們的倡導與鼓吹消除了人們對市場的恐懼與偏見，他們對消費浪潮--家居、飲食、旅行、出版——的引領更是激發了人們此前種種被壓抑與隱藏的需求，從而以化精神為物質的方式推動著消費社會踏歌前行。

「世間樂土是吳中，中有閶門更擅雄。翠袖三千樓上下，黃金百萬水西東。五更市買何曾絕，四遠方言總不同。」唐寅的《閶門即事》中瀰漫著如此濃郁「脂粉氣」和「銅臭氣」，這在以前的文人詩詞中是難以想像的。作為商人的後代，唐寅曾被賦予博取科名的重任。然而三十歲那年，他由於身涉北京的科場弊案在政治前途上被判了「死刑」。若是在前朝，唐寅難免在充滿美人香草孤芳高潔意象的詩文中鬱鬱終生，但有幸生在晚明令唐寅能夠以甜俗的「桃花仙人」的名目過上了恣情肆意的人生——他的詩文字畫為世人追捧，行銷於時，可謂自覺的流行文化的製造者與受益者。

經歷了晚明消費歡歌，那些不再汲汲於「貨與帝王家」的士紳，轉而從市場中汲取了物質力量，以更形獨立的姿態在小民與皇權之間折衝樽俎。一個市民社會乃至公民社會的雛形第一次以相對清晰的面目出現在中國的歷史舞台上。

晚明消費社會因王朝興替而暫時瓦解並不意味著士紳階層的湮滅，他們的故事注定要在有清一代再次攜時代新風而轟轟烈烈地上演。晚明不是終點，是起點。

（本文由「歷史春秋網」授權「知史」轉載繁體字版，特此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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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春秋網（www.lishichunqiu.com）成立於2010年6月，是一個以歷史為核心的文化資訊門戶網站，提供中國古代歷史、政治軍事、經濟文化、中醫養生、書畫藝術、古董收藏、宗教哲學等內容。致力於傳承國學經典，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

《好文推薦》《人類簡史》作者尤瓦爾·赫拉利：新冠疫情將改變我們的死亡觀嗎？恰好相反！—原載Guardian

* 眼下的大流行病是否會改變人類對待死亡的態度？大概不會。情況恰恰相反，新冠可能只會讓我們為保護人類生命而加倍用功。對新冠的最主流文化反應並非聽天由命，而是某種憤怒與希望的混合體。

* 在歷史上的大部分時間，人類在死亡面前只能乖乖就範。一直到現代晚期，多數宗教和意識形態不僅視死亡為我們無可逃避的命運，也視其為人一生意義的主要來源。關乎人類生存的許多最重要的事件，發生在你呼出最後一口氣之後。唯有此時，你才學到生命的真實奧秘；唯有此時，你才獲得了永恆的拯救，或蒙受恆久的詛咒。在一個沒有死亡的世界——也就沒有天堂、地獄或輪迴——諸如基督教、伊斯蘭教和印度教之類的宗教將毫無意義。

在歷史上絕大部分時候，人類中最優秀的頭腦都致力於賦予死亡以意義，而無意戰勝它。

《吉加美士史詩》、俄爾甫斯和歐律狄刻的神話、聖經、《古蘭經》《吠陀經》以及其它各種數不清的聖書和寓言，無不耐心地向沮喪的人類解釋，稱我們的死乃是神的意旨，或是源自宇宙或大自然母親，我們最好懷著謙卑和感恩之心來領受這一規定。或許某一天，神會以某種宏大且形而上的姿態廢黜死亡，如基督的再臨。

但謀劃這等大災變，顯然超出了僅有血肉之軀的人類的能力範圍。

此後科學革命來臨。

在科學家看來，死亡不是什麼神聖意旨——它完全是個科學技術問題。人類死亡不是因為上帝要人死，而是因為某些技術性不足——心臟停止泵血、癌症毀掉了肝臟、病毒在肺部複製……為這些技術問題負責的又是什麼？其它的技術問題。心臟之所以停止，因為心肌供氧不足；癌細胞之所以擴散，是因為某些隨機的基因突變；病毒之所以進到我的肺部，因為公共汽車上有人打噴嚏。

這一切都不涉及任何形而上的宗教或是生命哲學成分。

此外，科學相信每個技術性問題一定有解決方案。我們不需要等待基督再臨克服死亡，靠一群實驗室的科學家就行了。

傳統上死亡是身著黑袍的牧師與神學家的專利，如今負責的則是穿白衣服的普通人。如果心臟一時不跳了，我們可以打強心針加以刺激，甚至移植一個新的心臟；如果癌細胞肆虐，我們可以靠放療化療免疫治療將之殺死；如果病毒在肺部擴散，我們可以用某些新藥予以抑制。

確實，眼下我們還無法解決所有的健康技術問題，但我們正在努力。人類中最優秀的頭腦不再為死亡的意義而殫精竭慮，我們更忙於延長生命。研究導致疾病和老年的微生物學、生理學和基因系統，以及開發新藥和革命性治療手段。

在延長生命的鬥爭中，人類取得了重大成功。

過去兩個世紀以來，全世界的人均壽命預期從不足40歲到72歲的飛躍，在某些發達國家更超過80歲。兒童逃離死神之手，尤其成功。

直到20世紀，至少有三分之一的兒童會在成年前夭折，痢疾、麻疹和天花等兒童疾病，對年少者而言乃是家常便飯。

在17世紀的英格蘭，每千名新生兒中約有150人活不過一歲，能活到15歲的僅有700人。如今，英國寶寶每千人活不過一歲的只有5人，能順利慶祝15歲生日的有993人。全球兒童死亡率已跌至不足5%。

人類捍衛和延長生命的努力如此成功，以至於我們的世界觀也發生了巨變。傳統宗教認為來生是意義的主要來源，18世紀以降的諸如自由主義、社會主義和女性主義等對來生則全無興趣。那些共產主義者、資本主義者和女性主義者，他們認為死後究竟會發生些什麼？在馬克思、亞當·史密斯或波娃的著作尋求，找不到答案。

現代意識形態，仍賦予死亡以核心地位的唯有民族主義。民族主義更具詩意與決絕性的那一面做出承諾，為國捐軀的人將永遠活在集體記憶中。

但這個承諾過於含混，許多民族主義者都難以釐清其內涵。你如何能真正「活在」記憶中？如果你已死，你如何知道人們有沒有記住你？伍迪·艾倫曾被人問起，他是否願意永遠活在影迷心中，艾倫答道：「我寧可活在自己的小房間。」

甚至於許多傳統宗教都改變了重點——它們不再突出來生上天堂之類的元素，轉而強調它們在此生能為你做些什麼。

眼下的大流行病是否會改變人類對待死亡的態度？

大概不會。情況恰恰相反，新冠可能只會讓我們為保護人類生命而加倍用功。對新冠的最主流文化反應並非聽天由命，而是某種憤怒與希望的混合體。

當流行病在諸如中世紀歐洲這樣的前現代社會爆發，人們當然是珍惜自己性命的，並且會為愛人之死倍感沮喪，但當時主流的文化反應是聽天由命。心理學家可能會稱其為「習慣性無助」。人們告訴自己這是上帝的意志——或者是對人類諸原罪的神聖報復。「上帝知道一切。我們這些惡人是罪有應得。你將會看到，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不要憂愁，好人自會在天堂里有好報。不要把時間浪費在尋醫問藥上。這場疾病乃是上帝降罰於我們，那些認為人類可以憑自身才能戰勝流行病的人，不過又在自己的諸多罪狀之上，再添了一宗自大之罪。我們之輩豈能阻撓上帝的安排？」

而如今人們的態度處於另一個極端。

每當有災禍奪走許多人的性命——火車事故、高樓火災甚至於颶風——我們都傾向於認為這是一場可防範的人為失誤，而非神聖的懲罰或無可逃避的自然災害。如果火車公司沒有削減安全預算，如果市政府施行了更可靠的防火規範，如果政府投放救災物資的速度能更快一點，那這些人的生命就可以被挽救了。在21世紀，大規模死亡自動成為了法律訴訟和調查的理由。

我們對待瘟疫的態度亦復如是。

儘管有一些宗教佈道者會把艾滋病視作上帝對同性戀人群的懲罰，現代社會把它當瘋言瘋語。如今，我們一般認為，艾滋病、伊博拉病毒、及新冠病毒流行的傳播源於一連串系統性失敗。我們假定人類有必要的知識和工具來遏制這類瘟疫，如果傳染病失控了，那是因為人類無能，而不是神的憤怒。

新冠疫情也當然不例外。這場危機還遠遠沒有結束，但譴責遊戲卻已然展開。

各國開始相互指責，有競爭關係的政客之間也相互敷衍塞責——責任就好比是一枚保險已被拉開的手榴彈。

憤怒之外，也有殷切的希望。

我們的英雄不是安葬死者以及讓災難變得合理的牧師，我們的英雄是救難的醫師護士，而我們的超級英雄則是實驗室裡的科學家。正如影迷明白蜘蛛俠和神奇女俠終將打敗壞人並拯救世界，我們也十分確信只消幾個月或者一年，實驗室的偉大人們將能拿出有效的新冠治療手段甚至於疫苗。屆時我們就能向可惡的新冠病毒證明，誰才是這顆星球上的頭等生物！

從白宮到華爾街再到義大利的陽台，每個人嘴邊都掛著同一個問題：「疫苗什麼時候就緒？」

這是一個時間早晚的問題，而非有無。

等疫苗真正到位且流行病結束，人類在這場大流行疾病吸取的最主要教訓會是什麼呢？

最有可能的一點是我們需要在保護人類生命方面，進一步加大投資。我們需要更多的醫院、醫生和護士。我們需要準備更多的呼吸機、防護衣和試劑盒。我們需要在未知病原體的研究和新型療法的開發上投入更多資金。

我們不應再被打個猝不及防。

有人可能會說，這些教訓走偏了，危機應當教會我們謙卑，我們不應對自己對抗自然之力的能耐太過自信。這些反對者當中有不少還沒走出中世紀思維，他們一方面宣揚謙卑，另一方面卻百分百堅信自己已經知道一切正確答案。

某些固執的人難以自圓其說——某牧師負責川普內閣每周的讀經活動，他甚至主張這次的流行病也是上帝在懲罰同性戀者。

但大部分傳統的衛道士，如今更加信任科學而非古老經典。

天主教會指示信徒遠離教堂。以色列關閉了各大猶太教堂。伊朗規勸人們不要前往清真寺。所有的宗教都暫停了公共祈禱儀式。這一切都是因為科學家在估算後，建議關閉這些神聖的場所。

當然，不是任何警告我們人類已陷入自負的人都夢想回到中世紀。甚至於科學家也會同意，我們應當抱持更加現實的預期，不要盲目相信醫生可以幫我們擋下一切威脅生命的禍害。

作為一個整體的人類雖然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要強大，但個人仍需面對其自身的脆弱性。或許再過一至兩個世紀，科學就能無限延長人的生命，但目前而言仍無法實現。除了少數億萬富翁的寶寶，我們所有人如今仍會在某天死去，仍會失去摯愛之人。我們必須承認人生苦短。

許多個世紀以來，人們把宗教當成一種防範機制，相信自己將在來世得到永生。如今的人，視科學為另一種防範機制，相信醫生應該會拯救他們，自己永遠能安居於住所。對此我們需要維持一種均衡。我們既要相信科學應對流行病的能力，也要肩負起直面個體必死性及人生無常性的重擔。

眼下的危機可能確實會讓許多個體對人類生命及成就的短暫本質，有更強的體悟。但作為一個整體的現代文明，卻更可能朝著相反的方向用力，它體認到脆弱性之後的反應，將是構築更堅實的防線。我不覺得眼下的危機結束後，哲學院系的預算能有什麼顯著提升，但我敢說醫學院和健保體系的預算，一定會大漲一波。

這可能就是人之為人，所期待的最好結果。政府無論如何都不擅長哲學，那不是它們的領域。政府的重點理應是構築更優越的公衛體系，推動哲學思考屬於個體的抉擇。

醫生無法替我們洞悉存在的奧秘，但他們能為我們爭取到更多的時間對付這些難題。

如何利用好這部分時間，最終取決於我們。

本文原載於《衛報》，原標題為「Yuval Noah Harari: 'Will coronavirus change our attitudes to death? Quite the opposit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