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見疫情下的教育與不平等
#借鏡他國遠距教學經驗
#花蓮與台北市大安區的第一線教學現場實況初步蒐集
#數位落差不只是硬體
#監督各部會局處整合改善
疫情警戒期間,我辦公室收到來自老師、家長、校方等各方許多意見,反應因應「停課不停學」的 #遠距教學 問題。例如老師必須緊急應變、準備、進修、處理軟硬體設備;學生家裡網路頻寬不夠、家長必須邊工作邊協助小孩上課蠟燭多頭燒;學校擔心有學生學習進度落後等等。
但其實遠距教學不光是因應疫情而來,已是數位科技快速成長下的各國趨勢。自去年上任以來,我便持續透過質詢及預算審查,要求教育部完善遠距教學的各項準備,當時的重點在保障 #弱勢或偏鄉學生 的學習權益。
七月警戒期間,我請我辦公室在花蓮與台北市大安區服務的同仁柯青余、王格致和徐邱宜婕,請教多位校長、教師及家長在教學現場的實際狀況,以下重點整理跟大家分享。
📊 #花蓮縣 遠距教學實況整理
共訪問:11位校長5位教務主任1位老師4位家長(涵蓋11所小學、7所國中與1所高中)
➡到課率
學校間差異頗大,有學校到課率為百分之百、也有學校的到課率和實體一樣、還有學校的到課率變為60-80%。有趣的是,還有一所學校表示,到課率比以往實體上課時高。
➡數位硬體資源
有超過三分之一的學校有告訴我們比較明確的狀況,他們表示,硬體部分沒有問題,缺少部分學校都已想辦法補及借給學生。有提到借用數量的學校,通常學生出借平板率為2%到5%;有兩間學生人數較少的學校出借平板率為20%。
➡教學現場實況
① 除了兩間學校表示出席率幾乎百分之百外,不少學校都有零星缺席狀況,並表示。比實體上課時差,需要老師加倍努力克服。包括打電話提醒學生上線,像有受訪者提到,有時學生是睡過頭,老師電話提醒後就會上線。四所學校表達他們有事前演練過,其他則未告知演練狀況。
② 一所缺課率高達20-40%的學校的校長提到,過去實體上課時,出席率其實非常好。他認為遠距學習會造成高缺課率,主要因為該學區位於都市與鄉村的交界,許多家長已另外花錢將學生送往都市學校就讀;留下的學生多數來自隔代教養家庭或社經弱勢家庭,部分家長較不重視學生數位學習,但許多則是因為家中無人照顧小孩,只好將小孩帶到工作場所,到田裡或到工廠,導致學生無法專心遠距上課。
③ 針對線上缺課部分的彌補:
部分受訪校長認為,學校的老師都已經非常盡力去叮嚀與家訪,但要改善家長的重視還是很難;但,學校已經準備規劃實體補課,希望可以彌補線上學習不足的地方。也有受訪老師及校長表示,老師已針對少數缺課學生特別聯繫家長,透過家長手機進行個別補課。
④ 有些老師和校長提到,部分學生表現比實體上課時好,更能發表意見;但也有些校長認為遠距數位學習效果並不好,只能是過渡作法,希望能早日回到實體上課。
⑤ 有家長擔心無法進行實體考試,會影響未來升學。也有家長反應,老師之間數位能力落差相當大,效果很不一。也有家長建議,希望讓北部都市的老師與花蓮進行數位交流,交換課程,讓學生透過多元師資幫助學習。
📊 #北市大安區 遠距教學實況整理
受訪者:20位校長、1位主任、1位老師、6位家長(分布於21所公立國中小學)
➡到課率
所有的受訪者中,有三分之一的受訪者知道、也願意提供比較具體的狀況,他們提到學生到課率95%以上、幾乎百分之百(有些睡過頭就沒辦法到課;或是低年級有家長因防疫把小孩送到鄉下阿公阿嬤家,比較沒在管。)
➡數位硬體資源
所有的受訪者中,有一半的受訪者有回應數位軟硬體資源的部分,他們表示硬體設備上沒有問題。其中有四所學校的受訪者很具體的提到,全校需要借平板或網卡的只有一兩位或個位數。
➡教學現場實況
① 有三所學校提到事前演練過,多數學校表示在調整後,整體教學狀況良好。有些國小因低年級注意力較難集中,會以非同步教學方式進行或在晚間上課,因為需要家長陪同。有些老師和校長提到,遠距效果沒有實體好,期待早日回到實體上課,因為前一兩週新鮮感降低後,學生專注力容易下降。
② 帶給家長的挑戰與機會:
部分受訪者提到,家長都很配合,只是過去實體上課時老師負責的課堂管理,會移轉成為家長與學生間的衝突。但,也提供了機會,讓有些家長更了解孩子狀況,與老師更緊密合作。
③ 對體育藝能等課程的挑戰很大:
部分受訪者提到,體育課與表演藝術課等過去很靠實體互動的課程,受到很大影響,非常依賴老師能否找出新方法,例如利用互動軟體來保持學生興趣。
④ 評量方式的公平性:
有些家長相當擔心評量方式能否公平;也有家長擔心,學生上網時間過久,變成網路成癮。
⑤ 部分受訪者提到,原本資訊能力較弱的老師特別辛苦,需要自學或學校資訊小組的協助。當然,資訊能力強的老師,對學校幫助也很大;例如,龍門國中因為有老師資訊能力特強(被稱為龍門國中唐鳳),還自行開發了軟體,成立「龍門雲端聯絡本」,讓學生家長與老師透過這個系統互動。
【#數位落差 不是只是硬體】
相比其他國家因為疫情超過一年以上的遠距教學,台灣的教學受到影響的程度相對較小,且也有較多的準備時間,但,我的團隊蒐集到的訊息顯示,準備的仍然很不足。特別是,硬體的電腦、平板或網卡相對仍比較容易快速補足,可是,數位學習高度挑戰家庭的支持能力,因為家庭空間環境、家長職業或家庭照顧支持系統不足所導致的學習上的落差,卻沒有解決。
自去年上任以來,我便持續透過質詢及預算審查,要求教育部參考國外經驗來完善準備,包含網路建置、強化頻寬、充實載具及設備、軟體與數位平台的支援,特別是教師的數位能力以及教育的整體思維等各面向;我尤其強調必須要保障各類弱勢學生的學習權益,不能讓數位落差成為他們的學習阻礙。
但可惜的是,即使教育部都有努力,但,這次停課不停學開始後,實務現場的狀況看出還是準備的不夠好:教學使用的軟體、硬體及教學方式等各面向,規劃應變多半只能靠學生、教師、家長、行政人員自己,辛苦測試執行;不少學生學習也因此中斷,根據民間團體調查,全班皆能在家線上學習的國高中小學生僅佔50%(之前記者會訊息)。
【疫情下的教育與不平等:借鏡他國】
經濟合作及發展組織(OECD)以及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所蒐集的各國資訊顯示,疫情下的停學以及遠距教學,會使得原本就存在的教育上的不平等,更加的擴大。
也因此,這些國際組織建議政府增加教育資源,優先關注如何彌補學校停課或改為線上教學時,學習機會受到較大影響的弱勢學生。另一個重點建議則是,全面協助教師培養數位能力。教師的數位能力不是只是會技術操作電腦與軟體,還包括如何更為彈性地結合數位與實體教學,以及,有能力依學生個別差異而調整的教學方法。最後,各國教育政策都相當關注學生以及老師在疫情期間及之後的心理健康與情感支持。
【重返學校後該做的事】
📍彌補不平等與跟上計畫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建議政府以鼓勵課後輔導,以及鼓勵建立學生的同儕教練網的方式,讓所有的學生都能在核心課程跟上。OECD也認為建立學生彼此教導的關係,有助於同時幫助學生的學習與社交。
法國政府去年就宣布增加教師額外150萬小時的財務支持,讓老師能在課後輔導落後的學生。荷蘭政府則額外拿出244百萬歐元幫助學校彌補covid-19帶來的影響,主要也是補助各校舉辦假期中與課後的補課活動。
📍支持老師們發展數位能力、共學交流,以及安全的數位平台與教學軟體
政府應拿出資源協助老師們學習如何專業地將數位工具與教學整合,並支持老師們建立共學網路,交流並發展創新的教學方式。
此外,政府也有必要,開發或提供能夠保護個人資料安全的平台以及教學軟體,確定所有的學習者都能安全地使用。
📍關注與提供學生心理與情緒支持
疫情期間,許多學生在家庭中,以及缺乏社交活動,往往面臨更高的心理壓力或情緒沮喪,恢復上課後,非常多國家提供了更多的心理諮商支持以確保學生的心理健康。例如,韓國與希臘決定聘用更多的學校醫護人員以及心理諮商人員。
【監督教育部 如何全面縮小數位落差 讓每一個老師與學生都被培育】
去年審查前瞻三期預算時,我已提案要求教育部應加快培育 #教師數位教學能力 以及 #學生數位學習能力。
近期,綜合以上第一線實況以及國外經驗,我在紓困4.0預算審查中,持續針對遠距教學及停課提出4個提案,包括教育部應先全面盤點居家線上學習實際執行現況(特別是針對資源不足之偏鄉、弱勢及特殊需求的學生)、針對遠距教學進度落後的學生提供 #補救教學、針對遠距學習常遇到加倍困境的 #特教生 須成立專門小組處理,以及停課期間學校仍應提供學生 #通訊關懷與輔導諮商 。
目前教育部已執行:
❶ 公告放寬學習扶助要點結餘款的繳回條件,讓受疫情影響學習進度的學生可以獲得補救教學。
❷ 正在推動編纂 #各類特教生線上學習參考指引。
❸ 發佈「嚴重特殊傳染性疾病期間各級學校及學生輔導諮商中心通訊關懷與輔導諮商參考原則」,確保學生輔導支持不中斷,接住上萬學生。
保障學生受教權,特別是弱勢學生,一直是我最關注的議題之一,我會持續追蹤。最後,數位教學,並不會如同許多師長認為的,只要回到「正常」生活,就不用再面對。從國際組織的趨勢看到,數位學習勢必是會成為這個時代的教育趨勢。我們如何幫助老師在能力與思維上準備好,也才能將其整合到教育中,真的是未來的重中之重啊!
**感謝花蓮縣與台北市大安區這些願意受訪的校長、老師與家長們的寶貴意見,讓我們對遠距教學的現況與問題,有了更深入的認識。
#實質監督
#提出解方
低年級線上體育課 在 Facebook 的最佳解答
閒聊:小一生(的家長)在家自學的感想?😂
一早上就⋯⋯被老師提醒忘了交翔昨天的作業(仆街)
因為翔還是低年級,學校的上課方式是老師上傳教學影片,按照自己的時段播給孩子看,把作業拍照上傳到班級群組(也有些科目老師有自己收作業的平台),沒有線上即時已經很慶幸了,但是⋯⋯我還是會忘記交作業⋯😓
然後也覺得這樣的教學方式有點不知道如何適應,應該說我原本是那種,就從小學開始,「你就該自己學負責啦!作業跟考試跟整理書包都是你自己的事」的那種想法,原本翔也都能自動自發。
但現在這種情況其實變成是,今天有什麼課、有哪些作業要交、在哪個平台(教室)上課、需要什麼材料(美術課或其他科的作業本),是老師跟家長之間的聯繫。
(沒辦法,總不能給翔一支手機讓他自己加入老師的line群組和上課平台吧?他才一年級,連國字都還不能全部認識,這年紀要讓他上網衝浪嗎😅)
就這樣,原本的「小孩該學著自己做的事」,變成「家長的事」,原本我的「讓小孩學習自己負責」的立場,現階段好像有點無法貫徹⋯⋯⋯
很多人說「現在知道老師厲害了吧!可以管好三四十個學生、家長只顧一兩個或三個四個就叫苦連天」,但是———孩子在面對父母和面對老師的態度,本來就是不一樣的。
家裡和學校也是不同環境,在學校看到其他同學乖乖上課交作業回答問題,也會「有為者亦若是」產生自己也要配合規範的意識,但現在這樣的同儕之間的互相學習影響都沒有了。
原本孩子該學習「自己跟老師說」的事情,師生之間的交流,也變成老師跟家長之間的交流了。
我講這些不是在抱怨,因為現階段能做到的學習就是這樣,主要是我在想,一直沒有辦法去上學,好像真的會對「這個階段」的小孩的團體生活的學習,有很大的影響。
爸媽不是老師,也不是同學,所以很多他應該在師生和同儕互動中學習的東西,現在都停擺了⋯⋯
比起功課的落後我還比較在意這件事情,也有點不知所措只能走一步算一步的感覺,畢竟校方老師家長孩子各方面都盡力了,我感覺我們正在面對教育體制上一個很大的轉折⋯⋯
如果這種情況長時間延續下去的話啦。當然樂觀來看或許像國外那樣一年半載終究能回學校去,那也只是停頓了一年半載就還好吧。
***
啊不過還是要說這是我自己遇到的狀況啦,如果是小孩稍微大一點,甚至已經大到都自己使用電腦手機平板跟老師和同學直播上課,我剛才講的那種「失去同儕交流」和「不是自己負責」的問題應該就沒有了。
主要還是剛好翔在這個階段吧!是我還不可能給他手機自由上網的年紀,他也還無法自己跟老師確認每天的課程、自己找資料寫作業上傳的年紀⋯⋯
總之,我本來認為孩子從小就要學自己負責,而學習的方式就是「讓他自己負責」,但現階段無法執行,然後,也很自然的,現在是我要代替負責,就很尷尬,不是忘了這個就是忘了那個⋯⋯
每天早上看到家長很有活力的回傳作業,我就覺得心虛⋯⋯我光是準備好他們三餐跟家務,還有我自己原本接到的一點點工作(那是我的一點點薪水跟成就感來源啊嗚嗚)就已經焦頭爛額⋯⋯
老師眼中常常忘記交作業的學生變成是我啦!😭
覺得對忙碌的老師不好意思(還要另外私訊我「媽媽昨天還有一份作業喔)但是也覺得嗚嗚嗚⋯⋯為什麼這麼忙了還要重讀一次小學⋯⋯
啊我還沒說檢查作業呢!除了檢查有沒有寫完、繳交上傳以外,對錯也會因此變成家長的工作,比方說原本可能是在老師面前唸出英文單字,由老師糾正發音這樣的事情,體育課由老師糾正動作,這類⋯⋯現在都變成家長的工作啦!!
以上,共體時艱之餘,也是在想如果這種情況一直持續,今年低年級的孩子,和過去低年級的孩子,可能會很不一樣吧。
也不能說都是壞事,一體兩面,再說人在不同環境會有不同學習,總之寫不完了先聊到這裡吧!
#我去上傳昨天的作業了嗚嗚嗚⋯⋯
#老師對不起!🧎♀️
是說如果翔是給祖父母帶,這段時間他可能已經失學了⋯那些不同的教學平台、要註冊、下載app登入,各科不同的繳交作業的方式(有錄音上傳、拍照上傳、有傳line)我這個年紀的人都覺得研究的很累,(也有自己的事要做啊)祖父母會直接放棄吧!然後就會變成漫長的暑假⋯⋯
所以雙薪家庭家裡沒有人能負責孩子在家上學的事情。我想也有很多擔心吧。不是說要學得多好、怕輸在起跑點這類事情,而是說學習至少不要中斷,卻可能因為數位落差而中斷的事情⋯⋯
#我還有幼兒教育的工作呢嗚嗚嗚
#閒聊可以分享
低年級線上體育課 在 Anita Chen 陳巧茵 Facebook 的最讚貼文
【芬蘭「以學生為中心」的在線教育: 不只是在家上網課這麼簡單 】
#文長慎入
這篇文章近8千字,有點長,發表於《上海教育》雜誌5月刊。本身我的全職工作是在教育現場,中文寫作其實不是我的強項,只想分享芬蘭教育現場經驗。一個月前的邀稿,幾次的視訊討論和政策解析,我大部分用口語敘述,文丹主筆,竟然有八千字,我也驚嘆文丹強大的文字力量。
寫作此文時,正值芬蘭中小學開展遠程教育的第四周。我們梳理了這四周內芬蘭如何起步做在線教育的戰略部署,從頂層設計、具體措施、線上教學現場、家校協作這四個方面逐一展開。希望這一套「起步動作」能對中國教育者有借鑒義。
2020年3月16日,芬蘭國家總理桑娜·馬林(Sanna Marin )宣佈整個國家進入緊急狀態:關閉所有公共場所,關閉邊境,關閉學校。
消息一出,整個社會進入了新的運作模式。就教育而言,從孩子到大學生,全部需要在線上課,這對哪怕是全球素質最高的芬蘭教師來說,也是前所未有的。
「對芬蘭基礎教育而言,傳統網課與它背道而馳。」赫爾辛基大學附屬學校的教師首先站出來質疑,讓小學生天天在家上網課的荒謬。
為什麼芬蘭教師是這個反應?
因為傳統網課,特別是教師一言堂式的網課,它的核心是知識傳授。它把教師放在教學的中心地位,是主導者;把學生放在聽從的地位,是被動接受者。
而芬蘭基礎教育之所以在21世紀領跑全球,是它把學生放在學習的中心地位,學生是主動學習者,是知識的創造者和體驗者,教師只是學習的引導者和促進者。這個過程不僅看重知識學習,同樣看重學習過程、學習體驗以及在過程中發展出來的軟實力。
如果芬蘭遠程教育,要走傳統網課的路線,那它就變成只看重知識傳播的網上課程。與其他國家的教育無異。
如果芬蘭遠程教育,走的是「以學生為中心」的教學法路線,那它仍然保留了自己的優勢和本質。堅持自己的本色,或許在未來的遠程教育領域,仍然能夠獨樹一幟。
疫情之下,芬蘭學校和教師被逼到了選擇的十字路口。
到底怎麼走?本文兩位作者作為芬蘭教育界的親歷者,試從芬蘭「停課不停學」政策的頂層設計、具體措施、線上教學現場、家校協作這四個方面逐一分析,揭開芬蘭給遠程教育下了怎樣的定義。
【分層部署的頂層設計】
隨著芬蘭國家總理桑娜·馬林對全國防疫措施的部署,作為教育政策執行者的芬蘭國家教育委員,3月16日當天就發文部署全國教師如何開展遠程教育。可謂非常及時。
一起來看這些措施:
1)3月18日起,關閉所有學校,從小學、中學到大學全部進行遠程教育;
2)幼兒園和學前班繼續開放,但鼓勵家長能在家帶娃就不要送去;
3)1-3年學生可以正常上課;
4)義務教育十年級學生可以正常上課;
5)特殊教育的孩子可以正常上課;
6)需要芬蘭語課程的移民孩子可以上課。
可以看出,芬蘭政府在做決策時不是一刀切,不是整齊劃一僅一個動作。他們依然是把學生的具體情況和長遠利益放在首位,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和應對。接下來,我們來看這套「組合拳」如何解決不同群體的需求:
第一大群體:要畢業的高三學生,政府緊急處理春季高考。芬蘭之所以選在3月16號這個時間點官宣,是因為此時芬蘭春季高考已經提前被壓縮進入尾聲,不提前進入停課、封城、封國,是不能讓疫情耽誤這屆高三學生畢業和今年大學錄取。
芬蘭一年有兩次高考:一次是3月份的春季高考,一次是9月份的秋季高考。歷年,每到二月初的時候,芬蘭高三學生已經結課,接下來是長長的假期,同時也是長長的備考期,所有學生回家自學、備考。他們可以參加3月份的春季高考,如果覺得自己沒準備好,可以參加9月份的秋季高考。
與中國高考不同,芬蘭考生一次只考一門,但是一門要持續考6個小時。從早上9點一直到下午3點。考生帶著午飯坐在考場里,可以在考場吃飯,邊吃邊考,度過「漫長」的一天。
另外一點與中國不同的是,芬蘭高考一共四門。除了母語(芬蘭官方語言是芬蘭和瑞典語)必考之外,其餘三門,學生可以自由挑選。其餘三門的選擇,非常豐富:有第二官方語言、數學、物理、化學、生物、歷史、地理、哲學、心理學、社會學、宗教倫理學、生理衛生、英語、法語、俄語、西班牙語、意大利語等20多門課。學生根據自己的興趣愛好和預期的大學專業方向,選擇高考的考試科目。
定下考試科目後,並不像中國那樣一天考兩門,集中三天完成。芬蘭的做法是:這20多門課,每天只安排一個科目。這樣學生是隔幾天考一門,每個人結束高考的時間不同。這就是為什麼芬蘭高考一考就是一個多月的原因。
疫情之下,芬蘭政府果斷決策,將高考流程壓縮。由之前的一個月左右壓縮到2周內完成。
第二大群體:有些孩子並不適合遠程教育,要讓他們可以繼續上學。從國家層面看,芬蘭政府在做決策時真的是充分考慮到不同群體、不同年齡段學生的需求,於是安排不適合遠程教育的孩子可以繼續上課。這些群體包括:1)幼兒園和學前班的孩子;2)小學1-3年級的孩子;3)特殊教育的孩子;4)需要芬蘭語課程的移民孩子;以及5)義務教育的十年級的孩子。
比如幼兒園的孩子太小,一天的屏幕時間不宜超過1小時。那幼兒園可以照常上課,這樣醫護人員的孩子也有地方可以上學。同時也給家長自主權、選擇權,幼兒園照開,來不來讓家長決定。這背後還有一個考慮,是芬蘭幼兒園內是按小組分班,0-3歲師生配比是1:4,3-5歲師生配比是1:8,教室內人員聚集人數相對較少。
再看小學1-3年的孩子。他們平時只上半天課,每天基本12點、1點左右放學,下午半天要麼是學校托管,要麼去興趣班。平時他們上課可能連課本都沒有,因為一些芬蘭學校不給低年級的孩子發課本,他們覺得這一學段的重點是學生習慣和品格培養,學習動機的激發,以及鼓勵孩子社會化學習,而課本不是學習的必需品。這些孩子很難適應一夜之間所有科目都搬上了屏幕。
再比如有特殊需求的孩子。可能是那些接受特殊教育的孩子,他們對資源的要求很高,在家裡很難操作。也可能是需要芬蘭語課程的移民孩子,他們剛來芬蘭,平時所在學校會給這些孩子安排特殊的語言班,幫助他們融入。現在他們連芬蘭語都聽不懂,怎麼讓芬蘭教師給他們在線上課。
需要指出的是,芬蘭政府讓這些孩子可以正常去上學,並不是鼓勵家長這麼做。為了安全和健康,當局是希望家長有條件的話就讓孩子在家學習,沒條件的話也讓孩子有學校可去。這無疑給了家長很大的自主權和選擇權。
芬蘭政府在做的,是在維護每個孩子受教育權前提下,站在好的教育視角下做決策。至於家長在健康權和教育權中間怎麼選,政府完全是把這個決策權給了家長。
第三大群體:讓適合遠程教育的學生「雲上學」。這樣從四年級起,小學生、初中生、高中生、大學生全部「停課不停學」。
可貴的是,芬蘭教育領導者給一線教師和學生兩天時間準備。政策出來後,不是立即執行,而是讓教師和孩子有個過渡,比如給學生配備電子設備,讓學生把學校里的課本、學習用品帶回來;也讓老師有一定時間熟悉線上操作,並跟學生當面講清楚遠程教育需要注意的事項。
下面,具體介紹芬蘭如何部署遠程教育措施。
【芬蘭遠程教育的部署措施】
相較於學校教育,遠程只是物理空間上的轉變。這是芬蘭開展遠程教育的核心原則。
如果芬蘭在遠程教育中丟失了自己的教育優勢——比如教育公平、學生的自主權、學會學習、關注學生幸福感、對學生的個性化輔導等要素,而僅僅是一股腦兒學習大量知識,那「所謂第一」的頭銜便保不住。
事實上,在疫情衝擊下,芬蘭教育就是從以上這幾方面著手,確保孩子在家上網課不只是聽聽知識點這麼簡單,而是更看重非知識性教學的部署和支持,以確保基礎教育繼續在線上做到公平、高質、關注弱勢學生及學生的整體發展。以下幾個角度可以幫助我們理解芬蘭政府的著手點:
首先,學習材料。芬蘭政府第一時間規定所有基礎教育的教科書、其他學習材料和工具必須對學生免費。因為基礎教育是免費教育,是每個學生的基本權利,無論學生在哪裡,必須讓學生公平獲得學習資源。比如出版社提供免費的電子課本、科技公司提供免費的學習平台和內容。
其次,教學設備。相對於其他國家,芬蘭在遠程教育方面有一定優勢。比如全國性的硬件設備完善,網絡普及率很高。在2010年7月1日,芬蘭已經將上網列為基本人權,明文規定最低上網速度。芬蘭已有約95%人口可以上網,屬全球互聯網最普及的國家之一。
「雲上學」同樣給芬蘭教育帶來挑戰。這麼多年來,芬蘭教育一直在做的努力是不問學生出身,所有孩子都可以享受到一樣高質量的教育。現在孩子要呆在家裡上課,勢必強化家庭經濟背景對孩子學業成績的作用。比如,來自低收入家庭的孩子沒有設備可用。據2018年的調查,平均每個芬蘭家庭里有3個以上可以連結網絡的電子設備。由於爸媽也要在家「雲辦公」,如果家裡有兩三個孩子,設備遠遠不夠用。
為了讓所有孩子都能平等的「停課不停學」,芬蘭政府帶頭解決孩子的電子設備:
先是要求學校的電子設備外借,允許學生帶回家用。芬蘭一決定停課,學校立即和家長聯繫,調查多少家庭需要電子設備,學校馬上出借電子設備和充電器。
芬蘭總統更是第一個站出來呼籲科技公司捐出不用的電子設備,給基礎教育的孩子用。
緊接著,芬蘭國家教育委員會官方發文:請求公司將不必要的計算機捐贈給青少年進行遠程學習。
目標只有一個:所有芬蘭孩子可以平等接受在線教育。
此外,對於孩子是否可以使用手機上課,芬蘭國家教育委員會也做了規定。15歲以下的孩子,由監護人決定孩子是使用他們的移動設備還是家中其他設備進行遠程學習。15歲以上的人基本上可以自己決定,是使用移動設備還是家用其他設備進行遠程學習。
學習材料和設備都有了,接下來就是教師在線怎麼教。所幸,高質量的師資隊伍是芬蘭的另一大優勢,他們能相對快速地找到合適的教學方法。
第三,在線教學方法。如上所述,在應對遠程教育的教學時,芬蘭的定位並不是將教師轉變為18線的「播主」,因為那樣更多是在傳播知識。在芬蘭教育政策者看來,屏幕之外的學生能力培養才是最重要的學習內容。因而,在應對遠程教育時,芬蘭這邊更像是打了一套組合拳,從給學生自主權、組織小組合作、強化學生評估方式等等各個方面入手。出台的政策指導具體如下——
用小組合作開展在線教育,培養學生技能。芬蘭學生在一天和一周中,所在的在線小組可能會有所不同。這是因為教師用異質化分組的方式讓學生結隊:一方面鼓勵學生開展同伴學習,在群組中雲互動、共享信息、實時通話;另一方面培養學生在團隊中的溝通、協作和批判性思維能力。
用差異化教學開展在線個性教育和輔導。芬蘭教育部門繼續鼓勵教師在可能情況下,把學生的特殊需求放在日常交流、工作安排和遠程教學中。比如在線個性化輔導、獨立的作業等等。
用獨立學習的方式培養學生的自主權。在進入遠程教育的前兩周內,芬蘭並沒有急著讓教師成為「18線主播」,而是通過家校互通系統(Wilma)用文字、語音方式給學生佈置作業,讓學生適應在家獨立學習,這其實是在保護學生在學校培養出來的自主權。老師把任務發給學生,至於學生什麼時間做、用什麼方法做,學生自己可以選擇,並不是讓所有學生統一時間盯著屏幕。
用反饋和評估帶動在線教學。在芬蘭學校有個說法:「反饋是給孩子的禮物。」意思是說,在日常教學中芬蘭教師很喜歡給孩子及時反饋和過程性評價,肯定學生的優勢、鼓勵學生挑戰困難、給出改進意見。用反饋代替考試,用評估學習過程代替評價學生,這是芬蘭教育的閃光點,即使轉移線上也沒有丟掉。
另外,芬蘭政府考慮到在特殊情況面前,在線教育可能偏離《基礎教育法》中規定的課時數和教學量。所以芬蘭國家教育委員會給出的指導意見是:教學量和課時數可以減化,但是教學、學習和評估必須以課綱中設定的橫貫能力目標為導向。知識可以少學,但能力培養不能停。
以上這些做法,是要打破遠程教育「以資源為中心」開展教學,停留在蒐集、閱讀各種資料或是在不同平台切換的模式,芬蘭要做的是建立「以學生為中心」的在線教育,讓學生的聲音被聽到、讓學生主導學習內容、讓學生在合作中學習知識和能力。
不過,從頂層設計到一線教學,中間還有一道鴻溝要走。並不是所有芬蘭教師都能一開始就得心應手去應對。赫爾辛基大學教育心理學教授、芬蘭現象教學第一人科斯蒂·龍卡提醒:「芬蘭一線教師有自身優勢,也面臨挑戰。」
那我們就把鏡頭投放在芬蘭教師身上,看他們真實的線上教學。
【一線教師的在線教學現場】
赫爾辛基國際學校的科技資訊總監陳巧茵講述:「遠程學習很難以相同的方式重建學生之間以及師生之間自然發生的、寶貴的、及時的社會互動。老師們必須找到新的方法來提供及時的、具體的反饋意見,以支持學生的成長和學習。照顧學生的差異是我們教學重點之一,同時也是難點之一。要解決這些問題,遠程學習的平台選擇甚為重要。」
這個過程也是有方法的。
一是分階段性目標,循序漸進開展。
回到觀察芬蘭公立學校第一周停課,教師和學校還是處於一個慌亂的狀態,學校忙於確認所有家長的電子郵件和電話,保持資訊傳達。芬蘭教育系統獨有的全國性家校互通平台Wilma,這個時候發揮了巨大作用。它變成一個家校聯繫、學生學習進度溝通、作業指派、反饋學習情況等一站式平台。
此時,芬蘭教師們一方面要確定手邊有所有的教學資源,能夠在家工作的電子設備,也要確定每一個孩子在家是否有安靜的學習環境,穩定的網絡,所需的電子設備和家長支援。
停課第一周,基本停留在指配任務階段。芬蘭老師們透過和家長聯繫分配閱讀、數學、工作表和學習網站,也有指定戶外活動時間,美術、音樂創作、體育課都持續進行。
停課第二周,老師們各自透過個人熟悉的在線平台(比如Skype,FaceTime,Google Classroom)開始和孩子們做一對一或是小組互動。這個階段,芬蘭教師希望能更多地和學生連結,開始制定《遠程學習規範》——保持固定的作息時間,早睡早起和制定線上學習禮儀,準時上線,穿著合宜,準備好學習所需紙筆課本等。一連線,芬蘭老師是先開視頻但不開音頻,讓彼此可以看見。
停課第三周,芬蘭老師開始進行更深入的思考。希望為學生提供新的機會,讓學生以真實、有意義的方式學習。比如:
如何幫助學生處理由於緊急情況/危機而產生的煩惱、恐懼或孤立感?
作為教師,我可以幫助學生發展的最重要的知識和技能是什麼?該如何幫助學生建立自己的理解力?
這次緊急事件/危機給人們帶來了哪些真正的學習機會?這種情況給學生的好奇心和內在動力是否帶來其他新的可能性?
不同類型的學習者需要不同的支持和指導,該如何設計滿足他們需求的學習體驗?
教師如何以有意義的方式評估學生的學習情況?
最終,芬蘭老師們在熟悉學生需求和參考各大學習平台後,鎖定Teams和Zoom這兩個平台的分組功能能讓他們照顧差異,給不同小組指派不同任務、不同的討論和對話、或是大班教學。
二是抓重點,教學內容可以減半。
芬蘭老師們在制定課表時有許多考量。孩子上線時間、互動時間、思考時間、做研究時間和創作時間,統統都得考慮。教師之間達成一個共識:知識傳授部分,老師可以事先做好筆記或是短視頻,實際上線時間則鼓勵參與、社交互動和反饋。
於是在芬蘭學校內出現了兩種在線教學方案:
第一種,有些學校按照原本的課表時間上課,只是上線時間為一半,剩下一半讓孩子獨立學習。比如一節數學課45分鐘,線上學習只有20分鐘,另外25分鐘讓學生自主學習。
第二種,有些學校將所有學習移到早上,下午讓孩子和家庭自由安排。這種做法同樣是一節課只用一半時間在線教學,另外一半時間用來上另外一門課,最終實現半天上完全天的課,下午讓孩子自主學習。
各種不同做法,但是共通點是:芬蘭教育者理解遠程學習不能簡單地複製和平時一樣的學習體驗和跟隨原本的課表。老師同樣理解在家學習必然少了教師的及時指導、幫助和反饋,效率會低於學校,所以所有作業和任務都做調整、簡化。
即使一半時間線上教學,教師在線時也要盡量做到簡單、清晰,給學生時間和篇幅限制。例如,製作兩分鐘的音頻和筆記,讓學生學習自主管理時間。如果需要詳細解說,老師們通常就錄視屏解釋或是線上溝通。課表減半的另一個作用是,多出來的時間可以讓學生自主學習,讓教師開展個性化輔導和解答。
這樣屏幕兩端,一邊是學生在家上學,一邊是教師遠程辦公。那芬蘭學校管理層在抓什麼?答案是師生幸福感。
三是關注屏幕背後師生的幸福感。
教育管理者希望在動態中追蹤師生的在線教學感受和能力,進而不斷調整教學策略。一些芬蘭學校每週末會做問卷調查。請學生、家長、老師們反饋他們的工作量、情緒起伏、學習偏好和個人進度。
在這個過程中,師生的幸福感、情感起伏和社交需求得到了極大關注。
比如關注教師幸福感。芬蘭很多學校組織教師開展星期五在線咖啡(Friday Online Coffee)。忙碌了一周的教師,可以打開視頻,端起一杯咖啡,在線和同事們聊聊這一周的艱辛、挑戰或收穫,相互鼓勵、相互支持。
比如學生的社交情感化技能得到發展。在線學習無疑挑戰學校存在的必要性。為什麼要去學校?因為學習具有強烈的社交性。所以,芬蘭在線教育強調要有人、有臉,有人際互動。把學生分組,也是鼓勵他們可以在團隊中加強溝通技能、互動技能和情感化能力。
即使是不同步的學習 (asynchronous) ,老師在設計上也鼓勵互動。例如對於一個課題回答,學生除了自己作答,也要去看其他同學的解答、去評論、去給反饋。
老師在佈置作業時也要賦予同理心。合理的份量,鼓勵學生平衡螢幕前時間和線下時間,創造時間和機會讓他們和家人相處和對話。
同時,芬蘭學校繼續開展主題性課程,讓學生在做中學、在玩中學增強遠程教育的豐富性。比如家庭經濟課、手工課、音樂課、戲劇表演、體育課等繼續開展,只不過場景變成了家裡。這也表明芬蘭的遠程教育遠遠不止是上網課,對芬蘭孩子而言,在生活環境中學習、在大自然中學習早已習慣。
當然,這需要家長的支持。
【家校合作:父母不是孩子的第二位教師】
3月26日,芬蘭「停課不停學」的第二周,國家教育委員會負責人奧利·佩卡·海諾寧(Olli-Pekka Heinonen)公開表示:「沒錯,孩子遠程教育需要家長的幫助,但是家長們請注意:遠程教育不是在家上學(Home school/teaching)。希望你們不要成為孩子的第二位教師,教學和給孩子輔導仍然是教師的職責。希望你們能讓孩子自己管理自己的學習。」這便給全芬蘭的家長定調。
難道說芬蘭家長只能作為旁觀者,眼看著孩子掙扎、混亂嗎?自然不是。
芬蘭萬塔市教師撒寧·維塔寧(Sanni Virtanen)在芬蘭權威媒體《赫爾辛基日報》的文章受到了芬蘭教師和家長的廣泛認同:「遠程教育不同於家庭學校。家長們不需要懂數學、物理、英語,孩子遇到學習問題,請第一時間找教師輔導。家長一定要明確自己的角色,是在生活方面提供支持,比如跟孩子一起製作日程表,幫助他們飲食、休息、運動。」
芬蘭家長協會會長(Ulla Siimes)同樣提醒家長在新模式下千萬不要忘了身份:「教師和家長的角色劃分需要明確。組織教學的責任在老師,給孩子安全、舒適學習環境的責任在家長。」
給孩子提供健康飲食和舒適學習環境、幫助孩子合理安排學習時間和休息時間,以及督促孩子每天運動和戶外活動。這些就是芬蘭家長目前在做的。
相較於亞洲文化里鼓勵家長多參與孩子學習、多輔導孩子功課。芬蘭在做的其實是「少」,讓家長少插手教學、少插手孩子的功課管理。
芬蘭相信這種「少」一樣能收穫「多」的效果,因為一個人不可能成為另一個人的學習動機。
說到底,芬蘭中央政府「停課不停學」政策一出來後,芬蘭教育部負責頂層設計,芬蘭國家教育委員會負責部署遠程教育的具體措施,一線教師在摸索中開展線上教學,加上家長從旁協助。這是一個系統工程,也是各方各司其職、通力合作的過程。
以上也只是芬蘭中小學遠程教育的起步動作。至於最終能形成怎樣的格局,還得交給時間判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