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晚上十一點公共電視會播林美虹《新娘妝》，舞劇改編李昂小說《彩妝血祭》，很精彩的舞作。以下是去年跟編舞家林美虹的訪問。
《招魂的母親》
「要真誠的走路、用自己的經驗走路，不要刻意！要知道你力氣用在哪裡，走出來的時候，像雲朵一樣。」編舞家長髮隨意盤在頭上，一身寬大的袍子，下達指令果斷而明快，排演場上有男有女，有老有小，或者昂首闊步，或者亦步亦趨。她此次帶《新娘妝》到高雄衛武營國家藝術文化中心做亞洲首演，迴響熱烈，蔡英文總統亦到場觀賞。首演前七天，奧地利來的舞者與台灣遴選的群眾演員首次搭檔彩排。舞作改編李昂小說〈彩妝血祭〉，故事取材228，民族的傷痕被噤聲，冤屈從中文小說被改編成德國舞蹈劇場，從德國、奧地利巡演50幾場，終於回到台灣。
群眾演員捧著塑膠材質打造的石塊走位，石頭刻著「228」，他們詮釋228受難者家屬，舞者扮演受難者魂魄，親人退場後，鬼魂跳上石塊，在自己的墳上起舞，「你們現在抱石頭都還像抱保麗龍。你們不一定有228受難者家屬的回憶，但想想你們生命中失去的家人、情人和友人，有遺憾嗎？有來不及說出口的話嗎？你們要在這塊石頭找到自己失落和情感的連結，說出那一句說不出口的話，和自己和解。」說是彩排，更像是心理治療，她的口氣突然和緩下來，像媽媽哄著跌倒哭泣的小孩。
鄭南榕的女兒鄭竹梅也徵選上群眾演員，排演一開始，情感連結自然是30年前為言論自由焚身的父親，但過程中想到228受難者，便不由自主地緊抱石頭，想安慰亡靈，也被懷中石頭安慰了，「我在過程得到更多的是勇氣，一個人也許會受不了，但很多人一起難過，彼此相擁，抱頭痛哭，你知道你不孤單，面對苦難，可以靠群眾的力量走過去。」
那編舞家在創作中，自身情感的連結又是什麼？「我在找自己童年的空白和失聯。我很幸運家裡並沒有228受難者，但我在回首為什麼我對（228）這件事情一點都沒感覺？為什麼我會錯過這個我應該會很關心的題材？」
林美虹是羅東人，父親是小鎮醫生，她在家中7個小孩裡排行老6，從小學舞，「我每天都很期待車子來載我去舞蹈教室。對跳舞最早的記憶是幼稚園吧，有一次老師在試她的硬鞋，她在鏡子前跳，我在她後面模仿她跳，因為太專注，沒注意到她噠噠噠往後退，把我撞倒了。」
她10歲進蘭陽舞蹈團，是第一期學員，舞團採學姊學妹制，團員用餐，學妹要幫學姊盛飯。白天上課，晚上學舞，跳完舞還要寫隔天學校要交的作業，一邊寫，一邊打瞌睡。小小年紀不覺得苦？「因為我很愛跳舞，沒有別的念頭，當時也不覺得苦，只是後來回頭看，會覺得自己怎麼那麼奇怪呢？我完全沒有跟家人出去玩的回憶。」
16歲考取獎學金，赴羅馬國家舞蹈學院學古典芭蕾，「有時候一堂課老師會給十分鐘，讓我們做自己想要做的動作，或者給一段音樂要我們即興跳舞，那帶給我很大的快樂，我很確認編舞這條路是一生的職志。」16歲的少女出國，最初的念頭是學成歸國，可以在蘭陽教學妹，可放洋才發現世界如此遼闊，可以去闖一闖，再回首，已經44年過去了。
她刻意不在華人圈走動，儘管同胞煮的東西很好吃、和他們聊天很輕鬆，跳舞的人終日相伴的只有練舞留下大大小小的傷痛。懷念的食物不去吃就不心痛，她和故鄉唯一連結是一個禮拜一封的家書，「打電話是農曆三大節，要去市中心，去他們的電信局，排隊抽號碼牌，去一個小的電話亭講，而且要講很快，因為很貴。」出國44年，她沒有回台過一次農曆年。
當然也不是沒想過回家，24歲學成歸國之際，無意間看到碧娜．鮑許（Pina Bausch）的《家在山的那邊》，感到震動，又從羅馬跑到碧娜當系主任的德國福克旺藝術學院攻讀，「蘭陽和羅馬的訓練是技巧的，但在福克旺，他們不要你展現美的線條、不重視肌肉的伸張，而是問你想表達的是什麼，我在德國學到的是藝術家的自我表達、看待事情的角度、看待生命的方式，如何從殘缺和扭曲中看到生命力。」
1991年至今，她相繼在德國普倫歌劇院舞團、多特蒙德歌劇院舞團、達姆國家劇院舞蹈劇場，和奧地利林茲國家劇院舞團任職舞團或藝術總監。除舞蹈劇場外，她也執導歌劇、輕歌劇，甚至也挑戰過安德魯‧洛伊‧韋伯（Andrew Lloyd Webber）的音樂劇《萬世巨星》，「我不是要否認自己的東方背景，只是不希望太快被西方人貼上標籤，不希望他們只有在排《杜蘭朵公主》或《蝴蝶夫人》才想到我。」
「年輕的時候要養活自己，要追隨潮流。但跟隨潮流走，我不快樂。後來學會厚臉皮，就不管評論了，以前被批評都要難過很久，二個禮拜、一個禮拜、五個小時，後來就OK啦。有一次我在舞台正中央架一個檯子，我的孩子們跳來跳去都會撞到，他們問我說這樣做好嗎？我說我不知道，但不知道才好，不知道反而才會走出新的東西。」林美虹說。
那個舞台中央有個檯子的作品叫《天鵝之歌》，正是這個作品讓德國國家電台將她帶領的達姆劇團，與碧娜．鮑許的烏帕塔舞蹈劇場、威廉．佛賽（William Forsythe）舞團，並列德國三大現代舞劇團。《法蘭克福廣訊報》首席舞評休斯特（Wiebker Huster）讚她賦予舞蹈劇場全新的生命，並將《天鵝之歌》媲美李安的電影，認為兩者都充滿了引人入勝的影射技巧，並留下讓觀眾難忘的精采印象。
編舞家不編舞的日常生活是不聽音樂的，因為工作就是音樂，一聽音樂就會有畫面、會想去分析。她要安安靜靜地看畫、看電影、看書。睡很少，清晨似睡非睡的時刻是靈感最活躍的時刻，她從不記得做過的夢，作品就是她的夢。靈感在夢中，也在馬路上，編舞家在車站看見女孩眼睛發亮，微笑往一個男人衝過去，她便開始替她們編故事。
《新娘妝》的改編也是另一個馬路上看到的畫面，「大概十年前，我回台灣認識李昂，一群人在林森北路吃消夜，離開餐館已經很晚了，路燈白白的光芒下細細的雨絲，迎面走來一個阿婆，看不清楚她的臉，只看她拱起的背，吃力拉著一個推車，上頭是紙箱資源回收什麼的，那些物件超過她身體5、6倍以上，我不由自主地去幫她推了一把，後來，把那個意象放到《新娘妝》第二幕，受害者用門板努力地扛著受難者的大體。」
馬路上俯拾皆得的靈感是片段的色塊，但色塊變成畫，她需要獨處，需要絕對的安靜地思考，「我不寂寞，但我需要孤獨，做藝術創作，某種程度跟出家也沒什麼兩樣。」藝術創作如出家，故而編舞家的婚姻也不是尋常婚姻，她先生Bernhard Helmich是德國波昂歌劇院院長，她在奧地利，夫妻相隔600公里，每個月見個1、2面，婚齡至今29年，「我可以在他旁邊替他打點很多派對，替他廣結善緣，好好當個院長夫人，這點我做得到，但這就不是我。我們不一起工作，但我什麼樣的狀況會很疲倦，彼此是圈內人，可以互相體諒，結婚更像是結盟，是一種依存關係。」不怕他有外遇嗎？「怕的話，就不會坐在你面前了。我們都是做藝術的人，他擁有的機會，我也會有。不要忘了我也有許多漂亮的舞者。」
她有時提到舞者，都說「我的孩子們」，難道沒想到要有一個小孩？「生小孩我得對他負責，我不能送給奶媽、奶奶，懷孕得要停下來3年，需要很大的衝刺力…」編舞家突然停頓下來，「其實我曾經有過，也覺得可以離開工作崗位，但孩子沒保住，4、5個月就流掉了。」何時的事？「40歲的時候吧。」那是在《天鵝之歌》之前或者之後？「幾乎同時。」所以某種程度，劇場就是你的孩子，對嗎？
「是。」編舞家楞了一下，然後語調沒有起伏說了下去，「我們做藝術的，其實很知道怎麼去表達自己的想法和意念，但我常常在我的作品發現另一個我不認識的自己。生活中刻意被我忽略的枝枝節節、種種不順暢的地方、哽住的地方，我總是會在我的作品發現，我的失落就在這裡，我的夢就在這裡。」
至此，我們恍然明白，她在排練場那個母親一樣溫柔和安慰是從何而來。
「我是10年前才知道228是怎麼一回事，你會很訝異，你怎麼會這樣後知後覺，那像是我們在馬路上走，一個不專心，發現只要差2秒鐘你就被車撞死了，那種心情台灣話叫做『驚惶』。從認知到震撼，因為心中有痛，你想問為什麼？你想撫平那樣的痛。」
以228作為藝術創作題材，在林美虹之前，侯孝賢《悲情城市》、林懷民《家族合唱》，甚至是舞蹈家蔡瑞月都留下傳世經典作品，「我錯過了那樣的風潮，但還是很執意今年要回來，我想用藝術去碰觸台灣最深的痛，228是沒有去清洗的傷口。台灣給我的感覺是很含蓄、很壓抑，另外一方面又很暴戾，那是傷口蓋住的關係。」不是揭露、不是控訴，編舞家再次談論228，是安慰和疼惜，是虛擬的母親伸出溫暖的手把一群活生生的人聚在一起，去哀弔，去想念，安慰死去的，也安慰活著的，「我也不知道這樣講，是否有碰觸到痛處？其實你只是讓他知道，我一直都在這裡，我知道你的痛，我一直沒有忘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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